《考信录提要》
　　
　　●自序
　　（刚（顾颉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夏》、《商》、《丰镐》诸录之例，由《总目》内录出补入。）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俊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者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於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於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於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己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孤於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後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後，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於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於战国、秦、汉以後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於《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後世失其说，遂误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何”相协。後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谓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於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後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於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於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於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後，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後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於《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於《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为祭天，而谓《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後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後检阅《正义》，始知其出於《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於《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已！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刘知几《史通》云：“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梁》、《礼记》之文，非古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子罕相国，宋睦於晋，而云晋将伐守，觇其哭於阳门介夫（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壮王葬焉（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原注：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乐书仕於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齐，而云觏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後，或以後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会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几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几於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刺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馀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馀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洪景卢《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後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後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信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丛谈》所载张、杜、范、赵、欧阳、司马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处日月而纠驳之。然则虽近代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者，况於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固当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编年之史不存於今，无从一一证其舛误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喾崩之後百十余年，而世乃以为喾之子，尧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公山弗扰之畔，孔子方为司寇，听国政，佛之畔，孔子卒已数年，而世以为孔子往应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异於《开宝遗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几，景卢复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门之事，而与之上下今古也！
　　△杂说流行之故
　　自宋以前，士之读书者多，故所贵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几、景卢然也。至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应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诧於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实事之传误（以下五章，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时，後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後唐杜子美咏昭君村，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後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於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於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於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後文云，“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则是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後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汜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除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後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於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其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也。
　　△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圣人岂不乐於人之尽知，然其势必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则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无所不知者，并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之不失真！《韩文考异》，阁、杭、蜀本互相异同，石本亦有舛误。宋祁所藏《杜诗》，与行世本迥异。近者如此，远者可知。以为不知，夫亦何病。而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偶阅《谷杂记》，记苏子瞻集二事，其事虽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下虎头州”之句，虎头盖指虔也；虔与虎皆从[C065]，董德元言“虔州俗谓之虎头城”是也。注者乃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头之为虔，固其学之不广，然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可尽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记韩定辞事，见於《北梦琐言》。以《琐言》校《苏集》，则《苏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读。夫以宋人读宋人之书，时代甚近，宜无误也，然其误尚如此，况二千年以前之书，又无他书可校者乎！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後伪书。）
　　磁州故产磁器。有孙某者，仿古哥、定、汝诸窑之式造之。既成，择其佳者埋地中。逾两年，取出，市於京师、保定诸贵人家，见者莫不以为真也。由此获利十倍。州中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价视他肆昂甚，贸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给，则取他肆之物，印以杨氏之号而畀之。人咸以为美；虽出重价，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贵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实者也。郑康成，东汉名儒也，所注虽不尽是，然亦未尝尽非，而王肃百计攻之以求胜。然而公道难夺，卒不可胜。於是其徒杂取传记诸子之文，伪撰《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家语》虽有王肃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伪撰，非肃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肃说。至於隋、唐之际，复遇刘焯、孔颖达者，不学无识，妄为表章，由是郑学遂微，郑书遂亡，後之学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其贵重犹金玉也，伪作者岂能袭取其万一；乃世之学者闻其为“经”辄不敢复议，名之为“圣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过曲为之说而已，是贵人之买磁器而市贾之贩烟草也！司马迁，汉武帝时人也，而今《史记》往往述元、成时事。刘向，西汉人也，而今《列女传》有东汉人在焉。谓此二子者有前知之术乎？抑亦其书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纪》，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小人毁君子者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是其师书则尊信之，非其师书则诋讠其之，而不复问其是与非矣！是故，辨异端於战国之时最易，为其别名为杨、墨也；辨异端於两汉之世较难，而人亦或不信，为其杂入於传记也：辨异端於唐、宋以後最难，而人断断乎不之信，为其伪之圣言也。故余谓读经不必以经之故浮尊之，而但当求圣人之意；果知圣人之文之高且美，则伪者自不能乱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伪书诬古人
　　自明以来，儒者多象山、阳明，以为阳儒阴释，而罕有辨《尚书》、《家语》之伪者。然吾谓象山、阳明不过其自为说之偏，而圣人之经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见决事，然於朝廷无加损也。若伪撰经传，则圣人之言行悉为所诬而不能白，譬如权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为所潜移默转而不之觉，其所关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其後有人讼之，始知其伪。陈师道言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所伪撰，盖逸尝以草示苏明允云。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後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然亦非但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盖有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庄周，战国初年人也，而其书称陈成子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以为孔鲋所作也，而其中载孔臧以後数世之事：然则其言之不出於庄周、孔鲋明甚。古书之如是者岂可胜道，特世人轻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尝谓自汉以後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乱，实大有功於圣人之经。禹采《齐论》章句杂入於《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於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买菜求益
　　昔人有言曰：“买菜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韩昌黎文集》，李汉所订也。其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此外更无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复别订有《外集》，此何为者邪！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朱侍讲校定异同，定归於一，多所发明，有益後学。《外集》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但欲明世间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尔，殆不可解。案《外钞》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原文太繁，今节录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辈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旧，无负於古人可矣，不必求胜於古人也。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况於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乎，是岂非买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闽时，尝阅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订者，其序有云，“异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称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为厉鬼以击之！”呜呼，为人订《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齿而为是言，夫亦可以废然返矣！故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害，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於後世。其庶几不为厉鬼所击也已。
　　△《孟子》不可信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汉》之“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固尝言之。至《宫》之“荆、舒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战国之时，此风尤盛，若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之属，虚词饰说，尺水丈波，盖有不可以胜言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以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监殷，乃武王使之，而属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记者失其词，均不可知，不得尽以为实事也。盖《孟子》七篇，皆门人所记，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当日之言；既流俗传为如此，遂率笔记为如此。正如蔡氏《书传》言《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之佐，其实《史记》但称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於世俗所称，不觉其失，遂误以伯益入於《史记》文中耳。然则学者於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况於杂家小说之言，安得遽信以为实哉！
　　△传记不可合於经
　　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误
　　朱子《易本义》、《诗集传》，及《论语》、《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旧说。其偶有特见者，乃改用己说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父”句，《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篇》，《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於东征之後。及後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於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庄子犹见於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馀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贵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於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开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管仲子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之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为当於文王，不当於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於《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後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於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数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後人之学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匾於门，乃约於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於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犭旬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後，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於人，是以敝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门之事，虽沿讹踵谬，无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穷年，为无用之学者！况论高人骇，语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谤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虽然，近世以来亦未尝无究心於古者也。吾尝观洪景卢所跋赵明诚《金石录》及黄长睿《东观馀论》，未尝不叹古人之学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盘盂之微，一杯勺之细，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汉也。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赝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於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
　　●卷下
　　○总目
　　△考辨古书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时，有与其从兄子讼析赀者，几二十年不决。赵善坚以属张氵昊。讼者云：“绍兴十三年，从兄尝鬻祖产，得银帛楮券若干，悉辇而商；且书约，期他日复置如初。”氵昊曰：“绍兴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应十三年汝家已预有若干；汝约伪矣！”由是其讼遂决。此岂非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时，宜其不长於吏事矣，然乃精於听讼若此，何哉？考古之与听讼，固一理也。是故《易传》之述包羲，帝而称王（唐、虞以前无称“王天下”者，说见《补上古录》中），《蔡传》之引《史记》，益而加伯（《史记》以前称益，未有加以伯者，说见《唐虞录》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觉也。《传》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云“皆古书名”，及《伪书序》既出，而《林注》遂历历数之：无他，文必因乎其时故也。所以汉人好谈谶纬，则所撰之《泰誓》，“乌流”、“火覆”，祥瑞先呈；晋人喜尚排偶，则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对待独巧。誓诰不及二帝，而《伪古文书》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诅不及三王，而《吕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经》，以隋人而避唐讳。是知伪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览，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正如绍兴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当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难考而得之，乃历二十年而讼不决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战国时之躔度，少通历法者皆能辨之，而《伪周书》有之，人遂以此为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於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於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於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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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上古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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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少、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後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後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於《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少与太、炎帝均列於《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为刘歆所误，而以炎帝、太为即羲、农，故独取少以代黄帝而为五，然则《序》之出於刘歆以後而非安国所撰明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後；《周官》後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减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以各据传注，互相诋讠其。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见於传者次第列之，而绝不以三五约其数焉。“五德”之谬，三皇、女娲、炎帝、太之误，说并见後篇中。
　　○开辟之初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宋邵尧夫作《皇极经世书》，谓“天地之一终始为一元，元十二会，会各万八百年。天开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尧、舜当巳、午会之间。自会而下，为运，为世，为年，为月，为日，为时，皆以十二与三十递乘之。”後之儒者奉为玉律，莫有异辞矣。余独以为不然。夫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以其有礼义也。夫妇之道，自生民之初而已然矣。有夫妇於是乎有父子，有父子於是乎有君臣，有君臣於是乎有书契、政事、宫室、粒食、冠裳、葬埋之制。此数者，皆人道之不可废者，而皆始於羲、农以後，然则羲、农之上距开之初，固无几时也。若如《经世书》之言，则是生民仅有九会，而前四会之人养生送死初无以大异於禽兽，及其稍知礼义而天地之化已将半矣，岂不诬哉！日三十而为月，月十二而为岁，其偶然者耳，然且有朔虚，有闰馀，不能齐也。至於三十年为一世以父子相继之岁约略计之耳，日有十二时，历家随意分之以辨刻漏耳，非如日之有出入，月之有朔望，为一终始而不可增减者也。《春秋传》云“日有十时”，今又分时为二十四，时岂有定数乎！今因是二者之偶同，遂皆以此两数乘之，其亦凿矣！且历法十九年而闰馀一终始，二万数千馀年而岁差一终始，与元、会、运、世之说皆不合，则《经世书》之不足信也明矣。曰：尧、舜不为中天，然则何以独盛？曰：物之良者，皆於其朔，不於其中也。是故，日莫良於旦，岁莫良於春，人莫良於孺子。尧、舜之时其犹平旦乎！是天地清明之候也。自尧、舜以後，生聚之蕃，文物之盛未必不过於昔，而其气益昏而杂，其治益卑而淆，犹之自春徂夏，物生日众而毒螫亦日多，自少及庄，人知日开而变诈亦日甚也。是故，西汉之午在孝武，而孝文则其平旦也；李唐之午在天宝，而贞观则其平旦也。故孟子亦以平旦之气为性善之验。吾故曰：“羲、农之上距开辟之初固无几时”也。
　　【补】“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朋男女，然後有夫妇。有夫妇，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传》）
　　【存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嘬之；其颡有Г，睨而不视。夫Г也，非为人Г，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艹累}里而掩之。”（《孟子》）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言上古者之所始也。《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流讫当黄帝时。《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春秋纬》以下，并本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采文。）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後，必也。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後人何由知之？且其历年如此之久，圣人为天子者如此之多，其间名臣、贤相哲人、知士，且不知凡几，必无至於羲、农之世而书契犹未兴，生者犹无衣服，死者犹无棺椁之理也。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诸家遂上溯於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後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後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又按：《史记》邹衍始为闳大不经之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终始，治各有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赤县神州者九，有裨海环之，莫能相通；如此又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然则其说本出於衍而後世学者又各以其意增饰之耳。当衍之时，列国分争，疆理不远，故莫能穷其妄。自隋、唐以降，征伐所及，海贾所通，至於夜不能熟羊胛，目可以尽南极，何尝有所谓“裨海九区、天地之际”者！衍言之妄，居可睹矣。则其所谓“天地剖判、五德转移”者，亦如是而已矣。鸣呼，《史记》犹以其言为不经，奈何後人自命为儒学者反取之以补经之缺乎！故余於包羲氏之前，但取《易序卦传》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葬亲之语，以见太古之大凡。其馀三皇、十纪之说概不载也。
　　○包牺氏
　　包牺，一作伏羲，一作庖羲，一作宓羲。今《传》既作包牺，当从之。包牺非太，说见後《炎帝》、《太》篇中。
　　【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按唐、虞以前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
　　△驳龙马负图之说
　　朱子《论语集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余求其所本，经传皆无之。《书》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易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皆未言为龙马所负，亦不言圣人为谁何也。《春秋传》、《史记》皆不及伏羲时事，无可证其真伪者。惟《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八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以《河图》为《八卦》，而皆不言所本何书。（《书孔传》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之语，此系後人伪撰，故不引。）孔氏颖达《周易正义》云：《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又云：“《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龙马负图之事乃出纬书而孔、刘采之者。纬书者，异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为而信之哉？且如纬书之言，则《河图》、《洛书》同出於伏羲之世；而孔、刘乃以《八卦》、《九畴》分属之，尤不可解。不知後儒何以皆用之也？《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不言则《河图》以为卦也。使画卦果本於《河图》，则此乃当时大事，千古异祥，《传》当特举之，何得概等诸鸟兽之文而已乎！孔氏颖达固已疑及於此，但以前人旧说不敢驳证，乃为扶同迁就之词，以为《易》理宽宏，何妨更法《河图》，亦可谓游移而失据矣！《外纪》又谓伏羲氏有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纪官，盖见《补本纪》有龙瑞之文，因附会之以为巧合。不知以龙名官者乃太，非伏羲也，见其诬而已矣！故今於伏羲氏不载龙马负图之事。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余惟孔子之言是从焉耳。
　　【补】“作结绳而为纲罟，以佃以渔。”（同上。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後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书，後人亦无由知其所由作，故称盖焉──盖者，疑词也。今并删之，後不复注。）
　　△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
　　《补三皇本纪》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余按《易大传》文，易结绳以书契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必起於黄帝以来明矣；谓造於伏羲氏，乃《伪书孔安国序》文，此序晋以後人所撰，前人辨之详矣。至以俪皮为礼，经传亦无文；惟谯周《古史考》言之，不足信。故并不载。
　　△驳伏羲氏为六甲之说
　　《外纪》称伏羲氏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又称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十干，十二枝，相配以名日。夫伏羲氏既造六甲矣，又何待於黄帝之作之？此盖所传异词而两采之，故致自相矛盾。要之，谓黄帝时为近。故今不载於此。
　　△燧人等十七氏有无不可知
　　世传上古之天子，有燧人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谯周《古史考》以燧人备三皇，谓在庖羲之前。《补三皇本纪》则本《春秋纬》，以女娲备三皇而谓在庖羲之後。至於大庭以下十有五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并在庖羲之後，《补三皇本纪》则据《三五历》而以为并在庖羲之前，其说纷纷不一。余按《春秋传》、《国语》最好称引上古事，然亦但述黄、炎以後，未有称羲、农者也；独《易传》以《易》故，言及於羲、农耳。《孟子》书中，有许行为神农之言，而《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言皆当在战国以後。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之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於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惟“大庭氏之库”见於《春秋传》，“女娲氏之笙簧”见於《明堂位》；然府库之兴当在唐、ね以後，况库犹存於春秋时，世之相隔亦必不远，而《明堂位》亦战国後之书，且序女娲於垂叔之後，未见其必为上古也。推此而求，则彼十五氏者，纵使果有其人，亦必非黄帝以前之天子矣。《补本纪》乃据《管子》，谓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首有无怀氏；不知《管子》乃後人所伪撰，而封禅亦汉儒之邪说，彼固采战国时异端小说之言而附会之者，又乌足为据也哉！且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犹误以为庖羲、神农，而列之於黄帝之前，况彼十五氏者，传记之所不言，又恶知其果有与无，果在庖羲之前与其後乎！故今十七氏者皆不载。
　　○神农氏
　　△烈山氏非神农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余按《左传》称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若《礼记祭法》之文乃采之《国语》者，《国语》记上古事率荒唐，此盖亦想当然之词，不足以为据也。古者“烈”、“厉”同音，《祭法》之厉山乃传写之误，亦非有两号也。郑氏以神农制耒耜，遂以神农当之，而云“厉山，神农所起”，小司马氏从而采之，误矣！杜氏《左传注》云：“烈山氏，神农氏诸侯。”较郑氏为近理。然《左传》、《国语》皆未有称及黄帝以前者，亦未敢必其然，故今并不载。神农非炎帝，说见後《炎帝条》下。
　　【补】“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上）
　　△驳神农氏重八卦，作蜡祭、鞭草木之说
　　《补本纪》称：“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余按：《易大传》言包牺作《八卦》、纲罟，至神农氏则但言其为耒耨、市易，初无一言及於重卦者。果有此事，曷为连类及之而独遗之乎！康成之徒因《传》文内有取诸《益》与《噬嗑》之语，遂臆度而附会之，以为神农所重，谬矣！《传》特泛言其理，何尝以为伏羲时止有三画之离，神农时乃有六画之《噬嗑》哉！《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今移之神农时，於经传亦未有确据，盖亦以为耒耜故臆之耳。至以赭鞭草木，乃方士荒唐之说，尤为不经。故并不取。
　　△驳神农氏作《本草》之说
　　世传神农始为《本草》（今所谓《本经者》），《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外纪》因之，遂谓炎帝尝药，一日遇七十毒，遂作方书以疗民疾。所谓炎帝，乃沿《补本纪》之误，意即谓神农也。余按书契始於黄帝以後，然犹未有篇策，神农之世安得有策书乎！且《本草》文浅陋，多用後世地名，少有识者自能辨之。《补本纪》谓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此或然耳；然传记皆无文，而後世方技之士多之古圣人者，难以征信。故今阙之。
　　【备览】“神农伐补遂。”（《战国策》）
　　【存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老师与民并耕而食，饔食而治。’……又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市，莫之或欺。’”（《孟子》）
　　△驳神农氏八世五百馀年之说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立一百二十年，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谖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纲目前编》云：“神农在位百四十年，子临魁八十年；临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来四十八年；来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孙榆罔五十五年”此说世皆信以为然。余按：《易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夫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不曰包牺、神农氏亡，而曰包牺、神农氏没，则是二帝既没，其子孙即不复嗣为帝也，乌有所谓八世五百馀年者哉！且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後之人何从而知之？《补本纪》以榆罔为神农曾孙，则榆罔之後尚当有五世，而《纲目前编》即以榆罔为第八世，其年数亦不符，然则二家之说已自不合，学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
　　△古之天子无禅无继
　　且唐、虞以前初未尝有继世为天子之事也：有圣人者出，则天下尊之为帝，圣人者没则已耳，其子孙皆不嗣为帝也；又有圣人者出，然後天下之又尊之；无所为继，亦无所为禅也。自唐、虞而後有禅，自夏、殷而後有继，故孔子曰：“唐、虞禅；夏後、殷、周继。”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齐桓之霸也仅一世，而晋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继霸而遂谓其前之亦继霸也。晋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间有父子皆为卿者，而初不袭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厉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会老而子亦燮继之，而卿遂为世及；鲁、郑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继卿而遂谓其初之亦继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故今於诸家所载神农以後诸帝概削之不录焉。呜呼，後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於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为继世有天下自羲、农已然，故於虞、夏授受之际妄以己意揣度，以致异说纷然而失圣人之真。故余於神农之世先发其端。学者知唐、虞以前原无禅继，然後尧、舜、禹、启相承之事可得而论。说并详後《通考》及《尧》、《舜》、《禹》、《启》篇中。
　　△引柳宗元文驳包牺、女娲、神农蛇身牛首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女娲氏皆蛇身人首，神农氏人身牛首。余按：唐柳子厚《观八骏图说》辨此甚明，今载其文於左。惟其所引书，以牛首为伏羲，与此小异；要之其诬则一，亦不足分别也。
　　【柳子厚《观八骏图说》】“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後之好事者为之图，观其状甚怪，咸若骞，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故传伏羲曰牛首，女娲曰其形类蛇，孔子如亻其头，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草饮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亻其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
　　△驳包牺、神农作瑟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余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牺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牺、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盛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後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
　　△驳《连山》、《归藏》为羲、农时书说
　　《周官太卜》，有《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孔颖达云：“神农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曰归藏氏。”余按：《易传》言《易》详矣，《春秋传》亦多说《易》者，然皆未有《连山》、《归藏》之名。《周官》乃後人所撰，其然否未可知也。即使果然，亦当出於後世，郑氏以为夏、殷者，或有之；若羲、农之世，则未有篇策，安得有文字传於後世哉！至因康成以厉山为神农之误，而并《连山》之名归之，则尤谬矣！故今不取。
　　○黄帝氏
　　△辨黄帝姓名之谬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又云：“黄帝为有熊氏。”按《国语》云黄帝姓姬，且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大戴记》云：“黄帝曰轩辕。”又曰：“黄帝居轩辕之邱。”其意盖谓因所居以为号耳，非谓轩辕为黄帝名也。有熊之称亦不见於传记，《本纪》乃以轩辕为名而号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谓轩辕为号，似矣，而谓因始有轩冕之故，则亦出於臆度而已。又《大戴记》、《史记》皆以黄帝为少典子，盖本之《国语》；然《国语》本不足据，故今并阙之。说并见後《战於阪泉条》下。
　　【补】“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易系辞下传》）
　　【备览】“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
　　△《大戴记》称黄帝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或作“慧”，《史记》作“询”）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史记》作“战”），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此八字，《史记》作“淳化鸟兽虫蛾”），历离（《史记》作“旁罗”）日月星辰，极田（《史记》作“水波”）土石金玉，劳（《史记》“劳”下有“勤”字）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余按：“神灵”五句乃後人想像推崇之词，圣人大抵如是，非独黄帝然也。而“齐”、“敦敏”、“聪明”，亦初无先後可分。“死生”、“存亡”数语颇类杨氏（即所谓黄老家）。“时播”以下文多难解，不如《史记》之文明顺：不知《戴记》之文久而讹邪？抑司马氏润色之邪？要之皆系肤阔之辞，初无可指事实，且文亦卑弱，与《尧典》、《皋陶谟》首节大不类，显为後人所撰，故并不录。
　　【补】“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驳黄帝举四相之说
　　《本纪》云：“黄帝举风後、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汉书艺文志》叙兵书，有《风後》十三篇、《力牧》十五篇。《世纪》遂从而附会之，言“黄帝梦风吹，尘垢皆去；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曰：“天下岂有姓风名後，姓力名牧者哉？”於是求而得之，以为将相。”余按黄、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见於传者，则四人恐亦後人之言。纵使有之，而其时未有典册，则兵法非其所著明矣。後者，君也，风後盖谓风国之君。古未有姓名连称者，乌得以“风”、“力”为姓，而“後”、“牧”为名也哉！至垢去土为後，人驱羊为牧，此特後世之谜语耳，稍知文学者耻言之。而《纲目前编》、《广舆记》皆从而采之，嘻，亦异矣！今一概不录。
　　△驳黄帝制十二律之说
　　世之言律者云：“律有十二，六为律，六为吕。黄帝使伶伦采竹於解谷，雄声六，雌声六以应十二月数，曰黄钟，曰大吕，曰大蔟，曰夹钟，曰姑洗，曰仲吕，曰蕤宾，曰林钟，曰夷则，曰南吕，曰无射，曰应钟。”余按：律之见於经传者莫先於“典”、“谟”；然《皋陶谟》但云六律，不言为十二也。《春秋传》云：“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孟子云：“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无云十二律者。如果律有十二，不当咸称为六；果有六律六吕，亦不当皆举律而遗吕也。惟《国语》载伶州鸠言，六律之外复有六间，自大吕至应钟云云，然亦未尝与黄钟等平列为十二也。自《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强相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而刘歆、班固等递述之，非古也。《国语》之文固已多所附会，至《吕氏春秋》所采乃邹衍阴阳家之言耳。学者不信经传之文，而闻异端之说则喜道之，甚哉其可异也！又按：大吕、姑洗、无射，皆古钟名；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其名虽不见於经传，然皆名之为钟，则亦本钟名也。谓其以律名名钟乎，当钟未铸之时，何由预知後世之以名钟，而先以夹钟、应钟名之？盖古六律之名本不可考，後人因某钟之声近於某律，遂取钟名以名之耳，非黄帝所制也。且十二律果制於黄帝，伶州鸠何不述之，而但泛称为“古之神瞽”乎？由是言之，黄钟、大吕之名皆起於春秋、战国以後，尚未知其与舜之六律果相应否，况於其度之长短广狭有何确据，而乃苦争之於九分十分之异，亦惑矣！刘歆岂圣人与，何以後之学者奉歆之说如奉圣人言也！
　　【附录】“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备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炎帝非兄弟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余按：《春秋传》云：“黄帝以氏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观其文义，乃二帝各自为国，各自为代，非兄弟也。《易传》云：“神农氏殁，黄帝、尧、舜氏作。”又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是黄帝、圣人也，炎帝虽不可知，然在上古而为人所归，则亦贤人也：果圣贤与，必无同胞兄弟而用师以相攻伐之理，且所谓异德者果何哉？舜之与象，周公之与管叔，皆不异姓也。如之何其可以德异而并姓异之乎！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於古之圣人，正如齐东野人之语谓尧北面而朝舜者，後人奈何遽从而信之邪！故今并不从。说并见後条及《炎帝篇》中。
　　【附录】“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书吕刑》）
　　【备览】“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战国策》）
　　【备览】“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驳黄帝传兵法之说
　　《汉书艺文志》叙兵法，有《黄帝》十六篇，《图》二卷。马镐《中华古今注》引《河图》文云：“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天遣元女授黄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余按：《易大传》文，书契之兴，弓矢之作，皆在黄帝以降，黄帝之时安得有兵书及图传於後世哉！此乃战国之时权谋之士所作，伪之黄帝耳。至於兽身、人语，元女授法，语尤不经。盖唐以前人多好怪，见此等语以为新奇，辄采之以入书，而不知其惑世为甚大也。故今并论之。
　　△驳黄帝作指南车及华盖之说
　　《古今注》云：“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又云：“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气，金枝玉叶，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余按：《易大传》文，“服牛乘马”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黄帝时尚未必有车也。纵使有之，制车之始亦岂遂能工巧如是！至於华盖之作，文饰益盛，尤非上古俭朴之风。盖皆後人之所称，故今不录。
　　【存参】“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鲁语》）
　　此语虽未必确实，然尚无大谬，姑列之存参。
　　△驳黄帝巡游封禅之说
　　《本纪》云：“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鸡头；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又云：“置左右大监，监於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余按：此皆战国、秦、汉之间方士异端所述，所谓黄老家言、阴阳家言是也。盖既其术於黄帝，因伪撰黄帝之事以实之耳。尧自举舜以前，其事尚不可详考，况黄帝踪迹之所至乎！故今不录。
　　△驳黄帝作《素问》、《灵枢》之说
　　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或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若《庄子》书称黄帝问道於广成子之类）。余按：黄帝之时尚无史册，安得有书传於後世；且其语多浅近，显为战国、秦、汉间人所撰。盖战国时杨、墨之徒欲绌尧、舜，故称尧、舜以前之黄帝以驾乎其上；而工於艺术者亦欲藉古圣人之名以取重於世，因假之以为言耳。此类甚多，不足缕辨，亦不胜缕辨也。姑举其略，以例其馀。
　　△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
　　《晋语》云：“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渔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阳与仓林氏同於黄帝，故皆为姬姓。”後之言姓者多宗之。余按：上古之时，人情朴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锡土而遂赐之，所以《禹贡》有“锡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赐之以姓也，安有同父而异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则所由生者无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见於《传》者，姬、祁、己、任、吉，五姓而已，然皆相为昏姻。後稷取於吉，王季取於任，春秋时晋之栾与祁昏，鲁之孟与己昏，而姬、刘、祁、范乃世为昏姻，皆无讥者。果同祖也，可为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为昏，则吴之孟子何讥焉？《春秋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又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观其文，皆似古帝王之孙世守其姓而不改者。唯虞後本姚姓，而陈乃妫姓，故晋史赵以为周之所赐，盖偶然之事。时或有他故焉；要之，妫犹姚耳，非姚与妫之遂可以相为昏也。自《国语》始有一人子孙分为数姓之说，而《大戴记》从而衍之，《史记》又从而采之，遂谓唐、ね、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乱杂而失其真矣！然则是诬古圣而惑後儒者，皆《国语》为之滥觞也。且前既云“青阳与夷鼓为己姓”，後又云“青阳与仓林为姬姓”，是青阳一人而有两姓矣！此文既云“黄帝之子青阳，夷鼓皆为己姓”，《郑语》又云“祝融之後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是己一姓而又有两祖矣！其自相矛盾如是，乌可为信哉！《晋语》此文，本因文公之纳怀嬴而为之掩饰者，是以其情诬而不忌，其辞游而自穷。纵令果出胥臣，亦不足以为据，况後人之所伪乎！而世之学者乃皆相沿，以为受姓之原固然，亦可异矣！故今并不取。说并见前条下。
　　△引王充书驳黄帝骑龙上天之说
　　《史记封禅书》称：“齐人公孙卿有札书，言黄帝仙登於天，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王充《论衡》尝辨其谬，今录於左：
　　【《论衡道虚篇》】“世称尧若腊，舜若居，心愁忧苦，形体羸癯。使黄帝致太平乎，则其形体宜如尧、舜；尧、舜不得道，黄帝升天，非其实也。使黄帝废事修道，则心意调和，形体肥劲，是与尧、舜异也，异则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实也。五帝三王皆有圣德之优者，黄帝不在上焉。如圣人皆仙，仙者非独黄帝；如圣人不仙，黄帝何为独仙？世见黄帝好方术，方术，仙者之业，则谓帝仙矣；又见鼎湖之名，则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而龙垂胡髯迎黄帝矣──是与说会稽之山无以异也。夫山名曰会稽，即云“夏禹巡狩，会稽於此山上，故曰会稽。”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稽之事，犹无铸鼎，龙垂胡髯之实也。里名胜母，可谓实有子胜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谓民朝起者歌乎？”
　　余按：黄帝升天之说本不足辨，司马氏载之，正以见其荒谬耳。王氏以为非实，是矣。然言“黄帝好方术”，则尤惑於世之邪说而未之察也。上古原无方术，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岂至为方士之所欺哉！世之言神仙者多之於黄帝、老子，类此者非一，而文学之士亦有采之入书者。恐其久而惑世，故录此篇以例其馀。
　　●卷下
　　○炎帝氏
　　△炎帝非神农氏
　　《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包羲氏，後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易传》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是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也。《春秋传》曰：“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是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也。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在黄帝之後，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其後又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於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战国策》曰：“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亦列神农於黄帝前而不云炎帝。《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於黄帝後而不云神农。《春秋传》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与《国语》“炎帝姜姓”之说合，皆云炎帝，不云神农。《孟子》书有许行者，为神农之言，并耕同贾之说语虽不经，然亦因神农有作耒耜，为市廛之二事故之，亦云神农，不云炎帝。盖自《史记》以前，未有言庖羲风姓为龙师，神农姜姓为火师者；亦未有言太画《八卦》，作纲罟，炎帝制耒耜，为市廛者。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自战国以後，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太为木，为春，炎帝为火，为夏，少为金，为秋，颛顼为水，为冬，黄帝为土，为中央；然亦但言其德各有所主，不谓太先於炎帝，炎帝先於黄帝也。宣、元以後，谶纬之学日盛，刘歆不考其详，遂以五行相生之序为五帝先後之序，而太遂反前於炎帝，炎帝遂反前於黄帝矣！然考之《易传》，前乎黄帝者为庖羲、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其世次又不合。於是不得已，谓太即庖羲氏，炎帝即神农氏，而《春秋传》文为逆数：谓少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故先言黄帝，上及太也。呜呼，有是文理也哉！《传》云：“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又云：“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此皆由今溯昔，然且不用逆数，况於泛举古帝王之沿革，乃反无故而逆数耶！杜氏不察其谬，乃用歆说以释《左传》，固已误矣。而小司马《史记索隐》释《封禅书》非惟不斥其诬，反欲曲全歆说，谓：“神农後子孙亦称炎帝，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岂黄帝与神农身战乎！”夫神农果即炎帝，其子孙对黄帝而言，称炎帝，犹可也，继神农之後而别之曰炎帝，可乎！且封禅十二家皆易姓受命者，《史记》，《诗传》之文甚明，若炎帝为神农子孙，则是十一家，非十二家矣。或云：谯周《古史考》即以神农，炎帝为两人，与《史记》同；惜余未得见其书也。由是言之，误刘歆，班固者，《吕纪月令》；而误杜预，司马贞者，歆与固也。自是以後，学者益以口耳相传，而黄、炎之世次历二千年遂无复有正之者矣！曰然则《史记》黄帝之後何以不列炎帝、太？曰：《史记》亦不列少，不但太，炎帝也，将亦谓少在黄帝之前乎！盖迁之叙五帝本之《大戴记》（记虽删於《大戴》，而书实在迁前），而《记》本之《鲁语》，然《鲁语》但举其有功者言之，实未尝有五帝之名，亦不谓其间不得复有帝也。若《月令》之五帝，则本之《春秋传》，然《传》实亦未有五帝之说。大抵後人之说皆沿之古人而附会之，以致浸失其意。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太之为庖羲、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後始有之。学者当取信於古传记，不必斤斤焉执异端谶纬之说，後儒附会之言以自益其惑也！
　　【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与黄帝同时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韦昭《国语》解云：“神农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小司马《索隐》又云：“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凡隔八帝五百馀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馀年而始代炎帝後为天子乎！”後之纂古史者咸以其言为然。余按：《国语》所云“生”者，本谓一父一母所生，文甚明也。幼同生而长不同德，故曰“成而异德。”如韦氏之说，是与炎帝同生者乃黄帝之远祖？与黄帝用师者乃炎帝之耳孙，则所谓“成而异德”者，其祖乎？其孙乎？如小司马之说，是生炎帝者一少典氏，生黄帝者一少典氏，则所谓娶於有乔氏者，炎帝之父乎？黄帝之父乎？於文皆不通矣！况炎帝既在黄帝前数百年，则当先言炎帝，不当每文皆先言黄帝也。盖二家之失，在误信刘歆，班固之言以炎帝为神农，是以世代不符；虽委曲以为解，卒辗转而不通。若但据《左传》、《史记》文，则炎帝承黄帝自可同时，不必曲为之说也。然《国语》之文本亦出於附会，故今并不载。说已详前《黄帝篇》中。
　　【备考】“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左传》）
　　△姜姓所自出
　　按：《左传》原姜姓者二：一，此文，以为炎帝之後；一，庄二十三年，以为太岳之後。或太岳即出於炎帝与？其说犹可通也。《国语》原姜姓者三：一，《晋语》谓炎帝姓姜，与此文合。一，《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船⒄姜，盖即《传》之太岳。但炎帝即姓姜，则非至四岳而始赐姓；共工承炎帝後而改制度，则非出於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误也。一，《郑语》谓姜为伯夷之後。伯夷与四岳比肩事舜，齐一国安得祖两人乎！大抵《国语》所述姓氏皆不足据。窃意《左传》犹近古，故列之以备考。
　　○共工氏
　　△共工世次
　　《汉书律历志》列共工於神农之前。余按：《春秋传》，共工在黄、炎後，其文甚明；刘歆泥於《吕纪》五德之说，误以《传》为逆数，遂以炎帝为神农，太为伏羲，因致失共工之世次耳。今既据《传》文正其失，则共工固当次之於此。说已详前《炎帝篇》中。
　　【补】“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
　　△驳触山补天之说
　　《鲁语》云：“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补本纪》云：“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余按：共工氏之为帝为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传》推之，则与黄、炎、二固未有差别也。不知《国语》有所传耶？抑以共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大抵《国语》之文附会者多，“後土”本非人名，乃不云其子曰勾龙，而云其子曰後土，基舛如是，固不可为据也。所称“虞於湛乐”云者，或其子孙之事亦未可知。“少之衰，九黎乱德”，“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楚语》、《史记》并有是言，则於共工亦何怪焉。故姑存之於此。至於“触山”、“补天”之说，本之《淮南子》，《淮南》又因《楚辞》之文而附会之者。《楚辞》、《淮南》本皆荒唐之数，不可为实。而《楚辞》但言地倾，初无触山补天之说，亦绝不言为共工也。头能触山而使之崩，山能倾天地而使之缺折，则鲁阳之挥日，愚公之移山，真可谓平平无奇矣！小司马乃信以为实而载之史，吾恐千百年後将有采稗官小说以补正史之缺者。况祝融乃颛顼之裔，安得越千百年之前而与共工战乎！大抵唐人好奇而轻信，不辨黑白而一概取之，率皆如是，亦不足尽辨也。
　　○太氏
　　太或作太昊。按《春秋传》作太，《传》文近古，或当不误，今从之。
　　【补】“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陈，太之虚也。”（并《左传》）
　　△太非包羲氏
　　《汉书律历志》以《春秋传》之太氏为即《易传》之包羲氏；患其世次不合，遂以《春秋传》文为逆数。余按：《传》文如果逆数，则当由少以至极前之包羲：乃由黄帝逆数以至包羲，而忽以极後之少承之，文理尚可通乎！且太、少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名？而太纪官为龙，少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氏固当继太而帝，《左传》非逆数，太非包羲矣。又按：《春秋传》，太之後曰任、宿、须句、颛臾，其虚在陈；少之後曰郯，其虚在鲁；颛顼之後曰陈，其虚在卫；而黄、炎、共工三代惟炎帝之後见於《传》，至其虚则皆无闻焉，岂非以近者易考而远者难详乎！《国语》虽尝述黄帝、共工之後，然其文殊乖舛，不足据。然则郯子所言之世次，其非逆数亦明矣。故今列太氏於共工之後，从《左传》也。馀并见前《炎帝篇》中。
　　○少氏
　　△金天氏非少
　　《汉书律历志》云：“少号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见於《春秋传》，但云“裔子为玄冥师”而已，未言为少也。刘歆盖以《月令》秋帝少秋於行为金，故谓金天氏为少耳。不知五德之说本邹衍之妄谈；且颛顼不取号於水，宁少必取号於金乎！少氏之子虽尝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玄冥一官亦不必少氏之子孙而後可为也；故今宁阙之。说并详前黄帝以下诸帝篇中。，或作昊；今从《左传》作，已详前篇。
　　【补】“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并《左传》）
　　【补】“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传》）
　　△《大戴记》之青阳、玄嚣俱非少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又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昌意降居若水。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为黄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记》之文本难征信，然《大戴》云“青阳降居氵氐水”，是明谓青阳不为天子矣。《史记》云：“自玄嚣与乔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是亦谓玄嚣不为天子矣。青阳、玄嚣皆不为天子，恶得以为少氏也哉！且以挚为少子孙之名，则当凤鸟未至之前，将以何者名其官乎？盖此皆缘刘歆误以《春秋传》郯子之言为逆数，而炎帝、共工、太皆在黄帝前，至少则不可复谓其在太前，而《大戴》、《史记》又皆无少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阳耳。不知四代实皆在黄帝後，《史记》自沿《大戴》之文以颛顼直继黄帝而遗之，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然《史记》以玄嚣为青阳，亦非《大戴》本文之意。盖其前文云“黄帝产玄嚣，产昌意”者，乃因叙高阳、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谓黄帝止有此二子也。後文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并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马氏见其前有玄嚣而无青阳，後有青阳而无玄嚣，遂妄意为一人，误矣！又《国语》以青阳为方雷氏之甥，亦与《大戴》文异。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说尤荒唐，皆由於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後之人又震於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故今并不取。
　　○颛顼氏
　　△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唯《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之为愈也！
　　【补】“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颛顼之族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并《左传》）
　　△《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励。”余按：“洪渊”、“疏通”二语乃贤哲之常事；“养材”、“履时”二语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历离日月星辰，时播百草木”等事也。其馀云云，亦皆古贤帝王通用之言，非有事实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为後人所撰甚明，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篇》中。
　　○帝喾氏
　　△《国语》始称喾
　　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记》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唯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说并见前《颛顼篇中》。
　　【补】“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周语》）
　　△《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德；仁而威，惠而信，取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余按：此所称“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者，即黄帝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者，即黄帝之“成而聪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即颛顼之“洁诚以祭祀”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者，即颛顼之“日月所照，莫不励也。”“顺天之义，取地之财”者，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颛顼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也。盖撰此文者亦苦於无可言，故少窜易其词，而实仍即前之所云云也。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颛顼》篇中。
　　○黄帝以後诸帝通考
　　《传》文有不能详其世代者，统录於此。
　　【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传》）
　　【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补】“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补】“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补】“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并同上）
　　△引欧阳修文《大戴记帝系篇》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帝辛，是为帝喾。帝喾产稷；产契；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其後司马迁之《五帝本纪》、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并因之。世之学者莫不信之。至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及《後序》始其谬。今载其文於左：
　　【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而後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述《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於《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於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唯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已。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於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於《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於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呜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业见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论著之矣；其久远难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为圣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永叔《後序》】“予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世纪之失，犹谓文、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其谬较然不疑，而尧、舜、禹之世相去不远，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复以《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诸书参考其寿数长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据《书》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百岁。尧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二年乃使摄政，时舜年三十；居试摄通三十年，而尧崩。舜服尧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当尧得舜之时，尧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则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舜居试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寿百年，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已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於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颛顼、尧、舜皆不出於黄帝
　　余按：《春秋传》：“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夫自黄帝以至颛顼，中间四五代而各有制作，不相沿袭，则颛顼与喾之上距黄帝也远矣，乌得以颛顼为黄帝之孙而喾为黄帝之曾孙也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高辛，高阳之子孙至於尧时已各有分族而传数世，则高辛、高阳之下逮尧也又远矣，乌得以尧为高辛之子而高阳之从孙也哉！《书》云：“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孟子》云：“尧之於舜也，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夫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同高祖以下，其亲属尤近，果如《大戴》所记，尧与舜之高祖为同高祖昆弟，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纵使上古之时礼制未详，然使尧、舜而非圣人也则可，尧、舜而皆圣人也，必不为是乱伦渎礼之事明矣！且不告而娶，万章犹疑之，孟子犹数辨释之，若以近属而为姻婚，其所关者更大，何得万章、孟子反皆不置一言？至其世数之参差，则欧阳子已言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乌得谓尧、舜、禹之同出於黄帝也哉！惟舜出於颛顼，《春秋传》尝言之，而其名亦不符。然於陈言舜而但及於颛顼，不及於黄帝，则是以颛顼为不出於黄帝也。於陈言舜而必及於颛顼，於范氏言陶唐而不及於黄帝，则是亦不以尧为出於黄帝也。至《国语》始好牵连数姓以为同出一祖，固已诬矣，然其所称黄帝之後十二姓者，有祁而无姚，有姬而无子、姒、则是犹未以唐、虞、三代为皆出於黄帝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尤好为大言：以儒者之称尧、舜而述孔子也，乃称黄帝以求加於尧、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称为黄、老。犹以为未足快其意，乃又诬孔子为老聃之弟子，尧、舜、禹、汤、文、武为黄帝之子孙，以见夫儒者之所推崇而尊重者实皆吾师之末流馀派也。《大戴》诸篇本战国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说而载之。而司马氏故崇黄、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独怪汉、晋以降千有馀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之徒者不知凡几，而皆以为实然，此何说也？唯欧阳子独能取信於《经》而不从杨、墨之邪说，其识可不谓卓哉！乃此论既出，而自宋以来编纂古史者犹沿《大戴》、《史记》之谬，则尤可怪矣！岂以欧阳子之论犹有未尽耶？故余既全录欧阳子之文，而於《黄帝》、《尧》、《舜》篇中复为推其前後而详辨之，期於永绝世儒之疑，杜杨、墨之说，虽其词烦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之独苦耳！说并见後《唐虞录》中。
　　△少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後少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後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後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余按：少、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国语》云：“少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後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降而夷於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继，而天下之局始一变；少康以後又一变；至周，又小变；而秦、汉以下则又大变。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馀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岁尤属无征。上世既无典籍，经传又乏明文，即广搜博采不辨真伪如司马迁者犹且不能言其年岁，彼皇甫谧生於晋代，又安从而知之？东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为欺妄，愿使人上天问之。”世之述上古之年岁者何以异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传》所载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说并见前《神农》及後《尧》、《舜》、《禹》诸篇中。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韩诗外传》载子夏之言云：“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余按：大坟以下八人无见於经传者，而有间见於《庄》、《列》异端之书者，则此语乃杨、墨之所言可知也。商、周之世，《诗》、《书》具在，何以无一言及之乎？《诗传》妄采异端之说，又伪为子夏之言，不亦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新序》亦载此语而文小异，盖即本之《诗传》而记有差池者。故今皆不录。
　　△驳尧以前乐名
　　世传上古乐名，《乐记》有《大章》、《咸池》，《周官》有《门》、《大卷》、《大咸》，而皆不言何人所作。《乐纬》以《咸池》为黄帝乐，《大章》为尧乐，如是，则当先言《咸池》，何以《乐记》乃先《大章》而後及《咸池》也？郑《注》谓“《咸池》即《大咸》，乃黄帝乐，尧增修而用之。”以曲为解。然特出於猜度，非有确据；而一代之乐，功德所存，尧亦不应无故改黄帝之乐，使後人不得见其真也。孔、贾二《疏》又曲为郑《注》解，谓“《大章》即《大卷》，与《咸池》皆黄帝之乐：尧增修者，存其本名曰《咸池》；不增修者，别为立名曰《大章》，至周，又改名为《门》。”其说尤为纡曲。何者？尧亦圣人，何为不自作乐而但增修前代之乐，改前代之乐名以为己乐？且增修者宜改名而反仍其旧名，不增修者不当改名而反别立新名，倒行逆施，莫此焉甚！而尧既改之矣，周又改之，义何取焉？按：尧以前之乐无见於经传者。《春秋传》，季札之观乐亦上至《韶》而止。盖上古天下未平，民害尚多未去，圣人为之制衣服、饮食、宫室、书契之属，日不暇给，以故未遑作乐；不则有之而世远年湮，不传於後世也。战国以来，学者多好揣度附会谈上古之事，记者各据所闻记之，是以互相差异。为《注》、《疏》者轻於取信而不加别择，务曲为之说，使之两全不悖，是以展转反覆而卒不可通也。《乐纬》又称“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而《周官》，《乐记》皆无之；刘歆以为周迁其乐；贾氏以为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夫古圣人之乐果存於周，周人当爱护之不暇，何故而反迁之？岂必改黄帝之道然後其乐可存乎！然则自尧以前，本无乐传於後，而乐纬妄名之也明矣。嗟乎，後之儒者皆知尊圣经而黜谶纬矣，然所述帝王之事大率皆本於纬书，虽袭纬书之说而殊不自知也，其亦可叹也已！故今一概不录。
　　△驳三帝乘龙之说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科乘马，黄黼黻衣。”余按：乘龙之说最为荒唐，盖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属约略之词：《本纪》删之，是也。所谓“其文不雅驯”者，盖谓此等。故今亦不录。嗟乎，司马迁犹恶其不雅驯而删之者，後之学者反或广搜不雅驯之文以增之，亦独何哉！
　　【补】“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牧；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同上）
　　【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後土。”（同上）
　　【补】“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同上）
　　【存参】“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人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楚语》）
　　【存参】“黎为高辛氏火正。”（《郑语》）
　　△重、黎五疑
　　按《传》文，重乃少氏之子，“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似即官於少世者；而《楚语》谓“颛顼命重司天”，又似重於颛顼世乃为勾芒者：可疑一也。黎本颛顼氏之子，故《楚语》称“颛顼命黎司地”；而《郑语》又云“黎为高辛氏火正”，《大戴记》云“高辛是为帝喾”，则是黎於喾世乃为祝融：可疑二也。《周书》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其後乃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三苗之窜在尧、舜世，又似重、黎非颛顼所命者；《楚语》虽云“尧育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要是曲全其说，究与《周书》文义不合：可疑三也。《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而《楚语》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则又不似楚之先君也者：可疑四也。重、黎本二人：程伯与司马氏，重之後与，黎之後与，何得不别而言之？可疑五也。上古本无典籍可稽，而《国语》文多附会，又不出於一人之手，是以互相矛盾；即《吕刑》亦非《典》、《谟》可比，伯夷典刑之误，昔人已言之矣；皆未容据此而驳彼也。烈山氏亦不知为何代人，郑氏以为神农，杜氏以为神农时诸侯，要皆想当然，非有所据也。故今统列之於诸帝之後而不敢以某代系之，阙疑也，志慎也。
　　○後论一则
　　△驳五德终始之说
　　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农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帝喾、尧、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复始。”余按：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则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不言其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从革”之属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细者乎？《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鸟纪。”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於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龙、鸟，何说焉？《传》曰：“陈，水族也。”又曰：“卫，颛顼之墟也，其星为大水。”此自谓颛顼之应乎水耳，非谓帝王皆以五行相终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终始，则舜以土德王，何以论陈者不近系之舜之土，而反远系之颛顼之水乎？夫五行之说於《洪范》，上古帝王之事详於《春秋传》，《洪范》不言，《春秋传》之说不合，然则是为五德终始之说者乃异端之论而非圣贤之旨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於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盖自周道既衰，异端并起，大略分为六术，《史记自叙》所谓儒、墨、道德、名、法、阴阳，是也。阴阳之术，其初疑亦本於杨氏，而衍以专门名家，遂别为一术，是以《汉志》九流，次阴阳於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且“龙止”、“银溢”皆荒唐无可证；“赤乌之符”虽见於河内女子之《泰誓》，然“白鱼入舟”不又为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诗》、《书》，求神仙，其为衍说所欺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亦为其所欺耶？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传子之说，始於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及《王莽传》言之详矣。其学以为“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盖自《吕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向见此文，遂以为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炎帝乃庖羲、神农之异名。不知炎帝、太自在黄帝之後，秦、汉以前从未有以为即庖羲、神农者；《吕纪》所云，但谓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为先後之序也。安得公然遂取帝王相继之序颠倒置之，废传记之明文，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说虽诬，然殷尚白，周尚赤，犹有可附会之端；若歆所说周为木德，则何为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强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说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传之妄语耳，不然，则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岂遂得以此定千古之疑，断帝王之前後哉！若夫水之继木，其世不永，谓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传子，不得独以不永贬共工也。莽以土继火，可谓次序矣，何为亦不永乎？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为国典，班固载之於国书，魏、晋以後遂皆以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谶纬之学虽衰，而学者生而即闻五德之说，遂终身不复疑，亦不复知其说之出於衍与歆矣！且夫衍、歆之学，稍知道术者所不屑称也，然其所创之说，则後世之大儒硕学皆遵之不敢异，宁背经传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亦可谓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炎帝在黄帝後，说已详前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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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虞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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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习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沈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原氏产後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於高辛”。後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於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後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迁实沈於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圣贤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挚之立也，凤鸟至。”则是挚本少氏之名；或者後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後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
　　曰：然则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於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於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後天下会於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於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於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尧哉！孟子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非独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贤而能治燕，而世传之业亦非子哙之所得专；父兄之天下，尧安得而专之哉！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於《记》，载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之所得专也。使莽、操之得自於禅让者，乃汉儒考古不详之有以启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记》之文并不载而为之辨。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後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馀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馀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於《尧典》，後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毛。”（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後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後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百工，庶绩咸熙！’”（同上）
　　△历法始於尧
　　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後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後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於四方渐损渐益，而後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之所自为也。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时。四时不爽，然後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变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於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後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於授时；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於敷土也。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故撰《尧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於“契教人伦”之後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於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後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录於此。
　　【附录】“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并附录於命羲和之後。
　　△《左传》述阏伯、实沈
　　【备览】“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左传》昭公元年）
　　此以上条证之，其为尧事无疑。故杜氏云：“後，帝尧也。”然《传》此篇颇近铺张，不能保无失实。故与下条并列之於备览。
　　△《左传》述台骀
　　【备览】“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艹辱}、黄，实守其祀。”（《左传》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为颛顼。余按：《经》、《传》徒称帝者多谓尧、舜；况上文之帝方谓尧，此文之帝又谓颛顼，殊为不类：恐亦尧时事耳。故随上文而次於此。
　　○尧求舜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へ讼，可乎！’”（《书尧典》）
　　△“胤子”之义
　　《伪孔传》云：“胤，国；子，爵。”按：《史记》以“胤子”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从之：於义为长。《伪传》非是。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亻孱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字误
　　“滔天”，《蔡传》云：“与下文相似，疑有舛误。”或云，衍文也。说近是。
　　【附录】“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书吕刑》）
　　△《吕刑》记苗民
　　按：舜摄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静言”两章记共、、鲧之事；独三苗以在外而不与。故今取《吕刑》之文附录於此，以补其缺。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书尧典》）
　　△流四凶本尧心
　　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後流之放之於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後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於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
　　△四岳非羲、和四子
　　《伪孔传》以四岳为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蔡传》因之，谓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余按《国语》以四岳为一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谓即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职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则咨之；羲、和四子，历官之属耳，况又在外，安得常与朝廷之事乎！盖唐、虞之有“四岳”，犹汉之有“五官中郎将”，唐之有“四门博士”耳。当从朱子无疑。（或云，“说本孔平仲，”未见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Τ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孟子》）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上）
　　△洪水不自尧时始
　　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ㄜ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自禹始开水道，使归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
　　△称舜为鳏之故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降二女”，故於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帅颛顼者也。”（《鲁语》）
　　△辨舜出於黄帝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立敬康；敬唐产勾芒（《史记》作“望”）；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典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於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於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於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於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说并见前《黄帝》乃《尧建极》篇中。
　　△韦昭以幕为舜後之误
　　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後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
　　“舜发於畎亩之中。”（《孟子》）
　　【附论】“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历山让畔之说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显为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即升庸之後，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後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故不载。
　　△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於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衮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书尧典》）
　　此後尧必召舜见之，观其气象，语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经》文简耳。
　　△辨舜、象异母之说
　　《史记》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爱後妻子，常欲杀舜。”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後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意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後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至，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意之也。吾恶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
　　“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于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逸书》）
　　【附论】“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降之前
　　按：《经》但言舜之父母顽へ，未言不顺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语，始有“号泣天”之事。以圣子而遇顽へ之父母，不顺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则亦在四岳举舜之前，非妫嫔虞之後矣。且《逸书》云“载见瞽瞍，夔夔齐栗”，即《尧典》之“克谐以孝，”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尧典》之“不格奸”也。然则“允若”亦在降以前，降以後不得复有不顺之事明矣。惟孟子称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仓廪备，而舜尚如穷人之无所归，则是降以後犹未允若。盖《孟子》一书亦出於门人所记，特欲极言舜之慕亲非外物所能移，而词气抑扬不无过当，非果登庸摄政之时尚有号泣于天之事也。故今“号泣”、“允若”之文并置於《经》“顽へ”、“谐孝”之後：非敢与《孟子》有异，要期无悖於《经》而已。说并见後《慎徽条》下。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帝曰，‘钦哉！’”（《书尧典》）
　　△降後之舜职
　　此後尧必授舜以职，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经》不详者，或舜所历不一官，不可详记，或舜陟後故老多没，上古史册未备，其详不可得知，故但记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见帝；帝馆甥於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说
　　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不格奸”之後，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於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识其说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书尧典》）
　　△《左传》、《孟子》言举舜以後事之失实
　　此舜即举以後，未摄政以前事。据《春秋传》引此文以证举元、恺，去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之事，则舜此时已执大政，成大功矣。据《孟子》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则舜此时犹在田间，未受职也。余按：《经》云“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舜之不在田间明甚。且尧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当试之，不容厚奉养之而不畀以职事。则《孟子》所称为不然矣。《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三载为时无几，安能即建平成之绩！且果天地内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为者？则《春秋传》所称亦不然矣。盖立言者欲畅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复顾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贵而灭慕亲之心，而忘既举之後不容复在畎亩；《传》但欲明舜进贤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经》所称者乃三年以内事，其化尚未至此。《传》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门人所记，或不无言过其实者也。读者当察其意，不可泥其词，以致失其事实。故举元、恺，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录。
　　【存疑】“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扌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此事，宋司马君实《史剡》尝辨之。今载其文於左。
　　【《史剡》一则】“顽へ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
　　余按：《经》曰：“克谐以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制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於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盖舜之家事见於《经者》，“父顽，母へ，象傲”而已；因其顽へ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实、子由皆讥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说，而按此文乃万章之语，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圣人於弟子之无藏怒耳，非必谓万章所言历历皆实事。况《孟子》七篇乃门人所记，亦未必无遗漏润色，恐不当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论】“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误），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故今不载。
　　△《伪舜典》言舜德之谬
　　《伪舜典》首云：“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德”乃老、庄氏语，《六经》所不道。（《经传》称“玄”，皆色也。契称“玄王”，亦非以德名。）盖宋、齐间《老》、《庄》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伪，说已见前《序例》。
　　【附论】“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
　　△尧之事业莫大於举舜
　　《尧典》何以纪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大於舜，尧功之成成於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於田间，困於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於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於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於天也！读《尚书》者於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执中”之云，以渐入於空虚无用之学，其视圣人何以异於近世讲学之儒也！
　　●卷二
　　○舜相尧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书尧典》）“尧老而舜摄也。”（《孟子》）
　　△舜摄政之不得已
　　按《经》文，尧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尧之心欲舜此时即居天子位，犹让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让于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己终身不行天子政，犹岳之辞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终于文祖”。“受终”者何？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是也。盖尧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终不行天子政而尧又不肯，於是乎尧不得已降心以从舜而使之摄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从尧而为尧摄政。两圣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时势所迫，遂创千古之奇，而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摄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与势相摩而圣人之权生焉。故曰尧、舜为万世之法也。然则何以谓之“受终？”尧之事未毕，授之舜使终之，故曰受终也。
　　【存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命舜词之可疑
　　按：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谓《史》、《汉》所称，马、郑所传之《孔壁古文》；非隋刘焯所传之《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下至汤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拨乱为言，绝无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时，周公、召公迭进相诫，始多儆以保守先业之难：此为守成之主，贤人以降言耳，固不足为唐、虞大圣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无逸》犹仅微露其意，惟《召诰》乃谆谆焉。吾故读《尚书》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圣贤之浅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让之於夔、龙；垂则让之殳、┥、伯与；益则让之朱、虎、熊、罴：是知古之圣人其於进退得失之际无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职之罚也。“三载考绩”虽有“黜陟”之文，然此特为庶官言之，非此数圣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尔；若禅让时，则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不征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师，始称天以令众。然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乃曰“天用剿绝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征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後世ウ干者得藉为口实乎！无怪乎曹丕之自谓知舜、禹而晋、宋以後篡杀之主之咸征符瑞也！且历数在躬，於何见之？於民之视听见之耶，则何不言人之所共见而但言人之所不见乎？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无定位者也，故必酌乎两端乃有中。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事後观之，则为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为中：中不难於执而难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谓中，虽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谓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果系帝王传授之心法，较之玑玉衡，封山川，孰为轻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曰，然则《论语》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尚书》深信之，然至《吕刑》称伯夷之播刑则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颂》深信之，然至《宫》述太王之翦商则吾不敢信矣。固因其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数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传闻失实乃理势所常有。故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於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决之。
　　“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书尧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後。”（同上）
　　此记布政於内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
　　△“群牧”未有定数
　　按：“群牧”云者，数不定之词也。盖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数。自舜肇十二州，始定为十二人，使各统一州耳。尧、舜之事皆夏时所追记，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为几人，故曰“群牧”，亦阙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岂得不云九牧邪！说并见後《肇十二州条》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後，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同上）
　　此记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
　　△《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山也。”後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於《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载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
　　【附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载一巡守，群後四朝。”（《书尧典》）
　　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尧典》於舜摄政之日，何以详记其朝觐巡狩也？曰：朝觐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檐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数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则人主数与天下牧民之吏接，则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数与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则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虽有百即墨大夫，而不胜毁言之日闻；虽有百阿大夫，而不胜誉言之日至。虽尧、舜之臣必无拥蔽者，然圣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故使之岁一朝以尽诸侯之情而考其职；又虑其暴而饰为仁，惰而饰为勤，废坠而饰为修举也，故又五岁一巡狩，以尽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证所述之职之虚实。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巡狩之典，非以极观游，博景物也，将以验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於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於舜即位後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进贤之大略。
　　△舜之进贤
　　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职，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虽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尧时：《史记》所谓“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也。顾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朴，史册未兴，而《尧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称，时之先後，无由详考；而古之史皆传信不传疑，故但浑举其概：犹舜即位後称“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数不可得详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职终，故详之；若登用之始则小事耳，爵或屡进，官或屡迁，所登用者亦当不仅此数十人，固不胜其详也。然此三言者虽略，而用人之道已备：不先以“奏言”，则无由辨其贤否而试之；不继以“试功”，则无由决其贤否而庸之。孟子所谓“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者，正谓此也。後世恩泽之举，资格之授，诗赋时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绂旋加，若汉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载、王安石，为国大奸，贻害无穷：岂非“明试”之道疏乎！然则此三言者，何异班超平平之论，听之若老生之常谈，而行之实经验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两篇皆记尧、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进贤与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进贤开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结前篇举共用鲧之案，亦章法也。
　　【备览】“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ㄨ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八元、八恺之失实
　　《传》於此文後引《书》“五典克从，百揆时叙”之语以证之；《史记》因此，遂载其事於舜未摄政时。余按：《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则舜未摄政时仅三年耳。《史记》谓舜举二十年而後摄政，故云然；若仅三载，则当在舜摄政时明矣。舜初自田间来，安能悉知元、恺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传》但引《书》以证舜功，非谓其必在此时也。且《传》语颇夸，未必不失实，故列之备览而次之於此。此即“车服以庸”之一事也。又《传》称“尧不能用”，语亦非是。尧亦圣人，舜亦圣人，尧何遽不如舜！尧能举舜於田间，独不能举元、恺於世族乎！元、恺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极称舜功，遂不暇为尧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说并见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条》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川。”（《书尧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开“禹敷土”之先声。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备矣。
　　【存参】“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蔡氏《书传》云：“古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当是“摄政”耳，文误）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当是“北”，文误）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余按：“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则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误固不待言矣（详见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无是事也。何者？“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固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後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十二州名无可考
　　至十二州之名，《经》、《传》皆无之。幽、并、营之为州虽见於《周官》、《尔雅》，然彼自记九州之名，与舜之十二州初无涉也。冀、帝畿也，地虽少广，尚不逮雍、荆、扬、梁；若分裂之以为幽、并，则冀之所馀者几何？畿内不应若是小也。汉以後，河南徙，兖地大半入於河北，又东灭朝鲜，置乐浪，乃并建冀、幽、并三州，然并犹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当舜时，河犹在大亻丕、洚水：若又以辽东为营，其间安得容三州乎！《书》云：“海岱惟青州。”东际海，西界岱，则辽东之不在青州域内明矣。《尔雅》云：“齐曰营州。”齐，今之青州府，则《尔雅》之营州即青州而非辽东明矣。又安得以辽东为营、为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书本非先王之制：封国之不合，章章可见矣。《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则是周人亦以为冀，未尝以为并也。至於《尔雅》，乃汉儒释《经》之书，其於九州亦初不言为商制。孙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为商制。作《尔雅》者非商人也，何为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书为商而乃以周之国名冠之乎？盖自战国以来，古书散轶，即有之，而简策繁重，得见者少，见之亦或不能记忆，非若後世印本之书轻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检核也；故秦、汉间书多与《经传》异者，公羊子所谓“所传闻异词”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有幽、营而无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为怪。而後儒必欲曲为之解，使之并行不悖，过矣！况欲以此补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十二州名无可考证，则亦已矣；见《周官》、《尔雅》有幽、并、营三州名为《禹贡》所无，遂附会之以补舜十二州之数。巧则巧矣，而不知其误且诬也！或者又谓陶唐都冀，声名文教自冀四达，冀之北土所及固广：则又从而为之辞者。使北之所及果广，则其山川亦当有一二见於《禹贡》，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无所记载乎？故今概无所采，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说并见後《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条》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书尧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圣人尚德缓刑，先赏後刑，故待庶政毕叙然後及之。
　　△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吕刑》所述“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也。刑重则流远，刑轻则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称“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当刑而宥之者，《蔡传》所谓“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学校而不率师长之教训；赎刑则常人之犯小罪者（说见後条）。三者皆不丽於五刑，故不残其肢体，不流之远方。然纵之不问，势必至於无所忌惮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惩之也。“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刑之变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恶，故论其事尤论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於罪，从而刑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诰》所谓“尔，时乃不可杀”者也。怙恶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屡犯之，以常罪罪之则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贼之──《康诰》所谓“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者也。“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统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谓此章乃命官之词，其上疑有缺文。说近是。
　　△赎刑之义
　　“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谓“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蔡传》但承上两句而言，谓“所赎者官府学校之刑”（《吕刑》篇题下）；“盖罪之极轻，虽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尧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则是流与五刑相表里，五刑有当宥者则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则是五刑五流之外别有此三种刑，各用於所宜用，而与五刑不相涉也。若谓误入於五刑者以金赎罪，则文当云“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所赎者官刑教刑，亦当变文以明之：皆不当言“作赎刑”，与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语文同义均，平列而为三也。且下文云“眚灾肆赦”，误入於刑非眚灾乎，何以或赦或赎而官刑教刑皆许之赎？倘有恃其多金而违误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处之？然则此三刑者本各自为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盖官刑专以治官府，教刑专以治学校，赎刑不言所施，则为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丽於五刑，是以不忍残其肢体，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赎为之刑，即後世所谓“罚”也。古未有罚名，故谓之赎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财物细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钱帛之属。彼惧於失金则不敢轻犯；亦有畏罚甚於畏鞭扑者，故罚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五刑非可以轻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学校，则轻罪将何以治之？《传》曰：“刑罚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有刑则必有罚，各视其所犯以加之，非罪当刑而可以罚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财，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罚之，汉世建入赎罪之法，遂并不问其疑与否而概许之赎，於是刑罚相乱，或当罚而遽罹於刑，或当刑而仅致其罚，以致贫者含冤而富者轻於犯法；宁唐、虞之治而有是哉！《两传》所言，盖皆习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同上）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传》言殛鲧之诞
　　《左传》：子产对韩起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说殊为荒诞；且与昭元年对叔向事绝相似，而彼於义为长。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异词，著书者遂两载之耳。故今不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书吕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无盖。”（同上）
　　【备览】“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周。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楚语》）
　　【存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へ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潜庸回，服谗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へ，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缙氏有不才子，贪於饮食，冒於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於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四凶为传闻之误
　　此文，《史记》载於《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於《尧本纪》舜摄政时，则是以为二事也。杜氏《左传集解》谓浑敦即兜，穷奇即共工，杌即鲧，张氏《史记正义》谓饕餮即三苗，则一事矣。余按：以为二事，则彼称“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异，数亦符，不应如是之巧；况合而计之，当为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经》独记彼，《传》独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为一事，则同此四人，《传》何不明言之而但为隐词？况鲧有过人之才，如《传》所云，四岳及廷臣无因共荐之；而三苗之杀戮无辜亦不应仅斥其贪冒聚敛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各异，犹皋陶典刑而或以为伯夷也。谓别为一事固不可，谓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语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实；必委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学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传》“尧不能去”之语尤非是，故删之。说已详前《元恺条》下。
　　【附录】“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殛鲧，兴禹非一时事
　　《纲目前编》以尧之七十一载为舜殛鲧之年，七十二载为舜用禹之岁。余按：鲧，大臣也，其德虽不可用，其才未必无可观：使其诛果不可暂缓，尧不待舜之摄政当即殛之；使犹可暂缓而责其後效，舜必不於摄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摄政，不过尧老而代之理事以终尧之功；非尧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学者亟於称舜，遂至往往无以处尧，亦已过矣！《书》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但言禹兴於鲧殛之後耳，非谓鲧甫殛而禹即兴也。若鲧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独不少为禹地乎！况舜之即位，禹虽已为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则是舜之举禹虽在尧世而为时亦不甚久也。然则鲧之殛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後，禹之举当在尧殂落数年以前，乃於事理为近。故附次此文於尧之末载。说并见後《命禹条》下。
　　【附录】“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
　　△益掌火在作虞前
　　按：《书》益“奏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盖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後，──随山刊木，导山事也；决水距海，导水事也，──益之烈山泽在导山时，故在导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为司空，则导山当自尧之末年始；导水乃在舜世耳。然则益此事当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尧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鸟兽耳；与烈山泽事无涉也。但益之事於《经》无明文，故附次於此。说并详後《命禹》及《夏禹导山条》下。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书尧典》）
　　△辨尧时歌谣祝语
　　世传尧在位时，有《康衢之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击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华封之祝曰：“顾圣人富、寿、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谣》乃剽窃《雅》、《颂》之文，“帝力何有”乃杨氏为黄、老之言者所为，而“富、寿、多男”之说义亦浅近，皆後人所拟作，不足采。故不录。
　　【附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孟子》）
　　△舜摄政年数
　　《史记》称舜得举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盖以《经》之“二十八载”为自举舜时数之也。《蔡传》云“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则是自舜“受终”时计之矣。余按：《经》云：“乃言可绩，三载。”不容舜举已二十年而可绩者止三载。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不容初举历试之时即以相尧称之。蔡氏之说是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尧让舜非传舜
　　《尚书大传》云：“尧为天子，丹朱为太子，舜为左右。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之，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论者皆谓尧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与舜。余按：不以天下与子，自古圣人皆然，不独尧也。盖上古之时，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大德之圣人出焉则相率而归之，圣人没则已耳；非若後世创业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孙世守其业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无所受，其後皆无所授。自羲、农、黄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尧以丹朱不肖故独不传之子也。且尧亦未尝传天下於舜也，尧之初意但欲让舜以天下耳。故《尧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是尧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与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让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终摄政，至尧崩而後践位焉；初非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而始属之舜也。曰：尧不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何为汲汲焉以天下与舜也？曰：此尧之所以为大也。尧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盖当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犹蠢蠢焉去禽兽不甚远：此之为治，犹辟荒田而驭生马，不但非一圣人所能独理，亦并非数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尧与舜两大圣人耘Θ驯扰，相继於百五十载之久，则治功不成。且夫禹、皋、稷、契数圣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尧七十载之培植涵濡则无以钟其秀，非舜八十载之试功考绩则无以尽其材。是以尧之治至於“於变时雍”而犹以为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终其事，乃咨於众而得舜於畎亩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虽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终摄政固已代尧敷其治；至尧崩而天下诸侯卒共戴舜以为天子，然後水土平，礼乐兴，庶绩咸熙而开万世无穷之业，使後世贤圣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万世之人者天也，治万世之人者尧也，尧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尧之所以创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尧之所以为圣，在乎能为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与人。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圣人之视天下，犹敝徙也：其去其留，无所关其意焉。当其生也且欲巽位，况其子与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较量！《大传》所言固与圣人之心刺谬，即《史记》以为不私其子者其视尧亦甚浅：盖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圣人而为之说，而不知圣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细绎《经》文，──尧让舜以天下，非传舜以天下，──又不知尧所以与舜天下之故，但见舜继尧为天子，遂以《大传》、《史记》之言为实，误谓尧不传子而传之舜，不以为善为子谋，则以为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圣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尧首发明之，而概不载後人揣度之言。说并详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录】“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书益稷》）“尧有丹朱。”（《楚语》）
　　【备考】“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モ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绩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书尧典》）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
　　“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
　　△辨舜让石户、北人之说
　　《吕氏春秋》云：“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去之，终身不反。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後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於尧之门；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苍岭之渊。”余按：尧、舜之德至矣，天下岂有能加於尧、舜者哉！如以尧、舜为不屑，则是丧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假设此言以遂其“非尧、舜，薄汤、武”之私，吕氏无知而妄采之耳。
　　【附论】“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衤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询于四岳；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书尧典》）
　　【附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释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里：孟子所言，其纲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义，则朱子《章句》尽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者，尚未尽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谓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过人之识而在於能集众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则是舜所以过人者，乃在“好问好察”之前别有操持以成其为“大知”；非此章本意也。盖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为是则不“好问”，自以为高明则不“好察迩言”，有好名妒忌之心则不肯“隐恶扬善”，偏听阿好，喜谀恶直，而於事多卤莽灭裂则不能“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是以虽有谏臣拂士，远猷高识，皆阻而不得达，达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聪明，以致处事失当。惟舜不然，是以其知为独大也。圣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好问好察之属夫谁不能，但不肯耳。若归其功於在我权度之精切，则人必曰“圣人天之聪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诸明白易为之事，乃求之於空虚难见之心，听之若愈精而学之乃愈远矣。
　　【备考】“许，大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姜，大岳之後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辨四岳为共工从孙之说
　　杜氏云：“大岳，尧四岳也。”按：《周语》亦称齐、许、申、吕为四岳後，其说或不诬。但《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命为侯伯，赐姓曰姜”，则语殊失实。何者？四岳乃尧、舜之相，荐鲧及禹者，不得复为禹佐；而四岳本长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为侯伯”也。且《传》及《晋语》皆称炎帝为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赐姓矣。至共工氏，乃继炎帝为水师者，与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炎帝後，又安得为共工之从孙乎！大抵《国语》之文本多荒诞，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为之说，──如贾侍中之以共工为诸侯，与高辛争王者；韦氏之以为炎帝世衰，其後变易，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谓劳而罔功矣。故今但载《传》文而《国语》文不载。说并见《命伯夷条》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书尧典》）
　　△岳牧与稷、契等之区别
　　四岳十二牧皆旧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职也。旧官，故书其官於前而曰“询”曰“咨”，见其非新命也。然则稷、契、皋陶之非旧官可知矣。四岳不载命词者，统率群僚无专责也。十二牧共一命词者，域异职同，无分别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书尧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五不登，禽兽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须臾缓也，而禹又前为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颛顼孙，说见《夏禹篇》中。
　　△禹已前为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职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为司空，无庸复也。且云“汝作司空”则嫌於始为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为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词之上。语简意明，其斯为圣贤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说，《经》义尽晦矣。
　　△舜命官必诹於众
　　“佥曰：‘伯禹作司空。’”《伪孔传》以为四岳同词而对，《蔡传》以为四岳及诸侯也。余按：《伪传》误以四岳为四人；《蔡传》更之，是已。然用大臣当谋之廷臣，不当专谋之诸侯：诸侯朝觐有时，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则“佥”也者，廷臣佥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佥对也？盖古文简质，所记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记之；其实咨岳之後於众无所不诹，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当时廷臣亦未必人人荐禹，但荐禹者多；“佥”也者，举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从荐禹者之言，故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读者当善会其意，不得但泥其词也。此九官之首，故发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据《经》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伪孔传》误以为尧时事，乃以此章为命禹作百揆而称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纲目前编》遂以尧之七十三载为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载为禹告成功之岁。余按：《经》云：“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则是禹於尧之季年已为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犹未平，故舜仍其官而专责之以平水土，词意甚明。若别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进居之，则文当曰“汝作百揆，惟时懋哉！”今舜绝口不以告禹而但称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为何官，将何所遵循邪？古今来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文相承也；今以“乎水土”为录旧绩，以“惟时懋”为勉新功，则上句语气未毕，下句语意无根，於文义亦不通矣。帝曰“畴若予工”则命垂曰“汝共工”；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则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礼”，则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则禹之平水土即所谓熙帝载而宅百揆，不待言矣。盖洪水者帝之所忧，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则，定贡赋，布声教，则百揆实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为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与八人小异耳。若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所命自为一事，所咨自为一官；然则秩宗之外亦将谓别有典三礼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载，隋山刊木。”又曰：“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然则是当舜初载，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尧八十载前水患已平，历三四十年之後复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然则是舜、禹问答之时土功始毕，故禹举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尧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时犹为此言不几赘乎！是则禹之治水，於《典》为舜世，於《谟》亦为舜世。而自舜摄政後，尧未崩前，初未尝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为司空当及尧世，至其决九川，弼五服，断断为舜时事明矣。故《论语》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亦皆以禹治水为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盖《伪传》之失皆由误以四岳为四人，则并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五人，必减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数，故不得已以稷、契、皋陶之命为称其前功而不与焉。然教稼明伦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减之又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因一误而又三四误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颠倒错乱：禹功之告成反在《尧典》“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贡》“丕叙”之後；而禹所别九州，舜改之为十二；禹又改之为九。展转相因，误无所底，遂使圣人经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几二千年；而皆自误以四岳为四人始。嗟夫，释《经》一字之误，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百揆”非官名
　　曰：然则“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内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为朝廷之长，四岳为十二牧之长，何也？曰：《经》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於百揆，百揆时叙；宾於四门，四门穆穆。”五典四门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独为官名！《传》曰：“百揆时叙，无废事也。”然则百揆者犹言“百事”耳，岂得以为官名也哉！尧之用鲧也咨於岳，举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无闻焉：尧、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谋之外之长而不谋之内之长乎？盖《伪书》与《伪传》本出一人，彼於《尧典》既以百揆为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语：是亦因误而误耳，岂得以《伪书》证《伪传》乎！且朱子与蔡氏既以四岳为一人，则《伪传》之误解无庸复遵矣，乃亦以百揆为官名，治水为往事：是《伪传》因《尧典》而误《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误《尧典》也。故今取《经》文正其误，而以孟子所称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说并见後《命皋陶》与《分北》《三苗条》下及《舜体国经野篇》中。
　　△《孟子》言禹绩有误
　　按：禹治水事又见於《有为神农章》；然误以汝、淮、泗为入江，与《禹贡》水道皆不合。朱子以为记者之误，是也，故舍彼而录此。
　　●卷三
　　○舜命官考绩下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书尧典》）
　　“後稷教民稼穑，树艺五；五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稼穑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履迹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书尧典》）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人伦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吞卵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书尧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
　　“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论语颜渊篇》）
　　△命皋陶
　　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後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故舜先之。
　　皋陶似非庭坚，说见《夏皋陶篇》中。
　　△命禹与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让，帝已知其才也。命词何以详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从省也；因让而命者，事专见於所命，故从详也。
　　△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伪孔传》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为新命，以稷、契、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余按：《经》之命官凡九，於弃曰“汝後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乐”，於龙曰“命汝作纳言”，八人之命词如一：稷、契、皋陶为申命，何所见垂、益等五人之独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为新命，则稷、契、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皋陶因禹之让而命之者也，夔、龙因伯夷之让而命之者也：苟因让而命之者即为申命，则夔、龙何得独不为申命乎？禹之为司空，自尧时者也，则其命必别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见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见其功之尚未毕，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旧为此官，则亦当著之於命词之上，必不云“汝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旧职也，然所谓“四门”、“食哉惟时”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旧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舜即位後纪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然则兹数人者，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或初仕於尧世，要之必未为後稷、司徒、士，──故《史纪》云：“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不得以舜为申命也。盖《伪传》之失在误以四岳为四人，是以与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谓稷、契、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与二十二人之数；由是凡舜时事皆以为尧时事，颠倒错乱，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传》出，始以四岳为一人，然则稷、契、皋陶无庸谓为申命矣，乃亦沿《伪传》旧说而不改，岂非习闻其说遂不觉其非邪！故今补其未备而详辨之。说并见前《命禹条》下。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附录】“垂之竹矢。”（《书顾命》）“垂之和钟。”（《明堂位》）“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存参】“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史记陈杞世家》）
　　△命垂、益
　　本务举而後末务可图，人性尽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众也？以其职少轻，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职也？以其职少轻，故略言之也。
　　△“谐”为偕义
　　《蔡传》云：“《史记》曰：‘朱、虎、熊、罴为伯益（《史记》称益未有加以“伯”者，《传》误）之佐’，则殳、┥、伯与当亦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让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让夔、龙也，帝曰“往钦哉”，独於垂、益之让则曰“往哉，汝谐。”“谐”，犹偕也，谓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允不垂、益之让；“汝谐”者，允垂、益之荐而用之也。稷、契、皋陶、夔、龙皆别命之，殳、┥、伯与、朱、虎、熊、罴皆不别命：既俞其荐，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传》文），亦多以所职名：垂共工而所让者曰殳、┥，益作虞而所让者曰熊、罴，则所让之人後即为二人之佐可知也。细核前後文义，谐之当为偕义显然。《伪孔传》乃释为“谐和此官”；《蔡传》因之，而引《史记》之文以见其为二人之佐：不知《史记》即因“汝谐”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於垂不言之者，盖《史记》引《尚书》文至“垂为共工”而止，无让殳、┥、伯与之语：此或司马氏误脱《尚书》文，或後人传写误脱《史记》文，均不可知，非《史记》别有所据，《书》但有朱、虎、熊、罴佐益之事而无殳、┥、伯与佐垂之文也。因《传》说未明，故今详释之。
　　△垂、益之佐之人数
　　“殳┥伯与”，《伪孔传》以为二人，《蔡传》以为三人。今以上“让於稷、契暨皋陶”之文推之，《蔡传》说是。“朱虎熊罴”，《伪孔传》亦以为二人，《蔡传》以为四人。疑亦《蔡传》得之。
　　△伯翳非益
　　《郑语》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记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陈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於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汉书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颜氏注云：“柏益号伯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是谓伯翳即益，而益为伯益矣。自是学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虽朱子注《论语》亦称之为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皋陶、伯益”）叶大庆《考古质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记》於《陈杞世家》则以为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声转，故字异耳。”余按：“益”“翳”声相近而致误，理诚有之；然非《史记》因声之转而误分为两人，乃《汉书》因声相近而误合为一人耳。《书尧典》云：“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皋陶谟》云：“暨益奏庶鲜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禹荐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阳城（刚案：“阳城”当作“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皆称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亦未有徒称“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则概不称“伯”，遇翳则必加以“伯”与“柏”也？《春秋传》於列国最好溯其先世：於齐、许称炎帝、大岳；於陈称颛顼、幕、舜；於杞郐称夏，称後相；於宋称商，称相土；於薛称奚仲、仲虺；於六蓼称皋陶、庭坚；於郯称少；於任宿、须句、颛臾称大：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国，晋、楚、鲁、卫之伦，亦往往及之。独於益之肤功，秦之大国，绝无一语。班氏生於汉代，何所见而知伯翳之必为益也？将谓二人之功相类邪，则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职亦不止於调驯鸟兽。且《秦本纪》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称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会：鸟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据此文而遂以柏翳为益，以益为伯益也！黍稷之稷，汉以来谓之粟，今北方农人谓之（南方人或呼为小）；祭（稷去声）乃黍属之不粘者：经传之文甚明，《说文》之训尤显，迥然两物也（语详《稷祭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读入为去，或遂有读稷与祭同音者。作《本草群芒谱》者不考之古，遂误以稷为祭。班氏之误，与此正同：不得据《班书》而疑迁《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称，“虞”者官名，而《汉志》云“为舜朕虞”，其误会《经》文如是：若必谓班氏不应有误，将“朕虞”亦果焉官名乎！嗟乎，《汉书》合之，误也，而反信之；《史记》分之，是也，而反讥之：是者必以为非，非者必以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师古、大庆皆精於考核者，然犹如此，甚矣考古之难言也！大抵古人文字异者，非有显然之证，宁可从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与思，合之而祖孙易位矣。羲、和之与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乱矣。伊尹之与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没矣。羲、农之与太、炎帝，合之而世代颠倒矣。南容之与南宫敬叔，合之而贤哲受诬矣。故不必分而从古而分之，其失小，不当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载《国语》伯翳之文，《史记》大费之事。
　　△益非皋陶子
　　孔氏《尚书正义》称益为皋陶之子。张氏《史记正义》云：“《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大业乃伯翳父，张氏以益为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据此立说，遂谓朱子《论语集注》，蔡氏《书传》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让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实因益为皋陶子也。”（此说太陋，故不欲举其名，见其书者自知之耳。）余按：鲧用於尧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比肩授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禹为鲧之子，《尚书》言之，《春秋传》言之，《大戴记》、《史记》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刘向之书，诬者多矣，而《列女传》尤为纰缪：药酒之覆，馀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唐刘知几讥之详矣；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犹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岂得遂以为实！朱子、蔡氏盖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为讥议，人之无识何至於此！至以《论语》“五臣”为证，其说亦谬。谓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为四岳，或以为伯夷，义皆可通，安知其决为益？且舜贤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让之；《经》言五人则以为四人者皆当让，如《经》言十人则以为九人者皆当让乎！此论尤为无理；恐後人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书尧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书吕刑》）
　　△《吕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郑语》言姜为伯夷後之非
　　《郑语》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余按：《春秋传》或以姜为大岳之後，或以姜为炎帝之後；《周语》、《晋语》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则谓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则与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荐，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为“佐尧”，亦误。故今不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书尧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从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对，龙罔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犹朱、虎、熊、罢之名朱虎熊罢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且九官皆官属之长，未有无佐者：垂之佐殳、┥、伯与；益之佐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之伦亦必有佐，但不见於《经》耳。典乐教胄岂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独无佐乎！以无佐解一足，则龙之两角又何说焉？今不载。
　　△乐以志为本
　　世儒论古乐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来，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马君实之所争纷然不一。余之意独以为不然。《经》之言乐，此章详矣。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言而乐之事备矣。何者？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後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後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於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於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於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於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犹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後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後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於志与诗而惟斤斤於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於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为古乐，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礼也。曰：然则何以淑其志？曰：《经》言之矣，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故“诗言志”云云者，所以为乐也，古乐之与後世异者也；“直而温”云云者，所以为《韶》也，舜乐之与三代异者也。故古今知乐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乐则《韶》舞”，“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此论乐之品也，为夫不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与民同乐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与民同乐也”，──此论乐之本也，为夫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者言之也。盖乐犹文也：文之本在明理达意，不如是则非文，孟子之论乐是也；文之品则有高下精粗纯杂之分，当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论乐是也。孔子之论乐，与颜、曾之徒知乐者言之也；孟子之论乐，与战国之君臣不知乐者言之也。彼且不知乐之本，何暇与之论高下。譬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汉、盛唐之体，格於语言音响之间，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语之；非谓文之遂无高下也。宋韩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斯则古之乐也，可以器象求乎！”呜乎，三代以还，知乐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诸儒所论，累黍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长短为古乐者，吾不知乐，吾知其非乐也！
　　【备考】“有仍氏生女，<黑真>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忄林无餍，忿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後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尧典》）
　　△九官以龙终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後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谗殄於制礼作乐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龙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犹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龙何以亦详於伯夷也？犹命稷、契、皋陶之详於禹也，亦因让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书尧典》）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时所命
　　自“询咨四岳”以後，郑氏以为皆“格於文祖”时所敕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於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於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於此一日而偏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圣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尤，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讠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而“典”之为体，综其始终本末言之，又与《春秋》之编年纪事者不同。即如“畴若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者，岂果临朝一问而已乎！佥曰“垂哉”、“益哉”者，岂果同朝一应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岂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则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记》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然则舜之访盖不知几何，而众多称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询以言，试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书》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不宁惟是，韩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曰‘度，维汝予同，汝遂相予’”者，岂果一日之事，当日之言乎哉！夫《尧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呜乎，圣主贤臣之心与其经纶设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牵文义之儒者岂可胜道哉！故识其说如此。
　　“苗顽弗即工”。（《书益稷》）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书尧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篇》）
　　△三苗丕叙在“顽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见於《虞夏书》者凡四。其一，“窜三苗於三危”，乃尧时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绩时事。其三，“苗顽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问答语：考其时势，当即分北之事。盖“苗顽”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记象刑之实，所谓“五流三居”者也。然则《典》正如《春秋》，直书其事；《谟》正如《左氏传》，详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惟此当在最後：盖因顽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叙也。若先已丕叙，则禹不当谓之顽弗即工，舜亦不当分北之矣。盖水土虽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贡》实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载乃同”之文，“声教讫於四海”之语：是知此篇乃赋定功成後所记，故云丕叙也。三篇之文正相发明。自《伪孔氏古文》以《禹贡》为作於尧世，又撰禹摄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叙之後复谓之顽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听矣，无故而又动大众以征之。首尾衡决，事实淆乱，莫此为甚。故今载丕叙於後篇，删征苗之伪誓，而取《谟》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学者可以一见而然也。说并见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体国经野上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禹贡》）
　　【存参】“禹乃遂与益、後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与《尧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时之定，尧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时者，损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范围後世而开其始。故授时命於“庶绩”之先，敷土记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书禹贡》）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贡》，纪贡制也。《贡》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经制既定，天下诸侯怀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择其土宜之贵重者以荐於帝畿，以致其爱戴之诚，史臣因而纪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见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贡。篚亦贡也，包亦贡也，贡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赋而後有贡，──赋者，庶人所以奉国君；贡者，国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赋先之。有田而後有赋，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与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涤，九泽未陂，何由辨土之色与性，而况於田赋贡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载”“既修”、“既作”，於山则曰“既艺”、“既旅”，於水则曰“既道”、“既入”，於泽则曰“既泽”、“既潴”，皆以明其为前日之事，──而因原贡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平水土之事，第二节土田赋之别，第三节贡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识贡道终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为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兖之患在东河，故西河之治记於冀，东河之治记於兖。壶口、梁、岐皆山之当河冲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顺流而南下，则东溢於太原、岳阳之间，故以三者为始事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言治河东之平地也。河既轨道太原，岳阳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怀绩，至于衡章”，言治河内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阳次之，覃怀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言治山东之平地也。自衡漳以东，北至海，地益下，多积水，二泊贯于南，两淀横于北，故自太原至于衡漳田既垦，赋既成，然後山东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逾山出东流，然後北折贯泊以入于河，故谓其东流者为衡，北流者为从也，次恒、卫、大陆於田赋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迟，田瘠赋轻，连覃怀、衡漳言之则嫌於田赋与全州无异，故先言田赋，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独详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环也，不言贡者，蔡氏所谓“天子封内之地无所事於贡”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难易轻重之异，而冀尤为明著；故详释之；八州可以类而推也。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
　　【备考】“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左传》成公五年）
　　“梁山，晋望也。”（《尔雅》）
　　△梁山在河东
　　《伪孔传》云：“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传》云：“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狐岐之山。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经》必不载之於《冀州章》内；况雍之岐山距河数百里，与河何涉而连及之！《蔡传》驳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韩墟，乃取《水经注》之吕梁当之。《注》称吕梁在离石之东北二百馀里其距河远矣。况《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与《伪传》同，非吕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经：皆不得指为《禹贡》之梁、岐也。夫《诗》咏梁山而云“维禹甸之”，则此梁山即《禹贡》之梁山明甚。然则梁山当在韩地。其後韩灭於晋，故《春秋传》、《尔雅》皆以梁为晋山。《水经注》谓即龙门者近之（《水经注》云：“大禹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但不当又以为在河西耳（《水经注》又云：“梁山原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盖缘说者误以陕西之韩城县为古韩国，因谓梁山当在河西；不知韩实河东国也。何以言之？《诗》云：“韩侯入觐。”又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则韩乃畿外之诸侯：河西，周畿内地，不得谓之“入觐”。亦不得锡之为连帅也。《春秋传》云，“秦伯伐晋，涉河，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则韩乃晋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晋侯亦不容谓之“寇深”也。晋惠公之入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赂，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魏寿馀之伪叛也，“既济，魏人讠而还”，秦、晋以河为界，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韩晋既在河东，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无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两书於《经》文：鸟得以雍州有岐遂谓冀州不得复有岐乎！盖此二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记之於冀，犹九河之记於兖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属崩颓之馀，难以辨识，是以不得其实。要之《经传》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诗》、《春秋传》、《尔雅》之文悉载之於《冀州章》下，以见其为一云。
　　【存参】“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碣石在海岸
　　《伪孔传》云，“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传》云：“冀州北方贡赋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馀里矣。”余按：《伪孔传》不知“皮服”之为贡，故以“右”且“入”者为禹；蔡氏以为贡道，是也。然谓“沦入于海”，则不若《伪孔传》之以为“海畔山”者为可据也。《经》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虽不同，而山势则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东折，过古北、喜峰等口，转而南行，至临渝县东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当求之於海中乎？《史记》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时碣石未沦於海也。《汉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汉时碣石亦未沦於海也。乌得以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传》所言，则与恒山太行之势中断者数百里，证之《经》文亦不合矣。盖《蔡传》之失皆由误信臣瓒之说，谓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无此山，故遂以为沦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尝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岛夷”而言，岛夷在渤海东，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澜无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夹右碣石”：言由海道夹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谓夹右碣石之处即入河之处也。贡道言河凡七：兖、徐、豫之“达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乱于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处，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积石”，下言“渭、”，皆河也，不志其山则不知为何地，故变文云“至于龙门、西河”。由海入河岂有两地，而烦志其山乎！且《禹贡》固有志其山者矣，“导河”之文是也：其东折也，志“华阴”焉；其北折也，志“大亻丕”焉。禹之於河防详且慎矣，况於入海之要地，岂容有大山而反不书：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谓入河者为“冀州北方贡赋”，亦非是。《经》所谓“入河”者，但承上“岛夷”文耳；冀固无贡，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无事於达河也。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复既泽；氵、沮会同。桑土既，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书禹贡》）
　　【备考】“徒骇、太史、马颊、覆、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尔雅释地》）
　　△徒骇等水未必即为九河
　　朱子以“简洁”为二水，并其七而为九。《蔡传》以“简洁”为一水，并其七则为八；其一则河之经流也。余按：《经》既统称九河，其水势当相等，不容别有经流，馀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说为长。然九河之名不见於经传，而《尔雅》记九州之名与《禹贡》殊异，──故郭氏不得已，疑以为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与经传异者，然则《尔雅》所载且未知果为禹之九河与否，况“简洁”之为一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备考而不强为之说。
　　【存参】“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汉书沟洫志》）
　　△九河湮塞非沦于海
　　《通典》谓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记》谓钩盘在乐陵东南；马颊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谓简洁在临津；钩盘在乐陵；马颊即笃马河。（以上并本《蔡传》文）《蔡传》皆以为非是，独据汉王横言，“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又据程大昌言，引碣石为九河沦海之证，谓“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馀里。则是古河自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其道已沦入于海矣。”余按：汉世近古，九河之迹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许商所言虽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骇、胡苏皆傍禹河故址，或不尽诬。若《通典》、《寰宇记》等书所指，则多在今德州、济南之间，地直大陆以东，於《经》文当云“又东播为九河”，不当云“又北播为九河”矣。兼其地势东下，水不北流，必东行由海丰入海；无由与成平之徒骇，东光之胡苏同为逆河以达天津也。至笃马河，则《汉志》已明谓其在九河南矣，乌得以为马颊！且汉人仅知其三，更历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汉人而有馀，有是理乎！盖缘魏、晋以後，河日南徙，帝决分流往往而见，故川旧渠所在有之，学者僻於好古，遂附会之以为九河故道；犹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时北流之迹，而浅学者遂以为禹河也。大抵谈古迹者多无依据，故晋人避乱之城而以为文王之里，孔子时卫在今开、濮二州间，而卫辉城南有孔子击磬亭。此皆不学之人强不知以为知者。《蔡传》非之，是矣。然谓九河之地已沦於海，则其说亦不经。何者？秦、汉以上载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数百里之广，其所漂没国邑民居不知几何，此非常之大变，岂得传记皆不之载。传记既不之载，横又何从得其说而传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仅数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馀里，则山当在南岸，何由复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东北斜行以趋永平，则及其入海时已抵北岸，何由复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为河入海之处，特出臣瓒之说，非《经》意也。《经》之“夹右碣石”，自记海道所经，非与“入于河”相连为文也。凡贡之入河，未有记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导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导河，反记之於贡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则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为九河之证，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谓九河之尚存与九河之悉沦者皆非也。惟郑康成以为八流皆塞，说独近是；然谓齐桓塞以自广，则诬。朱子与蔡氏据《孟子》“曲防”之禁驳之，固也。然即使桓公无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时之所能塞，乃水势与人事积渐而为之耳。盖水之在山，势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挟沙而下。若水盛而源远，挟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数斗。至平地则流缓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势必并於一而旁皆塞，──水势然也。古者川有涯ㄛ，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与水争地。自阡陌开，井田废，民尽其力之所至，以为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则突者渐夷，凹者渐满，不数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闻见，河北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断续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岁畅流，明岁已为平田者。况自禹以来数千年，岁岁沙之，岁岁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复存乃其常事。而说者俱未言及，是将天下之水势各别邪？抑说《经》者下帷之日多，未尝久处河干，躬履水ㄛ，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为九，与其合而为一，孰大孰小，孰广孰狭，孰当先塞，孰能久存，不问而可知也。今大陆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阔且大者尚皆荡然平原，无复遗迹（余乡即禹时大河所经处）。况九河之狭且小者乃欲历历求其道乎！开州城南，唐、宋时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数仞，州民谓之南罔（盖河两岸有缕水堤，日久沙与堤平，故尔），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为河也。此数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况数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强求其所在，不得则曲为之说，亦可谓不达於事理矣！故今但载《汉志》许商之言以为参考之助，其馀诸家之说概无取焉。碣石见前《冀州条》下；大陆见後《夏禹篇》中。
　　●卷四
　　○舜体国经野下
　　“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浮于汶，达于济。”（《书禹贡》）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同上）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定。筱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同上）
　　△三江非吴之三江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导水章》，荆州字疑误）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谓鄱阳；鄱阳实非彭蠡，说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而不相属也。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也。”《蔡传》云：“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产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苏氏谓岷山之江为中江，れ冢之江为北江，豫章之江为南江。然江、汉会於汉阳，合流数百里至湖口而後与豫章江会，又合流千馀里而後入海，不复可指为三。苏氏知其说不通，遂有味别之说。禹之治水本为民去害，岂如陆羽辈辨味烹茶为口腹计邪！余按：《导汉章》云，“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章》云：“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则为三江无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强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谓之无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谓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注之，朱子与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吴都赋注》，岂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敌者，虽合流，《经》必并书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导淮曰“东会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导渭曰“东过漆、沮”，敌故不可以偏举也。江、汉之水所受皆数十百川，势均力敌，相持而东，不容举汉而略江，亦不容据江而遗汉。故导江云“入于海”，导汉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废也。伊、涧皆小於洛，《导水章》文皆统之於洛，然《豫州章》犹云“伊洛、涧既入于河”；况江、汉同为大川，《导水章》固已不相统，安见入海这不可以并举也哉！济之入于河也，《经》曰“溢为荥”，何以知溢者之为济而非河？其伏于荥也，《经》曰“东出于陶丘北，”何以知出者之仍为济而非他水？然则禹固有以别之矣。圣人之於水也，固不蕲于其味，然亦未尝不辨其性。禹能别济於河，岂独不能别汉於江；禹能於荥与陶之相隔数百里者而知其为一，岂独不能於江、汉之合流者而知其为二！谓必辨味烹茶为口腹计而後江、汉可分，则禹之别济於河，系陶於荥，又何说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阳）为南江，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何者？此水既与江、汉并列，不应《经》无一语及之（彭蠡非鄱阳，说见《导江汉条》下；且既为北江，亦不得复为南江）。见於《经》者，惟九江为大。《荆州章》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扬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谓南江者当以九江为是。然《经》既无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阙之也。且江之称为三，犹其称为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说矣，洞庭之水未尝不合流也：彼合流则可以云九，此合流则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论异乎！盖南方之水多呼为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粤之间往往有之，不但震泽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无虑数十，岂得以其“实有三江”即当必为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东、河内、河南谓之三河；而今顺天府亦有三河县，潼关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关，在今高阳、雄霸之间；而山西之雁门、宁武、偏头，直隶之居庸、紫荆、倒马，亦称三关。由是言之，即《吴都赋》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为《禹贡》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记已然之事耳，不连下为义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泾属渭。”弱水去泾数千里，其悬隔辽，岂但如大江、震泽而已哉！其他若“九江既道”，“荥、波既猪”，“漆、沮从”者甚众，皆自为文义。而冀州“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之下，乃次以“岛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与震泽之“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泽遂牵帅三江而属之松江也。历观说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贡》，惟东南吴、越之间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归氏有光、夏氏允彝等皆然）无他，但据其所见闻而不求之於经传也。故舜之历山、河滨、雷泽，晋人以为在晋，齐人以为在齐，浙人则又以为在浙。余乡临古淇水（汉以後呼为白沟；隋以来称为御河），近世舆夫舟子往往以卫呼之，（泉水俗呼为卫河，驾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为卫；幕友书吏不能辨也，故文移书启中皆称为卫河：详见《大名县水道考》中）而修县志者遂误以为《禹贡》“恒、卫既从”之卫，修府志者遂谓淇水不知所在。此岂非由目验而得之者，而舛误乃如是！故论地理於今，当验之以目；论地理於古，仍当断之以《经》：若信目而疑《经》，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为误，详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屯栝柏，砺砥丹，惟苦，三邦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书禹贡》）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遂伐楚，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伊、洛、、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书禹贡》）
　　【存参】“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书正义》引郑云）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れ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ギ铁银镂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书禹贡》）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氵属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物，至于鸟鼠。原隰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同上）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大雅》）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小雅》）
　　△《禹贡》作于舜治定功成之後
　　唐宋学者承《伪孔传》之说，皆谓禹别九州之後，舜复改为十有二州。而稽之《经传》，夏称“九牧”，商咏“九围”、“九有”，其数皆不符；则又曲为之解，以为禹即位後复改之为九州。《纲目前编》因之，遂以尧之八十载为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贡赋之年；八十一载为舜“肇十有二州，封山，川”之岁；舜之三十三载，禹既摄政，乃复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应不书；九州既平无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书曰“川”，然则其所者何川邪？吕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复安不忘危”之言曲为之解。夫既平之与未平之孰为轻重：何为於其轻者反记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圣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为九州矣，舜无故分之为十二，未数十年，禹又合之为九，是苟然而已。合为是，则舜不当分；分为是，则禹不当合。圣人立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且田赋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数年之经营始成此画一之法，谓宜万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为十二，其纷更孰甚焉！盖凡论唐、虞之事者，皆误以禹之治水为在尧世，是以其说颠倒舛谬而不能合。今但以《经》为据，则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摄政之初固无有所谓州者，自舜肇设之。而是时洪水方横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势之宜分之以为十二，──故《汉书》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则向之泽薮或为平陆，向之险阻或为坦涂，故舜复并其三而为九，──故《汉书》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伪孔传》之说以为取科第计，而不求之经，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为固然，以致圣人经世之苦心大略尽为其所掩耳。至於《禹贡》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尧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时书也。何以言之？《兖州章》云：“作十有三载乃同。”则是九州成赋之後又历十三年以外乃著此书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数年或十数年乃著此书矣。况三壤之则，九等之赋，必历数年而後高下可较；珠玉金贝贡篚之属亦非巢窟甫离之急务也。然则此书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盖舜之命禹虽重於平水土，实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即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贡赋，布声教；待夫经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载之“熙绩”、“分苗”以後。说并见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条下。
　　“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平水土及导山导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土田赋之文。
　　“锡土，姓。‘台德先，不距朕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贡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诗商颂》）
　　“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锡土姓之一例
　　按：封商、封邰，所谓“锡土”也。立子，所谓“锡姓”也。盖姬姓始於黄帝，故於稷不言赐姓；子姓则始於契，故独言之也。唐、虞锡土姓之事盖亦多矣，顾经传缺略，不可详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传。故录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窥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为於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同上）“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锡土之事，故附录於此。
　　△有庳非鼻亭
　　说者谓今道州、鼻亭为古之有庳国。按：孟子谓“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道州在九州之极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来！然则有庳当去帝畿不远；好事者因鼻与庳同音故附会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
　　【备考】“邦畿千里。”（《诗商颂》）“天子之地一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附论】“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书禹贡》）
　　【备考】“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书酒诰》）“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书君》）“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书召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书大诰》後错简）“庶邦侯甸男卫。”（《书康王之诰》）“曹为伯甸。”（《左传》定公四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书禹贡》）
　　【备考】“先王居杌于四夷，以御魑魅。”（《左传》昭公九年）
　　△五服里数以绝长补短计
　　《蔡传》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於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贡》山川，以今地图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东南之地未尝弃也。恒山、碣石而北，别无山川见於《经》者，沙漠之地未尝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说者亦谓周之王畿，丰、镐八百里，郏、辱阝六百里，共为百同以成千里。然则古之所谓千里百里皆绝长补短而计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损於其间也。盖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故孟子云：“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云：“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内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绥服共二千里。然则侯、绥二服乃九州以内地，所谓“州十有二师”者也。其外羁縻之国则附於九州而谓之要服。又外则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於远，不受其贡，谓之荒服。其远近略与内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计之。然则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盖南有馀而北不足，综计之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无少欹斜，无少有馀不足而後可也。《蔡传》又称《周官》九畿，四方相距万里，《汉地理志》东西南北亦弥万里，禹服狭而周、汉地广：疑荒服之外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者。余按：冀、扬有岛夷，青有夷、莱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仅附见於九州，若荒服则又在外矣。荒也者，远也，略也。荒服已属区画之馀，不在九州之内，安得荒服之外复别有区画，别有所谓“五长”者乎！《周官》一书，本非周公所撰，所载封国之制乃至方数百里。春秋以後吞并之馀，鲁、卫、陈、蔡尚仅二三百里，况建国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汉志》所言乃驿道之远近，非经界之广狭，先儒所谓“以人迹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师，南北不逾八百里，而驿道则千有一百馀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据驿道之里数疑经界之定制哉！余恐圣人体国经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书禹贡》）
　　【存参】“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地里志》）
　　△本录义例四──《禹贡》分隶两录
　　此篇《史记》载之《禹本纪》中，汉儒因而谓之《夏书》。余按：别九州，弼五服，乃舜体国经野之要，四海会同之实，不容於舜之世略而弗载。且既各为一篇，不相联属，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详加考核，置於《尧典》命官之後，以见舜经制之大凡。惟《导山》、《导山》二章，事专治水，时在初年，而《九州》诸章亦足以互见，无庸复举，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见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圣经，惟欲时事相从，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後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书益稷》）
　　△《韶》乐与夔言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则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皋陶谟》记皋陶之交赞於帝前，他官皆不与焉，而独载夔之言二章，盖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乐也！故以此为治定功成之验。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Ω》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拟作之舜歌一
　　《尚书大传》载舜时作《大唐之歌》，其词曰：“舟张辟雍，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又载舜之歌云：“卿烂兮，纟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於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圣贤，莫不咸听。{鼓长}乎鼓之；轩乎亻无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数歌者，浅而无味，泛而不切；惟“{鼓长}乎”以下四句颇有意义，而语意又与上文不伦，盖录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为後人所拟显然。试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则知其伪矣。而唐、虞之时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无有所谓“八伯”者也。乃近世言诗者竟有录此诗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备览】“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乐记》）
　　△辨拟作之舜歌二
　　俗传舜《南风之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余按：赓载之歌词浑厚而意深远，此歌则词露而意浅，声曼而力弱，不类唐、虞时语，盖後世工於琴者所拟作，正如韩子《拘幽操》之拟文王，《履霜操》之拟伯奇耳。传之既久而浅识者遂以为舜自作，误矣。且所谓“歌《南风》”者，谓其声之协於南风耳，《传》所称“节八音而行八风”是也；非其词之为“南风”也。遂以南风为歌，亦属附会。故今不载。又按：《乐记》此文下云：“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乐，岂专为赏诸侯！”其言良是。故今删之。
　　【备览】“昔有<风>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川，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述董父
　　尝疑此事近於荒诞；後思《经》言“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圣人之德之感鸟兽如此，则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凤，何独不可以致龙乎！且但言龙归之而不言帝赐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与刘累事亦似有别。故列之备览而附於“凤凰来仪”之後。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书益稷》）
　　△赓载之歌
　　按：舜之致治旷古今而独绝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犹君臣相敬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弥盛也。故《皋陶谟》以此终焉。
　　△舜无禅禹之事
　　自秦、汉以来，世之论者皆谓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故世所传东晋《古文尚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尧以天下与舜，诚有之矣；若舜以天下与禹，以《经》考之则殊不然。尧之禅舜也，《经》书详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尧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与人矣。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是尧举舜之意即欲以天下与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尧既试舜，欲与以天下，舜让不肯受，而尧乃使之摄政也。自舜即位以後，但记其询岳，咨牧，命官，考绩，而禅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则舜未尝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尧之授舜也，言之详，词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终舜之身略之而不记乎！《典》者，所以记事也；《谟》者，所以载言也。《典》犹《春秋》也，事无大小必书；《谟》犹训诰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为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载之於篇中也。故《尧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无不书者；《皋陶谟》则但载皋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尝授禹以天下，其事当载於《典》，不当载於《谟》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谟》反有之，然则是伪《尚书》者习於世俗所传舜禅於禹之言而采摘传记诸子之文以补之耳，乌足为据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将胥天下而迁之焉。”又曰：“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而独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已，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皋陶并称，则舜、禹之事与尧、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盖自舜崩之後，天下诸侯皆归於禹，皋陶、稷、契皆让於禹。禹辞之不获而遂受其朝觐，治其讼狱耳。故禹终身不称“帝”而称“王”。何者？二帝之德难以为继，禹谦不敢，遂陟帝位与尧、舜齐；但以天下无主，姑称王以镇抚之，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也。不然，尧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独不帝而王也哉！曰：尧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为不以天下授禹？然则舜之圣将不逮尧乎？且舜既不授禹，将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夺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从一人也。惟尧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礼乐亦未兴，己不能终其事，故举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则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礼乐固已兴矣，初无所待於人之终其事也；身没之後，听天下之自归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挟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盖尧之禅舜乃创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为一书而统名曰《尧典》。明乎两帝之犹一代也，不可以此为例而谓有一天子必复传之一天子也。晋羊祜欲伐吴，未及而卒，荐杜预以自代；预既克吴，不闻荐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毕而自择代者，臣之忠也；事已毕而听君之择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择夫代者，是臣侵君权也。夫尧、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尧之使舜摄政也，在位七十二载，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尧以身後之事属之。若禹之年则与舜相近，舜没後甫十年而禹没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没，而预以身後之事属之也哉！尧之世，大臣贤者莫如四岳，尧固已让之而辞之矣，共、之属则罪人也，其馀无可与舜肩随者，故舜之受禅无嫌焉。若禹、皋陶、稷、契、夔、益之伦则其年与名位略相埒，虽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独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时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启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载《伪大禹谟》之文而为之辨。说并详前後《尧启》篇中。
　　△引李绂语辨《伪书》“人心道心”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於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则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当行之路也：今以人心为道心已不可况谓人心之外别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谓心有操舍思不思则可，谓有两心则不可也。圣贤之教曰：“存心”，曰“尽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尽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为不美而於此外别求一心者也。惟庄子、佛氏乃以心为己累，而谓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则蔑视人心而别立一道心之名者，乃异端之说而必非圣贤之教也明矣。余少读《尚书》及《中庸序》时，固已疑其语之不经；今二十馀年，得李巨来绂《古文尚书考》，而後知其语果本於道家也。因录其文於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古《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
　　按晋王坦之作《废庄论》，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语，而不言其本於《虞书》；且与《庄子》“吹万不同，孰知正是”二语连举，则此语之出於诸子明甚。盖道家者流小仁义而外形骸，故分心以为二；荀子以性为恶，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则必无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辟异端之说，而乃以道家之言为圣人传心之要旨，无怪乎明季讲学者之尽入於禅也！故今不载。
　　△引崔迈语辨《伪书》伐苗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禹既摄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师，舞干羽於两阶，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尧典》曰：“窜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迁之矣。即位以後，虽禹有“顽弗即工”之语，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旧俗未改，是以分而迁之，使之渐渍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遗民然；非尚据险自恣也。果据险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固已革心而从化矣。及舜末年，尚安得有负固不服之三苗哉！圣人举事未有苟然者，况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轻命禹征之；使苗而当伐也，则当遂平之。周公东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仅三旬耳，师未老，财未匮，何以遽班师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馀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时，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间，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远矣，七旬之内，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万邦宁谧，道德一而风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乐极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摄政时而苗尚未服，岂得谓之“无为”、“尽善”也哉！《伪书》此文，乃采之《韩诗外传》而增饰之者。《外传》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词，非当时事实，然但云“舜时有苗不服”，未尝以为舜末年禹摄政之後也；但云：“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未尝以为轻举大众，无功而遽班师也；但云“久喻教而苗请服”，未尝以为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内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伪书》增饰之而遂为天下必无之事，岂不谬哉！《传》曰：“誓诰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时尚未有誓明矣。《汤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汤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芜弱出秦、费二誓之下，然则其为秦、汉以後文人之所拟作无疑也。余弟迈《讷笔谈》中亦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笔谈》一则】“《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余谓《左传》子鱼之言固过其实，而伐崇之事究与此不类。崇，敌国也，虽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虽伐之而原不期於一举而即灭之，岂得以之例舜也哉！况云：“复伐”，则亦非不用师而自格也。故今不载征苗之事。说并见前《分北条》及《周文王篇伐崇条》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书尧典》）
　　△舜自举迄崩之年
　　《史记》称舜三十而举，五十而摄，五十八而尧崩，六十一而践位，践位三十九年而崩。《伪孔传》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为天子五十年，寿百一十二岁。《蔡传》言舜三十召用，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经》云：“五十载陟”。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则《史记》之误不待言矣。《二传》之说皆为近理，但《伪传》增服丧之三年，与《经》文似微异；《蔡传》无服丧之三年，於事理亦颇乖。窃疑古文皆约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计之，未必无奇零也。且古所谓”三载，皆兼首尾两年数之；然则历试、摄政、服丧，实止三十一年。如此，则舜当於六十一岁践位，百一十岁而崩，於《经》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远，载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识之於此。要非大义所关，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孟子》）
　　△引韩愈文辨舜崩苍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舜葬於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史记》云：“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伪孔传》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唐韩子《黄陵庙碑》，宋司马君实《史剡》“皆尝驳之。《史剡》之说未安；今载韩子之说於左：
　　【韩子《黄陵庙碑》】（节录）“《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故《书》纪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余按：《尧典》之记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苍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当远涉於此。孟子之说近是。《戴记》之文本多驳杂，而《史记》则又采诸《戴记》，《伪传》则又因《戴记》、《史记》之文而曲为附会者，皆不足信。韩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载《孟子》之文，馀悉不录。
　　【附录】“舜有商均。”（《楚语》）
　　【备考】“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左传》哀公元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存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附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并《孟子》）
　　△尧、舜、孔子不可轩轾
　　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程子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於尧、舜，语事功也。”後世学者尚论古圣，往往以宰我之言为实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赖莫不始於尧、舜：安居乐业，尧、舜之奠之也；礼乐教化，尧、舜之开之也；天地万物之宜，尧、舜之乎成经理之也；禹之继治，继尧、舜也；汤、武之拨乱反正，反之乎尧、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尧、舜之道也。尧、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尧、舜为天子，权可以施之，则创制显庸以垂万世；孔子为布衣，权不足以施之，则修明《六经》以垂万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尧、舜，孔子，易地则皆然。非孔子则尧、舜无以传於後；非尧、舜则孔子亦无所述於前。故谓禹、汤、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谓尧、舜之不逮孔子，则吾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其称尧、舜至矣；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圣人谦衷，过於推崇前圣。若颜渊、子贡辈，其称孔子可谓极矣，然“弥高，弥坚”之喻何殊“巍巍，荡荡”之称，“立、道、绥、动”之功何异“无为而治”之效，“犹天之不可阶”即所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颜渊、子贡之尊孔子，亦不过如尧、舜而已。惟《孟子书》中载宰我语以为“贤於尧、舜”，而子贡、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轩轾者，皆与《论语》所言不类。窃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词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复顾於彼，犹论舜者及於称舜而遂无地以处尧耳，岂必皆的论哉！孟子论圣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叙道统，於尧、舜、孔子无轩轾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为定论也。程子之言虽未免於回护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异者而但取其异者轩轾之也！盖战国之俗好为大言，杨、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师，非尧、舜，薄汤、武，而远称黄、农以驾乎其上；儒者较为醇谨，不敢放言高论，然亦不免染於风气，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尧、舜。汉、晋以降，异端横行，其说益诞，其言益无所忌，又以尧、舜为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谓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谓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与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诞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间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来，其德之崇，功之广，莫过於尧、舜。孔子以尧、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圣与尧、舜齐。尧、舜犹太祖也，孔子犹太宗也；尊尧、舜者必尊孔子，《礼》所谓“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谓孔子别有一道加於尧、舜之上，则杨、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谓别有一道，不但藐尧、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见道统之正而服异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录》通考圣贤先後所论而权衡之，而《洙泗录》中宰我、子贡、有若推崇之语仍载之《孟子》言中，不使与《论语》门人之言相混，庶学者可以察其故云。说并见《总目》、《唐虞》、《洙泗录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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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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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於舜；舜崩，天下归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
　　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卷一
　　○禹上
　　“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书洪范》）
　　△鲧非颛顼之子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夏本纪》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继，而帝颛顼至尧其世盖远；自《史记》及《帝王世纪》始皆谓其相继；然云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则颛顼之崩下至尧之七十二载舜受终时亦当百有五十七岁：而鲧之用乃在尧世，鲧之殛乃在尧七十二截以後，鲧安得为颛顼之子也哉！唯《汉志》谓颛顼五世而生鲧，於事理较近；然传记无所见，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於臆度，未敢据以为实然也。由是言之，禹断非颛顼之孙，而亦未必果颛顼之裔。与其误信之而诬圣人之祖，何如姑阙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录。说并详前《黄帝尧舜》篇中。
　　“鲧殛而禹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记》称禹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禹云：“敏给克济（《史记》作“勤”），其德不回（《史记》作“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史记》作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余按：此皆後人赞禹之词，然文皆浅近肤阔，不足以称禹之德；且自古圣贤之所同，亦不得独以称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记》所称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略与《史记》同；然《史记》所无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记》文义之明洁。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记》之文以补之者。附识於此，俟好学深思者决之。说并详前《唐虞尧舜》篇中。
　　“禹、稷躬稼。”（《论语宪问篇》）
　　△“躬稼”非教稼
　　《论语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主事。”近世说者遂以後稷之“教民稼穑”为“躬稼”，且云：“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穑乃可教也。”余按：南宫之意，以为羿、才力绝人，若可以无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亩，若不能自奋，而反受天明命；以见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语意甚明，无可疑者。若以“躬稼”为治水明农之事，则此乃济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义龃龉，而与上句语意亦不伦。禹、稷因躬稼故当有天下，岂羿、因有材力即当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谓之躬稼；教民为之，非躬稼也。许行为并耕之说，孟子辟之，引稷之教民稼穑而以为不暇耕，然则教稼不得谓之躬稼明甚；况禹未尝教稼者乎！盖禹自鲧殛後，亦即降同庶人，亲历畎亩，而《诗》称稷匍匐以艺荏菽，则亦生长於田间者，故南宫云然：不得以治水明农之事当之也。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书洪范》）
　　“导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壶口、雷首，至於太岳；柱、析城，至於王屋；大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西倾、朱圉、鸟鼠，至於大华；熊耳、外方、桐怕，至於陪尾。”（《书禹贡》）
　　△逾河言山脉非言禹迹
　　《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於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於合黎”，“至於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ㄛ”、“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禹之导山，固非若今术士为葬法计，然岂容不问其脉络首尾！况山之脉络正与治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辩之，然後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於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问也！故同一不龟手之药也，宋人用之以纟光，吴王用之以与越战，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谓用之，行师者遂必弃之也；不可谓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资之也。今术士皆据五行以推人祸福，亦遂谓圣人不言五行乎！圣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祸福耳，未尝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术士何足以知山脉；术士之谈山脉，正如其谈五行，非沿讹踵谬则穿凿附会耳，知山脉者，莫圣人若也，奈何反属之术士哉！《蔡传》又云：“河北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东之水，东流以入於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南出为析城、王屋，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余按：此说特因堪舆家言有所谓“两山间必有水，两水间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则山遂不相连属耳。不知此二语特言其大概，非以为尽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关东行北转历邢、相，抵易、定，环燕京而东南，以至於海，二千馀里绝无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逾山而东，安见隔水遂不相连属乎！余尝自洛入秦，循何而西，见河南之山皆如趋如赴，与河北诸山遥相连接；若河南地平，则河北亦平。然则冀南之山显然自雍、豫来，《伪传》之说是也。且太原东即大行，山势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坦然平地，竟无处可指为脊者。河北诸山何由自代北来，特堪舆家猜度而为之说耳。吾故曰：术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圣人也。由是言之，《经》之“逾於河”当属山，不当属禹，明矣。
　　“导れ冢，至於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阳，至於衡山；过九江，至於敷浅原。”（同上）
　　△山分四重
　　导山凡两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远，由北而南。河、渭以北为第一重：岍、歧至太岳为西干，柱至碣石为东干；“壶口”二句与冀之“壶口”、“太原”四句相表里，“柱”四句兴冀之“覃怀”、“恒、卫”四句相表里。河、渭以南为第二重：西倾以下为西干，熊耳以下为东干。淮、汉以南为第三重：れ冢为西干，内方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近者文详，远者文略，故岍、歧以下所记凡十二山，西倾以下八，れ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浅原乃三耳。犹导水之独详於河，九州之独详於冀也。
　　此以上并记禹导山之事。
　　△《山海经》为汉人作
　　世传《山海经》为禹与益所撰。余按：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後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
　　“导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於流沙。”
　　“导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导河积石，至於龙门；南至於华阴；东至於柱；又东至於孟津；东过洛，至於大亻丕；北过洚水，至於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於海。”（同上）
　　【存参】“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於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於勃海。”（《汉书沟洫志》）
　　△评《沟洫志》语
　　按：禹酾二渠之文不见於《经》；郑渔仲谓“自秦时河决，始有二流”者，说近是。然所谓“水湍悍难行平地，乃北载之高地”者，则殊得其事实。故列之於存参。
　　△大陆在北泊之北
　　颜师古云：“洚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盖钜鹿有广阿泽，孙炎以为大陆，故师古云然。然广阿泽即今北泊，信都即今冀州：冀州在钜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则是河过洚水反在大陆之下，於《经》文为倒置，师古之说非也。《蔡传》於降水亦云：“今信都县枯洚渠也。”於大陆则云：“信洚之北，四无山阜，旷然平地”。是矣。然谓“隋改昭庆为大陆县，唐割鹿城置陆浑县，以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不知昭庆（即今隆平）鹿城（即今束鹿）虽与钜鹿分隶三州，而实同临广阿一泽，故《地理今释》云：“广阿泽，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顺德府钜鹿县，正定府隆平县、宁晋县（二县今并分隶赵州）、深州（今直隶两司）”。则是其地仍即孙炎所指，未尝在信洚北，蔡氏之说亦非也。盖其误在洚水。河之所受数十百川，然所纪者独洛与洚，而济、沁、淇、漳、滹沱、桑乾不与焉，则洚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滏、沙、氵交诸水皆入於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无馀水可指以为洚者。由此言之，则洚水非枯洚，乃泊水也。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之得名，盖取茫无津涯之义。今泊水浩渺环数百里，正与洚之名义相符；而“高平曰陆”，亦未闻有以之名泽者。由此言之，则泊水乃洚水，非大陆也。洚水既在泊，则大陆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犹今人之呼为宁晋泊，非谓泊之遂为宁晋也。盖河自大亻丕而北，距西山仅百里，渐北渐斜而东，距山渐远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谓之“大陆”；过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逦亘数百里。然则大陆当在二泊以北，两淀以南，以其西山东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广且平，故云大陆；不得如颜、蔡之说也。
　　△九河、逆河非西山诸水
　　钱氏（名字未审）云：“班固以滹沱为徒骇，盖禹时黄河北流，西山诸水皆东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即恒山以东诸水。逆河，即易水；与河合流而东，故曰‘同为逆河’。”余按：章首既云“导河”，则“至”也者河至之也，“过”也者河过之也，“为”也者亦河为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义也。由合而分则曰“播为九河”；由分而合则曰“同为逆河”。若别有九河、逆河则当曰“过九河”、“过逆河”，不当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矣。漳、汾、渭、洛诸水皆入於河，亦可曰河播为漳、汾、渭、洛，同为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盖因海潮西来，河水东去，两水相迎而名，故《汉志》谓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当之也。至於《汉志》以滹沱为徒骇，言之不详；然窃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骇之故道，非以徒骇、滹沱为一水也。盖九河、徒骇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由徒骇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虽沙，而滹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骇入河以达海，故谓汉之滹沱即古徒骇之故道耳。犹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沟，而《水经》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非谓内黄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沟也。遂以滹沱为古徒骇，误矣！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记之於兖州邪！此说至为可笑，然学问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略摘其谬如右云。
　　○禹下
　　“れ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ㄛ，至於大别；南入於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於澧；过九江，至於东陵；东迤北会於汇；东为中江，入於海。”（《书禹贡》）
　　【存参】“彭泽县：《禹贡》彭蠡泽在西。”（《汉书地理志》）
　　△彭蠡非鄱阳
　　此文“彭蠡”，说者以为鄱阳。朱子谓番阳在江南，非汉水所汇（文与《蔡传》略同，故不备载），乃从郑氏渔仲之说，以“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後又以衍文为未安，遂断以为《禹贡》之误。蔡氏作《传》，复申其说，略云：“番阳在江之南，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馀里，所蓄之水则合饶、信、徽、抚等州（今江西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非自汉入而为汇者。又其入江之处，石山峙立，水道狭甚，不应汉水入江之後七百馀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且既在大江南，於《经》宜曰南汇，不应曰‘东汇’；宜曰南会於汇，不应曰‘北会於汇’；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以今地望参校，绝为反戾。意当时龙门、九河等处，禹亲历而身督之；若江、淮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所居；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也。以此致误，谓之为‘汇’，谓之‘北江’，无足怪者。”余按：番阳非汉所汇明甚：前人委曲迁就，殊无别白；朱子乃亲察山川之形势以证其误，而蔡氏之辨复指画详明如是，可谓精核也已。顾吾独异朱子与蔡氏既知其误，乃不疑以番阳为彭蠡者之误，而反以《经》为误，为大不可解也！导汉文云“东汇泽为彭蠡”，故导江承之曰“北会於汇”；若无“东汇”之文，则所谓“北会於汇”者何汇也？导汉文云“东为北江”，故导江承之曰“东为中江”；若无“北江”之文，则谓之“中江”者何因也？汉、江、济、淮皆入於海，故文次於导河；渭、洛皆入於河，故又次於济、淮；若导汉之文至入江而止，则当次於渭、洛之後，不当反在导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与上下之文乖剌，而此十三言者，承上开下，文相属，意相贯，乌得谓之衍乎！《禹贡》所记，治河为多，其次即莫若江、汉，而淮、济皆略焉；於梁言岷、れ之艺，於荆言江、汉之朝宗，於扬言彭蠡之潴，三江之入，详矣，即沱、潜、云、梦亦江、汉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汉者大半焉，则禹之致力於江、汉者不少矣，乌得谓之“不待疏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劳且久如是，必无以江、汉大川而不亲往，但遣官属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为一河而馀皆不暇往，亦浅之乎视禹矣！禹治水时，三苗窜已久矣；“顽弗即工”者未革其旧俗耳，非负固不服也。（禹无征苗之事，说见《唐虞治定篇》中）果负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窜之则从，分之则从，独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岂理也哉！且以禹之圣，所辟官属必贤，果未亲历其地，必不强不知以为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载之策也。由是言之，《经》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误，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阳为彭蠡者误也。盖汉之汇而为彭蠡，犹济之溢而为荥也。《春秋传》云：“潘党逐魏，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郑氏云：“荥，今塞为平地，其民犹以荥泽呼之。”是荥在春秋时已通车马，至两汉时遂为田畴矣。盖此二地本卑，又近汉、济入江、河之处，是以潴此二泽；日久沙高，遂成平陆。彭蠡与荥一耳，何独异焉！梁山泊在宋时回环号八百里，今仅数百年，已坦然平地，况数千年以前之薮泽乎！由是言之，《经》之彭蠡自别一地，自在江北，为汉水之所汇，而今亡耳，非番阳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导汉曰“东汇”，不曰南汇，导江曰“北会於汇”，不曰南会於汇。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横截而南而已汇为彭蠡，不待横截而北而已流为北江。《禹贡》所云，无一语之不符，无一字之可疑矣！岂惟《禹贡》为然，《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即今江西全省）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南而云“在西”，则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阳明矣。又云：“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则番阳自名湖汉，非即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泽，而云“彭蠡泽在西”，似彭蠡原不在县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泽在西，而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约略可指，如人之呼荥泽者然。盖江虽东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称江东，江北亦称江西：彭泽临江而县，则视上游江之北岸为西，故以为“在西”耳。然则班氏但因县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谓彭蠡必在彭泽境也。因彭泽之无彭蠡，遂南移之番阳，失之远矣！朱子乃云“《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汉原非彭蠡；不但《禹贡》不误，即《汉志》亦不误，乃後人以为番阳者误耳。又按《春秋传》云：“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吴伐楚，舍舟於淮，自豫章与楚夹汉。”徐、淮皆在郢之东北，而汉之豫章乃在郢东南千数百里，去汉水远甚，故杜氏注云：“此豫章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则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晋之渡江也，於淮汉之南侨置雍、豫、徐、兖诸州以处其民。豫章彭泽之在江南盖亦类此，如《传》所称“迁郢於若阝”然者；不得以彭泽县在江南，遂谓彭蠡亦当在江南也。以数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馀，沿讹踵谬而据之以断古书之是非，诚未可轻言也。此与三江之说皆无关於大义，然据《注》驳《经》，其端不可不杜，故备论之如此。说并见《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下。
　　“导氵允水，东流为济；入於河，溢为荥；东出於陶丘北；又东至於菏；又东北会於汶；又北东入於海。导淮自桐柏；东会於泗、沂；东入於海。”（《书禹贡》）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於澧；又东会於泾；又东过漆、沮，入於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於涧、；又东会於伊；又东北入於河。”（同上）
　　△导水次第有五
　　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於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於渭，豫水半归於洛，然皆附河以入於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於江，先济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论】“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并《孟子》）
　　△“行所无事”之义
　　按：孟子以“行所无事”称禹，後世论治水者往往以为当任水所自趋，非也。水之决，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当审其全局之高下而权衡之，不得以一时一地之决为断也。若但任其决而不治，在决之地或可无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胜言矣。所谓行其所无事者，正以能审地势高下之宜，当任则任，当改则改，当疏则疏，当塞则塞，顺其自然而己无所与焉，是之谓行所无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趋也。果任水所自趋，何赖有禹；孟子何以有“疏、瀹、决、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论之。
　　此以上，并记禹导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民乃粒，万邦作。’”（《书益稷》）
　　△先导山而後导水
　　按：“随山刊木”，即《禹贡》之导山事也；“决川距海”，即《禹贡》之导水事也。而随山暨益同功，决川暨稷同功，则是导山既毕然後导水，显然两事无疑也。盖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随山而导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导之，使平田之害尽去；而不先导山亦无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潜心玩之，犹可见禹致功之次第云。
　　【备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史记夏本纪》）
　　【附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於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书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
　　【附论】“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颖，馆於雒。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左传》昭公元年）
　　△禹以前无水道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详考；因见“尧有九年之水”之语，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时本无水道，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日积日多，遂至“怀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视地形高卑，疏为水道，使皆流入於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宁居。孟子尝言之矣，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诸海。”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鱼乎？”春秋之时去古未远，故当时人人皆知之；今则知之者鲜矣。学者详加考核，庶知禹之为功大也！
　　【补】“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孟子》）
　　【备览】“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後举益，任之政。”（《史记夏本纪》）
　　△辨始乱之说
　　《吕览》云：“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问曰：‘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乱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逊於尧、舜，若其道则未有异也。禹所行者即尧、舜之政，初未尝有所变革，而何为遂至於生乱乎？洪水之灾，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谓禹始乱，岂不谬哉！盖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为此言，借唐、虞以毁三代；吕氏之客无知而妄采之耳，此事虽至无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辨泣问罪人之说
　　《说苑》云：“禹出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余按：此亦後人推度圣人爱民之心以为言者，其意则善而不必实有是事也。至禹自谓不如尧、舜，禹之存心固应如是，若论者遂以是为优劣则固矣！且其言亦浅俗。故今不录。
　　【补】“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
　　按：此虽见於《国策》，然与《孟子》之言合，当非误引。故从传记之例。
　　“禹闻善言则拜。”（《孟子》）
　　△辨县钟鼓磬铎之说
　　《淮南子》云：“禹县钟、鼓、磬、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幡曰：‘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喻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召。’”余按：此皆形容圣人好善之诚，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门万里，下情不能上达，於是设鼓以防壅蔽；当禹之时，君与民如一身，谁能阻之，而尚赖於钟鼓之县乎！齐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何况於禹！且其文殊浅弱，非虞、夏时语，而道义与事亦不得分为三，其为後人形容之语甚明。故今不录。
　　“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辨戮防风氏之说
　　《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尧、舜所以处之者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戳之，禹亦残忍矣哉！防风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则与“致群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矣，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陈之时；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故不载。
　　【备览】“十年，禹东巡狩，至於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
　　△禹崩年与崩地
　　按：孟子称禹荐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谓禹立而荐皋陶，皋陶卒，乃荐益，凡立十年而崩，则与孟子之文约略相符，其年或有所据。惟崩於会稽，未见其必然；恐系战国之时传流之误，如舜之崩於苍梧者然。但会稽，扬州地，尚非苍梧之比。姑存之。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附论】“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篇》）
　　○附：皋陶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书皋陶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同上）
　　“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於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於上下，敬哉有土！’”（同上）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同上）
　　【附录】“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左传》文公五年）
　　△庭坚非皋陶字
　　《春秋》文公十八年传，高阳氏才子八人，有曰“庭坚”者，杜氏注云：“庭坚，即皋陶字。”余按：文五年《传》，楚成大心灭六，公子燮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乃似六、蓼两国之祖一为皋陶，一为庭坚者。不知杜氏别有所据邪？若即因此文而合之，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之後封於英、六”，亦不言蓼，则似六乃皋陶之後而蓼乃庭坚之後者。《正义》因杜氏之说，遂谓英即蓼，亦恐未然也。且尧、舜、禹，天子也，而《尚书》皆称其名，是唐、虞之时未有字也；九官惟伯夷似字，然舜亦称之为“伯”，是唐、虞之时名字未分，伯夷即其名也，皋陶何以独有字乎？《典》、《谟》之称皋陶多矣，帝称之，同朝之臣称之，史臣称之，皆以皋陶，乃至後世之诗人称之，儒者称之，亦同词焉，从未有一人称为庭坚者，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故今阙之。
　　●卷二
　　○启
　　【补】“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
　　【附论】“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同上）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禹无家天下之心
　　世之论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韩子《对禹问》云：“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後世争之之乱也。”又云：“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又云：“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余按：韩子之说，以後世之时势论之则当矣，遂以此为古圣人之心事则非也。《经》、《传》之文多以尧、舜并称，而禹常舆皋陶、稷、契同举；《书》合尧、舜事为一《典》，而禹舆皋陶皆有《谟》：禹之德未必遂与尧、舜齐也。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泽”，“奏鲜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远下於禹也。然则益之视禹恐亦当如禹之视舜。（刚案：“亦当”疑“不当”之误）今因尧、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益不得与，遂谓禹为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败立论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益亦稷、契伦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虑其争则尤不可传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独欲传之子，天下必有议其私者矣。不见吴光之弑僚乎？故传子之不争，论谒则可，若至夷末，兄终弟及已三世矣，传弟则不争而传子则必争，此理甚易见也，禹安得以传子为忧後世也哉！若虑益再传而致争，则启之再传亦何尝不争也！羿、浇之祸，民生涂炭，王嗣流离，使益再传而得贤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过如是止耳，安见传贤之不若传子乎！曰：然则禹何以传之启？抑禹传之益而启夺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禹固未尝传之启，亦未尝传之益也。盖自唐、虞以前，天下诸侯皆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天子不能以天下传之一人也：不惟无传子者，亦并无传贤者。独尧以天下多难，故让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尧虑身後之争天下而传之舜以绝觊觎也。（说已详前《唐虞考信录》中）尧之初意原非传舜，故舜亦未尝以传禹；禹之不传人何怪焉。故舜以禹为相，舜之事毕矣；禹以益为相，禹之事亦毕矣，禹崩之後，天下之归於益与归於启，禹不得过而问之也。天下不归於益，亦不归於启，而别归於有德之诸侯，禹亦不得过而问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无以天下传之人之事也。自羲、农、黄帝以来，皆若是而已矣。（神农、黄帝皆无传子之事，说详《上古考信录》中）若谓禹必传之一人然後为忧後世，则包羲、黄帝、颛顼岂皆不忧後世者乎！後人但见商、周以来天子世世相继，遂以之例虞、夏，而以为天子之後必当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传於贤则传於子。以启之继禹而王也，故遂以为禹传之启，於是乎有“德衰”之讥；不则以为禹传之益而启夺之，於是乎有“杀益”之谤；不则又以为禹阳传之益而阴传之启，於是乎有“以启人为吏”之诬。即能尊信圣人如韩子者，亦但以为忧後世之争故传之启而已。其说虽不同，而其失圣人之真则一也。且启继禹而王，亦仅一世止耳。太康失国，相居帝丘，夏已降同於诸侯矣；有过之难，厥祀遂殄。会羿、浞淫暴，民不归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是以天下复归於夏。藉令少康仅属中材，或虽有茂德而先有圣人者出，灭羿、以安天下，则少康不得复中兴矣。是故，少康之兴，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尝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帅禹”，天下归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间干天位者皆以恶终为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虽庸主抚之而诸侯皆惩於羿、而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无家天下之心，纵使有之，而唐、虞禅让之天下，禹亦安能独取而畀之於子孙，至四百馀年也哉！及至有商继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有伊尹之辅政，太甲之自艾，故复循夏故辙。其後甫衰而即有贤圣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馀年。至周，遂为一定之例而不可变。然则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启，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贤圣六七君，与禹初无涉也。故凡论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盖孟子之智足以知圣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书未尽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当轻议也。韩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为禹传之启；又以圣人不私其子，复为前定不争之说以曲全之，过矣！嗟乎，孟子，亚圣也，韩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犹不能取信於韩子，况以余之愚陋，乃独排世儒之论而推阐孟子之说，其亦可谓不量力矣！说并详前《尧舜》及後《少康篇》中。
　　“大战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则孥戮汝。’”（《书甘誓》）
　　【备览】“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
　　【补】“夏启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
　　【附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逸夏书》，见《左传》文公七年）
　　△辨《伪尚书》引缺语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以“戒之用休”四语为禹之言於舜世者。其文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余按：《左传》却缺所引《书》文止此四语，而自以己意释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然则《尚书》原文必无“水、火，”、“正德”等语明矣。余弟迈《笔谈》云：“今《大禹谟》明系掇拾却缺之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果说明，却缺又何必费解；却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又按：《左传》引此文，以为《夏书》。《离骚》云：“启《九辨》与《九歌》兮。太康娱以自纵。”则是《九辨》、《九歌》皆作於启之世，不但非禹之言，亦必不在舜之时矣。今《楚辞》中亦有《九辨》、《九歌》，然则《九辩》、《九歌》乃古乐章之名而楚人拟为之，如晋、唐人之拟汉乐府也。故今附录於此。
　　【附录】“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後曰：‘拜手稽首後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淮，兹惟後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书立政》）
　　【附录】“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
　　△九鼎未必禹铸
　　按：《立政篇》“有室大竞”，不言何王之时，则非专指禹可知也。九鼎之铸，世皆以为禹事；然《传》既不称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启或少康未可知也。故今附录於启之後，亦阙疑之义尔。又按：《传》文“远方”以下十有二字，《注》以四字为句，以“贡金九牧”为九州之牧贡金，於文理殊未协。且九州不必皆产金，安得九牧皆贡金乎！余谓当以六字为句：远方之国图物贡金，而九州之牧铸鼎象物，庶於文理为顺。
　　【备览】“夏后启崩，子太康立。”（《史记夏本纪》）
　　○夏中衰之世（夏裔太康仲康相）
　　【补】“启《九辨》与《九歌》兮，太康娱以自纵。”（《楚词》）
　　【备览】“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於洛，作《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
　　△辨《伪书五子之歌》
　　按：世所传《伪尚书五子之歌》，其语多采之《春秋传》。若《春秋传》所无者，则皆词意浅陋，不类三代时语。至“郁陶予心”两句，采之《孟子》，尤失万章之意。其为後世浅人之所伪，显然可见。故今不采。
　　【备览】“太康崩，弟中康立。”（同上）
　　【存疑】“义、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同上。《书序》文同）
　　△引崔语辨《伪书胤征》
　　《伪古文尚书胤征篇》首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於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後儒多疑荒酒罪小，不足加以六师，於是曲为之解：或谓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之命征之；或谓羲、和党於羿，仲康藉荒酒之罪除之。金氏《通鉴前编》因之为说曰：“仲康继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师，其规模举措固已有大过人者。羲、和不共王职而归於有穷者，是以有徂征之师。君子是以知仲康之能自振，而胤侯之为王室倚重矣。”余按：此篇系《伪古文尚书》，本不足信；就令可信，而其文言但言废职荒酒，则忠於夏与党於羿均无可征。止据我之猜度，定古人之功罪，可乎！且羲、和党於羿，仲康安能征之！仲康在内，则权不在己，征之，羿必沮之；在外，则国势微弱，征之，羿必救之。仲康无如羿何，又安能如党羿者何！盖此篇本因《书序》之言而附会之者，後人递加附会，遂至以无为有，凭空造一羲、和罪案，诬矣！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此篇之谬，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即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疑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即果如所言，义、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杀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按：《书序》之文往往失《经》本意，固不敢谓然，而《伪胤征》之文亦未必尽《书序》之意；《笔谈》所论备矣。且古者六师皆六卿分掌之，《甘誓》所记甚明；至春秋时犹然。自《周官》（今谓之《周礼》）始谓司马掌六师，而《伪书周官篇》因之；春秋以前无是言也。果夏时书，安得有是语哉！故今《伪书》及《前编》之语概不载，而列《史记》所采《书序》之文於存疑。
　　【备览】“中康崩，子相立。”（同上）
　　【补】“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左传》哀公元年）
　　【备考】“卫迁於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曾阝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卫之罪也。’”（《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辨羿立仲康与分河而治之说
　　太康失国之事，《史记》不载其详。《伪孔传》云：“羿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为天子。”《正义》云：“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时必废之也。《传》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杀羿，必是羿握其权。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由是叙古史者皆谓羿相仲康而握其柄，如莽之於婴，操、懿之於献帝、齐王然者。金仁山《通鉴前编》驳之云：“自唐、虞以来，都於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则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薛氏谓今拱州太康县即太康故城，而《传》亦称相居帝丘，然则太康为羿所拒，不能济河，而更都南夏，以传仲康；迄於後相，皆在兖、豫之境，古大河之东南。羿据冀方，因夏民以代夏政，称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灭相，而夏统始中断。”又云：“《传》称羿代夏政，号‘帝夷羿’，岂立仲康而为之臣者！仲康虽立国於外，然‘肇位四海’，诸侯之尊夏固自若也。”余按：古之所谓篡者，夺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夺之之谓篡，非有若後世之阳奉其名而阴操其柄，待其势固而後移其社稷，若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也。况当唐、虞之後，夏有天下仅及二世，原不以继为常；羿既力能夺夏之国，正不必奉仲康以号令於民也。且仲康既在故国，相何以又在帝丘；羿既篡仲康於故国，浇何以又灭相於帝丘哉！此盖作《伪传》者习於魏、晋之事，而以今例古，以为亦然耳，《前编》之辨是也。然谓分河南北而治，诸侯尊夏自若，则仍惑於伪书之说而不免乖谬於事理。何者？王畿虽或跨河而南，然《禹贡》冀州不言贡，而豫州之文无异於他州，故《逸书》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是王畿之在河南者固无多也。仲康、後相流离播迁之馀，微弱不振，安能朝诸侯，有天下哉！平王之东也，天下安於周者已十馀世，然朝觐者不过晋、郑近畿诸侯，亦仅羁縻之耳。齐、晋迭霸，天下始知尊王，犹但以空名相维系，号令不能行也。况夏有天下未久，太康失道即与朱均无异，而安能使诸侯戴之如故乎！且使诸侯果仍服属於夏而羿但有冀州之地，则以天下之力不难恢复一州，何以听其坐大而卒为其所灭？以羿之强，方且并夏而逐其君，乃於诸侯之百里五十里者听其朝觐於夏而不问，此亦事之必不然者也。盖夏之失国以德衰，羿之并夏以力强。以力争者必蚕食以岁月，其取冀方也盖非一日之故，渐渍吞噬，而夏乃避於河外，迁於帝丘，日浸微弱，卒至於相而灭於浞。然当时亦必有二三强大诸侯，若商、相土者，能坐镇一方而不事羿，以故羿之力不能及远，而夏得苟安於帝丘耳。乌有所谓分河而治，尊夏自若者哉！太康之时，去天子不相继之时仅二百年，去异姓相继为天子之时仅数十年，是以天下诸侯畏羿者自事羿，亲夏者自附夏，而稍远者则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汉、晋之事例夏初也。故《伪传》、《前编》之说概不采。说并见前条下。
　　○干位夷羿寒浞
　　【补】“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Θ迁於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ζ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後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左传》襄公四年）
　　“羿善射。”（《论语宪问篇》）
　　【存参】“羿焉跸日？乌焉解羽？（《楚词》）
　　【补】“浞行媚於内而施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於穷门。靡奔有鬲氏。”（《左传》襄公四年）
　　“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於是杀羿。”（《孟子》）
　　【附论】“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同上）
　　△辨射日之说
　　说者云：“羿，尧时人，善射。尧时十日并出，金烁草木焦枯。尧命羿射之，中其九。其後有穷之君亦善射，故人以羿号之，实非羿也，”余按：羿射日事，杨氏慎尝辨之。语云：“羿射日落九乌。”言羿善射，一日之中获九乌耳。後人误读“羿射日”为句，遂谓“日中有乌：落九乌，落九日也”，谬矣！且“十日并出”者，状尧德之明，天下无所不见耳。舜“明四目”，岂舜面实生四目乎！说者因有此语，遂附会之，以羿为尧时人，谓羿射落其九而存其一，则益谬矣！至《楚词》中此语，观二“焉”字，亦似不以为然而驳之者。後人反取此文以为羿射九日之证，亦非是。此事之荒唐本不足辨，然观此可知秦、汉以後不经之谈皆由误会古人之意，或误读古人之句，转相传述，转相附会；以至大误；後人习闻其说，以为所从来久，遂不敢轻议耳。故举之，以为能以一隅反三隅者之助。
　　【补】“浞因羿室，生浇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於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於过；处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於过；後杼灭於戈。”（《左传》襄公四年）
　　“（‘’‘浇’古通用）荡舟。”（《论语宪问篇》）
　　【存参】“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楚词》）
　　△荡舟之义
　　《论语集注》以“荡舟”为“陆地行舟”。或引此文为据，以“荡舟”为“覆舟”。余按：以舟行陆，於事无取；释荡为覆，於义未圆。《春秋传》云：“齐侯与蔡姬乘舟於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则荡乃摇动之意。盖古字“荡”“汤”通用，以一人之力，摇斟氏之舟而覆之也。蔡姬所荡者囿中游戏之小舟，所荡而覆之者两军交战之大舟，此所以为材力之绝人也。如此，於文义似平允。
　　○少康杼
　　【补】“後缗方娠，逃出自窦，归於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
　　△家天下之始
　　《皇王大纪》於少康生之年即书“少康元载”，以绍夏统。《纲目前编》因之。余按：上古之世本无相承之统，由黄帝至帝喾皆隔百数十年而後代兴；自尧、舜、禹而後相继，然皆异姓也。至禹崩时，皋陶已亡，益亦避去，其馀稷契之伦大抵皆已前没，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是以天下归之。此乃然事耳，非以夏为一代之统而必世世子孙相承不绝也。启崩之後，天下诸侯之朝觐讼狱者断不能归於太康也明矣；况仲康、相之微弱者乎！但此时别无圣人能得天下心者，是以天下未归於一。会少康复有令德，诸侯归之，而又得贤子杼继之，然後天下久归於夏；久则难变，而槐、芒、不降得以蒙业而安耳。由是言之，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後始然，当其初固与上古之代兴者无以异也。然则羿、浞之在当时，与蚩尤之在上古，赢秦之在战国略相似，初非若新莽、周之窃统於汉、唐者可比，而何必继其统使相承不绝哉！况少康仕於诸侯，为其牧正，为其庖正，方且北面而臣事之，亦断不可於此时嗣天子之统也。学者不知夏所以家天下之故，故论禅让继统革命之事多谬於理而乖於势。故今申而明之，而以羿、附於启、太康之後。说并见前《启太康》篇中。
　　【备览】“少康崩，子予立。”（《史记夏本纪》）
　　【补】“杼，能帅禹者也。”（《鲁语》）
　　【备览】“予崩，子槐立。槐崩，子芒立。芒崩，子泄立。泄崩，子不降立。不降崩，弟扃立。扃崩，子廑立。廑崩，立不降之子孔甲。”（《史记夏本纪》）
　　△夏后名号
　　按：禹之後嗣见於传记者，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质朴，故皆以名著，无可异者。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仲康见於《史记》，当亦不诬；何故亦沿康号而以仲别之？至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於甲乙已仿於此与？古书散失，不可考矣。姑识其说於此。
　　○孔甲皋
　　【备览】“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史记夏本纪》）
　　【存疑】“有夏孔甲扰於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於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史记》言孔甲之异
　　按《春秋传》称“孔甲扰於帝”，而《史记》谓其“德衰，诸侯畔之”，语殊相左。考《传》所言“帝赐乘龙”及“醢以食夏后”事颇荒诞，未可取信，不如《史记》之为近理。故采《史记》之文载之，列《传》文於存疑而删“醢龙”之语。
　　【备览】“孔甲崩，子皋立。”（《史记夏本纪》）
　　【备考】“ゾ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备览】“皋崩，子发立。发崩，子履癸立，是为桀。”（《史记夏本纪》）
　　○桀
　　“惟帝降格於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於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於帝之迪：乃尔攸闻。”（《书多方》）
　　“上帝引逸，有夏不逸，则惟帝降格，向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有辞。”（《书多士》）
　　【备览】“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晋语》）
　　△辨酒池糟丘之说
　　《韩诗外传》云：“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余按：古者人情质朴，虽有荒淫之主，非有若後世秦始、隋炀之所为者。且桀岂患无酒，而使之“可运舟”，“望十里”，欲何为者？此皆後世猜度附会之言，如子贡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故不录。
　　【附录】“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
　　此事无年可考，不知在伐施之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录於此。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书立政》）
　　【备览】“自孔甲以来，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
　　△引崔迈语辨“敷虐万方”之文
　　《伪古文尚书汤诰》云：“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余按：《多方篇》称“有夏之民叨忄质日钦，劓割夏邑”，《微子篇》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天毒降灾荒殷邦”，皆言“夏邑”、“殷邦”而不及天下，与《汤》、《牧》二誓同。盖因其暴也，故诸侯叛之。是以《微子篇》云：“我其弗或乱正四方”，四方皆分崩离析，不受其约束，故惟畿内罹其虐政而已。《笔谈》之说是也。撰《伪书》者本晋以後人，故以秦、汉之事例之耳。谗并见後《商汤》及《周文武》篇中。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书汤誓》）
　　△辨伊尹闻歌劝桀之说
　　《尚书大传》云：“夏人饮酒，相和而歌，曰：‘盍归於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乐兮！’伊尹入告於王，王亻间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则吾亦亡矣！’”《新序》云：“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今。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乔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天命之至，举觞而告桀；桀拍然而作，哑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余按：二书所截歌词，言语小异，然皆浅近不类夏、商以前，明系後人拟作；或有其事而附会之，以致失其真者。且伊尹，圣人也，虽曰“治亦进，乱亦进”，要必可以格君之非，然後为之；安有桀之阽危至此，伊尹尚立其朝而不肯去，坐待与之同亡同死？此微、箕之所不为也，况伊尹异性之臣乎！又按：《汤誓》之文本以日比桀；《大传》乃以日比民，《新序》又以日比天下，而皆以天自比，殊非《尚书》之意，亦与下“日亡吾亡”之言不相应。故皆不录。
　　【备览】“桀杀关龙逢。”（《韩诗外传》）
　　此事不见於经传，即《史记夏本纪》亦无之。然相传皆以为如是，於理固当有之。姑列之於备览。
　　【附录】“桀克有缗而丧其国”。（《左传》）
　　【附录】“伊、洛竭而夏亡”。（《周语》）
　　按，克有缗与伊、洛竭皆无年可考，姑附录於此。
　　“桀有昏德，鼎迁於商。”（《左传》宣公三年）
　　“汤放桀。”（《孟子》）
　　【备览】“桀奔南巢。”（《鲁语》）
　　【备览】“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
　　【存参】“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徙於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尚书大传》）
　　△汤放桀之事实
　　按，汤之伐桀，传记皆未详载其事。《孟子》书中有“汤放桀”之文，《国语》云：“桀奔南巢。”《史记》云：“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则是桀兵败出奔，未尝死也。《尚书大传》亦称：“士民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南徙。”则是桀逃於外，汤未尝追袭之，以是谓之“放”也。虽其言未雅驯，或不能无附会，要其情形大概於理为近。姑附存之，以备参考。
　　【附论】“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
　　【备考】“禹为姒姓；其後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史记夏本纪》）
　　△《史记》言禹裔有误
　　按：此所记禹之後裔，得失参半。有扈氏为启所伐，戈为所封，其非禹後明甚；疑司马氏误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姑存之以备考。殷後仿此：不悉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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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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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
　　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
　　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
　　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卷一
　　○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商颂》）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同上）
　　【备览】“契母，有氏之女。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
　　△引苏洵文辨契母吞卵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说盖因《商颂玄鸟》之诗而附会者。郑氏康成遂采之以笺《诗》，由是世多信之。余按：《毛诗传》云：“春分玄鸟降，简狄祈於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欧阳永叔云：“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於怪说尤笃信。由是言之，义当从毛。”而明允苏氏辨尤详，今载其文於左。说并详《周後稷篇》中。
　　【苏明允《喾妃论》】“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於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储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於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无法度之甚者，帝喾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惟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惟後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鸟降’为祀郊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後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於疑《诗》，而郑之说又出於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
　　按：说《诗》者当求其意，不得泥其文。若以“玄鸟降”为吞卵，则“维岳降神”亦将谓之吞石；以“履帝武”为践迹，则“绳其祖武”亦将为束缚其迹乎！苏氏之论得之矣。故今不载吞卵之事。惟以稷、契之母为喾妃，则亦沿《史记》之误。说已详前《唐尧篇》中。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诗商颂》）
　　【备览】“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记殷本纪》）
　　○相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商颂》）
　　“隐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公九年）
　　【备览】“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韦昭《国语注》作“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冥勤其官而水死。”（《鲁语》）
　　【备览】“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上甲微，能帅契者也。”（《鲁语》）
　　【备览】“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史记殷本纪》）
　　△商先世之推测
　　按：商先世《诗》、《书》多缺，不可详考。窃以时世推之，相土为契之孙，当在夏太康世。盖因太康失国，羿、浞淫暴，诸侯无所归，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东方诸侯咸归之。商邱在东，而西北阻于羿、，是以号令东讫於海，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土居商邱，而汤居亳，相距绝远。疑上甲微以後亦尝中微，如不之窜戎，太王之迁岐者然；但不可知其为何世耳。
　　○成汤上
　　△成汤为本号
　　按：《尚书酒诰》、《多方》、《立政》等篇皆称为“成汤”，无但称汤者。盖禹，名也；成汤，号也。古多以一字名，未闻有以一字号者。然则成汤乃其本号，汤则後世之省文也。《商颂殷武》亦称“成汤”；《玄鸟》称“武汤”；唯《长发》或但称“汤”，或称为“武王”。盖史册主於纪实，诗人主於颂美，故其称参差不一。武王者，子孙追崇之称，即後世谥法所自仿；既或省文为汤，因以“武”加之为武汤耳。春秋，战国以後，率但称汤，称成汤者鲜矣。今从本号称为成汤，不敢从省，亦致慎之义也。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诗商颂》）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
　　【附论】“孟子曰：‘汤，武，反之也。’”（《孟子》）
　　“汤以七十里。”（《孟子》）
　　【备览】“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殷本纪》）
　　以上乃汤修身立国之略，故录之於篇首。
　　【补】“葛伯仇饷”（《逸书》）
　　“汤事葛。”（《孟子》）
　　【备览】“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孟子》）
　　△《孟子》葛伯仇饷事不尽实
　　按此事殊琐细，不类夏、商间事，亦不类国君之所为。牛羊既可遗，何难复与之以黍稻；而葛民非少，亦何至用亳众往耕？且其文颇繁碎，与《诗》、《书》皆不类。盖亳尝有童子以黍肉饷父兄而为葛伯所杀，是以《书》有“葛伯仇饷”之文；而当时说《尚书》者传其事如此，孟子因而述之：其大概则不诬，而其事之曲折则未必悉如此文云云也。或孟子但言其略而门人累累记之，亦未可知，不敢尽据为实录也。故但列之备览。
　　【补】“汤一征，自葛始。”（《逸书》）
　　△征葛在最前
　　按《逸书》以葛为始征，则是征葛在最前也。葛小国而愍不畏汤，则是此时诸侯尚未归於商也。是以《商颂》於“受共球”之後记汤之伐韦、顾、昆吾、夏而无葛，葛之征盖前此矣。故次之於此。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
　　【存参】“葛伯不祀，汤使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史记殷本纪》）
　　△《史记》征葛事失孟子意
　　按《孟子》文，汤以仇饷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记》此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汤、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书；《孔壁古文》所多十六篇中无《汤征》，岂别有所本与？要之，《史记》所采经传之文往往有所窜易而失其真，观此篇後文所采《汤诰》之文可见矣。故但列之存参。
　　“帝命式于九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恳不悚，百禄是总。”（《诗商颂》）
　　△诸侯归商
　　按此文在“有虔秉钺”之前，则是汤自征葛以後，诸侯已陆续归商也。汤德已为四方所归，然後乃有韦、顾、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故孟子云：“为天吏则可以伐之。”非地丑德齐而专以兵力胜也。然则未伐夏以前，汤已非复人臣之度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备览】“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史记殷本纪》）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
　　△征伐次序
　　按：此文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是汤先伐韦、顾，次乃伐昆吾，最後乃伐夏也。盖汤之初国小，其力不能伐昆吾；而桀之虐未甚，其心亦不忍伐夏。逮至韦、顾既灭，地广兵强，已无敌於天下，然後乃伐昆吾。昆吾既灭，而桀犹怙恶不悛，视诸大国之亡藐不以介意，然後不得已乃伐夏耳。然则未伐夏以前，汤非复七十里之侯服明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武王非自号
　　《史记》云：“汤曰，‘吾甚武，号为武王。’”余按：《论语》载汤言云：“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圣人之谦且慎如是，乌有自高其功，为号以自标美者哉！盖谥法虽相传为周制，而其实亦由渐而起。成汤既没，其子孙群臣以为拨乱反正，创业垂统，功莫之及，故追崇之而号之为武王。周人因之，以文、武谥二王，而其後子孙群臣遂相沿以为例耳。不得泥《大戴记》之文，遂谓周以前必无谥，而武王为汤之自号也。说详见《丰镐别录》中。
　　“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
　　“我後，後来其无罚！”（《逸书》）
　　【备览】“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记殷本纪》）
　　△辨阻贡观动之说
　　《说苑》云：“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民困已极，不得已往而救之耳，非有心於取天下也。乌有姑试伐之以观其可取与否者哉！且九夷之去夏远矣，汤与桀近在千里之内，而夏民方引领以待“偕亡”，九夷之师於缓急何济焉！此乃战国之时智取力争者之所为；彼固习见当世之如此，而遂自以其不肖之心度圣人而为是说耳。故今不录而为之辨。说并见《丰镐录武王篇》中。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书汤誓》）
　　【备览】“桀败於有之虚，奔於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史记殷本纪》）
　　【附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彖下传》）
　　【附论】“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辨囚汤夏台及汤为桀臣之说
　　《史记夏本纪》云：“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曰：‘吾侮不杀汤於夏台，使至此！’”《儒林传》载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事，云：“桀、纣虽失道，君也；汤、武虽圣，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反因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诛为汤、武病。余按：为是说者皆误以汤为桀之臣故尔；而其实不然。《汤誓》曰：“今尔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无如汤何也。使桀果尝囚汤，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汤誓》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诸侯也。使桀犹为天下共主，则当云“割万方”，岂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汤誓》曰：‘今尔有众，女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汤之伐桀，民亦有窃议之者也。使桀与汤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义责之而反但言舍穑之细事乎？《商颂》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是汤未伐桀时已受诸侯之朝觐矣。若汤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虽无罪犹囚之，况受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颂》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汤未伐桀时已灭数大国矣。若桀果为天下共主，汤安得擅灭之？桀既力能囚汤，岂有听其坐大而不问，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诗》、《书》之言观之，则汤与桀之事固不如世所传云云也。盖三代封建之制，与後世郡县之法异；而夏当家天下之始，其事又与商、周不同。昔者禹有圣德，天下归之，启能继禹之遗，则又归之，禹初未尝传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则民之视之犹虞、夏之视朱、均耳。羿、浞迭起，後相远逃，天下之无主已数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然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当是时，人以继为然，非以继为必然也。孔甲既衰，诸侯复叛，韦、顾、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国然，但一二小弱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汤之受球，受共，伐韦，伐顾，安然而无所疑，桀亦听之而不复怪。何者？诸侯本不臣属於桀也。桀安能召汤而囚之夏台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继尧，禹继舜，人以为固然也。会禹有贤子，间两世而又得少康、後杼之孙，天下附於夏者数世，由是遂以传子为常；犹齐之伯仅一世，而晋之伯遂至於数世也。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传子，又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於征诛而後可。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虽尧、舜当之，亦若是而已矣！圣人之道，犹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润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纡徐萦洄，一泻千里者，水所遭之势也。水非有心於纡徐萦洄与一泻千里也，水不能违地故也。以一泻千里之水为有异於纡徐萦洄之水而优劣之者，诬水者也。以征诛之圣人为有异於揖让之圣人而优劣之者，诬圣人者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之言尤横，常非尧、舜，薄汤、武，毁孔子，以自张大其说；一变而於黄、老，再变而流为名法。是以《史记自叙》，六术之中有墨而无杨。何者？黄、老、名、法，即杨氏也。习黄、老者务以清净无事为贵，故以尧，舜为扰民，以汤、武为弑君。习名法者务以苛刻惨忍，先发制人为强，故谓启尝杀益，大甲尝杀伊尹以保其国；桀尝释汤於夏台，纣尝释文王於里而卒亡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杀戮耳，岂顾其事之虚实哉！司马谈受道论於黄公，兼通名法之学，迁踵之而成书，故其中多载异端之说。然观辕固生之与黄生争论，则汉初儒者犹不惑於杨、墨，但以景帝讳言放伐之事，是以後此学者莫敢昌言明汤、武之受命耳。（语详《史记儒林传》）逮至魏、晋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禅让之伪訾征诛之真，而曲学阿世之徒从而和之。相沿既久，习为固然，虽儒者亦不敢驳其谬，反若为不刊之论者然，良可叹也！曰：然则齐宣何以谓之“臣弑其君”也？曰：齐宣之问亦为杨氏邪说所误；《春秋传》中贤士大夫曾有一人之为是言者乎？然其所谓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为食其禄而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正谓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谓之共主，非谓汤、武亲立桀、纣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谓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义断之，而未暇详申其说耳。後儒惑於异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实，遂疑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误矣！嗟夫，世之陋儒斥杨、墨为异端而薄汤、武以为亏君臣之义，不知汤、武之弑君、其说乃出於杨、朱，而孔、孟无是言也！此无他，不学而已矣！故今不载夏台之事，而并纠黄生之谬。说并详後《文王》、《武王》篇中。
　　【备览】“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於泰卷（陶）、中[B216]作诰。”（《史记殷本纪》）
　　△《伪书仲虺之诰》之谬
　　《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乃掇拾经传之文而参以己意联属成篇者；浅弱排比，绝不类夏、商间语，不但与诰体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随季所引止“取乱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即前文而有详略耳；其“兼弱攻昧”乃随季自述武经之语，“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重复堆砌，不成文理，亦足以见其窘於词而穷於凑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称“惟有惭德”者，亦非是。说见後篇《吴公子札条》下。
　　【存参】“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尚书大传》）
　　△辨卞随、务光自沈之说
　　《吕氏春秋》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乃自投於颍水而死。又让於务光，务光乃负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汤之伐夏，谋於国之卿大夫则有之，必不谋之隐士。天下者，天之天下，非汤所得私也，岂容私让之一二人！故《史记》云：“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正与朝觐讼狱之归舜、禹者同。《大传》亦称“汤会三千诸侯，三让，莫敢即位”，其言虽浅近，要其大概当如是。若《吕氏春秋》所云，乃杨氏为黄、老说者之所伪撰以非汤武者，其二人姓名亦假设言之。而後世之人称隐士者遂以随、光为首，谬矣！故今载《史记》语，并取《大传》之文删而存之，而《吕氏春秋》之言削之不录。
　　○成汤下（外丙、仲壬附）
　　【补】“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引汤言可信
　　按此文与《汤誓》、《立政》相表里，非圣人不能为此言也。盖圣人之伐国，非以辟土地，创大业也；圣人之用贤，非以示己恩，希厚报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圣人无所容心於其间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为己臣也；举而用之，谓之“不蔽”，明此爵禄乃贤人所固有，己但不沮抑之，非分己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举之人犹如是，况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则圣人之心，一天也；圣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汉高帝云：“贤士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方。《伪尚书伊训》云：“敷求哲人，俾辅於尔後嗣。”其气量之大小，心体之广狭，亦岂可以同日语哉！呜呼，此汤之所以继尧、舜而得列於“闻知”者也！此章前载尧之命词颇失圣人之意，後载周之新政虽无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纯粹，盖由所采之书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当日史臣实录，故今独取此文以补《诗》、《书》之缺。学者即是求之，庶圣人之心犹可见其万一云。
　　此文据孔注，以为伐桀告天之词。而《伪古文尚书》在《汤诰》中。玩其词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补】“商汤有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後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史记殷本纪》）
　　△《史记》引《汤诰》
　　按：《史记》所载《尚书》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尧典》、《禹贡》、《皋陶谟》之属，皆全录其文；其余或仅载其略，或但记其由，虽小有异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无，独《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颇载其略，而语亦似欠醇古；其馀未有录者。窃疑科斗书废已久，时不能识，其二十八篇（《今文》所有），幸有《今文》书存，可以参证而得之；至二十四篇（《今文》所无），则安国但以己意揣度读之，不能无阙误；故《史记》、《汉书》并言“得多十馀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读。然则此十六卷（即二十四篇），不待王莽之乱，固已非全书矣，是以儒者多不传也。然与刘焯所传《古文尚书汤诰》之文无一语相同者，则彼为後人所伪撰而不出於安国，不待言矣。
　　“亦越成汤，陟丕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书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见德”，盖统汤之始终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孟子》）
　　“仲虺（即中[B216]，古字通用）居薛，以为汤左相。”（《左传》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为相与汤相始终，仲虺之封薛亦当在汤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并次之於此。
　　【备览】“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史记殷本纪》）
　　【附论】“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
　　△“立贤无方”之故
　　按，三王皆以进贤为务，而孟子独以“无方”称汤者，其时势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无大变革。周则世有哲王，贤多出於亲旧，且其得天下缓，则其举直错枉亦当以渐；即有一二遗佚骤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为数无多。若汤则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贤人失职者多，骤灭诸大国而一天下，“後”之民非悉择人以安辑之不可，是以广搜岩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时势然也。故汤告天之词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盖不伐暴则虽有贤而无所用，不举贤则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则宅俊之用与夏、昆吾之伐正相表里，不分轻重。故汤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为要，而孟子亦专以是归於汤也。故今於伐夏事毕之後，悉次以汤得人之事。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商颂》）
　　△引张┉、李廷机言辨以身为牺之说
　　世传“汤时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遂斋戒，剪，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乃数千里。”宋南轩张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谬，今载於左。
　　【张南轩曰】：“史载成汤祷雨，乃有剪、断爪、身为牺牲之说。夫以汤之圣，当极旱之时，反躬自责，祷於林野，此其为民吁天之诚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祷之占，理所不通，圣人岂信其说而毁伤父母遗体哉！此野史谬谈，不可信者也。”
　　【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祷，必无之理也；闻有杀不辜而致常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祷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用人以祀，惟见於宋襄、楚灵二君。汤何如人哉？祝史设有是词，独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为牺，开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汤平日之诚，而信汤一日之祝；汤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实，而徒感天以自责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徒纷纷於史巫，则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传》云：“大雩者，旱祭也。”注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疏云：“皆《韩诗传》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然则是以六事自责乃古雩祭常礼，非以为汤事也。僖三十一年《传》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注云：“《韩诗传》曰，‘汤时大旱，使人祷于山川’是也。”然则是汤但使人祷于山川，初未尝身祷而以六事自责也；况有以身为牺者哉！且雩，祭天祷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然为两事，──虽今《诗》、《传》已亡，然观注文所引亦似绝不相涉者，──不识传者何以误合为一，而复增以身为牺之事以附会之也？张、李二子之辨当矣。又按：诸子书或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或云：“尧时十年九水，汤时八年七旱。”尧之水见於经传者多矣，汤之旱何以经传绝无言者？尧之水不始於尧，乃自古以来积渐泛滥之水，至尧而後平耳。汤之德至矣，何以大早至於七年？董子云：“汤之旱乃桀之馀虐也。”纣之馀虐当亦不减於桀：周克殷而年丰，何以汤克夏而反大旱哉？然则汤之大旱且未必其有无，况以身为牺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并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言“惭德”不关伐夏
　　“惭德”，杜氏《注》云：“惭於始伐”。撰《伪尚书》者因之，遂云：“成汤放桀於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余按：《象Ω南龠》，文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犹有憾！”《大武》，武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则惭德未必以伐夏故矣。所惭所憾，盖皆自乐论之，後世古乐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词断之也。圣人举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审度再四，无毫之疑，然後敢为之。伐夏果有未安，圣人必不轻举；果无未安，何容既伐之後复有惭德！故《论语》记汤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既不敢矣，伐之又何惭焉！若赦之不可，伐之又不可，是无一途可兔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盖凡为是说者，皆为杨氏邪说所误，以为汤尝立桀之朝故尔；而不知其未尝有是事也。然自异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注经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书》，而人遂无复敢议之。而乌知夫《伪经》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异端之说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意，汤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说已详前《伐夏条》下。
　　【存参】“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土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还。”（《左传》襄公十年）
　　△汤乐名之异
　　按：《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则是汤之乐也。汤乐名《韶》，又名《大》，此何以称《桑林》？岂一乐而两其名与？抑有两乐与？姑存之以参考。
　　【附论】“孟子曰：‘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
　　【补】“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当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长孙也。”（《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继汤之说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记》逮《帝王世纪》皆同，无异词者。至《伪孔传》及唐孔氏《正义》因《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之文，遂谓汤没之岁即太甲之元年，并无外丙、仲壬两代。由是唐、宋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说。《蔡传》驳之云：“儒者以序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与《本纪》所载，是可叹也。”其论是矣。然《伪孔传》所言亦初非《书序》意。何者？《序》言“成汤既没”，但为太甲失教，伊尹作书张本，非谓必没於作书之年也。《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孟子》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农没之年，黄帝固犹未作，何况尧、舜！尧、舜之尚有禹、启，何得遂云“暴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过大概言之，乌得以词害其志乎！遂以此为太甲继汤之据，误矣。乃元、明以来编古史者因程、邵皆从《伪传》之故，遂以《蔡传》为谬，而削外丙、仲壬两代，因复论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稍长，故立之也。”东斋陈氏深以此说为然。余按：人君在位称几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则必言“生”以别之。《春秋传》云：“逆周子於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谷不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则仲壬长於外丙矣，於文当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无外丙、仲壬。於是东斋陈氏，双湖（当考）胡氏并据此以立说，以为尧夫精於数学，必能推知帝王世数，无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学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数，必待学而後知者也，──尧夫安能以数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与世哉！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则缺之。孔子不能以数知之，而尧夫能以数知之，将尧夫更圣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战国之初，典籍犹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尧夫之书不过据前人传记以为说，既相传以为然，因亦以为然而未暇考耳，岂果以数知之；而乃据宋人之书疑孟子之言乎！且凡术数之学，可以得其仿佛而已，从未有能真知确见者也。汉眭孟知当有匹夫为天子者矣，而不知其应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残，非道晏驾，又知江州当出天子矣，而以为义康当之，不知其应乃在元凶劭与孝武。此其术皆不可谓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实而反以杀身。是以术数之学，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经传之是非乎！嗟夫，不求之经传而求之数，此东方朔“上天”之说也，恶乎其穷之！瞽者以生辰推人祸福，有不合，则曰：“必尔时误也，移以为某时则合矣。”二子之信《经世书》而疑《孟子》也，毋乃类是？
　　△辨胡宏立嫡孙之说
　　胡氏《大纪》云：“二帝官天下，定於与贤。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後世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与？’孔子曰，‘否，立孙。’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义理知其非也。”南氏《纲目前编》遂遵其说以纪商年，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汤之前，而禹荐益於天，初不传启，岂惟未尝定於立嫡，抑且未尝定於立子。立嫡之所由来，非定也，乃渐也。盖上古之时，天子本不相继；至唐、虞而後相继，然惟其德，不惟其一姓也。启之继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继，虽传子犹之乎传贤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乱由於异姓之争。是以少康中兴，遂以一姓相继为常，然後异姓之觊觎息。然虽薪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与庶，弟与子也。及商中叶，兄弟争立，乱至数世，昔日异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远虑之主复以嫡长相继为常，然後同姓之觊觎息。是故，一姓之传，非禹为之，羿、浞为之也；嫡长之立，亦非禹、汤为之，南之中叶为之也。由是言之，由传贤而为传子，由传子而为传嫡，皆渐耳。夫谁定於立嫡，而乃以责汤之遵守！是犹责史籀，李斯之不能为楷，而笑陶潜、鲍昭之不能为律也，岂不可笑也哉！然所谓立嫡者，特立子耳，尚未闻有立孙者也。《记》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然则嫡孙之立当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谓“立孙”者，自谓仲子当然耳；古今不同，时势各异，非谓古圣贤皆当立孙也。胡氏据此，遂谓汤必无立外丙之事，然则文王亦无立武王之事，微子亦无立微仲之事乎！当汤之没，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临也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请以身代，虑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数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犹几至於乱。况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颠覆汤之典刑：宁坐视天下之乱，宗社之墟乎？抑将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无桐宫之事矣。为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为愈也？况放君与立庶孰为轻重：胡氏不怪放君之为乱伦坏制，而独怪立庶之为乱伦坏制乎！且嫡长之立，未见其必胜於立弟与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韩献子之立起，赵简子之立毋恤，皆庶也；然卒兴其国家。而晋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废其子ど，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吴王恪，齐武帝之不废太孙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谓不乱伦坏制；然其後竟以致乱，或遂亡国。是故，立贤，上也；立嫡，非尽善也。顾蕲於立嫡者，非以是为义也，贤否无形而嫡庶易见，蕲於立贤则必至於立爱，故无宁立嫡之为可常耳，非谓遭人伦之变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况商、周以前淳朴之世哉！嗟夫，圣人者，义之的也，经传者，圣人之案也，故求义必於圣人，求圣人必於经传；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见断汤之事而绌孟子之说，二王之有无不足计，吾恐此说行而世之无忌惮者皆将挟其私见以悬断帝王之事而致失圣人之真也！故不可以不辨。
　　○附：伊尹
　　“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同上）
　　△辨七十不遇之说
　　《帝王世纪》云：“伊挚丰下锐上，色黑而短，偻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汤闻其贤，设朝礼而见之。”（见《後汉书冯衍传》注）余按：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其在汤朝必历有年所，其後又相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不下数十馀年，则伊尹之遇汤当在中年；以为七十，谬矣！至於短黑偻身云者，亦皆战国策士抑扬之词，非实事。故不录。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同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同上）
　　【附论】“孟子曰：‘伊尹，圣之任者也。’”（同上）
　　【备览】“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史记殷本纪》）
　　△辨五就汤、桀之说
　　《孟子》书中有“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语，论者因之，或以为伊尹罪。余按：孟子辫伊尹要汤事，称其非义非道，禄以天下弗顾；汤以币聘犹不肯往，必无一旦无故去商而欲辅桀之事。即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诲，伊尹岂不见之；即由亳而夏，复由夏而归亳，一已足矣，五何为焉！孟子称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记》载《书序》复有“丑夏归亳”之事，然则伊尹固尝夏，或仕於桀，或未尝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为齐客卿者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鸠》、《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详考。要之，五就汤，五就桀，则必无之事也。战国游说之士多喜妄谈古人，既流俗相传有至夏之事，遂从而甚其词，以为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汤也，若果五就汤，五就桀，则当终於夏，何由复至商！其非实事，亦已明矣。大抵相传之言，往往过甚其词。《论语》中记子张言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然以《传》文考之，初未尝有此事。子文初代子元为令尹，见於《传》；後让令尹於子玉，见於《传》。其间何时已之，何时再仕，何时再已，何时三仕，何以《传》无一言及之？楚自成王以後，令尹无不见於《传》者：代子文者何人，何以独不见於《传》？且子文之不为令尹，乃自欲授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则其事为无征矣。春秋之世，列国执政之人从未有忽废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罢相复相为常事也，子文何以独有此事？子文之为令尹，始终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揆之事理，亦殊乖剌。然则此亦莫须有之事矣。盖子文之初为令尹也，自毁其家以纾国难，故相传以为“无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绝无恋位之心，故相传以为“无愠色”也。相传日久而甚其词，故遂以为三仕三已而无喜愠焉耳。窃意伊尹之事亦当类此。记《孟子》者习於流俗所传，因误采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为入江也。盖圣贤言之，圣贤初未尝自书之；後人记其言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无一二语之失实。《论语》前十篇中犹不免有之，况《孟子》书中乎！此章乃辨淳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尹尹，非其意所专注；若《要汤章》乃专辨伊尹事，必得其实。学者当取信於彼，不必以此为疑也。故今不载《孟子》此文。
　　【补】“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
　　【补】“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孟子》）
　　【附论】“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同上）
　　△伊尹伪书五篇
　　《伪古文尚书》伊尹之书凡五篇：曰《伊训》，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然其文义率多浅易，文势颇杂排偶，非惟不类夏、商间语，亦并不类秦、汉时文。其中虽有名言佳论，而皆掇拾经传之文及经传所引《逸书》之语（如“昧爽丕显”及“作孽，犹可违”之类）而联缀以成篇者，正如集腋为裘者然；其为魏、晋後人之所拟作无疑。且《伊训》与《汉书》所引之文不同；《太甲》三篇，据《史记》乃褒太甲之书，而今乃戒太甲之语；《咸有一德》据《史记》乃作於汤世，而今乃以为太甲时伊尹归政之後。故今皆不录。
　　【备览】“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史记殷本纪》）
　　△阿衡、保衡非伊尹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名阿衡。”郑康成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是以伊尹、阿衡为一人也。《伪古文尚书》因之，遂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云云。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皆以伊尹之事为阿衡、保衡之事。余按：《书》云：“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则是伊尹、保衡为二人明甚，安有同是一人而两举之，一则属之成汤，一则属之太甲，变其称谓以为奇乎！谓保衡即伊尹，亦可谓巫贤即巫咸乎！《诗》曰：“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夫曰“中叶”，即太甲世也；曰“有震且业”，即太甲居桐宫事也，但言阿衡之辅太甲耳，初未尝见有辅成汤之事也。《传》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孟子》书记伊尹事尤多，皆无有称之为保衡、阿衡者。何由而知保衡、阿衡之必为伊尹也哉？考古称谓之例，多以官名冠人名者。《诗》曰：“维师尚父”。师，官名也；尚父，太公字也，《书》曰：“保，其汝克敬”。保，官名也；，召公名也。《春秋传》中所载史佚、卜偃、祝它、师旷之属尤多，不可悉数。然则“阿”“保”当为官名，而“衡”当为人名矣。古者有师，有傅，有阿，有保；传记所载，未闻有以“衡”名官者。盖衡尝为阿，又尝为保，故或称阿衡，或称保衡耳。若以二字皆为官名，则一官既不应两称，两官又不必俱以衡名而又皆使伊尹兼之，其不然审矣。嗟夫，伏羲之与太皋，神农之与炎帝，南容之与南宫敬叔，明明为两人也，而後世皆以为一人；则皋陶之与庭坚，伊尹之与保衡，其两举於经传者，吾又安敢附和之而概以为一人乎！然王良伯乐，《国语》明明一人者，後世又分为两人；复何怪夫宋人之以尧、舜为一人，而唐人之以班固与班孟坚为两人也！是皆可为之一噱也。故今保衡、阿衡之文惧不载於《伊尹篇》中。
　　●卷二
　　○太甲（沃丁以後诸王附）
　　【补】“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逸书伊训》，见《汉书律历志》）
　　【备览】“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後》。”（《史记殷本纪》）
　　【补】“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於亳。”（《孟子》）
　　【补】“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备览】“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太甲，称太宗。”（《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杀伊尹之说
　　《竹书纪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云：“《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余按：《孟子》云：“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於亳。”又云：“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传》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史记》云：“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则是伊尹自复太甲，太甲并无潜出之事；太甲复位之後，伊尹仍为之相，至沃丁时始卒，未尝死於太甲之世明矣。且祁奚之所谓“无怨”者，正以太甲复位之後仍以为相，仍听其言为无怨耳，非谓其立陟也。若既杀其身矣，安得复谓之无怨乎！盖自战国以後，风俗日颓，见利忘义，世俗之人习见而以为固然，遂妄意古圣人之亦如是，是以有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之说。其意以为不如是，尧、益、伊尹必将据天下於己而不肯与人。而岂知古圣人之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其视富贵犹敝徙然，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盖惟圣贤然後能知圣贤之心，彼世俗之“乾糇以愆”者乌足以知之哉！汉昭烈帝将终，谓谐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此乃至诚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乃谓其以不肖之心待武侯，故为是言以坚其意。甚矣，世人之好以小人之心度圣贤也！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说并见前《夏启篇》中。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诗商颂》）
　　“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书君》）
　　△续论保衡、阿衡与伊尹
　　按：经传中称相汤以治天下者，曰“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伊训》），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曰“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并《孟子》），曰“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书序》），皆称为伊尹，未有一语称为保衡、阿衡者。称放太甲而复之者，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逸书伊训》），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春秋传》），曰“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并《孟子》），皆称为伊尹，亦未有一语称为保衡、阿衡者。然则保衡、阿衡之非伊尹明矣。其称佐太甲者，则曰“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曰“昔在中叶（云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然则相成汤，放太甲者，自伊尹事；太甲复位之後，佐太甲者，自阿衡、保衡事，迥非一人明矣。惟刘焯所传《伪古文尚书》，於《伊训》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於《说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皆以伊尹之事加於阿衡、保衡。无他，彼见《史记》有“伊尹名阿衡”之文，不知其误，遂从而称之耳。故凡《尚书》出於西汉时者，与司马迁、刘歆、王肃之说多有异同；出於东晋後者，则皆本司马迁、刘歆、王肃之误而不之改。然则书之真伪如黑白之分明，苟非蒙瞍，无不辨者。而近世文人乃谓其书非二帝、三王不能作，呜乎，其亦不思而已矣！说并见前《伊尹篇》中。
　　【备览】“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史记殷本纪》）
　　【备览】“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同上）
　　○太戊（中丁以後诸王附）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书无逸》）
　　【备览】“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惧，问伊陟，尹步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祥桑枯死。”（《史记殷本纪》）
　　△祥桑谷生当在太戊时
　　此事，《尚书大传》以为武丁、祖己之事；《韩诗外传》以为成汤、伊尹之事，但云谷生而不言桑；《说苑》则於太戊、武丁两载之。余按：此必一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成汤，或以为太戊，或以为武丁耳；遂两载之，误矣。成汤圣敬日跻，遂有天下，岂待为天子後然後惧而修德！《尚书》称“武丁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则亦非因灾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书》称其“严恭寅畏，治民祗惧”，则《史记》以此事为太戊时者近是。且太戊之书无存於世者，固当有遗美在；若汤、武丁则经传述之者多，似不应遗此事也。而其文亦多浅易，惟《史记》较为简古，似司马氏所采之书独得其实。故惟载《史记》之文於太戊之世，而《汤武丁》之篇不录。
　　“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书君》）
　　△巫咸非巫
　　《楚词》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注云：“巫咸，殷中宗时神巫。”後世文人往往相沿用之。余按：巫者，氏也。其先世或尝为巫祝之官，或其采邑在巫，子孙因以为氏，皆未可知。要之，咸乃商之大臣，安社稷者，非巫也。屈、宋生长蛮方，沿讹踵谬固宜；後世文人何为而皆效之乎！
　　△巫咸不始作筮
　　《吕览》云：“巫咸作筮”。余按《易传》，卦画於伏羲氏，不容历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系後人之所附会，故不敢载。
　　【备览】“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赞伊陟於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史记殷本纪》）
　　△太戊之政无考
　　按：周公《无逸篇》称太戊德至矣，而《君篇》所纪贤臣亦较多，其书有《咸》、《原命》等篇皆君臣相得之事，则太戊之於商乃成汤以後最盛之世也。惜乎其书皆亡，其善政之详无可考矣！
　　△《伪尚书》缺《太戊》
　　又按：《伪古文尚书》，太甲时有《伊训》、《太甲》及《咸有一德》，太戊时则《咸》、《太戊》、《原命》皆无之。盖太甲之事经传多言之，而其文亦间有引於传记者，故有所倚傍以成篇；若太戊事，则罕见於经传，故无从而拟之耳。惜乎後人之不之察也！
　　【备览】“中宗崩，子中丁立。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甲立；殷复衰。”（同上）
　　【备览】“仲丁迁於嚣。”（《史记》作“敖”）河甲居相。”（《书序》）
　　【备览】“河甲崩，子祖乙立。”（《史记殷本纪》）
　　○祖乙（祖辛以後诸王附）
　　“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书君》）
　　【备览】“祖乙圮于耿。”（《书序》。《史记》作“迁于邢”）
　　【备览】“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世本》作“开甲”）立。（《史记殷本纪》）
　　【备览】“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同上）
　　【备览】“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阳甲，自中丁以来，废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立，此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阳甲崩，弟盘庚立。”（同上）
　　△《史记》言中丁以来九世乱
　　《大纪》云：“仲丁当作沃丁。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余按：自仲丁以後，有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阳甲正得九世，仲丁字不误也。今胡氏乃专取兄终弟及之九世当之，则自沃丁至阳甲凡十四世，岂得间隔数之，统谓之“比九世乱”乎！且《史记》所谓“乱”者，诸弟子争立耳，非立弟则当遂谓之乱也。若本不相争，而但因无子或子幼及不肖而立弟，岂得概谓之乱！而太戊“格於上帝”，享国七十五年，尤不可以谓之乱也。故今仍用《史记》原文。
　　○盘庚（小辛、小乙附）
　　“盘庚迁于殷，民不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忄佥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共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书盘庚》）
　　△《盘庚》上篇
　　按：《盘庚》上篇乃诰群臣者。盖卿士大夫者，万民之望，观篇中所云“先恶于民”，云“胥动以浮言”。则是民之梗化皆卿士大夫之倡之也，故先诰之。盘庚其可谓知本矣。卿士大夫不与君一体，於此见殷道之衰。幸而盘庚能正其本，以义责之，以刑惕之，使之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其所欲为，所以卒能保守先业而有以开武丁之中兴也。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同上）
　　△“世选尔劳”
　　按：此文乃申明上文迟任“求旧”之义；然云“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则虽世家子弟亦必择其贤者而用之，非概以嫡长世及为常也。盖商世俗犹近古，虽天子亦有立弟立庶者，况於卿大夫；犹晋成、景以前，卿虽世及，犹择其人，至平、顷以後而遂以父死子继为固然也。观此，可知世变。
　　“盘庚作，惟涉河。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後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庚》中篇
　　此《盘庚》中篇乃诰万民者。观其谆谆训诫，犹有上下一体之意。若在後世，惟以政率之，以刑驱之耳。於此知殷道虽衰而古风犹未泯也。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此谗言予一人。……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同上）
　　△《盘庚》下篇
　　此《盘庚》下篇乃既迁之後通告臣民者。“无总于货宝”，与孟子“先义後利”之意同。於此知盘庚之使民以义，是以卒能成其志也。
　　【备览】“盘庚之时，殷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史记殷本纪》）
　　△辨改商为殷之说
　　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纲目前编》因之，於阳甲以前皆书曰“商王’，於盘庚以後皆书曰“殷王”，於盘庚之元祀书曰“迁都於殷，改国号曰殷”。余按：《商书盘庚篇》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是盘庚未迁以前已称殷也。《商颂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是盘庚既迁以後犹称商也。《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咨汝殷商”，而《书微子》一篇或称殷，或称商，参差不一，是殷与商可以连称，亦可以互称也。安在其为改号也哉！盖商者汤之国号，而殷者则商之邑名，後世所谓建都之地是也。其称为殷商，犹其称为京周也。商邑於殷而遂号为殷，犹韩邑於郑而遂号为郑，魏邑於梁而遂号为梁也。南迁於他邑而皆名之为殷，犹晋迁於新田而仍名之为绛，楚迁於若阝而仍名之为郢也。不得以为盘庚所改。故今不从其说。
　　【备览】“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同上）
　　【备览】“小乙崩，子武丁立。”（同上）
　　○武丁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书无逸》）
　　【备览】“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楚语》）
　　【附论】“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书君》）
　　【补】“传说举於版筑之间。”（《孟子》）
　　【存参】“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楚语》）
　　△辨梦赉良弼之说
　　《伪尚书说命》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乎，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云云。余按：梦，恍惚之境也。《传》曰：“国将兴，听於人；将亡，听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自古帝王贤圣未有以梦为据者。况命相尤天下之大事乎！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是以古之圣人必稽於众，奏以言，试以功，历试皆效，然後用以为相。其难也如此，乌有决之於一梦者乎！且使天果可以梦赉良弼，则诚能格天者莫尧、舜若矣，尧之举舜，舜之举禹、皋陶，皆稽於众，奏以言，试以功，而後得之，天皆不以梦示之也。惟《春秋传》叔孙氏之竖牛以梦进，《史记》田单之神师以梦进；然是妖耳，诈耳，岂所以语於圣贤之事也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之圣人言天者皆以人，未尝求之於冥漠也。秦、汉以後，妖言迭兴，汉光武始以谶命三公，明肃帝至以乩行赏罚；而或不惬於众，或藉以济其私，史册炯然，为世永戒。呜乎，宁武丁之贤圣而有是哉，或谓武丁尝历民间，知说之贤，既立，欲用为相，恐卿士不服，故之於梦。其说巧矣。不知今《说命》之文实采诸《史记》，而《史记》又本诸《国语》而衍之者。然《国语》载武丁之书只自明不言之故，绝无“帝赉良弼’之文；所谓“求四方之贤圣”，亦初不谓专求说也。“四方之贤圣”者，众词也，说其最贤圣者耳。云“以象梦”者，据象之所示，梦之所感，以为求之之端，非不考其言行而求其形之肖也。若如今《说命》所云，则当云“以象梦求良弼於四方”，不当云“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矣。盖《国语》象梦之文本近附会，自《史记》衍之，遂真以为梦中见之；《伪尚书》再衍之，遂若天召武丁而面赐之；古今之书愈转而愈失其真者大抵如此，亦不必强为之说也。然使此事见於《庄》、《列》、《吕览》，则唐、宋诸儒必有斥其妄者；以其名为《尚书》之故，遂相视不敢议；即或疑其不经，不过曲为之解而已。卓识之难，亦可慨矣！故今不采《伪书》、《史记》之文，而但载《国语》之言以存参，学者从容考其真伪可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诗商颂》）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济卦》）
　　“由汤至於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孟子》）
　　△归殷之义
　　按：孟子既云“天下归殷久矣”，而下复云“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则所谓“归殷”者，乃当“贤圣之君”之时；非谓天下无一日不归於殷也。以贤圣之君之多也，故统言之曰“久”耳。
　　【附录】“高宗肜日，越有ず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书高宗肜日》）
　　△重译来朝之附会
　　《尚书大传》载祖己言，谓远方将有来朝者；三年，编重译来朝者六国。其说与《尚书》文不合，盖後人妄为附会者。今不录。
　　【附录】“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十乘，大喜是承。”（诗商颂）
　　△《诗》、《书》记武丁後王二事
　　按：《高宗肜日篇》，或以为高宗祭成汤，或以为後王祭高宗。然篇首既云“高宗肜日”，高宗，庙号也，则以为祭高宗者近是。而《诗》称“武丁孙子”，则亦作於武丁之後者。但皆不知为何王事，故并附於武丁之後。
　　【备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史记殷本纪》）
　　○祖甲（廪辛以後诸王附）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书无逸》）
　　△引蔡沈《传》辨祖甲即太甲之说
　　《伪孔传》释《无逸篇》祖甲云：“汤孙太甲，为王不义，久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三年，起就王位。此以德优劣，立年多少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称祖。”《蔡传》驳之，今载其说於後。
　　【蔡九峰《无逸篇传》】“孔氏以祖甲为太甲，盖以《国语》称‘帝甲乱之，七世而殒’，意以为帝甲必非周公所称者；又以‘不义惟王’与太甲‘此乃不义’文似，遂以此称祖甲者为太甲。然详此章‘旧为小人，作其即位’，与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势正类。所谓“小人’者，皆指微贱而言，非谓忄佥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见太甲复政思庸之意。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王，以‘太’，以‘小’，以‘沃’，以‘阳’，以‘祖’别之，不应二人俱称祖甲。《国语》传讹承谬，旁记曲说，不足尽信；要以周公之言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举之词也。则祖甲之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余按：马、郑旧说皆以祖甲为武丁子；自王肃恃其门阀，好攻郑氏，始以祖甲为太甲。《伪传》所云，实本於此。细核《伪书》、《伪传》之说，大抵皆出於肃，故《正义》云：“《传》说绝无传者；至晋世，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不知此乃王肃之徒采肃之说，伪撰此书，以为攻郑氏之助，正与伪撰《家语》之旨相同。齐、梁之代，经学断绝，因以为实；隋世焯、炫苟喜新异，遂废郑注；颖达不能为乃祖辨其诬，反从而袒护之，以致郑学失传，千有馀年皆遵王肃之谬说。甚矣，人之重名而不重实也！蔡氏之辫当矣，然吾犹惜其不能直抉《孔传》之伪而使安国抱不白之冤也！
　　【备览】“帝甲崩，子廪辛（《汉书》及《帝王世纪》皆作“凭辛”）立。廪辛崩，弟庚（字疑误）丁立。”（《史记殷本纪》）
　　“自时厥後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後，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书无逸》）
　　【备览】“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殷本纪》）
　　【备览】“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太丁（按《竹书纪年》，当作“文丁”）立。（同上）
　　【备览】“太丁崩，子帝乙立。”（同上）
　　○帝乙
　　“自成汤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书酒诰》）
　　“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书多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书多士》）
　　【备览】“帝乙立，殷益衰。”（《史记殷本纪》）
　　△帝乙前不皆贤君
　　按：《书无逸篇》称祖甲以後诸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而此三篇乃云“不自暇逸”，“罔不明德”何哉？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以其不若纣之酣身，即谓之“不自暇逸”；不若纣之暴虐，即谓之“明德、慎罚、恤祀”耳。且此乃为殷众而言，故不暇细辫其优劣也。言各有所当；学者当善求其意，不可以词害志而谓帝乙以前皆贤君也。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归妹卦》）
　　△“归妹”文必有本
　　按：此文必有所本；若但用卦爻起义，则何所见必归之帝乙乎？故今全载其文。
　　“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左传》哀公九年】
　　“宋祖帝乙。”（《左传》文公二年）
　　△微子长少嫡庶不可知
　　《史记殷本纪》云：“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立为嗣。”是以微子与纣为异母也。《吕氏春秋》乃云：“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生纣。纣之父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纣故为後。”由是叙次古史者多因之。余按：《书微子篇》但以“王子”称之；至於同母，异母，为兄，为弟，经传皆无明文，惟《牧誓篇》有云：“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王父”似指箕、比而言，“母弟”似指微子而言：恐微子乃纣之同母弟，未必果纣之异母兄也。至於《吕览》之说，尤为乖谬。古者本无以妾为妻之事；春秋时虽有之，然亦以妾冒妻之称耳，未有正各而立妾以为妻者也。即令帝乙果有此事，彼既已妻妾不辨矣，复何辨於嫡庶而坚持立嫡之议如此哉！夫妾既为后矣，则妾之父母即后之父母也，妾之子女即后之子女也；不子其故子，则亦将不父其故父乎？汤、武皆以诸侯为天子，若如太史之说，亦当立其为天子後所生之少子，而不得立其为诸侯时所生之长子乎？此虽至愚者不至是也。且太史诚能据法而争，何不争之於立妾为妻之日，而争嫡庶於一人之子也？妾反可以为后，而妾之子反不可以为太子乎？盖《史记》、《吕览》之言皆因《春秋传》“元子”之文而附会之者。《史记》以为元子者长子之称，而长子不当不立，故意其必庶长也。《吕览》以为元子者嫡长之称，而嫡长尤不当不立，故意其生时而母犹为妾也。不知元子之文本不必泥，纣死无後而微子承殷祀，即谓之元子也可。武王非长也，而《金》称为“元孙”。鲁仲孙氏亦称为孟氏。汉文帝乃高帝第四子，而淮南王称为“大兄”。“孟“与“大”皆长之义也，安得执其一字而疑之乎！然《史记》之言虽未必果然而固有此理，若《吕览》乃必无之事，而世之论者咸信之，或以太史泥立嫡之说为非，或以太史持立嫡之议为是，皆可谓梦中而说梦者矣！
　　△微仲非微子弟
　　至以微仲为微子弟，其说亦谬。《记》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则衍乃微子之子明矣。果帝乙之子，当别有禄邑，何得乃冒其兄之封爵乎！《史记》亦谓衍为微子之弟，盖沿此说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孟子》）
　　△孟子言“暴君代作”
　　按：此文所称不见於他传记，不知为何王之事。孟子生秦火以前，古书存者尚多，盖必有所考而知之。然云“暴君代作”，则固统夏、商两代言之，非一人之事矣。姑附录於此。
　　【备览】“帝乙崩，子辛立。”（《史记殷本纪》）
　　○纣
　　【补】“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孟子》）
　　【备览】“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史记殷本纪》）
　　△爵生乌事刘向书两说
　　《说苑》云：“帝辛时，爵生乌於城隅，占之，曰：‘小以生巨，国家必祉。’帝辛喜，亢暴无极，遂亡殷国。”余按：“小而生巨”，《新序》以为宋康王事，向所推为“黑眚”者也。盖传闻者异词，向遂两载之耳。今不录。
　　“箕子者，纣亲戚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同上）
　　△箕子非纣诸父
　　世儒谓箕子，比干皆纣之叔父。余按：《史记》但称为“纣亲戚”，《孟子》称比干为“王子”，以为诸父，似矣；若箕子，则未有以见其为纣诸父也。世儒盖因误读《孟子》“王子比干、箕子、胶鬲”之文而谓“王子”兼下二人言之。不知比干爵邑不著，故连“王子”为文，箕子自有爵邑，岂得复以“王子”冠之。若云“王子箕子”，尚复成文义乎！《告子篇》称微子、比干，皆以为纣叔父，乃文义之小误，然无箕子，则箕子或商宗室世卿亦未可知，不得悬断为纣之诸父也。
　　【备览】“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否；为玉否，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胶鬲举於鱼盐之中。”（《孟子》）
　　△《晋语》、《吕览》言胶鬲事之诬
　　《晋语》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於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余按：孟子以胶鬲与傅说并称，又与微子、箕、比皆称为贤，乌有与妲己比，与周人盟，以倾其国者哉！盖《国语》亦战国人所作，战国之士固多毁圣贤以快其意者；至《吕氏春秋》尤不足为怪。说并见後《丰镐别录》、《伯夷叔斋篇》中。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书牧誓》）
　　“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尽伤心，—惟荒腆于酒。”（《书酒诰》）
　　【备览】“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晋语》）
　　【备览】“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邱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史记殷本纪》）
　　此言纣荒於酒色事，做先列之。
　　△荒酒色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书牧誓》）
　　“其在受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书立政》）
　　【备览】“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纪》）
　　【备览】“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同上）
　　△辨商容欲伐纣之说
　　《韩诗外传》云：“商容尝执羽龠，冯於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余按：商容，纣之臣也，岂容有伐纣之心，又岂能有伐纣之力！微、箕、比干，皆商贵戚大臣，尚不敢萌此念，况容之微贱乎！此後人所妄，故不录。
　　△用舍失宜
　　此言纣用舍失宜事，故次列之。
　　“厥终，智藏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书召诰》）
　　△失民心
　　此言纣失民心事，故又次列之。
　　【附录】“商纣为黎之东夷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此事不知当在何年，姑附录于此。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书西伯戡黎》）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齐，若之何其？’”（《书微子》）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同上）
　　△“父师、少师”非箕子、比干
　　“父师、少师”，《史记》以为“太帅疵、少师强”，《伪孔传》及《蔡传》皆以为箕子、比干。余按：《史记》称疵、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是皆乐师耳；玩《书》父师所言，殊不类乐官语，《传》不之从，是也。然以为箕、比，亦初无所据，且比干称王子，似爵卑而无禄邑者；若为少师，尊矣，不应微、箕皆以封爵著而此干独以名称。尤可异者，世既以父师为箕子矣，而又以箕子为纣叔父；夫纣叔父则王子也，箕子身为王子，乃以“王子”称微子乎！大抵後儒之失皆在於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不知其名则亦已矣，必欲强指其人，无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是余所深慕尔。
　　△风俗之敝之由来
　　按：微子与父师所言纣失道事，不过沈酗于酒而已；而所言殷民之失乃居大半焉。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曰“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曰“攘窃神之牺牲”，曰“敛召敌雠”，曰“罪合于一”，此皆殷民风俗之敝，非谓纣也。然风俗之敝，由於所用之非人，故言“草窃奸宄”即继之以“卿士师师非度”，言“攘窃”“敌雠”必先之以“弗其长”也。而老成所以不用，群臣所以失职，则皆由於纣之荒於酒色而不慎於用舍，不勤於政事，是以微子父师皆先言其“沈酗于酒”，而《戡黎》亦以“民罔弗欲丧”归咎於“淫戏”也。是知立国之道当正其本，而用人尤在所当慎。孔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以卫灵之失道，犹能保其国，况於中主，又况於贤主乎！然则人君之要务可知已矣。
　　【附论】“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
　　△纣之不善五端
　　《战国策》称纣醢九侯，脯鄂侯。《史记》称纣有酒池肉林，倮逐之戏，炮烙之刑。《新序》称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帝王世纪》称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烹伯邑考为羹以赐文王。《水经注》称老人晨将渡水而沈吟难济，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也。”纣乃胫而视髓。由是《伪古文尚书》逐以“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朝涉之胫”等语入《泰誓篇》中。余按：纣之不善，《尚书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详矣。约其大概有五。一曰听妇言，《牧誓》所谓“牝鸡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诰》所谓“酣身”，《微子》所谓“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谓“昏弃肆祀”，《微子》所谓“攘窃牺牲”者也。四曰斥逐贵戚老成，《牧誓》所谓“昏弃王父母弟”，《微子》所谓“耄逊于荒，弗其长”者也。五曰收用忄佥邪小人，《牧誓》所谓“多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谓“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子》所谓“草窃奸宄，罪合于一”者也。《论语》之称“三仁”，《晋语》之述妲己，皆与此合。即《大雅荡》之篇为後人之言，而其讥切纣失亦不外此五端，盖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谗人幸进，故《牧誓》必推本於“妇言”，《酒诰》悉归咎於“荒腆”，惟仁贤不用而掊克在位，是以民罹其殃，故《召诰》於“徂亡出执”必推本於“智藏在”也。经传之文互相印证，纣之不善了然可见，初无世俗所传云云也。然则世所传纣之事，犹今人语谶必归之诸葛孔明、刘伯温，语奸诈必归之曹操也；犹以周新折狱之事尽加之海瑞也。其意不过欲甚纣之恶耳，不知君子之论贵於持平，不但当为圣王辨其诬，亦不必为暴主增其罪。且使人知纣之恶未至如世所传而已足以亡国，其为後世炯戒不更大乎！故今但载《尚书》之文及《晋语》之与《尚书》合者，於《史记》则采其近似者列之备览，其馀不近情理之事概弗载焉，亦子贡之意也。纣之虐不及於天下，说已见前《夏桀篇》中。
　　【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篇》）
　　【附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篇》）
　　△三仁行事之次第
　　《史记殷本纪》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则载之於箕、此受祸之後。且记微子言云：“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於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其意似惩於箕、比之事而云然者。余按：谏不听而去，乃异姓疏远之臣然耳；微子，商之懿亲，岂得以此为比！且《本纪》、《世家》之文既相矛盾，而《世家》又载《尚书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谏之前，则是司马氏原无定见也。细玩《微子》一篇，似微子虽纣兄弟而实不与於政事者，所处之地与《春秋传》卫文公颇相类，与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师少师皆不以谏劝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颠齐”，不必待箕、比之受祸而後去也。《史记》以为数谏不听，大抵亦出於揣度耳。故今但以《论语》原文次之，而《世家》之文不录焉。
　　△箕、比受祸非出自期
　　《韩诗外传》云：“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见过即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杀之。”又云：“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佯狂而去。”是比干死而後箕子奴，箕子以比干之死为非也。《史记宋世家》云：“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佯狂而为奴。”又云：“王子比干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是箕子奴而後比干死，比干以箕子之奴为非也。余按：箕、比之奴与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子不谏纣则已，被佯狂欲何为者？此必箕、比皆骤谏纣，幸而纣怒未甚则取而奴之，不幸而纣怒甚则取而杀之耳。谓箕子不辞奴则然，谓箕子自欲奴则不然；谓比干不畏死则可，谓比干必欲死则不可也。二书之文皆後人因二人之奴与死而代为之言者，是以其言浅近轻率而亦不得圣贤之心也。《殷本纪》载此事，其先後与《诗传》同而与《宋世家》互异，然则子长亦自无定见矣。所称“箕子惧，乃佯狂为奴”者，亦非是。箕子固非惧死之人，而死不死亦不在於为奴与否也。要之，三仁者贤同心同，事之先後原可不必区别，但《论语》文简直，疑得其实；《宋世家》之先後与《论语》合，而所称剖心者《诗传》无之，恐亦出於附会。故今但载《论语》之文，而《本纪》、《世家》、《诗传》之言悉不录。
　　“箕子之明夷。”（《易明夷卦》）
　　【附论】“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彖下传》）
　　【附录】“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
　　【附录】“河竭而商亡。”（《周语》）
　　克东夷与河竭俱不知何年事，姑附录於此。
　　“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
　　【备览】“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
　　△辨微子衔璧之说
　　《春秋传》云：“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於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启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礼而归之。’楚子从之。”《史记》云：“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金仁山《通鉴前编》驳之曰：“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未遁，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宾王家，备三恪，何不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故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传耳。若微子则遁於荒野，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于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来及徽子，以微子遁野未获也。”（此文据《纲目前编》删节之，当考本书）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之古人以规楚子乎？”徐孚远曰：“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由三子之言观之，则微子之不在殷明矣。盖武庚既诛之後，乃求得微子而立之，若鲁召叔孙豹於齐，齐召鲍国於鲁者；然初无所谓衔璧面缚之事也。然仁山谓面缚衔璧为武庚，孟春谓逢伯古人以规楚子，则犹过於信《传》而曲为之解者。盖不但微子无衔璧事，即许男亦无衔璧事也。何者？楚之围许，非争许也，特以齐帅诸侯伐郑，楚欲救郑而畏其强，故不得已围许，冀齐之移师以救许耳。是以齐师一来，楚师即退，楚之不争许明矣。藉使许欲叛齐即楚，亦当在楚围许之时，岂有待楚归国，始帅其臣弃国远涉而因蔡以求降者！且许果降於楚，则以後当遂从楚，何以此後许仍事齐而楚亦听之乎？比其前後观之，此乃必无之事；盖楚人自张大之言，左氏罗太广而误采之耳，不必别为之说也。
　　△辨商容观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备考】“契为子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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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镐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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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
　　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
　　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终契也。
　　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辟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卷一
　　○後稷（不附）
　　“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後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居然生子。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之平林，会伐平林。诞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歧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オオ，麻麦，瓜瓞唪唪。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鲁颂》）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周颂》）
　　【附录】“吉吉人也，後稷之元妃也。”（《左传》宣公三年）
　　△辨践迹孕弃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母曰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弃。”其说盖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会之者。郑氏笺《诗》，遂用其说。至宋，欧阳永叔、苏明允出，皆从毛氏，以为从帝喾之行，而驳《史记》、《郑笺》之非；然後经义始明，圣人之诬始白。而朱子作《诗传》独从郑氏，且云：“古今诸儒多是毛而非郑，然按《史记》亦云然，则非郑之臆说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又引张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气化，然气化则纯以气化，必无以半形半气相杂而化者。气既可以为父，宁独不可以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气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缝，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鸡鹜，无雄则卵而<卵段>矣。故凡不本於雄，则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无古今，无灵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鸟卵者，气耶？形耶？人之精血为人道，鸟之卵何以独为天地之气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则不得有足迹；有迹，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为天地之气乎！凡物皆以同类相交为正，异类相交为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与迹，是戾气之所锺耳。丹朱冯身，龙孕女，其说虽不经，然其意犹以为妖也。吞卵践迹，何以独得为瑞乎！至於汉高之生，母与龙交，亦出《史记》说耳，不得即以迁言证迁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则其母为不贞而太公不得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诬圣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说荒诞难凭，故自诬其始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当为是言也。况其所称者，女也，非妇也，则是犹以有夫者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郑之说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记》之故，独非毛而从郑。迁与康成皆汉人也，出之郑氏为臆说，出之司马氏独非臆说耶！司马氏之诬多矣，其显与经传异及前後自相矛盾者无虑数百，奈何欲尽以为实乎！甚矣说之贵於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嗟乎，苏明允之议论，纰缪者盖不乏矣，朱子之解经，最为纯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则苏之论反纯粹而朱子之说反荒唐，斯诚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载践迹之事。说并见前《商契篇》中。
　　【补】“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翟之间。”（《周语》）
　　【附录】“文、武不先万。”（《左传》文公三年）
　　【备览】“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史记周本纪》）
　　△不非弃子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吉氏，生不。”後世说者遂以不失官为在太康之世。余按：《国语》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又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以此二说观之，则不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後稷者，不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後；谓在太康之时，误矣。故今不从《本纪》、《世纪》之说。
　　○公刘（高圉、亚圉附）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饣侯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な奉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此三句义相生。盖惟其不自安逸，所以尽力於疆埸之间而农事无不治；惟其勤於农事，所以岁丰禾茂，积贮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来。陟冈觏京，度原彻田，以至涉渭取厉，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诗人诚善於立言哉！
　　△彻法之始
　　按此诗，则周之彻法始於公刘，不始於武王也。盖自不窜戎以後，地非安乐，事多草创；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於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纲鉴》乃於武王克商之初书“立彻法”，误矣！说并见《三代经制通考》中。
　　△《公刘篇》章义
　　首二章叙公刘经营迁国之事；次二章言迁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阔，生聚之繁，并记彻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国之地，豳则统一国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长”之後始言豳也。
　　【备览】“公刘卒，子庆节立。”（《史记周本纪》）
　　《本纪》称“庆节立，国於豳”，与《大雅》文不合，非是。
　　【备览】“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俞立。毁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备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索隐》引《世本》文）
　　【存参】“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存参】“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鲁语》）
　　△《世本》世数较《史记》可信
　　按《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记周本纪》则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父立”，仅五世耳。《帝王世纪》以“辟方”为公非字，“云都”为亚圉字，“组绀诸”为一人名，即公叔祖类也。余按：不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其数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俞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较之《史记》於事理为近。故今列之备考。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历）
　　△“古公”非号
　　《史记周本纪》称大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犹言“昔公父”也。“公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称为公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书无逸》）
　　“古公父复修後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史记周本纪》）
　　【补】“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刘居，至大王已十馀世矣，必无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刘》一诗所称“几筵，な奉，厉锻”之属，服用咸备，亦绝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诗乃云尔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暂居於沮、漆之上，陶复穴以栖身，迨定居岐山，始筑宫室耳。《公刘篇》中亦无一言及沮漆者，则似沮、漆非地也。故今录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无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於兹。”（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诗大雅》）
　　△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
　　朱子《论语注》云：“大王之时，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夫以大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驳之，以为非是。而近世稼书陆先生复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说为谬。余按：大王欲传季历以及昌，其说本之《史记》；《史记》但载大王言云：“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初未尝有大王欲翦商之说也。朱子从而增之，以为大王当己之身即欲夺商天下，误矣！仁山驳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犹云云者，无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称，以为避弟之节小，存商之义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後论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大王之事，《诗》、《孟子》言之详矣。《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离播迁之不暇，而暇谋商乎！《诗》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虽迁岐而生聚犹未众，田野犹未辟；至於王季，始启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犹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强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强大，则何不恢复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耻，乃反晏然不以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马错之所不为也，大王岂为之乎！《记》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与之，人归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阳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鸣条、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馀，但使桀、纣之恶未甚，犹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之邦，蕞尔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当其在也，獯鬻无故侵之而犹不与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见矣，乌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论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贞，遂不惜诬大王以ダ觎，但取其论之正大，遂不复顾其事之渺茫，过矣！凡己所有而以与人曰让；人以所有与己而己不受则不曰让，而犹或谓之让；未有以不肯无故夺人所有而亦谓之让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与焉，而大伯得以让之！若大伯可谓之让商，则伊尹亦可谓之让大甲，周公亦可谓之让成王，诸葛武侯、郭汾阳亦可谓之让汉、唐乎！然则非但时势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难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让王季耳，与商初无涉也。曰：然则《诗》何以称“大王翦商”，《传》何以言“大伯不从”，《论语》何以与文王皆谓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况《宫》一诗，语尤夸诞：僖公乞师於楚以伐齐，为楚戍卫，又会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谓之“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其叙现在之事犹诬如此，况追叙数百年以前之事，乌在可信以为实邪！《左传》之文，《史记》尝采之矣：《晋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为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从父命”之言；然云“不从父命，俱让吴”，则似亦谓立己之命耳，未见其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与文王，何必同为一事，然後可以同谓之“至德”乎！然《史记》大王欲立季历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纷纷之说，实皆此言有以启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说见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长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大任，皆贤妇人。”（《史记周本纪》）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同上）
　　△迁岐不在小乙世
　　《纲目前编》，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迁岐。又四十四年，当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历生。又五十四年，当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迁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历卒。说者遂据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说，谓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赖大伯不从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兴。余按：《尚书无逸》一篇历纪古贤君享国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则是享国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国百馀年，寿百有数十岁，季历亦年百岁，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纣凡十世，去兄终弟及者二君，实凡八世。文王与纣同时，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当八世，此必无之事也！况迁岐之日，姜女同来，则季历之生，大姜当不下六七十岁、舛误如此，其可据之以定经义之是非乎！且姑无论其年之不足信也，纵使果然，而迁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柽椐犹未及攘，柞或犹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历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於谁乎！盖大王原无翦商之志，而迁岐亦断不在小乙之时，当在祖甲既没，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凭陵而无复有问之者耳。自庚丁至纣凡五世，则与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远，而於理为可信矣。学者知大王立国之时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复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论。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诗大雅》）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同上）
　　△辨王季为殷牧师之说
　　《竹书纪年》有文丁（《史记》作太丁）杀季历事。《後汉书注》引《纪年》文，称“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又“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殷牧师”；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而《孔丛子》亦言“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瓒鬯之锡”。由是《皇王大纪》及《纲目前编》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称周先世功德详矣，而於王季独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称之，然亦不过曰“柞或斯拔，松柏斯兑”而已，曰“因心则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而已；然则王季乃谨慎爱民之主，能修先业者，原无多事功可纪也。藉令果有为牧之事，克戎之功，锡圭瓒鬯之典，诗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称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垦辟乎！王季之事虽不可详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无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无商也者，则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关以西，而是时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为侯伯，而见杀於商也哉！且《纪年》以杀季历者为文丁，《孔丛子》以命季历者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历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盖自《诗》、《书》以外，凡战国、秦、汉之间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犹欲据以为实，复为说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论周者，於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於商，於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於里，於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後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乎，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於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诗》、《书》、《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读而细玩之，则其事了然可见：周固未尝叛商，亦未尝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总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远，故周弱则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强则伐崇、密之地而有之；圣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轻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载。说并见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史记周本纪》）
　　○文王上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大雅》）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备览】“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晋语》）
　　【备览】“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後退。（《礼记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纪》称文王龙颜虎眉，身长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圣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详，皆後人之所附会耳。惟“文王十尺”见於《孟子》；然特曹交传闻之语，不足据，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录。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诗大雅》）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
　　△文王之德不胜举
　　按《诗》、《书》中称文王之德者不可枚举，且亦人所共知，无庸悉载。载此二章之文以见大凡。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亲迎于渭，造舟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子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
　　△《周南》前五篇非咏太姒
　　《诗周南》自《关雎》以下五篇，《序》皆属之後妃。朱子本之作《传》，遂以文王、太姒当之。余按：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时作，而《鲁诗》出於申公，《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当非无据而云然者。惟所云“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疑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而岐阳距河绝远，少水多山，风土殊不相类；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为何王之後，安得据此一言黜三家之说乎！朱子辩《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此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不敢尽从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据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录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诗周颂》）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国事。
　　△《绵》、《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绵》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盖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绵》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兑”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则谓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强大者，其诬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书君》）
　　△用贤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则文王所以泽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贤臣之故。不及太公者，盖太公老始归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则在文王之朝当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时无周、召分岐事
　　先儒说《二南》者，皆谓文王徙都于丰，分歧故地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余按经传，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迨成王朝，始分陕而治。当文王时，二公年皆尚少，况有虢叔、闳夭之属亲旧大臣在朝，必无独任二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盖由说者误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故曲为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
　　△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史记》记文王臣有鬻子。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後人之所伪。且熊绎之事康王，楚灵王尝述之矣；灵王好为夸张大言者，若其祖果为文、武师，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书无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之说
　　《孟子》书中载有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以“於传有之”。余按：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其必无七十里之囿明矣，盖春秋、战国间好事者有为此说而笔之书者；孟子以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刍荛雉兔者皆得往，则是即传记所云“山泽林麓，与民共之”者，岂得概谓之囿乎哉！故今不录。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说
　　《韩诗外传》云：“文王莅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有司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不可。请改行重善，遂谨其礼节皮革，以交诸侯（云云）。无几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圣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丘之祷久矣！”文王岂待遇疾遇灾而後能改行为善乎！且其所称“谨其礼节”云云者，皆寻常之事，後世贤君之所优为，不足为文王贵，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灾而自勉乎！《国语》、《列女传》皆谓文王生而即有圣德，其言虽过，要必不至遇灾变而始能为善也。又其词意浅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录。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诗大雅》）
　　【附录】“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与虞、芮成之先後
　　《尚书大传》，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记周本纪》，文王伐犬戎（《正义》，“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绵》之诗八章称“昆夷兑矣”，九章称“虞、芮质厥成”，则其先後恐不当如《大传》、《史记》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国，後人误合之邪？故今依《经》次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诗大雅》）
　　△虞、芮成与伐崇，密之先後
　　此与崇、密之伐未知孰为先後；而《尚书大传》及《史记》皆以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间，去周不甚远，於理尚可通。今姑从之。
　　【备览】“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毛诗传》）
　　△《史记》记质成不及《毛传》
　　《史记》载此事与此传小异。《史记》云：“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见西伯，皆惭，遂还。”余按：国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质於文王；入界而还，亦不得遂谓之“质厥成”也。似以《传》说为长。故弃彼而录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
　　△迁程之说可疑
　　《伪周书》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纪》亦称“伐密须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见於《诗》、《书》；史记詹桓伯之辞晋也，但称“魏、骀、芮、岐、毕”，亦无有所谓程者。或谓程即《孟子》所称“毕、郢”之郢；然既由郢迁丰，何得复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为迁程之证；然云“岐阳”，则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别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难考，或传闻异词，或传写异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为善。故不录。
　　【附录】“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伐于阝之事未必实
　　《尚书大传》及《史记》复有文王伐于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见於经传，而于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实。且《大传》在伐密前一年，《史记》在伐密後二年，其时亦不同。故今宁缺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诗大雅》）
　　△辨伐崇报仇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马，他奇怪物，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余按：圣人以救天下为心，是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兴师劳民，绝人之宗祀，若齐之於谭，晋之於曹、卫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纣，其事则恶，而其心不可谓非忠於纣也，岂容遽以为罪而灭之乎！《史记》此说盖因《皇矣》诗有“询尔仇方”之语，故附会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国之仇，非身之仇也。《传》云：“令尹不尊诸仇雠。”又云：“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国，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谮文王而後可谓之仇哉！《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是伐崇明以无道故，非以谮己故也。果因谮文王而伐之，《传》岂得但谓之“德乱”乎！且《周本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本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已自无定说矣。乌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载。说并见後《帅殷叛国条》下。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大雅》）
　　△伐密、崇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书戡黎》）。祖伊惧，以告纣。明年伐于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丰。明年，西伯崩。”《通监纲目前编》悉用其年以纪周事，遂以伐密伐崇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国多矣，而《皇矣》诗独称崇、密，则是崇、密为大国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则记其战胜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则是崇尤强也。丰者，崇之境也，故《诗》云：“既伐於崇，作邑於丰。”《传》云：“崇在县；丰在县、杜陵西南。”则是汉、唐建都之地，崇实据之。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东南之诸侯乎！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击而远从於周乎！且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悬师二千里外以伐密迩王室之黎，致商人忧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当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时不过西方诸侯归之而已；自灭崇後，周始盛强，通於河、洛、淮、汉之间，然後关东诸侯得被其化而归之耳。故《诗》於灭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记》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观魏惠王之後元而以为襄元年，则固不能无误。惟《易纬》以伐崇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书虽不经，而此事於理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虽仍《史记》次之，而皆载之文王受方国造区夏之前。
　　【存参】“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绝是忽”，则是文王於崇固尝再伐而後克之，《传》言不无据也。但子鱼之意欲襄公之自修无阙而後动，措词不审，遂若文王之轻举於初者，非也。《经》曰“临冲闲闲”，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无意於灭崇也。《经》曰“临冲”，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诗传》曰：“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谓得当日之情矣。盖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临时，而亦无灭国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则圣人亦乐与之更始；必其怙恶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灭之耳。细玩《经》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闻崇德乱而伐之”者，则得圣人之实，足证《史记》崇侯虎谮文王之诬。故存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说并见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按：此文与《论语舜有臣章》意同。所谓“叛国”，即三分有二之国也。然则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辩囚里及赐弓矢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於纣之朝，北面为臣。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於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於叔孙而为之请，弗与。晋之执叔孙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於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於《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於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其後《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後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於《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後亦复抵捂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後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於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关以西；周自立国於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於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其後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於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渐近於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说并见前《成汤》、《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里演《易》之说
　　曰：文王未尝囚於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於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後，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弧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於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里时矣。说并详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拘幽操》
　　曰：《琴录》何以载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录》之文，词意浅近，不惟非圣人之言，亦不类三代时语，乃後人闻相传有此事而拟作者耳。唐韩子亦尝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亦有称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韩诗存，少知读书者犹得辨其非实；若传之日久，不幸而韩诗亡，则虽大儒亦必以为实矣。彼《琴录》所载，亦如是而已矣！窃谓周、秦以前，事难详考，不宜轻为拟作；倘失其实，贻误後人不浅。然宋人且有以韩子此诗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将与谁言之！悠悠後世，当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里之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
　　●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书》曰”，亦恐非《泰誓》中语也。
　　△“同德度义”语失苌弘意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见武王之有信耳，非实事也。故不录。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於尔躬有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之相反
　　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於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於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残害万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悬纣头於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犹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广不肯舍一猪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国壁中，而先行於两汉；《泰誓》三篇，出於齐、梁之际，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与《诗鸱》、《东山》合，与《书》、《金》、《大诰》合；纣头之悬，则经传从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学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难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则《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不可信也明矣。吾与作《伪书》者无怨，顾伤古圣人之事见诬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说并见前《孟津之誓》及後条下。
　　△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云，“高定读《牧誓》，问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与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为天子，周乃一侯国耳。故晋韩厥及司马侯皆以周喻晋，以纣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亦尝以周喻齐，以纣喻燕，皆若敌国然者，至以“赏于祖，戮于社”为非顺人，语尤乖谬。行军必有赏罚，岂无赏罚始为顺人乎！《费誓》云“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谓之顺人乎！且此乃《甘誓》语，何得用之以讥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书者又何以载之为美谈也？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及後条下。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大雅》）
　　【补】“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备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据《孟子》以民为“崩角稽首”，据《史记》以纣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云“咸刘商王纣”，若大行诛杀者，语殊可疑。盖《武成》一篇本多言过其实，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谓“血流漂杵’之事无之。况此篇乃安国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读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识，亦岂能保无文字之偶误，故汉儒称为残缺不全，绝无师说，固未可尽执为实也。惟其出师月日可与他书互证，有不容尽废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录】“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苏轼、孔子罪汤、武之说
　　苏氏云，“孔子盖罪汤武，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於汤、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於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岂不两全！而以兵取之，而杀之，可乎！”由是世之论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为非是。余独以为不然。圣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文王之不伐纣与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盖文王之时，诸侯新服，周化犹未大行，而纣贤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贤臣已尽，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无所告，为武王者安能晏然听其骈首而就死乎！当商之末，诸侯相吞并，西方则崇为大，东方则奄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则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与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践奄；自西而东，化以渐及，先後之势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当其中耳，不得遂以此为圣人之优劣也。“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夫禹与文王之乐未必即无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则武与文之优劣亦不在於伐商与不伐商，王与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诛与不征诛也。如以其迹断之，是以追蠡而论乐耳。《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皆以文、武并称，从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无以异也。且《论语》者，後人之所记，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论尧、舜、禹亦仅一见，则圣言之遗者尚多。今也据孔子之赞舜、禹而遂诬孔子之罪汤、武，则孔子尝称稷，即可谓之罪契，尝称周公，即可谓之罪召公矣：欲诬圣人，亦何患於无辞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尝斥汤、武也，则曲为之说曰，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然则孟子不必讳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苏氏不复能曲为说，则直曰“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而已。孔子既未尝言，孟子之言又不可为训，则虽欲不入於杨、墨，不可得矣！至所称两全之术，尤为纰缪。何者？武王之伐纣，不过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贪其地而灭之也。若殷别立贤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乱，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脱己之恶名，此岂圣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详苏氏之计画，皆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盖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进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胆之楚、越也！至谓纣见杀於武王，则亦承《史记》之谬耳，武王岂有是事也哉！张子厚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为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渐者，天命之绝岂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犹天泽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贞而奉之矣，今日称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史记》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纵果诸侯自来，要亦闻武王之伐商而会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则诸侯早会，迟至则迟会，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间为天命去留之界也！盖殷天命之去当在文王之世，故《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文王》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谓之“至德”。若至孟津之会而後决，则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谓之跋扈乎！盖凡论周事者皆为《史记》所误，而以文王之为西伯，专征伐，为纣之所赐，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断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来，圣贤之君不作，诸侯固以渐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间，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诸侯归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尝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万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国”，则是纣之号令止行于其畿内之明证也。故凡真古书之文，未有谓桀、纣之令行於天下者；惟伪书乃往往有之。如《汤誓》及此篇，皆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也，则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于商邑”而已；而《伪古文尚书》之《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矣，《泰誓》则曰“残害于尔万姓”，曰“毒四海”矣。何者？《伪书》撰於东晋以後，彼固以汉、晋之事例之也。学者苟能分别观之，则不但古圣人之真可识，而古书之真伪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纣与文、武原无君臣之分而但为名号正朔所存，苟非大无道则圣人亦不忍轻黜之，苟其大无道则圣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岂有二道也哉！是故论文、武者但当问其实为纣臣与否，而不必问其伐商与不伐商。果君臣也，则虽以曹操之不篡汉而罪与丕无殊；果非君臣也，则虽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与文不异。惜乎世之论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杨、墨者则以汤、武为罪人，尊圣人者亦但以天命为解释；《六经》之晦，圣人之受诬也久矣！余既有见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战国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杀人动数十万，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灭先王之法，焚《诗》、《书》，废礼乐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无圣人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则使汤不放桀，武王不伐纣，将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则当孔、孟来生而尧、舜之道久已泯没，孔、孟且无所承以传於後，人类几何而不尽，即不尽而几何不为禽兽也！呜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异於禽兽者，汤、武之功也；赖汤、武之功以生，而遂奋其笔以訾汤、武，以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汤、武之放伐为罪者，黄老氏之言也；黄老氏之言，杨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杨、墨而自以为能辟异端，然论圣人之事则皆祖述杨、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呜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异端也！故今於汤、武王之事特详辨之。说并见《成汤》、《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辨黄钺斩纣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元钺，县其头小白之旗。”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雠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虽虐，汤放之而已；使纣不死，武王必不杀纣；况於已死而残其尸，何为也者！春秋时灭国多矣，於其君也迁之而已，尚未有杀之者；况商周之间风俗尤厚，而武王，圣人也，安有已死而残其尸者哉！观於武王之封武庚，圣人之心可以见矣，必无悬纣头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雠纣如是，则必尽杀其子若孙；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乌有反封之者哉！《史记》之言盖本之《逸周书》，刘向所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也。此本战国时人所撰，其中舛谬良多，不可为实；《史记》误采之耳。惟贾谊《新书》谓“纣死之後，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为仿佛於圣人之心。然古者风俗淳厚，厉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乌有纣死而商民残其尸者哉！故并不录。
　　△辨革殷祝之事
　　《本纪》又云：“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荚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书》之文，非其事实。执剑牵牲，自有有司职之，非师傅大臣之事，观《顾命》之篇可见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语以成文者。故皆不录。又按：《周书》之文多与《史记》异同而皆不若《史记》之语完善：疑《史记》所采者本书而今《周书》则传写而致误者也。
　　○武王下
　　【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篇》）
　　△“大赉”事实
　　按：《史记》称武王克商：散财发粟，所谓“大赉”盖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与伪孔解‘周亲”之不同
　　朱子《论语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亲”为商之亲戚也。余按《论语集解》，孔安国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安国初未尝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也。盖此本承上文“大赉”二句，言周虽有亲戚，不敌善人，故赉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为此文之周反属之纣，上下作两解乎！至以为武王所自言，而谓商亲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伪书伪传》，《伪书伪传》乃晋以後攻康成者之所伪撰，朱子乃不从真安国之《论语注》而反引伪安国之《尚书传》，且云孔氏云云，安国之诬将望何人为白之乎！然安国之所释亦尚未尽：此本记武王事，管、蔡尚未间王室，何由诛之；“仁人”兼天下之遗贤言之，亦岂得专指微、箕！细玩此文，乃圣人不私其亲而惟求天下之贤才，与共天禄，正与上章成汤之言相表里。“周亲”二句，即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故读此章可以见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我之心；而约非刘氏不王，特秦、汉以後之事，未足语於唐、虞、三代圣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亲”为商亲，失其旨矣。“百姓有过”，蔡氏《书传》以为“民皆有责於我，谓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语，说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疑与氓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史记周本纪》）
　　△辨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之说
　　《尚书大传》云：“纣死，武王召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召公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馀。’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亲。’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闾，发粟，散财（云云）。”《吕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进殷之遗老而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乃发钜桥之粟（云云）。”余按散财、发粟、表闾、封墓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时心所欲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当即时举行，不待访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圣贤之臣，何容见不及此，而但以杀戮导武王乎！此皆後人附会之言。故并不录。
　　【备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大传》）
　　△三王追尊当在牧野时
　　追王之说凡三。《史记》以为文王受命称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为王。文王称王，先儒固多驳之；苟文王未尝称王，则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无文王。然《书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称王，则《中庸》所称亦不然矣。唯《大传》以为武王在牧野时，三王同时追尊，於理为近，与《尚书》文亦合。故今从之。说详见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纪》之散财发粟，即《论语》大赉之典；《大传》之设奠追王，即《史记》享祠之事。故连类而次之。
　　【备览】“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封殷当在散财後
　　《史记》此文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囚表闾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缓者；若封殷立监，似当从容议之。故移置於此。监殷止管、蔡二叔，无霍叔说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条》下。
　　【备览】“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乃缀辑经传《孟子》、《戴记》之语而采《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虽无大谬於理，而亦毫无所发明。且既为诰体，而通篇皆叙事，殊不相称；其文亦杂乱无章。《蔡传》疑之，是也；顾不肯纠其伪而为改定其文，岂知改定更不免於杂乱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诰前，则所谓诰者仅寥寥数语，而亦仍是叙事，初无所白於诸侯者：《尚书》宁有此诰体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载《汉志》所引之原文。
　　【备览】“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乐记》）
　　【备览】“散军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乐记》）
　　【附论】“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之可信
　　余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馀里，僭王问鼎，其目中固已无周矣，且距武王仅四百年，文献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满人意，《诗》、《书》所言之有虚美，楚子必无不知，必不代为之讳，乃其颂武王如是，则是武王原无可议，《诗》、《书》所言皆实事也。春秋时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庄贤者：县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虽汉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识盖有大过人者；是以士会称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盖深贤之也。乃其称武王，若於己有天渊之限，泥之隔者，虽自谦之词，然何至於是！然则武王实大圣人，非後世贤君所能及；虽贤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满於武王者也。盖当其时，汤、武之世未远，杨、墨之说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笃。自战国以後，异端横行，非尧、舜，薄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其是非真伪，以故从风而靡；不但刘知几、苏子瞻之属以为可议，以为非圣，即笃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词焉；岂非邪说之易惑，特识之难遇哉！吾愿世之学者以三代以上论武王者论武王，而毋以战国以後之论武王者论武王也。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逸书武成》）
　　【存参】“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本正月中气，近世误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汉书律历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同上）
　　△《尧曰篇》纪武王新政
　　《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按：诸侯之封当在归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此篇据《春秋传》以为《商书》，故称“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书》中。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书金》）
　　△辨周公摄政之说
　　《金》一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蔡氏《书传》驳之云：“有失然後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为冢宰时，成王年已十四，非摄位，但摄政，岂可以天子为周公！”二子之言诚足以纠先儒之失，绝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圣贤也，王季之爱文王与文王之爱武王当无以异。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之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後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耳。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於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郑氏谓“成王居丧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谓“成王亲迎以归，然後摄政”，则亦未免惑於《史记》、《汉志》之言也。且“复”之为言，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岂谓其复政哉！曰，然则成王何以称为“孺子”也？曰，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於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晋慕容盛谓“周公专权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谓“周公知文王与武王三龄，而求代其死者，诈也。”虽盛本诈谖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传记之邪说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但载《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记》、《汉志》诸说概不妄附。说并见前《武王伐纣条》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後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郑氏谓此诗在周公居东之日；朱子谓此诗在成王初立之时。余按《鸱》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窃疑豳之旧诗当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识之传之而独存，犹《商颂》当时亦必多，而正考父独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鸱》以下，则以其诗皆为周公而作而音节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风》之後；而此一篇则豳之正风也。故今不载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末敢诮公。”（同上）
　　“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弗辟”之“辟”，郑氏以为“退辟”（同避）；“居东”，以为“辟位而居於东”。自《伪孔传》出始训“辟”为“法”，而以诛杀之意解之，於是以“居东”为“东征”，以《鸱诗》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际，郑学浸微，孔颖达作疏，遂弃郑而用《伪传》。唐、宋学者靡然从之。虽朱子《诗传》，初亦采其说；及後答蔡沈书，始觉其谬。而蔡氏作《书传》，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载其说於左。
　　【朱子覆蔡沈书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即谓《伪传》，盖以孔在郑前也）。後来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处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圣人气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若请之於王，亦未必见从。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区区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读为避（古字避皆作辟），郑氏《诗传》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是也。汉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以为诛杀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以下数句，已见朱子书中，今节之）‘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岂自为身计哉！‘居东’，居国之东也。孔氏以为东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为谁；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蔡。‘斯得’者，迟之之词也。”
　　△《鸱篇》作于东征前
　　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引吕游语辨“居东”非东征
　　按《书》此文，居东之非东征益明。临漳吕乐天先生游《己酉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去京师必不甚远，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故感风雷之变，启金之书，执书以泣，随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风也。若以居东即为东征，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来，论此事者当以蔡注《金》为正，《鸱诗传》虽不观可也。”
　　余按：此说深中事理。盖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其为无事显然。不得谓之为东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说
　　《史记》云：“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庆封之聘鲁也，叔孙食之不敬，赋诗讥之；其奔鲁也，叔孙又食之，祭，亦赋诗讥之。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搜除也，亦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此皆显然一事，而《传》悉两载之；无他，采之太博而择之未精耳。《左传》犹然，况其下焉者乎！後人过於信古，遂不敢议，惑矣！谯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
　　【补】“管、蔡启商，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参】“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
　　△管，蔡之诛不因流言
　　《伪古文尚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云云）。”余按：《传》称“管、蔡启商，间王室”，《孟子》书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语，则是管蔡之诛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乌有但闻流言而遂诛其亲戚者哉！《伪书》之文，其诬圣人不小，故今载《春秋传》、《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传》所言，乃伐奄张本；虽不敢必其实，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书大诰》）
　　【备览】“武王崩，三监（《传》云，“三监：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书序》）
　　△《大诰》有阙文
　　按《大诰篇》首当有数语序《诰》之所由作，若《盘庚》、《多士》、《多方》者；而今无之，盖缺文也。故今取《书序》之文补之。
　　【补】“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左传》定公四年）
　　△诛管、蔡系奉王命
　　战国人多称周公诛管、蔡；晋慕容盛遂以擅诛管、蔡为周公罪。余按：周公东征乃奉成王之命，《尚书》、《春秋传》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专属之周公也，盖周公辅相两朝，勋崇望重，故说成周事者多归之於周公，正如陈贾所云“周公使管叔监殷”。是时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伪书》增出霍叔之非
　　《伪古文尚书》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宋尧叟林氏《春秋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注云：“周公伤夏、殷之二叔世，疏其亲戚，不能同心，以至灭亡。或以二叔为管、蔡者非；管权、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称二叔。”（《杜注》“二叔”说同，无管、蔡、霍三叔之说）余按：《春秋传》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记殷本纪》云：“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本纪》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皆与《左传》文合，而无霍叔。其尤显然无疑者，《管蔡世家》称“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纣子武庚”；称“封叔处於霍”则不言是；然则霍叔未尝监殷明矣。而《鲁周公》、《卫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称“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监殷而同作乱，不应数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无霍也。《尚书大传》云：“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封其畿内为三国──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皆与《左传》、《史记》说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故《传》云“吊二叔之不咸”，不称三叔也，至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始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伪尚书》缘此，遂采《左传》语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则此书之撰於晋以後而非安国之所传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国所传，不应两汉诸儒皆不知有霍叔，独至皇甫谧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书之前，尤不应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称“管、蔡”之故，因释“二叔”为“二代之叔世”，固已强词；至林氏乃据世俗相传之语以驳二叔之称，而不复考《左传》他文及《史》、《汉》旧说，尤疏之甚矣！且“降为庶人”者，汉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杀可放，而未尝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别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时，卿奔他国，乃有降从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国之卿故然耳，本国固无是也。乌有朝齿公卿而暮同编户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车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递轻，乃反降为庶人，一何其赏罚之颠倒乎！或疑《金》有“群弟流言”之文，当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称“群”。盖流言者自多人，监殷者自管、蔡，不得谓流言之人尽监殷之人也。故今但据《春秋传》文载之；无稽之说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本“启”字，避景帝讳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引崔迈语辨《伪书微子之命》
　　《伪古文尚书》有《微子之命篇》，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际，难为言矣。当时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势必有其恳挚而婉笃者；今皆不可得见。作《书》者以其难於措辞，故但为肤廓通套之语，於当日情势无一语及之，譬若扶墙而行，不敢少动，惟恐其有破绽以贻後世口实。此正可见作者伎俩；而後世乃犹以为真圣人之言也！试使後世能文之士代为此篇，其揣情度势亦必有可以感动人心而慰安殷之遗民者。寥寥数语，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补】“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伐奄不在武王世
　　近世读《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为句，“诛纣伐奄”为句，遂以伐奄为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纣为恶者。”余按：《经》、《传》无武王伐奄事。《书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云：“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诗东山》云：“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又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三年讨其君”即周公东征事也。《尚书大传》亦称奄君谓武庚请举事，《书序》又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然则伐奄决在成王之世无疑。《孟子》此文，当以“周公相武王诛纣”为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非武王时事也。盖缘初学读书多不能诵长句，率於四五字处读断，如“知和而和”，“何必读书”，“饱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类；相沿既久，遂以为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学，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韩子云：“凡为文宜略识字。”为文而能识字，说经而能知句读，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载之周公相成王时。《伪孔传》又谓“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误。说见後《多方》、《多士》条下。
　　【附录】“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驱飞廉当在伐奄後
　　此事时世无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驱飞廉於海隅”，似前尝讨飞廉而飞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纣之时，《史记》所谓“不与殷乱”者也。奄负东海，海隅乃奄东境；盖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残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则此事当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连而及之。但於经传皆无明文，故附录於此。
　　△辨帝赐石棺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还，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诛而得从容以终天年？且蜚廉助纣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赐之石棺乎？此事至为荒谬，盖秦、赵之人讳其戮而妄造此说以欺人者，是以谯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马氏《索隐》亦以为非实也。当从《孟子》为正。
　　【备览】“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於东，作《归禾》。”（《书序》）
　　【备览】“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辨禾苗盈车之说
　　按：《史记》载此事与《书序》同。《尚书大传》及《说苑》皆以为“三苗贯桑而生，大几盈车”，恐系传闻而甚其词者。故不采。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豳风》）
　　△《东山篇》即伐奄事
　　按：此诗称“我徂东山”，又称“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卫宏《诗序》以为周公东征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而，《朱传》以为周公自劳归士之词。余按：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三年东征，不为不久，破斧缺┥，下为下劳；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邶》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即此可见盛世景象。以为劳归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称“说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虽得诗人之旨，然谓“序其情而悯其劳，所以民说”，亦非也。圣人之於民，必有抚爱於平日，矜恤於临时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诗劳之之虚文，即能有此效也。然则谓序其情而民说，何若谓归士自述其情，虽极劳苦思念而毫无怨上之心，由於上之爱民有素，是以上下一体者，为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诗豳风》）
　　△《毛诗》释《破斧篇》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笺》云：“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余按：“破斧缺┥”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然谓“答前篇周公之劳己，故作此诗以美周公”，则尚似有未尽合者。详味此诗之意，乃东征之士自述其劳苦，绝无称美周公一语；惟其劳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劳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敌忾御侮，不辞况瘁，至於斧破┥缺而无异言，即此见周公之美耳。以为“美周公”，浅矣！以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恶四国”，尤失之远矣！
　　【备览】“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书序》）
　　【备览】“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当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归禾，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则成王亦至东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负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视师也。抑不知周公班师之後，淮夷复畔，而成王始东征与？要之，当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书多方》
　　△迁民之诰
　　此《多方篇》文，乃初迁殷民後诰之者。
　　【附录】“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夫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书多士》）
　　【附录】“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同上）
　　△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奄再叛之说
　　《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郑康成云：“此伐管、蔡时事。”《伪孔传》云：“成王即政（谓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二说不同。其後王、顾诸儒皆以《伪传》为误。王论余未之见。顾云：“《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为之说。”
　　△《多士》在《多方》後之证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迁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则《多方》之“来自奄”即《多士》之“来自奄”，《多方》之“自时洛邑”即《多士》之“迁居西尔”无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绝无一言及之，则《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无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简，岂非前日既言其详，故後日但举其略与？然则《多方》固当在《多士》前，而奄初无再叛之事明矣。王肃说《书》，专攻康成；《伪传》本王肃之徒所撰，故好与康成为异。顾说是也；惟谓奄因武庚既诛而惧，则尚未尽。盖奄乃东方大国，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圣人不穷兵於远耳。《尚书大传》谓武庚之举事，奄实趋之，然则武庚之叛必与奄连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并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东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归後迁殷遗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见其为一时之事。说并见後《立政》、《多士》条下。
　　【备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书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立政》）
　　△《多方》、《立政》当在《召诰》前
　　世传《尚书》篇次，《多方》、《立政》二篇并在《多士》、《无逸》之後。余按：《多方》既当在《多士》前，则《立政》、《无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时语。《无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国之久，当是天下无事，恐其狃於安乐，有初无终之意。然则《多方》、《立政》二篇皆当在《召诰》前，如《康诰》、《酒诰》之当在《金》前也；传经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有不当则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众，庶狱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广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内具有良材，羁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贤则用之，不拘於亲旧也。吾故读此篇而知东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观孟子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则是卿大夫之子孙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为之，贤才不复进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国亦如是。春秋时，齐、晋最强，然皆至战国之初而遂亡。鲁、卫享国虽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国。惟楚与齐、晋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灭，强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读《春秋传》，心常异之；久之，始悟其故。盖春秋自成、襄以後，齐、晋、鲁、卫卿皆世传，大夫亦多世者，世则不必其贤；而楚独能用贤故也。孙叔敖举於海，观丁父、彭仲爽皆举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邻国之逃臣，初无蚍蜉蚁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犹自来奔而用之者。至申鲜虞仆赁於鲁，以丧庄公，而楚闻其贤，遂召为右尹。其汲汲於求贤如是。厥後王孙圉聘於晋，犹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夸于邻国，而曰“楚惟善以为宝”。是知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而莫与比也。甚矣，周公之训之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复问其贤否，故吏冗者多。汉兴，始下求贤之诏，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泽佞幸，钻营权贵而得进者亦复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资格；隋、唐以降，竞尚科目，由是授官惟凭科目，迁官但用资格，不复以度德量才为事矣。宋太宗论科目：“岂敢谓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胜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说并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於吾国之黄，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邪？’”（《说苑》）
　　【存参】“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古今注》）
　　△越裳氏重译来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见於《经》，惟《尚书大传》及《说苑》有之；然於理无所害。但《大传》文有脱误及不经之语，故采《说苑》之文载之。《大传》以此事为在归禾之时，《说苑》以为在三年之後；要之当在成王归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颇近附会，恐系後人增饰；然亦未有以见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书召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书洛诰》）
　　“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则迁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故统之於武王耳。犹之鲁、晋诸国皆封於成王世，而成专谓“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也。犹之《武乐》篇中称“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谓“武王克商作颂”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犹之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奄始灭，而詹桓伯谓“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此上皆记成王、周公营洛之事。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作洛之诰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诰殷民者。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书无逸》）
　　此篇仍当次於《多士》之後，说已见前《立政条》下。
　　△周公作《无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於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书》与政事
　　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制礼之说
　　周公相业，前两篇详之矣。惟《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经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从也。故今复系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录】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
　　△《礼经》作於春秋以降
　　《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於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後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馀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至於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薄者所能给乎！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馀，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於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齐桓为诸侯盟主，权过於天子，然犹如是，则寻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晋文乃邻国之公子，旦夕为晋君，与秦穆同列，然犹如是，则本国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於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笃信《礼经》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谓“礼，必待君辞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辞而拜於上，故谓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辞而拜於上，与辞而後成拜於上，均之为拜上也，岂得谓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礼也。”朱子则曰：“拜上，礼也。”吾宁从孔子而悖朱子，不敢从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圣人之所尤重者也。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国三公，吾谁从。”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说《经》者无可置词，乃以“大国之孤”当之。大国之孤仅见於《周官》，《经传》未尝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谁为之孤者？即使大国果有孤，既名为孤矣，亦不当复称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当称之为“诸公”也。或又以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缘得有诸公；而寄公於国君为宾，亦不应从臣礼也。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後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谓“桓公邑哀侯于郑”，“郑哀侯来朝”者是也。而鲁三桓亦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但春秋、战国间百数十年载籍不存，无可考耳。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於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於《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为，岂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详，轻重之颠倒如是乎！盖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古者风尚简质，周初虽视夏、商为文，然较之春秋时已有“野人”之目；而圣人创制显庸以范围天下，欲其欣然乐就，亦必不过为繁赜难知之事。故《传》曰：“简则易从。”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系士礼，推而上之，为大夫，为诸侯，为天子，位益尊则其礼名益众而其礼文亦益繁，度不下数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为简策，重坠难举，数百篇者非十馀车不能胜，天下之人何由尽得之，尽知之，而尽遵守之乎！唐之《开元》，宋之《开宝》，非不详矣，然止存诸秘府以美观听耳；学士大夫犹多目不经见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书法即周礼之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其大较也。故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周公之礼固不在於繁文缛节而在於大纲大纪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润泽则亦各随其国之俗；而自东迁以後，世变风移，亦颇有所更改。故郑世子忽取於陈，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谓不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谁知之！盖古者父、母、妻、长子，其体略同，又皆主人自主丧：妻之子为母三年，长子之子为父三年，故主丧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行之，故减而为期；其子亦降为期。故《丧服篇》“父在为母期”，为是故也。说者拘於此篇为周公所制，乃曲为之说，谓“天子绝期，故改而为三年”。夫位尊则服降，尊尊也，重正统也；今以绝期之故，反改期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岂不倒行逆施矣乎！《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盖自周衰，礼乐散佚，圣贤采列国之文献，参互考订。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既有之，礼亦宜然。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司马氏之《史记》，褚先生补之，後汉人续之矣。刘向之《列女传》，後汉人续之矣。许慎之《说文》，徐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为当日之原本！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惟是此书周密详备，学者藉是可以考经传之遗文，可以识三代之声名文物，而圣人之大经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执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礼之断不可复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载於《周公》之篇，而附论之如此。
　　△《周官》作於战国之世
　　西汉末，《周官》一书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犹以为记，未以为经也。迄东汉末，郑康成注之，名曰《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於是世之学者咸以《周官》为经，且以为周公所作；虽有宋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九州之内，约方三千余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书》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阳东际海，西逾积石而西，亦不过五千馀里，经传之文较然可征，《周官》之诬亦已明矣。国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今《周官》天子之地仅四诸公，而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贾谊所谓“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岂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时列国吞并之馀，宋、鲁犹不过二三百里，郑、许犹不过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当封国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鲁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则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复有此四国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过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是三代正赋之外未有丝毫课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为之解，谓“战国时宅虽毛，亦有里布；民虽有职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谓‘无夫里之布’者，谓宅毛及民有职事者耳，非谓一概无之也。”夫不毛无职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无夫里之布乎？孟子谓“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谓“有夫里之布”，吾未见其可信也！盖此书撰於战国之时，彼固见当时有此法而遂以为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书》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记》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则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尔，则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当同日而郊。况如此巨典，记礼者尤不应竟无一人知之也。《春秋》中书“郊”者凡九，皆但书郊，未有书南北郊者。果有两郊，不应混而同之。则其说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统言之，则曰“朝”；切指之，则曰“觐”。故《书》曰“群后四朝”；诗曰“君子来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觐，犹“见”也。故书曰“乃日觐四岳群牧”；《诗》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曰“王觐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别无所谓觐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谓，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修岁事於天子，不可谓之遇也。《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记》所谓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谓“学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谓之“朝宗”；非诸侯于天子又有所谓“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经传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书者亦当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实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为乖谬，盖景但有长短之殊，并无朝夕之异。今东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後一刻；无论何地，置表待昼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谓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历法，不游四方者之所为；宁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经传之儒或反信之，其亦异矣！至於《史记》所称“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书》中《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谓“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者，与此书无涉也。嗟夫，自《周官》一书出，汉人据之以释《经》，其有不合，则穿凿附会，以致离经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据“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复据“王及後世子不会”之文以启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虽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济其私，然不可谓非《周官》之有以启之也！可不为世之大监戒与！乃儒者犹奉此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间有不信此书者，无识之徒必力排而痛诋之，以故视视而莫敢议，遂使三代之经制为歆人所杂乱，良可叹也！或以为刘歆所伪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书则明甚也。余故详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载作《周官》之事。
　　△《周颂》及《小雅》首数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颂》三十一篇，说《诗》者以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诸篇，说者亦以为周公作。余按：《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中明举二王之谥，则非成王时诗明甚。由是言之，《周颂》或有周公所作，必不尽周公所作也。季札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当周公时，固不可谓之“衰”。说者曲为之解，训衰为小，谓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渐降焉之谓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谓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谓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据《左传》已为召穆公作；《出车》乃《小雅》第八篇，据《汉书》已为宣王时诗，然则《小雅》之为周衰时诗，显然无可疑者，不得以为周公之所作也。盖圣人所以为圣人者，非必事事皆躬为之，亦非必事事皆胜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颂》皆自己作而後足见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颂》，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恶则恶皆归之，有善则善亦皆归之。顾作诗之时世不符，读者必致失其本意，穿凿附会，而《诗》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载作《雅颂》事。《周颂》不皆周公所作，说详见後《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诸篇非周公作说详见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战国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於《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於《周书》，非《戴记》取於《吕纪》明矣。”则又以康成为非是。余按：《逸周书》本後人所伪撰，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然则《周月》、《时训》两篇或即采之《吕氏春秋》或与《吕纪》同采之於一书，均未可知；与得以《逸周书》有之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阴阳家说，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於十二月，是以纯杂不均，邪正互见，岂惟非周公之书，亦断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较著者。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馀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虚中”，上距《尧典》之“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馀年，至刘宋又数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至《元嘉历》，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才差十馀度耳。虽测验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迳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远？下逮汉、宋之世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载作《月令》之事。
　　△《尔雅》作於秦、汉间
　　世或以《尔雅》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释诂》一篇，馀皆非也。”余按：《释诂》等篇乃解释《经》、《传》之文义，《经》、《传》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至於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往往有与《经》、《传》异者，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大抵秦、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问》、《灵枢》之属，或传之者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类，皆不可信。故今不载。
　　【附录】“公薨，成王葬于毕。”（《书序》）
　　△辨葬周示臣之说
　　《书序》云：“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尚书大传》云：“周公老于丰。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传》之说盖即本之《书序》，而语殊浅陋无伦理。周公为成王臣，天下谁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称其谥也。《史记鲁世家》与《大传》略同，盖即采《大传》之文而少更定之。惟《书序》之言较无大谬，然《序》之失《经》意者亦多，而《毫姑》之篇已亡，无由决其是非。故今删而存之；而《大传》、《世家》之文概不录。
　　△《史记》载成王亲迎於周公卒後之非
　　成王威风雷之变而亲迎周公一事，《史记》载於周公卒後。今按《尚书金篇》，在作《鸱》後，伐武庚前。惟颜师古引《尚书大传》文，以此为成王将葬周公於成周时事。然则《史记》盖因《传》而误也。夫以为在周公卒後，则所谓亲迎者迎何人乎？所谓出郊者欲何为乎？《史记》不能解说，遂以郊为郊祀之郊，而谓鲁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误而再误矣！此事幸《金》之篇犹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为实然者。然则《史记》中因所采之书已亡，无所考证，而人莫由知其误者，可胜道哉！吾愿世之读《史记》者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勿执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实也！
　　○文武周公通考
　　经传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与周公相属者。不可强断而分系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开厥後。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诗周颂》）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书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书大传》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里。”《史记周本纪》称“文王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惧，以告纣。”则是所谓耆者即《商书》之黎，前以戡黎为文王事也。蔡氏《书传》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金氏《通监前编》云：“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纲目前编》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观兵之日。余按：黎近殷土，则以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称王，则武王自当仍称西伯。但传记皆无明文，亦未敢决为武王之事。至《纲目前编》以此事为即《史记》之观兵於孟津，则亦未合。何者？黎在东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东北数百余里，亦不得谓至孟津而还师也。戡黎观兵，当是两事恐不容合以为一也。故今统载之於《文武篇》中，宁阙其所不知，不敢误也。
　　【附录】“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论语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详
　　或以八士为南宫氏，伯适为南宫括，其说近是。然经传未有明文。故附录於此。
　　【附论】“于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篇》）
　　△文、武不可歧视
　　自汉以来，学者多称文王而毁武王，其意以为文与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观圣门论列，则多以文、武并称，未有歧而视之者，然则是文、武无二道也。惟《孟子》书多称文王，盖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则足以兼武，犹言伯夷而不及叔齐也。故文王之与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无异同。故今於《通考》录此章，以见学者於古圣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孟子》）
　　“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
　　△灭国五十非一时事
　　按：伐纣为武王时事，伐奄为成王时事，经传皆有明文；而此数语未有确据，无由决其时世。窃意灭国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时之事；疑此数语皆兼武、成两世言之。故并录於此。
　　【附录】“《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系辞下传》）
　　【附论】“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易彖》、《爻》词不可定为文王、周公作
　　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纪》所云“益八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斑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於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後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词》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词》晋固有之，不待至鲁而後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於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後，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圣人而无一言及於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文朱子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呼後应，词意甚明。所谓“其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词而言；若果词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词》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词》属之周公也。乃朱子《本义》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详其展转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传记确有明文可据，传经以来即如是说者。无乃非阙疑之义，而使後之学者靡所考证乎！故今但录《易》、《春秋》传原文以存疑义；而不敢据汉儒展转猜度之说，遂直断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略记其为说之因，庶使学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迹附考
　　经传所记周公之事，不当入於《成王篇》中及无从辨其先後者，统载於此。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书洛诰》）
　　△“保命七年”事未可确知
　　按：《明堂位》、《韩诗外传》皆以七年为周公践阼之年；《伪传》从之，前篇已辨之矣。《蔡传》以为周公在洛之年，其说较正。然窃疑此文似当自成王亲迎周公之日数之，乃於事理为近；特不当有摄政践阼之事耳。但经传皆无明文，未敢臆断。今统载於篇後，以存缺疑之义。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传》隐公五年）
　　△周、召分陕不在武王时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按：《书康王之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春秋传》：“却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则是所主者朝觐会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当二相共理之。若取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体制也。《乐记》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缘此，遂有谓二公分陕在武王世者。按《史记燕世家》，此文载於成王之世。盖武王时太公为师，位在召公之右，似不应以周、召分陕；而《武》乐亦成王时所作，则分陕固不必定指武王时也。《书君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文，似《史记》为得之。今从之。
　　△“陕”或郏字之误
　　《说文》“陕”字注云：“宏农，陕也。”以故说者皆以此陕为今陕州。按陕州之名陕，古无所考；既非都会之地，又无长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鸿沟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将何取焉？且自陕州以东，青、兖、徐、扬四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陕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广狭亦大不偷。《传》云：“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周语》云：“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是洛亦称郏也。洛邑，天下之中，当於此分东西为均。“陕”“郏”字形相似，或传写者之误。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别有地名陕，非宏农之陕，亦未可知也。
　　【附录】“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论语微子篇》）
　　△辨握吐哺之说
　　《韩诗外传》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於鲁，周公戒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无践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称师事，友见，握，吐哺，亦无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进贤使能，乡有举，里有选，有一贤人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贤才也，凡贤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见之而礼之乎！古者士敦节义，咸自重而轻功名，不为臣则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春秋以後犹然，况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贤士谁肯自枉以见周公者，而烦周公之吐哺握乎！战国之世，卿大夫多世禄，不则其姻族嬖幸之人，贤才伏处而无由进，由是为士者不耻干谒以求荣显；是以有孟尝、信陵之属以好士闻。彼盖见当时之风气如是，而因亿料周公大圣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为是说耳；而岂知其不然也哉！此说本之《荀子》，其词与此少异；而《尚书大传》、《史记》、《说苑》皆有之，殊失圣人之真。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观桥观梓之说
　　《尚书大传》云：“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曰桥。’二三子往观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晋晋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颓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亲者；若文王、周公世济其圣，其家庭之间礼法之美，伯禽必有习而安焉者，何待见桥梓而後知哉！且圣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终不悟，不徒伤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为省且易也！此说至为浅陋，而学者多贪用此典，遂致传布而信为真，故今辨之。
　　△辨成、康赐鲁重祭之说
　　《戴记祭统篇》云：“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余按：天子诸侯名器之异，所以辨等威，别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则为优，不得则为绌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曰：“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问孝，孔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故无识者以僭为荣，稍有识者方且以僭为耻。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礼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礼者多矣，管仲之塞门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此又谁实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以曲护其失耳。楚公子围设服离卫，诸侯之大夫讥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其事与此正同。安得据《戴记》无稽之言，遂定为古人罪案也！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录。
　　●卷六
　　○成、康之际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诗周颂》）
　　△《毛诗》释《执竞篇》“成康”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执竞》，祀武王也。”“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余按：“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自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後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後诗，其说良是。今从之。说详见后条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诗周颂》）
　　“《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语》）
　　△引欧阳修、朱熹语辨《毛诗》释《昊天有成命篇》“成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郑氏《诗笺》云：“文王、武王受其业，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韦氏《国语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谓周成王身也。”后之说《诗》者皆从之。至宋，欧阳永叔始驳其谬；朱子《诗序辩说》论之尤详。今载其说於左。
　　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为康王以後之诗。而毛、郑以《颂》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执竞》曰：‘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耳。然则《执竞》当是昭王以後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皆以为武王。由其以《颂》皆为成王时作耳。以为成王、康王，岂不简且直，而於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难通。学者何苦从其迂曲而难通者哉！”
　　【朱子《诗序辨说》一则】“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而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辩明矣。然读者狃於旧闻，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诸儒往往亦袭其误。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详说不敢康宁、缉熙、安静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则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指耳。或曰，《国语》所谓‘始於德让，中於信宽，终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语成字不为王诵之谥，而韦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郑之说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盖言成王之所以为成，以是三者；正犹子思所谓‘文王之所以为文’，班固所谓‘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韦昭何以知其必谓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为王诵之谥乎？盖其为说本出毛、郑，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涤千古之谬，而不免於以误而证误，则亦将何时而已耶！”
　　△周初四王之谥法与诗义
　　余按：《诗》与《国语》之文明矣；欧阳子、朱子之辨详且尽矣。盖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遗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传》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犹未靖也。故文王谥“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谥“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难也；成王谥“成”，言商、奄始靖，王业成也；康王谥“康”，言天下无事，但抚安之也。故此诗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蒙故业为天子，可以康矣，而不敢也，犹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即“成王靖四方”之靖。然则此诗即无成王明文，亦断断必为成王之诗；而况已明言成王也！即《国语》不言为成王之德，亦断断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况《国语》又明言为成王也！故今从欧阳子、朱子之说，置之《成王篇》中。
　　△《周颂》作於成、康以後
　　又按：自宋以来，释此诗及《执竞篇》者多从《序》说。或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则《洛诰》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将以为非告成王；《鲁颂》之“奄有龟、蒙”，亦将谓鲁至僖公时始有龟、蒙之地哉！况《传》称“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乱而安之之谓也。方且可谓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谓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诰》称‘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显’，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对为文，“助成”二字相连为义，皆与此文不类。此文“成王”上无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语，“成王”之为一人甚明；况《执竞》之“成、康”连言之者哉！若以《酒诰》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为成王，则《传》所称“夹辅成王”，“成王定鼎”，“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将以为武王乎！原其所以穿凿附会，务以成、康为武王者，无他，狃於前人之说，以为《颂》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礼作乐，不应无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诗；自周公後，不当复有作《颂》者耳。不知以此诗为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经》自言之也。《周颂》三十一篇，其中称天及武王者甚多，何所见必此二诗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诗》之逸者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当有《颂》，则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时鲁尚有《颂》？岂侯国可以作颂，天子反不可乎？若谓成王非世室，不当有祀成王之诗，则祀成王时将遂无乐乎？而武王当周公时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夫，《国语》以《常棣》为周公之诗，与《传》相抵捂者，则人皆信之；此诗之言为成王，与《经》相合者，则人不之信。朱子沿《序》之误而未正者，虽委曲难通，皆相安为固然；至此诗正《序》之误，辨语详晰，而反极力以攻之。宋玉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韩子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为然，及读《周颂》而後深信其不谬也！岂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当然乎？《周颂》非周公所作，说已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补】“成有岐阳之搜。”（《左传》昭公四年）
　　△岐之年无考
　　此未知为周公存时事，抑周公没後事。既无可考，未便置前篇中。故录於此。
　　△辩《伪书君陈》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君陈篇》；其《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余按：此篇“嘉谟嘉猷”数语见於《坊记》；玩其语意，乃人臣相诰诫之词，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为贤，但取其谋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谋之出於己，故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臣人者则不然，但求其国之受其益而不必己之擅其名，是以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则为忠，出於人主之口则不可以为训。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又按：《书君篇》乃周公诰召公之词，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称为“君”。《春秋传》，邻国诸侯皆相称以“君”，若“君处北海”，“君命敝邑”之类是也。未闻君而称其臣为“君”者。然则“君陈”当为同僚相称之语，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语也。且君陈分正东郊，非居帷闼而拾遗补阙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为乎？此《序》不见於《史记周本纪》，疑与《伪书》同出一手。然则君陈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论语》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谓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今《伪书》以为国政，亦与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注《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然则包氏未尝见此篇矣。包氏不见，则是书不出於安国也。大抵此篇之语多采之古传记。故今不录。
　　【附录】“凤凰鸣矣，于彼高罔。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艹奉}々萋萋；喈喈。”（《诗大雅》）
　　【附录】“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周语》）
　　【存参】“《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诗序》）
　　△凤鸣岐山之时无考
　　按：凤鸣岐山不知的在何时；《大雅》、《周语》皆无明文。惟《诗序》以《卷阿》为成王时所作，或凤鸣即在此时与？然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参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书顾命》）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齐。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脐太史秉书，由宾阶齐，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渺渺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同上）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书康王之诰》）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同上）
　　△《顾命》有葬成王之脱简
　　苏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礼欤？曰：非礼也。使周公在，必不为此。”余按《康王之诰》，诸侯咸在，九日之间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后之事，“狄设黼”之上盖有阙文；非皆癸酉一日内事也。故顾君云：“《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馀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後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又云：“‘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又云：“《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日月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则康王与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后，非未葬而冕服明矣。盖《顾命》、《康王之诰》，伏生本合为一；因其间有脱简，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两篇之时不知当於何处画断，误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康王之诰》之首，是以“狄设黼”之文遂割属於上篇之末耳。苏氏不知其有脱简，故於诸侯之至不能为解，乃以问疾之诸侯当之。然观《康王之诰》尤重诸侯，故曰“建侯树屏”曰“尔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曰“诸侯出庙门俟”，曰“东方诸侯入应门左，西方诸侯入应门右”，则是诸侯毕至明矣。若止问疾之诸侯，其人数必不多何得舍在内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详记之乎！至顾君以此为周公所制之礼，谓“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又谓“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遗文训诰以为一代之法”，则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其见於书传者，舜、禹、启、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避，遂不得终其摄。至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故於葬后遽奉康王以朝诸侯。其后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逾年即位，盖始於此。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变。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释冕，反丧服”。丧未毕而朝诸侯者，前未有此礼，是以详记其服，谨其始耳；非以此为当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乎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故今申其说而正之。说并见前《周公篇》中。
　　【补】“康有酆宫之朝。”（《左传》昭公四年）
　　△《关雎》非刺诗
　　齐、鲁、韩三家诗皆以《周南》之《关雎篇》为康王时陈古刺今之作，故《汉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列女传》云：“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余按《论语》，孔子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关雎》乃和平中正之音，咏歌当时之盛事者，非刺诗也；而细玩通篇之词，亦绝无刺时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时，君子淑女莫如此时为多，然则谓为康王之世或未必诬，谓为刺诗则断非也。故今不采《汉书列女传》文。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刑于寡妻条》下。
　　【附录】“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フ，王命作策《丰刑》。”（《逸书》）
　　△《丰刑》与《毕命》
　　按《史记》、《书序》并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与此文意似异。但此乃《汉书》所录孔壁古文，似不应误；又未见其下文如何；难以悬断。姑列之於附录。至伪书《毕命篇》语多剿袭，文亦雕琢，乃因《史记》、《书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载。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馀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刑措
　　此语似有所本，於理亦当如是。故存之。
　　【附录】“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诗大雅》）
　　△颂美诗不应尽属文、武
　　卫宏《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释“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称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称为“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词者。盖诗作於成、康之世，不举其谥则无以别於今王故也。其馀四篇则不然。《或朴》言“勉勉我王”，似称现在之君者然。《旱麓》言“岂弟君子”，正与《酌》、《卷阿》文同，皆不似追述文王语；而文王时亦初无“六师”也。《灵台》一诗，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服”，“绳其祖武”者，玩其语意，皆似指继体之君，尤不类创业之主；恐所谓“成王之孚”者即谓成王，非武王也。盖文、武，受天命者也，成王缵而述之，是以永保无失，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继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谓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欲嗣成王之功，必履文、武之迹，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绳其祖武”也。如此训释，似於事理为近；较之以“成王”为“成我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贤臣哲辅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不但《召诰》、《无逸》圣贤之儆戒然也，即诗人亦多於颂祷之中默寓劝勉之意。《酌》、《卷阿》，其显然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之诗犹以“如玉如金，而无醉饱”乙为词。则知古人立言之体往往如是，固不得尽以为称功颂德诗也。况成、康之际正当王化之成，当时群臣岂得绝无赞扬箴规之语见於《经》、《传》，亦不得尽以为咏歌文、武诗也。但传注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断为然。姑附录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见其大凡，而识其说如此。後世有卓识之儒出，当有以决之也。
　　【附录】“昔我先王熊释，与吕、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左传》昭公十二年）
　　【附录】“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读曹风》）
　　△郇伯未必为文王子
　　按：丁公之仕王朝，见於《尚书》；其余诸人则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郇伯，旧说以为文王之子；然郇世为诸侯，则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文王子也。故并附录於後。
　　【备览】“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史记周本纪》）
　　○昭王
　　【补】“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
　　【备览】“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史记周本纪》）
　　△“南征不复”事未可确知
　　《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复之故，经传文缺，不可详考。若果别无他故，但见恶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自以私怨弑王，其国之君何以不讨，嗣王何以亦不问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时楚境尚未至於汉也。恐皆後人之所附会。故今但录《左传》、《史记》之文，庶不失阙疑之义。
　　【备览】“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同上）
　　△辨丹朱冯房后之说
　　《周语》云：“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於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余按：此与《史记》所载刘媪梦与龙交事正相类，皆里巷不经之谈耳。丹朱，鬼矣，安能冯生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则非昭王子矣，又安得继周之统而为天子乎！
　　○穆王
　　【补】“穆有涂山之会。”（《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B17H]申诫太仆之玫，作《[B17H]命》。”（《史记周本纪》）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周语》）
　　△《国语》纪事较记言为可信
　　按：《国语》之作主於敷言，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故以“语”名其书，犹孔门之有《论语》、《家语》也。然其语亦非当日之语，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率多荒诞不经，与经博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弱而不振，繁而不节也。且以《左传》较之，有同一事而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传》不过以数语了之而意已足，至《国语》则铺张支蔓，旁引叠山，累牍而未肯已，其为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记之事以为言张本者，及篇末所记以验其言者，虽不悉实，要之合於经传者多，而其文亦简直，疑此本之旧史原文，是以独为可据耳。故今於篇中所称引往事，即无显然之谬，亦仅列之备览；而篇首尾所记本国本时之事，审无可疑，则仍从《传》例，次《经》一格书之；至篇中所敷之言，则但摘取其一二语以见大意，而所衍繁文弗尽录焉，均此一书，夫岂有所低昂於其间，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於祗宫。”（《左传》昭公十二年）
　　△辨造父御穆王灭徐偃王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後汉书》云：“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於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文公《衢州徐偃王庙碑》亦本此以为说。余按：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惊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不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於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馀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故张氏《史记正义》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是前人固已非之矣。盖穆王本巡游无度者，故《传》称“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後世称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会之，以见其有救乱之功；称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会之，以为能行仁义而诸侯归之耳。初未暇计其乖舛於事理，剌谬於经传也。韩子之文虽出於酬应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说以惑後世，亦非大贤所宜为也。故今悉不录。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刂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轻下服，下刑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书吕刑》）
　　△吕刑赎刑为周道始衰
　　按：《舜典》之“赎刑”自别一法，以处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非罪本当刑而许以金赎也。若五刑果有疑，自当酌量减免，岂得反因之以为利！蔡氏《书传》云：“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盖亦示戒。”其论当矣。盖周之衰自穆王始，故录此篇以志文、武、成、康之法之所由变，为後世变祖宗之法以聚敛者之戒，与後录《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见周道之始衰，彼见周势之所以不再振也。《蔡传》又言书传多称“《甫刑》”，疑吕之後为甫。按“吕”与“甫”古多通用，故《诗崧高扬水》皆作“申甫”，而《春秋传》皆作“申吕”。此盖传写异文，非改之也。舜之赎刑，说已见《唐虞舜相尧篇》中。
　　【备览】“穆王崩，子共王ム（《世本》作“伊”）扈立。”（《史记周本纪》）
　　○共王、懿王、孝王
　　【备览】“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一年，王灭密。”（《周语》）
　　△三女奔
　　按：征戎、监谤，皆彰彰耳目者；此细事耳，有无未可知也。故列之备览。
　　【备览】“共王崩，子懿王艰（《世本》作“坚”）立。”（《史记周本纪》）
　　【备览】“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同上）
　　【备览】“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犭严狁通用）之故！’”（《汉书匈奴传》）
　　△引吕游语辨《诗序》以《采薇篇》为遣戍役诗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余按：《汉书》以为懿王之世“诗人疾而歌之”，《史记》称懿王时“诗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则是汉时齐、鲁诸家说《诗》皆如此也。今玩其词，但有伤感之情，绝无慰藉之语，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无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与《史》、《汉》之言相符。然则齐、鲁说此篇者必有所传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无有所谓犭严狁者，而文王亦未尝奉纣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详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为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其论当矣。然亦以为遣戍役之诗，则犹依违於《序》说而未得其实。临漳吕乐天游《戊申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戊申记疑》一则】“《采薇》明是役毕还归之诗，《序》以为‘遗戍役’。未出门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越而昔至’也。又言将来‘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门不鼓其锐气，乃言‘载渴载饥，我心伤悲’，岂欲其军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谬类如此。朱子於此条独无论辨，不知何故。”
　　按：此辨明甚；以《史记》、《汉书》证之？尤无可疑者。《诗序》之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汉》之文载之。但谓为懿王之世，则经传皆无明文。故仅列之备览。说并见後《宣王篇》中《南仲条》下。
　　【备览】“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史记周本纪》）
　　【备览】“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於、渭之间，马大蕃息。邑之秦。”（《史记秦本纪》）
　　△《史记》以秦非子为附庸之非
　　《史记》称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嗣，以申侯言，乃分土为附庸。按：秦本周畿内国邑，故秦仲为宣王大夫，伐西戎，庄公为西垂大夫，居犬丘，非附庸也。《诗》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达於天子；且为王官矣，安得复属诸侯而为之附庸乎！盖秦与郑、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内；周室东迁，各君其国，乃列於诸侯会盟。子长以其初未成为诸侯，未暇详核，遂疑以为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为诸侯，失之矣！且所载申侯语亦浅陋不足信；而是时申亦未封为诸侯。故今删而存之。
　　【备览】“孝王崩，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史记周本纪》）
　　△懿王、孝王不传子之故不可考
　　按：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则孝王乃懿王弟，兄终弟及而仍传之兄子，於事理为近；然不可考矣。《史记》又称“诸侯立懿王太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复国也，诸侯安得操其权乎！恐子长亦以春秋时事例之耳。今删“诸侯”之文。
　　○夷王
　　【补】“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王室强弱与下堂无关
　　《戴记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据此文谓夷王害礼伤尊，为王室微弱之证。余按：《书康王之诰》云：“王出在应门之内，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左，召公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右，”但云“在应门内”而无“跻阶”之文，则王非在堂上明甚。然则夷王以前未必绝不下堂也。《春秋传》，齐桓公受胙，天子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晋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觐；其事天子皆未尝敢失礼。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则有之；朝觐之文未之改也。然则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记》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齐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赵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独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语意，乃作《记》者生於周室积衰之後，传闻其初之不然，而无从考其所仿，但约略之以为当在夷王以降，非断以为夷王时也。观《小雅》中《大东》、《菀柳》诸篇，幽、厉之世，诸侯犹苦於王室之诛求，则夷王时不应遽至微弱；而此传亦称“诸侯并走其望，以祈王身”：乌得遽谓下堂而见决为夷王事乎！故今不录。又按：古有师其臣者，有宾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经传称君弱臣强者，多自臣之僭礼言之；若天子过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谦，不必皆微弱而後然。故汉光武与子陵同寝，唐神尧引群臣升座，而宋度宗亦尝拜贾似道；虽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於君弱臣强之故。然则王室之强弱亦未必尽在下堂与否也。
　　【备览】“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史记周本纪》）
　　●卷七
　　○厉王
　　【补】“至于厉王，王心戾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若用，周必败！’”（《周语》）
　　△说荣公
　　采《国语》事而於其言但节录之，说已见前《穆王篇》中。後并仿此。
　　【备览】“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
　　△诸侯多叛
　　按《桑柔》诗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则厉王之世诸侯叛者盖多。但古书缺轶，事无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记》得以采而录之耳。馀可以例推也。
　　【补】“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居彘
　　按：厉王之在彘，《左传》称“居”，《国语》称“流”。王，天子也，岂可言流！云居，是也。《国语》不及《左传》，此其一端。
　　“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
　　《国语》云：“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余按：周民之居厉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盖古者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甚猜疑，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及晋许其复国，盟于宛濮，而国人无贰者。况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王出则已，不仇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犹然先代忠厚之遗，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且召公，贤臣也，於王子固当全之，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谏王，为社稷也，免王子，亦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或有之；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则必无之事也。盖缘春秋、战国以降，风俗日偷，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今不录。
　　【备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史记周本纪》）
　　△《竹书纪年》以“共和”为共伯和干位之非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苏氏《古史》采之，云：“厉王屈彘，诸侯无所从；共伯和者，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有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後，《史记》不如《纪年》得实（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如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东迁以後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犹之《史记》纪汉事多得实，纪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至於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古史》又据《春秋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及《庄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语为共伯和之证。然《庄子》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据《史记》载之，而《纪年》之文不录焉。其释“间王政”之误，说见後《宣王篇》中。
　　○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诺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杜氏《左传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为周、召事，云：“二公与治王之政事，号曰共和。”苏氏《古史》以此为共伯和事，云：“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厉王虽出，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不得谓之“释位”。当厉王在国时，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当之，谓“释位”为去诸侯之位，“间王政”为干天子之权，则“而後效官”将何解焉？且子朝之为此言，因晋之纳敬王，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故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谓之“诸侯”以比晋，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与前後文义不类，子朝之述此何居焉？盖“释位”“效官”本相对为文。“释”犹解也；“释位”者，解官也。“间王政””者，待王政之间也。诸侯为王卿大夫者，因万玉在外，故解官而归其国，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来效王官之职。上下呼应，本极了然分明；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务强合之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误，说已见前《厉王篇》中。
　　【存参】“《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诗序》）
　　△《汉》为宣王初年诗
　　《纲鉴大全》载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後；《绎史》亦载之於《常武》、《崧高》谐诗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厉王之烈”，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且《大雅》自《民劳》以後，篇次未有错乱，此诗既在《崧高》、《民》之前，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故列之於此。
　　【存参】“周宣姜后贤而有德。宣王尝早卧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列女传》）
　　△姜后待罪事可存
　　此事未知有无，然於理无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纲鉴大全》从《外纪》，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与“勤於致事”语不符。当以在初年为是。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
　　“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
　　“薄伐犭严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犭严犭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书）
　　△《诗序》以《采薇》、《出车》、《大杜》属文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纣也。余按：《春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苏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为说，以“天子”为纣，以“王”为文王，後人之追称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纣，自“王”文王，名实杂糅，君臣同称，尚可以为训乎！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有是理乎！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误；说见後《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犭严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犭严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犭严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犭严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朱子云：“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时大将”，不质言为何时，则犹未免以先儒“《正雅》”“《变雅》”之说为疑也。夫《雅》本无正变之分，而诗篇亦不无错简。《春秋传》，吴季札聘於鲁，请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恩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同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杜讠主误说，见《召穆公篇》中）则《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鸣什》中固有宣王诗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当次之《鹿鸣》之三，而今反在《大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采薇》、《出车》、《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今皆迭相间。则今《小雅》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但见《六月》篇中有称“吉甫”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遂断《菁莪》以上谓之《正雅》，《六月》以下谓之《变雅》。《出车》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是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其失犹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说并见前《文王篇》中。
　　△郑玄分别西戎与犭严狁之非
　　郑氏以西戎为昆夷，犭严狁为北狄、孔氏《诗疏》云：“犭严狁大於西戎，出师主伐犭严狁，故戒敕戍役以犭严狁为主而略于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陕西固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犭严狁之国当在凉、巩之间；所谓西戎，盖即犭严狁，而变其文以叶韵耳。犭严狁之为周患，见于《出车》、《六月》、《采薇》、《采芑》四箫，详矣，而传记初未有言者。《国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称西戎，足为周患者皆戎：然则犭严狁亦戎也。《史记秦本纪》，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幽王时，戎围犬丘，庄公子世父为戎所虏（在幽王之六年）。厉宣间能为周患者惟西戎，然则《诗》之犭严狁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称“犭严狁”，或称“西戎”，非两事也。盖西戎之国不一，而犭严狁为最强：专言之则曰“犭严狁”，概言之则曰“西戎”；犹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而潞氏为最强，《传》或专言“潞氏”，亦或概言为“赤狄”也。犭严狁文皆从“犬”，疑即《周语》之“犬戎”，犹叟阝瞒之或称为“长狄”也。以犭严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误矣！程予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来子疑既却犭严狁而还师以伐昆夷，亦沿郑、孔之误。
　　△咏宣王诗多铺张
　　按：《雅》之咏文、武事者，事实多而铺张少；咏宣王事者，事实少而铺张多；此亦世变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六月》、《出车》等篇，《大雅崧高》、《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数言载之，以备当日之事实，见中兴之梗概；其馀铺张之词，不暇录，亦不胜录也。
　　【备览】“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此以上宣王征西北之事。
　　“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诗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同上）
　　“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中原之事。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诗小雅》）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东南之事。
　　△咏宣王诗次序可信
　　按《诗》所咏宣王之事，其先後虽未敢尽以篇次为据，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称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是犭严狁之伐在东南用师之前也。《江汉》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略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肤，所当先务；封申城齐皆关东事，似可稍缓；若淮、汉、荆、徐则距畿较远，服之为难；近者未安，不能远图，理之常也；而《史记》秦仲之死戎，庄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略依时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迳庭也。
　　△朱熹以南仲为皇父之祖之非
　　来子《诗传》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二句云：“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传》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皆系祖考之名号於祖考之文之下，未有反系子孙之名於祖考之文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孙，则云某人子某，某人孙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则文当云“南仲曾孙大师皇父”，不当反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也。南与皇，氏也；仲与父，字也；犹《春秋传》之称智伯赵孟也。其子孙当世以南与皇冠之，故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亦有皇父；诗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亦有单伯，成公以後又有单子。然则南仲、皇父当各自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为祖孙也。古有以“祖”为名者，有以“祖”为氏者；古之彭祖，《书》之祖己、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称号，未可知也。《诗》之“假以溢我”，据《春秋传》乃“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据《戴记》乃“嘉乐君子”。“大祖”或音之转，字之误，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为祖考之祖也。盖朱子之误由信毛、郑正雅变雅之说，而以《出车》为懿王以前诗，南仲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耳。说己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文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乃命鲁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战於千亩。王师败绩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心窃疑之。久之，乃觉其故有三。诗人之体主於颂扬。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尚虚词：“荆舒是惩，莫我敢承”，僖公岂足以当之！此亦世变之为之也。宣王之时虽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张皇之；城方，封申，亦仅仅耳，而其词皆若威震万里者。是《诗》言原多溢美，未可尽信。其故一也。《国语》主於敷言，非纪事之书，故以“语”名其书，而政事多不载焉。然其言亦非当日之言，乃後人取当日谏君料事之词而衍之者。谏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谏词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为君尽若是，亦非此外别无他善政可书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终者少。梁武帝创业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废弛，卒致侯景之祸。唐明皇帝躬勘大难，致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患。其始终皆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馀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其故三也。盖召穆公，周之贤相，宣王初政实穆公主之，故能致中兴之盛；犹晋悼公任韩厥、荀而复霸，及荀偃为政而释卫不讨，伐秦遽还，霸业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诚为不伦。而东莱吕氏因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之语，遂疑宣王无大异於幽、厉，则亦未免於太过矣。故今载《二雅》之文於前，《国语》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终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高阝。”《墨子》云，“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马素车追宣王，射入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而死。”余按：君臣之义犹父子也：子不可以仇父，臣岂可以仇君乎！使杜伯果贤臣，必无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则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见於经传，惟《国语》有之；然语之亦不详，不知杜伯究为何人，射王究为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则是人臣见杀而非其罪者皆可为厉鬼以弑其君，而岂不悖也哉！《春秋传》云：“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窃疑宣王之事，当时言者或亦类是。盖人之将死，则鬼神乘其衰气而见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递相附会，遂以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并不录。
　　○幽王（《史记年表》，元年，庚申）
　　【补】“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周语》）
　　【附录】“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诗小雅》）
　　△《节南山》与《十月篇》非一时事
　　按此诗专咎尹氏，谓尹氏“秉国之均”，而《十月篇》历叙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独无尹氏，则似此二诗非一时作也。且此诗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虽未知其为父子，为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时之事矣。岂此在幽王之初与？抑非幽王时之诗与？诗无明文，未敢臆断。姑附录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诗小雅》）
　　△宠褒姒之年
　　按：《史记》称幽王三年，见褒姒而爱之。虽其年未必有确据，然观《正月》、《十月》二诗所称，则褒姒之宠固当在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参】“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晋语》）
　　△辨龙生姒之说
　　《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暖而藏之吉。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龟，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乱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为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马氏《史记》、苏氏《古史》咸采此文录之。余按：神有气而无形，龙则有形物也，神安能化为龙？在椟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噪而遽为鼋也？且童妾未既乱而遭鼋，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鼋？厉王以後，历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则至幽王之时已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则是童妾受孕四十馀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马氏、苏氏咸信之，其亦异矣！唯《晋语》所称，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参；而《郑语》不录焉。说并见後《伯服条》下，及前《穆王篇》中。
　　【补】“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戎围犬丘世父，世父（二字疑衍）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史记秦本纪》）
　　△戎围犬丘之年
　　按：犬丘之围，即《传》所称“戎狄畔之”者。《史记》以为秦襄公二年，则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小雅》）
　　△《十月篇》日食之年
　　按：历家推此诗日食在幽王六年。故次之於围犬丘之後。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取木}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同上）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侯多藏；不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同上）
　　△郑玄以《十月篇》为刺厉王之非
　　此诗，《卫序》以为刺幽王，《郑笺》以为刺厉王。郑云：“《节彼》刺师尹不平；此篇讥皇父擅恣。《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余按：“艳妻煽处”与《大雅瞻篇》“哲妇倾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为二人。且十月日食与历合，川沸山崩与《周语》合，则在幽王之世明矣。郑桓公之为司徒，据《郑语》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妨於他人之为之也。故今从《序》，次之幽王之时。唯不及师尹，未详其故。岂师尹在幽王之初与？说已见前《师尹条》下。
　　【备览】“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遂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存参】“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郑语》）
　　△《十月篇》无虢石父
　　按：《十月》诗所刺助虐之臣七人，无虢石父。岂石父与七人不同时与？抑《国语》称其字而《诗》称其名与？要之，《国语》本难尽信。姑列之於存参。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大雅》）
　　【存参】“褒姒有宠，生伯服；於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晋语》）
　　△立伯服事可疑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以字之？况王之幼子亦不应字以伯也。此事不见於他传记，即《周语》亦无之，独《晋》、《郑》二语史苏、史伯之言有是。然观所载二子之言，荒诞殊甚；伊尹、胶鬲之事既诬，安见此文之独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撰《国语》者闻有此说，遂从而采之耳。又按：《左传》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杜氏《集解》以“携王”为伯服。考《竹书纪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则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间，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真者，安知《晋语》之不亦类是也！故与伐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参。说并见後条下。
　　△《小弁》未必为平王诗
　　卫宏《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据也。”余按：赵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词也。”王充《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早白：《诗》云：‘维忧用老。’”是此篇在汉以前，齐、鲁诸家说《诗》者皆以为伯奇，不以为平王也。且玩通篇语意，亦未见其果为王世子者，固未敢决以为伯奇，即何容遂断以为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故今不录此诗。
　　△朱熹以《白华》为申后诗之非
　　《诗序》又云：“《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子《诗序辨说》云：“‘幽后’，字误，当为申后刺幽王也。‘下国化之’以下，皆衍说耳。”余玩此序词意，似以此诗之所称者乃下国之人以妾为妻耳；但下国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後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为刺幽后；非谓诗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诗中“樵彼桑薪，烘于甚”等语，皆似里巷人之言，不类王后语气，故《序》以下国之人当之。但《诗序》之僻，好以诗为“刺王”：不论何人何事务委曲而归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据首三句为说，而以“下国化之”云云为衍说，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小弁篇序》之明指为宜臼者犹不敢必其果然，况此序初未明指为申后，又安得遽以为申后作乎！大抵《诗序》之说揣度附会者多，朱子所驳深中其病；然亦间有误会《序》意而反失其实者。故今不录此诗。
　　“降丧饯馑，斩伐四国。”（《诗小雅》）
　　“癫我饥馑，民卒流亡。”（《诗大雅》）
　　△周亡由於饥馑
　　按：饥馑之患，衰世为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体，而民亦有储积以备不虞，故不足为大患。衰世政事废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於逸乐，不知虑远，故遇荒岁即不免於流亡。百姓既无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针之言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是知骊山之祸固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饥馑流亡。故录此诗以著幽王失国之由。
　　“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诗小雅》）
　　“今也日蹙国百里。”（《诗大雅》）
　　△周之衰微由来者渐
　　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东诸侯皆堪徵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观《召》之卒章，则戎之蚕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举而灭之。但《尚书》无宣、幽之篇，而传记复多缺轶，无从考其详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补其缺。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郑语》）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周语》）
　　【备览】“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於是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於ず邑。”（《史记周本纪》）
　　△辨申侯召戎灭周之说
　　《晋语》，史苏云：“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郑语》：史伯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记周本纪》云：“王废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余按：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於戎！黄与弦之附齐也，其国在楚东北，然楚灭之，齐桓犹不能救，远近之势然也。王师伐申，岂戎所能救乎！陉庭之启曲沃以伐翼也，蔡之召吴与伐楚也，其地皆相邻接，故曲沃吴得以因之。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申之南，荆也。当宣王时，荆已强盛为患，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周衰，申益微赐；观《扬水》之篇，申且仰王师以戍之。当幽王时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谋王室！且申何不近附于荆以抗周，而乃远附于戎也？晋献公欲立奚齐，使人杀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奔粱，献公未尝必求而杀之也。楚平王信谗，欲杀太子建，建奔郑；楚之强可以求建於郑，然平王亦竟听之。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後甘心也？鲁子赤，齐甥也；襄仲反请於齐侯而杀之。邾捷、郑驷丝，晋甥也；文公卒，邾人立ㄑ且，子游卒，郑人立驷乞，晋虽伐之问之，卒亦不强其必从也。此其相与争者皆兄弟之属，其舅，大国盟主也，然犹如是；况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於经无可征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至《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於《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截二人之言，荒缪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吾闻以一隅反三隅者，未闻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实亦明矣。若之何《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纪之为实事也！盖吾尝读《大雅瞻》、《召》二篇，及《小雅》之《节南山》、《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群奸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戎，其来亦久，穆王时尝征犬戎，宣王时犭严狁内侵至于泾阳，《出车》、《六月》等篇屡言之，至幽王时而周益衰，故戎益肆耳。《传》云：“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诗云：“今也日蹙国百里。”然则戎之灭周非一朝一夕之故。盖缘幽王昏纵淫暴，掊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来侵伐而不能御；日渐蚕食，至十一年而遂灭；戎之力自足灭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怒也。乃世之论者遂据此以为平王与於弑父；其戍申也，以为平王德其立己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过矣：且《晋语》、《郑语》但称西戎，《史记》分为西夷、犬戎二国而叠言之，亦非是。故今取《大雅》、《周语》之文及《郑语》篇终纪事之语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苏、史伯所称者不采，於《史记》所述者删而存之，惧诬也。
　　●卷八
　　○太伯、虞仲
　　【补】“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祀。”（《左传》僖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
　　【附论】“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篇》）“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篇》）
　　△辨太伯豫让文王之说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余按：太王，周之贤主也。废长立少，庸主犹或不为况太王乎！圣人之生固有异於常儿，然其德亦必待壮而後成；生而有圣德，特《国语》、《列女传》事後之推崇云尔，岂得以此为据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传之文王也哉？己既欲废长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吴诸樊欲传季札矣，卒传之於州于。晋武帝欲传愍怀矣，卒为贾氏所杀。宋杜後欲传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传而至某人者，皆愚主之所为也。以太王之贤智，必不如此左计明矣。况太伯之德固自足以兴周，而何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之让王季，乃太伯自欲让之耳，太王初无欲立季历之事也、曰：然则泰伯何以让国？曰：古人让国，常事耳，不足异也。宋襄公尝让子鱼矣，韩无忌尝让起矣，即吴诸樊亦尝让季札矣；春秋时犹有以兄弟为贤而让之者，况商、周之际淳朴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让国也，即授官亦多有让者。禹、垂、益、伯夷之让，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齐鲍叔让相於管仲，卫免余让卿於大叔仪，鲁匡句须让宰於鲍国，晋大夫之让军帅者尤不可一二数。是知让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为不得已而後让也。但自战国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争国者多，让国者少，遂以古人之让为异，往往揣度附会，曲为之说。故见益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禹传启也；不则以为启杀益也。见伊尹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大甲潜出自桐而杀之也。见泰伯之长而不为周君，则意度之以为太王欲传圣孙，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说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韩诗外传》亦载此事而语尤详，且云：“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语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国各有疆界，岐之去吴数千馀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远去！果群臣皆欲立王季，则是太伯不得已而让也，又岂足为贤哉！
　　△太伯与虞仲事不同
　　又按《诗》云：“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後让之王季也者。《论语》记逸民，有虞仲而无太伯，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者。或者太伯既立之後让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让之王季乎？《春秋传》又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然则断发文身亦非太伯事矣。学者奈何不《诗》、《论语》、《春秋传》之信，而独《史记》、《外传》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传》之文皆不载，说并见前《大王篇》中。
　　△仲雍与虞仲
　　《世家》又云：“太伯自号勾吴。荆蛮归之千馀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简；季简子叔达；叔达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为虞仲。”余按：《传》所称虞仲，乃太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孙始迁於虞，则《传》不得称为虞仲；太伯君吴而称吴太伯，仲君吴而称虞仲，有是理邪：且《论语》以虞仲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国，岂容复谓之逸！然则哀七年《传》之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号虞仲，非《传》之仲雍矣。疑《史记》因见哀七年《传》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误以仲雍为太伯之弟，因以《传》之虞仲别属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故今但取《经》、《传》之文次第列之，以俟学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敢载。
　　○伯夷、叔齐
　　【补】“逸民：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
　　【备览】“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附论】“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补】“伯夷、叔齐饿於首阳之下。”（《论语季氏篇》）
　　【补】“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附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篇》）
　　△辨笑盟微、胶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余按：《书微子篇》深切恳挚，无非爱君忧国之言，正与箕、比之心无丝毫异，但补救无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称仁，孟子称贤，乌有佐周以覆宗国者乎！胶鬲事虽不详，然孟子与传说、箕、比并称，则亦必无私与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盂津之会，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灭商，故孔子曰：“以服事殷，可谓至德。”谓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与微子、胶鬲盟而後能灭商哉！微子、胶鬲之与武王皆不应有此事，然则伯夷、叔齐亦必无此事也明矣。盖战国之世邪说并作，皆喜毁古圣人以便其私；但闻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则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为私与周盟也；闻伯夷尝饿於首阳而不知其故，则又以不肯之心附会之，而以为恶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许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齐果避周而饿於首阳，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见於战国诸子之书乎？此宜少读书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异矣！故今首阳之饿载之让国之後，归周之前，以证其谬。《史记》扣马之谏，盖即本之於此等书。说详见後条下。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篇》）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论】“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引王安石文辨扣马而谏之说
　　《史记伯夷列传》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云云）。遂饿死於首阳山。”此说自汉以来皆信之不疑；独宋王安石尝辟之。今节录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饿於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百世之师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无两是之理也。是故，启之继统为是，则有扈之阻兵为非；桀、纣之暴虐为非，则汤、武之吊伐为是；汤武是则佐汤、武以伐桀纣者皆是，桀、纣非则助桀、纣以抗汤、武者皆非。战国以降，地丑德齐，各以力争，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聂政以死报严仲矣。自世俗论之，则以为贤矣；而自圣贤观之，特徒死而已。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而孔子概未之论；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则去纣，其二则皆谏纣者也。何者？理固无两是也。齐桓能尊周室，存亡国，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楚僭王，灭诸姬，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叹矣。宗鲁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尝非忠臣之节，而孔子深罪宗鲁，亦不取於子路。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故伯夷之扣马果是，则殷、纣之虐民无讥；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则以伯夷之圣，安得有扣马之事哉！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无纣而後可；欲无纣，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纣死既不可待，纣让又必不能，不伐之，无策也。既不欲有纣，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纣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纣极矣，“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徂厥亡，出执”，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纣矣，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恶足以为圣哉：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辟纣信则叩马必诬，《孟子》与《史记》亦无两皆是之理也。《史记》记东迁以後事，采之《春秋经》、《传》，犹多乖谬，况克商以前乎！《世家》之与《年表》，此传之与彼传，抵捂至不可数，自所作者自犹反之，况经传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之矣，然《史记》犹信而采之，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详矣，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辟纣之文至於三见，而无一言及於叩马，则首阳之饿因辟纣，不因叩马，明矣。辟纣故饿，饿故思养而归於周，是以《论语》但云“饿於首阳”而不云“饿死於首阳”；不然，何为无故而思“善养老者”，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学者但屏《史记》而不读，则《论语》、《孟子》之文正相发明，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识，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诸许由，毁禹则诸子高，毁孔子则诸老聃，其大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有饿首阳一事，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若《庄子》及《吕氏春秋》（说详前条）其明验也。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黄、老而齐六术，其采之固无足怪；独怪唐之韩子，自命为抵排异端，宋之程朱，人以为接孟子之传，而亦信杨、墨之邪说；而辟其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犹鲁之逆祀，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岂不惜哉：异端之害莫甚於杨、墨，杨、墨之罪莫大於非尧、舜薄汤、武；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浅陋已极；而举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齐太公
　　△太公名号
　　《史记》称太公曰“吕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索隐》又谓尚名，牙字，而官名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传》皆称为“太公”，果如《史记》之说，则太公乃王季，岂可去“望”而以太公称之！盖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吕，其氏也；姜，其姓也；师，其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齐人之追号之也。是时诸侯尚未有谥（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而太公为齐始封君，故号之曰“太公”，犹父之号为太王也。“师尚父”者，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犹所谓保佚、史佚也。“太公望”者，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犹所谓周公旦、召公也。“吕尚”者，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犹子游之称为言游，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见於经传，盖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尚，而妄为之说者也。余性素狭，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常不平焉。故正之。
　　【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辨渔钓屠牛之说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於周，见太公者必争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卖饭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於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
　　△《六韬》非太公作
　　世传《六韬》为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亦云：“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专司武事，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则太公者乃述、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故《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儆民於临事，率有勇知方之众，为伐暴救民之举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沉於性命之陈言，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由是文武遂分，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谷可，说礼乐而敦《诗》、《书》。”霸者之佐犹能以《诗》。《书》礼乐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且《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之耳。後人信之为实过矣！故今不载。
　　△《丹书》之箴未可信
　　《大戴记》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散者万世。’”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胜”数言，文简而意周，事约而功广，诚为圣贤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术也。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致齐三日，而後得闻此创论乎！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则与後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及“予一人”之语不合；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则尚父乃武王之师，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实为矛盾。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故今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说苑》云：“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者先疏後亲，先义後仁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曰：‘何治之难也？’对曰：‘亲亲者先内後外，先仁後义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圣贤也，其为治不必尽同，然大要不甚相远；至其久近强弱之异？则其後世子孙之故；乌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驰者哉！齐封於武王世，鲁封於成王世，其相隔远矣，安得同时而报政！且报政之日，《史记》以齐为五月，《说苑》以为三年，《史记》以鲁为三年，《说苑》以为五年，传闻之异显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产之治郑，亦三年而後舆人诵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而周公乃异之乎！此乃後人据其後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不足据。《吕氏春秋》亦载此事，而其文尤支离。故今皆不录。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
　　△辨杀狂、华士之说
　　《韩非》云：“齐有居士曰狂，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杀之。周公发急传而问之。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是以诛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开周，孟子列太公於“见知”之敷，则太公必以仁义治国者也，乌有怒人之不仕而杀之者哉！齐国之民众矣，耕田掘井而不仕者不可胜数也，太公又安能尽杀之！曰：为其贤而不仕也。然则是以其贤而後杀之，齐国岂复敢有为贤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贪爵禄，贪爵禄则必不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以其不贪爵禄而杀之，是驱一国而使之皆惟利是图也。尧、舜在上，不废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则封之於朝鲜，圣贤之心亦可见矣。汉光武欲仕严子陵，子陵曰：“士各有志，岂相强哉！”光武犹能容子陵，太公之贤乃反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欲强天下贤人使入己彀，而伪之於太公者。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杀营荡之说
　　《春秋繁露》称：“营荡为齐司寇，太公问以治国之要，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诛之，以定齐国。’余按：此说至为无理。三代以上从无此等语言；藉令果有此人，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访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徒毁仁义者之所为说，《繁露》误采之耳。今不录。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诗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同上）
　　【备览】“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史记燕召公世家》）
　　△辨《伪书旅獒》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旅獒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余按：此篇之文浅弱细碎，乃杂缀传记之嘉言以成篇者。“狎侮君子”数言，与篇意全不类；“为山九仞”二语，则隐括《论语》之文为之者，其伪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称为“太保”，亦与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师保皆所以辅导人主，体隆礼重，故常以耆宿大臣为之，非若後世止为官阶以宠贵臣，虽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迁转也。故《传》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又云：“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召公在文王时无所知名，而至康王时犹存，则其年当与周公相若。少於武王者，不得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记周本纪》於文王时无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即位，乃云“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屡见，皆称为“召公”，不称为太保；至成王世，迁殷遗民之後，乃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书君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处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於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於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於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觉》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於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且《史记》多采《书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独不见於《本纪》，疑《书》与《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并不录。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书召诰》）
　　“周公若曰：‘君，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
　　△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作《君》。”《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孔氏颖达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说。”《蔡传》以为“诸家之说皆为《序》文所误，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欲避权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余按：《史记》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马、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然《书序》皆不见此意，但云“召公不说”，未言不说者何事；云“相成王为左右”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盖诸家皆因《戴记》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马氏、孔氏又以《史记》之说与《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为之解，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其实皆非《书序》意也。惟《蔡传》谓“召公欲避权位，周公留之”，於义为近。然细玩篇中之语，无非勉厉召公同心协力，共辅大业，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谠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无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诰》以勉成王矣，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乃人情之常，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经》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书序》、《史记》诸家之言概不载。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召南》）
　　【附录】“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以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兴，召穆公之功为大，故特录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语》以《常棣篇》为周文公作之非
　　《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後，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後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於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从《左传》载之。此说并见《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诗小雅》）
　　△《黍苗篇》之称美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诗，已摘录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专美召公，故录於此。
　　“‘尔圭瓒，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大雅》）
　　△《江汉篇》之受赐
　　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汉之事，乃国家大政，故摘录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
　　○卫武公
　　西周之世，诸侯贤者莫如武公，且武公亦似为王卿士者，故特录之。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於国曰：‘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注，“懿”读曰“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楚语》）
　　【存参】“《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诗序》）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侯卒，太子共伯馀立。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卫人立和为侯，是为武公。”司马贞《索隐》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於国，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没身，谓之睿圣。《诗》著卫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而代立，岂可为训，而形之於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其论当矣。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为讳，反若真有其事，《索隐》之言为非是者。余按：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逆取顺守，以结民心，世有之矣，然必无称以“睿圣”者；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倚相引此以讥史老，史老其无词乎！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毛诗》诸序固不能无附会，然以其说与《史记》互较之，《柏舟》在《风》之首，《墙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事亦近是也。回环讽诵，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以为早卒而非被弑，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而《卫世家》乃采世俗之说，谓周公以《康诰》命康叔，谓顷侯赂周夷王，命为卫侯；其前文既与《经》剌谬如是，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当从《诗序》，不当从《史记》，断断然矣。《索隐》之说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饰，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今云“{髟}彼两髦”，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父母犹存，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乃孔氏《诗正义》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呜乎，但欲曲全前人之说，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吾诚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复申《索隐》之意而详辫之。
　　【存参】“《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序》）
　　△入相事或可信
　　按：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序》说近是。至称“入相于周”，虽无左证，然《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则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参。
　　【存参】“《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後汉书注》）
　　△《宾筵》非刺王
　　按《宾筵》诗意、与《抑》略相类，重在饮酒耳。此说近是。至《诗序》以为“刺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平戎事来可信
　　《史记》，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於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故今不敢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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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洙泗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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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孔子为万世师；其道载於《六经》，而其行事则《史记世家》外，《家语》、《孔丛》诸书皆有所记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何有於馀子！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当如是，而况乎万世之师！当孔子时，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及乎战国，异端竞起，阳尊之而阴诋之，依附会，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二千年来，展转相传，真伪杂出，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而沿袭既久，未能粲然旷然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
　　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录而辨之，题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别为《洙泗考信录》四卷，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馀年，东壁覆加审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东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录，而以忧去官，《洙泗》一录未及付梓。孔生广沅，介存之门人也，行谊最笃，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请序於予，为予尝序其《三代考信录》也。
　　自孔子设教洙、泗之间，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遭秦历汉，师承不绝。晋氏永嘉丧乱，古学遂湮。唐、宋以来，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议论驰骋而无根，洙、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崔东壁曰：“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一憾也。”此其著录之大指也。
　　孔生师介存，介存师东壁，皆能不负所传，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介存归里，孔生复从予游，为予与介存少同学，长同游也。然则是书之传，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
　　嘉庆戊寅岁，九月，望日，浪穹王崧（旧名藩）乐山撰。
　　●自序
　　（刚案：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洽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
　　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续，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
　　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
　　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
　　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心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剌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
　　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卷一
　　△定本自识
　　初，余为《洙泗考信录》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携至京师，遇石屏陈履和，见而钞之。既而履和随任江西，余亦选得闽之罗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罗源。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与初本不同。既归河北，山居无事，乃复益加删改，录为定本。以贫，未及梓也。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故特志其首尾，弁於简端。庚午二月，述自识。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饣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同上）
　　【备览】“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
　　按：《国语》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实；此虽无害於理，然难竟信，故别之以备览。後凡称“备览”者并仿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於郑而立之。”（《左传》桓公二年）
　　【存疑】“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公羊传》桓公二年）
　　△孔父先死之臆度
　　按：孔父之死，《经》但书气“及”，与仇牧、荀息同，而《三传》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曰“华孙”，曰“司马”“司城”者比比也，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论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为据也。故附次於《经》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说，荒谬已甚，故今不录，仍别为辨於左：
　　△辨目逆之说
　　《左氏》“目逆”之说，《二传》无之。余按：古者妇人车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况卿之内子乎！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齐庆克诈为妇人，蒙衣乘辇而入於闳，晋士モ、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卫世子蒯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称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见之也。是古者妇人之出，人不能见，明甚；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诬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备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於备览。
　　△《家语》世次不可信
　　《家语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夷；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余按：鄹叔以前，见於《春秋传》者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於《史记世家》者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见於传记。《史记》之言余犹不敢尽信，况《史记》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为华督所杀，其子避祸奔鲁，可也；防叔，其曾孙也，其世当在宋襄、成间，於时华氏稍衰，初无构乱之事，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家语》一书本後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如《相鲁篇》采之於《春秋传》、《史记》，《辨物篇》采之於《春秋传》、《国语》，《哀公问政》、《儒行》两篇采之於《戴记曲礼》，《子贡》、《子夏》、《公西赤问》等篇采之於《戴记》、《春秋传》；以至《庄》、《列》、《说苑》、谶纬之书无不采，未有一篇无所本者。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为剿袭显而可按。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亦已惑矣！《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显然可见。且《家语》在汉已显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学，岂容不见，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其序文浅语夸，亦未必果出於肃，就令果出於肃，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家语》者概不敢录，宁过而阙，不敢过而诬也。後并仿此。
　　“Τ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左传》襄公十年）
　　“高厚围臧纥於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於旅松。鄹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运之而复。”（《左传》襄公十七年）
　　按：鄹叔纥，《史记》作叔梁纥。《左传》近古而文义亦顺。鄹，鲁邑；叔，其字；纥，其名：犹云卫叔封、申叔时也。《史记》之文未知所本，当从《左传》称鄹叔纥为正。
　　△辨颜父商婿之说
　　《家语本姓解》云：“叔梁纥娶於鲁之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颜父问三女（云云），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见於《戴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於《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谬不可累举，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载颜父之言，浅陋鄙俗，不复成语。遍览《春秋传》中，亦从未有因长疑婚，与女商婿者。其事其言皆非当日之所宜有，其为臆撰无疑。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谬详见後各条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
　　《公羊》、梁两传记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阝、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记》之年证之孔子所书而不合也。《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之年即证之其所自为之书而亦不合也。故今从《春秋传》。鲁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则周灵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日中不得复有庚子，故今从《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记孔子生日之非
　　《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梁传》，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则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生者，《史记世家》文耳；《世家》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粱氏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粱氏为可信乎，则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梁》之月日，方底圆盖，进退皆无所据。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为何说也！
　　△辨麟吐玉书之说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为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麟虽瑞物亦胎生也；书者，人之所为，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为书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西狩获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时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苍龙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语亦谬戾。此说至为无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异也已！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载郑人之言云：“孔子颡似尧，项似皋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韩诗外传》载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孔丛子》载苌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而《孝经钩命诀》又云：“孔乎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乐道之。余按：唐、虞之时未有土木之像，亦无有所谓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头目项喙之详，後人何由历历知之？且同一颡与目也，彼以为似黄帝，此以为似尧、舜；同一似禹也？彼以为身，此以为颈；同一似皋陶也，彼以为项，而此又以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浅陋，至姑布子卿与苌宏之语尤不雅驯，明系秦、汉人之所为，有一言之类《论语》、《春秋传》者乎！其言尚非当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为当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拟圣人之形於尧、舜、禹、汤，妄加之，犹不免於诬；况拟之於牛虎，其侮圣人也孰甚焉！其为说尤不经，荐绅之所难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为影，据之以作像，甚矣其乐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固不在於形也。执形以求圣人，浅矣，况其伪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圣人之真。
　　【备览】“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孔子名字说
　　《孔子世家》云：“祷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於祷；又谓之因於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孔子父卒之年不可考
　　《家语》云：“孔子三岁而叔粱纥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纥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传闻犹异词，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见於经传，无可考。今阙之。
　　【备览】“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之说
　　《家语》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余按：《家语》称伯鱼卒年五十，颜渊卒年三十有二，又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则伯鱼之卒当在颜渊卒後；而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之卒乃在颜渊卒前，是《家语》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则官之氏，赐鲤之说，亦安知其不出於附会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贱”，则年二十之时盖尚未仕，安能遂动国君而赐之鲤！故今并缺之。伯鱼卒年之误，详见後《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委吏、乘田”之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观其文若确有所传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岁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为何官。谓孔子为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无此理；谓孔子二十五年皆隐不仕，直待阳虎作乱之时方仕，尤无此事也。然而《年谐》竟不言者，《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之所不载，《年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年谐之初无所传，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为何年，《年谱》何由知之而载之乎？盖撰《年谐》者因见《家语》赐鲤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语》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贱。”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谓之少贱。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几人哉；官虽卑，禄足以自奉，岂容遽谓之贱乎！今移置之於後。
　　△《年谱》记孔母卒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见於经传；《世家》载之十七岁前而无年月；《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观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别，妇人以姓系。《世家》、《家语》皆称为颜氏女，虽不足据，然谓为颜氏之女，非谓女为颜氏也。颜非姓也，何以称焉？《年谱》乃谓之“颜氏夫人”：“夫人”之称或仍当代封号，谓之“颜氏”则不合。今并阙之。
　　△辨殡衢封墓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於五父之衢，问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陈氏浩驳之曰：“颜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於衢路，必无室庐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余按《世家》载此事无年月，而在十七岁前，是以孔子为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预自命为“东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门人”乎？《年谱》盖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载之二十四岁之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至二十四岁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则十年之所学者何事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去而卫、宋、陈、蔡诸国，不得已焉耳，当二十四岁时何以预知其至是？孔子仅二十四，则门人长者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与墓崩之说亦谬。《易》云：“上古不封不树。”是三代以来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处？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坚；一日之间遇雨而遽崩，尚可谓之墓乎！故今皆不录。
　　△辨衰与享之说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小功纟思麻。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於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亻真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
　　○初仕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史记》言初仕之误
　　《世家》云：“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职”，二字亦误。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仕之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虽无明据，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为贫而仕，亦其时也。且能自通於国君，则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职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篇》）
　　△助祭之年
　　《世家》不载此事。今按，入庙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圣人，则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辨鲁庙欹器之说
　　《荀子》云：“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於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词意，正与周庙金人之铭相类，皆似黄、老家言，以语於圣人之道则浅矣。且其事不类春秋时事，其语亦不类《论语》中语，必後人所。故今不录。
　　【附录】“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之年未有明据，则此未知在其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次於此。
　　△辨齐景公鲁之说
　　《孔子世家》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舆晏婴鲁，景公问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称之，以为可以王云云。（《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略同》）余按：齐君如鲁，史未有不书者，而《春秋经传》皆无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当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岂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传》，是年齐侯疥，遂┲，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几，返於遄台，此何暇远涉於鲁境耶！且其辞甚浅陋，必战国策士之所伪。今不录。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灭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馀言，已见前《原始篇》，今不复举）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於卒在孔子助祭後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孙ㄑ卒”。其明年，昭公孙齐，《世家》所谓“鲁乱而孔子齐”者也。孔子之助祭，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庙”之後。
　　△《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於孔子年十七时之谬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余按：《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是以《史记》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非惟孔子之年未可为师，而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乎！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驳之非是；今《史记》此言岂无所本者，而何以误也？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阙里志》云（刚案：“云”字疑衍）《孔子年谱》亦载此事於十七岁；然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辨问礼老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辨周庙金人之说
　　《观周篇》又云：“孔子入後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时然後言圣人之德恂恂便便；圣贤之戒言也，曰“讷”，曰“无易”，曰“玷不可为”，如是焉而已。三缄其口，则过於慎矣。孔子曰：“慎而无礼则葸。”推斯说也，必有缄默以取容，浮沉以处世者，不可以为训也。且周之太庙谁得而漫置之而漫铭之耶？其由来也必远，最近亦当在周初时；今其文乃似周末战国时人之语，何耶？而其所言“执雌守下”云云者，又皆与《道德经》之旨若合符焉，其为习黄、老之术者所甚明。故不录。
　　△《家语》载庄子言之非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周；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襄公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於襄公”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齐；而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若孔子果为家臣以通乎时君，则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贡之言一何谬与！且此篇前云“景公舆晏婴来鲁，问孔子（云云），景公说。”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谬也如此。此必无之事，故今不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
　　△“语乐”，“闻《韶》”非一事
　　《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盖因《论语》“子语鲁太师乐”之文而误。不可从。
　　△闻《韶》不必在初至齐之日
　　《说苑》云：“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余按：乐之感人诚有如《说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齐数年矣，何时不可闻《韶》，不必初来之日会《韶》乐之作而後得闻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庙朝，则在於乐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国之日，亦无由即入其庙朝官府而观其乐之理，而何趣驱之之有哉！此特想像臆度之词，虽无害於理，实未必然。故不录。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
　　△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云：“周庙焚，齐景公问孔子曰：‘何庙也？’孔子对曰：‘必王（《左传》作僖王；僖，古迩作）庙也。王变文王之制，舆马奢侈，故天殃其庙。’左右入报曰：‘是王之庙也。’景公惊曰：‘圣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书并无王庙灾之文，《左传》所记王亦无变法奢侈之事，盖即《左传》哀公三年料鲁桓、僖庙灾一事而传之者误耳。《家语》以为两事而兼载之，则益误矣。世俗所重於圣人者皆此类事，而不知圣人之初无借於此也。况由鲁而之周，由陈而之齐，又以舆马之侈附会之，传闻之词尚足较乎！且此幸而犹有左传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误之书既亡，待谁得而辨其真伪也者；乌知其不皆类此也！故凡不见於经传者概不录。
　　△辨晏婴谮沮孔子之说
　　《世家》云：“景公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张子厚云：“晏婴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婴，齐之贤大夫也，孔子之为圣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国，则晏子必无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犹当荐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为孔子不足贤耶，则齐大夫如黎Θ、粱邱据辈贪谀谲诈而窃禄者何限，婴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为孔子将夺己之权耶，则婴之在齐固无权，婴即不肖亦断不至是，婴何为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岂“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者哉！伯鱼、颜渊之葬虽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类然，“破产厚葬”之讥为不伦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说、乞贷”云云，尤与儒者不类，况孔子耶！凡谮人者，虽非其实，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会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谮人者乎！《春秋传》中记晏子言多矣，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曰“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礼乐称先王以规当世之失，──《孟子》所记亦然，──非儒者而能为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独以儒为诟病，是今而非古，蔑礼而弃乐，不但所言皆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与晏子平生之言见於《左传》、《孟子》者亦无一不相反，而岂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无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也，亦无有以是讥人者。自战国时淳於髡、慎到、庄周、颜触、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著者；其人虽非儒，然以其处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产厚葬”之讥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则此言出於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索隐》曰：“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然则此文乃战国以後墨氏之徒之所伪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俭，故之，而撰《晏子》者又从而妄采之耳。彼司马迁固不足怪，子厚号为道学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孙齐之时，四十年矣，次年以论彗星见於《传》，自是以後无闻焉；而彗星不书於《经》，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为本年之事，然则孔子至齐之时，晏子或犹存；若去齐之日，则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
　　△辨齐致廪丘之说
　　《说苑》云：“齐景公致廪丘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禄。今说景公，未行而赐廪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辞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禄养廉亦人君之正。景公与孔子邑，孔子辞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讥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见行可之仕”，言仅有行之机也，於卫灵公曰“际可之仕”，则全未尝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禄，於景公何辞焉？且其语殊浅陋，孔子既非说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称其谥。其为後人所，明甚。故不录。
　　【存疑】“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景公待孔子”语可疑
　　按：《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五十岁，其後复在位二十馀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伯，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偷，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渐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论】“孟子曰：‘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
　　△去齐之年
　　孔子之至齐，《世家》载之昭公之世，在为鲁司寇之前，而《春秋传》无之，其年无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是孔子自为司寇以後，去鲁，卫，过宋，以至乎陈，无由北行以至齐也。《春秋》，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陈、蔡之间，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鲁之後不复能有见齐景公之时，则孔子至齐之必在於为鲁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孙齐，国中无君，权臣擅命，正伯玉出近关，须无弃十乘之时，度孔子此时亦必不肯在鲁与季氏周旋。《世家》之说是也。其至齐之岁，前《将条》下己详言之。惟其去齐之岁未有明据；以理度之，孔子归鲁当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栖他国，迨定公立然後归鲁，均未可知。大抵自为司寇以前，传记多阙，事难臆断。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则在乎好学深思者之善悟也。
　　△《年谐》记三至齐之谬
　　《世家》，孔子止一至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年谱》则三至齐：三十一岁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齐，居齐者凡三岁；及三十六岁，又在齐闻《韶》而反乎鲁；明年复自齐归於鲁。说与《世家》大异。余按：《年谐》从《世家》，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其所云三十一岁者，谓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将有达者”，“将在孔丘”，将之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时名犹未甚著，望犹未甚隆也。僖子本国之大夫，景公则异国之君也，僖子“苟能礼者从之”，景公则未尝有好礼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孙齐，二十一年鲁无事也，孔子不应无故而去，又不应将乱而忽归。以时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齐三年矣而不闻《韶》，又三年之後乃以闻《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齐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来，逾年而又遽往，又遽来，孔子何求於齐而仆仆若是乎？然则孔子至齐，《世家》之说近是。今从之。
　　○自齐反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
　　△“为政”语之年
　　此语年月无可考。《集注》以为在定公初年，是时季氏专政。《集注》近是，今从之。
　　△谏用玉敛为仲粱怀事
　　《家语》云：“季平子卒，将以君之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宝玉，是犹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传》，此乃季氏家臣仲粱怀事，而《家语》移之於孔子。呜呼，人即欲为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萤之火附之！人即欲为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圣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余谓圣人非但不可毁，亦并不可誉；人虽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为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为焉？又按：昭、定之间，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孔子又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撰《家语》者徒知止季氏之敛之为美，而不知无道则隐，不与鄙夫共事君者之尤为不可及也。盖凡《孔丛子》、《家语》之见类如此，其称圣人也小，而诬圣人也大。故皆不录。
　　△辨穿井获羊之说
　　《国语》云：“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贲羊。’”《世家》采之，以为在定公五年。余按：《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获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详告之，是孔子好语怪也，不与《论语》之言相剌谬乎！桓子，鲁之上卿，获羊而诡语狗以试圣人，何异小儿之戏，此亦非桓子之所宜为也。且土果有羊怪，则当不止一见，如水之有龙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则古人何由识之？既数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馀年更不复有穿井而得羊者？岂怪至春秋之时而遂绝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国语》又有与吴使论骨事，《世家》亦载之於此年；而吴堕会稽，据左传乃在哀元年，谓其在此年，亦非是。说见後《主司城条》下。
　　【备览】“孔子不仕，返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
　　△退教弟子之年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阳虎作乱之後。其作乱年月与《左传》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怀”者，按《左传》怀乃平子旧臣，秉正以拒阳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独此数语为得圣人之实。盖乱人在朝，乃君子独善之时。故附次於此。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篇》）
　　【存疑】“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住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阳货、阳虎似非一人
　　朱子《论语集注》云：“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是阳货即阳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正如季氏虽专鲁，亦未尝僭称鲁侯也，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其奔齐也，书曰“得宝玉大弓”；而皆不书其名，其叛与奔亦略而不记，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纵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也哉！《孟子》一书盖亦成於其门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误，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类是乎！又按：《论语》有阳货而无阳虎；《左氏传》有阳虎而无阳货。《传》记阳虎凡数十事，独无馈豚一事；《传》称阳虎凡百数十见，皆称为阳虎，未尝一称为阳货。则似乎货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传》称人好错举其名字谥号，如随会又称士会、范会，又称随季、士季，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称屈巫，又称子灵；胥臣又称臼季，又称司空季子之类；独阳虎未尝一称阳货，则似乎“货”自货，非虎，“虎”自虎，非货也。《孟子书》称阳货者一，阳虎者一；其於“归豚”则称为阳货，与《论语》合，不称为阳虎也；其於“为富不仁”，则称为阳虎，与《春秋传》鲍文子之言合，亦不称为阳货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即货而货之即虎也哉？今若以货与虎为二人，则孟子之言了然分明，无可疑者。但经传皆无明证，未敢骤变旧说；而《论语》但云馈豚，亦不言其为大夫与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论语》後，以俟考焉。
　　△《年谱》记为宰及司空之年之谬
　　《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余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後，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鲁之乱莫甚於阳虎时，是“天地闭，贤人隐”之日也，孔子於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何耶？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不能少改其德，可谓“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终不肯去鲁；及桓子受女乐，小於阳虎之恶多矣，乃不税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矣乎？盖撰《家语》者为《世家》所误而附会之以事，撰《年谱》者又为《家语》所误而并附会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谬也。故今皆不取。
　　●卷二
　　○为鲁司寇上
　　△为宰为司空事有无不可知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家语》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时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由司空为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称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考其时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为宰，则是再仕，非“初仕”也。阳虎作乱，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阳虎始败；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会。中间为时无几，安得为宰二年始为司空，由司空乃为司寇乎！《春秋传》云：“周礼尽在鲁矣”，鲁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为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谓“四寸”、“五寸”云者，谓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之语，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与《檀弓》之文不类；而治天下之语尤夸大，非圣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据《左传》在为司寇时，非为司空时事；而“别五土之性”云者，语亦肤廓，无实事可指。然则《家语》所载皆出於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又按《左传》，鲁之孟孙世为司空，未尝失职；而都邑之宰其职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为政”之问，阳货有“怀宝迷邦”之讥。鲁人固欲得孔子为大夫，但孔子以鲁乱故不仕耳。阳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当仅以为宰也。然则孔子固不能为司空，即有为中都宰之事亦当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说也，又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既谓之都，不宜泯泯无闻如此。且《檀弓篇》所记舛谬殊多，而此章所载曾子“速贫”“速朽”之语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则事之有无盖不可知，而为宰为司空又俱不见於他传记，故今皆不录。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传》定公元年）
　　△为司寇之年
　　孔子为鲁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於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後，夹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辨《新序》为司寇时事
　　刘向《新序》云：“鲁沈犹氏旦饮其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恶。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鬻牛马者善豫价。孔子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鬻牛马者不豫价（云云）。”《家语》亦采此事而词小异。余按：此数事皆理之所有；然圣人盛德感人，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化当不止此。此皆狐偃、子产辈之所能为；纵有之，亦不足以为圣人重。且其事不见於经传，其有无不可知。故今不录。
　　【辨父子同狴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赦之。季孙不悦。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废刑，则大乱之道也。况於元恶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语》此文本之《旬子》，而《韩诗外传》亦有之，所载又与此异，云季孙欲杀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孙为康子，而不言孔子为司寇，则是其事固在自卫反鲁後也。详玩其语，盖即《论语》“如杀无道’之问，而传之者过当；若《荀子》则又所闻异词者也。原其意皆不过欲明圣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审，遂流入於异端而不自知。呜乎，说经引古又乌可以不惧乎哉！
　　△辨进众议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识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为圣人重。且其语殊鄙陋，显为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录】“孔子之仕於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此事无年可考。包氏云：“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宰。”说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左传》定公十年）
　　△夹谷之会不因孔子得政
　　《世家》云：“齐大夫犁Θ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若孔子己得政於鲁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见用未尝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若孔子於此年已听国政，至十二年，逾“三年”矣，何不闻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尽知孔子之能兴其国，何至终其身而不见用？况犁Θ狙诈之人，尤不足知圣人，安有遽以“危齐”为忧者乎！且《传》所谓“相”者，谓相礼也，非相国也。相国者，治一国之政；相礼者，但襄一时之礼，与国政无涉也。故鲁季孙世秉国政，而襄公如晋，孟献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晋韩宣子为政，而晋侯之享齐侯，中行穆子相。郑子皮当国，子产为政，而郑伯之朝晋侯，公孙段相。此盖《史记》误以相为相国之相，又因《传》有犁弥欲以兵劫鲁侯之事，而遂误以会时之策为在国之谋，而不知其谬也。曰：然则齐何故而与鲁为会也？曰，经传之文甚明，学者自不察耳。盖自昭公以前，诸侯莫不事晋，自召陵会後而晋渐以失诸侯，故定公之七年，“齐侯郑伯盟於咸”，“齐侯卫侯盟於沙”。独鲁事晋如故，不与诸侯之会，而又为晋讨郑讨卫，故齐使国夏再伐鲁，而鲁亦两侵齐。直至阳虎奔後，而鲁始与齐平，会於夹谷。明年，又与郑平。故《左传》云，“始叛晋也”。然则鲁自因叛晋而与齐会，岂齐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哉！故今不载《史记》之文。
　　△辨具左右司马之说
　　《世家》又云：“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云云）。’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余按：春秋诸侯之会皆以兵车，唯齐桓公有衣裳之会：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难之也。况此时齐、鲁新和，猜嫌未释，定公必无以乘车往之理。以《传》考之，鲁亦未尝有左右司马之官。盖《史记》因见《梁传》中“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之语，而误以传者论孔子之言为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马止之”之文，遂附会而增具左右司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为不祥，於德为愆义，於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同上）
　　△辨奏四方乐之说
　　《梁传》云：“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氏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世家》云：“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ユ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梁传》文与《左传》词小异，颇不雅驯，疑左氏采之鲁史梁氏则得之传闻而撰为文者，要其意不相远；《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而附会之，以致失其本来之意者也。何者？《传》所谓“鼓噪而起”者，乃战鼓之鼓，非乐鼓之鼓：诸侯相会原无奏乐之事，矛戟剑拨亦不可以云乐，况鲁君将为所执，孔子尚得命之为乐乎！所谓“视归乎齐侯”者，乃孔子言时目视齐侯耳，非谓莱人视也；莱人受命劫鲁，此何暇左右视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见经传，安得复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谏乎！故今从《左传》而不从《世家》。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於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辨奏宫中乐之说
　　《梁传》云：“罢会，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世家》云：“有顷，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余按：此即《左传》齐侯将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盖传闻者异词，梁氏误采之；而《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不达其意而滋误焉者也。何者？莱人之劫，意将以惧鲁也，会毕之享，言欲以合欢也；若使优施舞於鲁之幕下，欲何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异处鼓噪以劫鲁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罚轻重之颠倒耶？《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柔而吐刚，圣人必不如是！且粱氏之意以为会毕而舞於鲁之馆，故鲁司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乐於会所，则齐君在前鲁有司安得加法於齐人乎！至《家语》则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复载《左传》之语於盟後，遂致一事而两述之。齐之乐人既斩於鲁有司，而复欲以乐事鲁君，不亦远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录】“齐人来归郓、ん、龟阴田。”（《春秋》定公十年）
　　△齐归汶阳之田不因谢过
　　《左传》云：“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梁传》云：“齐侯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罢会”，此下复有优施舞事，乃云“齐人来归郓、ん、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世家》云：“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云云）。’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粱》，而颇增益其词，殊不近理。一劫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归田以谢过！即云为义所屈，景公之贤亦不能至是。且《梁传》所载景公责其群臣之言，乃在夹谷退会之时，非谓其归国而悔过也。然《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谓“盖为此”者，为会故乎，为鼓噪故乎，为司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决知其所指耶？惟《左传》之文甚为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书於《经》，恐亦出於附，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齐；其冬，及齐平，齐人归成：盖此皆非齐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齐者，齐、鲁既和则复归之，本不足异，亦不必为之说也。郓、ん、龟阴乃九年阳虎以之奔齐者，皆在汶水之阳，故《传》前云“反我汶阳之田”，後云“来归郓、ん、龟阴之田。”《世家》云：“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亦误。《家语》云：“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分以为二，又分“龟”与“阴”为二邑，则尤谬矣。至《正义》所云“鲁筑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者，说尤浅陋，不足辨。
　　△《年谱》分司寇、大司寇为二官之谬
　　《年谱》云：“五十岁，迁司寇。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三岁，为大司寇。”余按：《年谱》此文盖见《家语始诛篇》首有“为司寇摄行相事”之语，其後又有“为大司寇”之文，遂误分为二官，且并属之於两时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别之。《家语》但袭古人成语用之，非殊之也。以为二官，误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摄朝政哉！今不取。
　　○为鲁司寇下
　　（通世案：旧本脱此标题，今据嘉庆二年刻本补之）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诺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世家》堕都年误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经传》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误。
　　△司寇为政之故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为政者，宋乐喜以司城，郑子产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为政。故曰：“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辨公山弗扰召孔子之说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乎！《春秋》於晋赵鞅书曰“入於晋阳以叛”，於荀寅士吉射书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於季氏也，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於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观后阝与成之叛皆请降於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於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后阝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腧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定十二年《传》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於九年，又采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尝至齐耳，尚未卫，宋，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无之事也。
　　△《论语》之误
　　曰：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也。《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元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惟王阳传《齐论》，馀四人皆传《鲁论》者）是《鲁论》中亦自互异也。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然则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於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伦者，正如《春秋》之有《续经》，《孟子》之有《外篇》，司马迁之《史记》之有元、成时事，刘向之《列女传》之有东汉时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诗》、《韩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诸本并存，後人犹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张禹，汇合《齐》、《鲁》诸本而去取之，定为一书，当时学者以其官尊宦达，逐靡然而从之，以致诸本陆续皆亡。故《汉书张禹传》云：“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二人皆传《齐论》者）采获所安。”又云：“‘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隋书经籍志》云：“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然则今之《论语》乃张禹所更定，非龚奋、韦贤之旧本，篇目虽用《鲁论》，而其实兼采《齐论》之章句者也。嗟夫，张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贵耳，汉宗社之存亡不问也，况於圣人之言乌能测其万一；乃竟公然辑而合之，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者，盖亦不少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传经者不知其伪而误增之而禹又误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赵岐删之；《春秋》之《续经》，幸而《公羊》、《梁》两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圣人之笔；惟《论语》一书不遇如赵岐者而反遇一张禹，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乃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断不敢议采辑者千虑之一失，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曰：圣人道大德宏，无可无不可，非可以寻常去就之义律之也。卫辄之不道，孔子尝立於其朝矣，於费奚择焉？曰：圣人者，义之归也。圣人所为？天下将以为法。己则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犹之乎“无，无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鲁；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为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义而无成见，是之谓无可无不可耳。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孟子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乌有悖礼义而自以为无害者哉！至於卫辄之事尤与弗扰不类。辄虽无道，然卫之君也，春秋固已“卫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卫，乃公养之仕；不为卫君，子贡言之矣。若欲以费为东周，为耶，不为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大经大法，圣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虽甚盛德亦必有所不为。故舜必不臣尧，周公必不代成王践阼，孔子必不从弗扰、佛以叛。战国之初，异端并起，始好为圣人不凝滞之说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苏代以灭燕矣。再盛於西汉之季，说经者牵合附会以诬圣人，而王莽践帝位，刘歆以亡汉矣。三盛於东汉、魏、晋之交、名士风流，皆云“礼岂为我辈设”，而华歆、殷仲文之属争附叛臣，七贤、八达之流遂从而乱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犹藉口於无可无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虽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义？曰：苟可以为东周，则何为卒不往？苟往有害於义，则又何为欲往？盖卒不往者，经传无其事也；欲往者，纵横之徒相传有是说也。即此亦足以见其为伪矣。此乃圣人行事大节之所关，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顾非笑，而为之辨。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篇》）
　　“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子路为季氏宰时事
　　此二事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为季氏宰之时。按：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狙以费宰见於《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伯寮之诉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故并次之於此。
　　△辨行摄相事之号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以其贵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传》，孔子但为司寇，未尝为相。《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孟子》云：“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然则是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摄。盖夹谷之会当使上卿相礼，以孔子之知礼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让赵衰者然，故或谓之摄相；传闻者不知，遂误以为相国之相耳。至於摄相而有喜色，亦非圣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正考父之鼎铭曰：“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岂舜、禹、正考父不乐以其贵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鲁，所云“十四年行摄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录。说并见後《季桓条》下。
　　△辨诛少正卯之说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扌取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於阳虎、不狃，细至於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录】“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篇》）
　　△定公问
　　此二条无年可考，然皆当在为鲁司寇之时。故附次於此。
　　【附录】“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
　　△孟懿子问
　　此亦无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几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归未久而懿子卒；惟为司寇之时同朝相见，为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孟子》）
　　【存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归女乐事可疑
　　按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不税冕而行”，未尝言“归女乐”一事。而《论语》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与孟子所称“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及“迟迟吾行”之语若相悖者。且《春秋》於归俘、归、归礻遂之事无一不书，而女乐之归独不书於《经》，亦并不见於《传》；惟《论语缴子篇》有之，而是篇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税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辨犁Θ谋遗女乐之说
　　《世家》云：“与闻国政三月，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Θ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此盖因《论语》之言而附会为之者。其谋与秦穆公间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汉以後诈伪人之所为，不类春秋时事。《三传》所纪，春秋时绝无此等事；独《史记》数数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载，定公十年，犁Θ已有“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之语，既有沮之之方，彼时何不用之，乃为会於夹谷？是年齐归汶阳之田，已致地矣，仅三四年，何以又谋致地？是年会毕之时，景公方责犁Θ，谓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获罪於鲁君，今日何以又听犁Θ之谋乎？详《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驰，乃必无之事，盖皆战国策士之所伪撰。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前《夹谷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并《孟子》）
　　△去鲁之年
　　《史记鲁世家》，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堕后阝”、“堕费”，《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孟子所谓“见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堕后阝堕费之时。既云“三月不违”，则三月以后鲁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馀日事耳。然则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孔子世家》误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去鲁亦在定十二年，与鲁世家合，当从之。
　　【附录】“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於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左传》定公十二年）
　　△围成在孔子去後
　　《史记孔子世家》，围成之事在去鲁前，缘其以去鲁为十四年故也。今去鲁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而《春秋》书围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则其在去鲁之後无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辄围之，围之弗克而遂置之，轻举妄动，有始无终，皆非圣人所为，不待辨而明者。故附录於去鲁之後。
　　△《年谱》记摄政五年之谬
　　《史记孔子世家》，摄相去鲁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虽未合，要其时不甚久也。《年谱》则云“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五岁，鲁国大治，齐人致女乐（云云），遂卫。”是谓孔子摄政已历五年矣。余按《论语》，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可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明孔子见用未尝至於一年也。若果摄政五年，不可谓不久矣，孔子何以言无用己者乎？其说更疏於《世家》，且与孟子所称“见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卫
　　按孟子谓“孔子不悦於鲁、卫”，是去鲁後郎即也。《史记世家》、《年表》皆言自鲁卫与《孟子》合。故次“卫”於“去鲁”之後。
　　“於卫，主颜仇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按《孟子》作“颜仇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胥而误也。今不从。
　　【附录】“子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此似初至卫时之言，故附次於此。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辨致粟六万之说
　　《世家》云：“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按《春秋传》，秦钅咸、楚比之属皆以班爵各受应得之禄；《世家》所云颇似战国养士之风，殊欠雅驯。今不取。
　　【附录】“王贾问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
　　按王孙贾见於《论语》、《春秋传》者皆在灵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辨主蘧伯玉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将陈、过匡，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见南子之事。余按《论语》，孔子曰：“齐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又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所谓际可，盖即礼貌盛衰之义。孔子去卫，必不待於灵公之疑，乌有恐获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陈则喳陈耳，匡在卫南，过匡可也，蒲在卫西，过蒲何为？卒不陈，月馀而反乎卫，又何为乎？孙林父将作乱，先谒之蘧伯玉，伯玉从近关出，时鲁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为其卿所重如此，当不下四十岁。下至鲁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当百馀岁矣。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鲁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复见於传，又不容晚节竟无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则孔子卫之时，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卫之大夫莫有贤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仇由？既主仇由矣，在外月馀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将谓与仇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盖《论语》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语，故《史记》妄意孔子尝主伯玉；又因其与《孟子》不合，故为去卫复返之说以两全之，而不知其误也。余谓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时；其平日或尝一见，或两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强为之说。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畏匡条》下。
　　【存疑】“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
　　△子见南子事可疑
　　此章，汉孔安国固已疑之。孔氏曰：“旧以‘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说，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咒誓，义可疑焉。”盖男女之别，本不应见，加以淫乱，益非所宜；而指天为誓，亦与《论语》所记圣人平日之言不伦。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说，不复别陈所见，则晏亦疑之矣。自晋以来，乃或曲为之说，栾肇训“否”为“屈”，蔡谟训“矢”为“陈”，谓“孔子为子路陈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厌；见南子者，时不获已也。”其说巧矣；然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且孔子在卫乃际可之仕，礼貌衰则去之，亦不至於时不获已而自屈也。朱子谓“仕於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且据世家之文，以为“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其说似矣；然古礼不可考，《春秋传》中亦殊不见，则朱子亦仅出於臆度，恐不足据也。或又以南子为南蒯；南蒯固不优於南子，而其时亦不合，所谓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辞者，其说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後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於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後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说并见前《堕费》及後《佛》，《论语》条下。
　　△辨为夫人次乘之说
　　《世家》见南子後，“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宋；桓魃欲杀孔子，孔子郑。遂至陈，主於司城贞子家。居陈三岁；去陈，过蒲，遂卫街。”余按：孔子之圣，必不为夫人次乘；灵公虽无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见几而作，礼貌衰则去之，为夫人次乘不仅衰而已，孔子岂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无者。且孔子既去卫而陈矣，居陈三岁，无故而复卫，何耶？岂困於陈而遂忘前此之辱邪？与其复来，则何如前日之不去之为愈邪！使灵公又辱孔子，孔子当何以处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录；而桓之难，贞子之主，悉载之“问陈”之後。详见後《际可条》下。
　　△辩与蒲人盟之说
　　《世家》云：“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卫。灵公闻孔子来，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云云）。’灵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经传》无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经》云：“卫公叔戍来奔。”《传》云：“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而《世家》以去卫为定公卒之岁，又居陈三岁而後过蒲，则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卫，孔子何难纡道避之，乃轻入险地以自取祸。况蒲在卫西，陈在卫南，自陈来不由蒲也，孔子过蒲何为焉？要盟，神固不听，然既许之，甫出而即背之，亦岂圣人之所为邪！蒲，卫之属邑耳，灵公好战，屡伐晋，而独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对灵公之问陈，而於灵公之不伐蒲独力劝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辨佛召孔子之说
　　《论语阳货篇》云：“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事《世家》载之自蒲卫之後。余按：佛以中牟畔，是乱臣贼子也；孔子方将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与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鲁大夫也；孔子往，将臣二人手？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则其势不能，臣於二人则其义不可，孔子将何居焉？夫坚者诚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坚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诚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圣人诚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坚白非佛之所能磨涅，则弥子、瘠环、痈疽亦岂独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为“无义无命”乎！故不磷不缁之说为见阳货解则可，为往赴不狃、佛之召解则断不可。昔有人蓄玉环古剑各一，有昆仑奴能没水取物，皆爱之谓之三宝。每涉江湖，必投环剑水中，使奴取之，以为笑乐。尝过洞庭，投之；奴没而出，泣曰：“环剑巳堕骊龙项下，不可取矣。”固强之，遂并奴溺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尝试之者，未有不为骊龙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将何为耶：不助之耶，固无所用於往，往亦将不相容；助之耶，则已磷且缁矣，尚得自谓坚白乎哉！又按：佛之畔乃趟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注二）襄子立於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传》定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苟寅於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鞅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乎！此盖战国横议之士欲诬圣人以便其私，但闻不狃尝畔鲁，则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闻佛尝畔晋，则又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横议者固不足怪，独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谈性命，细摘章句，竟无一人降心究考，肯为我先师孔子辨其诬者，良可叹也！惟汉王充《论衡》独以往应佛、公山之召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诬，反议圣人之有遗行，则其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犹委曲而诬之曰欲往，圣贤处世将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犹不敢公然代白其无欲往之心，儒者之於圣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称甲於乙之词也，《春秋传》皆然；未有称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时，始称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时无是称也。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於孔子之前，则曰“子如不言”，曰“愿闻子之志”，曰“子将奚先”，不曰夫子也。称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而已。盖皆战国时人之所伪撰，非门弟子所记。吾不知後世读《论语》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与不狃之召皆削之不书，且为之辨。馀见前《堕费条》下。
　　【附录】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
　　△击声於卫似在灵公时
　　《世家》载此事於灵公之世，佛既召之後。今按经无明文可考，则未知其为灵公之世与，孝公之世与。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灵公之世为宜。姑从《世家》，附之於此。
　　△辨学琴师襄之说
　　《世家》於击磬之後载学琴於师襄一事。今按：《论语大师挚章》有“击磬襄”，先儒皆以为鲁人。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则以挚等八人为鲁人者近是。孔子不当学之於卫也。圣人固无常师，然学琴当在少年时，在齐闻《韶》，圣人之於乐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挚之属，孔子反鲁之後挚方在官，则襄於孔子似为後起，襄之琴恐不足为孔子师也。此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之语皆不雅驯，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大不类。盖皆後人所。今不敢载。
　　△辨欲见赵鞅之说
　　《世家》於学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於河，而闻窦呜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云云）。’乃还而反乎卫。”此後乃有问陈之事。余按《春秋经传》，定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扌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晋阳以叛；哀三年，杀周苌弘。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党奸酿乱之事史不绝书，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见之？至窦鸣犊、舜华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恶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为临河而遽返邪？晋大夫之见於《传》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赵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其才见於《传》。两人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乎？且鞅，卫之仇仇也；孔子虽未受职於卫，然曰际可之仕，则亦有宾主之义焉，无故去之而往见其仇，於义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复返乎卫，不知何以对灵公？灵公亦安能待之如旧邪？佛，赵氏之叛臣也，赵氏，卫之仇国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卫，忽而中牟，忽而晋，忽而复反乎卫，其仇与叛皆不计焉？亦何异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战国时人之所伪，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录。
　　“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末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篇》）
　　△答灵公语与答孔文子相类
　　此事与《春秋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盖本一事而传闻异辞，或以为灵公，或以为文子耳。但此乃《论语》之文，而彼仅见於《左传》，又无他书可以证其孰误，未敢据彼而废此，故两存之。说并见後《孔文子条》下。
　　【备览】“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去卫之故
　　此文与《孟子》“际可”之义合。疑卫灵礼貌渐衰，故孔子见几而作，亦不专因於问陈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圣人去卫之故固有人不能尽知者。故附次於此。
　　【附论】“孟子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四去卫之谬
　　《世家》，孔子於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陈，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陈也，以定公卒之岁，乃定公十五年；宋，遭桓司马之难，至陈，主於司城贞子，盖本之於《孟子》。其再陈也，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於《论语》。余按：《论语》、《孟子》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而《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遂谓孔子至陈三岁而反乎卫，由卫而再陈以实之。不思定公卒之岁距灵公之卒仅二年，而孔子居陈三岁，并曹、宋、郑、蒲之滞及在卫临河之日计之，当不下四五年，如此，则灵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有问陈事乎！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於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两章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词。《世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陈，一属之再至陈。夫既思狂简而反卫矣，而又至陈，奚为者？至陈而又思归以裁狂简，何其行止之无常乎？其谬二也。过匡之役，以恐获罪而去，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也，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不得已而复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去果是也，则不当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则毋宁始之不去之为愈乎，而何为乎仆仆於道途而不惮其烦也？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卫，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谓孔子三至卫而三至陈，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过宋之文，《论语》问陈之事，合而为一，在陈之叹，《论语》、《孟子》所记亦取而合之，则事理晓然明白，孔子并无由卫而再陈，由陈而再返卫之事矣。至其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谓鲁定公卒之岁去卫者近是。由此过来至陈而主贞子，正与《孟子》合；但无自陈反卫而再陈之事耳。馀已详前数条。
　　△《年谱》窜易《世家》
　　《年谱》误以孔子自卫陈之後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与《世家》同；而其文尤烦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卫去卫之年亦与《世家》迥异：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观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晓。既无所本，考之时势亦俱不合。盖《年谱》之作实本於《世家》，而故稍窜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别有所据者然。较之《世家》尤不足信。
　　【注一】（颉刚案：本条自“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以下，至“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那珂通世案语谱云：“嘉庆二年刻本，此段专论《论语》采辑不免驳杂，而未归罪於张禹。今转载於此，聊以见东壁考证之进化。”）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之所作也。曾子於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後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复有在者矣。《论语》之文往往重出，亦间有异同者。《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後齐、鲁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之异者，势也。今按：《季氏》以下五篇，其文多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似《曲礼》，或似《庄子》，或记古今杂事；而《武城》、《佛》两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时语，前十篇及《春秋传》皆无之；然则其采之也杂矣，其作之也晚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采书者不知其伪而误载之也。夫《春秋》、《史记》、《庄子》、《列女传》诸书，皆有後人续之补之以乱其真，吾恶知非周、秦间之儒者得此数篇而因续之於《论语》之後邪！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者，当世史臣之所记，犹不能以无失，况於传闻追记者乎！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不敢议记者一言之误，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
　　【注二】（颉刚案：本条自“又按佛之叛乃赵襄子时事”以下，至“《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
　　《左传》《晋语》及《史记》《赵世家》皆无佛畔事，惟《韩诗外传》及《列女传》有之；然皆以为赵襄子时，非简子也。之二书者固不足以取信，然其所记判然两事，非互相剿袭者，而皆以为襄子，然则此事固疑在襄子时也。《左传》於定、哀之际记简子事详矣，自获麟以後乃梢略焉，襄子之及见於《传》者仅两事耳，而《晋语》记简子亦不减十馀事，皆不应独遗此一事，然则此事固应在襄子时也。
　　●卷三
　　○过宋
　　按《孟子於卫章》，是孔子去鲁去卫之後，过宋而後至陈也。《世家》亦记过宋於去卫之後，如陈之前，盖本之此。今从之。
　　“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孟子》）
　　△过宋未必入宋都
　　按孟子云“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悦於鲁、卫”，其下文云“主司城贞子”？则是孔子由卫至陈，经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国也。曰“将要而杀之”，曰“微服而过宋”，则是知孔子将过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徽服而行则人不知其为孔子，故获免也。“其如予何”之言当在此时，事理甚明，无可疑者。《世家》乃云：“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树下，拔其树，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犹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载。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
　　△“天生德”谱之词气失真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词婉，此章之词夸。盖圣人言之，圣人原未尝自书之，弟子以口相传，其意不失而词气之间不能不小有增减移易以失其真者，学者不可以词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辨见宋君之说
　　《家语贤君篇》有孔子见宋君相问答之事，称宋公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说苑》，以为梁君；春秋时未有梁也，汝《家语》改之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战国策士之馀，申、商名法之论，孔子固无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诬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语》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乌得与其君相问答也哉！“主君”之称，自韩、魏、赵分晋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时尚无是称，亦不得以之称宋公也。且其文本韵语，《家语》少窜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数语又独浅陋，与前後文不类。然则是《家语》录《说苑》，而非《说苑》之录《家语》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犹信《家语》，何耶？
　　【附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篇》）
　　△辨状类阳虎及弹琴解甲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孔子去卫，将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遂过蒲，月馀而反乎卫。又月馀，然後去卫过宋而至於陈。”余按：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馀年，甯氏之亡亦数十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虽朱子亦采之，其亦异矣！《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余按：此言本之《庄子外篇》；《庄子》本不足信，而《家语》之采之也又并失《庄子》之意。《庄子》云：“孔子游於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是歌自歌，围自围也，歌不因於围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孔子欲以歌退敌矣。《庄子》云：“无几何，将甲者进词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匡人真以歌退师矣。而岂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临河读孝经以退敌者，未必非此言之误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过欲明安命无为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会之，以自伸其说耳。《家语》以为实然，误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矣，何以《论语》云“颜渊後”乎？此必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卒避难，故与颜渊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围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为所拘所围矣，生死系於其手，而犹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则此事当与微服过宋之事相类，不得如《世家》、《家语》之说也。孔子既欲陈则陈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卫月馀而後始陈也。灵公既不召孔子，孔子无故去而复返，不但为其所轻，吾恐其疑将加甚焉。然则孔子果以陈之故过匡，当在後日去卫过宋之时，不得云自匡返卫而後去也。故附次於过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语》之文概不载焉。
　　【畏匡过宋似一事】
　　又按：定公六年《传》云：“侵郑取匡，往不假道於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於晋；《庄子》、《荀子》皆以匡为宋邑。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Τ阳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
　　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闻孔子陈，将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也。然於经传皆无明文，故今不敢遽合为一。姑两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说并见前《不悦条》下。
　　△《世家》记陈由郑之谬
　　《世家》於孔子过宋之後，云：“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云云）。”余按：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陈，必不由郑。且子产，郑相，其卒不久，郑人或犹有及见者；尧、禹、皋陶千七百馀年矣，郑人何由知其形体之详，而分寸乃历历不爽矣乎？至比圣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也！此乃齐东野人之语，故今皆削之，而并为之辨。
　　○厄於陈蔡之间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孟子》）
　　△陈侯之名
　　《世家》，孔子至陈之时，陈侯为公越；而《孟子》作“陈侯周”。《史记》多误，当从《孟子》名周为是。
　　△辨吴子问大骨之说
　　《国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出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时方在陈，吴使安能发币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吴使於鲁廷哉！孔子不语神怪，《论语》言之矣，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况吴使原未明问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远征神怪以夸之，岂圣人之所为乎！《尧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戮之，禹亦残忍矣哉！且防风氏人耶，神耶：人也，则与“致群神”之书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载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陈，又云“吴败越王勾践会稽。”夫会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则定五年又何得预载之？然此本无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说并见前《或谓条》下。
　　△辨陈侯问苦矢之说
　　《国语》又云：“仲尼在陈，有隼集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肃慎氏之去陈也远矣，隼为石所贯，安能飞数千里至於陈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语，而《国语》所载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语怪焉，一似孔子生平专以语怪为事而他特其馀者。则何以《论语》二十篇中从未载其一事；《左传》之艳而诬，亦从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盖称圣人者欲见其博，而不知其以诬圣人，小圣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孔子至陈之时，据《史记》当为陈公；而云惠公，亦谬。
　　△辨观凌阳台之说
　　《孔丛子》云：“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夫子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掳赦所执吏。”余按：谈言微中固足解纷，然特滑稽之雄阵於髡、东方朔辈之所为，不但孔子屑层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盖滑稽者所。故不录。陈惠公之误，说已见前条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
　　△闻火亿中事可疑
　　按：《论语》孔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而无亿中之事。《左传》所载列国大夫多亿中，能预决人之成败生死，窃疑其皆出於事後附会之言而不足为据。夫圣人固有先见之明，然观入庙而每事问，谦慎小心，盖知而常自处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轻而易也。故余不敢尽信。姑存之於此。
　　△辨冉求自陈归鲁之说
　　《世家》云：“季桓子病，谓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将召之，公之鱼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云云）。’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此後乃有蔡之事。余按：《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词，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从孔子反卫，则必无自陈归鲁之事矣。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记者因记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与焉。《记》云：“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历观所云，皆似冉有始终相从於陈、蔡间者。然则冉有归鲁当在反卫之後，不当在桓子甫卒之时也；冉有为季氏臣，不可谓之“大用”。冉有、子贡，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请归孔子，不必待子贡之诫；子贡之颖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辞，不足信。而孔子思归之叹，亦当在将反卫之际，不当在未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归与条》下。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篇》）
　　“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篇》）
　　△孔子无至州来及叶之事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云云）。”余按：《左传》哀公二年，蔡迁於州来。四年，叶公诸梁致蔡於负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於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迂於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俱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於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镁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於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於子路”之事，欲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分一事为两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叶公之问於在蔡之时，而无孔子如州来及颡之事。
　　【存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存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接舆》、《沮溺》、《荷筱》三章叮疑
　　《世家》载沮、溺丈人之事於自叶反蔡之时，而载接舆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首不伦，以《晨门》、《荷篑》两章较之可见；而此篇杂记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门人之手者。後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於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阳岂得概谓之乱伦乎！恐系後人之所伪，姑存之，以俟有识者决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时代先後为序，则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论语》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亦无庸深考也。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厄於陈、蔡非一日事
　　此事无年可考。《世家》置之迁蔡之言。朱子据《论语》文，以为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按：孔子言“从我於陈、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陈、蔡之间”，则是孔子往来於陈、蔡间原无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陈南，自蔡反卫亦必由陈始达，则是孔子至蔡之後盖尝复归於陈而後反卫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为“无上下之交”，而过宋之役主司城贞子，不得谓之无交。然则《论语》或统言之，未必其事陈在於问陈之後也。故次之於叶公问答之後。
　　△辨陈、蔡大夫围孔子之说
　　《世家》云：“孔子迁於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於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说世多信之，余窃疑焉。《论语》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见礼以至於贫乏耳，初未尝云有兵以围之也。匡人之难两见於《论语》，宋桓司马之难一见於《论语》而详载於《孟子》，而皆不言陈、蔡之围。若如《世家》所记，两国合兵围之，其事大於恒、匡人之难多矣，而《论语》、《孟子》反皆不言，但谓之“绝粮”，谓之“无交”，岂理也哉！楚，大国也，陈、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时吴师在陈城下，陈旦夕不自保，何暇出师以围布衣之士？陈方引领以待楚救，而乃围其所聘之人以撄楚怒，欲何为者？哀之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请迁於吴；二年，迁於州来。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围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吴，陈方事楚，楚围蔡而陈从之，陈围蔡而吴伐之，陈之与蔡，仇仇也。且蔡迁於州来，去陈远矣；孔子时既在蔡，蔡人欲围孔子斯围之耳，不必远谋之陈；比陈知孔子之往，则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者，妄也。陈、蔡合兵而来，当不下万馀人，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围而杀之，如反掌耳。围之七日，至於绝粮而不肯杀，又不肯絷之以归国，老师费财，意欲何为？设使楚竟不救，将坐俟其饿死而後去乎？其为谋亦拙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使之绝粮，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时势之所必无，人情之所断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异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独其於陈、蔡也，则曰“无上下之交”。盖古之他国者，其君大夫必馈之饣气，而陈、蔡皆无之，以此致厄，如晋重耳之不礼於郑、卫，乞食於五鹿者然；乌有所谓“发徒役以围孔子於野”者哉！《春秋传》云：“陈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国语》亦言陈之道路不修，宾旅无所依，故单子知其必亡。盖陈之国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宾旅，孔子亦不乐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务富国强兵，非能尊贤养士之国，虽有贞子、叶公之辈，度亦暂与相依而未必遂久与相处，是以往来两地未有定居，其窘饿穷乏盖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陈、蔡之间”，言其非一时，非一地也。其反卫也，曰“公养之仕”，言其仅能免於昔日之绝粮也。後之人但闻有绝粮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国大夫之相厄者，因附会而为之说，而不知其舛也。故今昔不载。蔡乃楚境之说，详见前《叶公条》下。
　　△陈、蔡之围为庄子寓言
　　又按：陈、蔡之围，经传未有言者，独《庄子》书数数言之。後人相传之言盖本於此。不知庄子特讥孔子之好言礼义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陈、蔡一事，遂附会之以自畅其毁礼灭义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则其事亦安得遂以为实事也！《世家》、《家谱》之文采之《庄》、《列》者半，当其在《庄》、《列》也，犹见有一二人以为异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谱》也，则虽名儒亦信之矣。呜乎，阳辟其名而阴袭其说而不之觉者盖不乏人矣，岂独姚江之徒乃为阳儒而阴释哉！故凡不见於经传者，余概不敢妄录。
　　△《史记》绝粮说不信者多
　　又按：孔氏注《论语绝粮章》云：“吴伐陈，陈乱，故乏食。”说与《世家》不同。赵氏注《孟子厄於陈蔡章》亦不用《世家》说。是司马迁虽载之《史记》，而汉人固不以为然也。朱子《论语序说》云：“是时陈、蔡臣服於楚，若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是朱子固亦尝辟之矣。自明季讲家矜言博览，且为科场逢世之计，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为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见其非先儒之说。
　　△《论语》“愠见”一事之敷衍失真
　　《世家》：“孔子以固穷告子路，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贡，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告颜回，颜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余按：子路愠见而曰“君子亦有穷乎。”虽不能无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尝有信道不笃之心。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其自信果决如是，乌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又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孟子曰：“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若欲孔子自贬其道，识趣之卑陋甚矣，何以为子贡！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颜渊之言固当，然遽欣然而笑，欲为之宰，毋乃近於好谀矣乎！余观《论语》所载诸弟子未有不尊信圣人者，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则是诸弟子自颜渊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琐然自明其过之不在己也，何其与《论语》相反乃尔耶？此必无之事，不待详辨者。至於《论语》“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毫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今朱子《集注》分之，是也；《世家》连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见於《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复与《世家》互异；但有与子路问答语，而不及於颜渊、子贡。然其文尤繁碎，决系秦、汉文字，不足缕辨。其谬最显而易见者，孔子以鲁哀公六年自陈反卫，至十三年，吴夫差始赐伍员属镂以死，而《外传说苑》述孔子之言并有“子胥抉目於吴东门”之语；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灭吴，已後越始通於诸夏，而《说苑》述孔子之言复有“句践霸心生於会稽”之语。未来之事，孔子何由预知之而预告之乎？盖此三书之文皆本《论语》“愠见”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闾巷所传之《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语，加之以枝叶，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问其义理时势之合与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误采之耳。至《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乱杂无章；且於“勾践”、“子胥”二语亦存之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唐庙讳者同。其为伪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觉而信为实也？故今一概不载。
　　△辨子西沮封之说
　　《世家》云：“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卫。”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使从政也与”，当是时，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犹不敢信如此；况於陈、蔡之时，予贡尚未出使於诸侯，颜渊、宰予皆无所表见，子路亦未尝为将帅，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称，然未尝有嫉贤妒能之事，白公之复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虽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时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吴师，竟卒於军，亦非议封孔子时也。且书传皆无见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无之，则此必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至所称“书社地七百里”者，语亦误。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盖古之禄邑多以社计，故《春秋传》云：“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荀子》云：“与之书社三百。”旧说盖言楚欲以书社七百为孔子禄邑，《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则《戴记》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恶知其谓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也。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会而为之说乎？故今皆不载。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
　　△思归之年
　　《世家》载此语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叶，反乎蔡；居蔡三岁，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卫。夫孔子既思归矣，乃反南辕而蔡楚，又四五年而始反卫，何为耶？然则此叹当在反卫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绝粮之後。
　　【附论】“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
　　△【反卫之年】
　　《史记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过宋至陈，哀四年迁於蔡，六年反卫，而迁蔡之前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年表》则以定十四年至陈，哀三年过宋，十年自陈反卫，其年皆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亦无再往来之文。《陈》、《卫》、《宋》世家略与《年表》同，而多阙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当鲁哀之二年，则《年表》所无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鲁，卫灵公以哀二年卒，则以为定十五年去卫至陈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陈，则不应复於哀之三年过宋。《论语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是二手皆尝从孔子反卫也。哀七年《传》云：“吴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於反卫後先归鲁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卫，则子贡不得於七年已在鲁，故以为哀六年反卫者近是。此皆当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据也。孔子曰“从我於陈、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皆连举之而无所分。孟子谓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亦不言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贤礼士，不可依以久处，是以孔子往来其间，初无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缕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谓反卫而再至陈者似无其事，当从《年表》。说已见前《卫篇》中。
　　△《年谱》置《世家》五年事於一年中之谬
　　《年谱》误以孔子自陈反卫之後复有如陈而再反卫之事，与《世家》同。其至陈去陈之年，亦与《世家》颇异。最可异者，六十三岁“自卫如陈，自陈如蔡，自蔡如叶，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来聘，陈、蔡围之；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卫”，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国？行万有馀里，往来如传舍然。较之《世家》，尤为疏脱。
　　○反卫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卫君为出公辄
　　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词意，良然。按《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於曾阝，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於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後，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故次之於此。
　　【附录】“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正名之论似为辄发
　　《世家》以此章及《鲁卫之政章》皆为卫君辄之时。余按：卫自灵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叹不可必其为辄；而鲁、卫连及，又似初从鲁来焉者，其说未可据。唯此章正名之论似为辄发，《世家》之说近是，先儒亦多从之。然无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辨脱骖赙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习！’”余按：孔子之用财，如子华之使齐，原思之为宰，颜路之请车，或与或不与，皆因乎人与己之本量所当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犭旬一时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应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恶涕之无从”之故而脱骖赙之，则是可以偶然与之，亦可以偶然不与，圣人之用财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记》之文本多附会；此或别有其故而传者失其真，或本无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孔文子问较答卫灵为得实
　　按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数语相类，其事亦相类，未必两事相符如此而又皆在卫，盖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问陈之失小，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如以“临事，好谋”戒子路者然，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此文为得其实。故两存之，以俟夫有识者删其一焉。说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
　　△卫孝公即出公
　　《史记》卫无荐公，而孔子反卫在出公辄之时，故朱予以孝公为辄。余按《春秋经传》，哀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养之为辄无可疑者。辄亡在外，故称出公。出，非谥也，辄之谥盖史逸之矣。卫人既以蒯聩得罪於灵公而辄之拒之为是，则谥之为孝亦无足怪者。故从朱子之说。
　　△在卫为孔文子所留
　　孔子之於卫孝公，其详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哀十五年《传》：“大子与五人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孔悝立庄公。”则是灵、孝之世孔氏实执国政。孔子之在卫，文子实留之，故有“择木”之喻；若文子非执卫柄，不过卫诸大夫，孔子不答所问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为人必好贤礼士者，是以孔子为之留连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传记所载从无孔子与卫孝公问答之语，则是孝公年少，尚未知与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饣气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谓之“公养之仕”，明非立其朝而贪其禄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辅孝公以行道，不然则疑孔子之苟利其养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为之解。
　　○归鲁上
　　△辨冉有荐孔子之说
　　《世家》云：“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余按：所载冉有之言浅陋不足以称圣人，必後人所伪无疑，故今不取。而《春秋传》言“师及齐师战於郊”，《世家》云“郎”，亦误。
　　△辨息驾河粱之说
　　《家语》云：“孔子自卫反鲁，息驾於河粱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道，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焉（云云）。”余按：此书本之《庄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观於吕粱，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则《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无为之旨，故设为丈夫孔子问答之言以畅其说耳，非实事也。《家语》以为实然，愚矣。庄周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皆有问答之语，亦将谓光景、无有皆能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无伦理。吕梁之水，县三十仞，可也；自卫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县之！孔子观於吕梁，可也；自卫反鲁，去河绝远？安得河梁而息驾焉！丈夫游之而复出，孔子问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则与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与之语乎！呜乎，《庄子》之言之必无者，《家语》皆以为诚有也；《庄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语》则又改之使之必无；此何为耶？又按，《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亦载此事，一与《庄子》文同，一与《家语》文同。盖《列子》亦後人之所伪撰，──故柳子厚谓其书多增窜，高氏亦谓後人会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两采之；较之《家语》尤不可信。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田赋
　　《国语》亦载此事，而文颇与此异：盖《国语》皆後人所推衍，非当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内传》而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内传》为近其实。故弃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聚敛即用田赋
　　按《论语》、《孟子》所称乃一事而其文小异者。既云“赋粟倍他日”，则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详略，故并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归鲁之年
　　正乐与用田斌未知孰为先後。然孔子之归在孔文子访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隐公之後，则是孔子岁暮始归鲁也。田赋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间当无几时。故次此文於用田赋之後。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正乐
　　按：“语乐”即“正乐”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验，故并次之於此。
　　【附录】“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
　　△雅言
　　此孔子平日事，不仅归鲁以後为然。以其与正乐之事同类，故附次於此。
　　△辨删《诗》之说
　　《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於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於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为《序卦》，而以前“序《书》传”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义，初无孔子作《传》之文。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後人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左传》哀公十二年）
　　【附录】“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同上）
　　●卷四
　　○归鲁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Θ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传》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の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
　　△作《春秋》与获麟之先後不可知
　　按：《春秋》终於获麟，则成於获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谓文成致麟；然麟至见获，非瑞乃灾，其说非是。杜氏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传》皆未尝言，故今亦阙之。
　　△辨作《春秋》以自见之说
　　《世家》载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圣人之意。今不取。
　　【备考】“《春秋古经》十二篇。”（《汉书艺文志》）
　　【附论】“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并《孟子》）
　　△作《春秋》非专黜陟之权
　　胡氏安国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灭，为後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为无其位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专黜陟之大权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犹所谓“王者之迹”也。《书》，天子主事也；《诗》，天子之事也；《乘》、《杌》、《春秋》。则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据周礼以书列国之事，所关者天下之治乱，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与《诗》、《书》同而非《乘》、《杌》之比也，岂谓其专黜陟之大权哉！若僭其黜陟即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谓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故余不得不辨。
　　△修《春秋》循旧书法
　　又按《春秋传》，晋韩起聘於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鲁之《春秋》本据周礼以书时事。但自东迁以後，时异势殊，盟会擅於诸侯，政事专於大夫，一切战争弑夺之事皆成周盛时所未尝有者，秉笔者苦於无例可循，而其识亦未必足以及之，则其书法不合於周礼者当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严内外之防，尊卑有经，公私而别，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见，恶不待贬而自明，大义凛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耳，非以其专黜陟为足惧也。惜乎後之儒者过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来之意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篇》）
　　“齐陈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辨程子论请讨陈恒之谬
　　程子云：“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余按：《传》文前云“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则已告哀公以义之当讨矣；而公以“鲁为齐弱”致疑，故复言此以释其疑，非以力不以义也。哀公之所惧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讨耶！程子未尝详绎《传》文，但节其後数语，遽谓之以力不以义，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齐，战，疾。”圣人举事固主於义，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谋定而後战，乌有举数万人之命冒然一掷而不虑其事之所终乎哉！诸葛武侯之表怀帝也，曰：“今南方己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论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义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胜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盖义以民心为主，故孔子以“民之不与”言之，非论力，正沦义也。况当是时：天子已微，自晋失伯以来，天下亦无方伯，与国如宋如卫皆不足与有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齐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邻国，谓因齐民为以力而率与国则为以义，非独迂於论事，抑亦疏於论义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传》之谬。但《传》文不若《论语》醇古，疑记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与《论语》互有详略，足相发明。而孔子之辞亦与《论语》不同，未知孰是。故并存之。
　　【附录】“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篇》）“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篇》）
　　【附录】“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季康子、孟武伯诸问皆在归鲁後
　　以上十一条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归鲁之後无疑。故并附次於请讨陈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盖采《为政篇》文而误以哀公为康子也。又因此文与答樊迟之语相类而误易之，则益舛矣。今不从。
　　△两答“颜渊好学”疑本一事
　　《论语先进篇》亦载答颜渊好学语，而以哀公为季康子，且遗“不迁怒”等三句。孙觉曰：“夫子之对季康子与哀公同，而有略有详：於臣略，於君详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故今止载《雍也篇》文。
　　△辨以黍雪桃之说
　　《家语》载有“哀公赐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时风尚近古，以黍雪桃必无此事。且此亦小事耳，圣人之词简质而气浑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韩非，非所引事初无实录，姑妄言以为说资者；此说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语》亦采之。呜呼，盖亦无有不采者矣！
　　【备览】“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杂记》）
　　【存疑】“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篇》）
　　△辞见孺悲事可疑
　　按：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也；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使悲果能闻歌而悔，则责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责之而竟不知悔，即闻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敛，弟子也，责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责之而已；未有故绝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独《阳货篇》有之。《阳货篇》之文固未可以尽信也。或当日曾有辞孺悲见之事，而传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终
　　△辨梦奠两楹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谦逊之辞而无自圣之意，皆明民义所当为而不言祸福之将至。独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而预决其死於梦兆，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恐出於後人传闻附会之言。故不敢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卒年月日之考定
　　社氏《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余按：杜氏所以如是注者，盖因哀十五年《传》文中有闰月，递推而下，则四月不当有己丑耳；不知《传》虽有此闰月，鲁实无此闰月，己丑正当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列国置闰互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乱，《经传》之文皆差一月，盖《经》本之鲁史，《传》采之周史；鲁於六月置闰，周於十二月始置闰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经》、《传》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与鲁皆不置闰也；《传》於十二月後始书闰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闰也。王猛之居皇也，《经》书於夏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经》书於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经》书於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闰月以前，经之纪事无不先《传》一月，是鲁於六月已置闰也。且以《传》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闰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则十二月当为癸卯朔，而《经》何以书“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则是《传》之闰月即《经》之十有二月，而周、鲁诸闰之不同，众证明白，晓然而无疑矣。哀十二年《传》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是哀公之世，鲁历後天而失一闰之明证也。哀十六年，《续经》书云：“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於卫，卫侯辄来奔。”而《传》乃在十五年之闰月；盖缘鲁失一闰，故卫闰月之事在鲁明年正月，《传》采之卫史，而《续经》所书则鲁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鲁不置闰之明证也。由是言之，《续经》所书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当有己丑，月日皆不误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杜氏偶未深考，但以《传》之日月为据；《经》有与《传》异者，於他国事则以为从告，於鲁事则以为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据《注》而疑《经》也。故今仍从《续经》；周正之夏四月已丑；盖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谱》僭改经文之谬
　　《年谱》云：“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说实本之社氏《左传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长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误，不则月或误耳，故曰“日月必有误”，犹有阙疑之意焉，未尝决以为乙丑也。《年谱》公然僭改《经》文，以己为乙，断以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为言之不确，则人疑己之无所传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无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则作《年谱》者本无所据，而但掇拾注疏诸子之唾馀以成书也，昭昭然矣。《年谱》不知何人所撰，今见於《阙里志》，云出《素王》事纪。然观其中亦似尝有所删节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语》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叹矣夫！
　　△年七十四
　　《史记孔子此家》及杜氏《春秋注》皆谓孔子年七十三，盖皆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从《二传》以为襄公二十一年生，则孔子至是当年七十有四。而《索隐》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则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讠耒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附录】“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戴记儒行篇》云：“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晔，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语夸而复，文浅而放，乃战国之风气，非春秋之语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见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问之也。且玩其语意，乃谓宋人冠章甫，鲁人衣逢掖，孔子随所在国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礼耳；非谓一时兼用之也。後人合以为一，反以为孔子之礼服，误矣。《庄子外篇》亦有与哀公论儒服之事，与此如出一口，盖皆放荡之士疾世儒之拘谨，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为是言以诋之耳；岂得以其托诸孔子，载诸《戴记》，而遂以为实然也哉！今不录。
　　【附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家语》云：“齐有一足之鸟飞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童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余按：五石之陨，六之退，《春秋》为宋志之；《左氏传》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书？《左传》何以不载？自春秋来，大雨水者无虑千计，何以未有一人见商羊乎？孔子之所以圣，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传道於万世，不以小才小艺故也。即以才艺言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则所谓“博学”“多能”云者，亦谓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属，非若《山海经》、《淮南子》之所为也。後之人但闻孔子博学多能，遂误以为搜神志怪之流。然《国语》犹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此则直以诵童谣之故圣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诵之，童子之智胜孔子矣，何不圣童子而圣孔子也？卜偃、师己皆能诵童谣以推未来之事，将皆得为圣人乎？此乃无识之士妄撰以见圣人之博，而不知其以小圣人也。故今不录。说并见後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家语》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於鲁，问於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吾昔之郑，过陈，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实之事荒诞不经，童谣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无此等事，亦并无此等语；而世信之，何耶？童谣之占，自《春秋传》、《国语》始有之，皆附会耳，非实事也。然瞿鹆谣於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句之狱，人固莫之测也。汉、唐以降，此类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属，其文似皆别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於时事。即间有一二斥言者，亦终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亦莫知其为何应也。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以童子为无知而妄言乎，何以历历分明如是？以童子为知之而故言乎，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陈，偶耳，陈而闻此谣，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不闻此谣，不几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此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
　　△辨延射扬觯之说
　　《戴记射义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云云），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云云），盖仅有存者。”余按：《论语》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之教人之不轻绝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乌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点之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此七十子之所难，而乃以责之众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圣人者有几人乎？此必传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语》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数语云：“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观其语乃如今世演剧者之打诨然，鄙哉！有如是之轻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语》但坟一语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并不录。
　　△辨束帛赠程本子之说
　　《韩诗外传》云：“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郯，倾盖而语，终日。顾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赠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见於经传，孔子重之如此，而《论语》、《戴记》中顾无一言称之，何耶？子夏问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先生”，谓父兄也；春秋时亦未闻有以先生称人者。且其所载子路孔子问答之言皆浅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录。
　　△《孝经》非孔子作
　　世多以《孝经》为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按：《孝经》十八篇中多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语，然则是曾子之门人笔之於书耳，非孔子所自为书也。果孔子所自为，岂得称其门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经”也者，後世尊古圣人之书之称，孔子、孟子之时无此语也。自汉以後，始有经名；孔子之不题以经，明矣。藉令孔子之时即有此语，亦止以经名《诗》，以经名《书》与《易》，可矣，不应自名其言以为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圣人之谦也如是，而谓以经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虽莫大於圣人，然圣人之心必不自以为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经》！”其陋三也。然则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补】“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鱼先孔子卒，见於《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称“年五十”者，与颜渊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删伯鱼之年，传信也。说见後《颜渊条》下。
　　△辨孔氏再世出妻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书》云：“观厥刑於二女。”《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古之圣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国与天下者也。孔子之圣不异於舜、文王，何独不能刑其妻，使有大过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而诚服，独其妻不能率孔子之致以自陷於大过，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夫妇之道亦然。若无大过而辄出之，孔子之於夫妇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委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後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史记》之诬且犹无之，後儒何得妄以加圣人乎！至於“道污则从而污”之语，尤大悖於圣贤之旨；“出母”之称，古亦无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後儒过於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然则不但孔子必无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宁过而不信，不敢过而信之以诬圣贤。故今一概不录。说并见後《子思篇》中。
　　【附录】“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
　　△《世家》估鱼之年不足信
　　按此文，则伯鱼之卒在颜子前甚明。《家语》乃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则是伯鱼卒时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二而死，则是颜子卒时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则颜子反先伯鱼而卒，而岂不谬也哉！朱子《或问》云：“有以‘鲤死’之言为夫子之设言；以人情考之，不应如此。”其说是矣。盖“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语》见其然，故撰为“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之语以合之。不知《史记》之年本不足信，强取以附会之，是以劳而卒至於抵捂也。
　　【备览】“伯鱼生，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纪》作“谦，字子顺”）尝为魏相。子慎生鲋，（《世纪》“字於鱼，一字甲”）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孔子世家》）
　　△《世家》孔氏世次尚可信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汉世益近，《世家》所载世次名字或无大误，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记年几何云者，必不能详密如是。孔子、伯鱼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则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删之。
　　○遗型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备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於汉，二百馀年不绝。”（《孔子世家》）
　　△辨将死遗秘书之说
　　《论衡》云：“孔子将死，遗秘书曰：‘不知何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鲁，观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术圣人能之，而非所以为圣人也。然所谓前知者，不过剥复倚伏之理，治乱循环之运，非若後世射覆乌占之术然也。况为秘书以遗後世，欲何为乎？汉人好信谶纬，故其为言如此；其亵圣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参】“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檀弓》）
　　△《檀弓》记弟子丧服疑有误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而出。群居则；出则否。”按既云“而出”，又云“出则否”语殊难解。注以为“朋友相为服”，然与上文意不相贯，疑有缺误。故不录。大抵《檀弓》之文纰缪者多，间有当采录者，亦仅列之存参，志慎也。
　　【附论】“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孔子弟子无三千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备考】“《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汉书艺文志》）
　　△《论语》成於後儒纂辑
　　《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余按：《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赐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间也。
　　△《论语》後五篇之可疑
　　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捂，《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二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後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窃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续入者。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体互异。惜乎後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正之也！呜呼，《孟子》之十一篇，刘歆已合之矣，幸而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遂断然以後四篇为後世之所依仿而之者，决然删而去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赵氏力也。彼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无所分别，何也？及至於宋，传益久，尊益至，则虽以朱子之贤，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然则如赵氏者，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尤可异者，宋复有《孔子集语》，明复有《论语外篇》，若犹以《论语》为未足而益之者。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之文之重复
　　《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故其文有自相复者：《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皆有之；《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皆有之，是也。有复而有详略者：《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复而有异同者：《宪问篇不患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止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此则後人记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详略异同，不足异也。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发，是也。此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後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之文与他书复
　　《论语》之文有与他书复者：“克己复礼，为仁”，告颜渊也；《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问仁也；《春秋传》作“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乃晋胥臣告文公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伪古文尚书》作“为山九忉，功亏一篑”，乃召康公训武王者。“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伯鱼也；《伪古文尚书》作“不学墙面”，乃成王训迪百官者。余按：《春秋传》之文於义皆通，但不如《论语》之条畅自然；盖传闻者异词，疑《论语》为得实。《书》之二语则雕琢裁整，酷类晋、宋间人手笔矣。夫此语本之《论语》则可，若在《论语》前则深属难解：“九仞”岂足言山，所亏宁仅“一篑”；而“墙面”之上下无“犹正”“而立”之文岂复成文义耶！且《克已》、《出门》二章皆答门人之问，述古语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鱼初未尝问，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为无谓；至《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书》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由是言之，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谓信《冠子》而反訾贾谊之《鸟赋》为录人之旧也。
　　【附通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以上并《论语》）
　　△孔子自言
　　按：人之知圣人，不如圣人之自知。其词虽谦，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学者即是而求之，则圣人之真可见。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论赞之前。
　　【附通论】“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卫公孙朝问於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叔孙武叔语大夫於朝曰：‘子贡贤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何患於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以上并论语）
　　△颜渊、子贡论孔子
　　按圣门中知圣人者莫如颜渊、子贡；圣道之尊於世，子贡之功为多。至仪封人未列门墙，能知圣人於一见之间，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非生知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是孔子非生知，乃学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为生知矣。余按；《论语》他章或可指为谦己诲人之语，至《志学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进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逾矩”，历历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学而至，安能凭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门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遗馀力矣，而未有一语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谦逊之意，门弟子必不代孔子谦逊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门弟子皆不言孔子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为生知乎？《记》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与学知劳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圣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为天子者也；学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诸侯，升而为天子者也，舜、禹、汤、武王是也；不得谓生而为天子者尊於升而为天子者也。然则孔子虽学知，於至圣无所损；虽生知，於至圣无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为学知，後儒即姑从孔子而信其为学知，亦似无所害，何故必以孔子为生知乎？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学知利行也。而无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与汤、文王并处於“闻知”之数而尧、舜不与焉，然则孟子之意盖亦以孔子为学知矣。余笃信圣人之言而不敢小有异者，且恐人之皆以圣人为生知而不知学知之为功大也，故附辨於门人论赞之後。
　　【附通论】“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洽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出於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以上并《孟子》）
　　△孟子论孔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圣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终焉。
　　△孔子无见知闻知之人
　　孟子历叙道统之传，自尧、舜至汤、文王皆有“见知”、“闻知”之人；独至孔子，则曰“无有乎尔”，然则孔子之道将无传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谓知也。夫禹、阜陶之知尧、舜也，伊尹、莱朱之知汤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远，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远也。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颜子能见且知而不能传，孟子能知而不能见，是孔子无见知者也。两汉以来，诸儒递相授受，圣人之道藉以不坠；至於唐而有韩子见圣学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圣言之详。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得以知所向往，不迷入於异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则二千馀年间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传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圣人在上，则文播之礼乐；圣人在下，则文诸简编。孔子之文，《六经》备之矣。自秦火以来，残缺失次，儒者穿凿附会，其义之晦而不明者，盖亦不可胜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历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独举《春秋》一书，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绝笔以後，游、夏皆未有所发明；虽有公羊、梁、左氏三子者为之作传，而亦不尽合於圣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谓为“无有”，诚然，非虚语也。
　　△本书宗旨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闻知虽不易得，然识大识小之人皆不可废。余每怪先儒高谈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迹者，以致沿讹踵谬，而人不复知有圣人之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者日读孔手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憾一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又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见之，然则孔子之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贤识小”之义。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几有所采择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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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镐考信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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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卷一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创业，成、康所以守成，幽、厉所以失政，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故统其前後而考之，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三亳、阪、尹。”（《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虽有善政，非贤莫行。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扰民。是以尧惟务举舜，舜惟务举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绩咸熙，地平天成；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卫所，皆古寓兵於农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变为广骑，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苏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尝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曰“犹能令我诵《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难，知之为难。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广交游，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无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汉以来，岂无良法；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务择人，惟期变法，是以其弊终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时，州县皆以民供役，大户往往有破家者。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为免役之法，民出钱而官自召役。历代因之，以为善矣。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鱼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权旁出，狱讼颠倒，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无赖者结以为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其後大户亦多破家。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而令官自督赋，以为善矣。然追呼烦扰，官吏藉以侵渔，闾阎因之凋敝。此无他：得其人则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用彼亦弊，虽岁改而月易之，无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贤者多弃官去；邵尧夫以为不然，曰：“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是则政虽不善，得其人，民犹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书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狱，非轻於视狱也，乃重於用人也；谓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何则？治狱犹用兵也。情伪百出，非可悬揣而遥制也，必亲察之而後知之。庶狱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则择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违而训之？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诉於君，君召其人而亲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广，故违与不违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为乎！一事违而训之，则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违而训之，则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词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故曰庶狱者，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
　　△周多贤才之故
　　贤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气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闲於道义，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而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迁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是以贤才辈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诗》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大雅》）
　　△文王用贤才之法
　　周之贤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故诗人以“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言之。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惟能各当其才，斯能悉举其职。故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此果能悉举其职乎？抑未必然也？读此诗，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辑”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时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贤人弃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则强陵弱，众暴寡者听之，子不孝，弟不共者听之，淫荒无度，侈靡自恣者听之。岂惟听之而已，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荣而干进，隐於畎亩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众，访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非无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广矣，天下之贤多矣，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陈也，布也。用贤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泽也。以此观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贤才用而百姓安，风俗厚而人心固，则亲贤乐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哀公问政，孔子何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备言之矣，况鲁，周公之旧，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无事於别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视为具文，实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举而行之，本非难事，但患无其人耳。无其人，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而复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犹树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蒲芦”者，树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证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节。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信乎，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学”三句，复冠以“子曰”之文。则此数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伪撰《家语》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乃误以为至“择善固执”句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非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之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酌》与《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此何以言“贪人败类”也？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备，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则断不可用。何者？人一动於贪心，则不复顾名义，论是非，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会计仓库，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纳其子，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贪之所致，虽父子亦不顾，复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贪人主选举，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不至者即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贪人主讼狱，则关说至者讼即胜，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万事，莫不皆然。由是，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以求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趋於贪；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咸趋於贪。故曰“贪人败类”，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人心一动於贪，则法语不改，巽言亦不复绎，故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人心一动於贪。则贤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敌讨贼，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关守将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是也。何者？人惟不贪，贪即无所不至也。故唐刘晏理财，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贪也；宋太祖立法尚宽，垂训不得杀士大夫，而犯赃者法无少贷，深知贪之为患大也。历观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贪吏偾事者。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按《国语》称“荣公专利”，而此诗言“贪人败类”，故朱子《诗传》疑贪人为即指荣公。然则厉王之世，皆由委任荣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诗正与《周语》所载互相发明也。
　　【附录】“鹤鸣於九皋，声闻於野。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鱼在於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
　　△《鹤鸣篇》之喻
　　《鹤鸣》一篇纯用比喻，在《风雅》中别为一格。《毛传》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朱传》则以首二句为“言诚不可掩”，次二句为“言理无定在”，树檀三句“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二句“言憎当知其善”：语殊隽妙。然以揆之诗词，考之时事，殊未见确切不易处。馀初未阅毛、郑旧说，但於吟诵之馀玩其词意，似为用人而发。因取毛、郑之说观之，乃知前人之见已有如是者。虽其说尚有未尽合者，要之谓为“求贤”，於文义为得之。盖此诗首二句言贤人不难知：“鹤鸣九皋”，以喻贤人处於草莽；“声闻於野”，以喻才德出众，人皆知之。《毛传》所谓“身隐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贤人不难得：“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以喻贤人随地有之，固有遁於空谷者，亦有隐於下位者。“树檀”，以喻旧臣有功德者；“”“谷”，以喻旧臣之子若孙。檀虽佳树，而其下不保无与谷，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贤，能继其祖父之遗德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贤材，不当轻弃之也。《笺》以“他山”为“喻异国”，亦通。盖周自中叶以後，卿大夫多世为之；其见於《经传》者，若尹氏、皇父、家伯、荣夷公、虢石父之属，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过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则人材之遗弃者多矣。且世族岂能皆贤。大抵人情涉历艰难则其识日开，坐享富贵则其心易荡。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世族中之贤者能几人哉！故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深知夫世禄子孙之多不达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禄养交，甚至有以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习成风，以承顺为时，以逢迎为得计。虽有方正之士，然以其戆直也，莫肯举之，而亦莫能容之。岂知圣君贤相亦未尝不赖有戆直之人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石虽粗也，而玉之温润者转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朴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与诗之词意相合，而於时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学人咀嚼。且与此後数篇正相表里。《祈父》，檀下也。《白驹》之“伊人”，石在山，鱼在渊者也。“絷之维之”，声己闻於野矣。即“转於恤”之“爪牙”，亦未必非鱼之在渚者。但能举而用之，则“晨门”“荷篑”皆得效王官之职，庶政毕举，闾阎富而风俗醇，之异邦者自不复咏“黄鸟”，依昏姻者亦不复叹“采{艹遂}”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於恤，靡所止居？祈父，不聪？胡转予於恤，有母之尸饔？”（《诗小雅》）
　　△《祈父篇》与将士之困
　　“爪牙”，《传》以为军士。“转於恤”，《传》以为久役。吕氏引勾践、信陵事，以为独子当免征役，故以之责司马。余按：诗人既自以为王之爪牙，又以独子为词以求免役，於理殊属难通。郑氏以为宿卫之士，不当从军者，较为近理。然王事多难，义不当自顾其私；而敌王所忾，亦不得谓“转於恤”也。细玩其词，似所谓“爪牙”者即曲长屯将之属，所谓“转於恤”者乃削贫困之意。盖周道既衰，大臣养尊处优，多失之於贪惰。贪则惟事削，惰则不知顾恤，以致将士贫困，不能自给，故以此责司马之不聪耳。嗟夫，自贪人败类以来，大臣之贤者渐少而持禄养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牙之士可以御侮者亦使之转於恤，无怪乎王室之不复振也！旧说以此为宣王时诗。当宣王之初，召公辅政，周室中兴，不当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说已详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同上）
　　△《白驹篇》与贤人之去
　　此篇，惜贤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诗也。贤人何以去也？盖自周道渐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贤才罕有登显位者，然即下僚亦稀进用。何者？人之贪爵禄者多工於钻营，人之有学守者多拙於进取；而大臣皆世禄子弟，席丰履厚，自二三贤臣外，罕有以报国安民为事者，不过贪贿赂，喜容悦而已。贪贿赂则馈遗者升，喜容悦则柔媚者进；虽王之爪牙犹使之转於恤，何有於草泽之逸贤，而尚肯访而求之，举而用之乎！即幸而用矣，而时方尚逢迎，贤人亦不能为；是以翩然而去，虽欲絷维以永朝夕，而白驹已入於空谷也。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诗也。
　　【附录】“黄鸟，黄鸟，无集於，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同上）
　　【附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同上）
　　△幽王亡国与当时风俗
　　吾少读《书传》，至周、宣、幽之际而不能无疑也。宣王中兴之主，西攘诸戎，南却淮夷、荆楚，诸侯复宗周；宣王崩，幽王立，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来，熟玩《小雅》诸篇而後知其故也。盖国家之所以久，不在声灵之赫耀，而在人心风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赖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抚字而整饬之。周衰以来，贤才罕得进用，白驹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则闾阎失所，风俗日敝。是以《白驹》之後，继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喻为土人所陵藉，与《硕鼠》之“食黍”意同；“采{艹遂}”、“采{艹}”，言贫无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给也。毛、郑以为夫弃其妻者，非是。《朱傅》之说得之。盖惟闾阎失所则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转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风俗日敝则民不相顾恤，是以虽他邦亦莫我谷，虽昏姻亦不我畜也。故虽《车攻》之会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规摸，而里巷之间，民贫俗漓，已无蒂固根深之势。所幸朝无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复振。无怪乎十有馀年而遂有骊山之变也！
　　“蟊贼内讧，昏靡共，溃溃回，实靖夷我邦。”（《诗大雅》）
　　“彼疏斯卑，胡不自替？职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国与其用人
　　幽王何以有骊山之变也？曰：宠褒姒也。固也；卫灵之无道不亚於周幽，南子之淫乱亦未必减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国而无患也？孔子尝言之矣，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然则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当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属，《十月》一诗言之详矣，《正录》中亦已载之矣。要其蠹国害民之实，则莫如《召篇》中“蟊贼”等语为最得其情，何者？“”，暗昧也。“”，谗谮也。“溃溃”，之状也。“回”，之由也。“溃溃”，则万事不理，惟其左右亲近之所欲为而莫之禁。“回”，则嫉贤恶异，有直道而行，不与为党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如是，是蟊贼而已矣。蟊贼者，害苗之虫也。“靖”，安也。“夷”，平也。国之有民也，犹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贼去而後禾得遂其长；民之蟊贼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蟊贼，民亦何辜而罹此惨酷乎！“疏卑”，旧说以疏为粝，以卑为精；粟米之法，粝十卑九，故疏以喻小人，卑以喻君子。夫粝固粗矣，十而减一，岂得遂谓之精；且上文兼称疏卑，下文“胡不自替”专承疏而言，於文义亦不合。“职兄斯引”，旧说以为“使我心为此故怆引长”，亦似与上文意未甚融洽。盖疏卑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无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喜逢迎，贪贿赂，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忧乐惟在亲民之官，《立政》所谓“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则所用之人皆庸碌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则卑，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厉王始用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复安；及末年而《祈父》、《白驹》之诗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忄佥邪，无怪乎其“饥馑流亡”而“日蹙国百里”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々佩遂，不以其长。”（《诗小雅》）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扌求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同上）
　　△《大东篇》之“私人之子”
　　此篇前言东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其空”，贫也。三章“哀我惮人”，劳也。东人之子贫且劳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罴为袭，其情固难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试，此何故哉？盖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缘，是以执政大臣爱之，拔擢其子，皆得滥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纳取财贿耳；知夸即乡里耳。何以忠君报国？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众，彼不知也。酒不以为浆，遂不以为长，言其侈也。“载施之行”，“不可以簸扬，挹酒浆”，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贪莫甚焉。“载翕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无厌也。盖惟其得财也易，故其用财也侈，竭东人终岁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欢；惟其贪侈而不事事，是以东人至於贫且劳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俭，衰世之俗多奢。《风》，周之所以王也，则首之以《七月》。《唐风》，晋之所以霸也，则冠之以《蟋蟀》。今《大东》一诗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奸人富则良民必贫，丰年耽於逸乐则荒岁必无以自赡，是以《召》之诗，癫以饥馑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犹是文、武之民也，法犹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栉”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者，至此日而“哀我惮人”也？昔日之狐狸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罴止足为舟人裘也？无他，得人与不得人之异耳。昔日之“立民长伯”者无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见”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试”者则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读《诗》者比而观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见矣。
　　△本考作意
　　《三代考信录》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虚实真伪，使圣王之事不至为传记所诬，未及详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详考，固已；若周，则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复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书》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诗较多！故今采之以补《尚书》之缺。传记之文有互相发明者，亦取而载之。综而观之，庶足以见其初终得失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续考
　　△《续考》序意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详矣。然未尽也。治国之务，莫要於开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抚有四方，虽天之聪明，其势不能尽知，故以明目达聪为先务也。然非但人主然也；虽大臣，虽群臣，虽一县一邑之长，其才岂能靡不长，其事岂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则政皆无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惟欲“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为智而不能受人言，则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转其意，甚至听谗而妄害贤人者有之；况於其政尚可问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复附列之。
　　气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张为幻。”（《书无逸》）
　　△《无逸篇》末章义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谏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谓“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独言“古之人”者，古人风俗淳厚，以此为常事，不必贤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进，耳目日广，下情无不上达，不但政事之无缺也，虽奸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无隙可乘，不复敢张为幻；非谓为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
　　按：《无逸》一篇乃戒人主逸乐之意，篇末何故继之以此？盖君道以用人为要，其次即听言，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乐，则群臣相竞於逢君，而忠言多苦於逆耳，故复继之以此，亦无逸之馀意也。
　　【补】“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於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左传》襄公四年）
　　△“宫箴王阙”
　　按：《传》称“命百官，官箴王阙”，则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晋侯好田而魏绛述之，故遂传於後耳。举一隅以三隅反，则群臣之箴皆当类是。周公所谓“胥训告，胥教诲”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阙？所谓“箴王阙”者，乃不待王有阙而预箴之，所谓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复有阙！王犹如此，则群臣之皆能受谏纳诲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长也。
　　△辛甲时代
　　《杜注》以辛甲为武王臣。即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小雅》）
　　“先先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同上）
　　△《鹿鸣》、《皇华》舆“胥训告”
　　此所谓“胥训告”云云也。嘉宾在坐，鼓吹以娱之，承筐以进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闻善言之心可谓切矣。《皇华》之征夫，驰驱道上，困顿之不暇，而犹事“周爰咨诹”，抑何其虚衷若谷也！即此二诗观之，可知当时风气犹以听纳忠言为事；盖距成、康之世尚不甚远也。
　　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询访若此，然则周公所谓“古之人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者，非专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大夫皆不敢自谓贤，而孜孜焉惟欲访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见一斑。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诗大雅》）
　　△《板篇》之“笑”
　　周道渐衰，风气日变，卿士大夫莫不自以为智，自以为贤，虽有一二人尚知训告者，而其人且付之一笑。“同僚”之言犹不肯听，况於“刍荛”！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营营青蝇，止於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於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诗小雅》）
　　△《青蝇篇》之“谗言”
　　此所谓“张为幻”也。闻训告而厌之，则闻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谗言日盛也。“四国交乱”，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诗小雅》）
　　△《正月篇》之“讹言”
　　旧说，以“讹言”为谗言。然谗言不当属之民，上文“谓山”两句亦无着落，当指民间谤ゥ而言。“惩”，戒也。盖政事失则百姓困，百姓困则谤ゥ兴，虽不必其悉实（是以谓之“讹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谓之为山，容有卑而过称之者，然必高於平地；为冈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惩也？无他，卿士大夫皆自以为贤智故尔。自谓贤智，则虽“召故老，讯占梦”，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贾祸，不过“具曰予圣”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训告云云者，不可得矣。“乌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同上）
　　△《巧言篇》之“信谗”
　　谗言何以能使人信也？盖有巧术存焉，其始为无心，微示其意，使听之者涵之於心；渐而增之累之，听之者遂信以为实。故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向使其谮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伪，其实邪，则致之罪，──孟子所谓“见不可焉，然後去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者也──其诬邪，则治言者之罪，此後谁复敢张为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也。如非大过，则宁置之不问。虽有贤人，不保无一二事之小失，况於形迹疑似之间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过”也。如是，则守正之士皆尽心於国而不佥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
　　《正月》之五章与《板》之三章义同。《巧言》此章与《青蝇》诗义同。但一在厉王时，一在幽王时耳。《诗》中此类言语甚多，不可悉载。姑载四章，以见大凡。
　　【附录】“郑人游於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佐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与周公
　　欲人之议执政，即“胥训告”之意。子产此事，诚为政之要图。是以韩子为之作颂曰：“乡校不毁，郑国以理”也。此虽春秋时事，然足以发明周公之意，故附录之於此。
　　△两考与《正录》
　　《立政》、《无逸》两篇，乃周致治之要。《正录》由虽已论之，然其蕴未尽，故复有《周政通考》以畅《立政》之旨。而《无逸》篇末三章犹未之论及，故今复为《续考》以补之。但祭公《祈招》之诗，卫巫监谤之事，己详於《正录》中，故今但取诗词著之。
　　●卷二
　　○周室封建汇考
　　周之制度，《仪礼》、《周宫》所载，《正录》已辩之矣。封建职官之制，前篇亦详之矣。然尚有无所附丽而未及之者，故复缀以此篇。
　　【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说之非
　　《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诸伯方三百里；诸子方二百里；诸男方百里。”说者遂谓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未足为据。余按：《论语》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霞惊百里，不丧匕鬯。”《传》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经》、《传》皆以百里为侯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战国以後人所撰，故不知而妄为之说耳。说并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之封非一时事
　　按：周之封同姓，成专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於武王世，鲁与晋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而姬姓之国至於四十，晋、韩、邢、茅必在其内，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见其非一时之事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後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於难则振救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封同姓非蕃卫子孙计
　　自富辰称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及汉兴，大封同姓，刑白马而盟，约非刘氏不王，由是後之论者咸谓周之封建皆为蕃卫子孙之计；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贻谋之善也。以余考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旧臣。汤虽崛起一方，而其贤臣多在异姓，故孟子曰：“汤立贤无方。”周则贤多出於懿亲。其於传记可考者，同姓则召公，近属则二虢，诸弟则周公、康叔、毕公、毛公。贤在亲则封在亲，故曰“选建明德”。其“亲亲”也，即“贤贤”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汤虽起自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开基，而大伯、虞仲以长让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後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盖不以祖父之禄私一身，非以天禄而独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亲戚，岂但为蕃卫子孙计哉！且周亦非独封其亲戚也。《记》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则同姓之封初不先於异姓，盖亦未必遂多於异姓也，特其後嗣有盛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遗於亲戚，非专择於亲戚而封之也，明矣。论者但见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圣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郑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国而但言其封亲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不过以晋为王母弟，故专言之；岂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应、韩之庶弟乎！嗟夫，圣人之心，其湮没於不善读书之人者岂可胜道哉！故今录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别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绍封，而取成专、富辰、祝它、王子朝之言汇列於首，庶学者参伍求之而有以识圣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论周之封建。
　　【补】“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备览】“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史记周本纪》）
　　△辨未下车而封国之说
　　《乐记》云：“武王克商，未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帝尧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未下车，命封黄帝之後於铸，帝尧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陈；下车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余按：此二书所载，与《史记》国名互异，古书散轶，不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车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国，灭一国始封一国；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国，大典也，当先寻求其後，然後备礼而命之於庙中，又岂车中所能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属之克殷日也。盖此文特作者形容之词，正如《春秋传》所云“楚子伐宋，屦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极言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记》之文於备览。
　　右先代後裔之封。
　　【补】“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於河。”（《左传》成公十一年）
　　【补】“太公之封於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孟子》）
　　【备览】“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辨太公争营丘之说
　　《史记》此文下云：“太公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余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齐，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莱人安能与争！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故不录。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书康诰》）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纟青{艹伐}、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於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引《蔡沈传》辨周公称成王命封卫之说
　　《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伪孔传》因之，释“孟侯”三句云：“周公称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书传》驳之。今录於左。
　　【蔡九峰《康诰篇序传》】“《书序》以《康诰》为成王之书。今详本篇，康叔於成王为叔父，成王不应以‘弟’称之。说者谓‘周公以成王命诰，故曰弟’。然既谓之‘王若曰’，则为成王之言，周以公何遽自以弟称之也？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无一语以及武王，何邪？说者又谓‘寡兄勖’为称武王，尤为非义。‘寡兄’云者，自谦之词，寡德之称。苟语他人，犹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语，周公安得以武王为寡兄而告其弟乎！特序《书》者不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遂因误为成王之书。是知《书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诰》、《酒诰》、《梓材》篇次当在《金》之前。”
　　余按：《经》文明称“王若曰，朕其弟”其为武王诰之无疑。《蔡传》之说是也。分器锡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则断断在武王之世矣。故今从《蔡传》，列之武王之世，封鲁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尚恐未然。盖不知何篇之简，而其篇已逸耳。说并见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两条下。
　　【附录】“曹叔振铎，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怔也。’”（并《左传》）
　　按：“文昭”惟封卫见於《经》、《传》；曹、滕、成阝、霍诸国皆无可考。以此推之，可矣。右“文昭”之封。以上并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於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鲁颂》）
　　【补】“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孟子》）
　　“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职事於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鲁、燕之封在成王世
　　《史记周本纪》云：“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是谓燕、鲁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为弟，於成王为叔父，而《诗》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则是封鲁者成王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奄始灭，而《传》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则是封鲁者成王时事也。盖周初之制，亲戚功臣之受禄，内外皆有之。周、召、毕、郇在畿内者也；齐、卫、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内外分重轻也。周公既受禄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鲁！至成王之世，周公内辅政事，外定商、奄，制礼乐，靖四方，成王以为周公功大，无以为报，故别封伯禽於鲁而使其次子袭畿内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为例，而别封於燕耳。周衰，王室东迁，内诸侯渐微而外诸侯之势盛，由是後人不复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当在蔡、卫、曹、滕之後，遂以为武王之世，齐、鲁同时而封，误矣。故今载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别封。
　　【补】“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左传》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定公四年）
　　△引柳宗元文辨桐叶封唐之说
　　《吕氏春秋》、《说苑》并云：“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翦桐叶以为，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成王曰：‘与虞戏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晋。”《史记》所载略同，惟以为史佚事。唐柳子厚尝辨之。今录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叶封弟辨》】“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於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余按：邑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长矣，（说兄《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不得以唐叔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国大典为儿戏也。柳子之辨详矣。独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则是犹以此事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为耳。史佚亦贤臣，讵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岂容不谏而听之乎！此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而取柳子末数语删之。
　　右“武穆”之封。
　　【补】“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
　　△《伪书蔡仲之命》
　　《伪尚书》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传》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词亦缀辑前人语言以成篇者。
　　故今但载《左传》原文。
　　右绍封。以上并成王世。
　　【补】“天於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孟子》）
　　△周代巡狩年数
　　《周官》称“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国。”《伪尚书》采其说，遂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於四岳。”余按：周时巡狩年数，《经传》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云：“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群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氏注云：“征谓巡守征行”，则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载一巡狩，周乃改为十有二年，亦未免失之於疏阔。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略，事难详考；传记各记所闻，互有同异，皆不足以为据。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记巡狩朝觐之大略；至於年数多寡，缺之不失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同上）
　　△周之弱不因封建
　　自汉以来，说者多谓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诸侯，庆之让之，贬之削之，莫敢违王命者，是其予夺之权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岂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东迁，王室微弱，号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东迁以後，自诸侯出者也。岂得见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晋文、襄之世，进退臣僚皆惟君命是听；顷、定以後六卿专政，公室始卑。鲁僖、文之世，权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岂得谓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厉淫暴，犬戎内侵，骊山之变，畿甸尽没於戎，使其时无诸侯，则天下皆骚动，非胜、广起於闾左，则刘、石兴自塞外，虽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国见於《经》、《传》者不过蓟、祝、陈、杞、苏、檀、齐、宋诸国，及兄弟之国十有五，同姓之国四十而已；其馀皆夏、商之旧国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数百馀国岂不能据地自雄者！若尽取而灭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尽殄绝其祀而後已，是岂圣人之心也哉！大抵汉、唐文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时势，其所关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觐巡狩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时，其经制亦不能专系於一代，故不以载於《正录》而别述此篇，统纪其制而分类以记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职官附考
　　周之官制，《诗》、《书》皆未详言。《周官》一书亦多附会。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载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卿与大夫
　　按：《春秋》於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称为卿以别於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後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子》此文为近是。
　　△乡官之不可废
　　三代之所以异於两汉者何在乎？两汉之所以异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盖非一端，而设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制》虽皆出於後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之失，当日官制不可详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诸侯之国大者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数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无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赏之，一人有恶，得以罚之；是以豪猾无所用其武断，吏胥无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则不足於养，野人多而君子少则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数以设官，而不肯惜小费以致废大事也。两汉则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属耳；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犹有秩有禄，选其贤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强从事。以故其治尚为近古，风俗尚多浑厚。至隋，尽废乡官，一县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时承南北朝之汉，久乱之馀，户口稀少，犹之可也。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宁、元丰以後，户口之盛尤远过於前代，岂此数人者之所能遍理！无怪乎百姓之争日多而吏胥之权日重也！
　　【附论】“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中庸》）
　　△“官盛任使”
　　官何以当盛也？所以优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绩也。何者？一国之政多矣，非数十人所能遍理；设官少则势不能兼顾，非惟政事之多废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权，仆从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宫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设一官，则人有馀力而事有专责。有一官即择一人，则人知自爱而事无不举。为大臣者但能课其勤惰而总其成，而庶绩自咸熙矣。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孟子班爵禄章》不必拘
　　按：大国地方百里，倍次国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倍小国也。而小国之君十卿禄，以田计之，当食一万六千亩（以下食田亩数并见《集注》中所引徐氏说）。次国食二万四千亩，多於小国者仅三之一。大国食三万二千亩，多於次国者仅四之一。大国之田将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犹士之有上中下耳。大夫与士，则名分判然隔绝。而卿禄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禄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窃谓读此章者但当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细数；孟子固曰“其详不可得闻也”。然则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尝考春秋以前诸侯之国，大约分为九区：内一区为乡遂，以为君禄；外八区为都鄙，以为大夫士之禄。犹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犹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而中为公田也。然则大国之君禄当倍次国，次国当倍小国；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国小臣数多，则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小臣数少，则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大国次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禄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详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仅倍大夫，况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盖春秋之世卿权益重，卿禄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说。其实皆当以渐而杀，非独卿与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倍为率；虽有增减，要不甚多。於此见先王之不以天禄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衰，典籍散轶，後人虽有纂述而揣度附会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犹存，尚可得其大概。馀已详《经界考》中，兹不悉赘。
　　【附论】“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中庸》）
　　△重禄之效
　　禄何以当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责群臣也。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资以养其父母妻子也。位益尊则所费益广。禄不足以赡之，惟贤而有守者乃能洁己而安贫耳。若其守少不坚，则必有聚敛於百姓以自奉，侵蚀於国帑以自肥者；无怪乎民日困而国日贫也！故善治国者必与士以重禄，使无内顾之忧，交谪之患，则少知自爱者皆耻为聚敛之臣，耻为盗臣矣。而又择其贤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妇子宁者乎！有不仓廪实而府库充者乎！故骤观之若费而细察之实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录】“管子於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齐语》）
　　【附录】“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同上）
　　△《管子》乡官之制
　　此所谓乡官也；与前所载《孟子》“六等”之文互相发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敷十家而即为之“长”，数百家而即为之“帅”，则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难治，吏胥无所投其隙，奸豪无所肆其暴，诚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远，先王之制犹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齐国，所以能霸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务省费，省费则必省官；日减日少，遂至於数万户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贤令长，亦不能以遍理；况贤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则置民事於不问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横行；赋敛狱讼何一非吏胥操其权，倡赌盗贼何一非吏胥为之主！吏胥富，而闾阎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问，则强陵弱，众暴寡，良民日困，非凶悍无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间相率习为豪强，争斗以自保其身家。无怪乎民日贫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轻视桓、文，羞言管仲；吾独以为不然。姑无论其他，唐、宋以来，名臣贤相史不绝书，有复古乡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则管仲未可轻也。惟汉诸葛武侯尝自比於管、乐，其後相业果为秦、汉以来第一人。亦何必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异於王者，惟在假仁义以服人。其实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远，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汉、唐以後，王政存者宁有几乎！若之何轻视桓、文也！《国语》之文虽难尽信，然此文於理与时势皆得之，必非妄者。观此，犹足见三代之遗制。故并录之。
　　【存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篇》）
　　△千室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晋文公在齐有马二十乘，齐陈文子有马十乘；则百乘，家之最大者矣。圣人以千室百乘相对为言，然则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寻常之邑不过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尽其职。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彦，圣人始以千室许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数万户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乌可得乎！
　　【存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为小，则邑之大者当亦不多也。此虽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则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观此言，犹可想见当时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乡官
　　乡官之制，乃三代圣人之大经大法，必不可废者。亦非但乡官也，百里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无废事。而後世皆举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虽属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乡官，直举而措之耳？不知何以无人计及此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遗迹补考
　　石鼓：
　　△引汪师韩文辨石鼓
　　岐阳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诗。唐韩退之以为周宣王时所作。宋欧阳永叔云：“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文》。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况传记不载，不知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二君”谓韦与韩；韦诗详後汪上溯《石鼓说》中）其论当矣。而张氵昊《谷杂纪》则云：“石鼓经秦涉汉，其亦久矣。其间岂无好事者称道之；历时之久，书传不存，後人不知耳。苏勖《载记》云：‘石鼓，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唐章怀太子注《後汉书》云：‘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以二书言之，则安知秦、汉间无称道之者”。则又以韩公之说为是，欧公之疑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说》辨之颇详。今载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说》】“石鼓在陈仓野中，隋以前无所见闻。唐贞观中，苏勖始纪其事。郑馀庆徙置凤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全。至徽宗大观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钦宗靖康末，金人辇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抚家。其家後改大兴府学。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庆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时宰，以大车十乘载於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各五鼓。按：韦苏州诗谓是文王时鼓（今本亦作宣王，无文王字），宣王时刻；韩文公直称宣王时作。逮宋程泰之，以《左传》昭公四年，椒举云‘成有岐阳之’，指是成王。欧阳公《集古录》乃有三疑。而郑夹氵祭以秦权秦斤证之，指为秦刻。沿及金源，元遗山《中州集》云：‘荏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传。郑、马二说，後人讥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窃叹马氏有卓识矣。所惜其文未见，曾不知其定为後周何时耳（此下节删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礼》，诰法《周书》，则诗袭《雅》、《颂》之文诚无足异。但史称‘周武帝崇尚俭朴，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猎岂肯夸耀其车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ど抚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获二白鹿以献；诏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无字），其称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两言鹿者，合之则鹿字凡六见焉。有曰‘我鹿允异’，岂非瑞应意乎！文内‘与鲤’、‘杨柳’、‘灵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称‘天子’又称‘嗣王’者，宣帝穷奢极丽，车旗章服俱倍数前王，此词当是大象元二年间，天台侍从之臣追纪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称武帝，以‘嗣王’称宣帝──而宣帝每自称为‘天’，则当时又未必称以‘嗣王’也。文盖以‘天子’称宣帝，以‘嗣王’称静帝。虽宣帝於即位之始即传位皇太子衍，顾不称太上皇而自称天元皇帝，是以文内‘天子’‘嗣王’连言之，犹之《周书宣帝纪》内‘帝’与‘皇帝’连及也。静帝即位仅七岁，其三年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禅位於隋。其时石鼓甫成，应即委弃。而篆文人识者少。唐贤徒见‘车攻’‘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润色文章耳。其词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鉴察者；正不必依傍韩、苏，笃侩而不敢议也。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传，与余言一证其同异哉！”
　　余按：石鼓所刻诗词不载宣王一事，亦无宣王时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决知其为宣王？自东周以後，下迄於隋，书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时物，必为世所宝贵，称道者当不知几许，何以称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称乎？汉都长安，距岐为近。班固，扶风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应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苏勖与章怀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证唐，何足为据！自苏勖至韩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书传所载，称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馀年，而反无一言之见於书传。然则此鼓之在汉、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欧阳子之疑是而氵昊之言非矣。是故韩、韦谓为宣王，苏子瞻“想当然”之说也；张氵昊言安知秦、汉无称道之者，秦桧“莫须有”之狱也。以“想当然”、“莫须有”折天下之狱，则狱靡不冤。以“想当然”“莫须有”断古书古物之真伪，则书与物靡不失实。然则即谓此鼓为尧、舜时所作，谓夏、商之时书传不存，安知无称道者，亦谁能穷其诬哉！汪公之辨详矣。此鼓果为宇文氏之物，余虽未尝详考，然断非周物则较然也。
　　又按：《谷杂纪》以为成王时物者乃韩元吉，而上湖以为程泰之；以为秦时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为郑夹氵祭；所引互异。盖韩、程皆尝谓为成王，任、郑皆尝指为秦刻，论者各据所见之书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为异也。
　　里城：
　　△引《封演记》辨里城
　　汤阴城北有文王演易台，其地高於旁者丈馀，即唐人所称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颓，惟高原存焉，故人以台呼之。唐《封氏闻见记》尝辨其妄。今录於左。
　　【《封氏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馀步；其中平实，高於城外丈馀。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家，以为保固耳。”
　　余按：汤阴之西为林县，其北为安阳，又北为磁州。距馀乡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馀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垒石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颓，或半颓。余数往来於诸县间，问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乱之所。然则汤阴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盖筑城自保，势须据险，以高临下，有山则据山，无山则筑平地使高，筑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无足异者。但临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见，见亦不为意。而汤阴之台东逼驿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里之事附会之耳。余又尝居开州，即唐顿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汤阴此台者不下数十，盖即封氏所谓“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颓，土人呼为“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盖以大得此名），韩信骨堆（盖“韩姓”之讹。）其村农相传云：“项羽与韩信相拒於此地，以筑骨堆大者为胜。”夫羽与信固未尝战於此，即至此亦岂有馀暇，筑台较其胜负乎！里之城，当亦类是。里巷流传之语固不可据以为实也。呜呼，汤阴有演《易》之台，则陈州亦当有修《春秋》之阁矣；涿州有张飞井，赵州有鲁班桥；甚矣邪说之入人深而不学无术者多喜事也！
　　△古迹相因而生
　　按：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後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备考】“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周本纪》）
　　【备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皇览》）
　　【备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周陵之误指
　　按此诸说，则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长安之西南也。自唐以前，无异说者。至宋乾德四年，诏给守陵五户，春秋奉祀，始以咸阳县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为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误八百馀年。前人辨之详矣。今不复赘；但取《史记》诸家之言载之，以备後人考证云尔。
　　古物，古迹，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伪乱真，或附会舛误，而人遂信以为实，其所关亦不细。故亦补而辨之。
　　●卷三
　　○周制度杂考
　　△“子”为未成诸侯之称
　　《春秋》所书列国之君，多有称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称为“滕子”“杞子”（《春秋中，无“侯”“伯”兼称者；惟杞、薛尝一称为“侯”。然桓三年“公会杞侯於成阝”，据《公羊》乃“会纪侯”，二家文误。则隐十一年“薛侯来朝”，恐亦是文误耳）。说者谓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称子者，或以为时王所黜，或以为圣人所贬也。余按：列国之爵受之先王，传之先君；周道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贬之！若可以贬其爵，则亦可以进其爵；何以不闻有子而进称为公，进称为侯伯者？侯伯可贬，公亦可贬；既可贬为子，亦可贬为男；又何以不闻有公而贬为侯伯，侯伯而贬为男者乎？由是言之，谓为时王所黜，圣人所贬，恐皆未必然也。余尝细考《经》、《传》之文，“子”之为称乃未成乎诸侯之名，与伯及男不同义也。故有天子之卿而称子者，《尚书》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单子、刘子，是也。有诸侯在丧，未即位而称子者，葵丘之称宋子，温之称陈子，是也。有抚有一国，未成为君而称子者，叔武之称卫子，子仪之称郑子，是也。皆不成之为诸侯也。若其国而夷也，则亦称之为子，吴、楚、邾、莒、徐、沈、郯、潞之属是也。此盖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既杂於夷，则亦概以子称之。故《国语》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则吴本伯爵也。滕、杞之称为子，当亦如是。故《传》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又曰：“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非贬之黜之，盖略之而等之诸夷也。犹後世之於僭国，皆称之为“魏主”“吴主”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为四？公侯伯既各为一等矣，何以子男独同为一等乎？盖子也者，未成乎诸侯之称也；既未成为诸侯，则其班当随乎其最卑者，是以与男同一位也。说者不加细考，误以子与公侯伯为一例，遂谓贬黜其爵为子，则宋、卫、陈、郑之称子又何说焉？且非但国君有子之称也，其後大夫士亦称之。盖春秋之初，卿尚罕有称子者。间一有之（如卫石子、齐高子之类），亦但以为称，不以为谥也（若鲁共仲、成季、齐管敬仲、卫石骀仲之属，谥皆称以字；惟晋栾共叔，《国语》作栾共子，盖後人所追称）。卫自甯庄子、石祁子，始连谥称为子；晋自赵成子、栾贞子以後，鲁自季文子、孟献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系於谥矣。大夫虽尚未谥以子（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类），然相称亦以子，若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类是也。至春秋、战国间而子遂为通称。凡有名於时者，虽布衣之士率称为子，若庄子、惠子、鬼谷子之类是也。故《论语》颜渊之贤，子路之长，皆不称子（至孟子时，颜渊始称为子）；闵子骞、冉有间一称子；而曾子、有子则皆称以子。虽其门人所记，亦其时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时，则高、夷、徐、陈、公都之属莫不称子矣。然则子也者，本未成乎诸侯者之称，渐而卿称之，渐而大夫称之，又渐而布衣之士亦称之者也。犹之乎“君”本国君之称，渐而卿大夫亦称君（《仪礼》，公士大夫皆称为君），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称为君也。说者不考称子之由，故其释“君子”也，以为有位者谓之君，有德者谓之子。岂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诗》之“君子至止”“君子来朝”皆称诣侯之词），而後世以称有德者耳。犹称大德者为“大人”，不肖者为“小人”也（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罢云，“吾侪小人”，──冉有云，“小人何知”，皆以位言）。不详究其始末而但揣度附会以为说，以君与子分属之位与德，失之远矣！
　　△谥法由渐而起
　　《逸周书》中有《谥法篇》，传《史记》者取而冠之简端。其文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於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谥法之所为制，意必将以劝善而惩恶也。善者谥以善，恶者谥以恶，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然後人知所以劝惩。今此篇中，经纬天地曰“文”，锡民爵位亦曰“文”，圣闻周达曰“昭”，容仪恭美亦曰“昭”；使睿圣之君与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为劝。至於克定祸乱曰“武”，夸志多穷亦谓之“武”；乱而不损曰“灵”，死而志成亦谓之“灵”；美恶同词，圣狂一例，褒贬之义无存，劝惩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谥法，欲何为乎？“帝”也，“王”也，“公”“侯”之与“君”也，长民者之称，非谥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钦”“明”者，史臣赞尧之词；“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成专引而释之，以见文王（《诗》本言王季，专以为文王）之德然耳；岂得皆谓之谥！齐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盖沿商以干名为号者；今乃以“丁”为谥。然则“乙”“癸”亦当为谥，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爱”、“夸”、“惑”之类，春秋时从未有以之为谥者。则此篇为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谥法，必先分别夫应谥之人，或通行於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卫康叔之後五世无谥；齐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铎皆四世无谥。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无谥。周公子伯禽亦无谥。晋唐叔子燮，父子皆无谥。周果制为谥法，何以诸国之君皆无谥乎？盖谥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渐而起者。上古人情质朴，有名而已；其後渐尚文而有号焉。至汤拨乱反治，子孙追称之为“武王”，而谥於是乎始。然而子孙卿士未有敢拟之者。周之二王谥为文、武，盖亦仿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谥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仿而行之。犹之乎商有三宗，西汉亦有三宗，至後汉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无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没也，成王特赐之谥。召公历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谥之。然皆以为特典，非以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诸侯谥者寥寥。数世之後，俗弥尚文，遂无有不谧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拟也。至周东迁以後，而卿大夫始渐有谥。尝以《春秋传》考之，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国语》有韩定伯）；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则是亦以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谥为常；先、三以罪诛，乃无谥。降於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谥矣。鲁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鹅、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靡不谥者。郑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亦有谥。惟宋大夫始终无谥。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齐，彼此互异若是？然则谥之由渐而起，彰彰明矣。即“灵”“厉”之属，其初亦非恶谥而子孙臣庶公然加之也。盖贤者既奉以嘉名，而不贤者无可推崇，则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谥之。《书》云：“灵承於旅。”《诗》云：“濯濯厥灵。”《论语》云：“子温而厉。”又云：“君子，听其言也厉。”灵与厉何尝即为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谥暴主，而其後遂以为辱耳。犹之乎周有恭王，鲁有恭公，汉有顺帝，未尝不为美名；而自南北朝来，宋有顺帝，周与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顺为忌讳也。《周书》之作盖在战国、秦、汉之间，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复杂取传记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戎狄与蛮夷之不同
　　《戴记曲礼篇》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王制篇》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明堂位》篇亦云：“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皆以蛮夷戎狄分属四方。後世说者沿而不察，皆以为然。余按：《禹贡梁州章》云：“和夷续。”《绵》之诗云：“昆夷兑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诗韩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是北亦有蛮也。《春秋经传》：“公及戎盟於唐”，“公追戎於济西”，“齐侯伐山戎”，“无终子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是东与南北亦皆有戎也。安在可以四方分哉！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贡》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尧典》亦云：“蛮夷猾夏。”则是九州之外皆为蛮夷，初未尝分戎与狄也。盖夷犹裔也，裔犹边也；以在九州边上，故附见於九州，在冀、扬为岛夷，青为夷，莱夷、徐为淮夷，梁为和夷。谓之要服，则是犹有礼教存焉。故《春秋传》称“用夷礼”，是夷未尝无礼，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蛮则蠢然无知，故但谓之荒服。然则蛮夷以内外分，不以东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蛮，不得专属之东南也。盖唐、虞都冀，北近南远，每服虽约以五百里，然北常狭，南常广，故蛮在南方为多。而记礼之家多齐、鲁之士，地近东夷，遂误以夷专属之东，而以蛮专属之南耳。戎者，西方蛮夷之一，犹其有氐与羌也。狄者，北方蛮夷之一，犹其有追与貊也。其见於经传者，数者之外复有庸、蜀、{髟矛}、彭、微、卢、百濮、百越之属。然惟戎与狄为最盛，往往分居四方。故狄或居冀，或居雍，而戎或邻於秦，或邻於楚，或邻於晋，於齐，於鲁，於燕，犹氐、羌之盛於汉、晋间也。及战国之世而戎、狄渐微，是以其後无闻。不得以戎属之西，狄属之北，而与蛮夷分列而为四也。故《春秋》书“公会戎於潜”，“齐人狄人盟於邢”，“公伐戎”，“卫人侵狄”，“戎侵曹”，“狄伐郑”，“狄侵我西鄙”，“晋人败狄於箕”，如此者不啻数十事；而从未有直书“夷伐某国，蛮伐某国”，及“会夷，盟蛮，伐夷侵蛮”者（《传》称“晋武公伐夷”，此夷乃王畿采邑，非蛮夷之夷）。而《春秋传》，吴、楚、邾、莒往往称为“蛮夷”，亦从未有称为戎狄者。然则是“戎狄”为国名而“蛮夷”乃其通称，彰彰明矣。大抵《戴记》诸篇，汉儒所撰，其说多本之《传》；然沿而误者常十之六七。故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於经，其次则参考於传；不得但据《戴记》之言，遂信以为实也。
　　△古人尚右
　　隋、唐以来，世皆以左为上。或谓古人亦上左者。或又因《檀弓》文“孔子有姊之丧，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遂谓古人吉事以左为上，凶事以右为上者。余考之《春秋传》，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桓王之伐郑也，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皆先书右而後书左。其叙宋之六官，亦皆先右师，後左师。则是皆以右为上也。即晋之三军，亦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何以知之？城濮之战，胥臣以下军之佐犯陈、蔡而楚右师溃；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而楚左师溃。必阝之战，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夫晋、楚之师相向而战，则楚之右，晋之左；楚之左，晋之右；而晋常以上军当楚左，下军当楚右，是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也。惟叙楚之军帅皆先左而後右。故季粱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诸侯之国皆上右也。然“右广，左广”，“右盂，左盂”，“右司马，左司马”，皆先右而後左，则是楚人且不尽上左矣。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固以上右为常。故《礼》：“宾由西阶，主人由阼阶。”西在右，东在左也。“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是上之则曰右之，下之则曰左之也。岂但《顾命》之陈宝，先“西序”，後“东序”，先“西房”，後“东房”必凶事乃上右乎哉！《戴记》之文本难取信，而《檀弓》中尤多乖谬。况所谓“尚右，尚左”者，乃手之所向，非身之所处，初非以此别上下者；乌得据此而以上下分吉凶乎！下至汉世，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既免，乃徙陈平为右丞相。诸吕诛後，平以周勃功大，复以右丞相让勃而自为左。则是此时犹以右为上也。况三代以上乎！曰：然则《乐记》之“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记信陵君传》之“从车骑，虚左往迎侯生”，何也？曰：《传》曰：“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东在左，西在右，故谓“分周公左，召公右”耳，非以左右分上下也。《书》曰：“太保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是亦毕公分右，召公分左；然乃先言“太保”，後言“毕公”者，则是但以东西分左右，初未尝以左右分上下也。至於车中之位，尤与堂上不同。御者执辔，必居车中；持矛者必在右，乃便於事；惟左为散之地，故尊者常居之。今公子自御车，故虚其左以待侯生。此自车中事，宜与朝廷之班位，宾主之揖让无涉也。
　　△经无天子之尸
　　《大雅既醉篇》云：“公尸嘉告。”《凫篇》云：“公尸来燕来宁。”旧说皆以尸为天子之尸。《毛传》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诸侯也。”《郑笺》云；“诺侯有功德者，入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然则大夫之为诸侯尸者即称曰“大夫尸”，士为大夫尸者即称曰“士尸”乎？《朱传》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周称‘王’而尸但曰‘公尸’，盖因其旧；如秦已称‘皇帝’而其男女犹称‘公子’‘公主’也。”然秦事不师古，故名多不正而言多不顺，岂得以之例周！且周固称“王子”“王孙”，何独於尸必称为“公尸”乎？此无他，以《大雅》中皆为天子祭祀之诗，故不得不委曲以为解耳。然馀细玩两诗，惟多颂祷之词，初无一语及天子，若《嘉乐》之诗者，何所见其必为天子之尸而非公卿之尸？《经》言“公尸”，吾知为公之尸而已。以《楚茨》、《信南山》例之，可矣；不必别为说以通之也。又按：《虞》、《夏》、《商》、《周》之书皆未有言祭之用尸者；《商颂》亦无之。《周颂》所称祭品、乐器、牛羊、钟鼓之属详且备矣，然独无一言及於尸。其见於《二雅》者，《凫》、《既醉》二篇皆云“公尸”，不云“王尸”；《楚茨》、《信南山》二篇则卿大夫祭祀之诗也。且玩其词意，皆不似成、康以前作。或以天子至尊，臣下不敢为之尸邪？抑尸本非圣人所制之礼，周末文胜，相习而成风邪？《仪礼》本非周公之书，亦无天子祭礼。《戴记》，後人所撰，尤不足据。学者缺所疑焉，可矣。
　　△“国、家、室”之称谓
　　天子，有天下者也。诸侯则以“国”称；卿大夫则以“家”称；士庶人则以“室”称。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称士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彻”，“三家未睦”，“因其十家九县”，皆称卿大夫者也。曰“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曰“三国入函谷”，曰“六国连衡”，皆称诸侯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称“国”《诗》所谓“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子出征，以匡王国”是也；亦称“家”，《书》所谓“惟公勤劳王家”，“永不忘在王家”是也；亦称“室”，《诗》所谓“王室如毁”，《书》所谓“乃心罔不在王室”，《春秋传》所谓“王室实蠢蠢焉”是也。诸侯亦称“家”，《传》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是也；亦称“室”，《传》所谓“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称“室”，《传》所谓“三室如一”，“杀高厚於氵丽蓝而兼其室”是也。卿之庶子亦称“侧室”故《传》云“卿置侧室”，又曰“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胥也”。其後相沿，凡庶子皆称为“侧室”，汉文帝《赐南越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是也。文帝，高帝之庶子也。後人不求其故，但见此文遂以侧室为指薄後而称妾为侧室，失之远矣！
　　○《洪范》补说
　　“天锡禹九畴”之文见於《禹上篇》，又见於《武王下篇》，皆末及详疏其义。故今补之。
　　“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
　　△访箕之故
　　按武王“乱臣十人”莫非贤圣，乃复访於胜国遗贤者，何？盖圣人之心常自以为不足；好问好察舜、武王无以异也。此所以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不知攸叙之故
　　圣人者，本天以出治者也，故武王一启口即曰“惟天阴骘下民。”周自太王以及文王，治极盛矣，武王缵三王之绪，岂容有所不知，而此乃云“不知彝伦攸叙”，何哉？圣人之心常自处於不知，圣人之志必欲追踪唐、虞而後已，盖闻箕子得九畴之传，故殷勤而访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此原洪范之由。
　　△九畴不见《唐虞书》
　　九畴锡於唐、虞之世，《唐》、《虞》之书岂容无一言及之；而竟缺焉者，《禹谟》、《九共》等篇，书之缺者多也。此可知唐、虞之善政，後人不得见者盖亦不少。幸而武王有此一访，否则九畴之学将至箕子而绝，後人不复得见之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此举九畴之目。
　　△释九畴之目
　　“五行”者，九畴之一耳。水者，“五行”之一耳。然治水失宜，即五行皆失其正；五行失正，即九畴皆失其传。故九畴必先以五行；五行必先以水也。“五事”以下皆言“用”者：五行者，天地自然之气所生，故不言用；五事以下则皆人事之所当尽，故言用也。“五福”“六极”统於一畴者，祸福赏罚相济而行之，不可分为二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列五行之名。
　　△九畴先五行
　　何以首五行也？天地之大用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故九畴先以五行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此推五行之义。
　　△“土爰稼穑”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皆所以表五行之性；而土独系以“稼穑”者，何？稼穑者，养生之要务也，人非是不能生。故以此表土之用而云“稼穑作甘”也。
　　世所传五行之术，非《尚书》意。说详见《五行辨》中。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此列五事之名。
　　△五事与八政
　　何以次五事也？所以自淑其身者也。施於民者谓之“政”，故著於身者谓之“事”。身之未正，何以治民！故以五事先八政也。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此推五事之义。
　　△言从与思睿
　　“言”何以曰“从”也？顺理而成章之谓也。後世恣尚新奇，多求工於词藻，而或不必尽合於理；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思”何以曰“睿”也？人心之灵无所不通，苟能用之於正，则天地万物之理皆可以思而得之，故曰睿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日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八政章》有缺
　　此列八政之名，当为《八政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八政之义。
　　△八政先食
　　次之以八政，何也？圣人之生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民各得其所者也。故以“政”继“事”也。民莫众於农；治国莫重於农事。农者，所以为食也。无贪则不能生。故称“农用八政”而先之以“食”也。此先王治民之要务。下文必有良法精意，可为万世法者，惜乎其皆缺也！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此列五纪之名，当为《五纪章》之上。”
　　△五纪协天道
　　次之以五纪，何也？圣人所以辅相天地之宜，而以人事协於天道，《尧典》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者也。故以五纪继八政也。
　　△错简之疑一
　　《庶徽章》後，自“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乃推“岁、月、日、星”之得失，与此文正相表里。疑即《五纪章》之下而错简於彼者。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於汝极，锡汝保极。”
　　此立皇极之纲。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於极，不罹於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时人斯其辜。於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推皇极之义。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此咏皇极之盛。
　　△错简之疑二
　　《三德章》後，自“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所言乃“会极”“归极”之义，与三德不相涉。且以韵读之，亦与“会极”“归极”相叶。疑在“归其有极”之下，亦咏皇极之盛，而错简於彼者。
　　“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於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此结皇极之旨。
　　△九畴尤重皇极
　　畴虽有九，然尤重者《皇极》一章。何者？圣人之治天下，非徒使之安享太平之福而已，诚欲正其心，使无邪慝也。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皇极》一章，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而使民皆归於仁也。盖圣人履中蹈和，固已立四方之标准；然天下之民智愚不齐，贤不肖互异，或任其情性之偏，或染於习俗之恶，“淫朋”、“比德”，所在有之，势不能归於一。是以圣人“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一人有善，我得而赏之，一人有恶，我得而罚之；於其“有猷、有为、有守”者则之锡福，而“无好德”者不得与焉。然後天下咸望圣人之“极”而会归之，淫朋比德无所施其巧。即有一二败类者，而为众所不容，亦渐化而之善，久之而遂习为固然，“荡荡”、“平平”，莫不“遵王之道”。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者，此也。是以成周之治几於唐、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岂不因於此哉！自周之衰，圣王不作，国异政，家殊俗，由是杨、墨之言得以大行於世，秦、汉以後，益不复以化民成俗为事，郡县乡亭莫不自为风气，乡曲之豪皆得而簧鼓煽惑之，而唐、虞、三代之盛遂不复可睹矣。然则此篇者，诚圣人经世之要务，学者所当尽心者也。故今表而出之。
　　△“敷福锡民”之义
　　按：此篇所谓王道也，敛五福以敷锡庶民，而使天下“会其有极”，“不罹於咎”，即孟子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也。必如是，始足为王道。儒者多谈王道而罕有论及此者，何欤？其後晋文定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以示民礼，其意亦本於此。然气量之大小，心术之纯杂，迥不相侔。学者比而观之，则王霸之分皎然可见矣。世儒多薄桓、文，至有谓汉在桓、武之间者。无论“无偏无党，遵道遵路”非汉所敢望，即“示信，示礼”汉事宁有类此者乎！非惟藐桓、文，亦浅之乎视武王矣！学者熟玩此篇，则知三代之治远非後世之所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此列三德之名。
　　△三德助建极
　　次之以三德，何也？所以助“建极”之事也。敛五福以锡民，可以会极而归极矣。然人之性情各有所偏，与其使畏威而寡罪，不若使就学而益明。故以此三者正之。
　　“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此推三德之义。
　　△三德归中正
　　“正直”，顺而导之也。“刚克”、“柔克”矫其偏而变化之也。胜其偏之谓“克”，孔子所谓“克已复礼”者也。“平康”则无所用於克，导其先路可矣。“疆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所以制其太过。“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补其不足。此先王之所以育人材，正风俗，而使咸归於中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权不可下移
　　圣人之治天下，必合众人之智以为明；非但谋及卿士也，抑且谋及庶人。然其权则不可以下移，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顾明作威福者犹易制，而暗作威福者最难防。鲁季氏、齐陈氏，明作威福者也。晋荀寅求货不得，则不使晋救蔡；范鞅以杨之不献於己，则言於晋君，使执乐祁；荀跞纳祁胜之货，则使晋君灭祁氏、羊舌氏，而晋遂以不振：此皆暗作威福者也。是以圣贤之君必勤政择人以杜其源，明目达聪以遏其流，皆恐其权之下移也。权一下移，则非但害於家而凶於国也，而居高位者惟财贿之是贪，在下位者惟钻营之是尚，风俗自是大坏；人安得不“侧颇僻”，民安得不“僭忒”也！是则此数言者乃圣人御世之大纲。然与三德之义无涉。盖《皇极章》中文而错简於此者。说已见前《皇极章》中。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列稽疑之名。
　　△圣人重决疑
　　次之以稽疑，何也？所谓“与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庸人皆自以为能知，故常无疑。贤人间有疑者。惟圣人常自以为不知，故决疑为要务，非但访於人也，又复质诸鬼神。此圣人之所以为明也。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於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推稽疑之义。
　　△圣人广搜博采
　　君从而龟筮从，吉；卿士从而龟筮从，亦吉；庶民从而龟筮从，亦吉。在上者之谋不必定胜於在下者也。是以圣人广搜博采，不以己所见遂以为然，人所见遂以为非。不然，谋及卿士，固已罕矣；乃复谋及庶人，谁屑为之！无怪乎圣人之能通於鬼神也！“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旧说以为占用三人，非也。此但言於占者之言当从其多者，不当从其少者耳；非限以三人也。
　　“八，庶征。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此列庶征之名。
　　△修身之效
　　次之以庶征，何也？此圣人变理阴阳之事，所谓“与四时同其序”者也。肃、又、哲、谋、圣，修身事耳；貌、言、视、听，思之得其正耳：而其效乃至此。甚矣，五事之所关者大也！
　　“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又，时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此推庶征之义。
　　△休征与咎征
　　吾阅休征而不知其故也，观咎征始知之。豫则恒燠，急则恒寒，理固当然。然则肃之时雨，又之时，哲谋圣之时燠时寒时风，亦皆理势之自然矣。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此文疑系错简。说已见前《五纪章》中。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日恶；六曰弱。”
　　△《五福章》有缺
　　此列五福六极之名，当为《五福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五福六极之义。
　　△建极之终
　　次之以五福六极，何也？所以终“建极”之事也。赏罚之权操之自上，然後能使人协於极，故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文之下，盖叙所以敛之敷之之事，惜乎其文皆缺，不得而见之也！
　　△洛书非九畴
　　《伪孔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於背，有数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自後说《尚书》者皆沿之。余按：洛之出书惟见於《易大传》，而亦不言其时，不详其事。其他《经》、《传》绝无言及此者。至西汉时，谶纬之学日炽，始以《河图》、《洛书》为说。《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礼纬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自是学者始传《河图》、《洛书》之数，以推祸福。然如所言，则《洛书》与《河图》皆伏羲画卦时事，与禹之九畴无涉也。其以《洛书》为即九畴者，刘歆耳。谶纬本异端之学，而歆尤穿凿附会，往往悖《经》戾《传》而不自知。观其作符命以媚莽，其说宁有依据！然大儒皆遵之，不敢有异词。噫，其亦异矣！且世所传《洛书》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其中央；今九畴之数，为五者四，为三为七为八为十一者各一，无数者一，与所传《洛书》之数皆不合。何所见九畴之为《洛书》者？潜室陈氏以为“《洪范》‘一二三四五’之文即《洛书》‘一二三四五’之数；‘五行’即所履之‘一’；五福六极即所戴之‘九’。”然则何所见“一”之当为“五行”，“三”之当为“八政”，“八”之当为“庶征”？又何所见“三”之必非“三德”，“八”之必非“八政”，“一”之必非“皇极”，而“五”之必非“五行”乎？以全不相涉之数而强取而合之，毫无义理，而後儒皆信之。间有一二疑之者，则斥之曰：“《彼不精洪范》之学耳！”然则孟子之辟杨、墨，韩子之辟佛、老，亦可谓之不精杨、墨、佛、老之学乎？且吾未见精此学者之果能言其所以然也。大抵唐、虞之世，年岁久远，文献无征，不可以强通之。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书》言“九畴”，吾知九畴而已。《书》言“天锡禹九畴”，吾知天锡禹九畴而己。九畴之为《洛书》，天锡之为神龟所负，吾不得而知也。世之学者不务求“五行”、“五事”之实以阐禹、箕子之蕴，而苦思劳虑以九畴牵合於世所传《洛书》之数，吾不知其为何心也！惟林氏以为“《洛书》之说不可深信，《洪范》发明彝伦之叙本非由数而起”，其识独为卓然；惜未得见其全文也。故今不载《洛书》之事。大抵宋儒之说沿於汉、晋诸儒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犹少而沿於刘歆、王肃者颇多，是诚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盖凡学人，性情多好博览强记，不肯专取一事，平心殚力以求其首尾，故及其久也，遂忘其说之出於何人，衍於何书，而但习熟耳目，以为固然。是以每沿前人之误而不之觉；至有斥其人，鄙其学，而恒袭其说而不自知者。宋儒亦然，今人亦然，未可以此而笑彼也。
　　△本说作意
　　《周书》中义最精深而文复明畅易解者，无如《洪范》、《立政》、《无逸》三篇。前《正录》中已言之矣。《盛衰通考》，阐《立政》之蕴也。《续考》，发《无逸》末章之旨也。独《洪范》一篇未及详疏其义，故复为此以阐发之。篇中缺文错简颇多，前人罕有言者。姑据鄙见，摘出数则，以待精於《尚书》者决之。
　　
　　┌──────┐
　　│洙泗考信馀录│
　　└──────┘
　　●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
　　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之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
　　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卷一
　　○颜子
　　【补】“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颜路受业无明文
　　史记以颜路、曾皙皆孔子弟子；考之《论语》，曾皙有《侍坐章》可据，颜路则无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仿《正录》之体，冠於《颜子篇》首，以志毓德之由。曾皙仿此。
　　【补】“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同上）
　　△《史记》之年不足据
　　按：颜氏著於鲁者多，《史记》以为鲁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岁，则与《世家》所载伯鱼之年不合，必有一误。大概《史记》之年皆不足据，故今诸弟子皆不载其年。说详後《弟子通考》中。
　　“颜子当乱世，居於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孟子》）
　　【附论】“子曰：‘贤哉回也！一箪盒，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
　　【附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篇》）
　　△御马之对为颜阖事
　　《韩诗外传》云：“颜渊侍鲁定公於台，东野毕御马於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吕览》，乃颜阖对庄公语，非颜渊与定公也。定公之时，颜子尚少，安能自达於君。马之佚不佚，小事耳；颜子亦非以此见长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颜渊，误矣。《新序》亦载此事，盖又缘《外传》而误者。然观《吕览》之文，亦非实事，乃为黄、老言者假设此事，借治马以喻其意，欲为政者之安静无为耳，故曰“礼烦则不庄，令苛则不听”也。《传》乃以为实事，且欲借此以增颜子之美，而不知其视贤圣太小也。故不载。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辨食埃墨之说
　　《家语》云：“孔子厄於陈、蔡，七日不食。子贡窃告籴於野人，颜回炊之。有埃墨堕饭中，取而食之。子贡望见之，以为窃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有埃墨堕饭中，回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圣人以诚待人，况於颜渊，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诈称梦以钩距之，贤者犹不出此，况圣人乎！颜渊具体而微，而不能不以窃食见疑於子贡，子贡智足以知圣人，曰“赐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窃食疑颜渊，有是理与！此其师友之间相猜相试，初无异於今日屠沽驵侩之徒之所为；屠沽驵侩之徒或犹有耻为之者，而以加於圣贤，呜呼，此岂复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吕览》，而词与此小异。然《吕览》之意不过明知人之难，目见者犹不足为信（详见《吕览任数篇》），於孔子、颜子以为言耳。《家语》遂以为真，谬矣。吾故曰：《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家语》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语》尤甚於《世家》。韩昌黎云：“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呜呼，果有是理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
　　△後儒求心性於虚空之非
　　按：圣门之学莫要於求仁，圣门之人莫贤於颜子，乃孔子告颜子之同仁以此，则是天下之理更无有高於此远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虚空微渺之间，是以其论益精而其於行事益无所当，驯致良知顿悟之说因缘以起，而吾道之不流为禅学者几希矣。岂知理无精粗而功有深浅，浅之可以寡过而深之即足以极深研几颜子之“如有所立卓尔”固皆自“约我以礼”来也。吾愿世之学者笃信孔子之言而勿务为高远难征之说以自误也。
　　【附论】“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篇》）
　　【附论】“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篇》）
　　【附论】“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诏》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篇》）
　　△三正不以天、地、人分
　　朱子《论语集注》云：“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然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故孔子尝曰‘吾得夏时焉。’”余按：上古之历本始於子，故历法必以冬至为历元，犹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圣人修明历法，区画四时，考验中星晷影，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为二，且当闭藏之候，亦非发号施舍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并行，殷、周之历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汤、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时，固因其建寅，亦以其历之密。观《春秋经传》所载，失闰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历之疏，不及夏也。第以为取其建寅，犹於圣人之意未尽也。
　　气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於罕篇》）
　　△颜子非後儒可拟
　　汉人称黄叔度为颜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拟颜子。余按：颜子所以几於圣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见，故孔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语之，非徒以蕴藉和平，气象雍容为胜人也。但其不幸早逝，未及有所建白。使见用於世，必能移风易俗，创制显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见用於世，而著书立说，发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胜人者何在。即程子资颖学纯，启迪後学，非不有功於圣道，然所建白皆寻常贤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尽其所长，而其持论教人亦未见其可仿孟子之二三也。然则二子者，不过以其蕴藉和平，气象雍容，故有此品题耳。宁颜子而仅如是已乎！盖汉末之流风渐尚气度，至於魏、晋遂专以风采度量权衡人物，以至万事不理而有刘、石之祸；宋亦颇有此风，是以亦有靖康之乱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张、朱媲之颜、曾、思、孟，其视颜、孟亦太浅矣。夫颜、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见有如孟子者也，则亦必无能有如颜子者也。而乃纷纷拟之，致圣贤之真不白於天下，故附论之如此。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谕语先进篇》）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同上）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上）
　　【附论】“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论】“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於罕篇》）
　　△王充辟孔、颜望阊门白马之说
　　王充《论语书虚篇》：“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止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阊门之外望泰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泰山之上察白马之色，不能见明矣。非惟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阊门之与泰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
　　【附通论】“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篇》）“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系辞下传》）“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附通论】“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篇》）“曾子曰：‘以能问於不能，以多问於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於斯矣。’”（《论语泰伯篇》）
　　△颜子非诸弟子可及
　　《孟子书》中，公孙丑称“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自宋以来，多以颜、曾并称，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论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哀公之问在孔子归鲁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果有可与颜子抗行者，孔子必举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则是孔子早有论定，颜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颜子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中有孔子以此等语言告他人者乎？然则非颜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称闵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称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颜子，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无所不说”，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其称颜子至於如是，其与闵、冉必有间矣。曾子称孔子，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诚哉知圣人矣。然颜子称圣人，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曰“循循然善诱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较之曾子，其於圣道之浅深亦必有辨矣。颜子卒，孔子曰：“天丧予！天丧予！”孟子曰：“然而无有乎尔。”盖颜子之造诣已深，假之以年，圣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没，故孔子以为“丧予”，孟子以为“无有”也。由是言之，颜子所至固非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颜子独表而出之，非敢於古圣贤妄有所低昂於其间，诚笃信孔子之言而不敢以己见参之耳。
　　颜子之事与其问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类约略次之如右。
　　○曾子《史记》：“曾参，字子舆。”
　　【补】“曾╀（《论语》作‘点’），字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说已详前《详子篇》中。
　　△辨曾皙风咏之答
　　《论语先进篇》有曾皙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问以何事答知己，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从政之事；“风、浴、咏归”，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生问更端则起而对，礼也；，孔子方与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远於礼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称夫子，乃春秋时所无；《论语》中惟《阳货篇》有之，乃战国时人所撰，不足据。然则此章乃学老、庄者之所伪而後儒误采之者。朱子谓“曾点所言有万物得所之意，故孔子与之”，论虽巧而恐其未必实也。故今不载此文。
　　△辨曾皙倚门之歌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门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张、曾暂、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又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进取。”又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处章。”若大夫丧而倚其门而歌，无礼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於卒於昭公七年，孔子仅十八岁，度曾皙是时当不过数岁，而安能倚其门而歌乎！此乃放诞之士，庄周之徒之所伪，故今不录。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一贯之诏非传道
　　先儒释此章者皆以“一贯”之诏为孔子传道於曾子。所谓一者，万理浑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学者进修之目，欲人之易晓耳。余按：颜渊问仁，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贡问博施济众可谓仁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言皆日用寻常平易切实之事，凡学者皆可以致力，虽大贤由之而未能尽，从未有高远深微，难以名状，使人无从致其力者。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果有秘密之传，一言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颜子，而使之劳劳於博文约礼之中乎？盖曾子、子贡其资皆不逮颜子，而用力之勤则诸弟子莫有及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贯诏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贯为传道，亦非人人皆当闻一贯之旨而後为闻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为何物，既曾子以为忠恕，则是一即忠恕也。谓一非忠恕，则是曾子欺门人也。且一既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则曰“万理浑然”而已。万理浑然又何物乎？既终莫能名之，则又曲为之解，谓“圣人之一，不待尽，不待推者也；学者则尽而为忠，推而为恕者也。”夫不待尽而自忠，谓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谓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谓一，即忠恕也，曾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论皆患在於过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虚无用之地。吾宁遵曾子之言使学者皆有所持循，不敢从宋儒之说使圣道渐入於杳冥。且一之为何物，门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门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馀年之後，独能默默与圣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贤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贯为传道，而世之学者莫不喜捷得而惮勤求矣；自以一贯为非忠恕，而世之学者莫不谈虚理而遗实事矣！象山开其源，阳明扬其波，举天下聪明豪杰之才咸以禅理为宗门，顿悟为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陆与轩陆轾朱者辄谓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实。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实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过於高深者存也。
　　【附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
　　△辨辞鲁致邑之说
　　《说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余按：君子之辞受准乎义而已，若以畏人骄人为词，浅矣。况国君所赐尤不可以苟辞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门年最少，若能为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复存。此乃战国以後杨氏之徒之所伪，故不录。
　　△辨辞齐聘之说
　　《说苑》称曾子从孔子於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余按：《史记》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虽未必悉实，要观《论语》之文则曾乎於门人中年最少也。齐景公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馀岁，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齐，曾子时犹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礼聘之乎！大抵《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多本於战国时人之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采。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孟子》）
　　【附论】“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同上）
　　△辨受父大杖之说
　　《说苑》云：“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进曰：‘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云云。此说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记》曰：“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传曰：“父慈，子孝。”然则其子即不中不才，为之父者且不忍遽弃以伤其天性之亲；况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断其根，其细已甚，而曾皙圣门高弟，其旷达之怀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宁有因区区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复顾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其善体亲心如是，况於身，父母之遗体，乃毫不自贵重，甘奉此身以殉亲一时之怒，万一遂死；事过而亲怒平，而悔之无及，为子者何以能自安？《传》曰：“小人老而无子，知挤於沟壑矣。”曾子果死，异日酒肉之养谁奉之，况请所与而进所馀乎！然则即养口体者亦不敢轻於一死，况曾子之养志者哉！余谓曾皙之旷达，曾子之孝谨，其家庭之间必雍睦异常；但曾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曾之，故有“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之语，而《孝经》一篇亦为孔子、曾子问答之言，犹之乎孔子称闵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芦花之事附会之也，犹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会以为包拯、海瑞，言推测者必附会以为诺葛孔明、刘伯温也。为此说者不过欲明“大杖则逃”之义，因借曾子以垂训於後世，而不知其诬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载之，而他附会之说概不列焉。
　　△辨心动归省之说
　　传记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扌益其臂；曾子心动，弃薪驰归，问‘母无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动，归问其母；母曰：‘思之指。’”余按：此二说亦一事而传闻异其词者。在楚道远，指事小，似不如前说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会之者，故今不录。
　　△辨曾母投杼之号
　　《新序》云：“曾参处郑，有与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按此乃战国策士假设之言，以见谗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贤，故之耳。宁有贤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说苑》又有“邑名胜母，曾子不入”之语，亦系假设之言，因曾子之孝而之者。故今俱不录。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孟子》）
　　【附论】“公孙丑问曰：‘脍炙舆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同上）
　　△辨执丧过礼之说
　　《戴记檀弓篇》记“曾子谓子思曰：‘，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会之者。曾子能体亲心而彻必请，问必曰有，其独不能体亲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即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录。
　　△辨重禄轻禄之说
　　《韩诗外传》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後，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又引曾子言云：“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锺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後，吾尝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归之耳。亲存则不择官而仕，亲没则富贵如浮云，此君子之常，况於曾子，其理固应如是；然其事则必无之事也。曾子，孔门高弟，如欲辞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齐於莒；而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乃战国之风气，春秋时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为也。故今俱不录。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於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孟子》）
　　【附论】“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同上）
　　△辨速贫速朽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有子问於曾子曰：‘问丧於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余按：“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之语曾子果与子游同闻之，则桓司马、南宫敬叔之事曾子必与子游同见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独知之？公明仪曰：“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丧之不欲速贫，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贤必不为是不情之语明矣。盖自孔子没後，诸弟子之门人各私其师，故多自尊其师之说而讥他人，因而撰为此等语耳。今不录。
　　△辨蒸梨出妻之说
　　世传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终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杀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冤於非乎！”或疑蒸梨过小，不至於出，为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盖有大过而出，以蒸梨为名尔。”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内政，所关甚重。若少年时出妻而不复娶，中馈之何人？“有母尸饔”，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废。若既老而出之，岂数十年皆无大过，独一日而忽有大过乎？且既奉吾亲以终天年矣，老而弃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传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闻，孟子之妻亦几於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有大过，抑为圣贤者必求全责备，一不当意即出之乎？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谓“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然则於妻亦当如是。若为圣贤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谁复敢为圣贤妻者！此皆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说并见《正录考终篇》中。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篇》）
　　△辨疾革易箦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曾子寝疾病，童子曰：‘华而皖，大夫之箦与？’曾子曰：‘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於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余按《论语》：“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说，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慎行，动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不应临没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将不得正而毙乎？大夫之箦如非曾子之所当御，则当赐之时固必辞之；即辞之不获，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如可御於生时，乌在病革之时遂必当易之乎！为是说者，不过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虽病革而不肯苟焉，而岂知称其临没之贤而反无说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载。
　　△後学多宗曾子
　　按：《论语》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记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门人所记。盖曾子於孔门，年最少而学最纯，故孔子既没，後学多宗曾子者。圣道之显多由子贡，圣道之传多由曾子；子贡之功在当时，曾子之功在後世。故次曾子於颜子，次子贡於闵冉、仲弓，或以德贵，或以功著也。
　　△《大学》非曾子作
　　世多以《大学》为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为《经》，为孔子之言，其馀为《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所记。余按：《诚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应自称曾子，又不应独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说近是。然即“大学之道”以下亦殊不类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後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一人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体，因乎其时，故《论语》之文谨严，《孟子》之文舒畅，《左传》采之群书则文错出不均。《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传则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论语》：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学》所言皆忠恕之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忠也。“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其不忠也。“有诸己而後求诸人，无诸己而後非诸人”，恕也。“所恶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学之道尽矣。盖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载作《大学》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
　　《曾子》之事，先後亦难详考；姑取《论语》、《孟子》之文，约略次之如右。闵子以下并同，不复再举。
　　○闵子骞《史记》：“闵损，字子骞。”
　　△本书称名依《论语》
　　按《论语》於诸贤皆以字称，或冠以氏（如“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冉有”之类），或不冠以氏（如“子贡”，“子夏”之类）。惟曾子、有子皆称子而不以字。亦有称以名者（如“有若”，“宰予”，“宪问耻”，“求聚敛”之类），要系偶然，非通例也。今列诸贤，自颜子外皆用《论语》原称，不敢擅更，亦从古之义也。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篇》）
　　“季子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篇》）
　　△辨菜色之说
　　《韩诗外传》云：“闵子骞始见於夫子，有菜色；後有刍豢之色。子贡问之，闵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词，非真有是事。闵子天性恬静，虽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见羽盖龙而歆慕也。故不录。
　　【附论】“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篇》）
　　△辨芦花袍之说
　　世传闵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爱其子而虐闵子，以芦花著其袍。闵子为父推车，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芦花见。父怒，将出後妻。闵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爱三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语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称其孝为易而人之称其孝为难，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爱而溢美，故必人言佥同乃可为据，绝不类身处逆境者。若如世俗所传，则闵子之得称为孝，易反在人而难反在於母与弟，圣人不应作是颠倒语也。大抵三代以上，书缺实多，事难详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会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称之，可也；倘原无是事，则是欲称闵子之孝反至大伤闵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称闵子之孝，吾知闵子之孝而已；闵子之所以为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闵子之所以为孝，无害於闵子之为孝也。故今不录是事。
　　○冉伯牛《史记》：“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篇》）
　　按：闵子与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称闵子不一而足，而出处之节尤人所难能。惟伯牛无所表见，此或因其早亡，未及有所树立故耳。《孟子书》中亦称二子以为“具体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史记》：“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
　　【附论】“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篇》）
　　【附论】“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篇》）
　　△辨父贱行恶之说
　　《论语》云：“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注云：“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称其子之贤而彰其父之恶，揆诸人情似属非宜。且本文云“子谓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与仲弓泛论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譬悬坐其父以行恶之名乎？窃谓读书凡遇此等语未有确据者，宁可缺其所疑，不可断以为是。万一不然，使古人受诬，其失岂不大乎！故今阙之。
　　按：孔子以南面许仲弓，固非治赋为宰者所可比，而问仁问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颜、闵之次。惟尝仕於季氏，似未逮颜、闵者。然此或为禄而仕，不得已而为之，未可遽以是为疑也。故今仍从《论语》，列之伯牛之後。
　　○子贡《史记》：“端木赐，卫人，字子贡。”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篇》）
　　△“唯”“然”之应不能定参、赐之优劣
　　先儒谓曾子之闻一贯直应曰“唯”，而子贡曰“然，非与”，不能直应无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诏，门人皆当应之，必不默然无言；而独记曾子之“唯”者，为下文门人不解而问曾子张本耳。若子贡乃因孔子先以云云问之，故有“然，非与”之答；曾子则未曾有此一问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试取《参乎章》删“曾子曰唯”四字，则下文门人之问无根；取《多学章》增“子贡曰唯”四字，则赘而无味矣。读古人书当细玩其前後文义，不得强取一二字句为其人优劣也。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篇》）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
　　按：子贡与孔子问答之言甚多，不胜其载。“多学”、“问政”及此二条皆有关於学识之高下，故择而载之。
　　【附论】“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篇》）
　　【附论】“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
　　△辨鬻财之说
　　汉司马迁作《货殖传》，称子贡“鬻财於曹、鲁之间”，且曰：“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谓之“货”；“殖”，犹生也；所谓“货殖”云者，不过留心於家人生产，酌盈剂虚，使不至困乏耳，非籴贱贩贵若商贾所为也。樊迟请学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贡学道而躬行商贾之事，孔子不知当如何斥之，何以其辞仅如是而已乎？且谓孔子之道之显为子贡先後之，可也；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马氏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贡为若商贾者然，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於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之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哀公七年）
　　“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州仇奉从甲君而拜！’”（《左传》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於橐皋，吴子使大宰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左传》哀公十二年）
　　“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於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於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说，乃舍卫侯。”（同上）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战，吾不早闻命！’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ん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人於嬴。（《左传》哀公十五年）
　　△辨存鲁，乱齐，亡吴，强晋，霸越之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於贡存鲁，乱齐，亡吴，强晋而霸越之事。余按：《论语》列子贡於言语之科，《孟子》书中亦称子贡善为说辞，不过其才长於专对，若春秋传中辞盟於吴之类耳，非若战国纵横之流巧言乱德以倾覆人国家者此也，乌有佐陈恒以篡齐，欺夫差使亡国者哉！此盖游说之士因子贡之善於辞舍而之，非圣贤所为，故今不载。
　　【存参】“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於诸侯者取金於府。於贡赎人於诸侯而还其金。”（《说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义无所害，且其事亦类子贡所为，姑列之存参。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子贡推尊孔子之言已载《正录》；惟此二条未载，
　　【附录】“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篇》）
　　【附录】“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邱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篇》）
　　子贡推尊孔子之言已载《正录》；惟此二条未载，今补於此。
　　【附论】“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左传》定公十五年）
　　【附论】“春，越子使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於骀上。二月，盟於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按：《春秋传》所述子贡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关大得失，无庸尽载。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贡故载之；而并季孙之思子贡亦列於後。
　　按：《论语子张篇》，子贡之推尊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贡，其功不可没也，而“与回孰愈”之问亦似伯仲可见者，故次之於闵、冉、仲弓之後。
　　△子贡时势功业与曾子不同
　　朱子云：“曾子本是鲁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规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传。若子贡则甚敏，见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规矩，故其後无传。”余按：《史记》所载弟子年岁虽不足尽信，然大要不甚远。今以《论语》、《春秋传》、《戴记》之文考之，康子之问先由而赐而求，武伯之间先由而求而赤；《春秋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之事，而子贡尤多，曾子、游、夏皆无闻焉；《戴记》则多记孔子没後曾子、游、夏、子张之言而冉有、子贡罕所论著。盖圣门中子路最长，闵子、仲弓、冉有、子贡则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时既为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没後为时亦未必甚久；而子贡当孔子世已显名於诸侯，仕宦之日既多，讲学之日必少，是以不为後学所宗耳。若游、夏、子张、曾子则视诸子为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学者之日长，是以孔子在时无所表见，而名言绪论多见於孔子没後也。不然，闵子“具体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门人皆无闻焉，反不如“得一体”者独能传经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圣道於当时者颜、闵、子贡、由、求之力，而子贡为尤著；流传圣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张之功，而曾子为尤纯。时势不同，功业亦异，未可谓子贡之不如曾子也。故今因叙子贡之事而备论之。
　　●卷二
　　○於路《史记》：“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
　　“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篇》）
　　【附论】“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同上）
　　△辨盛服持剑之说
　　《说苑》称子路持剑，孔子非之；子路请摄齐以事孔子。又称子路盛服而见，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说苑》（刚按，此二字补入）所载孔子之言皆类杨氏之旨，盖战国人所为；以子路之行行而勇於改过也，故之耳。其实古人盛服佩剑皆寻常之事，不足为病。故不录。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备览】“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ウ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於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戴记礼器》）
　　△《颛臾章》可疑五事
　　《论语季氏篇》云：“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於孔子曰：‘季氏将有事於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直，此章独繁而曲，其文不类，一也。子路为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为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时不合，二也。子路主堕都之谋，其刚直有素，归鲁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隳其晚节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颛臾之伐不见於经传，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则田赋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事无征，四也。僖二十一年《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与有济之祀。”不言为东蒙主，亦不言为鲁臣，其说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称孔子，与前十五篇异，其非孔氏之徒所记甚明。虽於义无大害，然其事未必有，且不欲子路受诬於百世，故不载。
　　“公伯寮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按：伯寮之，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则是孔子之去鲁，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也。故次之於此。说已见《正录为鲁司寇篇》中。
　　【附录】“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於上下神。’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论语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时；然观孔子之言“无臣而为有臣”，当在为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录於此。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附录】“子路宿於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真与？’”（《论语宪问篇》）
　　【附论】“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篇》）
　　按：石门之宿，浮海之叹，不知何时；以理度之，当在去鲁之後，仕卫之前。故次之於在陈之後。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於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左传》哀公十四年）
　　“秋，齐陈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齐平。”（《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於伯姬。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与从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末熟，闻乱，使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孔悝立庄公。”（《左传》哀公十五年）
　　【存参】“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矣而勿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檀弓》）
　　此事无害於理而与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参】“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宽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草莱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尽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其民不偷。其庭甚，此明察以断，故民不扰也。’”（《韩诗外传》）
　　此文文词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则容或有之；未便删削，姑列之於存参，又此与上除姊丧事皆不知在何时，故统列之於後。
　　【附论】“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论语子罕篇》）
　　△辨亲没游楚之说
　　世传子路事亲，尝食藜藿，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後，南游於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论语》称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则子路少年之贫固当有之；若南游於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则无是事也。子路从孔子去鲁，厄於陈、蔡，由卫反鲁，复仕於卫而死於难，传记历历可考，何尝有游楚之时！而百乘万钟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为也。此皆後人附会之词，故不载。
　　【附论】“子曰：‘由之瑟奚为於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论语先进篇》）
　　△辨瑟有北鄙声之说
　　《说苑》称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子闻之云云，盖本於此。然乐以宣八风，原不可以偏废，故《传》云“骤歌北风，又歌南风”，而何得崇南而弃北乎！其词意亦浅蔓，必非孔子之言明甚。且乐以象德，瑟之不和由於气质之未化，当从容而涵养之，亦非七日不食之所能变也。此附会之言，故不载。
　　【附论】“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
　　按：子路於及门中年最长而孔子亦屡称之；虽时有所督责而贬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定论矣。故先之。
　　○有子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左传》哀公八年）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
　　“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
　　△辨为师被黜之说
　　《史记》云：“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他日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於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竞不雨。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言行学问几於圣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为似圣人也；乌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论语》记孔子言行多矣，皆平实切於日用，无多言亿中之事。果以能知晴雨之故圣孔子，则《论语》中亦当载其一言一事，何以竟杳然也？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薄之，则孔子当先薄於诸弟子矣。师之道非苟然而已，其尊与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从师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必审知其可师而後师之，既已师之则当终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义理者犹不肯为，而谓孔子弟子反为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圣人，未尝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师有若，未尝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师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已，明矣。游、夏此举固不得为无过，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拟於孔子，岂尚足以为有若哉！然则当日之事，盖三子欲师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辍；好事者因之，遂附会为此言耳。大抵七十子之门人各好自尊其师而诋讠其他人，故此等语多不可信。故不载。
　　按：游、夏以有子似圣人，则其言行必有过人者。而《论语》称为有子，朱子以为多曾子、有子门人所记，理或然也。然践履笃实，成就後学，或尚非曾子之比。故次之於子路之後。
　　△有子、子路非诸弟子所及
　　经传之文多以冉有、季路并称，世遂视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为之堕费，冉有用於季氏而为之聚敛，其行事之相去甚远也。所以多并称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犹言语之称宰我、子贡，非谓二子等量而齐观也。况“浮海”之许，“不忮不求”之赞，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务本”之旨，“贵和”之说，咸能发圣人未发之蕴；意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圣人”之品目也。而“盍彻”之请欲复先王之制，其识亦殊卓。则二子虽未逮夫颜、闵而固非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诸贤之先。
　　○原思《史记》：“原宪，字子思。”
　　“原思为之宰。与之栗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附论】“‘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篇》）
　　△辨敝衣冠见於贡之说
　　《史记》云：“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余按：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长於理财，先贫後富则有之，若以贫为耻，以富为荣，则子贡断不至是。此乃战国贫贱骄人之士设为此说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贫子贡之富也，故之耳。《新序》亦载此事而文更繁，盖後人所衍，皆非实事。故今并不录。
　　○公西华《史记》：“公西赤，字子华。”
　　“子华使於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篇》）
　　【存参】“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た，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夏也。”（《檀弓》）
　　按：孔子为司寇以原思为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狷介之操亦人所难能。至子华以应对长才承命出使，亦卓卓者。且孔子於二子皆无贬词。故并次於有子之後。
　　○子贱《史记》：“密（当作虑）不齐，字子贱。”
　　【备览】“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於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吕览》《韩诗外传》同）
　　【备览】“子贱为单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附论】“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篇》）
　　△《说苑》记宰单父事四则
　　《说苑》记子贱宰单父事凡四则。一“任人任力”之对，与《吕览》、《诗传》同；一则辞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望而许”也。一则阳昼告以“阳桥鲂鱼”之说而子贱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也，一则孔子问以治单父之政，所对与《史记》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语，则《史记》所未及也。余按：子贱之宰单父，见於《吕览》、《诗传》、《史记》、《新序》，而《说苑》又屡见之，然则此事固当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浅弱，多不类春秋时语。且单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仅得一人，单父何遽多贤如此？盖孔子尝称子贱为君子，而云“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子贱盖能亲贤友仁，集思广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说者因以其言而附会之；其意则是，而其言则非当日之言也。惟《吕览》、《韩诗》、《史记》所载，事尚近理，文亦较为简洁。故今但采三书之文列之备览，以为《论语》“焉取”之证，其馀概不载也。
　　△辨掣肘之说
　　《新序》云：“子贱为单父宰，请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书教品。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掣其肘；书丑则怒之。书者归以告鲁君；鲁君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单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删而采之如此）余按：请人於君而掣其肘，无礼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况宰乎！此乃战国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专而寓言者，以子贱之治单父有能名也故之，非实事也。故今不录。
　　按：孔子以“君子”称子贱而传记亦多载其贤者，盖圣门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华之後。
　　○子游《史记》：“言偃，字子游。”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论语雍也篇》）
　　△辨为惠子重服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文子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子南面而立；子游趋而就客位。”释之者曰：“惠子废立庶，故子游为之重服以讥之。”余按：废立庶，其过在人，谏之可也；自处於非礼，不反失己乎！使文子终不悟，是徒失己而无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录。
　　【存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篇》）
　　△《弦歌章》可疑处
　　按：鲁为礼乐之邦，故孔子曰“鲁一变至於道”，弦歌之声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既喜之，何以不奖之而乃戏之，独不虑闻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聪敏，亦不当闻戏言而误以为实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称夫子，亦非春秋时语。此盖传而失其真者，撰此篇者误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夏《史记》：“卜商，字子夏。”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篇》）
　　△辨短於财之说
　　《说苑》云：“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短於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违其短；故能久长矣。’”余按：子夏之在圣门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盖於师。子夏不以富称，未必孔子与诸弟子皆无盖而子夏独有之。且其语甚浅陋，必後人所附会。故今不录。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备览】“子夏居西河教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诗序》非子夏作
　　先儒多谓《毛诗》传自子夏，今《诗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汉以前书未有言及《毛诗》之《序》者；惟《後汉书卫宏传》言为《毛诗》作序，则是《诗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经义者甚多，参之传记亦多舛误，而文词亦不逮《论语》远甚，其非子夏所作显然；不过汉末魏、晋之人传《毛诗》者借子夏名以为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视莫敢议，虽以朱子详陈缕辨而人犹不信也。甚矣识古书之真伪非易事也！故今不载作《序》之事。其序之误已散见诸录中，兹不复举也。
　　△《丧服大传》非子夏作
　　《礼丧服篇大传》，先儒相传亦以为子夏作。余按：《传》之名言精义甚多，然亦往往有与经抵捂者，子夏不应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为，後世传而失其真耳。故今不录。
　　【附论】“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後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篇》）
　　【附论】“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辨曾子数罪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余按：闻丧而吊，朋友之情也，方当慰藉而忽数其罪而责之，岂人情乎！且以丧亲丧子相较而以丧明为罪，语亦非是。人苟少有知识，未有爱其子反胜於亲者，况子夏尤圣门之高弟乎！但人少年血气盛，力能胜哀，及老血气衰，力不能胜哀，故礼，居亲丧，五十以上饮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纵使子夏果因丧子丧明，亦以老不胜哀之故，过则有之，然必不至丧子之哀反过於丧亲，不得取丧亲时相较而遽以为罪也。此与‘丧欲速贫’一事皆门人各尊其师而讥他人者之所为说，不足信。故不录。”
　　○子张《史记》：“颛孙师，字子张。”
　　“子张学干禄。”（《论语为政篇》）
　　【附论】“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篇》）
　　【附论】“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
　　△辨千里见鲁哀公之说
　　《新序》称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合重趼，不见休息，以见君”云云。余按：子张，圣门高弟，虽有干禄之心，必不至屈身以求见；而哀公亦初无好士之事。且子张从孔子在鲁久矣，孔子没後，子张犹与游、夏时问难焉，则是居於鲁也，有何尘垢霜露而不远千里乎！观其语乃战国策士之习，盖纵横家之所。故不录。
　　【存参】“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檀弓》）
　　按：子游、子夏说礼敦诗以诏後学，可谓有功於圣门矣。子张好高务外，而与游、夏均称得圣人之一体，盖亦贤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则生平之大疵。故并次之子贱之後。
　　○宰我《史记》：“宰予，字子我。”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於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篇》）
　　【附录】“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钅赞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篇》）
　　△辨楚车饰之说
　　《孔丛子》云：“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车象饰遗孔子，宰予曰：‘夫子无以此为也。夫子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无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故臣知夫子之无用此车也’”云云。余按：孟子尝称宰我智足以知圣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圣人者莫宰予若也；宰予以言语著，而此言乃浅陋鄙俗如是，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予若也，而岂不谬哉！《孔丛子》一书大抵皆欲归美圣人，或附会以所有，或撰造以所无。惜乎其人无识，其所亟称而大书者皆里巷之士少知自好者之所能为，欲尊圣人而以浅视夫圣人而不知也！故凡《孔丛子》之所载一概不采。不能尽辨，姑举其一二事言之。
　　【附论】“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论语公治长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当别为一章，乃论宰我平日之事，非专为昼寝而发也；记者以其皆论宰我事，因连类而及之耳。故今别录於後。
　　△辨与田常作乱之说
　　《史记》云：“宰我为临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说苑》云：“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索隐》云：“按《左氏》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阚止，字子我、而因争宠，遂为陈恒所杀，恐字与宰我相涉，因误云然。”余按：《左传》所纪，简公之世止有陈、阚二人共政，以致相争，不容复有宰予参於其间。宰予果有此事，亦不容《左传》终无一语及之。是《史记》、《说苑》所称宰予即《传》之阚止甚明，《索隐》之说是也。阚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阚我自在齐，宰我自在鲁；阚我自事简公，宰我自事孔子：乌得遂以为一人哉！鲁哀公之五年。齐景公卒，公子阳生来奔。六年，陈僖子召阳生，阚止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是时宰我方从孔子於陈、蔡之间，由陈反卫，安得分身在鲁而与简公共处也哉！乃後之人犹欲曲全其说，谓予实阚氏；以尝为宰故称宰我，亦劳而拙矣！故今不载此事。
　　△《史记》之误本於李斯
　　宋苏氏《志林》云：“李斯上书谏二世，其略曰：‘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子於庭。’是宰予不从田常，为常所杀也。《弟子传》乃云‘宰予与田常作乱’，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焉，岂千载不蠲之惑也！近令儿子迈考阅旧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之不叛其验甚明。”且注云：“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余按：《史记》之说即本之李斯之言，误以阚止之事为宰予耳；所谓“与田常作乱”者，即谓与田常相争，而措词不审，遂若党於陈恒然者，非与李断为二说也、果党陈恒，则陈氏实专齐政，君之生死悬於其手，又谁能夷宰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则君过不能匡，君危不能救，贪荣希进，卒杀其君而丧其身，亦岂贤者之所为乎！乃苏氏误会《史记》之意，斤斤焉据李斯之言以驳之，不斥李斯之诬而反谓李斯之得其实，呜呼不信经传而信李斯，与其博也毋宁寡学问之为愈乎！盖宰予为圣门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陈恒所杀者子我，则遂以为宰予耳，犹之乎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琉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以卫退之事而讥韩昌黎也。张误《谷杂记》亦据《左传》以驳苏子之误，是矣；但谓《史记》此传实以《家语弟子解篇》为之，则犹考之未详。《史记》之误正沿李斯之说，《志林》误分以为二耳。
　　按：宰我言语之才不亚子贡；而朽木之喻，从井之问，战栗之对，短丧之请，愆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於张之後。
　　○冉有《史记》：“冉求，字子有。”
　　“齐为息阝故，国书、高无ぶ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於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诸侯矣！’季孙使从於朝，俟於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於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左传》哀公十一年）
　　“师及齐师战於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同上）
　　“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同上）
　　【附论】“冉有用矛於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同上）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一、十二年）
　　【附论】“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附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篇》）
　　【附录】“季氏旅於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篇》）
　　【存参】“伯高之丧，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於伯高！’”（《檀弓》）
　　此事颇类冉有所为，故存之；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附录】“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附论】“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圣门卓卓者；然画退屡见责於师，鸣鼓之攻尤非寻常小过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羔《史记》：“高柴，字子羔。（或作“皋”）”
　　【补】“高子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戴记檀弓》）
　　【附录】“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篇》）
　　“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左传》哀公十五年）
　　△辨刖者脱诸郭门之说
　　《说苑》云：“子羔为卫政，刖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於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亲刖子之足，此子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於颜色，此臣之所以脱君也。’”余按：此说殊足风世，然其事则未必有之。子羔在卫位卑，非与闻政事者，良夫之乱，栾宁犹行爵而後出，何暇独追子羔。且卫之郭门而有缺有窦，亦岂可为国乎！此或後人设为此言以为从政者劝，或有所本而传之失其真，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公会齐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问於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郐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武伯曰：‘然则彘也。’”（《左传》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则是子羔去卫之後鲁而遂仕於鲁也。故以在鲁之事次於此後。
　　【存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檀弓》）
　　【存参】“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於斯也。买道而葬，後难继也。’”（同上）
　　○樊迟《史记》：“樊须，字子迟。”
　　“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传》哀公十一年）
　　“师及齐师战於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同上）
　　【附录】“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论语颜渊篇》）
　　【附录】“樊迟请学稼，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篇》）
　　【附录】“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篇》）
　　按：《论语》，子羔仅两见而皆非美辞；然其事旁见於传记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盖子羔年少，其仕鲁在孔子卒後，是以下著於《论语》耳。樊迟问答之多略类子张，而稼圃之请，举错之疑，亦似於道甚浅者，粗鄙近利之讥不为无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冉有之後。
　　○司马牛《史记》：“司马耕，字子牛。”
　　“向奔卫，向巢来奔。……司马牛致其邑与焉，而齐。向出於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後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於鲁郭门之外；亢氏葬诸丘舆。”（《左传》哀公十四年）
　　【附论】“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论语颜渊篇》）
　　○漆雕开《史记》：“字子开。”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篇》）
　　按：二子在圣门皆无所表见，故并次之於诸贤之後。
　　○公冶长《史记》：“字子辰。”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
　　△辨通鸟言之说
　　世传公冶长通於鸟言，有虎负羊於山，鸟告长使取之；丧羊者迹得之，以为窃也，讼之於吏，以此陷於缧绁云云。其说荒诞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释《论语》者，贻误後学非小也。且使长果如此，是长以口腹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虽非盗窃，亦不得为无罪，孔子何得谓之“非其罪”乎！学者等诸“齐东之语”可矣。
　　○南容《史记》：“南宫括，字子容。”
　　《论语集解》：“南容，弟子南宫绦，鲁人也。”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篇》）
　　△南容即南宫适，非南宫敬叔
　　《论语集注》云：“南容，名绦，又名适，谥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谓《论语》之南容即《春秋传》之南宫敬叔矣。余按：此说本之郑氏康成《礼记注》中，而《史记索隐》亦相承用之；然以经传诸家考之，皆两人也。《春秋传》云：“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然则南宫敬叔自名说，不名绦与适也。其误一也。《论语》称君大夫必举其谥，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与武伯皆游圣门，亦举其谧。南容果鲁大夫，何以独不举其谥乎？其误二也。敬叔为鲁大夫，自救火一事外无所表见，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虽尝学礼圣门，然皆世禄子弟，实不知尊圣人。公伯寮之，景伯欲杀之，武叔之毁，景伯告之子贡，而敬叔皆若弗闻也者。羿、之问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隐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语也。其误三也。孔子称南容曰“邦有道不废”，似谓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余子，固当不废，无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复《白圭》，故孔子曰“邦无道免於刑戳”；而《戴记檀弓篇》，敬叔乃有载宝而朝之事，其言虽不必尽实，要其人不似三复《白圭》者。其误四也。《论语》中，南容凡三见，或谓之南容，或谓之南宫适，未尝一称为敬叔与说也，亦未尝有《春秋传》中南宫敬叔之一事也；然则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与敬叔无涉也。《春秋传》中，南宫敬叔亦凡三见，或谓之说，或谓之敬叔，未尝一称为南容与适也，亦未尝有《论语》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则为鲁大夫者自南宫敬叔，与南容亦无涉也。其为判然两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误五也。《史记孔子世家》记学礼事，是即《春秋传》中南宫敬叔事也，亦称为敬叔，不称为《论语》之南容；於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传》，则云“南宫括，字子容”，不复言为敬叔，并不言为孟氏之余子矣。所记三事皆采之《论语》中，亦无《春秋传》敬叔之一事。然则《史记》亦以为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即为南宫敬叔也哉？其误六也。王肃《论语注》云：“南容，弟子南宫绦，鲁人也。”不言为鲁大夫，是魏人未尝以为一人矣。韦昭《国语注》云：“敬叔，鲁大夫南宫说。”不言为南宫适，是吴人亦未尝以为一人矣。微独肃之与昭而已，《家语》乃晋、宋间人之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为敬叔，不载敬叔一事，至《观周篇》记学礼事则云敬叔，《正论篇》记除僖子丧事则云南宫说，皆不言为南容，是《家语》亦以为两人矣。盖当是时康成之说尚未盛行，故学者犹承古经传及汉初训诂而用之。惟晋杜预注《春秋传》颇似用康成说而未明言。自司马氏采之以注《史记》，而朱子复据之以注《论语》，世遂无复有知其为两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载宝之事，其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贤者代人受过，故为之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录】“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汤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篇》）
　　【存参】“南宫绦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宽ヮ，曰：‘尔毋从从尔！尔毋扈扈尔！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檀弓》）
　　△括与绦
　　按：《论语》，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史记》谓即南宫括（《论语》作适），《集解》谓即南宫绦。玩《檀弓》文，绦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亦与容义相近。岂本有两名，如围与虔，鞅与志父耶，抑传写异文，如与，姒与弋邪？故并存之，以备参考。
　　△妻长、妻容非一时事
　　说者或谓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长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窥圣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当耳。”余按：此二事不过记者类而记之，其相隔未知数年或十数年，原非一时之事，而乌得有所较量区别於其间哉！盖公冶长在缧绁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则在缧绁者为所弃；若不以缧绁为病，则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见圣人之观人择胥得其中正，但取其实之不至於取祸，而遇之幸不幸不计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区别於其间，可谓不善读书者矣。程子之论是矣，然於事理尚未尽，故今附论之。
　　△长与容未必为孔子弟子
　　按：南容之谨言，贤矣；即公冶长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记》虽载之於《弟子传》中，而以《论语》之文考之，长绝无问答之语，适仅有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末见其必为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诸弟子之後。
　　●卷三
　　○左子
　　【补】“《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氏非左丘明
　　刘歆云：“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是谓作《春秋传》者即《论语》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汉书》谓孔子与左邱明观史记，杜氏《集解》谓左邱明受经於孔子，盖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赵，宋程、朱以来，始谓此作《传》者与孔子不同时，非《论语》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谓为秦时人。余按：《左传》终於智伯之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讵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论语》之左邱明当之也。战国之文态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於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於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後人也。且《史记》但以《传》为左邱明所作，不言为何时人，而亦未有亲见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传为《左氏春秋》，而司马氏遂亿料之以为《论语》之左邱明邪？说《论语》者以左邱为复姓，与公羊、梁正同。乃传经者云公羊氏《春秋》，梁氏《春秋》，而此独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传》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则传《春秋》者其姓名果为左邱明与否固未可定。然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後，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标其人。既相传为《左氏春秋》，故即题以左子而缺其名与字，但载《史记》之语以存参，并识後人轩轾之言以折衷焉。
　　△《国语》非左氏作
　　《史记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於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己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里之诬馀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故不采此文。
　　△《左传》远胜《公》、《》二家
　　朱子以左氏为史学，公、谷为经学，“左氏纪事详赡而是非多谬，公、谷纪事虽疏而多得圣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尽合於《经》意，诚有然矣，谓公、谷之能得《经》意则未见也。公、谷之说，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凿附会，以为圣人书法所在。且事实者义理之根柢，苟事实多疏，安望义理之反当乎！《左传》虽多不合《於》经，然二百馀年之事备载简册，细心求之，圣人之意自可窥测；《左传》之远胜於二家者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也。夫经史者，自汉以後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独以左子继诸贤之後，诚见此一书有断不可废者耳。
　　○子思《史记》：“伯鱼生，字子思。”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孟子》）
　　【附论】“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辨辞狐白裘之说
　　《说苑》云：“子思居於卫，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子思辞而不受。”余按：子思，鲁人，其居卫者，仕於卫也，不至如是之贫；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与曾子辞邑之事相属，皆杨氏之徒所伪，故不录。说并见前《曾子篇》中。
　　△辨荐苟变之说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帅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余按：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之於齐、梁亦劝以施仁政而以兴兵构怨为有灾；今於思用於卫，不闻进治国安民之臣，而惟劝卫君罗爪牙之士以期无敌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晋文公将救宋，谋元帅，赵衰曰：“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子思之此为毋乃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远，何得即自名为“战国”邪？盖战国之时，斥弛之士多蒙物议而患无弃瑕录用之主，故假之子思以风世耳。魏无知之对汉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与此正相类。然则其为战国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书者误采之耳。《孔丛子》一书记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见子思之贤，而文词亦浅陋，盖皆後人之所附会，不能悉辨。此事颇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举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参】“子思之母死於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记檀弓篇》）
　　△辨子思母嫁於卫之说
　　《戴记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卫，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庙。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於孔氏之庙乎？’”康成郑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谓“柳若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节，中人之家少自爱者犹知勉焉？况圣人之妇，贤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则凡棺椁衣衾之备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谓“有其财”，“无其财”者欲何为乎？郑氏无以自解，乃以赠衤遂之属当之。赠衤遂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观礼哉？孟子葬母於鲁，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正与子思之言相类。然则子思所指亦谓棺椁衣衾之属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椁衣衾，则伯鱼之妻固未尝嫁也。子思尝仕於卫，或者其母从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恶知非後之人闻母之卒於卫，而遂误以为嫁於卫，因附会而为此说乎？大抵《檀弓》一书采摭颇杂，是以两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注之者不知而强为之说以合之，是以费辞伤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载後章之文。说并见前《考终篇》中。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
　　△子思老始归鲁
　　按《论语》，伯鱼卒於颜渊之前；《史记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二年，缪公始立；然则子思壮仕於卫，老始归於鲁也。故今载之於居卫之後。
　　【备览】“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同上）
　　【备览】“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同上）
　　△孟子言未可尽信
　　按：缪公、子思上去春秋未远，而此二事颇类战国风气。其事固当有之，然不能保无传闻之过当，或门人记言者措词之少过其实。故列之备览。
　　△淳於髡子言不足信
　　《孟子书》中载淳於髡言云：“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余按：子思老始归鲁，未尝仕鲁；髡，战国之辩士，不过借古人以自畅其说，不必皆实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华周生，而髡乃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类推矣，故今不载。
　　【附录】“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没後，诸弟子之贤者多矣；诸弟子之後，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辈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书不传，而世所传《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无由而征其造诣之浅深耳。然孟子屡称子思，荀卿虽毁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称，则其贤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录於诸贤之後。
　　△《中庸》非子思作
　　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中庸》非一篇
　　世传《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记》止有《中庸》一篇；说者谓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观之，今世所传《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谓性”至“惟圣者能之”仅数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见，“中”之文凡六见，其馀他文亦皆与中庸之义相关。自“君子之道”以後数千言皆与中庸之义不相涉；“中庸”之文仅一见，而又与“广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为德也”以下皆言礼乐祭祀之事，迥不相类；“哀公问政”以後词意更殊。朱子曲为牵合，以“道不远人”三章为“费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为“费之大者”，“哀公”以後为“兼小大”，其说固已矫强；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为道为一气之屈伸，而以“齐明盛服”数语为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为两说，委曲宛转以蕲合於“费隐”之义。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类，“聪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则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骄”分释之。《愚而好自用章》以为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为不骄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汉书艺文志》称《乐记》二十三篇，今《戴记》亦止一篇；然以《史记》及前人之说考之，则今《乐记》实十三篇，《戴氏》删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为一耳。然则《中庸》亦当类此：盖戴氏删其三十馀篇而取其未删者合为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称为《中庸》，犹首章言“檀弓”遂通称为《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称为《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为简，其势不能多；後世易之以纸，故合而录之，因不复存其旧目耳。以今《中庸》通为一篇而谓四十八篇尽亡，误矣。
　　△《中庸》非出一手
　　《中庸》不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义有极精粹者，有平平无奇者，间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伦。何以参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细玩则知之矣。
　　【附录十有二人】
　　孔门诸贤，不甚著名而颇有依据，与私淑诸儒之有事实若传经者，并附载之於此。
　　○琴张牧皮
　　“万章问曰：‘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辨桑户死而琴张歌之说
　　《庄子书》称琴张与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余按：琴张、曾皙之狂，不过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礼伤教事也。如悖礼伤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荡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张之有狂名也，故之。而後人或遂以为实然，误矣。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左传》昭公十二年）
　　按：《史记弟子传》及《文翁图》惟有曾皙，而琴张、牧皮皆无之，《家语》有琴牢字子张，亦无牧皮：今补而附於後。至以琴张为牢，本之《左传集解》，未知所采何书，当考。
　　○商瞿季次
　　【存参】“商瞿，字子木。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存参】“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尝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见於《论语》，独《史记》有之。然《弟子传》中凡不见於《论语》者皆无事迹可纪，独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间见於他篇当有所本，或非误载。今并附列於後。
　　○秦丕兹
　　“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左传》襄公十年）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与此文小异，《史记》多误，不若《春秋传》之近古，今从《传》文。
　　○申枨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篇》）
　　按：《史记弟子列传》无申枨，而《文翁图》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无异於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诸弟子事，则谓为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田子方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
　　【存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田、段等不皆子夏门人
　　按：此云“受业於子夏之伦”，则诸子非皆子夏之门人也。盖传记本无明文，司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参。
　　【存参】“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新序》）
　　△辨魏礼段干木而不受秦攻之说
　　《新序》载此事云：“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弃德之国，岂能知段干木之贤而当敬，而遂辍不攻。文侯之好贤，不过贵其行谊，资其启沃，可以风群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国，则有之矣，若藉此为名高，以震耀邻国，则无此事也。此特战国处士设为此论以见士之有益於人国耳。惟过闾而式则理之所有，故删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参。”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辨魏文侯倦不敢息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说，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为晋亥唐叔向事，盖皆後人揣度附会之语，皆未必其实然。故不载。
　　△辨贫贱骄人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云云。余按：人无富贵贫贱皆不可以骄人；圣贤处世惟准乎礼而已，田子方既贤人，为魏文侯所敬，必无骄人之事。此盖战国之士设为此语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录。
　　○泄柳申详
　　“泄柳闭门而不内。”（《孟子》）
　　按：淖於髡称“鲁缪公之时，子柳为臣”，然以“闭门不内”推之，仕鲁与否未可县定。说已见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删，则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诗》、《书》、《礼》、《乐》、《春秋》皆传於後，而《论语》一书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记，以是知邹、鲁、齐、魏之问贤者盖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无可考。姑就传记所载名著於当世者附录数人，以见其凡。
　　○公羊氏
　　【补】“《公羊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本注）
　　△辨公羊之学出於子夏之说
　　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汉景帝时四百有馀岁矣，安得五传而至胡母子都！此乃传《公羊》者自侈其说，以为其师亲受业於子夏，以炫耀当世而不足信，故但载《汉志》之注以存参，余不敢妄录也。
　　○梁氏
　　【补】“‘梁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本注）
　　△梁之学不详其初
　　晁氏云：“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余按：说粱者名既不同，世亦互异，学者将何以为据乎？盖自战国以後简残文绝，传《梁》者莫详其初，各以意附会之为说，是以参差而不一耳。不但《风俗通》诸书不可信，即汉志之注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故本注但列之於存参，而馀一概不录。
　　△《三传》与《春秋》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是其意以为孔子之意皆在《左传》，而《公羊》、《梁》皆妄说也。余按：孔子意果在传，果宣《经》而隐传，倘《传》失其传，《经》不为无用之书乎？且孔子何不并《经》亦隐之也？盖孔子之《经》，其意本已分明，传之渐久而失其旨，传经者各自以其意训释之；惟《左传》去圣人之世近，记载最广，考核较详，为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谓《左传》远胜於二家则可，谓孔子之意尽在《左传》则不可。如据《公羊》、《梁》以为得圣人之意则大谬，若取此二书以与《左传》参互考订则亦有未可废者。且《左氏经》终於孔子之卒，若无二家，何由知其止於获麟。故今《公羊》、《梁》并附录於《馀录》之後。
　　○孔门弟子通考
　　【凡称圣门诸贤有不可分系者，通录於此。】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篇》）
　　“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同上）
　　“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孟子》）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同上）
　　△辨荀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说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问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夫子无所不知，子问非也。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论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後於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孙、臧孙之失皆直指之而无所讳，所谓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义焉；若不非其大夫则谄耳。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广众以避祸则有之矣，非以是为礼也；况与门人私论於几席间，是是非非而遽为失礼乎！且练、祥、衤覃，丧之大节也，床不床，丧之常礼也，子路、子贡於此其讲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临事之间，所谓“身通六艺”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非孔子、子贡之事，故今不录。
　　“政事：冉有、季路。”（《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同上）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
　　△《檀弓》与《说苑》记除丧弹琴之异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说苑》亦载此事，而以不敢过者为闵子骞，不敢不及者为子夏，与《檀弓》正相反。盖皆得之传闻，是以彼此异辞。似《檀弓》为近古；然《檀弓》之诬者亦多，皆难取信。故今缺之。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佾公冶长篇》）
　　“闵子侍侧，ウウ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论语先进篇》）
　　△《柴也章》未可断为孔子之言
　　此章或以为孔子之言，盖以诸贤皆称名之故。然观《论语》中称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饥之称有若，昼寝之称宰予，问耻之称宪，聚敛之称求是也，末可据是遂断以为圣人之言。章首既无“子曰”字，姑从《陈蔡章》之例可也。
　　△《史记》著弟子名籍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凡七十有七人，据司马氏谓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迹或年岁者三十有五人，而见於《论语》者二十有七人，然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颜路以请车一见，公冶长以孔子妻之一见，子贱、澹台灭明以孔子与子游称之而各一见，巫马期则以陈司败之故而附见，皆无他事，亦无问答之语；惟南容凡三见，然仅“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考之他传记，惟子贱多言为孔子弟子者，其馀皆无由而决知其为弟子与否。且巫马期在昭公世已与孔子同朝，司败揖之以讥孔子，颇不似尝受业也者。而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始知灭明，是时孔子年已老矣，灭明又将何时受业於孔子乎？《列传》乃称其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径，非公事不见”之事，既与论语剌谬；又称其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其说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谓子贱为弟子，近是；谓颜路等三人为弟子，或然；谓期与灭明为弟子，则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无馀事，但以子路见？是时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子路即所以撼孔子，乌有七十子而肯为是者哉！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於《论语》，而有见於《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作“秦商字子丕”）；颜高虽见於《左传》，然观其事殊不类孔子之弟子也。其馀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见於经传；然南瞿、季次其事迹犹粗具於本传，其名字复间见於他篇，或当不误；而自梁以下六人（有年岁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颜高以外四十人（无年岁者），并无事迹可考，则固无从而知其诚然与否也。由是观之，孔氏古文或非当时之书；不则孔氏古文不误而司马氏误焉，亦未可知。观於《史记》所引《尚书》、《左传》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则是篇岂可以尽信乎哉！《家语弟子解篇》其数与《史记》同，而名字或与《史记》异，且删《史记》三人，别有琴张、陈亢、县以合其数。余按：琴张见於《孟子左传》，补之良是；但谓琴张即牢，未知所本。县亦无所考。若陈亢，乃尊子贡而轻视孔子者，孟子所谓“中心悦而诚服”者必不如是。且《论语》中，亢凡两问子贡：一问伯鱼，而绝未曾一问孔子；《论语》中，门人未有相称以子者，而亢称伯鱼、子贡皆以子，则亢乃子贡、伯鱼之後辈，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图》者，所载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申堂、遽伯玉，则又《史记》、《家语》之所无者。按：申枨见於《论语》，其前後章皆论弟子为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诸弟子，补之近是。申堂不见於经传，林放虽见於《论语》而无明文，皆难悬定。至蘧伯玉，其出近关在鲁襄公之十四年，是时已为大夫，齿长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则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内乎！又有见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载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诸家皆各据其所传，而《史记》为近古；《家语》、《文翁图》又似参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为据。概删之则不可，尽信之亦未安。故今据《史记》文，定其所可知者颜渊至司马牛及子贱、秦丕兹二十有二人，而参以《孟子》、《家语》、《文翁图》增牧皮、琴张、申枨三人，并颜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馀甚可疑者删之，无可考者存而不论可也。
　　△《史记》著弟子国邑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著其国邑者凡七人：颜子，鲁人；子贡，卫人；子游，吴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皆以国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颜子、子贡为不误耳。何者？颜氏之著名於鲁者多矣，《春秋传》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亦有颜阖，则颜子为鲁人可信也。《春秋传》，艾陵之役，吴子赐叔孙甲，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则子贡为卫人亦无疑也。若子张，乃颛孙之後也，颛孙於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则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於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吊有若也子游摈，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戌亦皆与子游游，子游之非吴人明矣。而子张之子申详，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鲁，是二子固世为鲁人矣，安得以为陈人吴人也哉！公父蜀，公父之後也，则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也，然则长亦非齐人矣。南武城者，鲁南境之邑，吴越至鲁之冲，即子游为宰之地也。《孟子》书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则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马氏盖见《孟子》书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惟子路之为卞人未有以见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则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故今惟於颜子、子贡采《史记》文注之，馀皆缺焉。
　　△《史记》著弟子年岁之误
　　《弟子列传》有年岁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盖有所本，然亦不能无误。何者？孔子称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是子贱已成德矣，其亲师取友已历有年矣；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四十九岁，则当孔子卒时年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吴之伐鲁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当是少壮时事；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十三岁，则当伐鲁之时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应孔子存时无所表见，至孔子没後而与诸弟子问答甚多也。《论语》多以子路、冉有并称；季康子之问从政也以由、赐、求，孟武伯之问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远者，而列传谓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也。由是言之，《史记》弟子之年不过得其彷佛而已，不可尽指为实。故今悉不录。
　　○《论语》源流附考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後‘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并《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於《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论语集解序》〕
　　△《齐论》多後人附会
　　按：同一《论语》也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後人之所续入，非尽圣门之原本也。《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於《鲁论》，则《齐论》之中後人所附会者尤多，又非《鲁论》之可此矣。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後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行为张禹更定之《论语》
　　按：《汉书》称“篇第或异”、又称张禹“采获所安”，则禹固尝更定《论语》篇章：其篇目虽定从《鲁论》，其文实兼采於《齐论》，非汉初龚奋所传《鲁论》之旧本也。言“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集解》、《隋书》亦谓“《张侯论》，包、周为之章句”，则是东汉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论语》，非古之《论语》矣。
　　△张禹更定《论语》之谬
　　按：禹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但当谨守师传，不敢增减，或不至大谬耳。乃擅更定《论语》，必有不当存而存，不当采而采者。况禹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於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则康成所注之《鲁论》即张禹所定之《鲁论》，其中固杂有《齐论》，非汉初之《鲁论》矣。故今《论语》称为《鲁论》，而或以《季氏》一篇为《齐论》。然则《论语》一书中未必无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无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学者当统全书而熟玩之，以求圣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类者，不得以此疑圣人，或曲为圣人解也。
　　△王充、郑玄之谬
　　按：当东汉之世，去古未远，《齐》、《古》尚存，犹可考证。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为非义，即当别其同异，考其年世，辨其真伪而去取之，若赵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岂非圣门功臣；乃反据此以让圣人之失，何其谬也！至於康成，负一代之重望，乃於《论语》参考《齐》、《古》为之注，而於篇章无所区别，致使後人无可考证，亦何其疏阔也！
　　△圣言不可谬遵
　　按：圣人之言，天下後世所当共遵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则可，非为圣人之言而亦当遵也。述少年时，尝在府应岁试，忽有人持先君书至，寄物二事，且命述与其人换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动无不合乎义者，不应忽有此举，意甚疑之，遂不从命。试毕，归而请之，果他人所伪为也。故能言於平日，则不至见欺於一时。窃谓学者之於圣人亦当如是。故今备考《论语》源流载之，使人知世所传之《鲁论》在汉时不无异同更改，是以圣谟洋洋之中间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学者不可不别而观之也。
　　△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始究心书理，於《公山》、《佛》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无疑。故录其详，附载於此。然世之学者惟知玩讲章，作举业，未尝有人究其义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无怪乎其见而大骇，终不以余言为然也！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家语》者，先儒马昭之徒以为王肃增加。肃横诋郑君，自为《圣证论》，其说不见经据，皆借证於《家语》。大抵抄撮《二记》，采集诸子，而古文奥解悉润色之，使易通俗读；唯《问郊》、《五帝》之等传记所无者，斯与肃说若合符券。其为依，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辞，云“陛下”者，谓昭帝也；“文、武”者，谓汉文帝、武帝也。而肃窃其文，遂并列为成王冠颂。是尚不能寻章摘句。举此一隅，谬陋弥显。况以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故於《家语》殊文别读独置而弗论也。
　　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後，始见此书，因其论《家语》与余所见同，附录其文於此。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今为改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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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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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颉刚按：原木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卷下录出置此。）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
　　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
　　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卷上
　　○在邹
　　【补】“孟轲，驺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在母弗忧，在傅弗勤。”《列女传》云：“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後世儒者遂谓文王生有圣德，大王知其必能兴周，故舍泰伯而传国焉。夫同一圣人也，文王则生而即为圣人，孟子则幼时无少异於市井小儿，一何其相去之悬绝乎？盖凡称古人者，欲极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复顾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谓文王之圣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无异於庸愚。其实圣人之为圣人亦必由渐而成，圣人幼时虽未即为圣人而亦必不与流俗同也。善读书者当察其意所在、不必尽以为实然也。故今不载此事。
　　△辨孟母裂织买豚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织以喻学之不可中辍，理固当然；然且诵且思，岂无中止之时，乃责其声之必无断续乎！至於“啖汝”云者，不过一时之戏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戏而遂买豚肉以弥缝之，是教之以文过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说者欲极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会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为信。故今并不录。
　　△辨孟母不许去妇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乃汝无礼也！’”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於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余按：独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过，岂得辄去！声扬，视下，亦谓朋友宾客闻耳，房帏之内安得事事责之！此盖後人之所附会，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载。
　　【备览】“受业子思之门人。”（同上）
　　【附论】“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
　　△孟子无受业子思事
　　赵岐谓孟子亲师子思。王劭谓《史记》“人”字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手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後，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於鲁而後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馀年，孟子何由受业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於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於子思主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适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宋人疑孟子见诸侯之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云：“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都不晓其义。’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孟子不见诸侯，何以见粱惠王？’其人愕然无对。此虽若戏笑之谈，匆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某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原文甚繁，今删而果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见梁王无难解者，不知圣美何以不晓，达官何以无对？陈氏何以致疑，叶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谓不见诸侯者，谓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见诸侯耳，非谓终古不可与一见也。故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语意甚明。岂容有不晓其义者！而乃纷纷疑之，议之，真吾所不晓也！若谓终古不可一见诸侯，则禹、皋陶何以儿尧、舜、伊尹何以见汤，太公何以见文王乎？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然则孟子之见时君皆当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无史记之文，而孟子之为应聘而往亦无可疑者；但记书者止欲明先义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见之前一一铺叙，如今演义之文法耳。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卫灵公问陈於孔子，未问之前亦必有其相见之因，无关於义理，故不必一一而书之策也。今论者乃以是为疑，岂宋人沿唐旧习，喜奔竞，怪孟子不见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读书，书无不可议者，无性乎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也！
　　△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後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义。逮春秋时，人渐重利；然尚有好义者，亦颇有假义者。至於战国，非惟人不好义，即假义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图，无所用於假义者也。人心一专於利，则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国之君惟务战争以辟土地，聚敛以充府库，其臣亦惟务逢君以取富贵，其闾巷之间亦惟事强凌弱，众暴寡以自利。此无他，皆好利之心驱之使至是也。是以战国之时生民涂炭，风俗颓敝，死於兵者动至一二十万，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利”非不可言
　　圣人何尝下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曰“利建侯”，曰“利见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圣人何尝不教人以趋利而避害乎！但圣人所言，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此其所以异也。故曰“见利思义”，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无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图而不复顾义之是非，不但损人以利己也，为臣者且耗国以肥家，甚至贪一时之利而致酿终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可不谓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载，而《孟子》乃人所共读，亦无庸悉载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关於时事者次其先後，不备录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同上）
　　【备览】“惠王数败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记》此文载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粱予秦河两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後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後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於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後，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後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於《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记》所云，非是。说并见後《襄王条》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平定？”吾对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
　　△《纪年》“今王”即襄王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称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书止。杜氏《左传後序》谓：“《史记》误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为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为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盖有误书襄王为哀王者，《史记》因疑梁有襄、哀两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误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为哀王之年耳。然则《纪年》之所谓今王即《孟子》所记之襄王，不得以为哀王也。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赞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又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钅赞穴隙之类也。’”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尝见梁惠王，惠王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则当战国之初犹皆以韩、赵、魏为晋国也。孟子未尝至韩与赵，则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也。观霄以“难仕”疑孟子，则孟子在梁但如宾客然，未尝受其爵禄，观孟子“钻穴，逾墙”之喻，则当时求仕者率有所因缘而得之，孟子则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当时游士之所为也。故《史记》於齐称“游事齐宣王”，而於梁则但称“梁”，盖并客卿亦未尝受之矣。学者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盒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是谓至齐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後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後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後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後必无复有粱之事。故今次至齐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说者谓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为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之，则显王二年也。盖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令虽不行於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於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得分之。（自晋亡至此，凡四年）然则显王之世已失其国，无复尺土一民之为己有矣。是以《战国策》中所记周事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无一语及王；且云“东周与西周争”，“东周与西周战”，然则东、西二周亦判然为两国，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间，乃欲於此时责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记周本纪》：“显王五年，贺秦献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如小国之事大国者然。盖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马氏得以据而记之。其於三晋、齐、楚，当亦类是。然则周於是时固已降同诸侯，但其名差异耳。至三十五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则并其名亦无异於列国。故《传》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然则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数之内，周礼亦无复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为责孟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由斯以观，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无疑矣。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与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与不尊周则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非其道之异也。学者考古不详而妄议圣人，余甚不敢。故今考其前後而备论之。
　　△孟子之王政
　　孟子何为以“王”说齐宣也？古之圣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归之；非齐王所及也。顾战国之时，民困已极，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动齐王之心，使勉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产，恒心”之论也？圣人之治天下，非但养之也，亦将以教之。故舜命弃播百谷，即命契敷五教，所以“无饥”之後必继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义，何以言颁白者之不负戴也？古之所谓“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将以事老也。故契致以人伦而曰：“长幼有序。”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若惟事兄而已，当云入则弟，不当云出则弟矣。
　　△孟子救世苦衷
　　按：人君抚有一国，当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声，荡人心志，尤所当痛绝者。乃齐王好货，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为“与民同之”即可以王；齐王好世俗之乐，而孟子以为“今之乐由古之乐”，此何说乎？无他，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孟子目击其艰，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齐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论也。读《孟子》者当以意逆志，不可执词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轻议孟子也。故今皆不载，并识其说於此。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末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用人之说与齐大夫
　　按，治国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则虽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举”之对。《孟子》此章实治国之要术，故今载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虽然，孟子此言特为齐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犹皆不可信而必访诸国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劳，何至於是？尧、舜，大圣人也，然其命官也，不过咨於四岳，访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圣帝哲王然也，齐桓公听鲍叔之荐而相管仲，晋文公听赵衰之荐而用却谷、栾枝、先轸，皆能治其国而霸诸侯。而孟子乃为是言者何哉？盖齐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贤者少，惟诸大夫之言是听则必有夤缘权幸以求进身者。观於王、陈贾，齐之大夫可知矣。观於《牵牛章》中，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观於王至公行氏有进而与言者，有就其位而与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资大夫之荐引，安能得贤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国害民者势也。虽有即墨大夫而无如毁之者之多，虽有阿大夫而无如誉之者之众，齐之往事概可见矣！故凡人主处休明之世，俊杰盈廷，政事修举，则不必过为其烦；若不幸值废弛之後，朝多幸位，阿谀成风，非大振乾纲，广开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诚拨乱反治之良策也夫！
　　△以必阝恤之战证孟子用人之说
　　吾读《春秋传》至晋、楚必阝之战而知晋政之衰也。必阝之役晋师何以败也？曰：晋之军帅不和，既不量力而辄济河，又不设备，故败。曰：固也，然犹非其本也。《传》曰：“晋魏求公族，未得。”又曰：“赵旃求卿，未得。”卿大夫岂可求者乎！盖有求而得者，与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竞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则无复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赵衰荐为元帅，岂尝求之乎！胥臣荐缺之贤而文公以为下军大夫，缺亦未尝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赵衰为卿而衰让於栾枝、先轸，且以己所得者让之於人矣。无怪乎所用皆贤，一战而遂霸也。且凡求进用者非逢迎则贿赂。逢迎贿赂而得为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报国安民为事；逢迎贿赂而後得为卿大夫，则贤才必无由而进。虽文、襄之泽未衰，晋卿大夫之中非无贤者，顾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则贤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权不一，在国则无以抚其民，在军则无以胜厥敌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见贤然後用之，岂复有求之者！吾故观於城濮与必阝之事而益信孟子言之可为世鉴也。
　　【附录】“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王悦服孟子
　　观此文，则齐王於孟子可谓心慌诚服矣。《梁惠王》、《公孙丑》两篇叙孟子事，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其见於他篇者，无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录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於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於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於路，曰：‘请必无归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於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大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客卿舆居官（一）
　　天子诸侯之视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称孟子将朝，又何以齐王不知孟子之将朝而使人召之？盖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战国之世，凡客游於诸侯之国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则往朝耳。故《史记》云“游事齐宣王”，言游事，以别於居官任职者也。是以孟子将朝而齐王犹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盖当时风气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闻王之召则疾趋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职，岂容如是！观此章之文，及後《氐{圭黾}》、《不受禄》两章，孟子在齐所处之时势可知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於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平陆章》见齐君臣之美
　　此章，孟子责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谓齐大夫之旷职而齐王之大致矣；然吾读之而犹觉齐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诚为旷职，然其心犹知恤民，其言犹知引咎，初未尝剥民之膏脂以自奉，盗君之仓库以自肥，亦未尝自矜其能而归咎於岁也。齐王诚为失政，然犹自知其过，未尝怙终而拂谏也。是其国事尚未大坏。是以宣王虽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犹能保其国；至於闵王，为燕所灭，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犹知发愤距敌，卒尽复其旧土；直至王建之世，秦灭三晋、燕、楚之後，力不能敌而後国亡。孔子言“观过知仁”，吾故读《平陆》一章而知齐之犹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远书缺，吾不知其详矣；若明季之事，则吾乡前辈之所记载尚可考而知之。崇祯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转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赋税，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县催征而与之均分之，民之饥寒朴责而死者累累。此其视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极矣，然庄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蒙蔽，有直言时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时犹自谓非亡国之君。其视齐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献忠乌合之众本不难於剿灭，乃至一府则一府归之，至一县则一县归之，求其如齐而不可得。无他，其人心风俗已坏故也。由是言之，齐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谓王“犹足为善”而不忍去齐也。
　　“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氐{圭黾}谏於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氐{圭黾}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客卿与居官（二）
　　观此章，孟子自言无官守，无言责，则孟子在齐乃客卿，非居官受职者明矣。盖战国之士游於邻国者多，虽不受职，苟为时君所礼，亦畀以爵，《战国策》所谓“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行入邯郸”者是也。说并详前《将朝王章》及後《不受禄》章。
　　【附录】“孟子为卿於齐，出吊於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附录】“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有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王敬孟子
　　按：王，齐王之宠臣，恃宠而骄，常也；然乃朝暮见焉，虽不与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尔？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则宣王亦战国之英主，未尝不知孟子之贤，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犹足用为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时；因与吊滕之事略同，故因类而次之。
　　“孟子自齐葬於鲁。反於齐，止於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後尽於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上并《孟子》）
　　【存参】“或曰：孟子，鲁公族孟系之後，故孟子仕於齐，丧母而归葬於鲁也。”（赵岐《孟子题词》）
　　○游齐下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末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国策》记齐伐燕事失孟子意
　　《战国策》云：“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史记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书中所载沈同之问，而或以为劝齐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称‘文、武’云者，即《胜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语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悦不悦决之，何尝以为时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书幸而犹存，故今得以号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颇、乐毅、虞卿、鲁仲连之属，其人未尝著书？或其书已亡，无可据以证《史记》之是非者，学者必谓《史记》之得其实，然则古人之受诬於後世者岂可胜道战！吾愿世之文人学士毋据断简残篇传闻之词而轻责古人也。”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叮及止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於孟子！’”（以上并《孟子》）
　　△伐燕为齐宣王事
　　齐之取燕，《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齐为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为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文，断以为齐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误之犹未免於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绝无与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睹此事者，必无以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谓孟子先至齐而後梁。自粱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王世耳。《索隐》云：“《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於周显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王时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王何惭於孟子乎？此无他，皆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於前二十馀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附录】“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时，然揆其理势当在将去齐之前，故附录於此。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子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之故
　　按：孟子去齐之故，《致为臣章》不言所以；《宿昼章》虽有“不及子思”一语，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详言其故。盖孟子之至齐，无他，不过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战国之君多不足与有为，幸而齐宣犹足用为善，是以孟子恋恋而不忍遽去也。“庶几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从者。不从，则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则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虽在齐，何益！且孟子之去齐，齐王何尝不留孟子。授室中国，养以万钟，齐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虽万钟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岂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劝王改过而已。观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齐与其所以不遽去齐皆非苟然者，学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当时贤人，其所讥刺皆近於理，非若淳子髡辈漫然而妄议者，但未识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观其闻孟子之言而即自谓为“小人”，则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论】“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心事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虽言去齐之故，然特为齐王言之；此乃圣贤平治天下之素志也。盖圣贤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涂炭极矣，必使唐、虞、三代复见於今日而後足遂圣贤之心。然秦、楚、韩、赵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齐宣犹足用为善而国势亦足以有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乐也。乃後世说者犹以孟子之劝齐、梁行王政为讥。嗟夫，使孟子不劝齐、梁以行王政；终老於邹可矣，胡为乎日出入於风尘马足之间而不惮其烦也！
　　【附论】“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於齐，非我志也。’”
　　△孟子不受齐采邑
　　按：前章云“孟子为卿於齐”，而公孙丑云“仕而不受禄”。孟子既为卿，何以不受禄？既不受禄，又何以自瞻乎？盖古者卿大夫之禄皆以邑，若他国之大夫居是邦者则致馈遗饩牵，《春秋传》所谓“秦钅咸与楚比齿”者是也；士之游是邦者则馈以粟帛，《孟子》所谓“君馈之则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见齐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为久居之计；齐王虽授以卿之位而初无卿之职，是以朝王无定期，而孟子亦自谓“无官守，无言责”也。合此三章观之，则孟子所处之时势了然可见。然则孟子在齐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论】“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胜人三事
　　按：孟子称齐王犹足用为善，宣王之胜人者何在乎？盖有三焉。孟子言“无已则王”。宣王即问“德何如则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问“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说，胜於人者一也。孟子论交邻国，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论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燕人畔，则王惭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则王以为己罪。是其有过而能自知，又不自讳，胜於人者二也。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贤，以为伊、吕之俦。王，王之宠臣也，吊滕之役，朝暮见焉，非惟不敢恃宠而骄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欢心，无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鲁平公者，何难为臧仓之所为。胜於人者三也。战国之君，如宣王者盖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为足用为善，已宿於昼而犹不忍去也。然而卒无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贤者，故闻孟子之言则好之，与他人燕处而不见孟子则忘之而不复有远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盖深惜之也。
　　●卷下
　　○由宋归邹，之滕，至鲁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齐以後居宋时事，故次之於此。
　　【附录】“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载有他事。不胜，宋大夫也，故附录此章於此。万章、盈之之间亦当在此时，可类推也。
　　“邹与鲁。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此孟子居邹事，当在去宋之後，至膝之前。但未知与然友之间孰为先後，姑次之於此。
　　△邹有司犹为贤
　　此章发明上下之间出尔反尔之义最为深切，民之死与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岁也。有司之死於鲁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鲁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鉴，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虽然，吾读此章而叹邹有司之犹为贤也。何者？君之仓廪实，有司不之盗也；君之府库充，有司不之窃也，贤何如之！有司之过，惟不告民隐耳；然较世之以民隐告於君，请君赈以钱粟，不以与民而但以饱己之贪橐者，其贤奚啻数倍！故曰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孟子劝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亲上死长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贫吏，虽君行仁政，惠断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为弊政者有之；势必尽罢诸有司，别易以贤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有司虽死於战而国不危，及齐失国而邹犹能自保也。
　　【附录】“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於宋，於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问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邹，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千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爱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於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於冢宰，ヱ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此与邹、鲁之未知孰为先後，姑附录於此。
　　“滕文公问为国。”
　　△滕文公间在即位後
　　朱子谓“文公以礼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问之”，然则此事当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邹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问皆《邹与鲁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曰：‘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先养後教
　　治国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养；然必先养然後能教，是以《虞书》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农事为最急也。“民事”，即农事也。民莫众於农，故以农事为民事。引《七月》诗者，所以证其不可缓。“无恒产”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缓之故。衣食不足，且将肆意妄行，陷於刑辟，况望其人伦明而小民亲乎！故孟子之告齐、梁，亦於树桑授田之後始继之以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缓”一句神气已直注於“人伦明於上”二句，养之即所以为教之地，非分教养为二事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阳货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取民有制
　　“礼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贤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废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复言礼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俭”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则不足於用，虽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纲领。自“夏后氏”以下至“虽周亦助”，详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学校教民而使之明且亲也。引阳货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过也。取民无制则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则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宁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乡遂取民之制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乡遂取民之制也。乡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则取之得其正矣；无论贡、助、彻，皆可行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ツツ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都鄙取民之制
　　此因上言乡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禄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禄，则助不助无大损益也。世禄，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岂谓周人百亩而彻不用助乎？试观《大田》之诗，周人世禄诗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彻则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安得有所谓公田者，惟助为有公田耳，然则虽周之世禄亦未尝不用助也。大抵龙子之言即为世禄而发，故引之以见都鄙之当用助也。
　　△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朱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贯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余按：谓乡遂十夫有沟，是也，谓用贡法则不合；谓都鄙用助法，是也，谓通力而作，计亩而分，则混助於彻。余欲易其文云：“乡遂用彻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亩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庶为分明易晓。说已详见《经界通考》中，兹不悉赘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
　　△教在人伦
　　取民有制则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继之以庠序学校之制也。然则何以教之？人伦而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岂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将见孝友睦姻任恤皆相习而成俗，虽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与上恒产恒心之文正相呼应。至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缓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词章，虽立学舍，不以人伦教之，故小民不相亲；三代以上不如是也。
　　△全章要领
　　“民事”以下数十言以“取民有制”句为要领。“夏后”以下数言以“其实皆什一”句为要领。“龙子”以下数十言以“虽周亦助”句为要领。“设为庠序”以下十馀言以“人伦”二句为要领。学者不可以不细玩其文义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此勉滕文公语，通结上文数段之意。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地即助法
　　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独问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举而措之耳，惟助法须经画得宜，故使毕战专主其事而问其详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养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谷禄。“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禄”即谷禄事也，二事相为表里，井地均即谷禄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君子与野人
　　“君子”，承上制禄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废，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因治野而连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贡、助、彻也。“圭田五十亩”，制禄之馀政也；“余夫二十五亩”分田之馀政也；至是而君子与野人皆无憾矣。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乡遂之政
　　此因上“国中什一”之文遂言乡遂之政也。乡即《齐语》所称“士乡十五”之乡。“乡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亩，与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谓“小民亲於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都鄙之政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详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方里则每面皆三百步，以开方法分为九区则每区皆百亩，形如井字，故谓之“方里而井”也。“同养公田”，所谓助也。“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
　　此答井地之问乃治都鄙之政。然国中什一，乡田同井者乡遂之制，百姓亲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连而及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结论
　　此结上文之意。“略”者，其大纲；“润泽”者，其细目也。操其大纲，随时随地而变通之，三代之政无不可行於後世者矣。
　　《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录》中止择要者载之。独此章乃治国安民之大节，而向来说者多未分明，不能尽孟子之意；故今全录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补而解之，使与《经界通考》之言互相发明，或於读《孟子》书者不无小补云。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问凡三章，皆寻常问答之言，非若《为国章》言分田制禄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备载而详释之，而其馀皆不载。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入行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并同上）
　　△《梁惠篇》及时之先後序
　　按：《梁惠王》一篇；凡与时君问答之言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则是至滕至鲁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齐为“前日”，在宋、薛为“今日”，则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齐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邹，皆滕文未即位时事，则是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而後归邹，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邹、滕、鲁为次而并次之於去齐之後。
　　△《鲁平章》总结通篇之文
　　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此一语虽结此章之事而实总结通篇之文，言历说时君而无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与《公孙丑篇》答充虞语，谓《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略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杂纪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於ぶ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陈臻问曰：‘前日於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馈七十镒而受。於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
　　△孟子游历之先後
　　按：此二章取两国或三国之事比而述之，固并可专系之於一时也，故并附纪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储子前，则是至任在至齐前也；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後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膝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後，盖尝归邹，邹、鲁之当在此时，故《滕定章》称“然友之邹问於孟子”也。故今哄《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虽无与任、宋、薛之君问答之文，然即此二章求之，孟子游历之先後亦可概见矣。
　　【附通论】“公系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是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附通论】“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论，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并《孟子》）
　　△孟子所辩多杨、墨之说
　　孟子自言距杨、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子之辟杨、墨何在乎？《为我章》尝斥杨、墨矣，然是泛论其失耳，《夷之章》尝抉墨氏之蔽矣，然是开导其来归者耳，不得遂以此为好辩。即以此为好辩，亦仅两章耳。至《逃墨章》为辨杨、墨者言，尤与距杨、墨无涉也。孟子之辟杨、墨，因以得好辩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杨、墨则知孟子之辟杨、墨矣。盖世之所谓杨、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称为杨、墨者其为杨、墨正多也。汉人之所谓道德、名、法，既杨氏也；所谓农家，亦墨氏也。何者？杨氏之学主於自为而无所事，故言清净，言自然，而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安民拨乱者为多事，为扰民；以儒者之崇尧、舜也，则言黄帝以绌尧、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则言老子以绌孔子；然则道家之所谓黄、老者既杨氏也，故杨子书称‘杨子学於老子，老子谓杨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也。其後宽柔之弊流为惨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学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学而韩非主之；然则所谓名、法者亦杨氏也，故《韩非》书有《喻老》、《释老》，而《史记》以老、庄与申、韩同传也。然则道德、名、法既杨氏之分支也。农家，既墨氏之别派也。墨氏之学重农节用，故其後或别而为农家耳。是以《史记》六术，道德、儒、墨、名、法、阴阳，而无杨氏；《汉书》九流，儒、道、名、法、阴阳、墨、农、杂家、小说，而亦无杨氏。不然，杨氏之学盛行於战国，甚於墨氏，何以其书不传於後，而斑、马皆不知有此一家学乎？由是言之，《孟子》书中凡所辩者多杨、墨之说，不必其明言杨、墨也。是故，性之犹杞柳，犹湍水，生之谓性，食色之为性，皆杨氏之说也；舜之臣尧，禹之德衰，汤、武之放伐为弑君，皆杨氏之说也；许行所谓并耕，白圭所谓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说也。不宁惟是，既传食之为泰，不耕而食之为素餐，亦皆为墨氏之说之所误者也。然则孟子之所辩者大半皆为杨、墨，故人谓孟子好辩而孟子自言为距杨、墨也。自汉以来，儒者皆知杨、墨之异端而不细考杨、墨之说，往往反采其言以释《六经》，以故其论多杂入於杨、墨，而释氏亦往往采杨、墨之意以为言，由是杨、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为杨、墨也。故因论孟子之辟杨、墨而备论之。
　　△孟子之功
　　唐韩子《原道篇》叙道统之传，云“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而无一语及他人者。自宋以来儒者则以颜、曾、思、孟并称，且於孟子时若有所不满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发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颜子或可与相埒，其馀未见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　杨、墨横行，圣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辞而辟之，而後之学者咸知尊孔子而黜异端。然当两汉、魏、晋之间，老、庄刑名谶纬之术犹分驰於天下，几夺圣人之道而据其上。其後虽渐衰微，而学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杨、墨之说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与尧、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齐观。然则向无孟子，圣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杨、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尧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传启，汤、武之放伐之为篡弑，人必智信以为实然；其敝也，将以仁义为强人之物，刑名为治国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书岂非三代以下之所断不可无者哉！盖尝论之，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虽圣人，无周公以继之则太平之治不兴；孔子虽圣人，无孟子以承之则圣道之详不著。故有文、武，不可无周公；有孔子，不可无孟子。是以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谓‘求孔子之道当自孟子始’，诚然，非虚语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颇多，虽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圣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见《戴记》‘费隐’、‘诚明’、‘无声无臭’之言以为道之极致，而於孟子推阐王政圣学之切於实用者反视以为寻常。是以余於《洙泗馀录》之後，条记孟子事实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韩子之志也夫！
　　【附录】
　　△乐正子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於天下，而况鲁国乎！’”
　　△好善与为政
　　按：孟子好善之论可谓尽为政之要。何者？　一国之事多端，一国之民不可计数，为政者虽强，虽有智虑，睢多闻识，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兴革之，故惟好善为要。好善，则一国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为强，自以为有智虑，自以为多闻识，善言无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胜国事之繁赜，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尽其言，各效其能，无他道也。余初莅罗源任三日，下学讲书，命诸生黄文治讲《孟子》此章，由是一县之人皆知馀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无大失。归里之时，文治以诗送余行，内有云“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终身行之而不尽也！
　　【附录】“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後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於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乐正子从王
　　按：乐正子之从王，非求其系援也。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吊滕之役朝暮见焉；与乐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乐正子亦不过为省道路之费，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啜’责之。何者？之所以重乐正子者，以其学古之道也；乐正子遂从之齐，是以古之道铺啜也。然此事当在乐正子少年贫困之时；若已仕於鲁，必无由私行至齐，亦断不肯为此区区者而从行也。此贤人之小过；不足以掩大德，故附录於此。
　　【附论】“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舆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下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尧、舜、禹之授受
　　按：尧、舜、禹之授受乃圣人之为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义也，战国之时，邪说并作，遂致圣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犹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启之，孟子之论亦无由而发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问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诬，然不可悉载，择其最大者载之。
　　○公孙丑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於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纟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怨亲与短丧
　　按：《小弁》以怨为仁，《凯风》又以不怨为孝，欲短丧则虽期不愈於已，欲终之而不得则虽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亲之过小则人子不忍怨，亲之过大则人子不忍不怨，能终央则减一日既为忍，不得终丧则加一日亦足见其不忍，礼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於此可见圣贤持论之无所偏，非析义至精者乌能如是！《论语》文多浑厚，得《孟子》七篇为之畅其义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为之启其端，孟子之论亦无从而发也。然则丑之功亦不亚於万章矣。
　　按：公孙丑舆万章，七篇之中问答甚多，不可枚举；姑录其最要者各二则以见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则人子之至情；举一二，可以例推也。
　　△《孟子》书出於门人追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歧《孟子题词》云：“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余按：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日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今正之。
　　△孟子门人之功
　　按：孟子门人尚多，然多无事迹可纪。独乐正子，孟子屡称之，又尝荐孟子於鲁平公。至於问答之言则万章、公孙丑为多，故说者以此书为二子所撰述；《史记》虽但称万章，然既云“之徒”则固已括之矣。盖孟子之见尊信於当时，乐正子或不为无功，而其言之传於後世则二子实有微劳焉。是皆不可没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记孟子弟子
　　称子者三人：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
　　按：乐正子之贤见於答公孙丑、浩生不害之问，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辩”、“性善”之间其所关者亦钜，“饮汤饮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既屋庐子之‘得间’，亦留心学问者。皆高第弟子也。
　　称名者三人：万章、公孙丑、充虞。
　　万章、公孙丑问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备述之矣。亢虞问答虽少，然“去齐”之问见孟子救世之苦心，“止赢”之问见人子爱亲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称子或称名者二人：陈臻亦称陈子，徐辟亦称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见殊少。然“何如则仕”之问乃圣贤去就之大节，“兼金”之问亦因以见辞受之不苟。盖皆乐正、万章诸人之次也。
　　不知果为弟子与否者四人：陈代、彭更、咸丘蒙、桃应。
　　此四人，《集注》皆以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问，他无所见，未敢决其必为弟子也。故附次於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辐，粲然靡所不载。”（赵岐《孟子题词》）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讹误）。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仿而之者也。”（同上）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後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
　　按：《汉书》刘歆九种（颉刚按：“九种”既《六艺略》）《孟子》有十一卷，则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赵氏乃独能分别其真伪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谓孟子“耻没世而无闻”，自撰此书，尚未尽合。阅者不以噎废食可也。
　　○附韩文公称述孟子三则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与孟尚书书》）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某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战国时，人视之与诸子等耳。汉兴，始立於学官，然亦不久遂废，人亦不过以传记视之耳。自韩子出，极力推崇孟子，其书始大著於世。至宋诺儒，遂以此七篇与诸经《论语》并重，皆自韩子之发之也。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故今附录此三则於《孟子事实录》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论孟子性善之旨
　　△论性六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孔、孟之论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恶之说，扬子始有善恶混之说。逮唐韩子，乃合而折其衷，谓人性有三品，善与恶皆有之；孟子之与荀、扬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异其名，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孔子所谓“相近”，兼气质而言之；孟子则专以理义言性，故谓之“善”也。
　　△人性兼理义及气质而成
　　余谓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义，兼气质而成，不容分以为二。孟子之所谓性，既孔子之所谓性；但孟子之时异端并出，皆以性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说辞而辟之非舆孔子为两义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纯乎理义，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尝不兼气质而言之乎！盖孟子所谓性善，特统言之；若析言之，则善之中亦有深浅醇漓之分焉，非兼气质而言遂不得为善也。故《传》曰“纯粹至善者也”，《记》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则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犹未底乎纯也。故性虽同一善而不能无异焉，岂惟三品，盖十品有不能尽者。然谓之为恶则不可。譬之人参性补，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谓其力有厚薄则有之矣。若谓人参性泻，肉桂性寒，则无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谓性为善，诚然无可疑者，韩子不必驳而程子亦不必曲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恶出於附会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预知其当灭宗，此自好事者附会之词耳。《春秋传》中此类甚多：陈敬仲之生也预知其必有齐，叔孙豹之生也预知其为竖牛所乱，亦将尽以为实事乎！况食我初未尝为恶，但以国乱无政，大臣黩货，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时，遂至食我为所累耳。据此遂谓食我性恶，误矣。据此以驳孟子性善之论，则尤误之甚也。
　　△评韩、程之论
　　大抵韩子、程子之论，其於性皆实有所见而措语皆不能无疵。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何若谓有性之理义，有性之气质，不分性而二之之为善也！谓上焉者善，下焉者恶，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为得宜也！学者当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说为疑也。至如荀、扬之论，则不过务新尚怪，苟求自异，君子所不屑道，亦无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传》所载羊舌食我之事甚属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陈灵，夏姬之齿长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异事也已。羊舌职以襄三年卒，其子伯华已为祁奚所知，嗣父为中军尉，而叔向复有弟叔虎、叔罴、叔鱼，则叔向之齿亦长矣，故《晋语》有叔向为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应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计之，平公既长，亦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强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颇远，疑即叔虎之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叔鱼，或以为食我，作书者遂取而兼载之耳。如正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却至亦从郑伯；子产欲毁游氏之庙而中止，一在葬简公时，一在为搜除时也。传记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恐未可尽以为实也。而‘母多庶鲜，惩舅氏’之语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贤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胜通室宁当不问！不过晋侯信谗，荀跞纳贿，遂至於贾祸耳。观叔游所言“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为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来与祁氏三世同官，相亲相近乃事之常，岂得谓之“助乱”！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难。”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贾祸也。以叔向之贤犹几死於栾盈之难，况盈与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远方正之士，夤缘权势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後人莫有肯为食我辨其诬者，故今因论韩子《原性》而附辨之。《左传》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读《孟子》馀说一则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无此字）不获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获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获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亲弗悦（《中庸》作，‘不顺乎亲’）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悦亲（《中庸》作‘顺手亲’）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诸’字）身不诚，不悦於（《中庸》作‘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无些二字）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中庸》袭《孟子》之证
　　此章文又见於《中庸》，与此大同小异。“居”之作“在”，盖因一时语言之异，如《论语》之“斯”，《大学》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实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无足为大得失也。惟“不顺乎亲”语未免大重；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岂但不信於友而已！“事亲勿悦”，但不为亲所喜悦耳，措语较有分寸。“诚”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诚者”“诚之者”则以诚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诚能动人，故由“获上”，“信友”，“悦亲”递近而归本於“诚身”，然後以至诚未有不动总结之，又以不诚之不动反结之，首尾呼应，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归本於诚身以开下文“不思不勉，择善固执”之意，意不在於动人，故删其後两句。然则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明矣。至於虚字互异，本不足为轻重，然“获上”、“信友”、“悦亲”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诚身”则不可用“於”字，故变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获上”、“信友”、“悦亲”、“诚身”，皆已见於上文，故助语用“矣”字，“治民”，上文无之，用“也”字为得之。“不获於上”系转语，故用一“而”字；“反身”则不必多一“诸”字也。“是故”二字紧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当删去。细玩此章文义，《中庸》之不及《孟子》显然可见。若之何先儒犹以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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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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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家学渊源
　　人之登显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业而得之者。其於学问也亦然。汉王充、郑康成，崛起者也。汉司马迁、班固、晋王隐、唐姚思廉、李延寿，则皆蒙业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业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凭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余幼而愚鲁，长而钝拙，於人事一无所长。所幸先君邃於学而勤於教，虽寝食出入时，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窥。不然，为农为圃且不若人，况知经史为何物哉！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来乎！然先君之学，又皆自段垣公来也。故於《考信录》成之日，备载家学渊源於後。
　　△曾祖段垣公
　　○《魏县旧志》先段垣公传
　　崔缉鳞，字子敬，号振侯。天资聪敏。十五六岁，即於经书无所不读。至二十一岁，补弟子员；文宗蒋公甚器之。随伯父方伯公游宦两河、江、浙、湖、粤间，大小事务悉与参酌，每叹其识量之过人。戊午，中副魁。庚午，举於乡。方伯公每欲为援例，可速显达，而不屑焉。及方伯既捐馆，而以嫡侄任事，二十馀年，毫无染指，真可谓孝廉者与！
　　癸巳，任大城县学教谕。与诸生讲学论文，仅二年馀，多所成就。时子牙河分司黄公甚敬重之，不时就谈，称为先生，而且多所赠遗。乙未，解组归。大城之攀辕泣留者络绎不绝。非公之盛德感人，何以至是！
　　归来十馀年，杜门不出预外事，手不释卷；魏之名士多出於其门。其书法得锺、王之秘，远近求书者甚多。今八旬有二矣，作诗作文，书行书楷，毫无倦容。平生德行文艺，咸推第一。阖郡人士为之匾额曰“善人君子”云。
　　先段垣公行状（通世按：《无闻集》卷四作《上本县先曾祖段垣公行状》。）
　　曾孙述敬撰
　　先曾祖段垣公，讳缉麟，字振侯，初字子敬；先布政公之从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从先布政迁於魏，为魏人。
　　幼为先布政所器，携之宦游四方。及长，河防民瘼，罔不与公谋议，所在奏绩；事详《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举子晚，家务无巨细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无尺布斗粟之私，以廉名於乡。
　　康熙戊午，中式顺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公长，屡欲为公援例进用，公固辞不愿也。庚午，中式举人。数试礼部，皆不第，作《银鬣马赋》以见志。筑室一间，读书其中，名之曰备庐，作《备庐说》。文俱载集中。
　　漳水之泛滥於广平也，安溪李相国光地方抚畿内，往视漳，知公练习河事，致书访焉。公覆书数千言，大指言宜开渠疏水以泄其势，且藉以兴水利，不当专恃堤防。相国深韪之，以群议不同而止。常於荒岁买田数顷，明年熟，悉召卖田者使自赎；赎者且过半。乡人德之。
　　将注选，例当治县，辞请教职，遂选为大城儒学教谕。当是时，督河副都御史黄公某分司子牙河，驻节大城，闻公名，折节与订交，晨夕相过从。时人两贤之。未二年，乞休归（通世按：《文集》“乞休”作“引疾”），诸生攀辕泣留者趾相属。
　　既归，为园於城南，构亭水上，题之曰逸老；杜门不预外事，以文史书弈自娱。求书者踵至。年虽高，作楷无倦容。为文必本於道，虽应酬杂文，率尔弄翰，皆足以羽翼圣学。与里中老人旬月一聚，仿古耆英真率故事，自肉馒头外，约无得置他品。常乘驴驾小车，从一童出，杖履蹁跹，见者以为神仙中人也。里居十馀载卒，年八十二。
　　里巷相传，以公园为段干木故居，故自号曰段垣。著有《段垣诗集》、《段垣文集》、《书法辑说》十馀卷，藏於家。
　　吾宗为魏望族，自先布政迁魏以来，甲第相接，仆马喧闾里间。而公独以文学行谊风流儒雅照映一时。前後令长皆敬礼公；後学多出公门。县人士共遗公门额，曰“善人君子”。旧志称公德行文艺咸推第一，盖当时已有定论云。
　　○附段垣公文一篇──《备庐说》
　　（先段垣公文集未果刻而没於水。此篇乃述兄弟幼时所抄读者，故得仅存。附录於此，以志一斑。）
　　戊寅冬，筑室一间，土为壁，芦为盖，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访者，俯首屈腰而入，见其床无席，寒无火，一茶盏，主客递饮，笑曰：“过萧条矣！曷稍为备乎？”
　　予曰：“子谓我弗备耶？而我之弗备者，岂止於庐中之用耶！蔬不充，衣不完，出不能车，役不能仆，此非不备者乎？然而其小者也！何以无愧於心？何以无亏於身？何以答廊庙？何以慰苍生？何以名闻当时而声施後世？由此言之，我之不备可胜道哉！”
　　“然吾有此室，为之置经，而帝王圣贤备在焉。为之置史，而治乱兴废备在焉。为之置笔墨，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远，风雨之变，山川之奇，鬼神之异，物类之繁，兵农水火礼乐之事，忠佞贤奸之人，歌舞啸咏之况，无不可由我记载考核抒写论断焉。不可谓之不备！”
　　“若夫彩梁画栋，碧瓦丹檐，锦屏翠帐，朱箔檀床，金猊吐焰，兽炉熨火，一切陈设之器，应用之物，精致希罕，光怪陆离，莫不压陶朱而欺金谷，则世俗之所谓备仍不自以为备，而日求备於无已者也！吾辈贫士，何能备此，亦何必备此！”
　　孟子曰：“‘万物皆备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备之我在，乌可谓之不备！子启我乎，吾得名吾之室曰备庐。”
　　又为之铭曰：“不备者吾之庐；皆备者庐之吾。吾有庐，庐有吾，乃可谓之备庐。”
　　○附《段垣诗订後序》
　　右诗二卷，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订也。初，公所著《段垣诗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册，先君箧而藏之，将求文学士选而刻焉，已买梨板数十方矣。遭家难，达人复不时遇，事未及就而县没於漳水。是时先君方他出，而述兄弟亦在外，其稿遂失。归而寻之，竟不可得。
　　後十有五年，先君捐馆。又逾年，述於县人李氏案上见书一册，面角破烂，涂抹盈焉。取视之，则《诗稿》第一册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坏者。喜极，携归。又数年，弟迈於仕望集舅氏家复得四册，而首册与前所得同，则县未经水时他人所抄本也。其文阙漏舛误颇多。乃假以归，较而录之；不可知者，则仍其故、未毕而迈寻卒，述复踵而讫之。其诗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岁归自大城而止，凡三册。复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册，中缺丙丁两年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诗。然则其间当复有一册，其後尚当有一两册，而皆亡之矣。乃并为三卷，题曰《段垣诗存》，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
　　呜呼，公之学术识议多见於文，述幼时犹及见其一二，而不能记忆。诗，特一时兴之所寄而已，公固不以诗重也。乃文尽没於水而所存者惟诗，诗又仅存其半，且多缺误，噫，其可伤也已！然魏自经水以来，先达之遗书手迹与夫故家所藏书册画卷鼎彝之属荡然略尽矣，而此数册之诗，失而再得，亡而犹存，流离患难之际，一似有鬼神怜之而不忍尽没之，独留此不食之硕果以贻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谓非幸也！
　　顾其前後次第犹多错乱，疑诗或系补录，未及更定。复於暇日详加考证，次其先後，并删其不经意之作，而重录之，共诗一百九十二首，分为二卷，题曰《段垣诗粹》，以遗後人而世守之。又择其尤者，别录为一卷，题曰《段垣诗粹》，以待问世。
　　呜呼，述不克亲侍段垣公，而订此诗也如见段垣公焉。吾先君不及订之刻之，而述之订之也如吾先君之自订之焉。吾先君之心慰，而弟迈之事亦终矣。惜乎吾先君之不及亲见之也！後之人倘亦犹是心也，则此诗也者，犹阙里之桧，已枯而复生者；其何忍不宝之惜之而爱护之也！其然与否，是在後之人矣。
　　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孙述谨识。
　　△父ウ斋先生
　　○ウ斋先生墓志铭
　　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旧史氏钱塘汪师韩撰
　　河朔之地有真儒焉，曰ウ斋崔君，讳元森，字灿若。余自病废，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见士以理学名者，类依倚达官贵人，盗袭前人之说以欺世，而行不见信於宗族乡党，或际困厄，遇小利害，辄变易所守，义不胜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间，假馆滏上，耳君之名。而在广平未久，癸未复北之保州。历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过莲西，则君之子述也，手《行略》乞铭；而君之没且逾期矣。序而铭之，表余膺之夙服也。
　　君先世，大宁卫小兴州军籍。明永乐元年，迁大宁都司於保定，遂分置新安。其再迁魏县，则顺治间君之高祖赠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讳向化也。曾祖讳惟彦，早卒。祖讳缉麟，康熙庚午举人，大城县学教谕；生三子，长讳瀚，次讳濂，次讳沂，俱县学生。君乃濂之长子，出为瀚後。
　　少好学，於书博览强记。入夜，犹拥衾坐诵；或无灯，则映月然香而诵之。年十七，补邑弟子员；旋食廪饣气。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试顺天，皆报罢。嗣是绝意进取。後贡成均，亦不赴。
　　君为学严儒、释之辨。北方自苏门孙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学，远近信从；君独恪遵紫阳，而尤爱玩当湖陆清献公之书，躬行以求心得。薄世之无知妄作者，未尝著书。
　　先是叔沂无子，讳言立嗣。庚午沂病笃，乃议以从弟之子秉纯为後。族人觊家资，故挠其事。君讼於官，始得直。率秉纯拜於柩前，而悉以田产契券归焉。性甘淡泊，绝嬉戏；与人交必忠告，然务隐人过，独乐道人善以为常。丁丑後，漳水数入魏城，城中民居尽毁，君亦罔有定极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贫，甚至田宅见侵，不较也。时并魏县入大名，君先後为大名邑令所器重，不干以私。故君虽不得位，而朴学传於生徒，卓行称於里党，庶几乎孔子言“行己有耻，孝弟信果之谓士”与！其他懿美，有不必书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故所载止此。
　　君以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葬魏城南礼贤台之西。配同邑李氏，国子生九经女。子二人，述其长也，次迈。述以庚辰副贡，壬午与迈同举於乡，拣选知县。女四人，婿则成安诸生陈居阝，磁州张光，成安国学生逯纟臣，同邑刘孟集（後改名文朴）也。孙男女各一人。
　　铭曰：“漳号衡漳，其发滂湃。决旧溢新，为赵、魏害。丁年淫霖，魏废其县。河伯不仁，及积善。半岁七徒，崩榱断垣。露冷采扁；霜重衣禅。天以艰阻，显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彦学成。莳花种蔬，高吟《衡泌》。羲皇上人；濠濮间意；体受全归，卜吉朔垂。何以示後？钻石埋辞。”
　　○先君教述读书法（先孺人教法附）
　　一，自述解语後，即教之识字。遇门联匾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务使分别四声。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识字稍多，则令读《三字训》若《神童诗》，随读随为讲说。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即先君有事，或不暇授书，述亦能择取其浅显者自读之。
　　一，述五岁始授《论语》，每一字旁，必朱书平上去入字，不使误於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篇，以百钱置书左而递传之右。无论若干篇能成诵，非足百篇不得止也。既足，则令少憩，然後再授如前。《论语》既毕，继以《孟子》、《小学》。每日不过一生书，一温书，不令多读，恐心不专故也。惟《大学》、《中庸》乃先孺人於黄昏时口授述而成诵者，大约亦在五六岁时也。
　　一，《论》、《孟》既毕，即令述读朱子《小学》，以《小学》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义亦易解，宜於初学。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入之言为主故也。
　　一，南方人初读《论》、《盂》，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後，再读经一二种，然後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後经注合读亦五十遍。於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
　　一，世俗读《朱注》者多所删削，有两说者必删其一，甚至“某氏曰”、“愚谓”等字亦删之，文气往往不贯。先君教述读注，惟圈外注有与经旨未洽者不读，其馀皆读，不肯失其本来之面目也。
　　一，《易》自朱子始复古本之旧。至明复用今木刻朱子《本义》，坊间遂无复鬻古本者。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录，俾述读之。
　　一，先君课述兄弟读书，务令极熟，每举前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语以语以勖之。十馀岁时，每夕侍寝，必令背诵旧所读书若文。且醒後亦如是。从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闲其心、述兄弟举於乡，暇中犹时命之背诵；有不记忆，则呵叱之令补读焉。
　　一，今人读书惟重举业，自《四书》讲章时文外，他书悉所不问，先君教述，自解语後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後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学问者无不耳提而面命之。开讲後，则教以儒、禅之所以分，朱、陆之所以异，凡诸卫道之书必详为之讲说，神异巫觋不经之事皆为指析其谬。以故述自成童以来，阅诸经史百家之书不至“河汉而无极”者，先有以导其源故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从不令阅时下讲章，惟即本文《朱注》细为剖析。有疑义，则取诸名家论辨之书，别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陆稼书先生之《大全困勉录》、《松阳讲义》，尤所爱玩，不时为述讲授者。
　　一，先君教述为举业，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赵相国所著《制义纲目》及所选《文统类编》为金针，使之文从字顺，章法井然，合於圣人语气，然後使读嘉、隆以後之文。每曰：“作文只是发挥圣贤道理，此外别无巧法。”於天、崇诸家内，有议论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赏，使述熟读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风气，敷衍墨调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虽严，然不禁其游览。幼时不过旬月，即携之登城（城在宅後故尔）。观城外水渺茫无际不觉心为之旷。外城上礼贤、迓旭两台，亦往往携之登眺。盖恐其心滞而不灵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辄觉神识开朗，诗文加进，知幼时得力於景物者多也。
　　一，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随，不使与群儿戏。先孺人亦然。姻族兄弟有好戏弄斗訾者，必严禁述等不使与之接；虽至，必疏远之。先君尝馆於乡，以事他出，先孺人召述等读书於内室，不使与馆中诸童狎。由是述等不在父侧，则在母侧，市井之言罕接於耳，游荡之行不经於目。故今年虽已老，而自读书外，声色戏玩之事犹茫然无所解也。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殇，先君痛之甚。故述之生也，钟爱莫与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饮食居处无刻不萦於心，有疾则顾复抚摩，殊不自惜也。然虽爱之而未尝纵之；惟爱之，愈不肯纵之。幼时两餐皆为之限，非食时，虽饥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饼饵从不为买食之。衣取足以御寒，不令华美。有过，辄督责之不少贷。每语述：“异日若居官，当以稼书陆先生为法。”而述学行既无所成，仅治一县，亦未克有所展布，所为承先志者止有《考信录》一书。所以命名为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备录先君之所以教述之方，以见述之不才，有负於先君之善教。嘉庆己巳，男述谨识，时年七十，七月初七日也。
　　戊寅除夕，先君作诗示述。诗云：“壮强都浪掷；衰病此侵寻。奋励难追昔，修持不懈今。闲家情高々；启後意深深。率教违严训，贤愚尔自斟！”时述年十九，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此稿偶存，故附录云。
　　先孺人最慈爱子女。述幼时在家中读书，常舍之服手足之劳；或读於外塾，归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气滞，身弱易病也。北方昼长，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归，母即按之床上令睡，饭熟乃唤之起，恐其饭後盹睡致停饮食也。父母之爱子至矣哉！述幼而羸弱，见者皆以余为不寿。使非吾父吾母调护周备，断不能至三十以後。犹记十四五岁时尝得腹疾，先孺人百方为之营救，竟以渐愈。而述自念生平毫无报答之处：竭力服劳以养口体，遂足尽人子之责乎！嗟乎，今生已矣！清夜自思，徒增悲感。偶因今岁病中饮食起居多不自，不觉忆念及此，遂附记於家学之後。时余七十四岁也。
　　○《先府君行述》摘录
　　（读书训士大略已见《自序》及《墓志》中，今不再录。惟《行述》中轶事尚有一二当存者，附录於此。）
　　丁丑五月，城没於漳，屋尽颓，资用悉沈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数月未有宁居，日惟以扁豆充饥。霜降於犹单衣；冬不能具炉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复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风雨。三月，知府事朱公英命知县事王公沛生延入书院训士，饣粥始给。辛巳七月，水复没城，居村中月馀。复入时，水尚深数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蹙凌水复至，复居村中。俟水尽退，然後入，时壬午秋七月也。先君既屡被水患，数迁徙，家益落，至无隔宿粮。而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县事秦公学溥（时魏县废，并入大名），破格优待之。是秋，述与弟迈复同举於乡。然人间以讼事浼先君居间，许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见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无复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数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间水三入城，卒徙於礼贤台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先君平居含忍退让、人数负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与较。乡人以盛德目之。然临大事必力争是非，未尝稍退缩徇人意。屡以此致危困，终不为少改。自奉甚俭，虽疏粝无不饱；力即有馀，亵衣未尝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止用布素。子妇有献，少逾常式即不免谴责。然义所当费，虽贫未尝吝。遇人有急，辄倾囊助之。少年时，尝谋刻段垣公遗集，节衣食，买梨板数百方。未果刻而没於水，每以为惜云。
　　先君以名字皆取显暴义，恶其文之著，故以“ウ”名其斋。
　　△母李孺人
　　○《先孺人行述》摘录
　　先府君少多疾；孺人侍汤药按摩，常竟夜不寐。
　　家常苦贫，先君以授馆为生，子女渐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计算於米盐琐碎间，得以不冻馁。
　　母性勤慎，好整洁，作苦常无暇时。虽高年有子妇服劳，犹躬理家务，拄杖行视，日十馀次，恐他人不如己之尽心也。饮食务俭约；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则竭力营办无所惜。人讶其备，不敢谓其贫也。述兄弟举於乡，亲族多期其仕者，母独不愿，曰：“官不易为，吾望汝等读书作正人，而勤俭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禄养也。”
　　△弟迈
　　○附记弟迈事
　　迈幼而颖慧，十岁能文。十二岁与述同补诸生，名噪一郡中。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读书目力甚捷，顷刻数页过，日览十馀册以为常。尝与述同读《海赋》，述成诵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颇好词赋，拟《上林》、《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者几不能句。尤爱为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渐老，多直抒所见，潮涌澜翻，浩浩汨汨，不自知其所终极。常好究考名人事迹，次其终始，辨其同异。暇则玩弄书翰，流连花树，以自娱乐。庭中种花无隙地，不复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远游为恨。
　　○附记弟所著书
　　弟所撰，有《魏墟杂志》四卷，《魏郡琐谈》三卷，已成二卷，《讷笔谈》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皆未成。自订其诗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词曰《梦窗呓语》，凡一卷。其所订集乡先辈之文，曰《大名文存》，凡三册。卒後，余检其遗稿，复选订其自所著文为集一卷，又为续订《大名文存》一册，《大名诗存》三册，──一册每人皆有序，二册无序，盖皆未成书者也。此外复有《尚友堂说诗》一卷；《魏郡丛谭》、《金石遗文记略》、《杂记》三种，俱未成卷。以上各书，皆藏於家未刻。其但有草稿而未抄录者尚多；皆散乱无门类，字亦难辨。而余病目不能多览，尚未暇订正也。
　　○少年遇合记略
　　余何以能著《考信录》也？祖宗父母之所教养，亦师长先达之所扶持而长育之者也。余幼而家贫，少长即被水患，田庐悉没，性又拙於逢世；然往往有先达诸公重其才而怜其遇，导其前而恤其艰者，以故衣食粗给，闻见渐广，以至於今。三十以後，所遇渐多龃龉。四十以来，抑又甚焉。乡曲之豪排之厄之者常不乏人，而有权势者惟重财，不复问及士，几於不能自存矣。藉使少年时即如中年所遇，当不免於穷饿以死，何有於书！即幸而不死，而奔走困厄之馀，能糊其口足矣，何暇读书，又何暇於著此书也！余不才，不能有所建白於世，使天下後世指而目之曰，某人知人，某人知人，而仅於有此书，其何忍不溯其所由来乎！书既成，乃追记其少年遇合之略，以附於《考信录》之後云。
　　△朱英
　　朱龙坡先生，讳英，字临川，云南石屏人也。以雍正甲辰进士选授直隶赤城县知县。丁外艰；服阕，补怀安，调任邱，擢赵州直隶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旋改广平府同知；复擢大名府知府。公廉介宽厚，薪米皆用价自市之，从不以声色加属吏。然属吏皆畏公，不敢有大蹉跌，以公无所染也。顾独不能逢迎上官，以是久不迁。
　　乾隆甲戌，余年十五，与弟迈同应童子试至府，公见而奇之，命坐於大堂暖阁之侧，文既成，召入内署晚香堂後池上侍坐。良久，复命入内室见吕恭人，各赐以荷包银锭一；且命设食，使子士琬具宾主之礼。食毕已夜，以府堂烛笼送归寓。一时同试者皆以为荣焉。榜发，以余为冠。逮秋，遂与弟同入学。明年春，公召余读书於晚香堂，与诸子同笔砚。初延安庆张先生前赞训之，继复延归德李先生桓。李先生去，朱公遂自教之。由是余文日进，得捷庚辰顺天副榜。明年，复延松江丁先生夏陛。又明年，朱公移永州，士民攀辕祖道者亘十馀里不绝。余与弟送公至临清，遂入京师乡试，皆得举於顺天。而公至永岁馀，以与巡抚议事不合，竟以原官罢归。
　　公所至以成就人材为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贫者恤其家，使不至徙业。在任邱时得人为最多：前提督山东学政侍讲学士李公中简，前两淮盐运使边公廷抡，皆公门下士也。公善政已详於余所作公墓志中，兹不悉赘。
　　公三子。长士琅，次士琪──乾隆庚寅举人，官儒学教谕，──皆能守家风，无纟丸繁华之习。次士琬，与余尤相得云。
　　余家故贫，薄产无几。自漳水入城後，资用悉沈於水，益贫困不可度。公嘱魏县知县王公沛生延先君入义学训士，饣粥始给。而余自入署後，非但从公学举业，且得纵观海内之书，交游天下之士，以扩其耳目而开其知识。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穷饿以死，亦不过为乡人以终其身，何由能著此书！然则《考信录》之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
　　附《祭朱公文》（通世按：《文集》作《祭石屏朱公文》）
　　维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四月初一日，受业门人崔述衔泣远致文於滇南，以昭告於老师大人之灵前曰：（通世按：篇首四十一字，原本省之；今据《文集》补）
　　呜呼，公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顺没宁，公复何计！而述所以泣涕沾巾，悲公硕德，怀公旧恩。
　　公於家庭，事兄如父；从子相依，分甘共苦。公於居官，曰方以直；廿载不迁，一言辞职。自公之仕，四十馀年，身无厚奉，家无馀钱。尤务作人，启迪後学；郁郁门墙，高科显擢。
　　方述成童，公为太守，一试奇之，弁名於首。不阶尺书，罗之署内，扶持吹嘘，饮食教诲。八年终始，雨夕风晨，经传马帐，雪立程门。
　　衡漳为灾，汨我田里、庐舍荡然，半年七徙。嗷嗷中泽，孰恤余贫！赖公之德，八口以存。
　　公之南行，送公汶水；从此梦魂，湘江滇海。犹冀微官，驱驰王事，或能见公，於滇之ㄛ。十有三载，屡踬文场，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没不知日，葬不知处，万里南天，攀号无路。缄辞六诏，以写哀思，公灵在天，尚其鉴之！
　　△朱士蜿
　　士琬，字松田。朱公之召余读书於晚香堂也，与松田共笔砚，松田天资聪慧，与余甚相知爱。余归省，或旬月未返，松田辄忆余不置；而余亦以不见松田常悒悒也。松田之随侍至永也，以道中题咏写寄余；余亦以入关道中所作报之。乙酉，余客京师，复作《忆旧游》诗寄之。其後余久不会试，遂与松田音信间阔。
　　朱公居官素廉，解组後，宦囊殊薄，而诸公子生长官署中，乍归田里，不能御贫，以此业日凋。松田尝於元旦题一联云：“为清白吏子孙最难，守分安贫，还要鼓光前志气。思童稚时繁华已歇，由奢入俭，全凭用克己工夫。”
　　余之在罗源也，松田远来视余，留署中者数月。因余宦况清苦，急思归里。留之，不可。临别以诗二首赠余。其一云“紫芝眉宇隔天，梦里相寻数十年。萍聚海滨添我老；榻悬官阁倚君怜。鸿词重叩边韶笥；骥足聊舒祖逖鞭。回首壮怀同一笑，羁情宦况冷於泉！”其二云：“别经三十七年馀，忽漫相逢叹老夫。竹径快谈当日事；荷亭恰绘晚香图，桑榆景暮身同健；风雨情深梦亦娱。最恨离丝终未断，翻嗟此会不如无！”手迹如新，履声已远，不知今生复能相见与否，每一临咏，益增怆感。
　　△秦学溥
　　秦公，讳学溥，号耐圃，山西凤台人。以举人为大名知县。自乾隆二十三年并魏县入大名，疆宇辽阔，鞭长莫及，吏胥恣於乡，豪强斗於野，而内黄盗薮与县接境，西南诸村尤苦之，县官莫之能制也。公至，始极力整顿，重惩悍民；四境肃然。其驭吏胥尤严，咸循循守法，莫敢妄为；亦未有敢美衣鲜食者。间有衣帛者，上堂时必易布衣着之，恐公嗔怒也。遇有劫掠之案，必为详办移提，多方掩捕，不自顾其处分（凡盗案，州县多抑勒事主以窃报上官，恐不得贼，致罹处分，疑升迁也）。余所知者，有陈二、来二两案，前後凡获十有四人；而公亦以处分故久不迁。然盗风亦自此熄矣。
　　时余年甫弱冠，公封翁一讳峤──闻人称余才，延余往见，且嘱公优恤之。公待余厚甚，时延之署内。公长子朴与余缔布衣交（俗谓之换帖）。余屡被水患，数年无宁居；公买室於礼贤台畔，俾余居之。公之迁保定同知也，余以诗送公行。内有云：“我时弱冠喜文翰，闭户耻作阳桥鱼。伯乐一顾倾冀北，罗之门下真吾徒。”又云：“文侯昔馆段干木，遗趾今在东南隅（礼贤台在魏城东南隅，俗传魏文侯馆段干木遗趾）。诛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筑聊可娱；”皆纪实也。後公擢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补顺德府知府，余皆尝至署内。旋擢苏、松粮道，以事罢官。
　　自公去大名，大名风气日变。暨公南行以後，益不可问，吏胥豪强之横，尤过於公未至之前；内黄盗风愈炽；大名境内竟夜不断火光。驯至张标劫至近京之县，两省会剿始能擒之。民事且悉置之度外，欲求有怜才好士如公者，真有天上人间之隔矣。
　　△秦朴
　　朴字苞文。与余交，数恤余急，且规余过，古人忠告通财之义盖兼有之，余深感焉。
　　苞文慷慨自许，期为良吏。初以举人分发直隶，署满城县事，严驭吏胥，有风厉名。苞文犹以未展其志为歉，尝寄余书，内有云：“竭力办理，苦无实效。”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不能不深自愧也。”既而以父在直隶为知府，改补山东平原知县。内外严肃，亦有政声。未几，以事忤巡抚意，被劾罢官。旋捐复，为湖北汉川知县。复以事革职，发遣伊犁。
　　壬子冬，余候铨京师，得遇苞文之从弟某，知苞文谪限将满，可望赦还，因寄书问讯苞文。後二年，始得苞文覆书。余方拟得缺後迟苞文至署，剪烛话旧，而苞文遽卒於伊犁，余亦远宦闽中。每忆良朋，不胜伤感也！
　　△史贻谟
　　史公，讳贻谟，江南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弟也。以进士入翰林，历迁至司经局洗马；都中人称为史十太爷云。
　　壬午顺天乡试，公分校闱中，得易一房；而余卷入公房。公见余文清真，甚爱好之。新涤砚易笔，因工为之圈点。阅至论（时第一场试《四书》文及论）。亦大赏识之。欲拟以元，阅卷面知为北皿，始大失望。盖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为领房，领房中无可为元者，始於他房选取。而余以庚辰副榜入闱，故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贡监同居北皿号中；恐其非直隶人，故不以拟元，──拟元必在贝号中也。榜发之次日，余至午门谢恩，知卷出公房，即於其地见公。公问知为余，连曰：“可惜！可惜！此本拟元卷也！”
　　公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故宦不达。癸未会试之前，中翰长垣李君谓余弟曰：“此科房考绝无一关节者，惟史公及李公宗文耳。其馀诸公，但能分半以荐佳文，即为贤矣。”公之见信於人如是。
　　其後余五入会闱，未尝得邀一荐，无他，房考中无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与房考之数，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与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後始为《考信录》，而家计艰难，碌碌苦无暇日。幸有脱稿者，亦无人为抄录之。自挨选得作吏闽中，归里後尚可谋数年之食，始得陆续成稿，佣人抄录，今且谋梓行矣。然则余书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没也！
　　附录
　　△汪师韩
　　○上汪韩门先生书
　　去冬辱赐手书，言於初岁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远达鄙忱，馆居乡塾无为邮者。今夏复闻改期秋末，幸际乡试之辰，敢泐寸函以闻左右。
　　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日积月聚，似少有所见。尝欲著之於文，顾自以为年少识浅，又方劳心於科举衣食，未暇为也。自战国以来，邪说并作，皆圣人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圣人之徒传而失其真者。汉、晋诸儒罔能辨识。至唐、宋时，尊信日久，益莫敢以为非。《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迁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释经义，支离纡曲，强使相通。虽有一二有识之士论其舛谬，顾其考证抉摘犹多未尽，而世亦不尽然其说。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岂可胜道哉！述之所见虽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识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
　　自先君见背後，功名之念顿灰，家贫多病，益疏懒，自度难以进取，欲遂一抒所见。愧不能文，乃於去岁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执笔之时故态辄见，百不一似。岂天之降才果殊耶？将必久於其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为文，非欲貌为古人色泽，诚欲自抒所见，如孔子所谓“辞达”者可矣，然言固有能达，有不能达，有虽少而达，有必多而後达，有虽多而愈不达者。苏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手者乎！”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烦而意毕达也？
　　述所居壤僻，虽尝出游，亦罕所交接，未尝见有言及古文词者，伥伥然靡所就正，故敢略陈愚昧。惟先生鉴其诚而教之，幸甚！
　　△陈履和
　　○赠陈履和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自周之衰，杨、墨并起，继以秦火，《六经》几亡。汉初始求遗书，然以其求之切也，传而失实，驳而不纯者，皆得为圣贤所作以与世市，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经学益重，学者藉此以取富贵，又多增其师说，旁采杨、墨之言，以乱圣人之旨。犹幸其时诸家并立，异同得失之故有可考证。及至後汉，马、郑起而诸家之传渐微。永嘉之乱，其书遂尽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学者方崇王肃，复伪造古书以攻康成，以惑当世。後生末学习熟耳目，以为圣人之旨固然，《六经》於是大坏。唐、宋迭兴，诸儒林立，始颇发明圣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辟佛、老为事；至於前人讹误紊杂，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尝不有待於後人之补苴者也。
　　余自束受书，奉先人之教，即专求信於经。及长，觉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观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欲以探圣经之原，不惑於众说，顾家贫质钝，碌碌无读书之暇，即读，亦都不复记忆。且多病，遇劳则亟，不能自竟其业，尝冀有一二同志相与讲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见学者多专攻举业，间有好古之士，只肆力於诗赋博览，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渐老矣！
　　乾隆壬子，余游京师，始得遇滇中陈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学好古，所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误。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顾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请师余者至於再四。夫师所以求益，余之与介存，伯仲间耳，何能益！况师道不易行，自唐韩、柳且难言之。乃辞之者屡。而介存意坚不可移。岂以世无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励俗耶？抑好学之心笃而遂不暇深择其人邪？（通世按：《无闻集》卷三“好学”作“好古”）
　　虽然，余尝闻之，学以专而精，知以少而当。不使百家之言杂於经，而後经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无所淆；故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必於从，无所必於违（通世按：两“必於”、字《文集》皆作“於必”），唯其如乎经而己。苟如是，异日必将大有得焉。於以正群言之淆乱而明《六经》之旨，余将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复何足为芥蒂哉！倘异日天假之缘，使余得与介存聚处数载，以余之所窥及其所未窥，相与讲明而切究之，以偿其平生之愿，以求万一之有几於道，则余虽贫且病以老，其亦可以无憾也夫！
　　壬子冬，先生还大名。履和援昌黎《师说》之例，以文为请。
　　明年，乃贻此序，皆先生自得之言，履和对病之药也。年加长而学不进，深负父兄师友之明教。三复斯篇，能勿愧惧！丁巳夏四月辛未朔，履和谨识。（通世按：嘉庆二年陈氏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时，附刻本序，末加此跋语。今因补刊於此。）
　　余自三十以後，颇有所窥测，先达中赏鉴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五十以後，颇有所论著，後进中推毂余者惟陈介存履和。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其亦异事也已！故附录二篇於此。崔述识。
　　●卷二
　　题词（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曹衡姬
　　○《洙泗考信录》题词
　　考据详明，推勘周至，真必传之书也。
　　曹衡姬评。（字阿周，大名人。）
　　△刘
　　圣人，人知尊之。经传，人知读之。读之而不知考之，尊之而不敢议之，遂致圣人之真，圣人之正，混於附会伪之辞者，几二千年矣。夫圣如日月，岂阴霾浮之所可得而损之者哉！但世人之目为阴霾浮之所蔽而不得瞻其高高之象，究於日月何亏焉！今吾崔子，具卓识，出雄辨，博览群书，互参考证，发为议论，其意谆谆，其言侃侃，拨尽附会伪之辞，能使数千百年之蔽於阴霾浮之日月若忽浴咸池而初出也，其洗濯圣德为何如哉！其维持圣道为何如哉！如余之鄙陋，安能识此书，又安敢评此书。但既读此书，胸中自有此一段愚意，不禁而为之言耳，非敢为誉也。
　　刘评。（字从龙，魏人。）
　　△成询
　　○读《补上古考信录》
　　辩论古史真伪是非，即格物穷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论观人之法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盖人之善恶，自有实际；苟随众附会而不察，何异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鲜矣、虽众好恶之不差，亦必察之，实见其可好，实见其可恶，方为自己真实学问。观史之法何独不然。
　　孟子将尧、舜、禹、汤、文、武所行之事，及门人所称齐东野人之语，无不一一剖析真伪；辨别是非，所以求义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程子称“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为辩论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编古史者，人既非圣贤，其真伪是非岂能无待於辨者。然学不博，心不细，识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书之辩论剖析，无坚不破，无疑不搜，固可征其学博心细识超理明矣。至於笔力之清醒，则又天才之过人者也。吾舅学问有馀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将命以辨论古史乎？
　　陆稼书先生论孔子作《春秋》，虽与《变风》诗人同是庶人之议，而力量大不同。此书之前，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不信传闻而信理，既以卓识标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读过，不甚留心其识见，故未能已後世编古史者之惑。此书专重辨论，逐一细剖，是尚不足以绝後儒之惑乎！甥以为此书力量直大於欧阳永叔数等。
　　甥成询谨质。
　　○读《夏考信录》
　　《夏考信录》今已读毕，甥获益良多；但愧无所发明耳。今将原书送还。至录中《启篇》、《太康篇》、《少康篇》、《桀篇》四大议论，悉为确当。其馀十六七条皆妥实，而《洚水》、《彭蠡》两条尤为快心。此皆有目所共赏，无庸甥之赘赞也。
　　甥成询。
　　赠诗（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黄文治
　　○送东壁先生归大名
　　皇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先生初下车，韬晦无人识。好问察迩言，能贫凛冰檗。民曰是矫情，胥谓不知律。岂知磊落怀，稷、契、伊、周匹。教学本父师，心行判南北。弱冠登贤书，二崔名藉藉（先生与弟迈同举於乡，并为大名守朱龙坡先生器重）。萧条三十年，屡回公车辙。垂老宰方隅，小鲜聊一割。从容摘发奸，神明杳莫测。桃紫陌春，皓月清秋节，岂不佳日多，所安在无逸。劳形案牍馀，不改耽书癖。斋厨淡泊供，甘之若椰蜜。日坐广益堂，如闻民瞅唧。阍人茧足行，不轻假辞色。（先生勤於政事，折狱日数次，无倦容。燕闲亦时在公堂，谘诹小民疾苦。与民相见，如家人父子然；阍人未有敢阻抑者。谁谓“侯门深似海”哉！）谠言忤上官，同列为挢舌。崎岖犯世嫌，徇人意终不（先生不避权贵，遇事侃侃直谈）。小民父母之，猾吏始股栗。罗治十六里，从此声洋溢。夫何借寇来，攀留间道出。棠阴花再繁，睹物心如结（先生於四年春奉檄署杭篆。供张祖道，自县治达郊外，梗塞不可行，先生乃从小西门出）。去冬心方夷，忽奉新纶，主政入内廷，为霖非补阙（先生以候选主事内升去任）。
　　鬼余椎鲁资，曾立程门雪。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故事，初下车既谒圣行香讲害。先生命治讲《鲁欲使乐正於为政章》以见志）。经史踵讹谬，真赝久莫别。正学杂异端，圣贤事荒忽。卓哉《考信录》，千古鸿蒙辟！《五行》、《三大典》，创论超前哲（先生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及《唐虞》、《夏》、《商》、《丰镐》、《洙泗》诸考信录，《五行论》、《王政三大典》等篇，皆闳深肃括，数十年来惬心满志之书）生平所著书，足配《孟篇》七。歌诗本绪馀，优入杜韩室。裒集署《知非》，久不劳心血（先生行年五十即辍吟，颜其集曰《知非集》）。
　　方今玉烛调，樽俎不可越，六载竭焦劳，寒泉遍苍赤，犹云：“下负民，上何补於国！功名付英豪；山野臧迂拙。”（先生卸篆後，自题联句云：“向山野藏其迂拙；把功名付与英豪。”）窃意庙堂上，未许归衡泌；历览古循良，相继登台弼。兹当飘然去，士庶同悲咽。别泪空盈盈；归心已勃勃。临歧敢请言，莛叩难为力。先生自不朽，徒劳绘日月。
　　受业门人黄文治具稿。
　　陈跋三则（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嘉庆二年刻本跋
　　○初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跋
　　吾师东壁先生，直隶大名县人，壬午举於乡，今为福建罗源令。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请，得为弟子。先生授所著书数种。既归，复赐之序，所以开示化诲甚至。於今六年矣，南北奔走未尝不与是书偕也。履和窃惟先生之书考古必确，析理必精，或独电己见，或更畅前说，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因以所钞《补上古考信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六卷、《经传祀通考》一卷、《三正通考》一卷，付诸剞劂。他著作未及钞者，俟异日重刻焉。先生教履和曰：“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於必从，无所於必违，唯其如乎经而己。”呜呼，至矣！读先生书者，亦即是以求之而已矣！故此刻以序文殿。
　　履和少时闻乡先辈大名守朱公试童子，奇先生兄弟才，馆诸署，一时二崔名藉甚，又尝见先生所为太守公墓志，憾不从先生游。越二十年而事先生，事先生数月而别，别六年而未能合并。回首在京师时，敝车蹇驴宛转风雪中，从问经义，何其乐也！“及瓜载酒”，竟末由复斯言邪！（履和送先生还大名诗，有“及瓜应载酒，亲造子云居”之句。）先生方宰闽，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相距不二千里，求先生之书，并以观先生之政，或者会有期乎？手是编，益心向往之矣。
　　嘉庆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石屏门人陈履和谨跋於南昌寓馆。
　　○又跋
　　是书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许也。答以“《三正》、《祀》两考差可自信。馀二种尚多应更定者。近日胸中别有一部《上古考信录》矣。”
　　先生在罗源三年，引疾乞归。大吏方重先生，调署上杭；而先生归兴益浓，惟欲以著书老。戊午秋，示履和以《唐虞考信录》六卷、《三代经界通考》一卷，皆二十馀年不轻示人者。且言“《三代考信录》当复贻吾介存。唯舆介存约，毋复以吾未定书轻付梓人，乃敢相寄耳。”先生之心视世之易足而求炫者为何如？甚矣履和之浅也！
　　嘉庆五年春正月丙辰，履和谨识於广丰署中。
　　△嘉庆十三年刻本跋
　　○刻《唐虞考信录》跋
　　嘉庆十三年夏五月，履和侍家大人由赣州至南昌，将还滇，念从此去先生日远，而旧藏《唐虞考信录》未刻，乃以七月付梓；并使人诣大名以行告，且求书。八月哉生明，得读《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洙泗考信馀录》四卷，《考信录释例》二卷《易卦图说》一卷，重订前刻《正朔》、《经界》、《祀》三考各一本。其已成而未录寄者，《丰镐录》、《别录》、《杂著》、《伏枥寤言》，尚三十馀卷。
　　先生自闽归後，三迁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全刻所著书，印赠文学交游之士，盖寓书京师与履和商此者屡矣。而履和久不与礼部试，未得见。年来侍家大人於丰、章贡之间，簿书束缚，重以肺病足伤，闭户不出，乃如妇人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风起，慨然远念，则取所刻诸录读之以当侍侧。计与先生别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南。设使今不求书，则此十馀卷者又不知何日登堂而与其所未见之三十馀卷亲受之也。书至，家大人行有日，不及刻；乃取《考信录自序》一首系之《唐虞录》後，俾读者知先生生平著书原委如此。
　　於戏，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凡书之成而未见，见而未刻者，其敢不尽心焉！署中碌碌少暇，故三锓先生书皆在南昌闲居之日。自今以往，则又不患无暇而患无力矣。“有志者事竟成”，况诸书显晦颇关经史大纲，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师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终勉之而已！谨识诸《唐虞录》後以自策焉。
　　中秋节，受业门人陈履和书於南昌豫章楼西馆中。
　　○附陈履和刻书始末
　　余为《考信录》，罕有人过而问焉者。独滇南陈履和见之即执弟子礼，既为刻《上古》、《唐虞》、《洙泗》录於江西矣，复谋尽取而刻之，亦贤矣哉！故附载其始末於此。
　　△乾隆五十七年书札
　　○客京师时致书
　　滇後学陈履和顿首顿首东壁先生函丈。旬月以来，捧读大著，辨古书之真伪，折群言之是非，期於尊经明道，无所淆乱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谓敌忾御侮之师。虽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发蒙，略辨黑白，生平谒见所及，一人而已。
　　和少承庭训，稍知向学。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於经传文义曾无牖隙之明，无论不知道也。私心抱憾，约有数端：质下，不能强记；家贫奔走，伏案无时；而滇居僻远，求书颇不容易；见闻寡少，知识谫陋；──诚二十年来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犹有甚於此者。独学无友，古人所戒。而师者於朋友一伦为最尊，故不能自得师则不可以为学。口耳占毕之教，习其读不足以明理，施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谓师与学也。家居无所交接，间取古人文读之，於本朝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两先生，盖观其文知其为笃行君子；而不得与之同时。同时者，闻山左窦东皋先生、乡前辈钱南园先生文章行谊，心向往之；而又不得与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与析也，有惑而莫与解也，若冥行而无烛焉耳矣！天鉴其衷，俾识先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时而东皋、南园面对也，岂不幸哉！
　　昨浼朱君笏山为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见辞过坚，益深惶惧。岂先生弃下愚而以为不可教耶？抑和之诚有未至，而姑欲使之少安勿躁而深自省也？和闻君子之教人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先生弃和不教，是此生终已不得与於学问之事也。此则生平所抱憾，而兹复继之以悲者也！三日齐宿，谨以书献，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和将卜日进谒，以释二十年不自得师之恨。履和顿首。
　　○送别诗四首
　　送别客中贯，先生去始悲。那能终北学；竟得挽前绥。离合关吾道；风霜满大逵。自怜相见晚，廿载失攀追。
　　滇归未得，留此竟天心。要使风尘客，得闻金玉音。黄钟开大梦；白日散穷阴。不奉先生教，安知迷误深！
　　一旦为师弟，平生积恨消。任人惊雪日；从此乐箪瓢。往事怀三古；斯文扫六朝。侯芭方问字，愁听马萧萧。
　　太息金台路，频回长者车。何人能顾马，使我庆连茹？贫贱信知己；穷愁合著书。及瓜应载酒，亲造子云居。
　　滇屏受业陈履和未定稿。
　　△嘉庆初年书札
　　○自南昌寄罗源书摘略
　　兹先生书四种俱已刻竣，谨先印数十部寄呈。先生之书不待序而传，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履和谨附数语於後，以识得师之幸及刻书年月而已。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书中恐尚有误，并祈示知。
　　履和质劣心乱，不能读先生之书，窃欲使天下能读之士皆得受而读之。伏祈将全集寄赐，俾得次第付梓，不胜大幸！
　　○又
　　去岁差旋，得读老夫子大人先後来书，谆谆以刻书为过举，仰见虚怀谦德非末学後生所能窥见，惘然自失者久之。既又念先生之书即果有一二条未定处，而使海内承学之士相与考订而商论之，未始非先生之所愿也。版成，印四百部，计寄闽及为人乞去者几二百部矣。《洙泗考信录》，今所更定者义例更为精严。他日复将定本重刻，自无不可。《唐虞》、《三代》考信之篇，《经界考》，及各种文集，恨不能负笈入闽，手录以归。尚望先生怜而示之！
　　○自广丰寄上杭书摘略
　　先生所著诸书不欲遽出问世，是以《唐虞考信录》、《经界通考》未敢续刻。第思先生之书，先生亦不宜终以自私；而校字之责实受业者所不得辞。今先生既有归志，履和亦拟於一二年中奉亲南还，不於此时尽求先生之书，从此南北阔绝，受业愈不易矣。伏祈吾师出全书，令人别录副本，俟到丰时尽以见赐，将使同志之士共得受而读之，非独履和一人之幸也！
　　○自广丰寄罗源书摘略
　　伏念吾师穷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时之私论，而庭前尚未有读其书者。古人师弟视犹父子，卒业校字责有攸归。敢求全集而藏之，为吾师存此书，为天下後世人存此书，此履和区区之私，而不敢不再请於吾师者也！
　　△嘉庆十三年书札
　　○自南昌寄彰德书
　　受业门人陈履和顿首谨禀先生大人阁下。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矣。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十七年中，无日不思踵谒师门以偿夙愿，而今恐不可遽得矣！伏想先生北归以後，所著诸录及古今体诗文当已次第定有全书，即师母大人诗文，似亦宜附先生卷帙以传，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校对之役为可惜也！
　　履和自七年三月随家大人采铜赴滇，十年二月，家大人复任广丰，私计一年後喘息稍定，即当禀之大人，负笈北行，受经魏台以归，然後侍奉严君，退休家园。成算在胸，谓操左券。乃是年五月，履和下堂伤足，不下床者逾月，不出户者数月，扶杖行者又数月，一年之久，蹒跚学步。今虽愈十之六七，而右股终不得力。已矣，负亲负师，长为无用之身矣！去年二月，大人奉调赣县。事繁费大，乃於五月告病，而大吏不许。十二月，再具文求退，始於今年二月朔卸事。五月交代毕，晋省。大人之复来江也，家眷俱未从，故今日治装尚易。履和归後，即将家务付弟辈经理，田租百石，仅足食米，须就邑中假馆以助薪蔬，从此侍奉老亲，甘为乡人，以不材终矣！回首见先生时年壮气锐，岂料今日病废至此！
　　夫不可知者数耳，功名事业诚有非人所能自为者；至於读书行己，岂得复归之时命！齿长而学不加进，且日损焉，履和所以焉自疚，而又伤心於离索廓落，不得长侍先生者也！虽然，履和不得长侍先生，以亲故也，每读先生书，又未尝不如在左右。先生《经界考》，十年二月，照罗源板重刻於南昌；《洙泗录》亦照改订处修好。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录》，七月可以蒇事。诚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而传之天下後世，俾承学之士有所取信，而先生四十五年穷经论古之苦心亦永垂诸无穷，是则先生之志，而履和虽病亦不敢不以自任者。谨遣人诣先生求书，祈将《唐虞》以後《三代考信》诸录及古今体诗文全集寄赐。或有副本，则赐副本。或无副本，则请赐原本，俟抄录後仍将原本寄呈。师母大人诗文亦乞付与。可否附刻，不敢自定。履和受书之日，即当束装侍亲行矣。
　　窃念，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自今以往，倘二亲精神日强一日，履和足伤肺病日愈一日，二三年中，积累修脯之馀，刻先生书竣，亲赍一帙以见先生，先生须髯如昔，矍铄有加，且闻弟子至而欣然也。此愿偿否，唯有日焚一瓣香祈天而已！临禀怅结，不尽欲陈。
　　六月十一日，南昌豫章楼内路南寓斋，受业门人陈履和顿首拜书。
　　○附带去书目
　　《段垣诗粹》二本。新刊《正朔考》二本（系彰德所改刻）
　　《经界考》二本。《祀考》一本（内抽换两页）
　　《考信录释例》一本。《夏考信录》稿二本。
　　《商考信录》稿二本。《洙泗考信馀录》稿四本。
　　《易卦图说》一本。《二馀集》一本。
　　（此书不记何时寄去。以前後往来书札核计之，似当在此时。故附之於此。）
　　△嘉庆十四年书札
　　○自南昌寄彰德书略
　　退休以来，所著书从容订定，不朽之业又别有在。受书时，履和方将为赣州之行，未暇付梓。幸《唐虞录》已刻成，谨取《自序》一首附其後，复谨识数语於卷末，印请先生阅之。至於履和未见诸书，尤望早写副本全寄。传薪无尽，履和有志；望吾师鉴而许之，及早为之！明年春闱後，石屏南还之友必过彰德，已致书都中，将来行者谒吾师而求书。乞封固授之，内用油纸，外加油布密缝，庶可无虞也。
　　家大人因会审邻邑之案，忽须逗遛；此时案已定局，开印後可以请咨。经年闲住，资斧日空，到家何以自食！履和现京友改就教职，非甘自闲散，良以州县之局知难而退，亲老家贫，兼多疾病，计不得不出於此。
　　功名富贵，百念灰冷；唯有登先生之堂，刻先生之书，此志毕生以之！一旦获遂，则履和此生可以无憾。迟速要自有时耳。
　　△嘉庆十五年书札
　　○自贵州道寄彰德两书略
　　戊辰秋，获读吾师寄示各书。己巳春，曾具禀请安，并呈《唐虞录》刻本，不审得达左右否？
　　两年以来，家大人因会详邻案，及买铜核减，稽留江省。去冬始得请咨。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省；计四月初可抵石屏。家大人精神加健，途次平安，足慰师怀。履和肺病足伤亦似渐减。从此舌耕养亲，功名之念都已淡然；惟有省师一事，义不可缓，势不宜迟。然早迟殊难预定，踌躇四顾，未尝不终夜起坐，彷徨太息也！
　　（此覆和由江西归滇过贵州时所寄书也。贵筑途中寄一信；坡贡又寄一信。）
　　两书略同，故不复载。
　　自云南寄彰德书略（庚午十一月）
　　履和三月中於贵州途次曾具两函请安。四月抵家，得卢孝廉寄来书并《洙泗馀录》刻本，又於松田朱三叔处得《五行辨》、《救荒策》各一本，杂文稿二本，捧读如侍几席。
　　履和二十年来，簿书累之，疾病苦之，於吾师之学丝毫不能尽心；计惟收藏诸书，传之其人，或可稍尽弟子之职。然《夏商》二录虽得稿本，不识後来有无改定？至於《丰镐》二录，尚未见也。诗古文集在先生固属馀事，而生平踪迹往来，师友渊源，即此可以考见，似亦未可令其散失。此事和不敢不任，而又恐不能胜任，则私心抱恨无穷。
　　自惟肺病久成，足伤亦甚，自四月抵家，至今未尝独步出城，遇尊长勉强跪拜，扶而後起，昔年壮志如死灰矣！尚思远赴礼闱者，欲借此为省师受书计耳。今亦不克如愿。念此後远游之事愈难而受书之期愈远，不觉当食而起，废寝而坐也！
　　和选期已近，前曾京中友人代为改教，未果；今复欲人为之。缘家父归装，衣物图书外别无长物、不得不更谋禄养。
　　今岁石屏孝廉北上者，丁君运泰、许君应藻、胡君霖苍，均可之寄书。乞将师门一切近况详悉示知。凡邺中已刻各书，及《周考信录》诗古文稿，均乞交诸君寄赐。
　　呜呼，履和书《唐虞录》後云：“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和抱此心，和何日尽此职哉？，临事惘惘，不罄欲言。
　　△嘉庆十八年书札
　　○癸酉十二月自云南寄彰德书
　　辛未冬，石屏公车诸君回，蒙老夫子赐书，并寄示《三代考信录》各书，均得捧读。壬申春、履和因告教未果，奉文截取；家贫亲老，不能不出。至今年五月，遂请咨赴选，一则为升斗计，一则欲借此省师。乃行至蜀中，风闻故乡疫作，心动奔归。到家两日，家大人卒中风痰，顷刻长逝。呜呼，鲜民之生，无父何怙，而今而後，履和长为无父之人矣，
　　履和肺病廿年，足伤九载，忧虞疾，未老先衰，今复惨遭大故，殆无复生理、然亦不敢不偷生苟活者，事亲之事未终，事师之事亦未终也。虽然，吾师老矣，履和亦复衰病，吾师未竟之业，付与何人？履和未了之志，酬於何日？言念及此，能不倍增伤痛乎！
　　今乘同乡孝廉公车之便，谨将先考平生大略录呈老夫子大人。倘蒙赐之文字，或志铭，或墓表，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门，则先考不啻复生，履和亦庶几可以不死。吾师著作，履和未得见者十五种，乞全赐之。或抄写一时难终，则请将《考信附录》、《五服考》、《国风蠡测》、《古文尚书辨伪》、《读经馀论》先发。凡吾夫子之书，履和能刻则刻之，不能则守之，有贤子弟良友朋则共传之。言不尽意，临风呜咽！
　　○附带去书目
　　《考信录总目》一本。《考信附录》二本（未全）
　　《丰镐别录周政盛衰通考》一篇。《五服异同汇考》三本。
　　《尚书辨伪》上卷。《读风偶识》摘带二本（即《国风蠡测》）。
　　《读经馀论》一本。
　　○附边印金书
　　受业边印金谨再拜上书老师大人函席。敬禀者，印将叩别北归，特此荒具寸函，略陈微悃。窃谓自世趋科目一途，遂致古学日湮，古道日泯，古风日息，而古诗古文日就废。士生斯世，必欲求一讲古学，行古道，存古风，独为古诗古文而岸然自成为古君子者而师之，行见寻之天下而终不一遇也。虽然，人特患好古之心不至耳，安得谓相需殷而相遇终疏也哉！
　　印生二十有五年矣，虽好窥览古籍，每病善忘，绝无所得，二十馀年尽成虚度。常欲得一如古大儒者北面事之，久之无所遇。到彰後，见小市有鬻故书者，或理学格言，或才人著作，辄谋买以归，如得拱璧，熟阅之不忍释手。天下赏心快事孰有加於此者乎！顾当时之所习闻者，不曰玩讲章，则曰读墨卷。彼盖功名富贵之念热於中，谓不如是不能取之易而得之捷也。人生世上，不过藉此为科第之阶梯已耳，何自苦为哉！於是将一切经世致用之书束之高阁，相戒勿窥。其有偶犯者，徒且见责於师，子弟复见责於父兄矣。其一生之事业尚可问哉！
　　印自谒吾师於邺城，拜於门下，见其同乎古，不宜乎今，合乎道而违乎俗，不禁始而讶，继而疑，终而恍然於天之爱道，不令大儒绝迹宇内，致圣道之失传，殆生是人焉而阴寄之乎！是以吾师本所学而达於政，未尽所长，退欲就删述之业，於帝王大经大法，圣贤轶事名言，考证详明，辨别精当，令伪者不得以乱真，而非者不误以为是，其功在後世者又近世诸儒之所未逮也！平湖陆子安得不幸继起有人为虚左以待之哉！
　　印之不肖，亦竟得附於门下，然则昔日之把卷沈吟者，今竟得觌面相质於几席间也！昔日之望古遥集，恨不同时者，今竟得瞻其丰采而亲其謦也！惜乎印痴钝无知，不能领略；以举业之牵，不获晨夕侍侧，常承雅训，得以稍窥万一。今又不久叩别，天各一方。嗟乎，岂吾师弟之缘遽止於此乎？抑人生之离合亦有定数而不可强耶？兴言及此，惟有仰天长叹，令人辄唤奈何耳！
　　谨将所受数卷藏於箧笥，俟他年邀天之幸，叨列科名，得以进步，定赴大名取先生所未刻出者付之剞劂，并附印名於下，藉以俱传，其荣多矣。岂让陈子介存专美於前耶！印於吾师所著书，既不能有所发明而能令後世知苦心孤诣之所在，即稍释前此之恨，亦聊尽弟子之心，亦可无憾。
　　要之，印爱慕之诚结於中已非一日，只因俗学牵绊，致从学之夙志未伸。前岁曾抑郁成疾，不食而饱。今将别矣，夫复何言！惟自勉为读书正人，不至有负师训，印之微志也。此时尚未定行期，乞吾师将生平得力要言训示数行，俾印明持身涉世之道与读书用功之法，佩之终身不敢有违。此尤印所切祷者也。
　　临别之际，百感茫茫。畅所欲言，尚多未尽。语无伦次，大略特陈。惟吾师曲谅其心，鉴其诚，终惠教之，则幸甚！
　　受业门人边印金谨禀。（未定稿）
　　○书考信录後
　　初，余幼，学为时文，应童子试，时县人争誉之。其後与弟同入学，岁试常在前列，同郡人亦争誉之。既而与弟同举於乡，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近三十岁，渐学为古诗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经史，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惟学问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为《考信录》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惟滇南陈履和於京师见余书，即执弟子礼，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两录，《正朔》、《祀》两考。是时余宦闽中，闽之士大夫见此书，颇亦有贵重之者。而自余归後，全录陆续皆成，相、魏数百里之间，少年才俊之士，惟笃志时文，当务之为急，其肯寓之目而挂之齿颊者不过一二人，其馀罕有肯过而问焉者。是何学愈浅则称之者愈多，学益进则愿观之者益少哉！
　　昔宋玉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余之所言，不过耳目之前，《六经》、《三传》、《三史》之文，人人所可与知者，非有高远深微之论，如引商刻羽之调者可此，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当余生前已如是，况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
　　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虽然，君子当尽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
　　崔述自识
　　（刚按：此篇当时以刊书之便，置於《丰镐考信录》之後；今改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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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政三大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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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三代正朔通考
　　△本考作意
　　三正之文见于《夏书甘誓》，而其制详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释之，两汉诸儒阐而明之，魏明唐肃仿而行之，千有六百馀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谓‘《春秋》假天时以立义；以夏时冠周月’；然亦但谓周不改时耳，非谓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国作《春秋传》，乃并周之月亦以为不改，而但改岁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铉翁作《原夏正》，又并《春秋》之月亦以为未尝改，而但改旧史之岁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说出，世之学者往往疑焉而不能决。虽有一二好古之士驳其谬戾，顾其为说犹多未尽，征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经传之文，综异同之故，溯流穷源，分条别贯，而详辨之如左。
　　△辨胡安国孔子改正朔之说
　　胡氏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盖《诗》、《书》皆王者之迹，《乘》、《杌》、《春秋》皆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继《诗》、《书》，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岂谓其改正朔，专黜陟哉！若改正朔，专黜陟而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由是言之，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曰正月；孔子既书曰正月，周必不名之为十有一月也。”
　　△辨胡安国孔子实行夏时之说
　　胡氏曰：‘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余按：为邦之答，持论也；《春秋》之作，纪事也。持论者欲其当；纪事者欲其实。周曰某月，孔子书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见其是非之实，可矣；不必问其当与不当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
　　△家铉翁以《春秋》为夏正之非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为‘连三月之雨雪’。然则‘秋，大雨雹’亦连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连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霜之杀草，果之再实，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为亥月，草不尽杀，犹或有之，何以遽书为灾？’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杀者。且《经》但云‘不杀草’而家氏以为‘不尽杀草’，亦锻炼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夏正之春，非冰时也。家氏乃云：‘正月藏冰，二月开冰；为冰政不举，故书以讥之。’夫先王之政，鲁之不举者多矣，何独於冰！且‘无冰’为无藏冰，则‘无麦’亦为无积麦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时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为其贼苗而书；在冬，则以阳气不敛，穷冬蛰出而记异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则固无是事也。且二百馀年中书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之与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谓‘麦苗’为麦之苗，以求合于夏正之秋。夫中原无麦之岁十而二三，故无麦不书，无禾亦不书，两无然後书之。若但无麦之苗即书，《春秋》何以止於两见？且北方秋遇大水，则播麦必多且美，何以反无麦之苗乎？庄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禾之有无，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谓岁终计所储蓄而言，以求合于夏正之冬。夫饥馑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岁终而後计之，而後告籴，待其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过半乎！其馀寒暑灾变尚不下数十事。若三‘饥’两‘有年’之书於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於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
　　△家铉翁斥杜预《长历》之非
　　自汉以来，修明历法之人无代不有，所推春秋时交食闰馀皆与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谓元凯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又谓其借历法之不可知者以为遁词。呜乎，凡人之言，课虚则可欺，征实则难伪；今以历法推未来之交食历历可征，家氏谓为伪，何也？且《春秋》书‘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馀皆在正月也。正月为周之岁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为寅月，而岁首别在子月；孔子革周岁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岁首旧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于此年正月矣。岁首既在十一月，则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说之病因
　　虽然，二子之为此说亦有因焉。太初以来千数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习，习而安，遂误以为月之本名，──故疑月数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为岁首，而《书伊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云‘汉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岁首而不改正月也。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以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祭足之‘取麦’《传》书于四月，‘取禾’《传》书于秋，谓《传》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风》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谓《诗》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尝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月之说，又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说以曲全之。然则此二说者乃其病之证，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其讠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讠皮而未通其蔽，则学者之疑终不释而圣人之制犹未能明也。
　　△岁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岁之子也。古之圣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制以为日；因月之与日一会也，故制以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为岁。月最近日曰朔，最远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远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两端也；二至者，岁之两端也。故岁之必始於南至，犹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则子月之为正月，自初有岁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圣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为十有一月耳。习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岁之必首以正月，犹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谓之十有一年，间一年乃谓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间一日乃谓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试第一人谓之省元；殿试第一人谓之状元。‘元’者，首也。所谓省元，状元，犹所谓岁首也；所谓第一人，第二人，犹所谓一月，二月也。然则谓周不以子为岁首则已耳，既以子为岁首，安得不以子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书，则汉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当郑氏时，此篇已残缺不全，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说详见《古文尚书真伪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汉书律历志》所引《旧书伊训篇》之原文，而晋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汉志》所谓乙丑，则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记》纪历代之事，以其时月参差，民听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数以归画一。颜师古《汉书注》云：‘凡月皆太初正历後追改；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尽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东井’，以历推之，金、水附日当於前年七月在东井；而误载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旧史名之曰十月也。是迁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传》以周正纪晋事，而犹参用一二夏正而未及尽改也。以申月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谓之‘正’，犹朔日而但谓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谓之‘改正’犹改元年而但谓之‘改元’也。数之始者必异其名，是故以‘元’异年，以‘正’异月，以‘朔’异日；犹卦爻之以一为‘初’也，犹长幼之次之以一为‘大’也。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後乎周者以亥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为正而寅之为正月如故，是分‘正’与‘正月’为二也。蔡氏《书传》沿此，遂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以丑月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为正月而寅为一月，是又分‘正月’与‘一月’为二也。然则元年可谓之非一年，改元可谓之非改元年乎？是何异於唐人之谓《文选》但有班孟坚文而无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国之证
　　至於《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於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举兵而灭之耳，苟其能守旧典而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启讨有扈氏，不责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弃三正’；犹商用助而公刘自用彻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也（说详见《三代经界通考》中）。晋封於夏故墟，民习於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於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逐致参差不一。是以‘取麦’书於四月，‘取禾’书於秋也。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历，南唐用齐政历，蜀用永昌、正象二历，国各异政，犹不足以为怪，而民间亦别有小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万分；近代未尝有是事也。此虽皆以建寅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闰馀之法，皆不能无异。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证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观察使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於虞、夏，其时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义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後世去古远而不可考耳──犹天津、泰安之为府已数十年而民犹呼之为天律卫泰安州，犹汴之为开封已数百年而民犹呼之为汴城也。张氏以宁虽极为《诗》辨，然不知诗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陈氏廷敬虽颇为《传》解，然未知侯国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则其说犹未备而其疑犹未释也。
　　△《周书》皆用周正
　　若夫王朝纪事之书则无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本《汉书》，与今《书》文小异）《国语》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汉书律历志》云：‘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发。’由是言之，其为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释之，则日当在元枵、И訾之间，辰且近营室矣，《国语》何得乃云然乎！《毕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汉志》以历推之，亦为周正。至《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虽无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为周正无疑。其尤显然较著者，则《洛诰》之‘十有二月戊辰，祭岁’。若果岁首在十一月，则十有二月何得祭岁乎！曰：然则《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书皆战国时所撰。《月令》出於不韦，乃阴阳家之说，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之制，山赋之法，皆与《诗》、《书》、《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独能得其实。（说并详见《丰镐考信录周公篇》中）惟《尚书》、《春秋》乃圣人之经，当时纪事之史。学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谓亻真矣！且此二书多以‘孟春，仲夏’为文而罕举月数者，则亦以三代之正并行通用之故，故变文而称夏时，欲其对考而易辨耳；岂足为异也哉！
　　△《孟子》、《戴记》、《易彖辞》用周正
　　亦非惟纪事之书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十一月涧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虽田夫牧竖妇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丑月施工，则梁成且无所用，而何为劳民而伤财也哉！《记》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闻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汉儒记礼传闻者之误。’夫《戴记》诚不能以无误，然古人但言日至，原无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岁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时’；《易传》谓之‘至日’；《春秋传》谓之‘南至，北至’；《月令》谓之‘长至，短至’。自汉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为‘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乎！惟《易临卦彖词》所谓‘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为《遁》，或主夏正而以为《观》，或主商正而以为《否》，说皆可通，理难相胜；要之皆不甚合。盖由先儒误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为《复》，午月为《后》，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气消长之极也；二分者，气消长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长之极也；《泰否》者，卦消长之中也。然则《乾坤》当配二至，《泰否》当配二分，丑月乃为《复》，未月乃为《后》耳。（说详见《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说》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也。然则此文‘八月’乃《后卦》也。不然，由《遁》而《否》而《观》，以至于《剥》，无一非阳消阴长之卦，何所见而当专属之某卦？惟《后》，一阴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尝有凶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岂不理明而词顺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从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证。’夫此《彖》，家氏自解以为《观》耳，《经》何尝谓为《观》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见於《经》、《传》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则沾沾焉据之以攻左氏，其亦异矣！
　　△书‘王正月’见《春秋》用周正
　　且夫《春秋》正月之为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时，三正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惧民听之惑乱，後之学者无所考证，故属正月於王，以别嫌而传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别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则曰‘周正月’，以别於诸侯之丑正寅正则曰‘王正月’也。犹之乎诗之别於《商颂》则曰《周颂》，别於十五国风则曰《王风》也。《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齐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鲁而陈氏亦齐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书王之意，但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圣人别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义训之，谬矣。夫文相属之谓词，词相属之谓章，若以‘王’间于‘春’与‘正月’之间而别为一义，不与上下相属，圣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乱杂而无章乎！盖《召诰》、《多士》皆《周书》也，《周书》则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诸侯之史也，诸侯固有用二代之正者，不冠以王则不可必其为子正，故书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谓之周正，故左氏亦谓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说，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则孔子不当诬之为王正月。如家氏之说，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则孔子不得殊之为王正月。然则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辨程颐‘夏时冠周月’之说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为春，夏不可以为秋；然则程子‘夏时冠周月’之说或可信乎？曰：程子盖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春，《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书夏，故疑‘正月’乃鲁史之旧文，周之本名，而‘春’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鲁史记之本名，若果有月无时，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时，是周之改夏时犹有未尽。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则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时也，其与‘爱礼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范》曰：‘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皆不言时。何者？日也者，一昼夜之终始也；月也者，一朔望之终始也；岁也者，一寒暑之终始也。史之所书，三者而已。时也者，分一岁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系以时也，犹日之不必系以旬也。尧未尝建子也，而‘正月’亦不书春，‘五月’亦不书夏。以是知有月无时乃史体之大凡。独鲁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书》也。盖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系之於王；年也者随月而移者也，时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谓‘月改则春移’者是也，──故年与春不系之於王。乌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虽未合於事理，要未尝有不改月之说。二子虽皆引此语以为据，然如胡氏之言则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则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谓之夏时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并未达程子之意矣。
　　△周四时之名未正
　　曰：然则四时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岁首递数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为元年，子之月独不可以为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诚若未善。然古之惊蛰、谷雨，後世谓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谓之惊蛰、谷雨矣。古者河以南谓之‘河南’，明则河以北三府亦概称为‘河南’；元并广南两路于湖南，谓之‘湖广’，明无广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称为‘湖广’。此何以说焉？乃曰‘子丑之为冬，午未之为夏，千载而上必无有名之为春与秋者也’，抑何其少见而多怪乎！且使四时之名果正，则孔子‘宪章文武’足矣，於‘夏时’又何取焉！
　　△乾隆己酉跋
　　此文创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题曰《春王正月论》。及秋，复增损为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览，犹惜其说未备，乃复增而次之，间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畅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义相次，命曰《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学之士而贻之。乾隆己酉仲春，崔述自识。
　　△嘉庆乙丑跋
　　此书於嘉庆丁巳已刻于江西南昌。今秋，《考信录》既成，复取而阅之，仍有未惬心处，因复有所删改，其先後亦颇有所更定，乃复录而存之。计距己酉十六年矣。嘉庆乙丑季秋，述又识。
　　●卷二经传祀通考
　　△本考作意
　　之为礼，先儒说者纷然，愈变而其说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来，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为不王不，鲁之为僭礼；说本《丧服小记》。其一，以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说本《春秋说》文，自何、郑以来皆用之（唯杜氏以为三年一，其说小异）。其一，以为专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喾而配以稷，鲁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则本於王肃之《圣证论》，赵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经，参之於传记，说皆不合；而学者咸从之，良可异也。述自幼读《春秋》，即尝疑之；及今三十馀年，益晓然知其误。每叹三代之礼不明，《六经》之义日晦。但余人微言轻，徒取狂妄之讥，安能夺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窥，不忍缄默以误学者，乃辑经传记注之言者别其同异，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学者溯流穷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间。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该备，姑取所记忆者列之，足以略见梗概而已。谨条其文如左。
　　一，祭见於《春秋》经文者二，一太庙，一群庙，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吉於庄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庄公，则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庄公，非也；故书之以示讥。’曰：果以祭文王，则祭於庄公不得谓之矣。鲁自时祭庄公，《春秋》何得强名为而讥之！祭天之谓郊，祭山之谓望；今谓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从而讥之，可乎！赵氏亦自知其说之不合，故又曲为之解曰：‘於庄公，盖用祭礼物耳。’诚如是也，僭则有之矣，遂谓之则非也。设使用郊之牲，奏郊之乐，亦遂可谓之‘郊於庄公’乎！然则果专以祭文王，《春秋》必不书曰‘於庄公’；《春秋》书曰‘於庄公’，则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盖《春秋》之所讥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庄公’而必曰‘吉於庄公’，书法甚明，非以於庄公为讥也。正如僖之‘於太庙’，乃讥其‘致夫人’，非讥其‘於太庙’也。谓书‘於庄公’为讥，则书‘於太庙’何说焉？
　　‘秋七月於太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庙’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辞别嫌明微。但系以‘太庙’而不异其文，则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书‘’者二，书‘’者二，书‘尝’者一。尝皆不书其庙而独书者，盖尝同日而祭，不仅一庙，而或直或，不系以庙则不可知其为谁何。由是言之，太庙群庙皆有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专以祭始祖所自出，则但书足矣，何必云‘於太庙’乎！
　　一，祭未书於《经》而但见於《左传》者三，皆群庙之祭，亦无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将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乐卒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按：此经文云‘有事於武宫’，则凡《经》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经》无明文，故俱不载）
　　‘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於僖公。’（《左传》定公八年）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庙
　　按此三事，皆群庙，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则乃太庙群庙之通祭无疑矣。或曰：‘《左传》文多附会，而《礼记》者经也；始祖所自出，其说出於《礼记》，其可舍《经》而从《传》乎！’曰：《左传》容有可疑，与经异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无荒唐抵牾之失，而证之於《经》‘於庄公’、‘於太庙’之文如合符，然其不当疑明矣。且《记》者，经也邪！孔子以前圣人所定，谓之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谓之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谓之记。自汉以後解经与传记者，谓之注。自唐以後并经传记注而释之者，谓之疏。故传或采於经，记或采於传，其作之先後然也。传或彼此互异则衷之经，记或彼此互异则衷之传，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记》成於西汉之世，自刘向《七略》、班固《六艺》，皆未尝以为经；至郑康成注之，始跻之於经传。唐人分经取士，遂与《礼经》并行；然其时《三传》亦杂之经中，未尝崇《礼记》而黜《左传》也。宋人好言经学而不能辨真伪，反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然後世之习举业者遂以为真经耳。岂得以汉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载者哉！且即汉人亦未尝有是说，《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独《小记》、《大传》、《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赵氏之所云，特王肃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记》果有是说，尚不当以之疑《左传》；况王肃耶！左氏生於战国之初，礼时犹未废。王肃，魏人耳，去春秋时八九百年，姑无论二子之学相去天渊，而传闻猜度者亦当不如目见者之足征也。
　　一，“於庄公”一事，《三传》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为当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庄公，速也。”（《左传》闵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吉於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华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皆讥吉
　　按：《三传》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于庄公’为讥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庄公，可谓大失礼矣，则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绝无一人知之而绝无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传》皆知丧之失礼而不知鲁本不当。’呜呼，三子皆生于周之世，所见者周之书，所闻者周之礼，皆未尝读《小记》与《圣证论》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三子固无由而知之也，唯赵匡乃知之耳！吾乡有学诗者，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侧。世之据赵匡而驳《三传》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见於《论语》者二，皆未明言其为何礼，不得以为祭始祖之父与五年一，不王不之证。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篇》）
　　△辨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之说
　　按：圣人不欲观之，故无明文，不可以悬度而定案。果以鲁非礼之故，亦当如《祭统》、《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礼乐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赵氏之说，以祭始祖之所自出为僭则当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观，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亦可谓委曲而费词矣。
　　“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之说
　　按：圣人不答或人之故，亦无明文，不可臆断。然以经传之文推之，宗庙之祀见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尝，曰，故《左传》云‘尝於庙’。礻龠虽见於《易》而以为薄祭，则庙中唯此三祀为正也。此三祀者，尝以荐新，以祭改岁，其取义皆易知：独行於春夏之间，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难以窥测者。然则或人之所以问，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为祭始祖所自出而谓‘报本之中又报本，追远之中又追远，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语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则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难知。此谚所谓‘二十四拜皆已拜，何争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为然。
　　一，之文见於《左传》者三，其词甚明，亦皆与《戴记》合，初无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说。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云‘凡’见群庙皆然
　　按：‘凡’之云者，群庙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与尝同举，正与《王制》、《祭义》诸篇说同，亦不当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传》襄公十年）
　　△鲁之失礼在乐
　　按：襄公十六年传，晋亦有，则乃诸侯通用之礼也，此文以鲁之乐比宋之《桑林》，则鲁所用之乐非诸侯通用之乐矣。然则鲁之失礼固不在而在乐也。盖鲁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乐章为僭；其实乃诸侯祭群庙之通礼，不必为天子独有之祭，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鲁为僭也。且云‘宾祭用之’，则此乐亦以之娱宾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丧然後
　　按：是年春葬晋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复云‘未祀’，则是既葬既可行，必免丧然後举也。何以必待于免丧？礼吉也。‘吉於庄公’，《经》书之矣，《传》言之矣。彼此互证，其理显然。盖祖宗之血食不可因丧而废，故尝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纯用吉礼，故免丧然後。此先王制礼，所以使丧祭不相妨，吉凶无所碍，其义为至精也。然则是以丧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无丧而概以数年为常也。至之所以为吉，《传》无明文。而《祭义》、《郊特牲》皆谓有乐而尝无乐。考《春秋》中之用乐用万，皆也，而尝皆无文；其说似为得之。然《鲁颂》“秋而载尝”章有“《万》舞洋洋”，《祭统》亦云“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则又不知其何故也？岂尝本无乐而亦可以用乐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书既缺不能详考。要之，所以异於尝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为五年殷祭与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见於《诗序》者二，说与《春秋经传》、《戴记》合，亦与祭始祖之父无涉。
　　“《》，太祖也。”（《毛诗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制》所谓“直”，《春秋》所谓“於庄公”、“於太庙”者也。《王制》以为天子无直，而此云尔者，盖传闻之小异；疑此为得之。此诗词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为“太祖”，盖以文王为太祖，犹《祭法》之云“祖文王”也。此於说《诗》虽出揣度，然言则固与《春秋经传》合，不以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喾於後稷之庙而词无及喾、稷者，恐《序》之误。”不知原不於喾，亦不皆於稷，故词不及喾、稷而《序》以为，非《序》误，乃以为始祖所自出者误也。
　　“《长发》，大也。”（同上）
　　△《长发》“大”即
　　按：此即《王制》所谓“”也。此诗遍述契、相土、汤，故《序》以为“大”。於此可见汉初儒者师弟相传，其说皆如是，初无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不但《王制》、《祭义》等篇为然也。朱子《诗传》乃云：“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盖由误信赵氏之说，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说为误。今但屏去赵说，则古传记之言者皆不误矣。然则是王、赵误而非古传记之误也。
　　一，《礼记》中泛记祭之时者六，皆列於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之文，绝无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说。
　　“飨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而秋尝。”（《郊特牲》）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乐而尝无乐。”（《祭义》）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为春祭
　　按：此三篇皆谓春秋尝，则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义》、《郊特牲》皆通论祭礼而其言如是，则乃诸侯群庙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独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独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释《中庸》尝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云：“，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庙”以下皆论祭祀之礼，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尝”明之，其为春秋尝，文义甚明。况《祭义》、《郊特牲》皆有“春秋尝”之文可互证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则以春秋包四时，後则以一尝该四祭，亦可谓迂曲深晦而费词矣。盖朱子亦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复顾本章之文义耳。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尝，冬曰。”（《王制》）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衤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尝。”（《祭统》）
　　△《王制》等篇以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与前三篇小异。彼以为春祭，此则以为夏祭；彼以为每年两祭，此则以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盖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时，其後说经之儒各据其师所传为说而分系之，是以或举其重，或兼其轻，或以为春，或以为夏耳。要之，皆以为每年之祭而非以为五年之祭也。夫《记》之言虽不足尽信，然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源流不归於一，非若後世为举业者同宗一注疏而无异说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馀篇之中岂得竟无一人言者，而不约而同皆以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云云而无异词，则亦未尝以为不王不与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之非
　　郑氏《王制》、《祭统》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为殷祭。”余按：《祭统》言成王、康王赐鲁以尝重祭，则为周制无疑矣；《中庸》以春秋尝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则亦以春秋尝为周制也；乌得概谓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记》尝言之矣，《王制》之“飨、食”，“收、”，《祭义》之“祭ウ、祭阳”，《郊特牲》之“尚气、尚声”，皆以夏、殷之文别之，未有不举其代号者。不举代号，皆周制也。如概以为夏、殷，则《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郑氏以夏、商为有殷祭乎？无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袭其名，可也；即别命一名，亦可也；何为易之而又冒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为易之而又胃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时祭之旧名，复别制一时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谓委曲而繁扰矣！《记》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记四代之，无论已；其馀十篇，无明文者五而以为时祭者五，未有一篇言为殷祭者。《记》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汉亦去周为近，何故竟无一人肯述周制而皆远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尝、。诸侯衤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衤勺。诸侯衤勺直，一直一，尝，。”（《王制》）
　　△“直、”非祭名
　　按此文，则是衤勺尝乃祭之名，而直与袷乃分合之谓，非祭之名也。分祭则谓之直；合祭则谓之袷。直，即直也，专之义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犹右之加示而为佑也。尝皆有袷，则尝之外不得复有袷祭矣。犹《诗》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麦”，不得谓黍稷菽麦之外别有童直稚之四也。至其直制，实本《春秋经传》而来。所谓之直者，即《春秋》之“於庄公，於太庙”也。所谓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庙”也。所谓尝袷者，即《春秋》之但书“己卯”，“乙亥尝”，而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即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袷不得平列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属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则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诸侯一直一袷”，则亦以为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说矣。
　　一，《礼记》中专记鲁之制者三，但以为用天子器乐，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绝无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说。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末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尝；冬祭曰。……，大祭也。”（《尔雅释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说》文。《礼纬》同）
　　△《公羊》“殷祭”与《尔雅》“大祭”之误解
　　按：《春秋说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传“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为殷祭者，则因於桓八年传时祭不言之故。然观《传》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谓一而一也。《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则“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尝谓别有一，与袷相间以祭於五年之中，而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则上文亦当有一言及，何得独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则闵二年“於庄公”之传亦当有一言及之，何得独言之於袷乎！盖此传之文正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大袷”，即《王制》之“袷”也；所谓“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则四年而再袷，与此五年之文少别。盖亦约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尝不同，不得平分为二祭以当五年再举之数也。至於四时之祭独不言，此亦不足为异。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时，故殷以一岁为“一祀”，《礼》以祀事为“岁事”；但每岁有此数祭，非每时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时一祭，则当以一时为一祀，何得反以一岁为一祀乎！古礼既缺，说经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系之四时，是以互有同异，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耳；非谓此外不得复有祭也。《祭义》、《郊特牲》皆但言尝而不言，亦可以为五年之殷祭乎！《左传》云：“尝於庙。”至纪祭时则云：“始杀而尝，闭蛰而。”独不言，是无定时也。故，於《经》有“五月”“七月”之异，於《传》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记》则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说。或者公羊氏以无定时，故不分系於四时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数也！《尔雅》四时祭名全录《公羊传》文；以《传》之未言也，故别出“，大祭”之文以补之。然揆其意，亦但谓祭较祠衤勺尝为大耳，非以此当《传》文“五年再殷祭”之数也。若果以相间为五年之殷祭，则文当云“、，皆大祭也”，何得独言而偏遗袷乎！《春秋说文》见不列时祭之内，遂误以《尔雅》之“大祭”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为二而以“三年”“五年”别之，以求合於《传》文、呜呼，谬矣！“袷”也者，即“合”也。“示”，特传写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经传无袷祭之名而但有“尝”“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则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则仍是大耳。岂得分彼为而此为也哉！何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未尝有也。纵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岂得反不谓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为穿凿。之见於《经》者二，而相距八年，乌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说，自继数之，自继袷数之，则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传》岂得谓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无祠，《诗》有祠无，经未有祠并举者；《祭义》、《郊特牲》，为春祭，此传亦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与衤勺尝为四，此传亦以祠与衤勺尝为四：安知与祠非一祭而异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诗与《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传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见於经，而《诗》、《易》皆有“礻龠祭”，郑氏以为“衤勺，即礻龠也”。今“”与“祠”音亦相近；而从“У”，У与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经传之而异其文者乎！姑阙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异而遽曲为之说也！盖西汉之世，公羊之学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学官，而《戴记》亦未出，学者说经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贵，故每增其师说，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为功，其风气然也。是以《春秋说文》演为此说，而《礼纬》则又见《春秋说文》之语而袭之者，犹《大传》之采诸《小记》也。此虽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说，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记》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说亦汉儒之误解而误采焉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二也。
　　一，为始祖所自出之说者皆引《丧服小记》、《大传》为据，然观二篇之文实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
　　按：此文义甚明，且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独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谓之“其祖”而谓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与始祖之主同陈於太庙，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尝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说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则其意尤显然。何者？九庙之说始於刘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谓“天子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庙，诸侯则与太庙而为五，周则加文、武世室而为七”。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
　　△《鲁语》之主于祀有功
　　按：《国语》一书，语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战国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拟其语言者。是以所称三代制度，列国世系，率与经传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复不少。如《周语》以齐为四岳之後，《郑语》又以齐为伯夷之後；《晋语》以炎帝为姜姓，《周语》又以四岳为共工之孙而赐姜姓；如此之类不可枚举。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马迁误以为左氏所著，汉末学者因之题曰《春秋外传》，而人遂无敢议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经传，亦必委曲而为之说，良可笑也。然此虽有“喾”之文，亦非以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无功而不当祀。故曰：“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则医喾之但以其有功故之耳，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举其功而後记其祀。故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继之曰“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云云。然则喾之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之耳；使喾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则周固不之矣，喾之，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且虞郊尧而商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谛之，则不幸而所自出之帝无功而反有过，若宋之祖帝乙，郑之祖厉王者，则将之乎？将不之乎？若亦之，则与前後所称“圣王制祀”“仁者讲功”之语自相剌谬，而岂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国语》“喾”之文虽不经，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盖此章之与经传所称之皆不同，此章“喾”之文舆《小记》、《大传》“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强附会之为一而以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入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祭法》窜易《国语》之三谬
　　按：《祭法》此文乃窜易《国语》之文而失其意者。无论祀典未确，即文理亦不通。然汉以後诸儒咸信从之而无异言，殊可笑也！何者？《国语》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圣王制祀之法而後举十九祀以实之；由社稷而郊祖宗报，皆先叙其功而後记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独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间以天地庙社群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义了不相贯。一谬也，《国语》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祖叙先其功。《祭法》改“宗舜”为“宗尧”，“舜”为“喾”，删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删“郊稷”之文而反删稷喾叙功之语，遂致记祀则十二人中有稷而无舜，叙功助十二人中有舜而无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谬也。《国语》叙十三人之功，记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记祀则概以郊祖宗为次，喾、鲧、在颛顼前而契居冥後，於叙功则又先言喾、尧，舜、鲧、禹而後以黄帝、颛顷继之，世代淆乱，祖孙颠倒。三谬也。具为录人之旧，不问可知。且共所记七庙五祀之制皆与经传他篇互异，则此篇出於汉儒之手明甚。若《国语》此章，则首尾完密，文义明顺，乃其人之所自作无疑也。嗟乎《国语》，战国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窜易之而失其本意，则作《祭法》者其识又出《国语》下远甚；然而後之儒者见其在《戴记》中，遂真以为周公之制而不敢议，反以为《国语》采《祭法》之文，则後儒之识又出《祭法》下远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货置杨氏肆中，则价高而人争贸之。呜呼，世之不辨真伪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虽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但其所采《国语》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见其首而未暇细审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诬《祭法》矣。
　　一，自郑康成始以《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谓天神，非人鬼，与《祭法》“殷、周喾”之文无涉。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郑康成《小记注》）
　　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郑康成《大传注》）
　　△《郑玄》以天神为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之说本出《春秋纬》，谓黑帝为契所自出，苍帝为稷所自出。後汉最重谶纬，是以郑氏信之而以为祭天，以所自出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为始祖耳。此说至为荒唐，而以为郊尤属乖谬。王肃、赵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为“其始祖所自出”，则其误实始於此。夫郑以“所自出”者为天神，故以“其祖”为始祖。今王、赵既以“所自出”者为人，则是此祖之前尚有一代，岂得称此祖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从其说也？
　　“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吴天於圆丘也。”（郑康成《祭法注》）
　　《郑玄》解之三说
　　按：“圆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郑氏於《小记》、《大传》既以为郊矣，而此文又郊并举，故不得已而分郊与圆丘为二以曲全其说耳。此说之误显然易见，不待辨者。韦昭之解《国语》，与郑正同，疑即采之《郑注》。或东汉时旧有此说，亦未可知也。郑氏於，为说凡三，而以《王制》、《祭统》等篇为夏、殷之礼者不与焉。《祭法》之，圆丘也。《小记》、《大传》之，郊也。《春秋经传》、《论语》之，宗庙之也。大抵郑氏说经，其失在分。《戴记》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是以彼此互异。郑氏不辨其是非，务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庙之仍以为祭後稷群庙，不以为祭喾也。然则郑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误者自误，不因一误而并经传他记之文而尽误也。此犹郑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肃始合《大传》、《祭法》及诸经传之为一，以为周人喾即其祖之所自出；赵匡从而演之；其後朱子《集注》及宋、元、明诸儒之说皆本於此。
　　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礼记疏》节录王肃《圣证论》）
　　“《礼大传》及《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诸侯不得行礼明矣。盖帝王立始祖之庙，百世不迁：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庙，就以始祖为配。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为始祖，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则以稷配天而则以稷配喾，无可疑也。（李廉述赵匡语）
　　△王肃以《五帝》世系并合《祭法》、《小记》之谬
　　按：《祭法》之文采之《国语》，本後人所伪，不足为据，且亦与《小记》、《大传》之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谓黄帝与喾有功於世故当祀耳，非谓其为祖之所自出也。《小记》、《大传》则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但问其为所自出与否，不问其有功与否也；王氏不达其意，乃附会之使合为一，见《大戴礼》、《史记》所称五帝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为黄帝与喾因颛顼、稷之所自出而得。其说诚巧，然於本篇之意则大相悖矣。且《大戴》与《史记》乌在其可据耶？《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然则颛顼氏之去黄帝也远矣。而《大戴》以为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项，谬矣。《传》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曰“族”，曰“世济”，则由高辛氏以至於尧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阳为黄帝孙，高辛为黄帝曾孙，而尧为高辛之子，又谬矣。尧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与《史记》乃以为尧、舜同出於黄帝，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无论乱伦渎礼，诬圣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齐东野人之语，而肃据之以驳郑氏，一何亻真乎！至以稷、契为喾之子，尧之兄弟，则其谬尤显然可见。《书》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舜命稷也。若果尧之兄弟、则尧享国百年而殂落，又三年而後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时少亦不下百数十岁，然後举为舜臣，有是理乎！故张融曰：“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喾之子，周人安得以喾为稷所自出而之哉！肃既误合二篇之说为一，又以为即宗庙五年之，而汉儒所论之旧说遂尽变而大失其真矣。欧阳子序《帝王世次图》曰：“孔子没，异端之说兴，往往反自於孔子之从以取信於世。学者习传盛行之异说而不知取舍真伪、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奈之何据《史记》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经》之衷，尽黜《三传》先儒之旧说乎！
　　△赵匡加“始”与“祖”而续“帝”於“所自出”之谬
　　《记》云：“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尝言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尝言所自出之为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於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赵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续“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诬《小记》、《大传》。既谓之始祖矣，复安得别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继天立极，报本追远，虽天地犹将父母之，乃於己之真始祖则祧之而不使入庙，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强名之曰始祖而纳之於太庙，百世不祧，而真始祖仅於数年之内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庙而止，是岂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则稷之前果更有一喾，则周之始祖乃喾非稷矣。曰：“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诸侯不敢祖天子者，谓始祖之世见为天子而己见为诸侯，故不敢以卑亵尊，以旁支乱正统也。若世已失天下数千馀年，其後嗣或灭或绝，不能自振，而己身为天子，岂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启佑後人者遂甘绝其血食而不问呼！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纣也，武庚也；微仲以下当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则必祖契而不仅祖微子矣。晋之世适，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当祖桓叔。然至翼灭而曲沃命，则必祖唐叔而不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喾果为稷之父，则周必以喾为始祖；周但以稷为始祖，则喾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喾为稷之所自出也！盖上古之时人情朴鲁，典册不多，自稷以前皆已无考，是以即以稷为始祖；岂容於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且礼以卑就尊，未闻有以尊就卑者。群庙之主皆太祖子孙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毁庙之主则不合食於未毁之群庙矣，太祖之父岂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则不可。若亦为之立庙，则何不就其庙而祭之？庙於彼而祭於此，不亦远於礼乎！王氏之学去郑本远，而专与郑为难。以魏、晋俗重门阀，而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由此与郑齐名。然晋以降，若杜预之《左传解》，范甯之《梁注》，孔颖达之《礼记疏》，皆仍用旧说，不从王义也。自赵氏欲借之以攻《左传》，始据王说以为难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注》，遂为不刊之典，而《传记》先儒之说始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肃，况复能溯流穷源而知其误，并知其所由以误乎！此其悖於经传者三也。
　　△结论
　　呜呼，之为礼，书於《经》，详於《传》，而难见於《戴记》，众矣；其文历历具在，人人所共见也。以为不王不者，独《小记》、《大传》耳。以为五年一者，乃《说文》、《礼纬》文耳。以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肃、赵匡始有此说耳。《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欧阳子曰：“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学者於，从《经》、《传》而置後儒之说焉，可也。即不然，从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经》则曰“本不如是，书之以其失礼也”，於《传》则曰“《传》诬，不足据也”，於《记》则曰“此夏、殷之礼也”。古之圣贤千言而犹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从之，抑何其颠倒也！无亦贵耳贱目，骤闻其说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经传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误，余窃惜之。是非余之好求异於前人，乃前人之自异於经传，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卷三三代经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经界之制，具於《孟子》而杂见於《论语》、《诗》、《书》、《春秋经传》之文。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发明之，不可谓无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旧典散失，学士之所称述或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远、益不悉其时势之详；或以近代郡县之规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变之法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说与经传相龃龉者，咸莫敢议其失；往往反取经传之文曲为之解，以斡旋而两全之。是以其说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体国经野之政淆而不明，学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读《孟子》时，即好其说，数十年来，积渐究考，参之经传所称，乃觉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为附和，因条其说如左，以待好学深思者正之。
　　△辨商、周变易井疆之说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者云：“汤有天下，改夏之贡为助，增五十亩为七十亩。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为彻，增七十亩为百亩。”夫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画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则又为之解曰：“先王将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贤而退不肖，继绝世，举废国，谨权量，审法度，岂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变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谓之新乎！且圣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与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犹不肯为，况圣人邪！或又为之解曰：“三代之亩，大小不同。夏之一亩，当周之二亩；二亩，当商之三亩强。商之七十亩，实即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实即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改，其实则同。”若然，则商、周之授田与夏无异，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伪也。圣人创一代之法？因革损益，仅如是之儿戏乎！
　　△彻与助不能相兼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与？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画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讲章又云：“虽周亦助”，犹言“虽彻亦助”。周之彻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为彻耳。按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是助彻之法迥然不同。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彻，犹助也”，不当分而异其说也。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则是彻无公田甚明。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虽彻亦有公田”，不当以公田专属之助也。此说最为无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讲章之为《六经》之蠹也！
　　△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之对。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馀亩，复十收其一。”《论语》，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十取其一，则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请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彻未尝有也。如以为本助而今税亩，则有若不当对以“盍彻”，孟子不当云“周人百亩而彻”也。如以为本彻而今税亩，安得复有所谓“公田”，所谓“馀亩”者乎？朱子以为鲁本用彻，是矣。然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数耳，非亩也。若於九中复取其一，乃倍赋其粟耳，非税亩也。犹是粟也，犹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谓之彻法所取，彼一斛粟谓之逐亩而取，粟何别焉？名何异焉？至於“共井”云者，亦沿“杜注”之误。此自助法，非彻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各耕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谓之通力合作，计亩均分也、且玩有若之对，似彻法已废而欲复之者。若鲁但於助彻之外多取其一，则是助彻未当废也；请罢税亩可矣，何以云“盍彻”乎？增一以为二，君之所取诚倍矣；益八以为九，民之所加无几也。丰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佰者，勤惰之异有自九人至五人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谓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问，患用不足也。为不足计者，当损乎？当益乎？有若果欲哀公节用，何不竟以“盍节用”对而但以“盍彻”对？不劝其俭於出，惟劝以俭於入，一何问答之相悖邪！晋士鞅之来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备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谓不贫矣；犹以为奢而欲节之，然则必使一耦不备乃可以为国乎！
　　△一井、一国之助与天下之助
　　曰：“然则三代何以异制？周何以亦助？鲁之税亩果何如法也？”曰：此不难知，顾人下细考耳。古者非分田有助法也，即制禄亦莫不以九一为程：一以奉上，所以训恭俭；八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国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一为公田，外之八为私田；公田以养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于井者也。中之一为乡遂，外之八为都鄙；乡遂以奉君（《齐语》所谓“参其国”，《孟子》所谓“君十卿禄”者是也），都鄙以为卿大夫之采邑（《齐语》所谓“伍其鄙”，《孟子》所谓“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手之畿，则《书》所谓“大都小伯”，《传》所谓“王官之邑”，《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国者也。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为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与焉，中之一为王几，外之八为侯国。土畿以奉天子（《书》所谓“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谓“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国以封亲贤神明之裔（《书》所谓“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孟子》所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天下者也。是故齐、晋、宋、鲁，外诸侯也；秦、温、郑、虢，内诸侯也。自平王东迁郏、辱阝而秦、郑乃渐列於会盟，其初实畿内也。鲁公室之卑以乡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晋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乡遂如故也。自桓公东迁屯留而韩赵乃尽分其乡遂，其初实公邑也。邦畿之外亦有王田：《书》之“三亳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鲁季孙之取下，取公邑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请申、吕，请公邑为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国，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务於富强，变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执一格以相绳也。
　　△贡、助、彻法为三代圻内之制
　　是故，夏之“五十而贡”，夏之圻内，夫授田五十亩，而行贡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五十而贡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内，夫授田七十亩，而行助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之“百亩而彻”，周之圻内，夫授田百亩，而行彻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百亩而彻也。故《诗》云：“彻田为粮，豳居允荒。”公刘当夏、商之际，乃不行贡助而行彻，是夏、殷之贡助不必尽行於天下之明验也。周之先世既用彻法，是以大王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居镐，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时天下诺侯皆用助，至武王而尽变易天下之井疆以为彻也。然则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汤因之；非夏时天下诸侯皆用贡，至汤而尽变易天下之沟涂以为助也。故《诗》云，“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然则申伯未封以前，谢固未尝用彻，封申以後乃行彻耳。故《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然则江、汉之间，诸侯固多不用彻也。盖彻之行於诸侯者，皆已灭之国，新造之邦，乃以彻整齐之；至於慕义来归之国，则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灭之国法度废弛，疆界紊乱，势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彻行之；若法度未尽废，疆界未尽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传》称“鲁、卫疆以周索，晋疆以戎索。”然则初封之国亦有行彻不行彻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涂也。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盖夏居安邑，地陋人众；设在大河南北，稍平广；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旷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风气初开，制作未备，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渐多；此因乎时者也。然则圣人於此皆因势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之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周人百亩而彻”，周之乡遂用彻也。“虽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诗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禄者祭祀稼穑之诗，──故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侯国大夫之妻称“主妇”，故天子大夫之妻称“君妇”也。曰：“诸宰君妇，废彻不迟。”大夫之臣，故称“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为都鄙也。至於《周颂》之文，则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乡遂之用彻也。然则周人彻自彻，助自助，助彻兼行，非彻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为有公田”，明贡彻之皆无公田也。故曰“虽周亦助”，言虽周亦兼用助，非谓虽周之彻亦即是助也。盖此章以“取民有制”句为纲领，而其下分释之。“夏后”以下六句，言乡遂之制，君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阳虎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什一为准也。“世禄”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禄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龙子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用助为善也。故曰“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言世禄当用助法，世禄既行则助法断不可不行也。周虽用彻，而其於世禄未尝不兼用助，然则龙子之言或即为世禄而发，未可知也。若以世禄与助为二事，谓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废，则“世禄”一语上与龙子之言不相承，下与《大田》之诗不相贯，横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毕战之问，亦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而助”，即“世禄”六句都鄙之说也。“什一自赋”；即“夏后”六句乡遂之说也。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云云者，申言乡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乡”即乡遂之乡。“徙”者，乡之属有州有党，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党而徙彼党，皆不得出其乡。“乡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亩，乡之授田亦每夫百亩，与井同也。“八家皆私百亩”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犹《班爵禄章》“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也。自《集注》以“同井”为“八家”，近世说者遂以此为治野之政，则井中安得有乡；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谓之不出其乡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终皆分乡遂都鄙言之，两两相承，其文最为明显。後人不加熟读，概以为一事，故於“虽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夫既为贡为助矣，又何得复为彻！不但先王之制淆乱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格而不通矣。
　　△鲁之税亩与彻法之不同
　　鲁之税亩，变彻法而别为一法也，诺侯所自食者乡遂；三桓所共分者乡遂，所谓“公室”者也。周人乡遂用彻；鲁秉周礼，故其乡遂亦彻。都鄙者，卿大夫之禄邑耳，无关於哀公之足与不足也。由是言之，鲁由彻而变税亩，故有若请仍用彻，非由助之同养公田而加之税亩也。税亩之法虽不可考，然吾尝以其名思之，彻者，通也，通众夫共耕之，不以亩别而但计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税亩”，则是不复以粟多寡为程，而但计亩之多寡为粟之程也。既各计其亩之多寡为程，则是亦无待於通众夫而共耕之也。然则非但加一为二与彻之数不符，而履亩定税亦必与彻之制不同矣。吾又尝以鲁事考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宋乐祁犁曰：“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为失民之始。考三军之作在襄公世，中军之舍在昭公世，曷为皆自宣公数之？然则失民之故当与税亩相表里。盖助彻之法，民隶於君，而计民以授田；税亩，则田隶於君，而计田以征赋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为己有，但计应纳之赋以贡於公，而公遂不之问也。吾又尝以他国之事推之，《齐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子产之治郑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计夫授田，不得自为多寡，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谓“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产之使？是知春秋之时，王制已废，井疆已紊，但计田以取粟而不复计夫以授田矣。今论者皆以阡陌之开咎商鞅；然鞅所开者秦之阡陌耳，关东诸侯何以亦无复有存焉者也？然则自周东迁以来，固已陆续废坏，豪强兼并，多寡不均。税亩之法，恐亦类是。尚未必计夫以授田，何况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而能悉仍彻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税亩自别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复古制；非助彻如故而但於助彻之外别税其亩为十而取二也。盖无故而加赋，其名不顺而其势亦难行，故必变其旧制，别设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传》皆以加赋为讥。因加赋而变法，故所讥在加赋，非法不变而但加其赋也。大抵彻之取民，名为少，而君与民一体，贫富同之，是以人咸尽力，田畴辟，家室盈，而财亦无中饱旁漏，故国用常宽然有馀；税亩之取民，名为多，而君与民不一体，始则取必於田而不问民，继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问田，久之而君与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归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贾皆得藉以自润，而公室常苦贫，无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盐之法，其初纳粟甚少而边实饷赢；其後改为折色，利加五倍，未数十年而田畴荒芜，粟价涌贵，竭天下之力以给边而国用遂大绌。事固有见为少而反足，见为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汉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计不足，月计有馀；月计不足，岁计有馀。”有若之请用彻，意盖如是，因哀公专为己虑其不足，故复言君民一体以悟之。其实，彻乃兼足君民之术，非专欲损君以益民也。
　　△区画之各异
　　盖先王之整齐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国，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区画之。当其盛也，地各异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国各异政，尤不可以强同。以此区别而推求之，则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赋居民之政之见於经传者皆可以徐核其实矣。
　　△兵车不尽计民以赋
　　经传多称“千乘之国”。或云：“八十家出车一乘。大国地方百里，为成者百，为井者万，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车一乘；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军皆征发於乡遂。故《费誓》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周官》，天子六乡，乡为一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则所称“千乘”者，亦乡遂也。《鲁颂》云：“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纟┪，徒增增。”然则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数，──正如《周官》，胥一人则其徒十人，──是以车称千乘，徒号三万。成八百户，户出一卒，则三万之卒不过四十成之地。而自东迁以来，诸侯亻并吞，其国渐大，故其乡遂之地自足以赋千乘之车徒，原不必通国而计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则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仓卒之调发。故《论语》云：“陈文子有马十乘。”《孟子》云：“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此隶於卿大夫者也。《春秋传》，齐侯伐晋，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晋栾书伐楚，败申、息之师於桑隧：此守境以待仓卒之调发者也。盖古者以民为兵兴师动众非旦夕可具，──故齐邴意兹曰：“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後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是以常藉边鄙之邑仓卒之患，而不以参於国之正赋，不容通一国而统计之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後自相抵捂；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山军之数”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为依据，而《鲁颂》此章叙伐楚一事，其文连属而下，安得於徒则但言行者，於车则兼言居者，为此一口两舌之言乎！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卫之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车何以遂十倍？又不称其开疆拓土之勋，而悉以为“布衣、帛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之效。然则是贫故车少，富故车多，而亦不尽称徒以造车也。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鞍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丘之会，有甲车四千乘，晋地虽辟於前，然岂能数倍於文公之世！然则是晋、楚争霸以来，诸侯兢以兵力相胜，是以其车益增，而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盖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於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
　　△大邑与小邑
　　经传或称“百室之邑”，或称“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杜氏《春秋传》“郑赐予展八邑”《注》云：“八邑，三十二井。”至“卫与免馀邑六十”，则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为一邑矣，有时而又以一乘为一邑，名实瞀乱，闻者何所从，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讵宜如是！且积四邑为丘，积数丘而又名之曰邑，从来宁有如是之制度乎！盖邑之始，本以号夫建国之地。故《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云：“天其永我命於兹新邑。”皆以称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诸侯之国，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谓之邑。邑既为通称矣，於是天子称“京师”，诸侯称“国中”以别之，而其馀则但谓之“邑”。然则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数多寡定之为经制也。故《传》云：“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对野而言则皆谓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言三百户，有不三百户者也。故聚人多则为大邑，聚人少则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卫免馀所称“唯卿备百邑”者，则通大小，截长补短而计之者也。然小邑又统属於大邑，故大邑亦谓之“都”，小邑或谓之“鄙”。故《传》云：“齐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属之小邑也。故楚启疆曰：“韩氏七邑，皆成县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则是但举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计其数也。盖自周室东迁以来，诸侯之国渐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复别有属邑。故晋至与周争侯阝田，而曰：“温，吾故也。”士モ、赵武、韩起欲得州田，而赵武曰：“温，吾县也。”二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然则温其大邑而侯阝与州其属邑也。先儒未尝详考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云“四井为邑”，又因其大小不合，从而为之说，谓“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误矣！
　　△私田与公田
　　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注云：“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经界章注》又云：“周制，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余按：孟子称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请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亩而公田仅十亩，是十一而取一，统谓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减其数，别之为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仅十室，举其中而计之，则田之远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获近矣，无须别授一宅。即欲为多桑计而树之两地，何如授五亩於邑而树之一地之为便乎！《诗》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盖耕耘之日恐风雨之不时，颖栗之秋虑寇盗之不禁，故於田中庐焉，为憩息守望计耳。故不称室而称“庐”，明不成乎室也。为时不久，需地无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庐不必减公田百亩之数，犹之种瓜之疆埸亦初不以减私田百亩之数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体之不失，原未尝琐琐焉尺寸而计之也。
　　△班禄之制
　　若夫班禄之制，亦与分田相为表里。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计之也：合则数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禄之法，析其下而别之也：析则分殊，故禄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之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递损其半为率。三等之国皆君十卿禄，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为乡遂，则为十同若十一同，而卿受地视侯，为地一同，亦君十卿禄也。天子乡遂十同，公侯封国一同，亦君十卿禄之意也。然则大国之卿当受一成，而君之乡遂当为十成，明矣。故鲁为“千乘之国”而孟献子称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也。伯七十里，是伯当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当伯之半也。大夫受地视伯，大夫亦当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视子男，元士又当大夫之半矣。惟大国之卿四大夫，次国三大夫，其降杀独多。然窃尝思之，大国之大於次国，次国之大於小国者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国，不应天子之卿仅二大夫而大国反四大夫。《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与士则名分礼秩迥然相悬，又不应大夫士之降杀反少而卿与大夫反多。盖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国地广政繁，小臣数多；故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地狭政简，小臣数少，故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三等之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之降杀均当有异。以卿与大夫为降杀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见位递尊则禄递异，位递卑则禄递同耳。不然，大国之地四小国，何以君禄仅倍之？次国倍小国，何以君禄仅俞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禄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杀亦必更甚於大国；但大略皆以倍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其在正禄之外者，则诸侯有“汤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鲁之许田，卫之有阎之士，此朝觐时汤沐之邑也。郑之礻方，卫之相土之东都，此天子巡狩时诸侯汤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禄，则孟子亦末尝及之；然举一反三，其降杀差等皆当与公臣略同。但有禄以邑者《春秋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禄以栗者，《论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是也。窃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诸侯之国渐大，卿大夫之禄亦渐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禄其贵臣；未必先王之制即然也。
　　△辨《周官》诸公方五百里之说
　　曰：“君取国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与《王制》推之，诚然矣。《周官》九畿为方万里，天子之地仅居百一，而诸公方五百里；乃当天子四之一，故尤儒疑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而《王制》为汉儒所撰，不足征信，未可概谓以九一十一为率也。”曰：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馀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安为之说。孟子於本朝之大经大法犹迳庭若是，况尧、舜、禹、汤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论语》云：“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传》云：“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则传记皆以百里为封国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说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鲁为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则邾、滕在封内矣；宋在今归德界，若方五百里，则曹、杞在封内矣。宋、鲁当春秋时兼并之馀，犹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为方二百二十里有奇）况当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得洛以东至海仅二千里，以西至积石亦不逾三千里，又安所得万里者而区画为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式反据之以疑孟子，其亦异矣！况天子并其都鄙计之仅四诸公之禄，而诸公乃二十五於诸男之禄，君臣之降杀何太近，同为诸侯者其降杀何反太远？其断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
　　△画井不必尽方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齐而不可变通也。尧都冀州，而甸侯绥三服每面皆谓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国如是则田邑可知矣。今说者每谓井田之制必平坦广大之地乃能区画，而山国泽国不可行。不知平坦广大之地始可行者，沟洫之法然耳。沟洫行於国中，建国之地平广者多，故为千夫万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为九井，二里即可为四井，一里即可为一井，不择於地之广狭也。至於山泽林麓，则古人但以蕃草木鸟兽，原不以赋於民。即负山临河之地，亦但置之以为闲田，或授之於馀夫，而不在画井之数。然此亦论其常耳；若果其国山溪深阻，地势逼隘，则广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广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广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当方里之数，即皆井也。即沟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缩於广则赢其修，啬於左则丰其右，期不失乎大体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东长於西则损东以益西，南阔於北则减南以加北，皆并两长两阔而折半算之，田不尽方而算自方，是以谓之“方田”。夫井田沟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盖先王之制务正其大纲，而细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论务详於细目，而大纲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经界则九一而区之、赋税则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纲也。其馀节目之详，自可以因时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战国以来，既无复以经界为事者，任其赢缩兼并而以为固然，而称先则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详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无惑乎三代之经界之不再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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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风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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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诗》、《书》为诸儒听乱
　　《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於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後燕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後《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於《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否亦强为之说而实以人与事。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於《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於晋、魏，《齐》、《鲁》之《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於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
　　盖尝思之，《易》道高深，圣人犹欲假年以学之，固非学者所能轻窥。而《春秋》，游、夏莫赞一词，虽有左、公羊、梁三贤者为之作传，而圣人之意究难窥测。惟《诗》、《书》与《礼》乃学者所可几，是以圣人以为“雅言”。然《礼》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故惟《诗》、《书》为最要。而皆为汉末晋、隋诸儒之所杂乱，良叹惜也！良可叹也！幸而《论语》一书明白易晓，复有《孟子》一书以羽翼之，何晏《集解》虽无所大发明而未尝偏执一人之见，赵岐之解尤为醉正，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然终不能不为《诗》、《书》惜也！
　　△《朱传》与读者
　　朱子虽作《诗传》，又命其门人蔡氏作《书传》，然皆未能尽驳《诗序》及《伪孔传》之误。而世犹以朱子为非，非《传》而从《序》者不可指数。自余所见，惟乡野孤陋之士但知为时艺者不与《传》异同耳；稍有学识，则据《序》以议《朱传》者十人而九。余独以为《朱传》诚有可议，然其可议不在於驳《序》说者之多，而在於从《序》说者之尚不少。何则？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齐》、《鲁》、《韩》、《毛》均出於汉，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独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书虽亡，然见於汉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说率与今之《诗序》互异。如谓近古者皆可信，则四家之说不应相悖。相悖，则必有不足信者矣。岂非後世学者但见《毛诗》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为揣度附会矣，自当尽本经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违於其旧说？此余之所为朱子惜者也。
　　△本书作意
　　余之为《考信录》，凡《诗》、《书》之文有关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时逐事而辨之矣，顾《二南》既不详其时世，而《邶》以下十二国风其事多在东迁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见，笔而记之。《考信录》既成，乃复缀辑而增广之，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窃谓经传既远，时事难考，宁可缺所不知，无害於义。故余於论《诗》，但主於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
　　嘉庆乙丑六月，崔述识。
　　△诗柄与经文
　　余见世人读《诗》，当初学时，即取“诗柄”连经文合读之（朱子《集传》）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及长，遂不复玩经文而但横一诗柄於其胸中，以为足矣。其聪明者则多厌旧喜新偶见卫宏《诗序》辄据以为奇货秘笈，自谓曾见汉人之说，宋人书不足复观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为非。大抵今世之说《诗》者，此两瑞尽之矣。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余幼，不记忆为何事），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後，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又数年後，始见《诗序》，亦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以故余於《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但《朱传》之合者多，《卫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差夫，安得世有笃信经文之人而与之畅论斯旨乎！
　　嘉庆丙寅十二月，述又识。
　　○通论《诗序》
　　△《序》为後汉卫宏作
　　一，《诗序》乃後汉卫宏作。唐人旧说以为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陆氏云：“旧说，起“关雎”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此说非也。何者？《史记》作时，《毛诗》未出。《汉书》始称《毛诗》，然无作序之文。惟《後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则《序》为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记》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後汉书》明文可据。如谓为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从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无征之言之是从也？）
　　△《序》非子夏作
　　一，孔子，鲁人也。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相与教授於齐、鲁之间，故汉初传经者多齐、鲁之儒。子夏虽尝教授西河，然究在鲁为多。观《戴记》所言多在鲁之事，而《论语》称子游讥子夏之门人，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则子夏之门人在鲁者不乏矣。齐、鲁既传其《诗》，亦必并传其《序》。何以《齐》、《鲁》两家之《诗》均不知有此序而独赵人乃得之乎？盖自毛公以後传其说者递相增益，递相附会，宏闻之於师，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为不刊之典，其亦可叹也夫！
　　△《序》非孔子与国史作
　　一，以《序》为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当时国史所作。夫《论语》所载孔子论《诗》之言多矣，若《关雎章》、《思无邪章》、《诵诗三百》，以及《兴观群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简意该，义深词洁。而《诗序》独平衍浅弱，虽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语，绝与《论语》之言不类，岂得强属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诗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类三代之文。况变风多在春秋之世，当时王室微弱，太史何尝有至列国而采风者，《春秋经传》概可见也。以为太史所题，诬矣！嗟夫，《本草》、《内经》，世以为神农、黄帝之所作矣。《六韬》，世以为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经》，明明载西汉之郡县，而公然以为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载战国之躔度，而公然以为作自周公。彼术数之徒，浅学之士，苟欲尊其所传以欺当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习也！
　　△《序》无大小之分
　　一，旧说以《诗序》“风，风也”以下至“《关雎》之义也”止，多通论全诗，因目之为《大序》，为子夏所作。及朱子作《传》，从程子，以为孔子所作；而以“乐得淑女”以下数言析“哀乐淫伤”为四事，且以“伤”为“伤善”，大失《论语》之旨，遂割属之《小序》；而断自“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余按：《诗序》自“《关睢》，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於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於《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至“《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则”字为转语。若於“诗之至也”画断，则此文上无所承，而“然则”云云者於文义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序》出於一人之手
　　一，旧说以逐篇序其义者为《小序》（郑氏樵以首句为《大序》，下文所言为《小序》。程氏、范氏则又以首句为《小序》，下文所言为《大序》。说皆与旧说异）。《隋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说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作，或以为太史所题，而其下乃卫宏所续。余按：《序》之首句与下所言相为首尾，断无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时”、“剌乱”者，语意未毕，犹不可无下文，则其出於一人之手无疑也。况宏果续前人之《序》，蔚宗岂得归功於宏，而谓今所传者为宏作乎！然乃为是说者，无他，皆由尊崇《序》说太过，惟恐言为宏作则人轻之而不深信，而无如《後汉书》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属之，以发端首句为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归之宏，以两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属之谁即属之谁耳。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毛诗》易创新说
　　一，《齐诗》、《鲁诗》皆自汉初即著於世。鲁固孔子所居，齐亦鲁之昆邻，盖皆传自七十子者。书出既早，则人见之者多，而傅会较难。且当汉初，朝廷尚未敦崇经术，则其说本於师传者为多。其後经学益重，诸家林立，务期相胜，传其学者亦不能无傅会以逢时者；然大要为近古。《韩诗》後起，已非齐、鲁之此。《毛诗》之显，又在其後。书出既晚，则师弟子私相授受，虽多增其旧说，传以己意？世亦无从辨之。况婴，燕人，苌，赵人，亦不能逮齐、鲁间闻见之真也。
　　△《毛诗》不及《三家》
　　一，《三家》之《诗》虽不传，然见於汉人所引者尚多。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班氏以南仲为宣王时人，马氏以《出车》为宣王时事，玩其词意，考其时势，皆得之。则知齐、鲁之诗决有所传，非凭空妄撰者。即《宾之初筵》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韩诗》云：“《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亦未见其不如刺幽王之说也《毛诗序》云：“《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毛诗》之初亦必有所传，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诗人之旨。但以其书晚出，其徒之附会者过多，虽无所传者亦必揣度而为之说，或强取传记以实之，而有所传者亦必增饰其说，别出新意，以蕲胜於《三家》，是以其说乖谬特甚。不知汉、晋诸儒何以尽弃《三家》而独取《毛诗》也？）
　　△强不知以为知
　　一，《诗序》好强不知以为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阙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後，岂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是当楚、汉之际，居於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然其失经意在此，其能使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为教无传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历历者必其无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聪颖而无学术。一日，有乡人来，以古事相质问，不知也，遂妄言之。乡人既去，乃谓余曰：“与乡中愚人语，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则彼将轻我。虽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见我言之凿凿，惟有心悦诚服耳。”嗟夫，申公诗不传疑而先亡於西晋，《毛诗》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议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见良是，无怪乎元、明诸儒之多以朱子《诗序辨说》为非也！
　　△刺诗之锻链
　　一，《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其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於所刺者。夫诗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後更无一人可免於者矣！况《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锻链也！尤无理者，郑昭公忽虽非英主，亦无失道，而连篇累牍皆指以为刺忽之诗，其所关於名教者岂浅哉！至宋朱子，始驳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说者犹多曲为《序》解以议朱子之非，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附会《左传》
　　一，《诗序》好取《左传》之事附会之。盖《三家》之《诗》其出也早，《左传》尚未甚行，但本其师所传为说。《毛诗》之出也晚，《左传》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牵合之。然考《传》所记及《诗》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郑之役，五日而还，而强属之“居、处、丧马”之章。宋襄之立，卫在楚邱，而犹欲以“刀苇杭河”而渡。言“仲”则必为“祭仲”；言“叔”则必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实周行”为“官人”，断章取义也，而误以为“闵使臣之劳”。以《硕人篇》证庄姜，证其“美”也，而误以为“闵无子”之意。盖缘汉时风气最好附会，重黎也而以为羲和，太也而以为包羲，炎帝也而以为神农，以彼为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是《齐》、《韩》诸家已采《左传》之事以附会之。况於《毛诗》晚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其取《传》事以附会之更不待言。汉末魏、晋诸儒不加细核，辄以为其说有据，遂笃信而不疑。是《诗序》之失在附会，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会也。
　　△毛公时《左传》已出
　　一，郑氏樵云：“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汉时但未立学官耳，张苍、贾谊皆传《左氏春秋》，不得谓之未出。况毛公之诗传之贯长卿，长卿又从父贯公受《左氏春秋》，长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见毛公遂不见《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长卿取《左传》之事以附会於诗篇，而传之日久，遂以为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仪礼》，亦非隐僻之书，人所不能见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与《国语》之言正相左（《国语》谓称成王之德），乃郑氏反以为先与之合，抑又诬矣！又按：郑氏作《诗辨妄》，痛斥《序》说，乃不信《毛诗》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岂所传异词邪？抑其说有初年晚年之别邪？惜乎余之学浅居僻，见书不多，未能一一细考之也！
　　△以篇次论诗
　　一，《诗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衰世之音。不知诗篇传流日久，岂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国风定之方中》在《载驰》之前，《我送舅氏》在《黄鸟》之後，其显然可见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为美，在後者皆以为刺诗乎！如此说《诗》，古人之受诬者多矣。至若《周颂》，《二南》尤非一世之诗，乃定以《二南》为文王世，《周颂》为周公诗，虽其文之明言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归之於文、武，则是吾意所欲与者即与之，所欲夺者即夺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为！谓白马为非马，岂但战国横议之士能之乎哉！
　　△势利之见
　　一，以篇次论诗而不惟其词，是特世俗势利之见耳。京师鬻货诸肆皆以字号为高下。其有改业及归里者，则鬻其字号於人，多者至数百金，买货者惟其字号不易则买之，其货之良苦不问也。磁州产烟草，杨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贩其货，偶货不能给，则取他肆之货印以杨氏之字号而与之，贩者不惜价，食者无异言也。夫以篇次论诸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无他长，惟以文论文，就事论事，未尝有人之见存焉，奈何说诗而但以篇次为高下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通论《二南》
　　△《二南》非文王时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既皆以为文王时诗，势不得不以为有正而无邪。於是《汉广》之游女，《行露》之速讼，《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关雎》、《鹊巢》等篇词既纯粹，音复和平，谓为文王时诗，可也。然圣人德盛化深，没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礼》称黄帝语），况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风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绝响哉！至《汉广》、《行露》以降，则显然不类盛世之事者甚多。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泽，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德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与凡文王同时之人未尝一见；所见者独《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大抵开国之初，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轶者亦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故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者亦少。此乃时势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独周为然也。乃後之说者，於此二篇必委曲迁就，矫揉经文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齐》、《鲁》、《韩诗》说《关雎》者皆谓在康王之世。《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况鲁者，孔子所居，其所传为近正；而《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必非无据而云然者。惟谓为“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当是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关雎》苟在康王之世，则《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馀各见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旧说“文王徙都於丰，分岐故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郑》、《孔》、《朱传》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诗，被之管弦（《郑笺》以为武正世，《朱传》以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诗》、《书》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於文王时初未尝有所表见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当更少於周公。当文王时，懿亲则有虢仲、虢叔，异姓大臣则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虽太公之耆德元勋，且不列於五人之数，必无独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今按：江汉、汝坟皆非周地，何以独为王者之风？《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矣》咏“王姬之车”，明明周人所作，不应反目为诸侯之风也。郑氏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然《汉广》、《汝坟》之诗初不在《鹊巢》、《驺虞》之上，何所见此为圣人之化而彼为贤人之化乎？朱子盖又觉其不合，故又改其说云：“得之国中者，难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然均之南国诗也？何所见《汉广》、《汝坟》二篇之当杂之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诗，又何以反得之南国乎？此无他，皆由误以《二南》为文工时诗，苦於其说难通，故不得不展转以曲为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盖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後，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
　　△《风》、《雅》不以王侯分
　　向来诸儒之所以务训《二南》为文王时诗者，皆由不解风雅之分，但见东迁以後雅音断绝，降为《王风》，因误以雅为天子之诗，风为侯国之咏，遂谓克商以前诗为《二南》，克商以後诗为《二雅》，东迁以後诗为《王风》，故以《二南》为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风雅之分分於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几，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故《豳》亦王国诗也，乃不为雅而为风；《宾筵》、《抑戒》，卫武公之诗，而列於《二雅》。盖由西周盛时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惟《周南关睢》之三，《召南》、《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及《鹿鸣》、《鱼丽》等篇乃燕射时所歌，是以人皆习之而流传於世。此外或有一二传者，然亦仅矣。其後大雅渐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风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诗皆当为雅而不得为风与南也。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词》之体亦名之为《楚词》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於雅，风也则列之於风，南也则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时代不能以《仪礼》证
　　朱子亦以《二南》为文王时诗也又有故。盖《仪礼乡饮》、《燕射》等篇有歌《关雎》、《葛覃》、《卷耳》及《鹊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传以《仪礼》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为然，故谓此诗当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今《仪礼》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礼，笾豆牢米之数又奢甚，则其为後进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虽辞，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时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仪礼》，君辞之後遂升成拜，然则其书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称大夫为公者。至战国初，晋、韩、赵、魏氏遂僭称为诸侯而仍朝於晋君；鲁之三家亦皆称公。今《燕射》之礼，诸侯之臣有诸公。若非作於战国之世，安有是称！由是言之；《仪礼》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十二国皆非一时诗，《二南》岂必皆一时诗哉！《仪礼》所歌者，惟《关雎》、《鹊巢》数篇耳。谓此数篇为文王时诗，尚无大失也。因此数篇之放，而并《汉广》、《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训以为文王之化，说有不可通则委曲以为之解，而诗人之意尽失矣。
　　△徇名定论之非
　　甚矣特识之难也！世之论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风雨》之“云胡不喜”何异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为好”，未必非“溯游”“絷维”之意，而《传》以为淫奔，无他，为其在郑、卫也。《В梅》之感时，《野有死麇》之怀春，明明非端人贞女之所为，而自毛、郑以来皆训以为文王之化，风俗之美，无他，为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车》、《采薇》之伐戎，何异於《六月》、《采芑》之诗，乃在《菁莪》以後则以为其人所自作，在《鱼丽》以前则以为君上代叙其劳苦忧伤之情以劳之者，词同说异，何以称焉？今试取《六月》、《采芑》而以劳诗释之，何处见其不可者？然则是论《诗》者不惟其诗而惟其正变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实而但徇其名者，岂可胜道哉：有生员以试五等降青衣，每岁试，提学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一日入试，自改试卷上青为增，遂得二等。则是试之优劣在增与青，不在文也。然此犹在场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举业最重唐荆川顺之，或取徐渭作伪称顺之以示坤，坤即书其尾云：“非荆川不能为此文。”既而知为渭作，乃取跟覆观而更书云：“固是亻桀扌，惜後半稍弱耳。”然则以人论文，虽名士亦为之矣。然此犹论举业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汉儒之所尊信与所诋讠其，但视其为师所为与非师所为，初亦未尝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犹论当时之书也。不意名儒之释《六经》亦复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论乃世之通情，无古今，无智愚贤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处贫贱而文不见重於世，复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称人之谀富贵而毁贫贱者为势利。然势利之情岂独在富贵贫贱间哉，苟不察其实而但以名轻重之，与世俗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势利则一也！余尝与诸同学论及场屋，皆以场屋为无凭也。广平栗太初元曰：“场屋虽无凭，然尚微有凭：若我与君之文犹可望万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谁其称之？”然则糊名易书亦有不可废者矣。今欲读《诗》，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乱之，了无成见，然後可以得诗人之旨。故余之论《诗》，惟其诗，不惟其正与变。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时代与地域
　　《周南》十有一篇，《关睢》三篇立夫妇之准，《つ木》两篇适上下之情，所谓“家齐而後国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乌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诗。旧说以此五篇皆为太姒之德。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为太姒者。《毛传》、《郑笺》亦但言为后妃，并未指为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应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当如是，正不必定属之太姒也。所谓“君子”云者，乃诸侯大夫之通称；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诸侯夫人事。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亦似临河近水之国，岐阳少水多山，距河绝远，风土殊不相类，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朱子盖亦觉其不合，故训“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时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称河必加“黄”以别之，经传之文则但称河，於他水亦皆称为某水，恐不容藉此为说《诗》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旧说亦以为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词意，《桃夭》祝妇宜家，淳风未改，为盛世之诗无疑。《兔》，贤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乔木”见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坟”忧王室之如毁，显然衰世之音。然发乎情而能止乎义，嗟其劳而复幸其迩，先王之遗泽尚存也，是以圣人犹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诗，概训以为《文王》之化，失之远矣。惟《麟趾篇》咏公族之美，与《关雎》诸篇皆当为盛世之诗，乃反列於《汝坟》後者，盖因其诗别为一体，且取其与《关雎》相为首尾之意也，说并见各篇中。
　　○《关雎》
　　△本篇为君子自求良配
　　此篇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共职事。然首章明言淑女为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当之，则称名不正，不可以为训。朱子以为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内治，其说当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为宫人，则语意尚未合。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於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非夫妇之情即为淫也。魏文侯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义，遂以夫妇之情为讳，并德亦不敢好，过矣。《关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於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後世夫妇用情者之准，不可谓夫之於妇不当为之忧、为之乐也，若夫妇不当为之忧乐，则五伦中亦不当有夫妇矣。
　　△贵德求贤
　　“窈窕淑女”，淑，贤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从穴（後世误以为美丽之称），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得见也。不好色而好德，故无一言及於容色眼饰之美。妇当从人，女贵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贞静自守为贤、夫妇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贤女难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思。惟其求之也难，则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所谓“阴阳和则万物生，夫妇和则家道成”者也。其取兴於“雎鸠”者，《传》谓《挚而有别》是已。其取兴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洁而难取，洁以喻女之贞，难取以喻女之难求。盖夫妇之道，男先乎女，此下两篇皆言妇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尽妇职者由於其夫之贵德求贤故也。毛、郑以为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移之用人
　　《关雎》一篇，言夫妇也。即移之於用人，亦无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贤女为妇，君之欲得贤士为臣，一也。果贤女与，必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贤士与，必安贫守分而不事干谒。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咨於岳，稽於众，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顾於草庐？与《开雎》之“辗转反侧”何以异焉，然及其既得，则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庶绩咸熙，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者也。故曰“劳於求贤，逸於得人”，岂不信与！三百篇皆可作是观，故《采蘩》一诗言祭祀也，而《传》引之以美秦穆举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为《序》说所拘也！
　　○《葛覃》
　　△本篇非言后妃在父母家事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归”谓将嫁；“污私”、“浣衣”谓师氏告以人之道。既於文义牵强，而与下“归宁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谓“葛施”喻形体之长大，“叶萋”喻容色之美盛，其义尤为不伦。《朱传》以为既成，告师氏，使告於君子以将归宁之意，独为深得诗人之旨。至所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於师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语尤精切，可谓善於说《诗》者矣。然尚似有未尽焉者。何者？诗之为体多重末章，而前特为原起。此篇本为归宁而作，然不遽言归宁，先言葛叶之生，时鸟之变，感物思亲，此其时矣。然而未就，妇功未成，不敢归也。待葛既盛，制为衣服，妇功成矣，夫家之事毕矣，可以归矣，而仍不遽归也。乃藉师氏以请於夫，而云“害浣害否”，犹为不敢必之词焉。其敬事而不敢顾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为何如哉！归宁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犹不敢专如此，况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为美德，然富贵而勤俭尚未足为大节，而归宁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为天，义不当顾其私，而後世妇人以恩胜义者多，以义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视夫，尤近时之敝俗。是以《关雎》既得淑女，即次之以此篇，此乃妇德之第一义也。
　　△三代妇人罕自专
　　三代以上，妇人罕有自专者，罕有敢自顾其私者；虽至其子之世犹然。文嬴，君母也，其请三帅也词甚婉，先轸斥之而不怒也。成风，僖公所生母也，其请恤须句也词甚正，不敢以其私亲烦国人也。其不然者，惟晋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马侯归田不尽，亦无如之何。城杞之役，诸侯讥之，不谓平公之善承亲志也。盖缘先王以此等诗为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时妇人习为当然；即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为非，势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妇人爱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当其夫时且多专行而不顾者，况其子之世乎！岂非教废於上，则俗变於下哉！此《二南》所以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论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论，而取其大有关於名教者论之。
　　○《卷耳》
　　△本篇非求贤审官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求贤审官：“周行”为贤人於列位；“马虺ㄨ”为闵使臣之勤劳。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亲狎，非别男女，远嫌疑之道。况“牝鸡之晨，维家之索”，人君之职而夫人侵之如是，岂可为训哉！官人之说虽本之《春秋传》，然古人引诗多断章取义，不可执也。《传》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岂《采繁》一诗即为举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为妇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为自我其身，则登高饮酒，殊非妇德幽贞之道。即以为言而语亦不雅。窃谓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春秋经传》於本国皆我之，“齐师伐我”，“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是也。“彼周行”即指所怀之人，犹《大东》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马虺ㄨ”念道途之险阻，行役之艰难也。“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怀”，爱之至，故欲其自宽，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损其身也。如是，则於文为顺，而於义亦为长。无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风霜之虑，是其情发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为训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关雎》者，男先乎女子之义也；次以《葛覃》，妇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妇爱夫也。爱易而敬难，故先敬而後爱。能如是之敬爱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传》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为燕射房中之乐，而不为《二南》如正墙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つ木螽斯》
　　△二篇均不必属太姒
　　《序》及《朱传》皆以《つ木》为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螽斯》为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余按：《螽斯》之旨当如《序传》所云；若《つ木》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诗相类；或为群臣颂祷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诗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爱敬其上之诗。文王、太姒之德固当如是，即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遗泽者亦当有之。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况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风行草偃者哉！故读此诗者，观其上下一体，诚意相孚，恍然犹见盛世之风，熙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远，正不必定属之文王、太姒而後见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关雎》以下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是以不敢尽从朱子之言。说并见前篇首《周南条》下。
　　○《桃夭》
　　△风俗之美
　　此篇语意平平无奇；然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艳称。为胥党者多以妇之族姓颜色为贵而夸示之，《硕人》之诗是也。为妇党者多以胥之富盛安乐为美丽而矜言之，《韩奕》之诗是也。俗情类然，盖虽贤者有不免焉。今此诗都无所道，只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为妇能顺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为至贵至美，此外都可不论，是以无一言及於纷华靡丽者。非风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谓其婚姻以时，犹恐未尽此诗之旨也。
　　○《兔》
　　△却至及《序》、《传》说均非
　　此篇据《春秋传》却至之言，以“公侯干城”为盛世事，“公侯腹心”为衰世事。《序》及《朱传》则皆以为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故诗人美之。余玩其词，似有惋惜之意，殊不类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贤，卿大夫咸搜剔严穴以充百职事，朝既不闻幸位，野安得有遗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复以进贤为事，是以世胄常蹑高位而寒苦无进身之阶，文士或间一遇时，而武夫尤难以逢世。以故诗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着，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显然言外。不然，既足为干城，为腹心矣，何以为公侯者犹听其迹於“中林”，寄情於“兔”哉？以一篇两属之固非是，即以为俗美贤多亦恐未合诗人之语气也。
　　△由盛之衰
　　兔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诗。盖盛则贤才聚於廊庙，干城腹心之材不弃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则风浴日偷，人材渐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禄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风尚未大变，是以畎亩之间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时而无人为振作之，久之而风俗遂日敝，《关雎》、《桃夭》之化遂变而为《乔木》、《游女》之风。君子於此可以观世变焉，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苡》
　　△本篇词意不可知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传》云：“苡，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妊焉。”余按：药之治难产者甚多，不必其车前也；自汉以来，妇人无不乐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时也。朱子以为“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苡”，於理为近。然妇人挑菜乃田间常事，岂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谓此诗词意必有所谓，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杀其长子宏，复欲杀其次子贤。贤作《黄台瓜词》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其後肃宗信谗杀其子亻炎，代宗时为太子，忧危之甚，李泌乃为帝诵此词，由是代宗得以不废。岂非其诗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则亦淡而无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谈耶！《苡》之诗与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迹，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复讽诵之，触於事势亦有足兴感者，断章取义亦足以资语言，正不必曲路之说也。
　　○《汉广》
　　△游女非美俗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朱传》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处於闺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饣盍彼南亩”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见之，贱之可也，置不为意可也。从而爱之慕之，则俗之敝为尤甚。以是为“端庄静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为圣人之化，岂圣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爱慕乎？盖此诗乃周衰时作，虽不能闲於礼，而尚未敢大溃其防，犹有先王之遗泽焉。以为文王之世，失之远矣。江去周都干数百里，汉亦将及千里，谓“由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亦误。
　　○《汝坟》
　　△本篇非妇人勉夫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朱传》云：“汝坟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纣之役，其家人见其勤苦而劳之。‘王室’，指纣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妇人之事，而“如调饥”、“不我遐弃”之语亦不类妻之施於夫者，《车邻》之“见君子”《传》以为君矣，《菁莪》之见“君子”《传》以为宾客矣，何所见此《见君子》之必为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别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宁至关怀，亦不应以不遐弃为幸也。《汤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则是桀、纣之暴原不行於几外，诗人何必代为之忧？而汝之距丰千有馀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前两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与纣，前後语意毫不相贯，古人宁有此文法乎！
　　△此东迁後诗
　　细玩此诗词意，与《序》、《传》所言了不相似。窃意此乃东迁後诗，“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父母孔迩”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东都畿内，盖畿内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爱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放未得见；周室既东，大夫避乱而归其邑，而後民得见之，故伤王室之如毁而转幸父母之孔迩也。如此，似於文义较顺，而章法亦相贯。姑识其说如右。
　　○《麟趾》
　　△本篇非衰世诗
　　《麟趾》一篇，《序》说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属之衰世则非是。此篇极言仁厚之德浃於子姓，非极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谓之衰！其所云“无犯非礼”者，语亦殊浅。惟《朱传》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诗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时耳。
　　△《麟趾》、《驺虞》附於《二南》後之故
　　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於言表，略与《召南》、《驺虞》相类；而章末皆以“于嗟”结之，有一唱三叹之音，在诗中别为一体，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与《关雎》、《鹊巢》相为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
　　●卷二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时代与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旧说皆以为文王之世南国之诗。今以经传考之，《鹊巢》三篇皆燕射时所歌，当为成周盛时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何彼矣》篇中称“平王之孙”，则东迁以後之诗无疑也。以词意观之，“鹊巢”三篇乃治内齐家之事，颇类《周南关雎》之三。《行露》狱讼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标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与《南有乔木》之“游女”事相类也。《何彼矣》之称“平王”，与《汝坟》之忧“如毁”时相近也。然则其诗先後固不一时，不得皆以为在文王世也。至谓为南国之诗，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馀诸篇皆无明文，亦难悬定。然则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尽南国诗矣。惟《驺虞》乃射时所歌，与《鹊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犹《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说并见各篇中。
　　○《鹊巢》《采蘩》《采》
　　△《鹊巢》教女子不自私
　　《鹊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鹊之巢，而鸠居之，言此国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为己物，不体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视其前子、庶子远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亲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国乃夫之国，当视夫之亲疏以为厚薄，鸠但居鹊之巢而已，不得遂以为鸠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归之日，百两御之，待之隆者，责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鹊有巢而鸠居之，非但享其成业而已，亦必将有内助之功，然後可以无愧於妇职耳。大抵《召南》前三篇与《周南》前三篇略相类：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鹊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庙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国之当本於家；而以《关雎》、《鹊巢》两篇冠於《葛覃》、《采蘩》诸篇之首，以明妇之当统於夫。古人於此盖有深意存焉。《序》第以为后妃、夫人之德，失之远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庙
　　《采蘩》、《采》何以次於《鹊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庙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乐也，必将有所重责之也。妇所以事夫者，非徒饰其仪容也？必将有以重报之也。重盖莫重於宗庙矣，故举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独於妻殊之而与为敌体？诚以同奉宗庙之故，故重之也。然则为女子者必与夫为一体，体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庙，而保之无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礼，故以祭祀之事谆谆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应在《草虫》前
　　又按：《采》一篇，《齐诗》在《草虫》前，今《毛诗》则在《草虫》後。据《礼燕射篇》文：“笙入，立於县中北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则是《采》当与《鹊巢》、《采蘩》相属，不当反在《草虫》之後。《齐诗》之次是也。《毛诗》误矣。
　　△蘩之应用
　　祭祀之事多矣，“为俎孔硕”，“为豆孔庶”，何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贵诚之意也。《春秋传》云：“《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盖有诚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洁，则虽沼涧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庙，不在於备物也。抑《传》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国政，以霸西戎，则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举人之周，与人之壹，然则是义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与非难至之地也，与蘩非难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尝无才，人主苟能求之，则随地皆可以得人，所谓“举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则随事皆可以奏效，所谓“与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说《诗》，触类可以旁通，而非後世为章句训诂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妇人事
　　《周南》、《召南》何为皆先言妇人之事也？曰：此先王虑天下之远也。盖天下之平必由於国治，国之治必由於家齐。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牝鸡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以东迁。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关於兴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败国而亡家也。後世不达此意，惟务徇妇人之情，而妇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汉有吕氏之祸，王氏之篡，东汉尤以母后专政为常，其所亲则贵宠之，非其所亲则疏远之，若天下为己之故物者，而不复顾宗庙之陨，岂非此义之不明哉，驯至唐之武韦而祸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信乎其如正墙面也！
　　○草虫
　　△本篇未必为夫妇诗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笺》云：“‘未见君子’，谓在途时也。‘既见’，谓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又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为忧，已得同牢为喜，无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礼自防乎！且既问名纳采，聘之为妻矣，宁有不与同牢之理，而烦女子之过虑乎！《朱传》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说为近是。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为妻之恩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没後
　　《甘棠》，《序》以为美召伯，《朱传》以为後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按《春秋传》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则是此诗乃召公既没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传》之说是也。至《笺》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亦非是。甘棠之阴能庇几人而於此听断乎！《朱传》以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笺》又称“召公为二伯，故言伯”，亦误。宣王时，穆公亦称召伯，《诗》有家伯，《春秋》有单伯，岂必为二伯然後称伯乎！又按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自此以下八篇盖皆昭王以後之诗，是以其事则瑕瑜互见，其词意亦与前五篇不类。然则独前四篇为康王以前诗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为女子诗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刘向《列女传》谓：“申女许嫁於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讼之，故女作此诗。”朱子《集传》全用《序》说，而释“室家不足”之文则又兼采刘义。余按：召公从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断必有大过人者；强暴之男将畏罪之不暇，安敢反来讼人。即讼矣，召公亦必痛惩之而不为之理，安有反将贞女致之狱中者哉！且所谓“礼未备”者，仪乎？财乎？仪邪，男子何惜此区区之劳而必兴讼？讼之劳不更甚於仪乎？财邪，女子何争此区区之贿而甘入狱？婚娶而论财，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细详诗意，但为以势追之不从，而因致造谤兴讼耳；不必定为女子之诗，如《序》、《传》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没？《甘棠》乃作，则此必非文王时诗明矣。
　　△羔羊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见有所谓节俭正直者。《郑笺》训“退食”为“减膳”，训“自公”谓“从公”，以为节俭正直之证。然献可替否乃为正直，从君岂得谓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状以“委蛇”，明谓退自公朝，岂得以退为减！《朱传》以为“退朝而食於家，从公门而出”，其训当矣。然既不用郑氏之解，何以仍袭节俭正直之说？节俭正直究於何见之乎？惟《朱传》所谓“从容自得”者於理为近。然则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诸事废弛之象
　　盖此二篇皆周道渐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无故而速讼狱，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谓安矣，然犹“视民如伤”，“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观二诗，明系太平日久，诸事废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缓语低声，以为养相度，以致万事不理”然者，岂得以为文王至治之时诗乎，且余尝见今之为州县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职业，则百姓皆得自安於畎亩；若从容暇豫而不事事，则吏胥作奸，强凌弱，众暴寡，四境之内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此谓也。自以此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狱讼日繁，大臣之优游养望皆视以为固然，政与诗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无劝以义之意
　　此篇，《序》以为大夫远行，其室家劝以义。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笺》谓“‘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诗明明望其归，而《笺》反谓劝以不归，与经正相悖戾。朱子但谓思念其夫，无劝以义之意，是也。然虽思念而无感伤之情，怨尤之语，则是妇人犹知大义，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见先王之遗泽未远，正与《周南桃夭》之诗相类，虽平平无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则作诗之时上距成、康之世犹未甚远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朱传》从之，谓“女子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为“天下大乱，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朱传》从之，谓“女子贞洁自守，诗人因所见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无耻甚矣。况不俟备礼而欲以一言定约，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职，女红而已，“怀春”则心固已荡矣。以男诱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称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计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传》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诗，男无不强暴者，女无不贞洁者；何圣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难乎？盖此二诗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诗意亦必不如《序》、《传》之所云者。
　　△借物言情
　　大抵古人触目而会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读者善会之耳。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此岂为为山者言之乎！然犹云譬也。孔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也。”则但言松柏矣，圣人岂果为松柏赋乎！况诗之为体，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尽执所言者以为实。是以《春秋传》晋执卫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晋韩起聘於郑，郑六卿饯之於郊，子大叔赋《褰裳》，韩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郑伯享晋赵孟，子皮赋《野有死》之卒章，赵盂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ζ也可使无吠。”若如《序》、《传》所释，则三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然则此二篇者当时必有所指，但世远书轶，不可考其为何事耳。读者且宜从容涵咏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为文王之化也。
　　○《小星》、《江有汜》
　　△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於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传》亦用其说。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让於德而循於礼，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诿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则在上者惠固无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尝心悦诚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细玩二诗词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义命自安之诗。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时者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见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虽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犹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遗也。故此二篇当与《周南》之《つ木》、《螽斯》参看。读《つ木》、《螽斯》者，当知为上者无论男子女子皆当惠爱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爱戴欢悦。读《小星》、《江有汜》者，当知为下者亦无论男子女子，虽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当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读《诗》矣！然则此二诗固瑕瑜不相掩者，谓为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矣》
　　△本篇决为东迁後诗
　　《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孙”，其为东迁後诗无疑。郑渔仲固已言之矣。盖此诗虽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贵宠，盛称其车服，以“肃”，美之，则是犹有先代淳朴之遗，是以圣人犹有取焉。乃《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夫《经》明明言为平王而《传》犹以为文王，然则《经》之未尝言为某王而《传》强属之文王者，岂可以胜数哉！且称为“平王”者谓非平王宜臼，则其称为庄公、穆公者亦可谓之非鲁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书》之“宁王”为比，刘氏瑾又以《大雅》之称“辟王”，《商颂》之称“玄王”，“武王”曲为之解，强词夺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谓“宁王”者犹其称哲王也，所谓“辟王”者犹其称君王也，可以称此王，亦可以称彼王。故宁王或以为文，或以为武，泛称之则可耳。若云“宁王之孙”，“辟王之孙”，则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宁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称契，未闻相土、上甲微之亦为玄王也，以武王称汤，未闻太甲、武丁之亦为武王也，岂得援以为此！嗟夫，後之人宁叛圣人之经而不肯少异於汉儒之传，宁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说，真可为长太息者矣！且《大雅尚书》称文王者无虑百馀，何以不一称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断断非文王明矣。
　　△“齐侯之子”非齐襄公
　　然以“齐侯之子”为齐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即位，始取王姬，不得称为齐侯之子。《春秋》书之，不过以鲁为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见於《春秋》者固不知几何也。说《诗》者不诬经以从传，不强不知以为知，庶乎其可与言《诗》矣！
　　○《驺虞》
　　△《驺虞》应从鲁、韩说
　　“驺虞”，《毛诗》以为仁兽之名，《鲁诗》、《韩诗》则以为掌鸟兽之官。欧阳永叔以《鲁》、《韩》为是而《朱传》则用毛说。余按：驺虞之为兽，稽之经传皆无文；而《传》有“驺人”、“虞人”之官，《鲁》、《韩》之说为有征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兽之繁，而末忽叹美於仁兽，於文义毫不相蒙。自当以《鲁》、《韩》、欧阳之说为正。其诗意则《序》与《朱传》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时耳。至《传》以此诗在《召南》中，遂以为南国之诗，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矣》皆周人之诗，何必此诗定属之南国乎！此与《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盖序《诗》者以《关雎》、《鹊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则皆咏叹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见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极於昆虫草木。犹十五国风之以《二南》始，以《豳风》终，不可谓邶十二国之诗在前而《豳风》在後也。
　　○通论十三国风
　　△风无正变
　　说《毛诗》者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业之所自基，《东山》、《破斧》敌王所忾，劳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谓之变也。《淇澳》以睿圣得民，《缁衣》以好贤开国，《鸡鸣》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盖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时渐远，故其诗轶者较多，且当周初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雅音渐衰而风始著，是以衰世诗多，盛世诗少，初未尝以正变分也。惟《二南》中《关雎》、《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以燕射时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数篇，遂断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若《定之方中》纪卫文之新政，《鸠》美淑人之正国，以及《干旄》之下贤，《羔裘》之直节，《无衣》之勤王，较之《行露》、《死》之诗果孰优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无饥渴”亦何异於《卷耳》之“彼周行”？《出其东门》之“匪我思存”岂不胜於《汉广》之“言秣其马”？何所见而彼当为正，此当为变乎？郑渔仲云：“《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於《诗序》。《缁衣》之美武公，《驷[A164]》、《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风乎？”其说是矣。然又为“变之正”之说以斡旋之，则是犹未免依违於两可也。朱子亦言“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然亦姑从《序》说，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太史采风之说不可信
　　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馀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後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於後人臆度无疑也、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则遂失传耳。不然，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何以其诗亦传於後世也？大抵汉以降之言《诗》者多揣度而为之说，其初本无的据，而递相沿袭，递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诸儒，甚且以後汉人所作之《序》命为周太史之所题。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谁，良可慨也！
　　△《诗序》所举人名不可信
　　世儒皆谓“《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十二国风之中，称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无疑也。”虽然，余尝细核之矣。《邶》、《》、《卫风》三十九篇，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王风》十篇，直指为某王者五。《郑》则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齐》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陈》则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举其谧则称其名与字（如秦仲卫州吁之类），徒称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谓言之凿凿也已！而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俭啬褊急”，“其君俭以能勤”，“君不用道”，“忧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尝一举其谧若字。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於鲁惠之世，魏亡於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後二百馀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谧，皆载於《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谚曰：“宁在人前全不会（俗呼，“能”为“会”），莫在人前会不全。”盖会不全则智穷於所域，其为剿袭与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来，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郑渔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觏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卫风》
　　△《绿衣》、《日月》非庄姜伤已失位而不见答之诗
　　《绿衣》以下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绿衣序》云：“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日月序》云：“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於先君以至困穷也。”余按《春秋传》文，绝无庄姜失位而不见答之事。桓公，戴妫子也，而庄姜以为己子，立以为太子，非夫妇一体安能得之於庄公！且使庄公而好德也，必无纵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庄姜之美谁能逾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传》中多矣，不得以此为不答庄姜证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皆由误解《春秋传》文，谓庄姜无子由於庄公之不答。是以《硕人序》云：“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然有子无子岂尽在答与不答哉！汉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赵飞燕、合德专宠嫉妒而卒无子；今世夫妇相爱，不忍畜妾而无子者何限。乃以庄姜无子遂悬坐庄以不答之罪，可谓汉庭锻链之狱矣庄公之失惟宠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爱而无远虑，与齐僖公之宠无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夺之祸也。果纵妾使上僭，果不答庄姜而使之失位，则亦何难废桓公而立州吁。然则庄公初未尝有大昏惑之事也，不过说《诗》者强以加之，以蕲其说之相符耳。且使庄姜果贤，庄公即不见答，犹当委婉措词，怨而不怒，庶不失诗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诗云：“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何至於是！彼谷风之弃妇又当作何语乎？使庄姜果如是，则亦无怪庄公之不答矣！为是说者，非止诬庄公，抑且诬庄姜，而教天下妇人以怼其夫，其所关於名教风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诗者或系妇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处之地必有甚难堪者；断断非庄姜诗也。盖汉之取士多以经术，而每经有数家之传，故师弟子相授受务巧於说经，以期求胜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犹今人之致力於讲章，求工於举业以期得隽也。说经者能傅会以他经传，则人惊其淹博，服其论议，以为其说有据，犹今人於场屋中能剿袭《左传》，涂抹《三礼》，则考官咸以为博而拔擢之，不复问其经旨之合与否也。是以其说如是，本无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为不刊之论，致古人之受诬几二千年而不能白，则大误矣。乃朱子於此数篇皆从《序》说，且并《柏舟》一篇亦疑以为庄姜之诗，吾不知其为何故也。说并见後《燕燕》、《终风》、《硕人》诸条下。
　　△《燕燕》非庄姜送戴妫诗
　　《燕燕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笺》云：“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於是大归，庄姜远送於野，作诗以见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於归者。恐系卫女嫁於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自庄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庄姜、戴妫恐不复存。《史记》以为戴妫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为己子，虽未敢必其然，然献公之出也定姜见於《传》，其入也敬姒见於《传》，而记桓公之弑，州吁之杀，绝无一语及於庄姜、戴妫，若无二人然者，则二人固未必存也。且庄姜既以桓公为己子矣，庄姜当大归，何以大归者反在戴妫？而古者妇人送迎不出门，庄姜亦不应远送於野也。又按：《鲁诗》、《韩诗》及《列女传》皆以此为定姜所作：或以为献公无礼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为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或以为定姜送妇作。然以词意观之，时势考之，皆未有以见其必然。盖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参差不一，皆未可执以为实也。说并见前条下。
　　△《终风》非庄姜伤己遭州吁侮慢诗
　　《终风序》云：“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贼也；庄姜，妇人，不能讨则已耳，岂当爱之而复望其爱己。乃曰：“顾我则笑，谑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愿言则怀。”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庄姜果赋此诗，一何其无耻乎！朱子《集传》固已觉其不合，乃以“终风”为指庄公。然比之以“终风且暴”，斥之以“谑浪笑傲”，皆非庄姜所当施之於庄公者。且既谓庄姜不见答於庄公矣，又何以有“顾我则笑”之语？详其词意，绝与庄姜之事不类，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庄公亦不合也。窃谓年远事湮，《诗》说失传者多，宁可谓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诬於千载之上。说并详前两条下。
　　△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谓有所知者已尽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断无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击鼓》一诗，序以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则是即《春秋》鲁隐公四年四国伐郑事也。然今考之《经》文则大不然。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郑、卫”是也。今也卫自伐郑以媚宋耳，而诗乃云“平陈与宋”，宋与陈初无隙也，何平之有！东门之役，五日而还，不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则亦旬月而还师矣。而诗乃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苟非师老岁淹，暴露已久，何至为是言乎？细玩此诗，其非州吁伐郑之事明甚。盖《春秋》之始上去平王东迁已四十有九年，其间诸侯交兵之事盖多有之，但不见於经传，无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谓必无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会之，呜乎，何其谬也！且卫有孙氏，卫之世卿也，故曰“从孙子仲”。《序》乃以为公孙文仲，亦误。朱子《诗传》不驳其失，以为或然，固已异矣。乃後人之复为委曲弥缝其说则尤大谬。或云“先和陈、宋而後进兵”，然则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仅隔一时，必帅师在途，又闻後命，未得班师故也”，然则《春秋》何以两书伐郑？且卫与郑数百里耳，五日而还，不匝旬而至国矣，何至历三月而犹未归乎？嗟夫，但欲曲护前人之失，遂不顾其说之不通，古人之诗其晦於後人之说诗者岂可胜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卫事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卫，其臣劝以归也。”《旄邱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卫；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文，酆舒杀晋伯姬，晋侯将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夺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晋侯灭赤狄潞氏，立黎侯而还。则是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酆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国，则其故土为狄所据，黎侯安能归国，而其臣乃劝之？卫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晋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责卫乎？细玩诗词，或果有邻国之君寓於卫，或别有所指而传者失之，均未可知。说《毛诗》者但见《春秋传》有夺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细考，遂附会而为之说耳。後人乃强为之解，谓黎侯凡再失国，黎侯寓在卫东，故云“匪车不东”，欲以曲全《序》说，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卫宣公及、寿事
　　《新台序》云：“刺卫宣公也：纳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序》云：“思、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其事盖本之《春秋传》。然诗所言殊与《传》所载者不类。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夺子妻？禽兽行也，此真所谓“言之丑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少知名义者肯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夺取之。未至而先筑台，又不於国而於河上，欲何为者？寿死於盗，始至莘，诗何以称“二子乘舟”？自卫至齐皆遵陆而行，特济水时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盗，何不言其乘车，而独於其乘舟咏之思之？细玩二诗之词，与《传》所载、寿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传》记宣公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传》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鲁隐公四年，石蜡既杀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传》称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谓於夷姜在为公子时乎，则当庄、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讨贼立君，亦必择其贤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职，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乱之人乎？谓於夷姜在已为君後乎，则宣公在位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当十四五岁，早亦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则宣公卒时寿、朔皆尚在襁褓，寿安能盗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构急子也。此乃必无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为何书何人之说。〔通世按；此说见明沈起元《左灯》，而《左传孔疏》亦既疑之矣〕）。盖缘《左传》一书采摘太广，但有所得，即缀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虚实。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书者此，固未可尽执为实也。嗟夫，《左传》犹不能以无误，况於《诗序》，乌在其可以尽信乎！
　　△《诗序》惟《风》多得实
　　《诗序》惟《风》多得实。《定之方中》，《经》有明文，《载驰》，《传》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为共姜自誓之诗。今玩其词，“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而“{髟}彼两髦”属之於世子，语亦符合。此必有所传而云然，非揣度而为之说也。《墙茨》、《偕老》、《鹑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当之，虽无确据，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序说近是。惟《传》以《鹑奔》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观其称“君”而不称母，或卫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诗意，但时世则未可知耳。唯采《唐》说者多疑之；说见後条。
　　△卫俗非郑所能及
　　《郑风》二十一篇，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风》凡十篇，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卫俗非郑能所及也！且《东门》不过自明其志而已，未尝敢斥淫者之失。而《》乃云“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无良”，“大无信，不知命”，深斥痛绝，至於如是，何哉？盖风俗所在，虽贤人亦无如之何。彼既习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责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绝之，不一而足，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民间之风俗未坏，贤者多而不肖者少，见无礼者群然怪之，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吴季札云“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岂不信与！吾故读《墙茨》、《君子偕老》、《鹑奔》三篇而知卫之必亡，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至其立言之妙，则《墙茨》、《君子偕老》二篇为最。《墙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恶，而但云“不可道”，“言之丑”，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从对面著笔，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笔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良不诬也。《相鼠》刺无礼仪，亦足以见风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诗者无刺意
　　《诗序》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於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吕氏祖谦云：“诗之为体不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此类是也。”严氏粲云：“或以《桑中》为淫奔者所自作，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又云：“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为刺，则曹植之《洛神赋》，李商隐之《无题诗》，韩之《香奁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虚》、《上林》，劝百讽一，古人犹以为讥，况有劝而无讽，乃反可谓之刺诗乎！余尝细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参观之，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新台》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国人恶之而作是诗”。《南山》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诸如此类，《序》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远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习於田猎谓之贤，闲於驰逐谓之好”，《丰序》首言“刺乱”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时”而下但言“时不亲迎”，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与《新台》、《南山》诸篇之文绝不类。疑作《序》者以录此诗於《国风》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凯风序》云：“美孝子也。”而诗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为美之乎？抑为责之乎？疑《序》亦以录此诗为美之，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静女》、《有狐》之“刺时”，《溱洧》、《绸缪》之“刺乱”，恐亦皆当如是，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
　　△《干旄》访贤才
　　卫之重封，由於齐桓。齐桓所封者，邢与卫也。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读《干旄》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而贤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而且当鼓之舞之。旌旄之贲於浚，所以下贤也，即所以劝贤也。下贤，则有以咨诹治道。劝贤，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故季札至卫，而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贤，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访贤才於畎亩中，以故人皆竞於贤耳。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读《诗》者能以此篇例之，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
　　△《硕人》非闵庄姜诗
　　《硕人》，《序》以为闵庄姜之诗，谓“庄公惑於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朱子《集传》从之，更无异说。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贵，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众，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不知《序》与《传》何从而知之？且玩诗词，乃其初至时作。当其初至，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见答以至无子而闵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方且代体庄公“晏尔新婚”之情而惟恐其过劳，乌有所谓忧其不答者哉！揆《序》与《传》之意，皆由误解《春秋传》文，遂并以误解《诗》。《春秋传》云：“卫庄公娶於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诗次章正言庄姜之美，则是以此诗证其美，非以此诗证其无子也。若云“美，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而无子”，则语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毕，然後证之，非谓因其无子而後赋此诗也。且《春秋传》所记并无庄公不答之事；有子无子亦不在答与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当在晚节，非庄姜归时已然，何故初归而即不答以致无子乎？二妫之娶後此矣，然厉妫生子孝伯，戴妫生子桓公；庄姜娶於二妫之前，何以独不见答而无子乎？详《序》所言，与《传》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据《春秋传》，得之。”严氏粲云：“题以‘闵’庄姜，有《左传》可证。若不用《序》，以此为‘美’庄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诗果以庄姜贤而不答而闵之，则当极书其贤，微讽其不答。乃但侈称其族之贵，色之美，车服之盛，媵妾之多，贤何在焉？称人之贤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则绝无一语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说，乃云：“称其族类之贵，见其为正嫡小君，所宜亲厚，而重叹庄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则云：“叹今之不然也。”《诗》自言彼，《传》自言此，冤矣！夫诗之体虽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从而畅之。若诗绝不言，而吾必谓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会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诗者，取杜甫《春日怀李白》诗释之，谓甫素轻白，云：“白也之诗号为无敌，然不过飘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过如庚开府，其俊逸不过如鲍参军，何尝果无敌乎！何时重与白聚，细论诗律以发其蒙也？”《集传》之释此诗，毋乃类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说，无宁听古人之诬，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说并见前《绿衣》诸诗下。
　　△《河广》非宋襄公出母诗
　　《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於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朱子《集传》因之，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故作此诗。”余按《春秋》闵公二年，狄灭卫，卫人渡河而庐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诗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颖达，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顾不肯变易旧说，乃复曲为之解。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桓公犹在。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乃势不能往，其作此诗，一何无耻也！盖《序》与《传》之为此说，不过一时失於检点，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谓“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且宋桓，贤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则亦贤夫人也，以贤夫人而遇贤君，何以得出？夫妇之义重矣，苟非得罪宗庙，不至於出。夫人而贤也，必无可出之罪；无罪而出之，又岂贤君之所为乎！余玩此篇词意，似宋女嫁於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说《诗》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卫人从王伐郑事
　　《伯兮》一篇，郑氏以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事。朱子云：“诗言‘自伯之东’，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矣”（卫未渡河以前，郑在卫南，“西”字疑误）。其说是也。乃孔氏《正义》复曲为之解，言“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京师在卫之西数百馀里，岂得置西不言而反言东，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况诸侯之师从王伐郑，必有约会之地，断无至周而後东行之理。观《春秋传》，诸侯会晋伐郑从未有至晋而後南行者。其说之诬，亦已明矣。盖自平王之东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时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无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书於鲁史之策者亦多，岂得见有桓王伐郑一事，遂纡曲牵合以附会之哉！
　　△膏沐为夫容
　　抑吾於此诗有感焉。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余幼时见妇女妆束尚近浑朴；近则惟务趋时，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见之令人作恶，而其人以为非是不足以逢时，至有其夫禁之而不听者，吾不知其“谁为容”也。故诵此诗有三益焉：一则为人上者知夫妇离别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则为丈夫者念闺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墙花不以介意；一则为妇人者知膏沐本为夫容，而不可学时世梳妆以悦观者之目。则庶乎其为不徒诵此诗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会之也。
　　△说《有狐》、《木瓜》者之锻炼
　　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於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於说《诗》尤甚。《有狐》、《木瓜》二诗岂非显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将至矣；衣裳未具，何以御冬？其为丈夫行役，妇人忧念之诗显然。而《笺》云：“妇人丧其妃耦，欲与人为室家。”夫他人无裳，与己何涉，妇人如此之无耻乎？且何所见“之子”之必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而《序》云：“美齐桓也。卫处於漕，齐桓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欲厚报之而作是诗。”夫齐桓存卫，其德厚矣，何以通篇无一语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卫於齐有何报而乃自以为琼琚也？汉周亚夫之子为父治葬具，买甲五百被。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说《诗》者何以异此！盖汉时风气最尚锻炼，无论治《经》治狱皆然，故曰“汉庭锻链之狱”。狱之锻炼，含冤於当日者已不可胜数矣，《经》之锻炼，後人何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谓“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锻炼为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将终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说，但疑以为男女赠答之词，尚未敢必其然。“投桃”、“报李”，《诗》有之矣。“木瓜”、“琼琚”施於朋友馈遗之事未尝不可，非若“子嗟”、“子国”、“狡童”、“狂且”之属，必荡子与游女而後有此语也。即以寻常赠答视之可也。
　　△《邶》、《卫》二风无渡河以後诗
　　《邶》、《》、《卫风》三十九篇，玩其词意，考其时势，惟《风》自《柏舟》外皆春秋时事，而《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馀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事无所关涉。且《邶风》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在第十四篇中，《卫风》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犹云“在彼淇梁”，其为渡河以前之诗明甚。考卫渡河之日在鲁闵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然则其诗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惟《风》春秋时诗为多，故《序》说多得之。其风所以分为三者，盖必有说，但世远书轶，无从考耳。《春秋传》，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卫，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则当时固已合之矣。然皆各为次序故不能并为一。读者但当即词以求其意，此非大义所关，正不必强为说以曲解之也。又按：旧说以《邶》、《》、《卫》皆殷畿内地名：北曰邶，南曰，东曰卫。今观《邶》、《卫》二风皆无渡河以後之诗，独《风》有之，似在东者然，疑旧说之误也。
　　●卷三
　　○《王风》
　　△《黍离》非追伤诗
　　《黍离》一篇，《韩诗》以为“尹吉甫信谗而杀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忧懑不识於物，视黍离离，反以为稷之苗。”今玩其词，乃似感伤时事，殊不见其为遭家庭之变者也。《毛诗序》则以为“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是诗”，较《韩》说为近理。然玩“心忧”、“何求”之语，乃忧未来之患，亦不似伤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讹不过以章首言“黍离”、“稷苗”故耳，然作诗者多就其所见以起兴，“蒹葭”、“大杜”，意原不在於物，岂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断以为诗人之旨在是乎哉！细玩此诗词意，颇与《魏风园桃》相类。“黍离”、“稷苗”，犹所谓“园桃”、“园棘”也。“行迈靡靡”，犹所谓“聊以行国”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犹所谓“谓我士也罔极”，“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也。然则此诗乃末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盖凡常人之情狃於安乐，虽值国家将危之会，贤者知之愚者不之觉也，是以“不知者”谓之“何求”。《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桃》忧魏国之将亡耳。若待故宫已为禾黍而後忧之，不亦无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东也，非由西而东也，当其未立之时畿甸已尽没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丰地与秦而使自为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孙始陆续攻得之。当东迁之初，故国皆戎也，大夫何为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称臣於金，故其臣有衔命至金者。平王未尝乞怜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国哉！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後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後，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於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岂得以是为疑也哉！朱子集传虽亦用《序》说，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扬之水》非刺平王私舅
　　《扬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与甫、许皆楚北出之冲；而申倚山据险，尤为要地。楚不得申，则不能以凭陵中原，侵扰畿甸。是以城濮还师，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郑，子反帅师过申。申之於楚，犹函谷之於秦也。宜王之世，荆楚渐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渐弱，不能自固，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许何为者？曰：为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国若是亲乎？申与齐、许、纪、甫皆姜姓也，然齐灭纪，又灭许以与郑；而晋亦灭虞、虢、焦、滑、霍、扬、韩、魏。同姓之国且自相灭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乌之爱乎？盖甫，即吕也，《书吕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巫臣曰：“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於漠。”然则申、吕二国皆楚北冲，惟许地稍近内；然楚师度申、吕而北则必经许。是以齐桓得许，则能伐楚而至召陵；晋文践土之盟不得许，则於盟後汲汲率诸侯以伐之；晋霸既衰，许折而入於楚，始以争郑为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国，非私之也。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谓平王之戍甫、许以申同姓故，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申侯无与弑幽王事
　　朱子《诗集传》云：“申侯与弑幽王，法所必诛。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与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记》，而《史记》采之《国语》史苏、史伯之言；然《经传》固无此事也。《诗》、《书》或多缺略；《左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语》专记周事而亦无之。此非常之大变，周辙之所由东，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旁见於《晋》、《郑》之语，史伯逆料之言，史苏追述之事？乌在其可信为实也！且所载二人之言荒谬者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如谓申侯之事必实，二子之言可信，将伊尹、胶鬲亦果与妹喜、姐己比者乎？以此为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诬也！细玩诗词，但为伤王室之微弱，初无刺王之意，故以“扬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诸侯之不肯敌王所忾。盖因荆楚日强，渐有蚕食中原，窥伺畿甸之势，故戍三国以遏其锋。以为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谓之为忘雠报施，则更冤矣。观其後数十年，楚人卒县申、吕，通道中原，陈、许、宋、郑咸被其害，赖有齐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齐桓亡，许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观兵於周郊而问鼎焉，然则此三国者，正如汉之虎牢，唐之维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详考其时势与其地势而遽以为平王罪也！说并详《丰镐考信录》中。
　　△《中谷有{艹推}》、《兔爰》、《葛ぱ》皆自镐迁洛者所作
　　《中谷有{艹推}序》云：“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岁，室家相弃尔。”《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ぱ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子《集传》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说，於《兔爰篇》虽亦采《序》说而不训以为桓王伐郑之事，於《葛ぱ篇》则绝不用《序》说而但以为世衰民散流离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诗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则其人当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迁，家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於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馀，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郑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辽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皆自镐迁洛者所作。盖迁徒之际，弃旧营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辑之不可。是以盘庚将迁，率吁众戚，既迁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则民从之如归市；而《传》亦称齐桓迁邢，邢迁如归。平王不能抚┰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是以其诗云然。吾故读此三诗而知周之不复振也！“仳离”，犹云“流离”。“终远兄弟”，非迁徒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也。细玩其词，其为东迁之人所作明甚，非但与王族无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饥岁时也。至以桓王伐郑之事附会之，尤失之远矣。
　　△《王风》非东迁所降
　　旧说，周室东迁，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风与雅者，诗之两体，非以天子诸侯分也；犹後世之诗有乐府，有古体，有齐、梁体，有唐人近体；诗之外复有词，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间有类《大雅》者，亦有类《风》者，《豳风》亦有类《雅》者；犹唐人诗之《边草河汉》类词，宋人词之《天净沙》、《西江月》类曲也。所以《宾筵》、《抑戒》，卫而列《雅》；《宫》，《泮水》，鲁而称《颂》。诸侯之国既有雅颂，宁天子之畿而独无风乎！东迁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风之传者少耳，非以东迁故降而为风也。曰，然则何以不曰“周风”而曰“王风”也？曰：王也者，别於齐、秦、郑、卫而言之也；若别於《商颂》，则曰“周颂”不曰《王颂》矣。《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风也者，诗之体也，非以其迁故而风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风故而王之也。说并见前《黍离条》下。
　　○《郑风》
　　△《缁衣》非国人美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
　　《缁衣》，言好贤也。治国之要惟在得人：虽有英主，非贤莫助；虽有善政，非贤莫行。然世未尝乏贤但患人主之不好耳。“子之馆”，屈身以见贤也，──孟子所谓“欲有谋焉则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养资也，──孟子所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是也。故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贤者！郑开国之规模其在此矣！大抵国家初造，莫不以好贤为务。虽以郑之不振，而其立国之初犹且如是，况齐、晋之强，鲁、卫之久，当必有更甚於此者；但开国於周初，世远诗轶，无从见耳，惟郑建国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诗尚存；学者所当以三隅反也。《序》乃以为“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善於其职，国人美之而作此诗。”说者因曲为解，谓“诸侯入为卿士，皆授馆於王室，故云‘适子之馆’”。夫郑，本以王之支庶而为卿士，非由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宫久矣，何待别投以馆？况“馆”、“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词，而人君爵尊禄厚，亦非民之所当为之改衣授粲者也。朱子《集传》亦用《序》说，殊不可解。嗟夫，自《卫序》、《郑笺》出而《毛诗》大行於世，三百篇遂变而为章句之学，与政毫不相涉矣！
　　△《将仲子》非指庄公、祭仲，亦非淫奔
　　《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郑笺》云：“‘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为“祭仲”，则此乃庄公谕祭仲之词，不得反以为刺庄公。至以“里”为亲戚，以“杞”为兄弟，其取喻亦不伦。且下既明言“父母”、“诸兄”矣，此又何为之里与杞乎？共叔，庄公之母弟也。庄公方假仁义以欺人，将使人谓我不负弟而弟负我，今乃自谓不敢爱弟，少自顾惜者不肯出是语，而谓庄公肯言之乎！此为勉强牵合，无待问者。朱子驳之，是已。然以此为淫奔之诗，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果奔女与，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其肯以“父母”、“诸兄”、“人言”自防闲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犹谓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谓之何？细玩此诗，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确而不渝，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故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与唐张籍却李师古聘而赋《节妇吟》之意相类。所谓“冲可怀”者，犹所谓“感君缠绵意”也。所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诸兄”云者，犹所谓“君知妾有夫”，“远君明珠双泪垂”也。此岂果爱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传》，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其取义正与此诗语意相合，无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许也。然则此诗固善於词令者。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反覆读之，其意自见。若以为淫奔，以为刺庄公，而言语之妙遂泯然不复可识矣。
　　△《叔于田》非指共叔
　　有友人谓余曰：“朱子大儒，诚有功於圣道，独於《诗传》余有憾焉。凡《序》所称为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谓然；必《经》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为共叔，否则必以《序》说为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诗传》亦有憾焉，顾所憾与君异：非憾朱子之不从《序》，正憾朱子之犹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郑之以叔称者当不下十之五，使余为《诗传》，必不敢谓此叔之为共叔也。”（答友人语止此）共叔，国君之介弟也，诗人果称美之，当举卿士大夫以为拟；乃仅曰“巷无居人”、“巷无服马”，彼共叔者岂但与里巷之人较优劣者乎！共叔之在郑也，如二君矣；收二鄙为己邑，其目中岂复有庄公者，而诗曰：“衤裼暴虎，献於公所。”彼共叔者岂尚肯获禽而献於庄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谏也，庄公若不为意者，盖庄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抚┰其众，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国人说而归之”，《朱传》亦云“郑人爱之”，段不能结京人之心，而况能得郑国之人之爱且说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抚大都，收二鄙，缮甲兵，具卒乘，爱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车甲之强盛，而惟田猎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诗逐文而求其义，未见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则其非共叔明矣。
　　△名字之附会
　　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啻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以为共叔，称仲即以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宋陈振孙云：“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吉’即以为逼吉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於筒册者几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仅存於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陈氏之言可谓特识。然岂惟古器物为然哉！古今之如是者盖不可枚举矣。故陈恒所杀者阚我也，而司马氏以为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饵金石药者卫退之也，而孔氏以为韩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传有严洞宾者尝挑女子牡丹，而传奇家遂以为吕岩事，以岩亦字洞宾故也。彼说《诗》者亦如是而已矣！滏间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为李老五。同城别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邻郡，闻者遂以为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帐饮食，出金帛以态其狭邪游，犹恐其不得当也。其人知其误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丧。闻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误犹有说者。若《诗》之《将仲子》、《叔子田》，但举其字而姓氏皆无之，何所见其当为祭与共者？乃说《诗》者动谓《诗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据、岂知生同斯世者，相距仅百里，其舛误已如是，况作《序》者（谓卫宏）上距作诗之时已八百馀年乎！嗟夫，嗟夫！此真非言语所能争也！
　　△《女曰鸡鸣》非贤夫妇相警戎
　　《女曰鸡鸣》一篇，《序》以为“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郑笺》以为“夫妇相警戒以夙兴，言不留色也”。朱子《诗传》不取陈古刺今之意，而但以为贤夫妇相警戒之词。余按：夫妇果贤，则当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如《葛覃》之“刈、”七月之“于耜”、“举趾”矣；果相警戒，则当如《蟀蟀》之“无已大康”，《小宛》之“无忝所生”矣。今也，鸡鸣而起，所为者弋凫雁耳，饮酒耳，好交游耳；所谓贤者固如是乎？所谓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然则鸡鸣而起不必贤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为贤，则天下之男子岂必皆日日御妇人者哉！盖郑俗浮薄，不知勤於职业，男女相悦者不必论矣，即夫妇居室，不为冶荡，而亦不过弋游醉饱之是好，初无唐、魏勤俭之风，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园势之不振。以此为贤而相警戒，误矣。以为陈古刺今，则尤大误。岂古之人亦惟弋猎饮酒之是好哉！
　　△《女曰鸡鸣》之可取处
　　《女曰鸡鸣》一诗虽不足以当贤夫妇，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妇人之性多私所亲而执所见。故女叔齐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汉高帝大封诸子，约非刘氏不王，及吕氏称制，而王诸吕，杀诸刘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难以屈指数。苟於己有瓜葛者，虽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贫困因何致，不问也。夫欲薄之，则以积德从厚之说进之。苟於己无瓜葛者，虽尝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贵自何来，不问也。夫欲厚之，则以节用留馀之说进之。夫夫之富贵，己必与焉，夫之贫困，己亦必与焉，此宜无事不与夫一体，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几以怨报德而以德报怨乎！至於执所见者尤非书所能尽（若汉窦太后奉黄、老，黜儒术之类），虽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诗乃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妇人能体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虽不足为贤，然恐後世以贤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亲而执所见者矣。
　　△《有女同车》非刺忽
　　《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太子忽尝有功於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於见逐，故国人刺之。”朱子《诗序辨说》云：“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後之读者又袭其误，必欲锻炼罗织，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说《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乱圣经之本指，坏学者之心术也。”朱子之辨可谓明尽。然近世说《诗》者仍多从《序》说而以朱子为非是，余按诗词，一则曰“有女同车”，再则曰“有女同行”，齐侯之女深处闺中，何由得与郑人同车同行？郑氏不得已，乃曲为之解，以同车为亲迎。未聘之女而遽咏其亲迎，称为同车，其污蔑孰甚焉！一则曰“颜如舜华”，再则曰“颜如舜英”，明明称其色美，贤何在焉？岂称人之贤者固当称其色乎？抑有色者即为贤女乎？且齐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何贤之有！忽果娶之，亦不过为鲁桓之续耳。说者不得已，乃属之再请妻时。再请妻者，尚未知为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郑之人遂能决其为贤女乎？然则此诗即非淫奔之诗，亦断断非昭公诗矣。细玩此诗，皆赞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过称其容颜之丽，服饰之华，初未尝有一语称其贤也。盖郑俗浮薄，所郑重而乐称者惟色，是以季札谓之“其细已甚”；细也者，无关於大体之谓也。不必於诗词之外强寻一意以诬古人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当汉之时，四家并立，务期相胜，而又其时方尚锻链，故因诗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传》昭公辞婚一事以附会之。此乃汉时风气，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为实然，虽经朱子详加指驳而犹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从《序》说者，不过曰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耳；然不当存者，岂独淫诗哉！昭公辞婚一节乃贤哲之高行，若不知称美，反用刺讥，此乃势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无见识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删乎？晋董叔欲为系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纺诸庭槐，为叔向所讥笑。若删淫诸而独与其刺忽，是圣人教人皆学董叔也，尚可以为训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扶苏》、《箨兮》、《狡童》亦非刺忽
　　《扶苏》以下三篇，《序》皆以为刺郑昭公。《扶苏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箨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朱子《集传》则皆谓篇淫奔之诗，而深辟言刺忽之谬。然近世说者皆以为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反以朱子之说为非是。余按：谓淫诗不当存，似也，然所当删者岂独淫诗哉！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擅命，虽诚有之，然皆用自庄公之世，权重难移，非己之过。厉公欲去祭仲，遂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将兵於河上而不召；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如果郑人妄加毁刺，至目君为狡童，悖礼伤教，莫斯为甚。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何以於此等诗反存之而不删哉？且所美非美者，谓色乎？谓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贤臣？考之《春秋经传》，昭公以前为庄公，射王，囚母，纳宋、鲁之赂而与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郑人不之刺。昭公之後为厉公，逐太子而夺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贪忍谲诈，背盟食言，是以谧之为厉；然而郑人亦不之刺。独昭公较为醇谨，虽无驾驭之才，亦无暴戾之事，谓宜郑人爱之惜之；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岂郑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然决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孔子未尝删《诗》，说详见後条下。
　　△《郑风》多淫诗
　　《诗序》之谬，《郑风》为甚。《遵路》以後十有馀篇，《序》多以为刺时事者；即有以男女之事为言者，亦必纡曲宛转以为刺乱。至朱子《集传》始驳其失，自《鸡鸣》、《东门》外概以为淫奔之诗，《诗序辨说》言之详矣。顾自朱予以後说者犹多从《序》而非朱子，无他，以为《诗》皆孔子所删，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风雨》之“见君子”，拟诸《草虫》、《隰桑》之诗初无大异；即《扬之水》、《东门之单》，施诸朋友之间亦无不可；不以淫词目之，可也。至於《同车》、《扶苏》、《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属，明明男女洽之词，岂得复别为说以曲解之！若不问其词，不问其意，而但横一必无淫诗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说诗岂有当哉！且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张采序陈际泰文云：“知为大士文者，虽不佳亦佳。不知为大士文者，虽佳亦不佳。”小说载有马生者，以其诗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称康状元海诗，座客无不赞者。後知其出於马，始结舌不复语。世儒闻为孔子所删而逐谓其无淫诗者，何以异是！由是言之，朱子目为淫奔之诗未可谓之过也。然其诗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盖其中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亦有故为男女相悦之词，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无题》、《香奁》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而之於男女之际，如後世之“冉冉弧生竹”、“上山采蘼芜”、“君嫌邻女丑”之类，盖亦有之。子太叔赋《褰裳》，子柳赋《箨兮》，子{羔齿}赋《野有蔓草》，赋之者既可以断章而取义，作之者独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赠男者甚多，男赠女者殊少？岂郑之能诗者皆淫女乎？虽据词以说诗，而不拘以成见，但取其词之有资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季札论《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惟《缁衣》好贤，有开国之规，《羔袭》直节，有扶危之操，其馀皆卑鄙猥琐之言耳。两《叔于田》及《女曰鸡鸣》，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猎一事。至《遵路》、《同车》之属！淫靡冶荡，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故季札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细也者，即卑鄙猥琐之谓也。习俗如此，久必不胜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读《郑风》者当知立国有久远之图，教民以淳朴为贵，惩淫荡之风，变弋猎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则宗社固於苞桑，──所谓授之以政而达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学《诗》耳。若如《诗序》所言，诸儒所释，篇篇皆刺时事，莫非爱君忧国之心，则与《卫》、《齐》、《唐》、《魏》之风几无所别，季札何缘目之为“其细已甚”，又何由知其当“先亡”平？吾尝取《传》所载季札之言证之十五国风，无不合者。然据毛、郑所注，则与季札之言无一不相刺谬。不知向来诸儒何以深信笃好其说而不容人少持一异议也？可叹也夫！
　　○《齐风》
　　△《鸡鸣》非刺诗
　　《鸡鸣》，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则莫若勤。虽古之大圣人犹以勤为要务。故《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盖人君以一身抚有一国，为地广矣，为人众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达，故惟勤为要务。何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矣；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贤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恶而兴革之。不然，逸乐自恣，深层简出，大臣有权则为大臣所壅蔽，大臣无权则为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达，国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鸩毒尤多因於好内：故开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亲翦朱梁，宠刘氏而遂乱。是以贤君惟恐视朝之晏，不得与大夫士熟议国政；而贤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乐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劝之。知其事者作此诗以美之也。《序》乃以为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相成之道，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说，而但以为言古贤妃，亦恐未然。岂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断不得有一贤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说之误，皆由以十三国为《变风》，务谓其有刺而无美，有邪而无正，委曲以为之解；必不可通，则以为陈古以刺今耳。学者信为实然，亦可叹矣！
　　△《春秋》时齐、晋最强之故
　　《齐风》何以首《鸡鸣》也？政勤於上也。《唐风》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时，齐、晋最强，齐伯至数十年，晋伯至百数十年。此其立国之基必有远胜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势而有为。《鸡鸣》、《蟋蟀》，所谓先立其基者也。盖自丁公、唐叔立国於成周盛时，其设施措置，政事纪纲，必有能抚绥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远诗缺，无从详考；赖此二诗犹足见其遗泽。何者？此二诗者皆其数世以後之诗，国安民乐，朝野无事，正人心逸豫之时，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犹存，立国之纪纲未坏。是以虽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贤君即可以经理整饬而得志於诸侯也。故此二诗者皆当在春秋以前。编《诗》者首载之，以见夫《南山》、《卢令》、《肃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启其国者，赖有此也。
　　△《远》、《著》、《东方之日》皆非刺诗
　　《远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云云。《著序》云：“刺时也。时不亲迎也。”《东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後之说《诗》者因此，遂谓作此诗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远》云：“揖我谓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东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归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污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则其《序》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而此三诗但云“哀公好田猎”，云“时不亲迎”，云“男女淫奔”，并无一言及於刺者，与《南山》之《序》迥不类。疑作《序》者之意但以录此诗为刺之，非以作此诗为刺之，不必附会而为之说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明友亦可，施之男女私会亦可，未见其必为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见其必为淫奔者，窃谓遇此等诗但当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说已详见前《邶》、《》、《卫风》中。
　　○魏风
　　△《葛屦》、《汾沮洳》皆非刺俭
　　《葛屦》、《汾沮洳》二诗，《序》皆以为刺其君之俭啬。《朱传》采《序》刺俭之说，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词亦并不似刺俭者。“象扫”、“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仪修饰之美言之，似讥其华而不实者。宁有刺人之俭而但叹其美好者哉！褊，狭也，狭则不能尊贤容众，非俭之谓。而“采莫”、“采桑”亦诗人兴之常，如“采苓”、“采蕨”、“采杞”之属，非谓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俭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则尤难。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晋悼以霸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袭三十年，平仲以显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俭亦何负於人，而乃以为刺，且琐琐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时尊А饮，楚之先世若敖、{曰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未闻有以其俭为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国者殆不可以枚举。胡为乎魏之人独以俭为诟病？无怪乎宋蔡京之据《周官》“不会”之文启徽宗之奢以覆其国也！盖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过借以起兴，执此为俭之证，误矣。
　　△《园桃》、《陟岵》、《十亩》背非刺国削
　　《园桃》乃忧时，非刺时。《陟岵》，以为行役思亲者得之。然谓“国小而迫，数见侵削”，则二篇中皆来见此意。《园桃》所忧，在国无政。若果已见侵削，则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肃羽》，《召南》之《殷其雷》，岂必皆见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亩》为国削，小民无所居，语尤附会。“十亩”，但就树桑之地言之，非以十亩授田，何遂至於无居！朱子以为“政乱国危而不乐仕”，是也。大抵《诗序》揣度为多：以唐、魏之俗多勤俭，故谓之刺俭；以魏国小而邻於晋，故以为国小而见侵削耳。甚至《唐风》之《蟋蟀》明言“无已太康”而犹以为刺俭，其诬古人亦已甚矣！
　　《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当以上五字为句，下六字为句，於文既顺，於韵亦谐。盖“子”与“已”谐，“季”与“寐”谐，“弟”与“偕”（举里反），谐也。近世乃於“行役”处读断，失之矣。
　　△《伐檀》兼刺贪与美不素餐之二义
　　《伐檀序》以为“刺贪”，朱子以为“美不素餐”。然细玩其词，二意实兼之。盖惟贤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Т於十亩之间，故在位者皆贪鄙之夫，不以无功受禄为耻。其反覆叹美於辞荣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硕鼠序》以为“刺其君之重敛”，朱子以为“刺其有司”。然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非惟不类刺君，亦不似专指有司者。盖由有司不肖，惟务剥小民以自逸乐，而不复理民事，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诛求者其害犹小，困於众人之鱼肉者其害最钜。惟有司不以素餐为耻，讼焉而不为逮，逮焉而不为理，则奸民益肆，里巷之间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静寡欲，民犹不胜其困，况加之以贪乎！无怪乎其以硕鼠为忧也！
　　△《魏风》中兴亡之故
　　《魏风》仅七篇，然读之，兴亡之故如指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孙黎民也。执政者褊心，则在下之贤才无由进。况人之心思不能两用，务实政者必简於虚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节。若卿大夫惟以修饰容仪为美，而贵游子弟仿而效之，则不复以量德程才为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晋之所以陆沈也。是以《园桃》诗人忧其将危。然卿大夫狃於旧习，莫之知也，故曰：“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即有一二贤者，亦困於下位，劳於行役，家人父子无生聚之乐。由是稍有识者皆不恋富贵而恋田园矣。贤人去，则在位者尽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见卿大夫之皆素餐也。岂惟素餐而已，方且剥民以奉己，纵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晋师一至，不复有御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早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葛屦》、《汾沮洳》见植基不固
　　大抵国家盛时，皆以勤政，爱民，黜华，崇实为务。故《卫风》首以《淇澳》，《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缁衣》冠之。一则其时在春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编《诗》者亦寓惩劝之意。观其先世诗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虽衰，风俗虽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风》首二篇，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刺，则是魏当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无远虑，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园桃》一诗继之。编《诗》者於此盖有深意焉。惜乎说《诗》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汉初诸家解经，虽不尽合经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逐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硕鼠》见早亡
　　季札之观乐也，於《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陈风》曰：“国无主，其能久乎？”然陈为楚灵所灭，楚平复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而郑下至战国之初而後亡，乃《魏风》之“大而婉，险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盖凡风俗之浮靡而无远虑者，势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权，强陵弱，众暴寡，有不可终日之势，则其亡也忽焉。吾故读《黄鸟》、《我行其野》之诗而知周之必衰；读《硕鼠》诗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贤人去则风俗日颓故《白驹》之後次以《黄鸟》、《我行其野》两篇，《十亩》、《伐檀》之後次以《硕鼠》一篇，理势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过昏姻不相顾恤而已，薄则薄矣，初未有相陵藉事也。《黄鸟》，啄我粟矣，然所损不多，且犹有邦族之可复也。《硕鼠》，则吞噬无厌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乐土，其势无以自全。是以西周虽陨，犹有郏辱阝之迁，而魏遂为晋所灭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顾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缓；互相吞噬者，患在О不安，故其害速。学者此而观之，则兴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观矣。
　　△魏诗朴茂深厚
　　《二南》以外，《豳风》尚矣；其次则莫若《魏风》。郑、卫之风舒缓，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弱。齐、秦之风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强。《魏风》则皆不然，其诗朴茂深厚，元气未漓，盖其俗犹为近古焉。《葛屦》之刺褊心，止篇终一语，《彼汾》之讥贵游，仅微露其意，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亲之念，无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叹不均者乎？无有也。有如《肃羽》之呼苍天者乎？无有也。且不言已思亲而但言亲思己，慈孝之情尤为笃挚。《十亩》但言退居之乐，不及服官之欢，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兴尤远，为美为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叹，诵之使人尘鄙之心都消。惟《园桃》与《硕鼠》忧时感事，语颇沈痛；然犹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风俗之厚，盖迥非他国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为耳。然晋自并魏以後，国势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晋，而魏氏为多贤，文侯修德勤民，为战国诸君第一。善乎吴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谅哉其知音也！千载而下读其词犹令人神往。信乎，词之与声果不容分而为二也！
　　○《唐风》
　　△《蟋蟀》非刺俭
　　《唐风》何为首以《蟋蟀》也？犹《齐风》之首以《鸡鸣》也，所以著晋盛之所由来也。而《蟋蟀》之用意较之《鸡鸣》尤美。《序》乃以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今观其词，但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俭何在焉？且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为“岁晚务间，相与燕饮，而忧深思远”者得之。然尚有未尽者。何者？此诗前四句特系开笔，後四句乃其主意，与《东山》之四章相类，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谓人之当乐，正谓人之不当过於乐也。“职思其居”，居谓现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木业，先尽力於其所当务而後以其馀暇行乐，虽行乐而仍不忘其本业也。“职思其外”，外谓意外所遭；本业虽已克尽，而事变之来无常，不可以为未必然而置诸度外，──朱子所谓“出於平常思虑之所不及，当过而备之”者，是也。“职思其忧”，乐者忧之所伏，太乐则忧必至，──故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孟子曰：“生於忧患，死於安乐。”──所以乐之时常作一忧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顾也。“蹶蹶”，龟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乐不忘忧则不至於有忧，《传》所谓“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则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宁”，文王“小心冀翼”之意，非陶唐之遗民安能如是！第以勤俭美之，犹失其旨。况反以为刺俭，不但与诗意相枘凿，而与季札所言“思深忧远”者亦大相迳庭矣！而世犹以《序》为可信，无怪乎授之以政而不达也。
　　△《蟋蟀》见风俗之美
　　大抵人情处贫困则思虑多周，处安乐则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盖不下数世百有馀年，太平日久，年丰人乐，上下恬熙，正纵恣怠惰之时，而其言乃如是，则其层安思危，循分守义，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颓薄，不耐处约，亦复不耐处乐，衣食饶足则侈荡顿生，乾隆四十三年，余乡大饥，人不自存。甫丰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贫者亦美衣食，惮勤苦。近西山处俗尤尚侈，婚葬之费常至钜万。城中演剧，几无虚日。尤好爆竹之戏，声常盈耳。每岁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骈肩累迹，蜂屯蚁聚。有娶妻者，则姻友助以炮，沿途声常不绝。其以繁华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况於思外，又况於思忧乎，然强者皆取人财以自奉，黠者百计谋人之财，而愚弱者一遇荒岁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间。呜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风》之“好乐无荒”，则皆有以自给，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穷饿。然勇威怯，智欺愚？横暴乡里，人皆习以为常而不之怪；数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节浮费则众共非之。故谚曰：“笑贫不笑娼。”吾愿为政者善所以导民；使风俗渐臻於淳厚，庶几无愧於学《诗》也。
　　△《山有枢》之喜乐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读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东门》，言好德也，然读之而知郑俗之淫。《蒹葭》，言好贤也，然读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读《山有枢》之诗而益知唐俗之美也。盖惟其民勤於职业，所忧者远，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诗人以此劝之。使如陈、郑之风，淫靡是尚，则此诗不必作矣。且其所谓“喜乐”“永日”者，不过曳娄衣裳，驰驱车马，扫庭内而考钟鼓，使在今日，即为循分自守之人；初无放纵荒淫之事而已满其愿，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为淫巧、狎妓、呼虑、闹灯、演剧、烟火杂戏阗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见未闻。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银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窝海参之目，其馀雕镂挑绣之属夺目争妍，亦莫非古人梦想所不到，视所为曳娄驰驱者且淡漠而无味。然则古所云逸乐者，即後世之不自逸乐者也；况於不自逸乐者乎！吾故读《山有枢》而益叹唐俗之美，而知晋之必霸诸侯也。《序》乃以为刺晋昭公“政荒民散，将以危亡”，与诗意全不类。岂有不劝之以勤政爱民而反劝以及时行乐，不忧国亡而反忧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说也。吕氏祖谦乃以吕Ч之弃珠玉为比，曲为之解。Ч但贵吕禄之弃军，未尝劝以弃珠玉也，特自愤而弃珠玉耳，岂得用以为比！甚矣後儒之好附会以护《序》之失也！
　　△《大杜》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大杜序》以为“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层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朱子《诗序辨说》云：“此乃人无兄弟而自叹之诃，未必如《序》之说也。况曲沃实晋之同姓，其服属又未远乎！”余按：曲沃正晋之宗族，方患其强大有灭翼之势，而今反谓他人不如同姓，与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读之，一何其与晋事如合符也！盖自昭侯以後患在兄弟之相争夺，而自献公以後则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庄之族谮富子而去之，献公尽灭桓、庄之族。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文公诸子皆他国，其见於《传》者，雍在秦，乐在陈，成公在周。襄、灵以後，遂以为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并，而韩、赵、魏共分晋国，诗言若蓍蔡。然则是此诗与灭翼以前之事正相反，与献公以後之事酷相类。而《序》乃以曲沃为言者，无他，《序》以《无衣》为美武公，而此在《无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当之。不知《无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无失次。或者此诗即指献公以後晋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说耳。即果诗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国。使晋君能服膺此诗，则无复有三家分晋事矣。然则无论此诗所言为家为国，而其祸福皆如烛照数计，无怪乎季札以为思深而忧之远也。
　　△《唐风》与晋之强
　　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在位数十年，晋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轸、狐偃、赵衰等亦非其比。然齐桓既没，齐遂失霸，而晋文子孙继霸百数十年，此何故哉？吾读《春秋经传》时尝疑之。近年细玩《风诗》，始知其故。盖晋本承陶唐之旧，民情淳厚，流风遗俗尚未尽改，非但《蟋蟀》一诗“好乐无荒”为思深而忧远也。观《椒聊》之“盈升”，亦似预知有汾隰之获者。阅《大杜》之“叶氵胥”，亦似预知有屯留之迁者。乃至《采苓》之刺听谗，为之代谋深虑，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爱国之忱而作焉者，与《巷伯》、《青蝇》遭谗忧愤之诗皆不类。即《鸨羽》之思亲，《大杜》之好贤，亦皆足见风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国所及。不惟郑、卫之靡弱不可同语，即泱泱大风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犹师武臣力，绵延数世；下至战国之初，而犹谓“晋国天莫强”也。故读《豳风》知周之所以王；读《唐风》知晋之所以强。信乎诗之可以观也！
　　●卷四
　　○《秦风》
　　△《车邻》见赵高之祸
　　吾读《诗》至《秦风车邻》之篇而不禁喟然三叹也，曰，嗟乎，赵高之祸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齐、晋为强，而战国则秦为盛。然《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而《秦风》之第一篇第一章独斤斤以“寺人”为言。且寺人亦有见於《诗》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忧谗诗耳。“时维妇寺”，《瞻》戒之矣，然特因“哲妇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郑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权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不过往来将命，初无预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将命耳。寺人亦有何权，寺人之权即君子之权也。故人既见君子则权在君子，未见君子则权在寺人。秦之权，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见始皇，则始皇之权即在赵高。始皇崩，权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见二世，则二世之权亦即在赵高。彼夫扶苏、蒙恬、蒙毅、李斯之属骈首而就戮者，岂有他哉，不过未见君子而已。藉使扶苏、蒙恬得见始皇，始皇必不杀之；即毅与斯得见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见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郑》之《缁衣》，孜孜焉贤人之馆，《齐》之《鸡鸣》，汲汲焉听群臣之朝，无他，皆恐人之不得见君子耳。陈蕃、窦武、杨涟、熊廷弼之属位居台辅，功在国家，而一旦不获其死，无他，亦不过不得见君子耳。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岂不信哉！此治乱兴亡之大要，不知说《诗》者何以皆无一言及於此，而但以为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车马也？无怪乎诵《诗》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达者亦正不少也。
　　△秦之寺人
　　《诗》之言“未见君子”者多矣。《汝坟》曰：“如调饥。”《草虫》曰：“忧心忡忡。”皆据未见时之思慕言之。惟未见时有相慕之忱，故既见时有相逢之乐。而此篇独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见时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见时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既见君子则“并坐鼓瑟”，“并坐鼓簧”，其情亲矣，其分尊矣，而未见君子则不能不借助於寺人，岂不可惧也哉！是以及时行乐，犹恐耋不能待而其亡也忽焉。亦非但此诗然也。《权舆》之诗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馀。”何以始重之而终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幸之言以至此乎？《晨风》之诗曰：“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亦似初尝有功於国而後为人所间，不得见於君者，故《序》以为弃其贤臣。朱子虽疑《晨风》为妇人念夫之词，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з之歌》不见於经传，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语详朱子《诗传》）。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贤人未有不为其所谮者。编《诗》者以《车邻》始，以《权舆》终，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观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监以见，吕不韦惧祸则荐毒以为内援，似秦立国以来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旧，先王遗泽犹存，固当有远虑之君子，或者诗人见微知著，故作此诗以风之，未可知也。纵作诗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读此诗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读《秦本纪》、《李斯列传》而後知其敝也。
　　△嬖幸壅蔽之患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习嬖幸，苟得将出纳之命，皆能变是非而快恩雠。唐长孙无忌以元舅秉政，受弧之任，而一日不得见高宗，则生死之命悬於许敬宗之手。五代欧阳彬求见楚王马殷，知客樊某索贿不遂，竟不得见殷，卒奔蜀为节度使。故彬诗云：“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县长吏苟使人将出纳之命，皆能隔聪明而作威福。昔者府县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环立案前以听命，讼者投文者咸执牌由门而进，面为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则取而印之，以故权不下移，含冤者少。寅宾馆在大堂之侧，士大夫来则见之，逾日则往答之，非徒示谦而已，亦欲谘诹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时改办事於宅门以内，文呈批稿悉由宅门出入，而为守令者又多耽於逸乐，妄自尊重，往往懒於升堂，讼者待至数月，或至经年，而不得见。至士大夫来者尤不乐与酬对，即其人爵位匹敌，可与并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艰於一见。由是权尽归於门丁吏胥，喜则幅之，怒则祸之，一县中莫敢谁何者。役之烦也，狱之冤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岂必寺人然後能为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国风》人读之皆诗也，余请之皆政也。虽然，此难为世之专事举业者言之也！
　　△《小戎》、《无衣》见风俗之悍
　　吾读《秦风》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读《秦风》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复见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时皆以德服民，以礼治民。东周以後，王者不作，诸侯地丑德齐，莫能相胜，则惟以力争之；而兵凶战危，人情多惮而不肯前。独秦俗乐於战斗，视若日用寻常之事，《小戎》，妇人诗也，而矜言其兵甲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则男子可知矣。《无衣》，平日诗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阵也而衽席视之，锋镝也而寤寐依之，则临敌可知矣。其风俗之劲悍如是，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汤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来，即桓文亦不能再观，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势也。虽然，既以力争之，则亦必以力守之，汉高帝所以威加海内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务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险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齐以礼者至此都无所用，虽欲复为三代，乌可得哉！无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隐而不出也！《朱传》之论《无衣》，深得其旨。惟谓《小戎》为“以义兴师”，尚有未尽。篇中称车甲之盛，固未尝有一言之及於义也。至《序》反以《无衣》为刺用兵，失之远矣。又按《春秋传》，季札观周乐，以《齐》、《豳》、《秦》、《魏》、《唐》、《陈》为次；而今乃列於《唐风》後者，意编诗者之所更定。盖自周衰郑弱，齐、晋迭兴；晋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势。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编诗者预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蒹葭》见不惜人才
　　《白驹》，好贤诗也，曰“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曰“所谓伊人，於焉逍遥”，曰“毋金玉尔昔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贤诗也，然但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絷维也，不望其逍遥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驹》之时，周道既衰，周礼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贤，其臣不能举贤，故诗人犹冀其人之出仕，其国之中兴焉。迨至平王东徙，地没於戎，秦虽得而有之，而所听信者寺人，所经营者甲兵征战，而不复以崇礼乐，敦教化为务，人材风俗於是大变。然以地为周之旧也，故犹有守道之君子，能服习先王之教者，见其政变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韬晦，入山惟恐不深。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其不於当世之用，是以反覆叹美而不胜其惋惜之情。吾故读《蒹葭》而知三代之将变为秦、汉也。《序》以此诗为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礼，说者因以“伊人”为喻周礼。朱子以其说为凿。夫强指伊人以为周礼，其说诚凿，然以伊人之不出为因周礼之不用，则《朱传》与《序说》未尝不互相发明也；特说《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诗在《小戎》之後，《黄鸟》之前，知秦人惟务强兵而不复以爱惜人材为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将有继子车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见几之哲，宜诗人之反覆而叹美之也！
　　○陈风
　　△《宛丘》、《东门之》见陈之不能久
　　《齐风》首以《鸡呜》，《唐风》首以《蟋蟀》，《陈风》何为首以《宛丘》、《东门之》也？君子是以知陈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劳而不宜逸，宜检而不宜纵。奢荡之心胜则本务必荒，於是乎孝弟勤俭之风微。奢荡之俗成则财用必匮，於是乎争夺欺诈之事众。故敬姜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以贤，君大夫修其政事，务防闲其民使不得纵态。今《陈风》首二篇即以奢荡为事，则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乐者矣──《还》之言夸矣，然不过好田猎耳；《山有枢》言及时行乐矣，然不过酒食衣服以自耳──未有若陈俗之专以游荡为事者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陈最不振。幸而齐桓一霸，得以少安。齐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为楚庄所灭。幸而复封，而楚灵复灭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灭之。岂非风俗之敝故哉！诗人盖预知其如是，故赋其事而深讥之；而衡门之高士亦遂乐饥而不出也。
　　△《衡门》非无心仕进
　　《衡门序》以为“诱僖公”，朱子以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今按：“衡门”，贫士之居，“乐饥”，贫士之事，“食鱼”，“取妻”亦与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说是也。细玩其词，似此人亦非无心仕进者，但陈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国事民艰为意，自度不能随时俯仰，以故幡然改图，甘於岑寂。谓廊庙可居，固也，即衡门亦未尝不可居。鲂鲤可食，固也，即蔬菜亦未尝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荆布亦未尝不可取。语虽浅近，味实深长，意在言表，最耐人思。盖贤人之仕原欲报国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己无乐於富贵，况使之媚权要以干进，彼贤人者肯为宫室饮食妻妾之奉而为之乎！恬吟密咏，可以息躁宁神。《朱传》得其旨矣。
　　△《东门之池》非刺诗或淫诗
　　《东门之池序》以为“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贤女配之”。今按“沤麻”、“沤苎”，绝不见有淫昏之意。即使君果淫昏，亦当思得贤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礼不再娶，恐亦不容别求良配也。朱子以为男女会遇之词，较为近理；然亦无由见其必然。细玩此诗，绝无狎亵之语而有随遇而安之意，恐亦贤人安贫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绝游，则惟有悦亲戚（亲戚犹言骨肉至亲）之情话耳。老莱子携妻负薪，梁伯鸾夫妇偕隐，何尝非贤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语遂定以为淫诗也。
　　△《墓门》非刺陈佗
　　《东门之杨》以下六篇，《序》以为刺诗者五篇。今玩其词，惟《墓门》、《株林》为刺诗耳。《株林》一篇，绝无一语直斥之者，但云：“‘胡为乎至株林？’‘以从夏南故也。’‘然则非株林也，特从夏南耳。’”一问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说於株野，朝食於株”，则其惟务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显然可见。其言语之妙，与《风墙茨篇》略同，但用笔各异耳。至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陈佗不闻他恶，但争国耳。而篇中绝无一语针对陈佗者。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若此果为刺佗，则语皆索然无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读《株林》而知《墓门》之必非刺佗也。盖陈灵之事见於《春秋传》，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门》所刺之人不见於《传》，故无从知其妙。然则《三百篇》中言语之妙者不知凡几，特其事不见於《传》，无可考耳。吾愿说《诗》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为知也。
　　△《栋林》见陈未遽亡
　　《陈风》凡十篇，首二篇即言歌舞。其馀八篇，言男女约会思慕者四篇，刺淫乱及无良者二篇，独《衡门》、《东门》二篇为佳诗耳，然皆贤者高蹈不仕之作，则其风俗政事从可知矣。吴季札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可谓知乐也已。吾故读《陈风》而知陈之必亡也。然吾读《株林》而又知陈之未遽亡也。何者？灵公虽无人理，然大夫谏之，诗人刺之，是其直道犹存，公论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线之未尽。不然，荒淫者听之而已，人亦不复鬼之；即鬼之，亦不为诗以刺之；即刺之，亦无人为传之矣。是以楚庄灭陈而复封之；楚灵灭陈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信乎诗之可以观也！近世说者动谓诗不当存淫诗，不知政事得失，风俗盛衰，皆於诗中验之，岂容删而不存。若如所言，诗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国祚之短长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风》补说
　　《七月》非周公作，《鸱》非东征时作，《东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劳归士而归士答劳之诗，皆已详於《丰镐考信录》中矣。然《七月》一诗义蕴精深，尚未及详申其说，故复补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时最爱《七月》一诗。近因眼疾，艰於翻阅，往往背诵风诗以自遣。吟讽既久，始觉少年所得尚浅，即先儒之说亦尚有未备未安者。暇日乃为之解，於所未备者补之，所未安者易之，两说互异者折衷之，疑则缺之，已详者则不复赘。时嘉庆庚午夏六月也。
　　△本篇前後章法
　　《七月》一诗，旧说谓“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终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终贪之意”。余按：“采繁”、“<豕开>”，与衣无涉也；“于茅”、“凿冰”，与贪无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为前四章反无一言称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细玩此篇文义，首章与第七章相为首尾：首章言农事之始，七章著农事之终。而资生之计以衣食居三者为要，无以“卒岁”岂复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误“播谷”之事；是以首章农事未举先言“授衣”，七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则皆叙田家杂事。先之以蚕桑者，豳地多塞，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养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堇户”次之。而第六章则又杂事中之尤琐细者。初未尝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为农夫所艺则次之於黍稷之後，蚕为女工所成则列之於杂事之中。至第八章，则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补其未备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属之衣食也。说并详各章中。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田至喜。
　　此章述稼穑之始。“于耜”、“举趾”，稼穑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关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塞；无以卒岁，来年谁为之于耜、举趾者。杨忠愍公继盛之诗所谓“严底饿夫寒欲死，来年纵稔济谁饥”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两月前预图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为後虑：丰则不为荒备，健则不为疾备，热则不为寒备。七月火虽西流，残暑犹存，距寒尚远，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先事而筹，则无仓卒之患。谚所谓“天河掉角（方音读平声），防备盖窝”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传》云：“‘发’，风寒也。‘栗烈’，气寒也。”余幼读此诗，亦寻常视之。其後身至幽土（即今陕西州，唐时改豳为），仲冬之月，朔风劲甚；逮季冬时，小立庭中，微风不起而肌肤若裂，其塞真有如之发，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诗人体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产也。
　　“耜”，耕器，即今之锄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妇子”者，帛肉专以奉老，劳苦则卑幼皆当任之也。“田至喜”者，上下一体，爱民深，故课耕勤也。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此下五章，皆叙田家杂事。复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蚕桑之事故也。杂事首以蚕桑者，一则王政以养老为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墙下树桑，五十衣帛为始；一则承上章“四之日举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阳”，晴暖也。“有鸣仓庚”，《月令》所谓“仲春之月仓庚呜”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径也。孟子所谓“树墙下以桑”者，非环墙皆桑也；民居必相栉比，左右皆邻也，盖於墙外田内树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间蚕尚稚，《郑笺》所谓“蚕始生，宜稚桑”是也。
　　“蘩”，《毛传》以为“白蒿，所以生蚕”。按《召南》诗以采蘩为“公侯之事”，《春秋传》称“蘩蕴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则蘩乃蔬属可为馔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蚕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传》以为“蚕生未齐，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则诗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为倒置。况用蘩为时不久，为数无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则诗特因言二月间事，故连类而及之，不必果以饲蚕故也。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以为与豳公子同出同归。女遵微行，何由得与公子同归？郑氏不从是也。然谓“感阳气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传》以为“许嫁之女以将远其父母为悲”者得之。盖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然男多乐婚，而女多不乐嫁。何者？男之娶妻，与之共事父母；女子适人，则不得事己之父母，小有人心者自应尔尔。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伤悲”固人情也。如郑氏之言，伤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为，宁先周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则为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贵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为风俗之美也！
　　△三章
　　七月流火；八月住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贝，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予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蚕桑之事，遂言季春蚕桑之事，因终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蚕月”，即夏正之三月。不称三月者，豳俗重蚕，故呼此月为蚕月，犹今人之呼十二月为腊月也。
　　“条桑”，芟桑条也。凡树，至春则芟其条，使续生者得遂其长，故择其桑条之远扬者芟而落之，以取其叶，而枝小附干者则但采其叶。盖蚕至三月壮而食多，是以广取桑叶以饲之也。
　　“载续”，绩丝以为帛也。旧说以为绩麻。按：上方言治丝之事，何得不言绩丝而言绩麻，使丝事有首而无尾乎？盖承上文言绩丝，而麻之绩亦包括其中耳。观下文言“为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则此绩之为绩丝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阳”。迁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则驺衍称周以火德王，刘歆称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犹衣也，变文以协韵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为公子裳”，尊君亲上之义，举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章
　　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於公。
　　此因上两章言蚕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猎也。
　　“秀”，草蕃也。“鸣蜩”，虫壮也。草蕃虫壮皆非田猎之时。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叶脱，然後田猎。取物之中亦有爱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见意也。“为公子裘”，犹言“为公子裳”；举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猎也。“其同”，大猎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备。然兵凶战危，非可尝试者，故借田猎以习之。“私<豕从>”、“献<豕开>”，亦尊君亲上之义也。
　　△五章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堇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此因上章言制裘以御寒，遂言入室以御寒之事也。
　　“斯螽”、“莎鸡”、“蟋蟀”，《朱传》以为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是也（旧说以为三物）。後世谓之促织，或谓之络纬，亦谓之蛩，皆是物也。
　　启“向”本以清暑，故塞则“塞”之。“户”，历三时，不无剥落，故“堇”之。云“嗟我妇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则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章
　　六月食郁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此章鸡叙农桑馀事，蔬酒器物之属，皆田家琐细之务也。
　　“郁”、“”，未详何物。“菽”，今谓之豆。後文十月纳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菽”者，盖豆种类最多，豇豆有入饭入蔬二种，扁豆亦以入蔬，皆陆续摘食之，白豆将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土宜“枣”，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种之，今州惟一川产稻。窃意古者亦当如是。盖缘所产无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酿酒。是以後文“纳禾稼”不言稻，而此文“为春酒”独言稻也。
　　稻有粘不粘二种：不粘者可食；粘者可为酒，所谓糯米者也。故《笺传》皆谓稻以酿酒。窃疑枣亦用以酿酒者。今山东有枣酒；关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枣入稻而酿之，“春酒”二句双承上两句，未可知也。
　　“壶”，瓠也。“苴”，麻属。“叔”义未详，盖治麻也。《传》谓苴为麻子，与壶皆以充食。按：昔人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又称“魏王贻我五石之瓠”，《论语》亦称“匏瓜系而不食”，则似古人於壶但以备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盖亦治麻以为布耳。所以“瓜”独言“食”而“壶”但言“断”，“苴”但言“叔”也。
　　“荼”，未详何物，或云即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读茶音与荼正同，说为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谓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为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泄地气，亦劳人力；平地多薪秸藁，爨则烟浓，遇岁歉则不给於用。古人岂无秸趸，且山亦产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预树樗於数年前也！云“食我农夫”者，别於上文“春酒介寿”之养老者而为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与上章意同。
　　△七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此终首章稼穑之事也。首章“于耜”、“举趾”开农事之始，此章“筑场”、“纳稼”表农事之成，首尾呼应，诗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获”，此何以言“十月纳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齐，此举其终而统言之故也。何以继之以“乘屋”也？犹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类稷而穗散，有二种：粘者可为酒，《诗》所谓“丰年多黍多余，为酒为醴”者也；不粘者可为饭，河以北呼为祭，今人谓之糜，《诗》所谓“其饷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也。朱子《黍离传》云：“黍，苗似芦，高丈馀，穗黑色，实圆重。”按：此乃今蜀黍，种自蜀来而粘者可为酒，故名蜀黍，俗呼为高粮，非黍也。黍，中原遍地有之。朱子生长闽中，闽、浙多稻麦，无黍，仅有蜀黍，故误以为黍耳。
　　“稷”，汉以後谓之粟，今北方农夫皆呼为。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为粟，而黍则必称黍以别之，久之而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雏传》云：“稷，一名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乃黍之别种，故糜从黍，今人亦呼黍为粘糜。何者？其类同也。《说文》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俗所谓正与莠相似，非农夫往往不能辨，而梁与莠毫不相类，则祭之非稷明矣。但山东、河南之人多读入为去，因有误以稷为祭者。闽、浙旧无此种，故无从辨其是非耳。云祭非也，云粟是也（详见陆稼书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祭辨》中）。
　　“重”与“”，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复言“重”者，雨无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预卜，故多其种，以冀其有一当也。“禾”，黍稷之通称，凡之穗侧垂者皆为禾，故禾从木而侧其首（篆文作米）。“麻”所以绩为布而成衣也。详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贵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复言“菽”者，前举其一二种，此则兼诸种而统言之也。“麦”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农事既毕，通计一年之所入也。
　　“宫功”，《朱传》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义皆富有之。观於“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则上下一体，义固无所别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者，冬昼短而夜长，故以夜补昼也。“其始播百”，《朱传》得之。《郑笺》以为祈，非也。盖谓明春又将“于耜”、“举趾”，其文正与首章相呼应也。
　　首章农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叙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复遥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於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农桑事毕之後何以复终之以此章也？此古圣人所以燮理阴阳而使无水旱之灾者也。何者？务农养蚕，人力尽矣，田畴可辟，百谷可成矣。然使雨不时，五谷不登，农夫将奈之何？故复继之以此章也。盖雨之不时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气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达。“凿冰”四语，所以通天地之气也。“肃霜”七语，所以达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所化也。也者，地气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凿之所不及，此所由升也。隆冬冰坚，寒气凝结，则春分以後地气不得上升而为。，山多而地寒，层峦叠嶂之中必有积冰之处，故必“凿冰”以疏其气也。
　　“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坚之候也，“纳凌阴”於“三之日”者何？恐过此而冰泮也。“献羔祭韭”以启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阳气日盛，恐阳气之烁阴，故渐启其冰以宣阴气。此所以阴不伏，阳不愆，而地气常升也。
　　然亦有密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又气之烁之也。又气何以烁也？里巷之间，强陵弱，众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则怨且愤。怨愤之气盛，则虽升而不能成雨。是以东海孝冤妇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郑侠言罢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阴阳之气者，必务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页“跻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不时由於讼狱不平，以平讼狱可矣，羊酒而跻堂何取焉？曰：讼狱之平，既事之後则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讼狱也。古者诸侯之国，大者不过百里，如今一县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县令长，高自位置，不屑轻与士民相见，民谁敢以朋酒羔羊跻其堂者！羊酒之济公堂，民之亲其君也，实由君之亲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间无异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与聚之；民有所恶，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陵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众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陵弱，无他，知其耳目周而<疒同>切也。兵法所谓上兵伐谋者，此也。
　　上下交而阴阳和，雨时而禾麦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诗所以必终之以此章也！
　　△未然之虑
　　《七月》一诗，凡事智为末然之虑，不侍於临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见火已流，知衣之将授也。“四之日举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计田将耕，知耜之当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见“其获”、“陨”而已预戒之。“塞向堇户”为改岁计也，当“动股”、“振羽”而已递数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语皆非泛言，诚为先事之虑故也。盖天下之事，未事而图之则有功，临时而计之则无及。计然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者也。是以乐则虑忧，常则虑变，丰则虑荒，故有终岁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则不然：田谷丰登则亻失快乐顿起，衣食态为好美，风俗务尚繁华，若丰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离於道路，即劫掠於闾阎，亦复何济於事！甚矣古人风俗之美也！
　　△资用不待外求
　　《七月》一诗，资用尽取之於国中，不待於外求也。五谷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猎。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过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无非国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历锻之属须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凿之天，无求於人，无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无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渊而固无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贪，是以无争。夫惟无争，是以宗族和谐，乡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时至乡中，见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则市绵而纺绩以为布，罕有靡丽之饰，鱼肉之奉，而应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饼饵为馈遗，以故人不蓄钱，亦不贪钱。壮年以後，乡民渐尚纷奢，需用日增，非钱莫能买也，由是人多贪钱，智者欺愚，强者陵弱，而风俗遂日敝。吾故读《豳风》而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趋事之勤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趋事赴功，初无安逸暇豫之一时。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蚕绩於内，未“举趾”而已先“于耜”，甫“纳稼”而即“执宫功”，虽农隙之时而亦有“剥枣”、“断壶”、“采荼”、“薪樗”、“取狐狸”、“缵武功之事，乃至冰坚水涸，一切之事皆毕，而犹使之冒寒“凿冰”，毋乃过於劳乎？”曰：此先王之所以为忧深而虑远也。大凡人心不能无所用，不用於此则用於彼，不用於正则用於邪。日有所用而无休息，则心专於所营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无分外之思。一日无所事事，则其心遂放，而忄舀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灯船、杂戏之属盛行於时，而民之心遂荡；荡则不复思义。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邻里亦不思任恤。且其用财既奢则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则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陵弱，相争夺而不止，讼狱自是繁而风俗自是坏矣。是以楚庄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鲁敬姜曰：“民劳则鬼，思则善心生。”吾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读《蟋蟀》而知晋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学优而仕者之罕知此义也！
　　○《东山》诗解
　　《东山》一诗叙室家离合之情沈挚真切，最足感人；而绝无怨尤之意，尤足以见盛世风俗之美。余曩在京师时，滇南陈履和以其所作《东山诗解》贻余，余曾书其文後数十馀言，载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讽此诗，犹觉所论未尽。不能自己，复著此解，附载之於《七月》诸章之後。
　　△《卫序》之误
　　卫宏《毛诗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余按：首章自叙途中情形，次章代写家中景象，皆未归时事，谓之为“完”与“思”，尚属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别乍逢之喜，故曰“妇叹於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为误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妇聚首之乐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两句醒出主意，词意甚明；今乃以为“乐男女之及时”，是反以衬笔为正笔，失诗人之指矣。
　　△一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二句无韵）。我来自东，（韵）零雨其（叶东）。我东曰归，（韵）我心西悲（叶归）。制彼裳衣（叶归），勿士行枚（叶归）。者烛。（韵）在桑野（韵）敦彼独宿。（叶烛）亦在车下（叶野）。
　　首章先写未归之时途中情形，以为下文作势。“西”字直照下“妇叹於室”句。“独宿”、“车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旧如之何”句。不写未归时之苦，不见既归後之乐也。
　　△二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果之实。（韵）亦施於宇（韵）。伊威在室，（叶实）蛸在户（叶宇）。町重鹿场，（韵）熠宵行（叶场）。不可畏（韵，读平声）也，伊可怀（叶畏）也。
　　次章极写家中萧条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内，首章所谓“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萧条如此，何以为情？不如是，不见归後之乐也。前两章纯用反跌，文势极佳。以“伊可怀”结之，神气直注末章“其旧如之何”句。
　　△三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韵）妇叹於室（叶垤）。洒扫穹窒，（韵）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韵）在栗薪（韵）。自我不见。（不入韵；除首二句外，篇中单句惟此二字不入韵）於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写夫妇相逢之乐。“妇叹於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然使乍别即归，亦属常事，无足异者，故复借“瓜”点出“三年”二字，以见久别重逢之乐也。
　　△四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仓庚于飞，（韵）其羽（韵）。之子於归。（叶飞）皇驳其马。（叶羽）亲结其缡（韵；读若罗），九十其仪（叶缡，读若俄）其新孔嘉（叶缡，读若歌），其旧如之何？（叶缡。）
　　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然此乐最难写，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缡”，也而“亲结”之，“仪”也而“九十”之，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皆非为新婚言之也，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新者犹且如此，况於其旧者乎！一句点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最耐学者思索玩味，工於为文者也。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读此篇，益信《诗》之有资於言者大也。
　　△言语之妙
　　“我征聿至”，“於今三年”两句，乃一篇之关目。篇首“忄舀々不归”一语，次章“果”“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内。“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笔，即补笔也。至第三章，始借见瓜点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语之妙可想。
　　按；此诗词意明甚，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与周公劳归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诗》者决之。
　　○通论读《诗》
　　《诗》之旨趣，前卷之言详矣。近觉其义有未尽者，复附论之於此。
　　△诗与政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诗》以写性情，《书》以道政事，《诗》之有资於言，可以专对，固也，若政事则莫如《书》，而圣人反责之诵《诗》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盖其故有三焉。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观《传》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二则《尚书》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非寻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尚书》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忧喜，风俗之美恶，则《诗》实备之。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兴；读《大东》而知周之所以衰；读齐、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读陈、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车攻》、《夜如何其》，非不朝会仍其旧也，然诵《白驹》、《黄鸟》而知周之必微。《载驰》、《定之方中》，非不国家失其故也，然诵《淇澳》、《干旄》而知卫之必久。《诗》之有益於政大矣，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余尝观前代诸史书，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士大夫之风气，民间之好尚，官府闾阎之利弊，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圣人於诵《诗》者而望其达於政，其亦犹此意乎？惜乎世之诵《诗》者皆为《诗序》所误，强以事附会之，失诗人之本意，遂至与政不相涉也！
　　△人心风俗之固
　　大抵国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风俗之固；而人心风俗之固，惟赖都邑大夫之贤。观《大田》之诗，“遗秉”、“滞穗”以济人，诵《无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结友，不惟无争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无他，大夫廉勤自励，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奸豪有所畏惮，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则不争，不争则相恤，是以如此。若贪惰自恣，则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狱者有之，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豪强由是肆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风俗安得而不坏乎！吾故读《黄鸟》而知周道之衰，读《硕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势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为而无如何。“莫我肯顾”，“不可与明”，言人皆视为当然，不以为异也。非乐土而复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归，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岂复能有固志！一旦疆场频惊，势必土崩瓦解；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折而入於晋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学者熟此二篇，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硕鼠》，《诗序》以为刺君，《朱传》以为刺有司。今以《黄鸟》观之，“贪黍”、“食麦”何异“啄粟”、“啄粱”之喻？盖亦困於豪强之陵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硕鼠”属之有司也。说已见《魏风》中。
　　△说经之轻信人言
　　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误杀贤臣者。读史者辄讥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独人主然也。虽说《经》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杀”，亦然。必待国人之言佥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见其果然，然後去之杀之。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今说《经》者则不然。《卫序》、《郑笺》之说《诗》也，不过一家如是言耳，《齐诗》不如是也，《鲁诗》不如是也，即《韩诗》亦不如是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不以为不可，不以为可杀乎？且考之《史略》、《汉书》，不合也，考之《春秋经传》、《国语》，不合也，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实未尝资，未尝不可，未尝可杀乎？然而说者皆不之问，有如不见不闻然者，此何故哉？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之，况仅一家言之，而遂曰“《诗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则古人之受诬者可胜道哉！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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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尚书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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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伪古文尚书》之成立
　　唐、宋以来，世所传《尚书》凡五十八篇：其自《尧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为《今文尚书》；自《大禹谟》以下至於《ぁ命》二十五篇，世以为《古文尚书》。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剌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亦多兴他经传不符，於是始大骇怪：均为帝王遗书，何独悬殊若此？乃取《史》、《汉》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今文尚书》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为三十一篇），皆隶书，故谓之“今文”；与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古文尚书》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谓之“古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谓之《古文尚书逸篇》。西汉之时，《今文》先立於学官。迨东汉时，《古文》乃立。自是学者皆诵《古文》，而《今文》渐微。永嘉之乱，《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伪《尚书》者出於齐、梁之间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别出《舜典》、《益稷》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遂黜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取士。由是学者童而习之，不复考其源流首尾，遂忄吴以此为即《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馀年。余深悼之，故於《考信录》中逐事详为之辨，以期不没圣人之真。然恐学者狃於旧说，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伪，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故复溯流穷源，为“六证”、“六驳”，因究作伪之由，并述异真之故，历历列之如左，庶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
　　△六证之一──孔安国古文篇数
　　一，孔安国於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同，不复举）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於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後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於学官。”（《汉书艺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尧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皋陶谟》（今《益稷篇》在内）、《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合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在内）、《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为二十九篇，与《今文》篇数同，《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为九篇，故《正义》谓之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史记》所谓“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者是也。而今所传二十五篇，则有《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有六篇，而无《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与汉儒所传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尧典》、《皋陶谟》分出，非别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数亦异，其非孔壁之书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称为十六篇，司马迁何以亦云十馀篇乎？盖撰《伪书》者闻有五十八篇之目（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盖分《盘庚》为三篇，《九共》为九篇，出《康王之诰》，而增河内女子之《伪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详，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别出《舜典》、《益稷》二篇，以当其数。惜乎，学者之不察也！
　　△六证之二──东汉古文篇数
　　一，自东汉以後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历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尝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爱之；每遭困厄，握抱叹息曰：‘古文之学将绝於此邪！’建武初，束归，征拜侍御史。至京师，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推服焉。济南徐兆始事卫宏，後皆更从林学。林以所得《尚书》示宏曰：‘林危厄西州时，常以为此道将绝也，何意东海卫宏、济南徐生，复得之邪！是道不坠於地矣！’”（《後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後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後汉扶风杜林博《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沦亡略尽，是以杜林死守此书以传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马、郑皆传杜林之书，而止二十九篇，然则非但《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为《古文》所无，即《大禹谟》等九篇亦非杜林、贾逵所传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经传历历惧全，何以杜林漆书无之，贾、马、郑诸儒皆不为之传注乎？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六证之三──《伪书》文体
　　一，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後人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篇末誓词亦与《甘誓》不类。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经传为多；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与《汤誓》、《牧誓》、《费誓》皆不类。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皆诰也，与《盘庚》、《大诰》、《多士》、《多方》皆不类。
　　《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训也，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立政》皆不类。
　　《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九篇，皆命也，与《顾命》、《文侯之命》皆不类。
　　按：《皋陶谟》高古谨严；《大禹谟》则平衍浅弱，《汤》、《牧》二誓和平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章法亦杂乱。《盘庚》诸诰，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仲虺》三诰则皆浅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传记之文，较为近古，然亦杂乱无章。训在商者简劲切实，在周者则周详笃挚，迥然两体也，而各极其妙。《伊训》、《太甲》诸篇，在《肜日》、《戡黎》前数百馀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异矣；而《周书》之《旅獒》乃与《伊训》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词九篇，浅陋尤甚，较之《文侯之命》，犹且远出其下，况《顾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易於完局，故尔多为之乎？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合而较之，则黑白判然，无待辨者。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长遂不复分别，且多不知其孰为马、郑所传，孰为晋以後始出者，况欲其较量高下，分别真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亦可叹也夫！
　　△六证之四──《史记》引《尚书》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
　　《五帝本纪》，《尧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之文全载。《伪书》之《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无载其一语者。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今在《周书》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载。《微子》载其半。《盘庚》略载大意。《伪商书》凡十篇，无载其一语者。《汤诰》颇载有数十言，乃今《伪书》所无。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之文全载。《无逸》、《吕刑》、《费誓》皆载其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载大意。《燕世家》之《君》，《卫世家》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之《秦誓》，皆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无载其一语者。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载其文者十篇，载其半者四篇，略载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载者，《周书》六篇而已。盖此十四篇者，诰体为多，文词繁冗而罕涉於时事，故或摘其略而载之，或竟不载，从省文也。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伪书》二十五篇乃无一篇载者，何也？《皋陶谟》载矣，《大禹谟》何以反不载？《甘誓》、《汤誓》、《牧誓》皆载矣，《泰誓》何以独不载？《吕刑》，衰世之法，犹载之；《周官》，开国之制，而反不载。至於《武成》乃纪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载。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书也明矣！夫迁既知有《古文》而从安国问故矣，何以不尽取而观之？安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则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於安国，显然易见。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六证之五──《汉书律历志》引逸书
　　一，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勹方>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勹方>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武成》不同，则今之《伊训》、《武成》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伊训》、《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则《大禹谟》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盖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残缺难解，故《汉志》虽间有征引，而学者皆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既无师说，则日益以湮没，是以迨隋仅存二卷；至唐以《伪书》取士，人益不复观览，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书逸篇》即马融之“《逸》十六篇”，刘歆、班固所引《伊训》、《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六证之六，──东汉、吴、晋诸儒道逸害
　　一，自东汉逮於吴晋数百馀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书》，《尚书》逸篇也。”（赵岐《孟子注》）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我後；後来其苏！’”注：“此二篇皆《尚书》逸篇之文也。”（同上）
　　“《书》曰：‘洚水警余。’”注：“《尚书》逸篇。”（同上）
　　“《兑命》曰：‘念终始，典於学。’”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传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於内；女乃顺之於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忄吴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康成《缁灾注》）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注：“《夏书》，逸书也。”（韦昭《国语注》）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注：“逸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注：“逸书。”（同上）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周书》，逸书。”（同上）
　　右十则，皆见於今《伪书》，而赵、郑、韦、杜诸儒皆注以为“逸书”，或云“今亡”。然则自汉逮晋，无一人之见此书也。无一人见此书，则此书不出於安国明矣。此四书中所引《尚书》之文尚多，不可悉载；姑举数则，以见其凡。
　　孔氏《正义》云：“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不见《孔传》。刘歆作《三统历》，引《泰誓》、《武成》，并不与孔同。贾逵奏《尚书疏》，与孔亦异。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作。’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宝》等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国以後学之博者，西汉无过向、歌，东汉无过赵、班、贾、马、服、郑，吴、晋无过韦、杜。之数人者皆不见，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藉令安国果有此书，一人偶未之见，遗之可也，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然则当时原无此书，而此书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传《伪书》者之自解五说
　　据此六端观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伪撰，非孔壁中之书，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来，学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盖缘传《伪书》者恐人之不之信，巧为之词，曲为之解，学者不复考其源委，遽信以为实然故也。其说大抵有五。其一谓马、郑所传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书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其四因《汉书》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後之书，而反谓司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云：“皇甫谧於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後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
　　△六驳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异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异，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後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於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後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即今文），後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後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後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则马、郑相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驳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书，井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略同，但文异者十馀，增者一，删者十馀耳。故不重录）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亦云：“《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书》而不云能“诵”《尚书》，则是所以欲召之者，谓伏生能通达其义，非徒诵其文也。错所受者《尚书》之义，乌用以意属读！若徒诵其文，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欧阳生等众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并无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郑相传之《尚书》大不类者，正以其作於魏、晋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尔，无他故也。盖作《伪书》者目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後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後更从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後汉书儒林传》）
　　按：此文言作《训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诗序》而不言作《尚书序》，则世所传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国之作《书传》与《序》，班固不知，则巧为之说曰，书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时人，梅赜果於东晋奏上其书，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书》，由是古文大兴”然则宏果有序，班固见之熟矣，何以为《儒林传》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事，而仍录《史记》之文乎？盖由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是以造为此说，之孔、卫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前後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驳之三──班固斥张霸伪书
　　一，张霸之《伪书》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汉书》业已斥之，必无反以《伪书》为《古文》之理。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後樊并谋反，乃黜其书。”（《汉书儒林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於固，《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後世之有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六驳之四──《古文尚书》立学官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於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於学官，两汉之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汉书儒林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时而立於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於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於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谓其书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谓武帝时未列於学官耳，亦非终已不列於学官也。且《毛诗》、《左氏》、《梁春秋》当武帝时皆未列於学官，皆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六之五──《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於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涂说，逐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书，魏以前未行於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云《尚书》，则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何难以无为有乎！
　　△六驳之六──郑、孔解诂与《伪书》之牾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改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孝”为句，以“施於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乐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後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於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为妄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蒙不白之冤於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伪书》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令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无不见之者，而坦之著《废庄论》，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後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莳宗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於世，至齐、粱之际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犹未有此书。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後，此书乃渐传於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後此书大行而《郑注》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惊、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於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後，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而肃以为太甲之事。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胜於郑，而荒唐悖谬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为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者驳郑。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於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书既撰於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姑行於当世也。孔氏见《伪书》、《伪传》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采於肃说，非肃说之本於《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於《世纪》，正如《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於《冠子》耳。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後之人犹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而出於後人之伪撰者矣。
　　△《家语》之伪撰者
　　然不但今《尚书》二十五篇为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也，即今所传《家语》亦肃之徒之所伪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是今《家语》乃後人所伪撰，非汉所传孔氏之《家语》也。今《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於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然则今之《家语》乃肃之徒所撰，以助肃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与肃同而与郑说互异。此序虽称肃撰，亦未必果肃所自为，疑亦其徒所作而名於肃者。由是言之，伪撰古书乃肃党之长技，今《伪古文尚书》亦多与肃说同而与郑氏异者，非肃党为之而谁为之乎！
　　△《孝经》之《伪孔氏经传》
　　亦不但《尚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也，即《孝经》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正义》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邵，以示河间刘炫。”则是後世所谓《古文孝经》者，出於隋世，非汉儒所传孔壁之《古文孝经》也。又云：“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由是明皇自注《孝经》，颁於天下，以十八章为定。”则是南北分王之时，经术荒废，好事者造为伪书以惑当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马贞驳其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颖达谬相推奉，黜真书而用伪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为不刊之书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伪书》破绽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圣人之言也？曰：乌得似！後世学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无一道学陈腐之语，然其所载行政用人之略及训诰中所与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无一非修身经国之要务，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学而学莫纯焉。其二十五篇则不然：自其所采经传旧文而外，大率皆道学语。然按之乃陈腐肤浅，亦有杂入於异端者。其义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与经传相应，无可议者。二十五篇则言多而事少，其事皆杂采於诸子及汉儒之注说，考之於经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谬。其事不经，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书，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谟誓诰各有其体，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则自《大禹谟》至《ぁ命》其文如出一手，谟训命诰约略相似，更无分别。其文不类，三也。昔宋阮逸伪造《元经》，称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书目》无之，《唐艺文志》亦无之；且避唐景帝（神尧之祖）讳，称石虎为季龙，又避唐神尧讳，称戴渊为若思。”以故直斋陈氏得知其伪，谓“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记》无之，班、范《两汉》之书无之，贾逵、马融、郑康成之所传亦无之，赵岐、杜预、韦昭诸儒皆不之见，而其中杂以异端之言，小说之事，魏晋排偶组练之文，与三十三篇之书高下悬绝，较之阮逸伪书尤为易辨。惜乎後世学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伪书》剽窃经传
　　曰：经传所引《尚书》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伪也？曰：此作《伪书》者剽窃经传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见夫铁器乎，铸者无痕而补者有痕。凡经传所引之语在三十三篇中者，与上下文义皆自然相属；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补缀之迹，其有痕无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传记所引逸书之文而剽窃之者，亦有传记之所自言，并非引书，而亦剽窃之者。“六府三事”，缺自解经文，“同德度义”，苌弘自抒己见，岂得牵帅之以入经！至於“除恶务本”，乃权谋之士所言，尤不得入圣人口中也。有采经传之意而改其词者。“有攸不为臣，东征”，删其首句而移之伐纣，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为“予”而属之武王，谬矣！有采经传之词而失其意者。周亲之不如仁人，谓己不私其亲，可也；以周亲属之纣，则不伦。嘉谋之归於我後，臣下自相勉励，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则失言。此剽窃之不能掩者也。且《尚书》凡百篇，而凡经传所引略已尽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则其馀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当有《逸书》四十二篇）经传遂无引其一语者乎？是以传记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专以裒集传记之语成文者也。即以其引传记观之，而其伪已不能掩矣！
　　△识别《伪书》之不易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两汉有两汉之文，魏、晋以还，文体益变，二十五篇之文岂後世文人之所能赝为。此固不得疑为伪也。曰：能膺为者多矣！魏、晋之世，文士多好摩拟古人之文，其习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诰》，其声音笑貌俨然《尚书》矣，试隐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无识之人观之，岂复有疑其伪者乎，宋文彦博帅永兴，得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因令子弟临摹一本；会宴僚属，乃并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皆以摹者为真迹也。夫书法，其浅者也，犹且如是，况文之难知乎！嗟夫，《管》、《晏》、《冠》诸子大率皆後人所伪撰，至於昭明所选《高唐》、《风赋》、《黄鹄怨歌》之属，为俊人所拟作者尤多，乃传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为真。故凡世之以伪乱真者，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辫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视莠莫非稷也，视鱼目莫非珠也，乌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有人讼之，坐除名。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讼之者，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岂可胜道，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纵使梅赜果尝奏上此书，尚不可据为实，况并无此事乎！此所关於圣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辫之。
　　●卷二
　　○集前人论《尚书》真伪
　　二十五篇之伪，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盖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决，至南宋之末，赵氏始决言其伪。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学者咸笃志於举业，不深考耳。今略载其一二於左。
　　△韩愈疑《伪书》
　　韩子《进平淮西碑表》云：“其载於《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进学解》云：“《周诰》、《殷盘》，诘曲聱牙。”
　　按：於夏不称《禹谟》而称《禹贡》，於股、周不称《汤诰》、《武成》而反称《盘庚》、《五诰》，则是其文浅陋平弱，韩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熹疑《伪书》
　　《朱子语录》云：“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来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
　　又云：“《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语，则是明以二十五篇为伪撰矣。惜其但与门人言之，未尝自为《书传》，尽废其伪而独存其真也。
　　△吴或疑《伪书》
　　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定，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
　　又论《泰誓》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
　　△蔡沈疑《伪书》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
　　按：吴、蔡两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体不同别之，复以义理有乖驳之，後学复何疑焉！惟口授之说原无其事，说已详前卷《真伪源流通考》中。
　　△赵汝谈疑《伪书》
　　陈直斋《书录解题》云：“《南塘书说》三卷，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
　　按：吴、蔡於此皆不能以无疑，然终未敢决言其伪。岂非久假难归，极重难返，虽贤者亦不免游移其间乎？乃赵氏独直斥为伪撰，非有大过人之识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见其书也。
　　近世以来，斥其伪者尤多。若梅、顾、朱、李诸先生咸有论著。惜余学浅居僻，未见梅、朱二君之书，仅於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中见其一斑也。今载顾、李两家之说於左：
　　△顾炎武疑《伪书》
　　顾宁人论《泰誓》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李绂疑《伪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云：“《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经解》出於《戴记》，未必为孔子之言，然通篇无经字，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孝经》亦汉人钞撮圣贤绪言为之，不然，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之也。至汉武帝，始设五经博士。盖汉初尚黄、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书为经，自称曰经师。此如庞蕴《语录》，惟僧人称之，而宋儒弟子之无识者亦录其师之言，名以语录焉耳。其在秦以前，未闻称《易》、《诗》、《书》、《春秋》为经也。知危微之语出於《道经》而非出於《尚书》，然後知《古文尚书》之赝较然明白。或谓孔壁之书，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故班固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班固，汉人，其言不可据乎？曰：班说是也。然司马迁所引者、安国所得於壁中之《真古文尚书》，非今所有之《古文尚书》也。秀水朱氏彝尊尝考之矣。《史记》中，《五帝本纪》引《二典》，《夏本纪》引《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殷本纪》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纪》引《牧誓》、《甫刑》，《鲁世家》引《金》、《无逸》、《费誓》，《燕世家》引《君》，《宋世家》引《微子》、《洪范》，皆《今文尚书》所有，不足为据。其所引为《古文》所有而《今文》所无者，惟《殷本纪》所引《汤诰》，《周本纪》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辞皆与今所传《古文尚书》绝不相类。盖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也。司马迁亲问故於安国，而所引之辞绝不类，则今之《古文尚书》复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则《尚书》之所谓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按：百馀年以来，读书有卓识者无过於顾宁人先生，所推为博学者无过於李巨来先生，而皆以《孔氏经传》为伪则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国《古文》明矣。惟巨来称“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者，考之尚有未详。盖安国壁中之《古文》即今三十三篇之书，与《今文》篇数同而文字互异，前卷固已详言之矣。司马氏所引，班氏所称，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则所谓《尚书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人遂误以三十三篇为《今文》耳；非别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补而正之。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後》补说
　　毛西河有《古文尚书冤词》，以二十五篇为非伪（此书未见）。巨来作此辨之，深足以纠世人之惑。今摘录之於此。然其中亦尚有未尽未周者，故复补其未备，附录於後。
　　△《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余少时读《尚书正义》，考《古文》授受引《晋书》云：‘晋太保郑冲授扶风苏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阳臧曹，曹授汝南梅赜。’考之《晋书》，绝无其语，不知《正义》何所据也。按《晋书》郑冲本传，止云‘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而已，并未有《古文》之说。又称冲与孙邕、曹羲、荀ダ、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书，名曰《论语集解》，奏之魏朝，未闻有经学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寿光侯，而阿附司马昭；比炎篡位，冲实奉禅策，拜太传，进爵为公，视孔光、张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辈经术又安用哉！况苏愉、臧曹、梅赜，《晋书》并无其人；惟梁柳附见《皇甫谧传》，亦止言其作郡，并无得《古文尚书》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书冤词》，亦据《正义》引《晋书皇甫谧传》，云：‘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中多载其语’，则《谧传》并无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晋书》为辞。按《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有七家，御制书出，余必称名。《正义》所引未称某人《晋书》，必《御制晋书》矣。且《御制晋书》成於贞观，而《唐书儒学传》谓《尚书正义》，永徽中，於志宁等校正，始布天下，则《正义》自当引《御制晋书》，不当他引也。毛氏为《古文尚书》称冤，大声疾呼，著书立说，而所引疏阔，与孔氏《正义》无异，安足以传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晋书》为解，不过强词夺理而已。假使他《晋书》果有之，贞观《晋书》必无删之之理。圣经显晦，天下之大事也，数百年亡轶之书一旦忽出，岂容略而不言！修《晋书》者与孔氏之书无仇也，何为处处皆削其文？况当时方崇奉此书以为真，乃无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则是他《晋书》原无此语，故贞观《晋书》亦不能凿空而增此文也。此盖传《伪书》者假设此言以欺当世，孔氏道听涂说而未及覆核耳；不必曲为之说也。毛氏乃欲以想当然之说定古书之真伪谬矣！巨来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补而论之。
　　△《伪书》与皇甫谧之关系
　　“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尝因《正义》所引牵连梁柳，即疑《古文》为谧所作。後得梅《尚书考异》观之，所见多相合者。其序文则直指《古文尚书》为谧作以授梁柳。其别有所据耶？抑亦因《谧传》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谧，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来以二十五篇为伪，是也。惟从梅氏以为皇甫谧作，尚恐未然。谧所著书虽多荒谬，然或采摘太杂，及附会以己意，则有之矣，若公然撰伪经以欺世，则谧尚未至是。且谧所著《帝王世纪》，汤之後有外丙、仲壬两代，与《孟子》、《史记》合，而《伪传》释《伊训篇》云：“汤崩，逾月太甲即位。”与谧说正相反，其非谧所著明甚。梅氏但因《伪书》、《伪传》多采《世纪》之文，遂猜度之以为谧作，误矣。故今正之。
　　△古书可赝造
　　“吾友方灵皋谓汉以来文章具在，孰能赝为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尝摹经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刘原父尝补作《礼经》三义，杂之《戴记》，有过之无不及；况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因稍加补缀，何不似之有！黎邱鬼虽父不能辨其子；优孟为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爱也。”
　　按：谓摹经所以似经，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脱当时风气。试取其书读之，文势则多杂排偶，句法则率经煅炼，名言浅语间出错陈，与三十三篇毫不相类，一望而知为晋以後人之笔。以之欺世俗之人，则有馀；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则固不能掩也。犹之乎苏子瞻市猪於金华，中道而逸，买猪代之，而客犹赞其美，使其遇陆鸿渐，必不至以江水为潭水也。
　　△辨《晋书荀崧传》“古文尚书孔氏”语
　　又按：自汉下逮魏、晋，言《古文尚书》者众口如一，无可以假借者。故毛、方两家虽极力崇奉《伪书》，而皆毫无证据，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贞观中所纂《晋书》内二语，颇足惑世；然其误亦显然易见。毛、方虽皆未之及，然世人读书粗心浮气者多，恐数百年後复有以此献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晋书荀崧传》中记简省博士事，内云：“《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似当晋时已有此《伪书》者。然按《传》中所载，《春秋左传》二家，《易》、《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各一家，加以《尚书》二家，当为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为误衍孔氏一家无疑。且考《职官志》，称晋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减为九人。魏既未尝以《孔传》列学官矣，晋安得而有之？而《隋书》亦称齐建武中，《孔传》始列国学。合观诸书，孔氏之文之为误衍，不待问者。盖今之《晋书》乃唐人采七家《晋书》而纂录之者：郑氏本传《古文尚书》，是以《旧晋书》有《古文尚书》之文；而当唐初，人皆指《伪孔氏经传》为《古文》，纂《晋书》者因误以所称《古文尚书》者为孔氏《伪书》，遂於郑氏之外别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数不相合耳。且《尚书》非《古文》则《今文》，非《今文》则《古文》，今乃云“《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然则郑氏者今文邪？古文邪？盖隋、唐间学者专尚词赋，不甚通於经术，而唐初承大乱之後，廷臣之有学问者少，故不敢定马、郑之为古文今文，──谓为今文，则永嘉之乱今文已亡；谓为古文，则又别有五十八篇伪孔氏之经传与郑互异，──故不得已而为是两可骑墙之语耳。大抵古来自修之史多佳，词臣共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见，其平日亦必详考之，否则恐有舛误，贻讥後世，故佳者多，《史记》、《两汉》、《南北史》等书是也。词臣共修之书，则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学术，其平日亦未尝留心於此，而又不专其事，即有抵牾，莫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书本属壁中所藏，而《隋书》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传孔氏《古文尚书》，而《隋书》称“杂以《今文》，非孔旧本”；皆习於世俗流传之语，而未尝取《史汉》诸书核正其是非耳。盖凡古来词臣共修之书多不可据如此，刘知几《史通》言之详矣。《隋书》、《晋书》皆唐初人所纂，复何怪乎《荀崧传》中之误衍此文也！
　　○《尧典》分出《舜典》考辨
　　今世所传《尚书》，首有《尧典》、《舜典》两篇；《尧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钦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习举业者幼而读之，以为《古文尚书》果如是矣。不知此乃唐孔颖达所改之本，自隋以前，《尚书》原文本系一篇，而无“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但学者皆为举业计，不考之古，非惟不知孰为《古文》，孰为《今文》，甚至并不知有《古文》、《今文》之名者，况能知《舜典》之为後人所分乎！余於《唐虞考信录》固已辨之。今因详考《古文尚书》真伪，复缕陈其本末是非如左：
　　△伏生《尧典》
　　一，伏生所传《今文尚书》，通为《尧典》，并不别分《舜典》：──《今文尚书》凡二十八篇（篇目详见《古文尚书源流真伪考》中），首为《尧典》，自“曰若稽古帝尧”起，至“帝曰钦哉”，即继以“慎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不惟不分两篇，亦无“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则是战国西汉以来通为《尧典》矣。
　　△孔氏《舜典篇》
　　一，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亦通为《尧典》；别有《舜典篇》，而非自《尧典》分出者：──《古文尚书》於二十八篇外，得多十六篇（篇目已见《古文真伪考》中）内有《舜典》一篇。而《尧典篇》“帝曰钦哉”之下，仍继以“慎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其十六篇学者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其後郑康成注《尚书》，分《盘庚》为三篇，分《顾命》後章为《康王之诰》，而《尧典》未尝分。则是东汉、魏、晋以来，亦通为《尧典》矣。
　　△分《尧典》为《舜典》之说
　　一，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於二十八篇外多《大禹谟》等二十五篇（篇目已见《古文真伪考》中）分出《益稷》、《盘庚》、《康王之诰》四篇，而无《舜典》。或云《舜典》缺也；或云“慎徽五典”以下当为《舜典》。自是始有分《尧典》为《舜典》之说。然尚未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也。
　　△十二字及十六字之出现
　　一，据《正义》称齐建武中，姚方兴於大航头得《孔氏古文尚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於帝”十二字，在“慎徽五典”之前。方兴寻以他罪诛死，以故其书不行於世。或云“协於帝”下复有“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十六字。《正义》两载其说，不能详也。
　　△二十八字之定为《舜典》之首
　　一，惰开皇时购求遗书，有人称得方兴之二十八字者，因而渐行於世。及唐初，孔颇达作《尚书正义》，遂定以为《舜典》之首，冠於“慎微五典”之前。由是《尧典》一篇分以为二。唐、宋学者不究其始，靡然从之。然以经文考之，乖谬累累，显然可见。故历辨之如左：
　　△割去《尧典》下文之不通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於时，观厥刑於二女。’降二女於妫，嫔於虞。帝曰：‘钦哉！’”
　　按：尧、舜之事既分二典，则尧之事皆当载之於《尧典》中、况自“师锡帝”以後，至“受终於文祖”，皆记尧举舜之事，事相承，文相贯也。若至“帝曰钦哉”而止，非惟其事未毕，而其文亦未完。何得遽割其下文而属之《舜典》，致文有首而无尾，而尧亦有始而无终。天下宁有如是不通之史官乎！然则“慎徽五典”以後仍当为《尧典》，不得为《舜典》，明矣。
　　△尧让位时称帝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於德，弗嗣。”
　　按：《尧典》首有“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皆以“帝”称尧，而不斥言“尧”。今《舜典》首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而不斥言“舜”。今反称尧为帝而称舜以名，经传中有如是之文理邪？《春秋》於诸侯之事皆书某国，书其君为某侯，独於鲁则书曰“我”，於鲁君则书曰“公”。何者？《春秋》，鲁史也。若晋之《乘》，楚之《杌》，则必书晋、楚为我，晋、楚之君为公为王，而书鲁为鲁，鲁君为鲁侯，明矣。岂有《舜典》中而以“帝”称尧，而以“舜”称舜者哉！然则此为《尧典》中语而非《舜典》之文，明矣。
　　△《尧》殂落时称帝
　　“二十有八截，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按：尧至是始殂落，则以前之事皆当属之《尧典》。且既名为《舜典》，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所谓“帝乃殂落”者，尧乎？舜乎？史册如此，将何以传信於後世乎！此乃君臣大义所关，非小小者可比，不知向来诸儒何以相沿而不觉也？
　　前章称舜以名，犹曰尧尚在也，今则尧已崩矣，何以犹称舜而不称为帝？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命九官时之称谓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按：此後舜命九官之文皆称舜为帝。何者？尧已殂落，称帝无所嫌也。然命官之首仍称舜以冠之者，何居？盖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然後其文始明。故此文之先冠以“舜曰”，犹《尧典》首之先冠以“曰若稽古帝尧”也。有“曰若”语，则後文之称帝皆尧矣；有“舜曰”之文，则後文之称帝皆舜矣。古人之文谨严如此，而後人犹乱之，可伤也夫！
　　前章称舜，犹曰尧崩初也，此则尧崩久矣，何以仍冠以舜？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尧典》篇终又称舜名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按：前章命官之文既称舜为帝矣，此何以又别白而称为舜？尧之殂落称为帝，何以舜之陟独称为舜也？且尧殂落之後，备言百姓四海哀慕之诚，舜之功德不亚於尧，何以绝无一言及之，而但追述其征庸在位之年，意何居焉。盖此篇，《尧典》也，舜即位後固当以帝称之，若叙舜之始终，则必别白以舜称之，始与文体相称。且尧功德之隆惟在举舜，故於篇终备记舜征庸在位之年，以著舜之终始，而後尧之功始全。若百姓四海之哀慕舜，固当於《舜典》中言之，不必载於《尧典》也。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孟子》引《尧典》文
　　然此两篇之当为一篇，不待细考经文而後知也，《孟子》固言之矣。《万章篇》云：“《尧典》曰：‘二十有八截，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今此文乃在《舜典》中。然则自战国以前，孔门所传之《尚书》固通为《尧典》一篇，不分《舜典》矣。
　　△梁武帝辨二十八字
　　即二十八字之伪，亦不必细考经文而後知也，梁武帝固已斥之矣。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必非《舜典》之文，明矣。
　　△隋、唐时人妄信《伪书》之故
　　曰：然则何以至隋、唐而分为两篇，而增此二十八字也？曰：魏、晋以後，南北分王，国尚战争，士竞诗赋，罕有以经学为事者，以故伪者得以乱真。至隋，天下归於一，始欲振兴文教，於是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然经学之荒已久，朝廷诸臣无复有学识能辨真伪者。是以刘炫伪造古书《连山易》、《鲁史记》等百有馀卷，朝廷莫敢以为伪也，遂信之而赏之；其後为人所讼，始知其伪，然後免死除名而黜其书。而《伪古文孝经》亦开皇十四年王邵等所传播，当时亦皆以为真也；逮唐，始有觉其伪者（事并见前卷《尚书真伪考》中）。是知隋世士大夫妄信伪书，乃其常事。况此文仅二十八字，尤不足为异矣。颖达原无学术，故妄取而载之。而唐时最重诗赋进士之科，轻视明经，应明经举者，不过遵功令取科第而已，谁复知考其本末者。至宋，沿习日久，益视以为固然，虽大儒亦不复异议，遂使圣人之经为後人所杂乱。良可惜也！良可叹也！
　　○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大名崔迈德皋随笔）
　　余弟迈著有《古文尚书考》及《讷庵笔谈》。其驳《孔氏经传》之伪，较顾、李两先生之说尤详。但《笔谈》已摘载於《考信录》中，而《尚书考》中所征之书，所持之论，则余《源流真伪通考》中已悉备之，不必复述。此外复有於《伪尚书》各篇中签出字句所本，及剿袭而失其意，与措语之不当者；虽若细碎，然皆足资考证。不忍尽弃，因复附录於此。
　　△辨《伪古文虞书》
　　○《大禹谟》
　　“舍己从人”，语自《孟子》来。
　　“帝德广运”，语本《吕览》。
　　《左传》文七年，缺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僖二十四年传文引《夏书》曰：“地平天成。”
　　庄八年，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哀六年，孔子引《夏书》曰：“允出兹在兹。”襄二十三年，孔子引《夏书》曰：“念兹在兹。”
　　襄二十六年，声子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帝曰来禹”章：──《论语》载尧命舜之语，而此乃抄袭之，却又分作三处，用他语增饰之，谓人尽可欺也。《论语》此数句本系韵话，今离而为三，使有韵者无韵。
　　“洚水警予”，语本《孟子》。
　　《左传》襄五年，引《夏书》曰：“成允成功。”
　　《周语》，内史过引《夏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龟。”
　　“正月朔旦”一节：──按：《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则禹是时安得受命於尧乎！
　　“帝初於历山”以下，语本《孟子》，而故改易之。
　　△辨《伪古文夏书》
　　○《五子之歌》
　　《周语》，单襄公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晋语》，知伯国引《夏书》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左传》成十六年，单子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左传》哀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周语》，单穆公引《夏书》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胤征》
　　《左传》襄二十一年，祁奚引《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
　　襄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周礼天官小宰》。
　　《左传》昭十七年，大史引《夏书》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昭二十三年，吴公子光曰：“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
　　昭十四年，叔向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辨《伪古文商书》
　　○《仲虺之诰》
　　“惟有惭德”，语本《左传》季札语。
　　《左传》昭二十八年，晋叔游云：“《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
　　晋人尚排偶，故二十五篇中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三十三篇中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气象，即比体亦不若“苗之有莠”语气稚弱也。
　　“葛伯仇饷”一节，语本《孟子》，而增减改易之。
　　《左传》襄十四年，中行献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宣十二年，士会引“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亦四句；“亡者”句在下；“道”作“利”。
　　○《汤诰》
　　《周语》，单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邦，无从非彝，无即忄舀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未尝言《书》也。此分作二处用。
　　《论语》载《汤诰》一节，此则离合增减而用之。“简在帝心”，承上“帝臣不蔽”而云：“有罪不敢赦”，言人之有罪，汤不敢赦也，此作“罪当朕躬，弗敢自赦”，失其义矣。《周语》，内史过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伊训》
　　“百官总己以听冢宰”，语本《论语》。
　　“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语本《孟子》“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毫。”
　　“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学《礼记》语。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对待语，而其实一意。乃曰“罔小”，曰“罔大”，遂令下句不可解。
　　○《太甲上》
　　“顾讠是天之明命”，本《大学》。
　　“昧爽丕显”，本《左传谗鼎之铭》。
　　“坐以待旦”，用《孟子》语。
　　“予弗狎於弗顺”，本《孟子》。
　　○《太甲中》
　　《左传昭》十年，郑子皮引《书》曰：“欲败度，纵败礼。”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语本《孟子》。
　　“我後；後来无罚”，语本《孟子》。《孟子》所言，本一语而两地异耳；此遂作两处，而不知《孟子》所引上段固同也。
　　○《太甲下》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语自《左传》来。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语学《中庸》。
　　《礼记文王世子》，引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
　　○《咸有一德》
　　“天难谌，命靡常”，上句《诗大明篇》语，下句《诗文王篇语》。“《天难谌”，《书君篇》语。
　　○《说命上》
　　《楚语》，白公子张谓楚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命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暝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词。《国语》言“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出命令也。此改作“臣下罔攸禀令”，便不通矣。“若药不暝眩”二句，又见《孟子》。
　　《无逸》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犹言不言则已，言必和也；此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礼檀弓》，子张引《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谨。”《论语》、《礼记丧服篇》皆云“高宗ウ，三年不言”，而此则变其语。
　　《左传》昭六年，叔向引《书》曰：“圣作则。”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语亦本白公。
　　○《说命中》
　　《左传》襄十一年，魏绛引“《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杜注》止上一句为《逸书》。
　　定元年，士伯曰：“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
　　○《说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语本《国语》白公。
　　“尔交修予，罔予弃”，语本《国语》白公。
　　《学记》引《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又引《兑命》曰：“学，学半。”
　　《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於学。”《学记》引《兑命》，同。
　　△辨《伪古文周书》
　　○《泰誓上》
　　晋人诗文发端，多从远处说起。如此篇“惟天地，万物父母”等语，及《仲虺之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汤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类，皆迂远，正是晋人气习。试读《甘誓》、《汤誓》、《牧誓》，有此等语否？
　　数纣之罪，皆以後世之事想像汇集而成。无论纣之罪不若是之甚，而武王亦必不肯作此毫无含蓄之语。至“以残害於尔万姓”句，尤疏谬。凡誓者，皆誓己之众也：首呼“友邦冢君，御事庶士”而誓之，则所谓“尔万姓”者何人也耶？
　　族人者，秦之法，三代未有也。“罪人以族”之语，谬矣。
　　“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语本《牧誓》“昏弃厥肆祀弗答”。“牺牲粢盛，既於凶盗”，语本《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只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
　　“天佑下民”至“越蹶志”，语本《孟子》而有改易。
　　“同德度义”，语本《左传》昭二十四年苌弘语。
　　“贯盈”二字，本《左传》“使疾其民，以盈其贯”语。此後世四六剪缀字句之学也。
　　“类於上帝，宜於冢土”，本《王制》“天子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之语。
　　《郑语》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语》亦引之。《左传》襄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二句，同。昭元年，子羽亦引之。
　　○《泰誓中》
　　“播弃黎老”，学《国语》子晋语。
　　“谓己有天命”，本《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鉴惟不远”二句，本《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周语》引《太誓》曰：“朕梦协於朕卜，袭於休祥，戎商必克。”
　　《左传》昭二十四年，苌弘曰：“同德度义。《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手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传文，引“《太誓》所谓‘南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予有乱臣”句，又本《论语》。
　　“虽有周亲”二句，本《论语》。
　　“天视”二句，本《孟子》。
　　“百姓有过”二句，本《孟子》。
　　“我武惟扬”五句，本《孟子》。
　　“罔或无畏”数句，本《孟子》而改易之。“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武王伐商告谕商民主语，言汝无畏惧，乃来安集汝，非与汝为敌也。而百姓由是咸悦欢呼，稽颡雷动，故曰“若崩厥角稽首”。此改“无畏”曰“罔或无畏”，“非敌”曰“宁执非敌”，语既晦涩难解，又以为誓师之语，全失武王伐罪吊民之意。而“百姓”字又与“非敌”截断；“若崩厥角”又以为武王口中语。“百姓尽懔懔，若崩厥角”，语更不可解。《注》以为商民畏纣之虐，懔懔若崩其头角，此与上下何所干涉？《孟子》所记本明白正大，作书者必欲掩其抄取之迹，改易不通，真令人欲笑欲骂。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语意本《汉书》引《泰誓》。（汉书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
　　○《泰誓下》
　　“剖贤人之心”，语自《史记》来。
　　“恭行天罚”，语自《牧誓》来。
　　“独夫纣”，本《孟子》“闻诛一夫纣矣”。
　　“犬马，寇雠”，孟子为齐宣王言之也；後世犹以为讥。《泰誓》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无论文王怙胃西土；不至苦纣之虐，即使苦纣之虐，而武王亦必不忍为此言。奸雄篡窃之辈虽残忍刻薄，而良心未能尽丧，亦不能不惭恧於其际。况武王以圣人处人伦之变，而乃公然告谕其下，与之殄歼乃雠，此乃天下之乱首而病狂丧心者之言也，岂可以污武王哉！
　　《左传》哀元年，伍员言“树德莫如滋”。
　　“迪果毅”。语本《左传》。
　　○《武成》
　　“归马”二句，本《乐记》。《乐记》：“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此去“弗复乘”句，不知服牛乘马非通用也。
　　《左传》襄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
　　《左传》昭七年，芋尹无宇曰：“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肆予东征”数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惟尔有神”，“无作神羞”，语俱自《左传》来。
　　“受率其旅若林”，语自《诗经》来。
　　“血流漂杵”，语本《孟子》。
　　“一戎衣”句，语自《中庸》来。
　　“大赉”句，自《论语》来。
　　“重民五教，惟食丧祭”，自《论语》“所重民食丧祭”来。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蛮”，语本《鲁语仲尼在陈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异姓之邦”四句，语本《鲁语》“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及“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语本《左传》。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语意本《论语》。
　　以下诸篇并缺。
　　●跋
　　右《尚书辨伪》
　　跋
　　二卷，先生晚年作；而卓识早定，故前著《考信录》绝不称引一语，且力驳之。自宋、元以来，论辨《尚书》者何啻数十家。前明梅氏、国朝阎氏洋洋大篇，先生皆未之见。由今观之，正不啻数百年间人同堂讲晰。先生识力所至，ウ与古合，更有发前人所未发者。
　　履和藏先生全书久，昔年在都，质之尚书山阳汪公，公悦之序之。既出都，又闻有宜兴任君泰，悦其书，作诗叹赏，以为“大谨乃如狂，至允反不平”，令人一读一起舞。嗟乎，是何可多得！而履和既不能长侍汪公，执弟子之仪，又不获一见任君，悉其生平何如，为可惜也。
　　《伪书》二十五篇，人人童而习之，昔贤辨论尚未必首肯，何况晚出之作，众难群疑，固然不足怪。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故今刻《辨伪》一书，恭录《提要》中论《尚书》三则，别为一册，以冠篇首，俾阅《辨伪》者先敬观此三则，庶胸中目下如离照当中，群阴开霁，从此纵览诸家，大有破竹之乐矣。
　　──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履和谨跋
　　
　　┌──────┐
　　│五服异同汇考│
　　└──────┘
　　●小引
　　此书创於乾隆辛丑，至戊申而书成。嘉庆辛酉，在罗源稍有暇日，复自检阅订正，录而藏之。然久敢以示人者，唐之改制详载於《开元礼》，明之改制详载於《孝兹录》，而二书余皆未之见，但据《唐书》、《明史》所述而已；拟俟异日见此两书之後重加订录，未敢遂以为定本也。
　　顾余数向人访此二书，咸云未见。北还日，过苏州，至各书肆寻访，俱莫知《孝兹录》为何书。虽知有《开元礼》，而肆中亦无鬻者；皆言欲得此书须缓以时日，当於人家有故书者徐购求之。余既不能久居以待之，又未知果能得否，由是命棹北旋。
　　近数年来，渐老且病，未知将来能偿此顾与否。不忍遂付流水，乃弁数语於首，志其颠末。世有博学之士曾见此两书者为之重加酌定，是余之志也夫！
　　嘉庆丁卯，崔述自识。
　　●卷一
　　○至亲之服
　　为父，女子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女在室与嫁而反在室者为母昆弟，皆当与男子同。然不言者，此章已发凡举例，故後皆从省。）《礼经丧服篇》并斩衰三年。唐中书令萧嵩等修《开元礼》，宋朱子纂《家礼》（无女子子在室嫁反之文；惟《本宗图注注》云：“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并与男子同；嫁反者亦同。”）明翰林学士宋濂等著《孝慈录》并因之。
　　【孟子】“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干粥之食。”与此经似小异。
　　父卒为母：《经》，齐衰三年。《开元礼》、《家礼》（《图注》别出“为嫡母”）并因之。明改斩衰三年。
　　父在为母：《经》，齐衰杖期。《开元礼》改齐衰三年。《家礼》因之。明复改斩衰三年。
　　【唐书礼乐志】“上元元年，武后请父在服母三年。开元五年，右补阙庐履冰言‘礼，父在为母期；而服三年。非也。请如旧章。’乃诏并议舅及嫂叔服，久而不能决。二十年，中书令萧嵩等改修五礼，於是父在为母齐衰三年。”
　　【明史礼志】“洪武中，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按：父在为母之服，唐已改为三年；庶母之服，《经》与唐、宋皆缌；而此云然，未详）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院学士宋濂等考定丧礼，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
　　△父母恩同义异
　　按：《经》为父斩衰三年而为母则齐衰三年，非薄母也，乃尊父也。古者家无二尊，服无二斩。斩也者，明所从也；古未有为妇人斩衰者也。父母之於子也恩虽同而义异，故子之服之也三年虽同而齐斩异。惟其同也，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曰“父母在，不远游”，曰“事父母几谏”──皆主乎恩而言之也。惟其异也，故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而不曰“母在观其志”，且曰“夫死从子”矣──此主乎义而言之也。《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由是言之，三年之同，自恩生也；齐斩之异；由义别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之父而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其谁何者矣。父虽别娶妻，皆当以事母者事之；母若别嫁夫，则不得以事父者事之。何者？一本故也。此所以为父斩衰而为母止於齐衰也。且夫齐衰也者，非谓可以薄於母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闲传》曰：“父母之丧，既殡食粥。”又曰：“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税带。”皆统父母言之。而他齐衰之丧则但云“疏食饮水，居垩室，苄翦不纳”矣。然则父母之丧未尝异也，所异者独齐与斩耳。哀之隆杀固不在於斩与不斩也。曰：斩之与齐诚如是矣；父在，降而为期，毋乃薄乎？曰：服虽降而为期，其他一惟人子所自尽，不禁之也。是以谓之“心丧”。古者朝无二尊，家亦无二尊。故入公门则脱齐衰，明有尊也。父既释凶而从吉矣，子安敢以衰侍其侧哉！古者妻之丧，夫主之；子这丧，父主之：其练再祥而再礻覃之月皆以主丧者为断。父既祭而除矣，子将再练再祥而再礻覃乎，是家有二主矣。《春秋传》，昭公十五年，穆后崩，太子寿卒，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是古亦尝有为妻三年者也。为妻三年则子得服三年之服；为妻期则子亦期而除。此特一家之体则然，岂谓人子於期之外遂可公然食稻衣锦，宴乐无忌也哉！且夫武之为此议，欲讽朝臣使之尊后如尊后如尊帝耳。其意与赵高指鹿，冒顿鸣镝之事正同。故未几而二圣临朝矣，未而改唐为周矣。彼萧嵩者不之悟耳！此五服所最重，古今更变之尤大者，故详记其沿革并推古礼之意如右。说并见後《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条》下。
　　庶子为其母：《经》、《开元礼》皆统於母，省。《家礼》别出此文，齐衰三年。明改斩衰三年。
　　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经》，缌麻三月。《开元礼》、《家礼》因之。明不分为父後与否，凡庶子皆为其母斩衰三年。
　　晋升平四年，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梁王逢所生母丧，亦求三年。诏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
　　晋太元十七年，太常车允上言：“自顷开国公侯至於卿士，庶子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溺情伤教。宜崇明礼训，以一风俗。”十八年，尚书奏“礼，庶子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此尊祖敬宗之义。宜听允所上，可依乐安王，大功为正。班下内外，以定永制。”诏可。
　　明襄庄王厚事嫡母王太妃及生母潘太妃以孝闻。潘卒，殡之东偏。王太妃曰：“汝母有子，社稷是赖，无以我故避正寝！”厚泣曰：“臣不敢以非礼加臣母！”及葬，跣足扶榇五十里。
　　△庶子为父後者其母缌之故
　　按：庶子既为父後，则与为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父为妾缌，故子亦为之服缌也。然特其服然耳，其他一惟人子之所自尽，不禁之也。师无服也犹可为之心丧三年，况有缌之服乎！然必降之使服缌者，何也？服者，非第所以辨亲疏也，亦所以别尊卑。是以有正服，有加服，有降服，服不皆以情为断也。服者，一家之体，公也；人子之所不敢自专者也；明有尊也。哀者，一人之情，私也；人子之所得以自尽者也；明有亲也。圣人制礼，不以公废私，亦不以私妨公。降之为缌，乃别嫌明微之深意，以坊後世之废公义而重私恩者也。後人不达此意，乃徇情以为服，公私之辨亡矣！是以後唐太妃太后之尊，有明离葬合葬之议，皆倒行而逆施之，由不知公私之辨故也。说并见前《为母条》下。
　　为继母：《经》如母。（父在，齐衰杖期；父卒，齐衰三年。）《开元礼》亦如母，改父在父卒并齐衰三年。《家礼》因之。明复改并斩衰三年。
　　为慈母：《经》如母。（父在，齐衰杖期；父卒，齐衰三年。）《开元礼》亦如母，改父在父卒并齐衰三年。《家礼》因之。明复改并斩衰三年。
　　△慈母必有鞠育之恩
　　按：本传云：“慈母者，何也？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小记》云：“为慈母後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然则慈母不必拘於为父之妾；要必其人无子，以己为子而鞠之者，乃可丧之如母。《传》所谓“女以为子”者，正谓其有鞠育之恩而无他子可倚，非但空空一言已也。《传》以其服过重，故以“贵父之命”释之。郑氏乃谓“不命则服庶母慈己之服”，《家礼》亦云“不命则小功”，殊失本传之意。说并见後《为庶母慈己条》下。
　　△《曾子问》之慈母别一义
　　《曾子问》篇：“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与此传文慈母不同，有服无服亦异。窃疑古者虽有为慈母服之说，然无明据，儒者疑其过重，故各以己意而为之说，未可决知其孰是也。《注》乃曲为之解，殊属附会。
　　为妻：古本三年。《经》，齐衰杖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因之。
　　【春秋传】“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
　　△古为妻服亦三年
　　按：《春秋传》文，则古者为妻亦服三年也。盖至亲莫如父母，次则妻与长子，其丧又皆自主之，非若昆弟之自有其子以主丧也，故服皆以三年。而《经》乃言期者，盖其後之所改。《记》云：“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则此经乃後儒之所记，非周初之所作矣。或者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丧之乎？不欲其齐於父母而逾於昆弟乎？此其义亦未尝非也。主丧者既改为期，则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其子自不能服三年。故父在则为母期，统於尊也。然则为妻三年之时，子为母虽父在亦必三年明矣。盖尊尊亲亲，礼之大体，故练祥礻覃皆以主丧者为断：主丧者三年（为长子，及古之为妻），然後其子得以三年；主丧者期（《经》为妻），则其子亦仅期。後世不达此意，轻於改古，遂致主丧者自服期而其子自服三年，练祥礻覃之日莫知所从，尊卑之分淆矣。按古为妻虽服三年，若父母在亦不得服。
　　【家礼附录】杨氏云：“《不杖期章》当添‘父母在为妻’一条。”（别本亦有增入之者。）
　　△为妻杖不杖之三说
　　按：《传记》为妻杖不杖之说三。“大夫之子为妻。”《传》云：“父在则为妻不杖。”《经》言子而《传》无分适庶明文，不知《传》谓庶同邪？抑但子为然，蒙《经》文而省其词邪？《小记》云：“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云“庶子为妻可”，则是惟子为妻乃不可也。云“庶子以杖即位可，则是子但以杖即位不可，非杖即不可也。”此说於义为长。不知与本传所传各异邪？抑彼所言者大夫而此所言者士邪？唯《杂记》云：“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颈。”不分颡庶，虽母在亦不杖，与他篇文大异。夫舅主妇之丧，故子不敢以杖即位，辟父也；庶妇之丧，舅所不主，母则原不主丧，不知其子何嫌何疑而不杖？故陈氏《杂记注》云：“此谓子妻死而父母俱存者。若父没母存，则子可以杖，但不稽颡耳。此并言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由是言之，《杂记》之言未可为正。是以《朱子家礼》无之。增之，非是。
　　为长子：《经》，斩衰三年。《开元礼》、《家礼》并因之。明改齐衰期。
　　【本传】“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
　　△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之可疑
　　按：古者庶子之丧，其子主之；长子之丧，父主之。父既自主之矣，则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祥，中月而礻覃，主丧者固不能不三年也。今本传谓“庶子不为长子三年”，然则其练祥礻覃之祭，亦如庶子之父，不自主而令其子主之乎？抑不以三年丧之，亦如妻之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乎？为妻之期而除也，其子亦期而除。若为长子亦期而除，不知长子之子当如何服也？《传记》既皆不言，《开元礼》、《家礼》亦未语及，余窃有疑焉。故表而山之，以俟达於礼者决之。按：《经》为长子虽服三年，若父在亦不得服。
　　△明改长子服而不改众子妇服之疏
　　按：长子与妻分同，故古皆为三年。为妻改期而为长子仍服三年，《轻》重不伦。明之改而为期，是也。顾长子既改为期，则众子与妇亦当改为大功；而仍皆为服期，亲疏无别，庶同条，可乎！且长子之丧，父主之，既改为期，则当以十一月练，十三月祥矣，长子之子当如何服？抑令其子自主其丧如庶子乎？不如当时议礼之臣将欲何从？噫，亦疏矣！
　　△古礼体卑承尊之精意
　　盖古之所谓礼者，非但文器数之末已也，国有国之体制，家有家之体制，尊者通其情，卑者守其法，务使尊卑相就，联为一体。故不但卑幼有为尊长抑其情者，虽尊长亦有为卑幼伸其意者。夫为妻期，则子为母不敢以三年；君为妾缌，则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不敢以三年，并不敢以期；此为尊长而抑其情也。子不忍不为父三年，故父亦为长子三年；庶子不可不为母缌，故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无子则已；此为卑幼而伸其意也。《礼经丧服》一篇虽非周公所作，其中亦未必无一二之可议，要其体制秩然，以尊体卑，以卑承尊，犹可见三代圣人之遗法。後人轻於改古，未必无一二之胜於古人，而一家之中各行其意，父自服此子自服彼，家有二尊，丧有二主，尊卑若不相统属者，体制之意微矣！
　　妻为夫：《经》，斩衰三年。《开元礼》、《家礼》、明并因之。
　　母为长子：《经》，齐衰三年。《开元礼》、《家礼》（《图注》别出“嫡母为长子”）并因之。明改齐衰期。《开元礼》别出继母为长子齐衰三年。《家礼》因之。明改齐衰期。
　　【附】改葬：《经》无文。本记补，缌。《开元礼》同。《家礼》、明并无文。
　　△改葬服纟思之人
　　按：本记不言何人为缌。《郑注》云：“臣为君也，子为父也，妻为夫也。”《孔疏》益以“子为母，父为长子”，《开元礼》益以“子为母，妾为夫”（当云“君”，或云“家长”；云“夫”非是），是已。然为祖父母，为舅姑，为女君，女子子为其父母，服虽期而义实重；妻之丧，失主之，母为长子，妾为君之长子，服皆齐衰三年；皆不容以无服。然则《郑注》但举其重者以该之，固当不仅此数者而已也。
　　○同堂之服
　　（古谓之“同室”。《孔疏》云“大功有同室同财之义”，是也。今谓之“同堂”。）
　　为祖父母：《经》，齐衰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本传】“父卒，然後为祖後者（谓孙，《家礼》谓之承重）服斩（亦三年）。”《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小记】“祖父卒而後为祖母後者（《家礼》谓之为祖母承重）三年（亦齐衰。祖父在，则亦齐衰杖期）。”《开元礼》、《家礼》并同。明改祖在祖卒并斩衰三年。
　　△孙承重与主丧
　　按：本传称“为祖後者服斩”，谓孙也。孙者何？长子所生之子，故称为而使之承重也。近世不达此义，长子无子而以他人子为後者亦使之承重主丧，谬矣！吾乡曹培真先生（讳养元，号松岩）尝言“长子无子而众子之子无可继者，不得已而继同祖或同曾祖兄弟之子，皆当仍以次子主丧为正”，可谓准情酌理，至当不易之论。余因其说推之，不但继他人之子不当使之主丧，即继次子之子，而其子亦不得主丧，仍当以其父主丧也。是故，孙承重，必长子所生之子乃可。若别立嗣子，自当仍择其亲者尊者主丧，而不得以疏间亲，以卑逾尊。所谓“礼本乎人情”者，此也。又如长子之子尚幼，不能主丧尽礼，与其使人抱之而代之拜，则何如使次子主丧尽礼之为愈乎！凡若此类，考礼者皆当为论以明之，以补前人之所未及。余又尝考古人立後之法本不拘於孙，故外丙以庶子继成汤，仲康、仲壬以弟继兄，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微仲。春秋以降，始有立孙之说，然必长子所生之子乃可谓之孙，非取他人子强以继长子，遂可冒名为孙也。大抵古人尚实而不尚名，贵真而不贵伪，故无孙则立季庶子，无庶子则立弟。是以庶子承祧，兄弟相为後者，多不可纪。自汉王莽贪立幼主以济其恶，乃持兄弟不相为後之议；而曹操杀人綦多，遂以疏族承祀为常，由是後人为其所惑，渐至亲疏颠倒而不之悟，强取他人之子，名曰孙，使之主丧承祀；而其人之亲子亲孙反不得与其数。悖礼伤教，於斯极矣！甚至陈留孝静，以及来之度宗，皆以子臣其父。在廷岂无儒臣，而皆视为当然，恬不知怪；较之庞勋，亦何异焉！嗟夫，莽、操之人，驵侩之徒所羞称也，而莽、操之礼，则衣冠之族莫不遵之，其亦可叹矣夫！此五服之要义，而《开元礼》、《家礼》皆未言及此，岂当日此风尚未盛行乎？故今补而论之。
　　宋熙宁八年、元丰三年制：“无传袭封爵者，嫡子死，庶子承重。无庶子，嫡孙始承重。无嫡孙则庶孙承重。曾孙以下准此。”
　　△宋制许庶子承重之得失
　　按：子卒，则以孙为後，礼也。孙幼，或不贤，有国家者恐其不克负荷而立庶子，义也。无故而立庶子，非也。况无传袭封爵，何为而必不使孙得承重乎？然较诸近世以他人子为长子後而承重主丧者，犹为彼善於此。故今附列於後。得失是非之数，必有能辨之者。
　　庶子之子为父之母：《经》、《开元礼》并省。《家礼》补齐衰期，而为祖後则无服。
　　宋宝元二年制：“庶子主子，父卒，为父之母齐衰三年。”
　　为世父母、叔父母：《经》，齐衰期。《开元礼》增“为姑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晋右仆射邓攸，永嘉末，过氵四水，遇贼，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弃其子而去之。卒以无嗣。弟子绥服攸丧三年。
　　为昆弟：《经》，齐衰期。《开元礼》增“为姊妹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众子：（妇人为子孙服，惟长子与夫异，余并与此其夫同，故自为长子外俱不别出。）《经》，齐衰期。《开元礼》增“为女子子在室者”，服同。《家礼》（《图注》别出“嫡母为众子”）明井同。《家礼》、《图注》别出“继母为众子齐衰期”。明同。
　　△《开元礼》增姑姊妹等在室服之非
　　按：《经》为姑姊妹女子子服者，不别出在室之文。盖古者二十而嫁，未及二十则为殇，是以《大功章》云：“侄丈夫妇人，报。”《小功章》云：“从母丈夫妇人，报”，言所为服者皆已嫁之女，未嫁者不在此数也。且女子未嫁者为伯叔父大功，而男子为姑未嫁者期，两相比照，亦殊不伦。《开元礼》因《经》文《大功章》有“为姑姊妹女子子人”之文，遂疑别有在室之服而增之；恐於古礼未合。
　　妾为其子：《经》，士妾统於“为众子”，省。公大夫妾不降，亦齐衰期。《开元礼》别出此文，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孙：（本传云“有子者无孙”，然则此为之者，乃长子早亡者之父。）《经》：齐衰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姑姊妹女子子人者：《经》，大功九月。《开元礼》同。《家礼》，女人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私亲之为之也亦然，则此服当亦同（以後概不复注，皆以此例推之）。明与《开元礼》同。
　　为姑姊妹女子子人无主者：《经》，齐衰期。《开元礼》、《家礼》并同。明缺。
　　为从父昆弟：《经》，大功。《开元礼》同。《家礼》增“为从父姊妹在室者”，服同。明同。
　　△《家礼》增从父姊妹在室服之非
　　按：《经小功章从父姊妹条》，《孔疏》不连下文为义，谓“在室与人同服”，於义似长。《家礼》补之，恐未合。说已见前《为世叔父母》、《昆弟》、《众子条》下。
　　为昆弟之子：《经》，齐衰期。《开元礼》、《家礼》并同。《家礼本宗图》增“为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夫昆弟之子：《经》，齐衰期。《开元礼》、《家礼》并同。《家礼图》增“为夫见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见弟之子服期之故
　　按：为从父昆弟大功，为庶孙大功，则为昆弟之子与为夫昆弟之予亦当大功矣。然而期者，因其为伯叔父母期，以旁尊故报之也。
　　△《家礼图》增昆弟之女之服之非
　　按：《经》，昆弟之女及夫昆弟之女，虽未嫁，为伯叔父母皆服大功；而《家礼图》乃增伯叔父母为之服期；服之颠倒，莫甚於此。说并见前《为世叔父母》、《昆弟》、《众子条》下。
　　为庶孙：《经》，大功。《开元礼》同。《家礼》增“为女孙在室者”，服同。明与《开元礼》同。
　　△《家礼》增女孙在室服之非
　　《经》不别出“女孙在室”之文；《家礼》增之，恐未合。说已见前诸条下。
　　为从父姊妹人者：《经》，小功五月。《开元礼》、明并同。
　　为昆弟之妇人子人者：《经》无文。《开元礼》补，大功。明同。
　　为夫昆弟之妇人子人者：《经》，大功。《开元礼》、明并同。
　　△《经》於昆弟子女之服疑有缺文
　　按：《经》，为昆弟之女人者无文，而为夫昆弟之女人者大功；为从祖昆弟之子缌，而为夫从祖昆弟之子无文。不知《经》有缺文与？抑以为男女各自为服，不必相为服与？但为族父母服同，女子子嫁者为伯叔父母服亦同，又似不应区别。《开元礼》以来补之，近是。
　　为孙人者：《经》，小功。《开元礼》、明并同。
　　△明制之不称
　　按：礼期於相称。《礼》为长子三年，故为众子期。明为长子期，则为众子亦当大功。为昆弟之子与夫昆弟之子及孙，妾为其子，皆当服大功，不当服期矣。为庶孙，为昆弟及夫昆弟之女子子人者，皆当服小功，不当服大功矣。为孙人者，当服缌，不当服小功矣。且为昆弟期而为己之众子仅大功，是亲其兄弟甚於亲其子，汉明帝所谓“我子安得与先帝子比”者也。以此教子，以此教友，宁不足以垂训！不知明诸臣何以改於彼而不改於此也？
　　○同族之服
　　为曾祖父母：《经》，齐衰无受者。《开元礼》改齐衰五月。《家礼》、明并同。
　　【家礼】为曾祖父承重，斩衮三年。明同。
　　【家礼】为曾祖母承重（曾祖父卒），齐袭三年（曾祖父在，缺）。明改不论曾祖父卒在，并斩衰三年。
　　为从祖祖父母：《经》，小功。《开元礼》增“为从祖祖姑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从祖父母：《经》，小功。《开元礼》增“为从祖姑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从祖昆弟：《经》，小功。《开元礼》增“为从祖姊妹在室者”与“从祖姊妹在室者报”，服并同。《家礼》、明并同（不言昆弟姊妹孰为之服；以例推之，盖与《开元礼》同。下“为从父昆弟之子”，“为昆弟之孙”，并同，不复注）。
　　△《开元礼》增从祖姑等在室服之非
　　按：《经缌麻章》云“父之姑”，不言在室与人者。氏“集说”云：“但据已人者言之，其意与姑为侄者同。”盖谓属疏，故在室时即逆降也。余按：古者二十而嫁，十九以下为殇，故但有为人者之服而无为在室者之服。然则“从祖姑”、“从祖姊妹”虽据人者言之，其实此外别无人之服也。《开元礼》增之，非是。大抵古人服少而实服，後人服多而实不服。实服，则势不能多而亦不必多。实不服，则不难於多而究无取於多，势必并其应服者而亦不服焉已耳。说并见前《为世叔父母》、《昆弟》、《众子条》下。
　　为从父昆弟之子：《经》，“从祖父报”，小功。《开元礼》增“从祖姑报”，服同。《家礼》同（女在室者，俱无明文。以下四条并同）。《图》增“为从父昆弟之女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子：《经》，“从祖母报”，小功。《开元礼》、《家礼》并同。《家礼图》增“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女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昆弟之孙：《经》，“从祖祖父报”，小功。《开元礼》增“从祖祖姑报”，服同。《家礼》同。《图》增“为昆弟之女孙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夫之昆弟之孙：《经》，“从祖祖母报”，小功。《开元礼》、《家礼》并同。《家礼图》增“为犬之昆弟之女孙在室者”，服同。明同。
　　△《家礼图》增从父昆弟之女在室服之非
　　按《经》，女之父党有为人者之服，而无为在室者之服──前於《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弟》条下已言之矣，──况从父昆弟及夫从父昆弟之女子子，昆弟及夫昆弟之女孙，其情疏，其分卑，尤非诸祖姑之所可同日而语者乎！《家礼图》增之，非是。
　　△从祖姑等不应有在室报服
　　从祖祖姑，从祖姑不应别出在室之服，则亦不应别出在室之报服矣。说已见前《从祖祖父母》三条下。
　　为曾孙：《经》，缌。《开元礼》、《家礼》、明并同：《家礼》增“为曾孙”齐衰期。
　　为从祖祖姑：（《经》云“父之姑”）《经》，缌。《开元礼》，人者缌。明同。（《家礼本宗图》祖姑嫁无服，盖误。）
　　为从祖姑人者：《经》，缌。《开元礼》、明并同。
　　为从祖姊妹人者：《经》，缌。《开元礼》、明并同。
　　为从父昆弟之妇人子人者：《经》无服。《开元礼》增，缌。明同。
　　为夫从父昆弟之妇人子人者：《经》无服。《开元礼》、明并同。（《家礼》无文，似为服缌。）
　　为昆弟之女孙人者：《经》无服。《开元礼》增，缌。明同。
　　为夫昆弟之女孙人者：《经》无服。《开元礼》、明并同。（《家礼》无文，似为服缌。）
　　△《开元礼》增从父昆弟之女等服之非
　　按《经》，尊长为卑幼服缌者甚少，“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皆不报，惟“从祖昆弟之子”以属疏而年相若报之，“曾孙”以己之後裔服之，则似为从父昆弟之女子子，昆弟之女孙人者原无服，非缺也。《开元礼》以来增之，非是。说详後章《为从父昆弟之孙》四条下。
　　为高祖父母：《经》统於曾祖父母，省。《开元礼》别出此文，改齐衰三月。《家礼》、明并同。
　　【家礼】为高祖父承重，斩衰三年。明同。
　　【家礼】为高祖母承重（高祖父卒），齐衰三年（高祖父在，缺。）明改不论高祖父卒在，并斩衰三年。
　　为族曾祖父母：《经》，缌。《开元礼》增“为族曾祖姑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族祖父母：《经》，缌。《开元礼》增“为族祖姑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族父母：《经》，缌。《开元礼》增“为族姑在室者”，服同。《家礼》、明并同。
　　为族昆弟：《经》，缌。《开元礼》同。《家礼》增“为族姊妹在室者”，服同。明同。
　　△族祖姑等不应有在室之服
　　族曾祖姑、族祖姑、族姑、族姊妹，不应别出在室者之服，说已详前《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弟》条下。
　　为从祖昆弟之子：《经》，缌。《开元礼》增“族姑在室者报”，服同。《家礼》同（女在室者俱无明文。以下六条并同）。《图》增“为从祖昆弟之女在室者”，服同。明同。（《家礼》明并不言孰报，盖与《开元礼》同。下“为从父昆弟之孙”、“为昆弟之曾孙”，并同，不复注。）
　　为夫从祖昆弟之子：《经》无文。《开元礼》补，缌。《家礼》同。《图》增“为夫从祖见弟之女在室者”，服同。明，子同（女在室者缺）。
　　说已详前篇《为昆弟之妇人子》两条下。
　　为从父昆弟之孙：《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又增“族祖姑在室者报”，服同。《家礼》同。《图》增“为从父昆弟之女孙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夫从父昆弟之孙：《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同。《图》增“为夫从父昆弟之女孙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昆弟之曾孙：《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又增“族曾祖姑在室者报”，服同。《家礼》同。《图》增“为昆弟之曾女孙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夫昆弟之曾孙：《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同。《图》增“为夫昆弟之曾女孙在室者”，服同。明，孙同（女孙在室者缺）。
　　△族祖父母等不报之故
　　按《经》，“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皆报，而“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皆不报。自《开元礼》以来，皆增报服，似疑《经》之有缺文者。余按：本记云“童子，惟当室缌”，是卑幼为尊长应服缌者，非尽人服之也。尊长之於卑幼，则其情轻矣；卑幼较之於尊长，则其人益聚矣；若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皆报，将有不胜其服者。然则《经》之不报，或以此故，非缺文也。独出“从祖昆弟之子”之服者，盖族父母与从祖昆弟之子年相若者居半，其属又疏，疑以此故未便直以卑幼待之，故为之报服耳。《开元礼》以来，概增报服，恐非古人之制。大抵古礼所无者，非有显然之据，必不可已之节，不必轻补之。至《家礼图》又增为女在室者之服，尤属无谓。说已详前《为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弟》条下。
　　△族祖姑等不应有在室报服
　　族曾祖姑、族祖姑、族姑，不应有在室之服，则亦不应有在室之报服矣。说已见前《族曾祖父母》四条下。
　　为玄孙：《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明并同。《家礼》复增“为玄孙”齐衰期。
　　【附】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经》，齐衰无受者。《开元礼》、《家礼》、明并删。
　　【本传】“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
　　【本记】“宗子孤为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
　　△五服皆应有厌降
　　按：《经》所记降服，“公子”、“大夫”“大夫之子”、“为人後者”、“女子子人者”，凡五。其他平人厌降之服，唯“父在为母”，“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而已。然非独母然也；自父以降，母为最重，故独於母言之，於其轻者则略之耳。本传云：“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又云：“有子者无孙。”然则长子孙之服亦非尽人而服之矣。亦非独长子孙然也；自母以外，长子孙为重，故《传》补而言之，亦於其轻者略之耳。考《经》文，士之服，三年者四，期者十有八，齐衰无受者五，大功者七，小功者十有五，缌者三十，而遭变故服他服者不与焉。自大功以下，其人益多，多者或至二三十人（若从祖昆弟、族见弟之属），计所为服者不下一二百人。其卒於未生以前及身後者，与同时而为两人服者，约十分去其七，尚不下二三十年在丧服中。然则同堂伯叔父母昆弟以降，或父在而子卒，或姑在而妇卒，或夫在而妻卒，亦必皆有厌降之说，而《经》、《传》皆未之详也。《传》云：“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为君之祖父母”《传》云：“父卒，然後为祖後者服斩。”是亦言君之父在则不为君之祖父母服也。然则五服之人皆有厌降，可例推也。自开元至明，服益以增，而亦未有能推厌降之详者。以余目之所见，有一人而终身於丧服中者，有十年而斩衰居其五六年者。是以今世之人未有能行古丧礼者，此固势之所至，非尽人情之薄，虽圣人亦无可奈何者也。
　　○外姻之服
　　为外祖父母：《经》，小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小记】“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
　　【本传】“出妻之子为母期，则为外祖父母无服”。
　　为从母：《经》，小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舅：《经》，缌。《开元礼》改小功。《家礼》、明并同。
　　【本记】“庶子为後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不为後，如邦人。”《家礼》同。
　　晋郄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於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於二儿。後并得存，同过江。迈位至护军；翼为剡县令。鉴之薨也，翼追抚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
　　【唐书礼乐志】“太宗尝以同爨缌而嫂叔乃无服，舅与从母亲等而异服，诏侍中魏徵，礼部侍郎令狐德等议‘舅为母族，姨乃外戚；它姓，舅固为重，而服止一时，姨丧乃五月，古人未达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齐衰三月者增以齐衰五月；子妇大功增以期；众子妇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报其弟妻及夫兄亦以小功；舅服缌，亲与从母增以小功。”
　　△加舅服当减从母服
　　按：古母族之服，由母推之。从母与母同居闺中而舅在外，故为从母服重，为舅服轻。後世时势不同，甥多见爱於舅；为舅加服，时也，即礼也。然从母之情较疏，既加舅之服，即当减从母之服为缌，而从母昆弟不相为服。乃自唐以来，但有加服而无减服，服逾於古者几十倍，岂古人之情独薄而後人之情独厚与？然则名为有服而实无服，名为加之使重而并求其如古人之轻者而不可得，夫亦何待言耶！
　　为舅之妻：《经》无服。《开元礼》、《家礼》、明并无文。
　　△《开元礼》报甥妇而不服舅妻之疏
　　按《开元礼》，夫之舅为甥妇报缌，而甥为舅之妻无服，此议礼者之疏也。古者妻从夫服，皆降一等；夫党之为之服也亦然。唯伯叔母服乃与其夫同。窃意，其初本亦降夫一等，其後因有抚育之恩，而服乃与昆弟之子妇同，为不伦，遂加为期，而从祖母族母因而递加焉耳。其他无不降夫一等者。《经》为舅仅服缌，降舅一等则无服矣，是以为舅之妻无服。思以渐杀，理之自然，非古人之故靳之也。唐太宗与魏郑公既改舅之缌为小功矣，则舅妻之无服亦当改而为缌，始与亲疏相称，而当时之君臣虑偶不及於此。犹之乎甥为舅服小功，已改与从母同，而舅报甥服缌犹舆从母异也，舅之报服，偶有长孙无忌者亿念及此，遂亦改为小功；而舅妻之服偶未有及之者，遂因循而未改：萧嵩等不能举一反三，增为舅妻之服，已为疏漏，乃反独增甥妇之报服。轻重失伦，亲疏倒置，莫此为甚！何者？舅妻之舆甥妇犹伯叔母之与昆弟之子妇也，伯叔母之服期而昆弟之子妇大功，然则甥妇之服当降舅妻一等。使之同，且不可，况甥妇有服而舅妻反无服乎！然此非其所见之偏，由於议礼之时志虑粗疏，见此忘彼，不能互相比照以致乖舛。犹之乎妇为舅姑服期，故夫为人後则妇为其舅姑大功，宋既改妇为舅姑三年，与夫服同，而为人後者之妻犹为舅姑大功而未之改也。犹之乎为众子期而独为长子三年，故为庶妇大功而独为适妇期，明既改为长子服期，与众子同，而犹为妇服期而未之改也。而《家礼注》乃引朱子之言，曲为之解，云：“先王制礼，父族四，母族三，恩止於舅；故从母之夫，舅之妻，皆不为之服，推不去故也。”夫父族之伯叔父，从祖父，乃至於族父，皆可以推及於其妻，何以独舅之妻则推不去？夫舅之舆甥妇，生不相见，情相远，势相隔，祸福了不相关，乃反可以推而为之缌；甥之幼也，往往随母居於舅家，舅之妻保抱携持，缝饮食，其劬劳况瘁岂族父之妻所可同，间亦有过於伯叔母者矣，乃反谓之推不去而不得为之服，何其悖也！且夫以从母之夫而较舅之妻，犹以姑之夫而较伯叔父之妻也；姑之夫无服而伯叔父之妻乃服期，姑之服大功而其夫无服，族祖父族父之服缌而其妻反有服，是何也？古者妻从夫服，夫不从妻服。《易》曰：“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妻党之为之服，亦如是而已矣。故惟妻之父母与婿乃相为服，其他皆无。如之何其可以从母之夫例舅之妻乎哉！此似不见《古经》与《唐志》者之所为说，非朱子之言。或其门人之说，於其师以为重者，亦未可知。不然，则朱子一时之误也。余自垂髫时，即数数闻先生长者言甥妇有服而舅妻无服为亲疏之倒置，故本其意为说，并为原其所以缺漏之由，而附识於此。
　　为君母之父母从母：《经》，小功。《开元礼》、《家礼》并同。明缺。
　　为君母之昆弟：《经》，缌。《开元礼》改小功。《家礼》同。明缺。
　　【小记】“为君母後者，君母卒，则不为君母之党服。”《家礼》同。
　　△外亲亦无二统
　　按《小记》之言，则是为君母之党服者乃为君母後者也。为後者始服，则不为後者之无服可知也。本经《记》云：“庶子为後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不为後，如邦人。”盖古者为母党无两服：为君母之党服则不为其母之党服矣，既为其母之党服则亦不为君母之党服矣。《服问》云：“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亦无两服之义，故郑式云：“虽外亲，亦无二统。”《开元礼》以来，皆未言及此，故今补而明之。
　　【服问】“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继母之父母从母并小功，继母之昆弟缌）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开元礼》、《家礼》并同（并小功）。
　　【小记】“为慈母之父母无服。”
　　为从母昆弟：《经》，缌。《开元礼》增“从母姊妹”（在室人盖同）服同。《家礼》同。明但云“为姨之子（姊妹在内与否无明文），服同。”
　　为舅之子姑之子：《经》，缌。《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从母姊妹服可无增
　　按《经》，为族昆弟服缌，为族姊妹无服，则此从母姊妹之服似亦可以无增。如增此服，则舅与姑之女子子皆当增矣。
　　妇人为姊妹之丈夫妇人子：《经》，小功。《开元礼》“为从母报”。《家礼》、明但云“为姊妹之子”（妇人子在内与否无明文），服并同。
　　为甥：《经》，缌。《开元礼》改小功。《家礼》同。《图》别出“为甥女”，服同。明统於“为姊妹之子”（女甥在内与否亦无明文），服同。
　　【唐书礼乐志】“太宗尝以舅与从母亲等而异服，诏侍中魏徵等议，舅服增以小功（事详前《为舅条》下）。然《律疏》舅报甥服犹缌。显庆中，长孙无以为‘甥为舅服同从母，则舅宜进同从母报。’”
　　为外孙：《经》，缌。《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母党所为服亦必有别
　　按本经《记》、《小记》、《服问》诸篇，为母党服者有“君母、继母”，“为後、不为後”，“母卒、母出”之分，则母党为之服者亦必有此数者之分，《记》省文耳。如女系妾所生，则女卒之後，女之君母不为外孙服。如外孙系庶子为後者，则君母之党为之服而其母之党不为之服；非为後者，则其母之党为之服而君母之党不为之服。如女系继室，而其夫之前妻出者，则女之党为前妻之子服而前妻之党不为之服；卒者，则前妻之党为前妻之子服而女之党不为之服。彼此互观，理有一致，无可疑者。《开元礼》以来皆未言及此，故今补之。
　　为妻之父母：《经》，缌。《开元礼》同。《家礼》增“为妻之出母，嫁母”，服同。明与《开元礼》同。
　　△《家礼》增妻之出母嫁母服之非
　　妻出，则夫党皆不为之服，婿何得反为服？况於妻之母嫁，义更无取。《家礼》增之，非是。
　　【家礼】“妻亡而别娶，亦同。”
　　为婿：《经》，缌。《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附】为乳母：《经》，缌。《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卷二
　　○女子为其私亲之服
　　为父母：《经》本三年，人则降齐衰期。《开元礼》同。《家礼》：“女人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则此服当亦同（其不降者皆别注之。其降者，皆如男子之服，人乃降一等。後概不复注）。明与《开元礼》同。
　　【小记】“为父母丧，未练而出则三年，既练而出则已；末练而反则期，既练而反则遂之。”《家礼》：“降服未满被出，则服其本服；已除，则不复服也。”
　　为昆弟之为父後者：《经》，齐衰期，适人不降。《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众昆弟：《经》盖本期，人则降大功。《开元礼》、明并同。郑氏康成曰：“父在则同。父没，乃为为父後者服期也。”
　　为祖父母：《经》，齐衰期，人不降。《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世父母，叔父母：《经》，大功，人不降。《开元礼》，本期，人乃降大功。明同。
　　为姑姊妹：《经》，大功，人不降。《开元礼》，文统於男子，本期，人乃降大功。明“为姑姊妹在室者”同（“为姑姊妹人者”缺）。
　　△《丧服传》误读《大功章》文
　　按，《经大功章》云：“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又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本各自为文。而《传》连读之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郑注》驳之云：“即实为妾遂自服其私亲，亦当言‘其’以明之。《齐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经》与此同，足以见之矣。”朱子亦云：“女子子人者‘为父母’及‘昆弟之为父後者’，已见於《不杖期章》；‘为聚昆弟’，又见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无文，而独见於此，则当从《郑注》之说无疑矣。”敖氏《集说》又云：“凡云嫁者，皆指凡嫁於人者而言，非必谓行於大夫而後为嫁也。又此妾为私亲大功者，亦不止於是也。《传》者之意，盖失於分句之不审，遂使一条之意析而为二，首尾横决，两无所当，实甚误也。”观此三说，《传》文之误明甚。然则《经》此文乃女子子之所为服，不待言矣。今从之。
　　△辨郑玄未嫁逆降之说
　　按：《传》文之不通，显然易见，而郑、朱、敖三说周详明尽，此宜无复有异议矣。然明儒多驳《注》而从《传》者，何也？则愚而轻信，妄谓《传》之必出子夏，不应有误。二则矜才好异，欲驳先儒之说以见其能。三则郑氏逆降之说本话有可疑。《郑注》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亲。”夫天下岂有未嫁而逆降其服者哉！且读且思，久之始得其理。盖此大功，非逆降，乃本服也。《经》之五服，皆以渐杀。恩由父起，亲自子推。故父之子期，杀於父也。祖之子及孙皆大功，杀於祖也。曾祖之子及孙及曾孙皆小功，所谓“三小功”者也。高祖之子及孙及曾孙玄孙皆缌，所谓“四缌麻”者也。皆至昆弟而止。自昆弟以下，则相为报服。吾之昆弟之子，即谓吾“伯叔父”者也。昆弟之孙，即谓吾“从祖祖父”者也。昆弟之曾孙，即谓吾“族曾祖父”者也。从父昆弟以下皆然。是以其服以渐而降，由期而大功，而小功，而缌。由是言之，则伯叔父母，昆弟之子，皆本大功，非期也。但兄弟同居者多，而伯叔父母与昆弟之子互相依倚，其情日亲，又或父亡而伯叔父为家长，以为昆弟期而伯叔父母乃大功不足以称其恩，故其後遂加而为期；而伯叔父母以旁尊故报之，故遂亦期也。然此皆男子事；而女子处闺中，长即人，其情微疏，故未尝为加服。然亦以其恩较重，故人而不为之降。犹之乎为祖父母，人而犹期也。犹之乎为曾祖父母，人而犹齐衰无受者也。由是言之，则女子子之为伯叔父母及姑乃本大功，人而不降；非本期，成人而逆降也。曰：然则为姊妹何以亦大功也？曰：不欲其逾於姑也。女子之为姑姊妹皆大功也，犹之乎男子之为伯叔父母昆弟皆期也。或加而同，或降而同，其义一也。曰：然则昆弟与姊姊可以异服乎？曰：女子为昆弟之为父後者期而不降，为众昆弟降而大功，男子未尝然也。昆弟犹可以异服，况姊妹之与昆弟乎！余考《经》文，女子为父党服，参差各别：在室亦不尽同男子，人亦不尽降一等，盖亦酌人情而分别之者。後人泥於降服一等之说，必欲皆以男子之例绳之，故於《经》多不通；乃别为说以附会之。苟平心而求之，则《经》之条理自分明可见，正不必曲为之说也。
　　为侄：（丈夫妇人同）《经》，大功，人不降。《开元礼》，本期，人乃降大功。明，“为侄丈夫”同（“为侄妇人”缺，而有“为兄弟之女在室者”，服同）。
　　△《经》文为侄不连上文
　　按：《经》文云：“侄丈夫妇人，报。”解者或连上文“女子子人者为众昆弟”读之，谓皆人降服。然观後文，女子未嫁者即为姑姊妹大功，不容侄为姑大功而姑为侄反期，侍人而後降；又不容姊妹同气者皆大功而昆弟之女反期，待人而後降也。参伍求之，当以不连上文为正。
　　姑姊妹人无主者，报：《经》，齐衰期。《开元礼》同。《家礼》增“为姊妹”，服同。明与《开元礼》同。
　　雷氏次宗曰：“在室，姊妹成得相服。若出者，不为无主者加服。两无主者不得互相为期。”
　　△姑姊妹报服似指男子
　　按：《经》云：“姑姊妹女子子人无主者，姑姊妹报。”似为男子而言。《家礼》增“人无主者为姊妹服同”，雷氏次宗谓“在室姊妹咸得相服”，恐非《经》意。
　　为从父昆弟：《经》缺。《开元礼》补，本大功，人则降小功。明缺。
　　△从父姊妹当报小功
　　按《经》，从祖姑姊妹人者皆报；然则从父姊妹亦当报以小功，而文缺耳。
　　为从父姊妹：《经》缺。《开元礼》，文统於男子，本大功，人乃降小功。明缺。
　　为曾祖父母：《经》，齐衰无受者，人不降。《开元礼》改齐五月，衰人不降。《家礼》、明并同。
　　为从祖祖父母：《经》无文。《开元礼》，人为从祖祖父降缌（为从祖祖母缺）。明为从祖祖父母（盖亦衰人乃降）并缌，而增“为从祖祖姑在室者”，服同。
　　为从祖父母：《经》无文。《开元礼》，人降缌。明（盖亦降）同，而增“为从祖姑在室者”，服同。
　　为从祖昆弟：《经》，人者报，缌（在室无文）。《开元礼》，人乃降缌。明缺。
　　为从父昆弟之子：《经》，人者报，缌（在室无文）。《开元礼》，人乃降缌。明（盖亦降）同，而增“为从父昆弟之女”（不言在室与人者）。服同。
　　为归孙：《经》无服。《开元礼》增人者报，降缌。明缺。
　　△《开元礼》增服之得失
　　按：《经》，女子子人者无为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服之女。然此二端皆系尊长，《开元礼》补之，近是。至明，增从祖祖姑，从祖姑在室者之服，已属赘文，而又增从父昆弟之女之服，不益过乎！《经》於父之姑不言报，盖以其年尊而卑幼人数众多故也。《开元礼》补此服，似亦可已。
　　为高祖父母：《经》，统於曾祖父母，省。《开元礼》别出此文，改齐衰三月，增人不降。《家礼》、明并同。
　　○妇为夫党之服
　　（夫党报服附。为夫党卑幼服，已见前《同堂》、《同族》两篇报服中。）
　　为舅姑：《经》，齐衰期。《开元礼》同。《家礼》分为舅改斩衰三年，为姑改齐衰三年。明不分，并改斩衰三年。
　　【小记】“妇当丧而出，则除之。”《家礼》同。
　　後唐改为舅姑三年。
　　宋昭宪太后崩，太祖使孝明后服三年。
　　乾德三年，右仆射魏仁浦等议：“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岂可夫处苫块之中，妇被绮纟丸之饰！夫妻齐体，哀乐不同，求之人情，实伤理本。况妇为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期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自今妇为舅姑，井如後唐之制：三年齐斩，一从其夫。”
　　△舅制为舅姑三年之非
　　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者人道之尤重者也，故皆为之斩衰。妻之从夫服也，犹子之从父服也，故皆降之一等。父为父母三年，故孙为祖父母期也。夫为父母三年，故妇为舅姑亦期也。妻之服夫党也，犹臣妾之服君党也。臣为君之父母期，故妇为舅姑亦期也。臣为君之妻期，故妾为女君亦期也。古人制礼，如权衡然，铢两悉称，不偏重也。而仁浦等乃谓“尊夫而卑舅姑”，则子为祖父母期，不亦为尊父而卑祖乎！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妇不可以从吉，孙独可以从吉乎？《传》曰：“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既为夫斩矣，而又为舅斩是贰斩也，将何从乎？舅姑也者，由夫而推之也，虽尊於夫而义不及夫重。故夫亲迎而成昏礼，厥明乃见於舅姑，三月乃见於庙，事之渐也，义之差也。故夫出之则义绝，妇不得自系於舅姑也。若妇直为舅姑三年，是妻拟於夫也，将置其夫於何地乎？人莫不本於父母，然既嫁则降三年而为期者，不贰斩之义也，女子之所不得已者也。人之爱女也常更甚於爱妇；而人之亲其父母也未必遽不如其亲舅姑。既贰斩矣，即何得独薄於父母而不为之服三年乎？然则今世乡野之女子既嫁而仍为父母三年，未必非闻仁浦之风而兴焉者也！仁浦又引《内则》之言“妇事舅姑如事父母，”以为事当一例。不知“如事父母”，正以体其夫之心耳。陈孝妇云：“夫去时，属妾以供养老母。”然则养姑者乃以为夫也。养姑所以为夫，则妇之与子不同明矣。世妇之事夫人也，犹大夫之事君也；然大夫为君斩而妾为女君则期，彼无所因而致，此有所从而然也。乌得以妇与子一例也哉！先王制礼，尤以夫妇之伦为重，扶阳抑阴，屡致意焉，不但丧服然也。是以三代以上，女子罕有敢自专者，以礼为之坊也。後世妇人於骄恣，即有贤者亦知尊舅姑而已；其意以为舅姑乃为尊行，夫特与我等耳。子妇一例，由来久矣。此亦议礼者所当深忧也。
　　为妇：《经》，大功。《开元礼》改齐衰期。《家礼》、明并同。
　　【小记】“妇不为舅後者，则姑为之小功。”
　　△明制妇分庶之疏
　　按：古为长子三年，为众子期；故为妇大功，庶妇小功，皆降二等也。《开元礼》加之，止降一等矣。至明，又改长子之服为期，则妇之服亦应仍改为大功；然犹用《开元礼》之旧，遂致为子为妇之服无别，子无庶之异而妇反有适庶之分，殊为不伦。
　　为庶妇：《经》，小功。《开元礼》改大功。《家礼》、明并同。
　　△《开元礼》加庶妇服之非
　　按：舅姑之分尊，而妇与子亲疏亦异。《经》为妇大功，众妇小功，不为簿矣。《开元礼》加之，意欲从厚，而不知服太多者必将不胜其服而反莫之服也。当以古礼为正。说并见後《为夫之昆弟条》下。
　　为夫之祖父母：《经》大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家礼】夫为祖承重者，妇从服斩衰三年。夫为祖母承重者，祖父卒，妇从服齐衰三年（祖父在，缺）。
　　△《家礼》增妇从犬服承重之非
　　按：诸传记及《开元礼》，夫为祖父母後者，妻皆无从服之文。盖古者孙为後之礼为男子而设，不为妇人而设。如谓夫既为後，妻当从服，藉令舅卒姑在，姑方重服，妇岂得以重服服夫之祖父母乎！服之，是妇拟於姑也。然则夫虽服，妻不必从之服矣。如谓姑或先亡，妇当代服，藉令姑卒舅在，夫未重服，妇又岂得以重服服夫之祖父母乎！服之；是妻加於夫也。然则姑虽卒，妇亦不必代之服矣。夫服者不必妻之从，姑卒者不必妇之代，则妇之服三年何取焉？是以传记及《开元礼》皆无从服之文。《家礼》乃增妻之从服，似非古人之意。
　　为夫之世父母，叔父母：《经》，大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夫之昆弟，报：《经》无服。《开元礼》增，小功。《家礼》、明并同。
　　△唐制增夫昆弟胀之非
　　按：为昆弟之妻无服，周、秦以後千有馀年未有议其薄者。独唐太宗以为薄而增服小功。然通巢刺王妃而欲立之为后，厚何取焉！然则古人於此或有深意，未可增也。妇增期，众妇增服大功，其後亦有纳寿王妃之事。与其厚也，无宁从古之薄！至明，又增为从父昆弟之妻之服，吾不知其意义欲何为也？
　　唐韩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氏鞠之。郑丧，为服期以报。
　　△附论韩愈服嫂
　　此追念其抚育之恩而报之者，与邓绥之服伯父，周翼之服舅意同。行之於身为厚，著之为例则非。
　　为娣姒妇：《经》，小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夫之姑姊妹，报：《经》，小功。《开元礼》、《家礼》（人不降）并同。明同，缺报。
　　为昆弟之子妇及夫昆弟之子妇：《经》缺（以例推之，当为小功）。《开元礼》补，大功。《家礼》、明并同。
　　为孙之妇：《经》，无文。《开元礼》增，小功。《家礼》（姑在则否）、明并同。
　　△孙妇服不必有
　　按：《经》有妇之服而无孙之妇之服。《传》曰：“有子者无孙。孙妇亦如之。”敖氏《仪礼集说》云：“庶孙之妇缌，则孙之妇小功也。《小功章》不见之者，文脱耳。”其论似矣。但不知所谓孙之妇者，专以妇之存亡决之乎？兼以子之存亡决之乎？如子尚存，尚无孙，安得有孙妇。妇虽亡，恐不得别为之服也。如妇尚存，有妇者亦当无孙妇。子虽亡，又不得别为之眼也。适子亡，不别为之服，是有孙者不必有孙妇矣。妇亡，不别为之服，是无妇者亦可不须有此孙妇矣。然则孙之妇固可有可无者，不得以孙之事例之也。由是言之，《经》之不见，恐非缺文。《传》既语之不详，《开元礼》及敖氏亦未推及於此，余窃疑焉。说并见前《为夫之祖父母条》下。
　　为庶孙之妇：《经》，缌。《开元礼》、《家礼》并同。明缺。
　　为夫之从父昆弟，报：《经》、《开元礼》、《家礼》皆无服。明增，缌。说已见前《为夫之昆弟条》下。
　　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妻：《经》，缌。《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夫之从父姊妹，报：《经》无文。《开元礼》，缌。缺报。《家礼》（人不降、明并同。）
　　为夫之高祖曾祖父母：《经》无明文（《经》“夫之诸祖父母报。”《郑注》无曾祖父母）。《开元礼》，缌。《家礼》（缺父母字）、明并同。
　　【家礼】夫为曾高祖承重者，妇从服斩衰三年。夫为曾高祖母承重者，曾高祖父卒，妇从服齐衰三年（曾高祖在，缺）。说已详前《为夫之祖父母条》下。
　　为夫之从祖祖父母：《经》盖缌。《开元礼》、《家礼》并同。《家礼图》增“为夫之从祖祖姑在室者”，服同。明同、
　　为夫之从祖父母：《经》盖缌。《开元礼》、《家礼》并同。《家礼图》增“为夫之从祖姑在室者”，服同，明同。
　　△诸祖父母兼指从祖父母
　　按：《经纟思麻章》云：“夫之诸祖父母报。”郑氏注云：“诸祖父母者，夫之所为小功：从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敖氏《集说》云：“夫之所为服小功者，则妻为之缌。然则此《经》所指者，其夫之从祖祖父母及从祖父母与？”夫从祖父母之与从祖祖父母，其亲同，其服同，而於《经》别无所见，则敖氏之说信矣。郑氏或以从祖之文足以括之，故不再举与？故今从《集说》。说并见後《为夫之外祖父母条》下。
　　△《家礼图》增从祖姑等在室服之非
　　按：《经小功章》云：“夫之姑姊妹，娣姒妇，报。”是妻为夫之姑姊妹概服小功，无在室人之分也。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服大功，而夫之姑之在室者则服小功，是夫之姑不得与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同也。然则为夫之从祖祖姑从祖姑之在室者亦不得与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同服缌矣。故《经》与《开元礼》及《家礼成服章》皆无为服之文。唯《家礼图》及明皆增服缌，殊失《经》意。
　　为从父昆弟之子妇及夫从父昆弟之子妇：《经》盖缌（说见上《为失之从礼父母条》下。）《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昆弟之孙妇及夫昆弟之孙妇：《经》盖缌（《经》文注皆见上）。《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曾孙玄孙之妇：《经》盖无服。《开元礼》同。《家礼》增，小功（姑在则否）明无文。
　　为夫之外祖父母：《经》似无服（《郑注》缌）。《开元礼》，缌。《家礼》、明并同。
　　△辨郑玄以外祖父母释诸祖父母
　　按：《经》云：“夫之诸祖父母，报。”《郑注》以“从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释之。且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孙之妇无服，而云报乎！”夫曾祖为曾孙缌，故知为曾孙妇无服；外祖为外孙亦缌，何以知为外孙妇独得有服乎？曾祖下报，故知诸祖之无曾祖；若外祖亦不报，何以知诸祖之兼有外祖乎？事同论异，深所未喻。且夫为从母亦小功而妻无服，则似夫之外姻，妻皆不为之服。或“外”乃“从”之误，亦未可定。故今不敢以《注》决《经》文也。
　　为夫之从母：《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明并同。
　　为夫之舅：《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明并同。
　　为甥妇：《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明并同。
　　女子为姊妹之子妇：《经》无服。《开元礼》增，缌。《家礼》、明并同。
　　以上四条，说已详前《外姻篇》中《为舅之妻条》下。
　　为外孙妇：《经》似无服（《郑注》缌）《开元礼》，缌。《家礼》、明并同。说已见《为夫之外祖父母条》下。
　　○臣为君及君党之服
　　（报服附。此服，唯《开元礼》有国官为君一条，余惧无文。《家礼》、明并无文。概不复注。）
　　诸侯为天子：《经》，斩衰三年。
　　【服问】“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
　　诸侯之大夫为天子：《经》，む衰，既葬除之。
　　诸侯为邻国：《经》无文。
　　【春秋传】“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平公不彻乐，非礼也。礼，为邻国阙。”
　　【春秋传】“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见之也。”
　　△附记诸侯为邻国
　　按此，则诸侯为邻国之君虽无服而亦彻乐，不行吉礼矣。故附於此，以补《经》文之缺。
　　为君：（兼天子诸侯大夫士在内）《经》，斩衰三年。《开元礼》唯“国官为君”，服同。
　　△士亦可称君
　　按：《郑注》云：“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然观《经》下文云：“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则此当兼士在内。後言“君”者并同，不复注。
　　【小记】“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
　　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经》，齐衰期。
　　△君祖有服有不服
　　按：本传云：“父卒，然後为祖後者服斩。”则此云“为君之祖父母”者，乃君之父卒而为祖後者也。若君有父，或父卒而君非孙，则臣亦不服期。又按：《郑注》云：“此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丧者，谓始封之君也。”余考春秋之时，父子往往同为大夫，孙亦有为大夫士者，故《经》云然：盖缘大夫士而言之也。不必曲为之说。
　　【服问】“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惟近臣及仆骖乘从服，唯君所服服也。”
　　【本记】“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晋康献褚皇后，孝武帝太元九年崩。太后於帝为从嫂，朝议疑其服。太学博士徐澡议曰：“‘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云：‘其夫属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遗矣。服后，以齐母之义也。鲁讥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丽服废於本亲？谓应齐衰期。”从之。
　　为夫之君：《经》，齐衰期。
　　为父之君：《经》无文。《服问》：“大夫之子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服问》“如士服”说非通礼
　　按《经》，大夫士为君无异服，而此文不曰“为君斩”而曰“如士服”者，岂当时大夫士之服或有异与？大抵记礼之书，篇各自为义例，不必悉同，故《记》往往与经差互，不得尽以彼而证此也。春秋之季，大夫之子多有侍君侧者，如郑之“门子”，楚之“御士”，此固不可不如士服。《服问》之说，盖因乎此。所谓礼以义起者，未必本当如是也。若晋之公族；又不当仅以士服服君矣。说者缘此遂谓大夫父子皆为君斩，误矣。
　　庶人为国君：（不兼大夫士在内）《经》，齐衰无受者。
　　△国君非大夫士
　　按：言“国君”则非大夫士可知。後言“国君”者同，不复注。
　　为贵臣：《经》，士缌。
　　△为贵臣服着亦士
　　按：《经》文云：“贵臣，贵妾。”郑氏《注》云：“此谓公士大夫之君也。士卑无臣，士妾又贱，不足殊。”敖氏《集说》云：“此亦士为之也。大夫以上无缌服。”二说，敖氏为正。此本连上“士为庶母”之文而言；若果大夫之服，《经》岂得不以“大夫”冠之乎！
　　【春秋传】“晋荀盈卒，未葬；晋侯钦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之，是不聪也！’”
　　△附记诸侯为贵臣
　　按此，则诸侯为贵臣虽无限，而亦彻乐不燕矣。然则大夫更当不止於此。故附列《传》文，以见其凡。
　　为旧君，君之母妻：《经》，齐衰无受者。
　　【杂记】“违诸侯之大夫不反服。违大大之诸侯不反服。”
　　△辨郑玄“为旧君服者为老疾致仕之臣”之说
　　按：此《经》文语意甚明，无可疑者。云“为旧君”而不言何人为之，则是兼大夫士而言之也。云“为旧君”而不言“为旧国君”，则是所谓君者亦兼诸侯大夫而言之也。盖大夫去国而仕於他邦，士之仕於大夫而後易其主者，皆如是服也。《注》乃以为“老疾而致仕者”；《集说》亦云“在国而云‘旧君’者，明其不见为臣也。”信如所言，则《经》何不直云“致仕者为国君”云云而虚其文以待後人之加之乎？旧也者，别於新而名之也。未尝去国，犹吾君也，何旧之有！下士犹为君斩，而大臣致仕者乃齐衰，既葬而除之，不亦亻真耶！此皆泥於《传》文“仕焉而已”及“与民同”之语；不知《传》特约略言之，明其尝仕而非民，已去国则但以民之服服之而已，非遂以为民也。况《传》之不合於《经》者尚多，其反可以因《传》而疑《经》乎！齐宣王问孟子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孟子曰：“谏行言听，膏泽下於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然则此为旧君服者，非老疾而致仕明甚。且《经》为旧君服止有此文，若以此为致仕之臣，则适他国者将遂不为旧君服乎？至刘氏释《杂记》文，其语尤奇，其理尤谬。云：“此皆违而仕者：不反服旧君，避新君也。然则违而末仕者，闻旧君之丧则反服尔。”余按：古者诸侯比国而治，大夫比室而居，为之臣者进退有礼，去此就被，事势之常，《春秋传》记之详矣。非如後世天下一家，必降与叛者乃有旧君也。昔日尝立其朝而食其禄矣，一旦闻其丧而漠然如路人，岂人情哉！公山不狃，叛臣耳，犹知旧君之义，况君子乎！《春秋传》中，罕有至他国而不仕者。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仕之不待於逾时也明矣。若仕而遂不为服，是旧君名为有服而实无服也。且无论仕与不仕，均谓之旧君：果有有服无服之异，《经》何不别白而言之乎？盖以大夫之臣而服诸侯则嫌於僭，以诸侯之臣而服大夫则嫌於亵，故有“不反服”之说，亦未必其果《经》意也。若概不为反服，则《记》何不云“违诸侯之诸侯不反服，违大夫之大夫不反服”，而必互其词乎？刘氏乃据此以为证，且讥郑氏反服之谬，甚矣其敢於叛《经》而诬传《也》！此《经》与《记》之文本不待解，而诸家委曲穿凿，务使之不通以惑後世，故余不得无言。
　　唐崔亚典眉州，陈贺以乡役差充厅子。亚见贺奇之，令受业於门，奖拔之；得及第。亚卒，贺为衰服三年。
　　△附著陈贺服主
　　此受恩故主，非旧君也。然与旧君之义相类，故附著之。
　　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经》，齐衰无受者。
　　△辨郑玄“大夫孥为旧国君为长子留而妻去”之说
　　按：此专为大夫出奔而其孥在国者言之也。曰“为旧国君”而不曰“为旧君”，则是君者谓诸侯也。大夫虽在他国而妻长子仍居本国，故服之也。大夫无国，故士之仕於大夫而去者亦无此服也。《注》乃以为长子留而妻去，曰：“妻虽从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妇人归宗往来，犹民也。”若是，则为旧君眼者乃己私情，非从夫也，可乎！且古者大夫多公族，不可以相为婚，外娶者十而九，而妇人往来於父母家者亦绝少，其说为不通矣。《集说》又谓妻与长子皆去，曰：“云‘旧国君’，明妻子亦在外也。大夫於旧君恩深，故於己服之外，妻子又为之服也。”不知“旧国君”者，蒙上“大夫”之文而言之也。妻之从夫，子之从父，其服皆降一等：故夫为君三年，则妻服期；子服虽无明文，亦当类是。大夫而服“齐衰无受者”，则妻子无服矣。以其犹在国也，故为主服；若皆在外，又何服焉！且使妻与长子果皆在外，则文当云“大夫之妻长子为旧国君”，何故殊“在外”之文於“妻长子”之上？独以“在外”殊“大夫”，则妻与长子之在国明矣。
　　寄公为所寓：《经》，齐衰无受者。
　　△辨郑玄“三月藏服”之说
　　按：古者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逾月，故《传》举其中，统谓之“齐衰三月”。《注》乃以为“三月而藏其服；及葬，则又服之”。然则藏服之後将服何服？服轻服既不宜，服吉服又非礼；士之逾月而葬又将服麻於卒哭之後乎？泥《传》之文，失《传》之意矣。
　　○妾为君及君党之服（报服附）
　　为君：《经》，斩衰三年。《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女君：《经》，齐衰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为君之长子：《经》无文。《小记》补“与女君同”；《正义》谓齐衰三年。《开元礼》、《家礼》并同。明改齐衰期（明误出“慈母为长子齐衰期”）。
　　为君之庶子：《经》，大夫妾大功，士妾缺。《开元礼》改不分尊卑并齐衰期。《家礼》、明并同（明误出“慈母为众子齐衰期”）。
　　△明制增慈母为长子众子服之非
　　按：本传，则慈母者妾也。长子众子，谓所慈之子乎？谓非其所慈之子乎？长子众子之名，由父而生。继母与父一体，故亦目之为长子众子。妾岂得目君之长子众子为己长子众子乎！慈母之名，由所慈之子而生。如非所慈之子，又岂容皆目之为慈母乎！妾为君之长子众子自有正服；既非所慈之子，则慈母与他妾无异，亦不得别出此文也。本传云：“妾之无子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小记》云：“为慈母後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如是，则不过一人焉已耳，如即所慈之子，岂容有长子众子之名！且为所慈之子而服，亦不当复问其为长子与众子也。殊不可晓。
　　为君之庶子人者：《经》，大夫妾小功，士妾缺。《开元礼》、明并缺（《家礼》盖降大功，说见前《为姑姊妹人者条》下）。
　　【小记】“妾从女君而出，则不为女君之子服。”
　　为君之长子庶子之妇：《经》、《开元礼》、《家礼》、明并无服。
　　△明制夫之庶母不报之疏
　　按：为夫之庶母本无服，故妾为君之子妇亦无服。明制既为夫之庶母齐衰杖期，而妾为君之子妇乃仍无服；伯叔父母之尊犹报，而夫之庶母反不报亦疏漏之极矣！
　　君子子为廉母慈己者：《经》，小功。《开元礼》不言“君子子”而服同。《家礼》因之。明删此条，而为庶母概服齐衰期。
　　△君子子为妻馀子
　　按：本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然则“庶母慈己者”即前之“慈母”。彼乃妾之子，故母呼之而母服之；此则嫡妻之馀子，虽不为父後，然母之则嫌於嫡，故但谓之“庶母慈己者”而为之加服小功也。《经》曰：“妾为女君。”又曰：“君母之父母从母。”又曰：“君母之昆弟。”是古者称嫡妻为“君”也，故谓其子为“君子子”。郑氏《注》所谓“妻子”者，是也。但《郑注》谓为“公子大夫之妻子”，则又不然。盖郑氏误以此“慈己者”为《内则》之“慈母”（《内则》云：“择於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故疑士妻自食其子，不得复有师保，遂以为公子大夫之子耳。《内则》，後人所拟，其然否未可知。藉令诚然，亦岂得舍本经自有之慈母而别求他书所云之慈母以实之乎！由是言之，前章之“慈母”即此章之“庶母慈己者”，其服之轻重但以为君子子与非君子子而分，无他故也。《开元礼》采《经》文而删“君子子”三言，《家礼》因之则与如母之慈母何以分，而服之轻重悬殊乃至此邪？亦失考之甚矣！
　　为庶母：《经》，十缌（本传，“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开元礼》不分尊卑皆缌。《家礼》，父妾有子则缌。明改齐衰杖期。
　　△士妾有子之纟思为十服
　　按：《小记》云：“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无子则已。”谓士为妾服也，非谓士之子为父之妾服也。《家礼》乃谓“父妾有子则缌”，未知所本。吕新吾《四礼疑》云：“庶母之无子，无服乎？母之名生於父，不生於子。若云无服，是为庶母服者兄弟之故，非父之故也。”此论似为有理。余意：父正当从父服缌，父不服则止，明有尊也。父卒，则无论其有子无子皆为服缌，为父故也，不为昆弟故也，以教孝也。庶乎其不谬矣！
　　△明制改为庶母齐衰期之非
　　按：庶母者，父之妾也而昆弟之母也。从父而服之与：父为妾不过缌，故子为庶母亦不敢逾缌。为昆弟而服其母与：父之父母服期矣，母之父母服小功矣，降於父二等也；妻之父母服缌矣，不敢与母齐也；昆弟之母不可以齐於母之母明矣，故为之服缌也。轻重相称若权衡然，此古礼之所以为至也。若改之以为期，则是昆弟之母乃与父之母齐，而加於母之母且二等矣。恐教人以孝者不若是也。且夫伯叔父母，有共抚育之恩者也，而服止於期；姑，与父同气者也，而服降为大功；庶母之於己何恩乎，於义何属乎？庶母之年或与己等，或幼於己二三十年，乃以伯叔父母之服服之而姑不敢望焉，吾恐天下之亲其从子而爱其侄者闻之而皆索然意沮也！俗之日薄，民之不亲，又奚足怪乎哉！在宋濂之心，不过因孙贵妃之有宠，迎合太祖之意，欲使诸王为之服耳，而乌知其弊之至於此也！且杖者，主丧之物也，不缘於情之厚薄也。祖父母之尊，伯叔父母之亲，皆不杖，不主丧也。庶母自有其子主丧，君之子众子杖，何居焉？
　　为夫之庶母：《经》、《开元礼》、《家礼》并无服。明增，齐衰杖期。
　　△明制增为夫庶母齐衰期之非
　　按：女子既人则为父母服齐衰期；而为夫之庶母亦齐衰期，可谓厚矣。然为其父母仅如夫之庶母，独不嫌於太薄乎？以是为不低昂，吾不知其情焉否也？
　　为贵妾：《经》，士缌。《开元礼》、《家礼》、明并无。
　　《经》文蒙上“士为庶母”而言，说已见《为贵臣条》下。
　　《集说》云：“此服似夫妻同之。妻为此妾服，则非有私亲者也。其有亲者，宜以其服眼之。”
　　【小记】“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无子则已。”
　　△士妾缌之异说
　　按：《经》主於“贵”，《记》主於“有子”。盖《记》自记所传，是以不能与《经》无异。当存之以备考；不必强使相合，谓彼为大夫而此为士也。
　　妾为其父母：《经》，公妾以及士妾，并降齐衰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本记】“凡妾为私兄弟，加邦人。”《家礼》同。
　　●卷三
　　○为人後者之服
　　为人後者：（本经文盖“为所後之人”，古文简质耳。）《经》，斩衰三年。《开元礼》、《家礼》、明（并增四字於下云“为所後父”服）井同。
　　【本传】“为所後者之祖（字疑衍，不则缺‘父母’二字）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明为所後母（古无此称，即《传》文“所後者之妻”）斩衰三年（馀略）。
　　【家礼】为所後祖（古无此称）承重，斩衰三年。明同，而增“为所後祖母（古无此称）承重”，斩衰三年。
　　△为人後者不应呼所後者为父
　　按：《经》但言“为人後者”而不称“父”，则是於所後者不呼为“父”也。古者名由实立，行以义断。生我者谓之父，父之名由生我而起也。其有不幸而山为大宗後，则当承大宗之重而不敢以私亲干之；然不因此遂谓他人为父而生我者之反非父也。震我者谓之母，母之名由震我而得也。其有不幸而庶子为父後，则当以君母为重而震我者次之；然不因此遂谓震我者之独非母也。何者？名从实，行从义：义有变而实无变，故行可改而名不可改也。且夫古之为人後者皆择亲者立之，亲同则择贤，贤同则择长，初不必尽用子行也，故有孙行而後祖行者，有兄弟行而相为後者。鲁定之後昭，弟後兄也；僖之後闵，兄後弟也。此固不能概名之为父也。然其义则皆如父子，故其服亦皆如父子。故《传》云：“事之如君父焉者，受国焉尔。”此之谓行从义，非并其名而改之也。且此皆兄弟耳：然以君父事之，则是为之服三年者不必父行，明矣。故《经》但云“为人後者”人也者，统词也，兼祖行，父行，兄弟行而通言之者也，秦、汉之际，王制缺微，俗儒始有昭穆相继之说。至汉成帝纳赵飞燕之言，而飞燕纳定陶王之赂，因谓兄弟不相为後，舍中山王而立哀帝，而汉遂乱。既而王莽欲立幼主以成其篡，复伸兄弟不相後之议，以孺子继平帝，而汉遂亡。此乃淫后逆臣一时之乱制，而後之士大夫遂舍先王之法而从之，噫，亦异矣！然犹未尝直谓之父子也。东汉以降，俗益浇薄，务以虚伪相尚，始借父子之名以示亲匿之意。故有异姓而养为己子者，曹腾之於夏侯嵩是也。有无故而约为父子者，董卓之於吕布是也。此自一时陋然耳。况於同姓，且为之後，其父子之也尤不足怪，非遂可以是为万世之常法也。然吾尝观晋、宋、齐、粱间书，於所後者虽父之，於所由生者亦未尝不直父之也。其後不知何时，患两父之无别，乃别冠以“木生”之文，於是不生己者反为父，生己者反不得直称父，而名实大紊矣。原其改名之意，不过欲为後者之亲於此而疏於彼耳。顾名虽改而行反多不改，溺私情以灭大义者後先相望，虽名亦无如之何。何者？私不私在行不在名。汉宣帝尝後昭帝矣，初不谓戾太子非祖而史皇孙非父也，然终不以入庙而干正统；其奉昭帝后，实尽子职焉。是故名自从实，行自从义，又何必改其父子之本称始为不私哉！乃世之君子每力争其名，务以父之称归诸所後者，幸则为宋之“濮”，不幸则为明之“大礼”，亦可谓矫枉而过正矣！《记》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然则以父母事之，初不必以父母称之也，其“实”非也；虽不以父母称之，实不可不以父母事之也，其“义”然也。夫为人後者亦若是而已矣！今北方之俗，父舅而母姑，其失与此正同，岂得遂以为当然乎！《开元礼》、《家礼》皆云“为所後父”，乃沿世俗之误，不可以垂训。故今仍以《经》文为正。
　　夫为人後者：《经》、《开元礼》并略（盖皆齐衰期）。《家礼》补，斩衰三年。明同。
　　【明】为夫所後母（古无此称）。斩衰三年。
　　【家礼】夫为所後祖（古无此称）承重者，妇从服斩衰三年。
　　为人後者为其父母：《经》，降齐衰期，报（字疑衍）。《开元礼》同。《家礼》：“为人後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私亲之为之也亦然。”则为父母与《开元礼》同；为子当降大功不报，与《开元礼》异（未有明说，恐系疏略）。明，为父母同，无“报”文。
　　△辨许浩、程颐“为人後者以所後为父母”之说
　　按：《经》文云“为其父母”，则是父母之称不可改也。故宋欧阳永叔据此文以立论。乃世犹多议之。许氏浩曰：“不曰‘为人後者为父母’，而曰‘为其父母’，以见为人後者以所後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谓之父母而称‘其父母’也。服既以降，则名亦宜从其服。若名则存之，服则降之，服违其名，亦非义也。”伊川程先生曰：“立疑义者，只见礼文不杖期内有‘为人後老为其父母，报’，便道须是称亲，《礼》文盖言出为人後则父母反呼之以为叔为伯，故道‘为其父母’以别之，非为却将本父母亦谓父母也。”按：此二说巧则巧矣，然揆之经义实大谬不然。《经》曰：“女子子人者为其父母。”又曰：“妾为其父母。”若《经》言“其父母”即不得直称为父母，则女子人者与为妾者皆不得称其父母为父母乎？盖“其”之为言，别於夫之父母，君之父母者也。兼未嫁者而言则不言“其”，故曰“女子子为祖父母”，曰“女子子为曾祖父母”，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若不言“其”即得直称之，言“其”即不得直称之，则女子嫁者但当称其“曾祖、祖、伯叔父母”为“曾祖、祖、伯叔父母”，而不得称其“父、母、昆弟”为“父、母、昆弟”乎？为人後者，犹之乎庶子之为君母後也。《经》曰：“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记》曰：“为君母後者，君母卒，则下为君母之党服。”然则庶子虽为君母後，而於君母仍以“君母”称之，则於其母亦仍以“母”称之明矣。其实然，故其名然也。且女子为父母降服期，而父母之名不改；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降服缌，而母之名不改；服自降，名自存，世无有议之者。何者？服自服，名自名也。何独为人後者则谓其服降名存之非义哉！盖服之所以改，由於其子之异，而父母之为父母自若也。故《经》於其子别之而不於其父母别之：曰“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而不云“为所生母”；曰“为人後者为其父母”，而不云“为本生父母”。《经》义甚明，儒者自不察耳。父子者，天所生也；君臣者，人所合也。人所合者，人得改之；天所生者，人不得而改之。故仕而去焉者；谓之“旧君”；子而为人後，为君母後者，则不谓之“旧父，旧母”。何者？仕焉之谓君臣，生焉之谓父子，仕可以再仕三仕，生不可以再生三生；是故君可旧，父母不可旧也。若昔日谓此人为父母矣，後日又谓他人为父母而昔日之父母不得称焉，是父母亦有新旧矣。《经》何不云“为人後者为其旧父母”，“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旧母”，岂不文明义显，而乃曰“为其父母”，“为其母”哉？凡学，以知道为贵，次则通文，下则识字而已。然未有不识字义而能通文，不通文理而能知道者；难易之分，先後之序然也。今以《经》文之“其父母”为“非其父母”，文理舛矣。是以儒者之论道反有时而不如文士之论道也。且为人後而称其所後为父母，称其父母为伯叔父母，庶子称君母为母而称其母为生母，妇人称舅姑为父母，此皆近世里巷相沿之陋。儒者不能引古礼以证世俗之失，固已疏矣，乃反於世俗之谬而诬《经》文以附会之，可乎！
　　△《经》文为人後者之父母报服之衍
　　按：子为父母三年，故为人後者降服期。父母为众子期，乃於为人後主之不为降大功而仍服期以报，何也？《不杖期章》曰：“女子子人者为其父母。”《大功章》曰：“女子子人者。”是子降其父母则父母亦降其子，甚明也。今於为人後之子独不降服，可乎！《经》曰：“姑姊妹女子子人无主者，姑姊妹报。”又曰：“大夫之子”云云，“惟子不报”，是父母之於子不言报，甚明也。今於为人後之子独言报，可乎！且昆弟姊妹，平等服也，当言报而反不言报，为父母，不当言报而反言报，不亦亻真邪！然则此经之“报”当为衍文无疑。《开元礼》於昆弟姊妹之不言报者补之，是已；而於父母之言报者不删之，何邪？且“为人後者为外祖父母缌”，《开元礼》之所增也，不言报，而父母则言报；岂父母之尊尚不如外祖父母乎！《家礼》云“为人後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私亲之为之也亦然。”是已；然未明言父母之不当报，则似亦但统昆弟姊妹等而浑言之，而忘《经》之所谓报者之非降等也。明则概不言报，亦不似有疑於此条者。二千馀年以来，未有疑及於此者，余不能知其故！
　　为人後者为其昆弟：《经》，降大功。本记补报。《开元礼》同，而增“为姑姊妹在室者报”，服同（《家礼》：“皆降一等，私亲为之亦然。”则是其服皆与《开元礼》同。後不复注）。明与（《开元礼》盖同。）
　　△明制为兄弟之子为人後舌之眼之行
　　按：《明史礼志大功条》下云“为兄弟之子为人後者”，而无“为兄弟之为人後者”。夫既有为人後者为兄弟之服，何以独无兄弟为之之服？无为人後者为伯叔父服之语，何得独出伯叔父为之服之文？参而观之，“子”字当为衍文无疑。
　　为人後者为其姊妹适人者：《经》：降小功。《开元礼》同，补报，而增“为姑适人者，报”，服同。明同，唯缺报。
　　△《开元礼》增为人後者为姑之服之非
　　按：《经》，为人後者之降服止於父母昆弟姊妹，而他不言。盖古人立後，必择亲者，苟有期亲则功缌不得立。故自祖父母以降不著其服，亲同则服无所降也。即间有万一之不然者，而既举同父则同祖亦可例推。而《开元礼》乃增为姑之服。既增为姑之服，则祖父母、伯叔父母、从父兄弟姊妹何以反皆不著其服？挂一漏万，殊为疏略。
　　为人後者为其外祖父母：《经》无文。《开元礼》增，缌。明同。
　　△《开元礼》增为人後者为外祖父母之服之非
　　按：本经记云：“庶子为後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郑氏云：“虽外亲亦无二统。”然则为人後者之於外祖父母无服，明矣。不然，彼为君母继母之党服者，夫岂不可以降而无服也！《开元礼》增此服，盖亦因时制宜；然非古人之意。
　　夫为人後者，妻为其舅姑：（《开元礼》於舅姑上增“本生”二字，《家礼》、明因之。古无是称。）《经》略。《小记》补大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宋制不改夫为人後者之舅姑之服之疏
　　按：《经》，子为父母三年，妇为舅姑降一等期，故夫为人後降服期则妻亦降服大功。古人制礼，如魏主丕作殿，梁栋榱题皆以衡较其轻重，前後左右锱铢皆相称也；少加一木焉，则偏重而倾圮矣。宋改妇为舅姑皆服三年，与夫服同，然则夫为人後者，妻亦当与夫同服期，乃为相称。然犹沿《小记》、《开元礼》之旧，降服大功而不之改，何耶？夫均之舅姑也，何以於彼则当从夫之服，於此则当降夫一等？岂当时议礼者心知改古之非而不敢言，因而故留此隙，以为硕果之不食，饩羊之未去，欲待後世之人从此考而知之，而正之乎？不然，不当如是疏也。
　　【存疑】为养母：《经》、《开元礼》并无此项人。《家礼成服章》亦无文；唯《图》增此，服齐衰三年。明改斩衰三年。
　　△《家礼图》增养母之服之非
　　按：《家礼成服章》，唯为人後与女子子人者之降服不载，而统言之於後，其馀未有不载者。若果有养母之名之服，何得独遗之而不载乎！《图注》云：“养母，谓养同宗及三岁以下遗弃之子。”明制云：“谓自幼过房与人者。”果如所云，则有养母亦必复育养父。今为养母三年而为养父无服，何母太重而父太轻也？岂天下养同宗及遗弃之子者尽寡妇乎？是不可解也。或父以过房为父之他妾，则又与慈母无二矣。《图注》不知何人所作，其中与《成服章》异同者颇多，必非朱子之书；他本或无之。明采其文，遂有三父八母之称。然於养母，余终不知其为何人；以俟知者，余当询之。
　　○母出母嫁之服（母报服附）
　　出妻之子为母：（《家礼》云“为出母。”今从《经》文。）《经》，齐衰杖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雷氏次宗曰：“子热出母之义，故系夫而言‘出妻之子’”。
　　唐天宝六载制：“出妻之子为母三年。”
　　【本传】“出妻之子为父後者，则为出母无服。”《家礼》同。
　　宋景二年制：“为父後者为出母齐衰；卒哭乃除。”
　　【家礼】“继母出则无服。”
　　徐氏邈曰：“《经》言‘出妻之子为母’，明非所生则无服也。”许氏猛曰：“母子至亲，无绝道。非母子者，出则绝矣。是以《经》无出祖母之服。”
　　△徐邈、许猛之说有未尽
　　按：二家之说深得《经》意，後世所当遵守。然事亦有不同者。若庶子或前妻之子蒙其抚育，恩如己出，岂能视若路人。乳母与父何属，犹为之缌，则尝母之者可知也。又若妇嫁而姑犹未出，孙生而祖母犹未出，尝有覆庇教养之恩，亦不能以恝然。此皆当酌其轻重，量为之服，如韩子之以期服嫂，邓绥之以三年服伯父者，固不可垂以为法也。
　　出妻之女子子人者为其母：《经》、《开元礼》并缺。《家礼图》补，大功。明缺。
　　父卒母嫁为母：（《家礼》云“为嫁母。”今从《开元礼》文。）《经》无文。
　　《开元礼》增，齐衰杖期。《家礼》、明并同。
　　汉石渠议：父卒母嫁，何服？萧太傅曰：“当服周；为父後则不服。”韦元成曰：“父没则母无出义。王者不为无义制礼，故不制服也。”宣帝诏曰：“妇人不养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绝也，故圣人不为之制服。元成议是也。”
　　唐天宝六载制：“母嫁，为母三年。”
　　【家礼】“子为父後，则为嫁母无服。”（按：《家礼》：“继母出则无服。”然则嫁亦当无服，《家礼》省文耳。）
　　宋景二年制：“为父後者为嫁母齐衰；卒哭乃除。”
　　△父卒母嫁似不得为母服
　　按：《经》，父卒母嫁；无为母服之文，岂略也哉！“出妻之子为母期”，有明文矣；“继母嫁，从，为之服期，报”，有明文矣，此何以独无文？或者以为为夫所出者其情可矜，背夫而嫁者其义当绝，故不敢为之服与？不然，《传》、《记》何得皆无一言乎？若母嫁而从，则自当仍服三年矣。继母犹期，则母可知也。不从则亲不属，故无服耳。而庚氏蔚之曰：“母子至亲，本无绝道。若父卒母嫁而不服，则是子绝其母，岂天理邪！宜与出母同制。”此说虽似有理，然以“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之例推之，恐但可为心丧，不得公然为之服也。《开元礼》增服期，虽属人情，究不若汉制之近古。至天宝、景之制，则大义泯然矣。
　　父卒母嫁，女子子人者为其母：《经》无文。《开元礼》缺。《家礼图》补，大功。明缺。
　　妻出母嫁，为其子：《经》无文。《开元礼》增，并齐衰杖期。《家礼》改并齐衰期。明同。
　　【家礼】“家母出母为其子；子虽为父後犹服。”
　　△《开元礼》、《家礼》为子报服之非
　　按：妻出则义绝，故两不相为服；独子为之服者，子无绝母之道故也。然犹必降服期，示义绝也。子为父後则不为出母服，示不敢服其私亲也。至於母之於子，则有间矣。母也者，恩不可割者也；子也者，恩不可割而犹可割者也；以大义裁之，其无服明矣。即以俗情衡之，亦当降服。《开元礼》乃增为子齐衰杖期。子为母降，母反不为子降，不几於逆施乎？《家礼》又增子为父後，出母犹为之服。子已不为母服，母犹独为子服；不尤为逆施乎？至於嫁母，尤非出母可此，有夫，有舅姑，有长子，如之何其可以自服其私亲不降而一无所忌也？或者又谓“《经》文连下句读，云‘报’者，兼出妻继母而言”，引《小记》文“妾从女君而出，则不为女君之子服”，妾不服之，明出妻有服也。其说虽若有据，然《记》之与《经》固有异同者，又无明文，恐未可以彼而证此也。且《经》凡言“报”者，皆其亲本相属者也。本不相属，而但以私恩服之者，则不言报，继父乳母是也，何者？受人之恩者不可忘，故虽不相属而为之服；施恩者则不必因人之受我之恩而为之服也。韩子之以期服嫂也，嫂不必以期服韩子也。母之於子也亦然。不出则属，属则服之；出则不属，不属则不服之矣，不必以子之为己服而亦服之也。曰：然则服可以无报乎？曰：报也者，还相为服云耳，非扌及其为我服也，未为我服者，我为之服，为我服者，我未为之服，何报之有焉！继母嫁从之有报也，相属也；相属也者，相从故也，非以子之为己服而遂服之也，如之何以此报并属之出妻也！
　　妻出母嫁，为其女子子人者：《经》无文。《开元礼》增出母，大功（嫁母缺）。《家礼图》增出母嫁母，并大功。明并缺．
　　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经》，齐衰仗期。《开元礼》同。《家礼》改报服不杖，馀并同。明同。
　　△辨崔凯“继母嫁从之服为庶子”之说
　　按：崔氏凯曰：“此服之者，庶子耳；为父後者不服也。继母嫁，与宗庙绝，为父後者安可以废祖祀而服之乎！”此论不然。人而至於从继母嫁，则必幼稚一无所依者也，尚何宗庙之有！继母弃之，有流落以死耳。赖继母之力，得复奉祖祀，以能奉祖祀之故而遂背之，岂义也哉！故绝之则不当从之，从之则不得复绝之矣。且继母，非亲也，果有兄在，何忍不抚其弟而乃使之从继母嫁乎！然则《经》所言者，其父别无长子明甚，不得藉口於为父後而不服之也。
　　为继父同居者：《经》齐衰期。《开元礼》同。《家礼》分“两无大功之亲者”，齐衰期；“继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亲者”，齐衰三。明同，而云“两有大功以上亲者”，齐衰三月。
　　△继父之称可存
　　吕新吾《四礼疑》云：“万物一本。母百可也，父可二乎！父没矣，可继乎！母缘父有、父不缘母有也。《仪礼》有继父，圣人名之乎？谬矣！”余按：古人质朴，故以父为尊称，天子称同姓诸侯，诸侯称同姓大夫，曰“伯父”，“叔父”，是也。《文侯之命》，平王直以“父”称之矣。《冯唐传》、文帝亦曰“父老何自为郎”？母所嫁夫，无以称之：既长於其室矣，因称之曰继父，俗之沿也，非圣人之制也；犹《春秋传》之云“外弟”“外妹”也。若欲正名定分，则继父之称自所必当革。吕氏之言是也。然欲称为“母夫”，亦恐未合。
　　△《传文》“两无大功之亲乃为继父服”之说不可泥
　　按：本传云：“夫死，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人，而所者亦无大功之亲；所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则继父之道也”云云。此特《传》者以其服重，故为是言以曲明之，其实《经》绝无此意也。且此亦非圣人之所制也。成、康之世，安有此事！此乃後世礼教渐衰，有孤弱无依，携子而嫁者，幼既受其抚育，长而不忍背德，故为之服；其後相沿，遂以成俗。君子以为字人之孤，义不可忘，故录之而不削之，以勉人慈而教人厚耳；并必如《传》所云而後可为服也。後世儒者多拘《传》说，误矣！藉令其有大功之亲，或不立庙受其恩者，岂遂得漠然而已哉？且有期功之亲而不能字其孤，至使其孤受字於异姓，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矣，乃欲因彼而薄此乎！且《传》所以举大功为言者，盖以己有大功之亲则不至於适人，人有大功之亲则不能以专财，如是而已；至其服之轻重，仍以居之同异分之，不系此也。《家礼》及明乃分“两无大功之亲者期，有大功之亲者三月”，既非《经》意，亦失《传》之本旨。
　　为继父不同居者：《经》，齐衰无受者。《开元礼》改齐衰三月。《家礼》，明并同。
　　【本传】“必尝同居，然後为异居。未尝同居，则不为异居。”《家礼》：“其元不同居者则不服。”
　　【存疑】为同母异父之兄弟姊妹：《经》无服。《开元礼》增，小功。《家礼》，明并同。
　　△《开元礼》增同母异父之兄弟娣妹之服之非
　　按：妇嫁则义绝，绝则两族不相为服。其义绝而义终不可绝者，惟子为母一人而已。自母以外，外祖父母、从母、舅，皆不服也。同母异父之人，其於义何居乎？继父同居，继母嫁从，其人本不当有服；以受其养育之恩，故不可不为之服也。同母异父之人，其於我何恩乎？《檀弓篇》虽有为大功齐衰之语，然曰“未之前闻”，则固以为非矣。《开元礼》增此服，《家礼》、明并沿之，殊不能知其故。王夫人贵而田相，卫子夫宠而卫青封，呜呼，其所由来者盖久矣！
　　○附《礼经》大夫公子降服考（大夫之妻子附）
　　按：大夫公子之降服，自秦、汉以後皆无之，於今诚无所用。然《经》文中往往有与他服制相比照者，参观互证，似不可缺。故并记之。
　　齐衰期不降者：
　　“大夫为祖父母（以尊故不降）孙（以故不降）为士者。”
　　△母妻长子不降
　　按：大夫为母妻长子皆不降服。《经》不言者，至亲之服不待言也。
　　“大夫之子为妻”（仍不杖）“大夫之庶子为昆弟”（并以故不降）。
　　【小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人大之子同。”
　　“大夫（此处疑缺‘大夫’二字）之子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无主者，为大夫命妇者（以体敌故不降）。惟子不报”（馀皆报）。
　　△大夫之缺文
　　按：大夫之子有为此诸人不降之服，则大夫亦当如是。《经》不见者，盖缺文。
　　“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以与尊者异体故下降）。
　　齐衰期（齐衰三年附）降大功者：
　　“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为士者”（以体不敌故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本齐衰三年及杖期）妻（本杖期），昆弟”（本期。并以厌故降。此下疑有缺文）。
　　△大夫之子之缺文
　　按：大夫、大夫之子，期服可降者凡四。然《经》惟於大夫兼言之，而大夫之子但言为昆弟降服而不及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降服者，盖《经》缺文。
　　【本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纟原缘；为其妻，纟原冠、葛带、麻衣、纟原缘：皆既葬除之。”
　　【孟子】“王子行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
　　△公之庶子父在为母既葬除服之非人情
　　按：《经》文云“公之庶昆弟”，则是父在不如是服也。本传云：“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郑氏云：“公之庶昆弟，则父卒也。”然则公子於父在时不为其母服矣。故本记称“练冠、麻衣、纟原缘、既葬除之”，而《孟子》书亦载“王子母死，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也。然父之与母，义异而恩则同，之与庶，分殊而情则一：属毛离里之爱，谁独无之，但不当以私胜公耳。是以为父斩衰，为母齐衰，父在为母不服三年而服期，大义所在，不敢以私恩匹也。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承父之重，不敢以私情间也。如是，亦已足矣。若凡公之庶子於父在皆为母练冠纟原缘，既葬除之，是几於无服矣，毋乃非人情乎？且母与妻岂可同日语者，而必使之大同小异，义何居焉？至於公之昆弟，先君余尊之所厌，降为期，亦可矣，何必使之与妻服同乃为孝邪！大抵唐、宋以後人多徇私情而不揆大义，故但知亲亲而不知尊尊；秦、汉以前人皆重名分而不体人情，故伸尊尊之义遂不复顾亲亲之心。虽亦防微杜渐之意，然要之二者皆过也。盖东周之世，俗相沿如此，非周公所制，孟子固曰“虽加一日，愈於已”矣。然则矫枉过正，亦不得遂为中道也。
　　“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以厌故降）
　　齐衰无受之服不降者：
　　“大夫为宗子（以故不降）。旧君，曾祖父母（并以尊故不降）为土者，如众人。”
　　△《传》注旧君之误解
　　按：此文“旧君”，与上文“为旧君，君之母妻”之旧君同。而《传》於上文以“仕焉而已”释之；於此文以“以道去君”，释之。郑氏缘此，遂以上文“为旧君”为“老疾致仕者”，此文“为旧君”为“待放於郊者”。非惟文同不应异解，而穿凿附会亦大失《经》旨。《经》云：“大夫为宗子，旧君，曾祖父母为士者如众人。”此十七字本系一句。此三项人皆已见於上文。所以复出此文者，以大夫为士有降服，嫌於或降，故言此三项人分尊谊重，虽为士而大夫不敢降耳。盖《经》凡称诸侯，必别之曰“国君”，故曰“庶人为国君”，曰“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若但称“君”者，皆兼大夫士在内，“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履”，是也。春秋时，齐之鲍、国，卫之亻巽，其初皆尝为大夫臣。然则当亦有为士之臣者。其後位虽升为大夫，然於旧君之为士者不敢降服，尊之也，天泽之名分终其身不可易也。且《不杖期章》云：“大夫为祖父母孙为士者”，文势与此正同。彼之为士既兼“祖父母”言之，此之为士何得不兼“宗子，旧君”言之乎？此文本极明白易解，但因先儒误分《经》文句读，於“旧君”处读断，不知指“为士者”而言，因而别为之解，以致乖舛若是。故今正之。说并见前《臣为君服篇》中。
　　大功不降者：（不绝者附）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此十字蒙上文“为母妻昆弟”句）为从父昆弟（此处疑缺‘庶孙’二字）之为大夫者”（以体敌故不降）。
　　△庶孙之缺文
　　按：《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有为从父昆弟庶孙降服，则此章之不降服，亦当有庶孙在内，盖《经》缺文。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国君者”（并以体敌故不降）。
　　△从父昆弟之为大夫者之缺文
　　按：《小功章》，大夫有为从父昆弟庶孙降服，则於为大夫者亦不降服可知。今《经》文不言者，盖因其兼“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在内。其为从父昆弟，已见上文，故於大夫遂缺此文。大抵《经》文多简，其义可互见者往往从略，要宜参观互证以会其全，不可遂谓无此服也。
　　大功降小功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郑注》：‘从父昆弟及庶孙亦谓为士者’。）姑姊妹女子子士者”（并以体不敌故降）。
　　△大夫之妻之缺文
　　按：《大功章》有大夫之妻为姑姊妹女子子不降服之文，则此章为姑姊妹女子子之降服亦当有大夫之妻在内。盖因其兼从父昆弟、庶孙言之，未便冠以大夫之妻（大夫之妻，惟为姑姊妹见於《经》；其他私亲，若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侄，凡男子，皆无文），故缺此文。
　　“大夫之妾为庶子人者”（以厌故降）。
　　○附《礼经》殇服考
　　此亦人所不讲，然不可以不知，故并记之。
　　本期，为服大功者：
　　“叔父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孙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
　　△昆弟之子之缺文
　　按：後《小功章》有“为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则此章亦当有“长殇中殇”之服，盖《经》缺文。
　　【附】“公为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为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适昆弟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其中殇，七月，不缨。”
　　【本传】“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
　　本期，为服小功者：
　　“叔父之下殇。”“昆弟之下殇。”“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殇。”“孙之下殇。”“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
　　△子、女子子之缺文
　　按：前《大功章》有“为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则此章亦当有“为子下殇”之服，盖《经》缺文。
　　【附】“大夫庶子为昆弟之下殇。”
　　△子之缺文
　　按：前《大功章》有“公与大夫为子之长殇中殇。”此章不言“为子之下殇”者，盖《经》缺文；或下殇遂不为服邪？
　　【本传】“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
　　本大功，为服小功者：
　　“为人後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之长殇。”“为侄、庶孙，丈大妇人之长殇。”“为夫之叔父之长殇。”
　　【附】“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长殇。”“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
　　本大功，为服缌者：
　　“庶孙之中殇。”“从父昆弟侄之下殇。”“夫之叔父之中殇下殇。”
　　△《经》文长中下殇之错落与传注之误解
　　按：庶孙有中殇，无下殇；从父昆弟侄有下殇，无中殇；夫之叔父则中下殇皆有之；为人後者为其昆弟则中下殇皆无之；参差错落，殊不可解。《小功章》传云：“中殇何以不见也？大功之殇，中从上；小功之赐，中从下。”郑氏据此《传》文，遂谓“从父昆弟侄庶孙之中殇皆与长殇同服小功，而《经》文内庶孙之中疡乃下殇之误”。然《缌麻章传》又云：“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殇，中从下。”两传互异，将何从焉？郑氏曲为之解，谓“《小功章传》据丈夫为殇服言之；《缌麻章传》据妻为夫之亲服言之。”然《传》初无明文，特郑氏以意度之耳。且《缌麻章》夫之叔父中从下者既兼言中殇下殇，则《小功章》从父昆弟侄庶孙之中从上者亦何虽兼言长殇中殇：乃不省文於彼而独隐其文於此，何邪？至为人後者为其昆弟，则又中肠下殇皆无文，又当以何说解之乎？细核《经》文，不但郑氏之说可疑，即《传》说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此或《经》文错举中殇下殇互见其意，否则《经》有缺文亦未可知，不得遂以臆断之也。
　　△有长殇无中下殇者二条
　　按：前《小功章》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长殇”，又有“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则此章为此诸人亦当有中殇下之文。今《经》皆不见者，岂以前章既言长殇，则中殇下殇可推而得之，故省此文邪？抑《经》文有缺邪？姑识其说於此。
　　本小功为服缌者：（皆长殇之服。中殇下殇并无服。）“从祖父，从祖昆弟之长殇。”“从父昆弟之子之长殇。”“昆弟之孙之长殇。”“从母之长殇，报。”“夫之姑姊妹之长殇。”
　　【本记】“宗子孤为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
　　○五服馀论
　　【余曩尝作《五服异同汇考》，今已二十年矣，而意有未尽者，暇中随笔录出数则以补其缺。】
　　△尊尊与亲亲
　　丧非独服然也，其饮食，其居处，其言行，皆与寻常有异；而古人独於服致详焉者，所以立纪纲，正名分，殊亲疏而别尊卑也。故丧服一篇，两言足以蔽之，曰“尊尊”、“亲亲”而已。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故服皆以三年。由父而上推之，旁推之，则由期而大功，而小功，以至於缌；由母而推之，则为小功，为缌：皆亲亲之义也。斩衰之服三：子为父也，臣为君也，妻为夫也，尊尊也。父在为母期，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为尊者所厌也。妇为夫党则有从服，女为父党则有降服，为人後者服有变焉，母出母嫁服有变焉，尊尊亲亲不使两相悖也。故服也者，纪纲名分之所系也；犹之乎治国者必使上下有服，都鄙有章也。是以古人必於此致详也。
　　△《经记》所载为文胜之弊
　　考《经》与《记》所载，丧礼之繁可谓极矣。说者以为周公所制；非也。此乃周末文胜之弊，当时於礼者载之册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岂有於丧礼而多为是繁文末节者哉！且父母初丧，为人子者心肝崩裂，哀痛之不暇，何暇一一详辨其仪节而遵行之。而丧本凶礼，又非可尝试演於平日者。故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苟笃於哀，必不能致详於仪节。若此时尚能一一致详於仪节，吾恐其必减於哀也。若今世贫士，尤不能然。棺椁衣衾之属，何一非人子所当致慎者；分阴之惜，不啻千金，安有馀暇以事繁文末节！是故学者之於古礼，但当谨其大经大法；至於繁文末节，势不能行，亦正不必行也。
　　△至亲以期断
　　服何以三年也？圣人制之乎？非也。此人情之必至，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也。何者？凡哀莫重乎感，而感多因乎时。期也者，历时之一周也。故见新麦则感焉，见新则感焉，乍塞则感焉，乍暖则感焉；乃至蔬果新登，雨雪乍至，亦莫不赌之而感，而哀生焉。凡至亲之丧，期之内无乎不哀也。故曰“至亲以期断”也。至於父母之丧，恩尤深，义尤重，不但初见之而感而哀也，即再见之而犹不能不感，不能不哀，但感渐浅而哀渐杀耳。必至再期之後三见之，然後其情渐，其心渐平，可以勉强复其故常，故亲丧皆以三年为断也。故曰“三年之丧，再期也”。然是理也，愚昧者不知，即贤知而未尝经三年丧者亦未必能知也。
　　△中月而宁礻覃
　　三年之丧，再期也，再期而祥，可以从吉矣，何为乎二十七月而礻覃，礻覃而後从吉也？曰：此亦人子之至情也。父母恩深，服虽已满，犹不忍於一日之闲遽易常服，是以中月而礻覃，──中者，间也；中月，间一月也。何为必间一月？古者释服必於祭，祭必於朔。祥之日无有定也。使祥於月之二十八九日，至次月朔而遂礻覃，是逾两三日而遂释服也，犹之乎无礻覃也。故必间一月，至又次月之朔而後礻覃，然後其哀渐杀而可以释服耳。
　　△三年之丧倍期
　　古人以历一年为一年，历一月为一月，故曰“三年之丧，再期也；期之丧，二年也”，故曰“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祥”（今俗谓之二十四月）。是所云“三年”者，止二十五月也。然则所谓“九月”者，二百四十一日之服也；所谓“五月”者，一百二十一日之服也；所谓“三月”者，六十一日之服也。今人乃以周一年为一年，匝一月为一月，误矣。余乡皆遵王制，二十七月而释服；内黄、清丰以南则皆三十六月（古人谓之三十七月）而後释服，至於功缌，益无复有识之者矣。夫娶妻之三日而反马（俗谓之回门）也，是历三日，非尽三十六时也；初丧之七日而受奠也，是历七日，非尽八十四时也；妇人受胎之十月而产也，是历十月，非尽三百日也；何独至於丧服而乃以匝月始为一月，周年始为一年乎？吾魏有妇人届期将产，其夫适他出，乃强制之，不使儿产。夫归见其状，问之；以告。夫曰：“是产期矣！”妇曰：“甫及九月，何得遂产？”夫曰：“此即所谓十月者也！”乃俾之产，而儿已垂死矣。今人之於丧服，亦犹此妇之见也夫！
　　△练祥礻覃皆葬後事
　　然所谓练群礻覃者，皆谓葬後事耳，非未葬而至其时即可变服也。《记》曰：“斩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带三重。”然则古人未葬，非惟不除服，且不受以成布矣。是故小祥之练冠纟原缘，大祥之素缟麻衣，皆为既葬者言之；未葬则无所谓大小祥也。今之人岂惟去麻，且公然除服矣。问之，则曰“吾三年之丧已毕矣”。呜呼，亲未入土，不知为子者何以能安，而公然食稻衣锦，宴乐无忌也？，无怪乎其停柩十数年，或至数十年而不葬也！而说者犹或讥宰我之为期丧，齐宣之欲短丧，吾恐今之人远不逮夫古也！
　　△丧服等杀以倍为率
　　古人立制，其等杀皆以倍为率。三年之丧倍期，固已；即功缌之服亦然。大功何以九月？倍小功也，取期而减其三之一者也。小功何以五月？倍缌也，取期而减其三之二者也。缌何以三月？据自殡至葬而计之者也。葬之迟速虽异，要皆以三月为大凡。故齐衰无受者，《传》皆以三月为言也。缌之服最轻，故至葬而止也。犹之乎封国之制，公侯之百里倍於伯之七十里，伯之七十里倍於子男之五十里也。若以九匝月始为九月，五匝月始为五月，而五服之制遂参差而不得其说矣。
　　△计日，计月，计年
　　三日而殡，五日而殡，七日而殡，计日也。计日，则朔虚之一日在所必计矣。缌三月，小功五月，大功九月，计月也。计月，则朔虚之一日在所不计，而惟计闰馀之一月矣。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计年也。计年，则闰馀朔虚皆所不计矣。惟自祥至礻覃，乃复计闰耳。
　　△饮食居处与人情
　　服者非第服而已也，饮食居处必有其相称者焉。“斩衰”文下《传》云：“层倚庐，寝苫，枕块，欢粥。既虞，翦屏柱楣，寝有席，疏食水饮。既练，舍外寝，始贪菜果，饭素食。”何以如是也？此人子之至情所不能已者也。盖父母既没，创钜痛深；食必虽以下咽，且父恐其食为哀气所结而致疾也，故食粥焉，──粥者，易咽而又化之物也。虞则哀少减，可以食矣；然美食犹不忍食也，而菜果初登，亦不免睹之而感而痛生焉，故惟疏食水饮。待既练而後食菜果焉。此乃人情，非有他也。即居处亦如是而已矣。然亦有不必甚拘者。家之贫富不同，人之强弱亦异，疏食苟能下咽，虽未虞而疏食焉可也。粗恶之菜非亲平日所嗜，虽未练而少用之以佐疏食亦可也。故《记》云：“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又云：“五十不成丧，七十惟衰麻在身。”总之礼本乎情，非强人以所不能行者也。若亲初丧而即能饮酒食肉，恬然不以为事，是其心已死矣，强之使必疏食，夫亦何益！故孔子曰：“女安，则为之。”孟子曰：“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圣贤之论何尝不本於人情哉！且即三年丧毕亦有不能以忘情者。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欧阳永叔之父间御酒肉，则必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此岂载於礼文者哉！故曰“人子之至情不能已者也。”
　　△近世居丧惟服异
　　近世之居丧也，惟服而已。期功之丧几与无服者同：其饮食如常也，其居处如常也，其宴会庆贺观优皆如常也。服虽多於古人，阿益焉！惟父母之丧间有一二能守礼者；然亦殊不多觏。然则所谓丧者惟服而已！余幼时读《小学》，至汉昌邑、晋阮籍事，未尝不深叹古人风俗之美。何者？千馀年间而止传此数人，此数人者又皆当世所讥，则具能守礼者固自多也。近数百年，遂以此为常事。其有三年不宜酒肉及不入内者，至书之史册以为美谈；然则是此等事至近代已为绝无仅有之事。甚矣风俗之日敝也！
　　△名有服而实不服
　　虽然，即所谓服者亦但其名然耳。余幼时见余乡风俗，尚有一二近古者：父母之丧，袍褂皆用粗白布为之，缝而不齐；练而後齐之；祥而後易素服；礻覃而後即吉。祖父母之丧，惟袍用粗白布，褂则皂之。伯叔父母之丧，则褂用粗白布而袍皂之。大功，则衣不复用白、惟履用白布耳。小功，用灰色布履；缌，用皂布履；其衣皆无异於寻常，但不吉服耳。此於服已为最轻，然他州外县尚不能如是，即余乡近日亦不能如是矣。通都大郡尤不可问。甚者，父母之丧以墨衰为常服，则其他可知矣。无怪乎古人之服制如彼其少，今人之服制如此其多！古人实服之故其势不能多；今人实不为服，是以多多而无害也。尝有人问余曰：“何以制为五服？一祖之所生，皆吾宗族也；五世而服绝，不亦薄乎？”余曰：“诚然。今之人，名为有服而实不服，如此，虽百世皆有服，可也！”盖彼不知古之所谓服者皆实著之身也。俗之敝也，其来久矣！
　　△增服与守礼
　　自唐以前，居丧者多能守礼，然於古五服之制无所增加；由唐以逮宋、明，代增其服，至数倍於古人，而守礼者者反少，何也？盖凡人其於行，则心有所踌躇审量而不敢过。故言而多者，其行必少；言而过者，其行必不及。故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明金川门之变，前一日，解缙、胡广、王艮并集於吴溥舍，缙陈说大义，广亦愤激慷慨，独艮流涕不言。既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广呼云：“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夫服制之列变亦如是而已矣！自唐以前之人实欲行古丧礼，故不觉古人之薄。若萧嵩、魏仁溥辈则原不期於人之能行，不过姑以是求胜於古人而已，是以服愈多而其加者愈无几也。嗟夫，俗之不古，夫亦何怪於今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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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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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救荒策一
　　有天地然後有水火；有水火然後有雨；有雨然後有愆伏；有愆伏然後有水旱；有水旱然後有饥馑；有饥馑然後有死亡。死亡切於民之身而天下治且安者，自古未之有也。是故，圣王之治天下，有雨而无愆伏；其次，有愆伏而无水旱；其次，有水旱而无饥馑；其次，有饥馑而无死亡。
　　天地者，犹人之一身也。众人以秦、越视一身，虽其疾痛疴痒有不能自为谋者。圣人以一身视天地，故虽寒暑日月之往来，风雨雷霆之过不及，皆能知之而预为之所。何则？天地之交，水火而已。天地者，阴阳之体也；水火者，阴阳之用也。故火势升而气降；水势降而气升。火气盛，水气伏而不能升，则胜雨；水气盛，火气浮而不能降，则雨胜。雨胜者，水之由也；胜雨者，旱之由也。天地之有灾也，犹人之有疾也。阴阳不和则灾生；血气不和则疾至。心也者，血气之主也。故心怒则气逆，悲则气结，平则气和；气和则血脉流通，康强而无疾。民之在天地之间，犹心也。勇威怯，智欺愚而上不为之禁则愤，愤而无可如何则哀；积愤多则阴阳之气逆，积哀多则阴阳之气结。是以古之圣人欲和阴阳之气，必通民情；鼓以招之，匦以受之，巡行以访之，温言以来之，使民之陵於强而告於上者朝诉而夕知，夕知而朝禁，民无留憾，亦无蓄忧；故太和之气洋溢於两间，寒暑以时，雨有度。《诗》曰：“绥万邦，屡丰年。”《易》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夫岂有他术哉！天地之心平，斯天地之气和也。”
　　夫阴阳之气，可通而不可郁也，可纯而不可杂也，可清而不可秽也。故男女旷而不交，则生郁疾；交不以正，则毒疽恶疾生焉。其感於阴阳也亦然。男旷於外，女旷於内，其於气也为火亢，为水郁。士大夫宠少优，蓄美童，里巷之间逾垣墙，游狭邪，其於气也为怪风；为淫雨，为昏霾，为毒雾。是以古之圣人合婚姻，别男女，禁淫邪，男而女行；女而偏男者殄灭之无遗育，故其时天地清明，灾不作。虽人道之当然，亦所以参赞化育也。
　　天之雨，人之汗也。汗必自腠理达；虽天地，亦有腠理焉。深山大泽，谷高下，林木蓊郁，此亦天地之腠理也，是以其土常润，其气常蒸蒸然升而为。自生聚日蕃，贫富不均，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其近山者争觅利於间旷之地，於是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锄犁之所加，风日之所烁，焦枯燥涸，而之出渐稀矣。是以古者授田有制，度其人地之数，或百亩，或七十亩，五十亩；不得擅增焉；深山大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斧斤之入必以其时；所以培养天地之力，而常使有馀，宣导天地之气而常使易泄，之所以时升而雨之所以时降也。
　　人之气欲其易泄，又不欲其过泄；过泄则营卫虚，将有当泄而力不能泄者矣。天地之气亦然。铜铁之场，地力固已耗矣；然民用不可已也，且其数犹无几耳。今之所谓煤窟者何众乎？驴骡之驼，首尾相衔，日日然，处处然，其泄地气不已甚乎？且窟深则必有水注之，水注之则必以人力涸之。夫此水非他，是即蕴於地中，以升而为，流而为泉者也，奈何以有用者置之於无用乎？是以古者建国必多树木，《诗》云：“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又云：“瞻彼中林，侯薪侯蒸。”然则古之炊爨皆取之於林麓，不取之深山重泉之下，夫是以天地之气完而其力厚。气完力厚故常易达；易达则无久郁；无久郁则亦无溢量之达；夫是以时雨时各以其叙。
　　所谓“有雨阳而无愆伏”者，此也。
　　○救荒策二
　　古者耜广五寸；两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其名曰畎。夫间有遂，其广二尺，其深倍畎。十夫有沟，其广四尺，其深倍遂。百夫有洫，其广八尺，其深倍沟。千夫有浍，其广二寻，其深二仞，以达於川。凡此者，皆非以为苟劳而已。夏秋之交，霖雨时作；山中之水必注於川，平地之水必流於潦。川不能容，潦无所宿，其势必被於田。知其必然而不可幸免，故不如先为之所以待之。今夫里巷小民，其智非有能过人也，然其营居室也，必於墙下预为水道以待阴雨；水道通则流皆入壑而庭不积焉。虽千里，虽百里，亦若是而已矣。沟洫之制今虽未能骤复，要宜仿略古法，相视地形，下者间数里为一渠；地近川者，首起於川以分川之水势；地不近川者，多其首以承潦，其尾皆讫於川乃止；则水有所归，乃不为暴矣。
　　且夫圣人之制为沟洫也，岂但水可以藉之以为泄，虽旱亦将藉之以为溉也。今东南之田，渠者盖大半矣；然而中原齐、晋之间仿而行者不及十一。不学妄庸之夫目不习见，遂从而为之说，谓地有可渠，有不可渠，渠之虽劳而无益。不知平地之田，苟近水，未有不可渠者；但水有缓急则渠有难易，田有高卑则溉有劳佚耳。惟其去水远者，水力所不能至，乃不可渠。然吾尝见今之为圃者，皆凿井以溉蔬，亦有因之以种麦者，其收皆什倍於陆田，虽大旱，不害其为小熟，其法岂独不可通於田乎！今诚如前法渠之，地近川者，於渠左右各为子渠百数以引川水；地不近川者，每夫耕五十亩，量择近村之田十亩，凿二井以溉之，则旱不能为大灾矣。
　　蝗也者，亦水旱之所生也。其为物也，不水不卵，不旱不蠕。故凡水所不潴之地无蝗；水所常潴之地亦无蝗。必秋有大水，溢入於田，然後蝗得以卵；必冬雪不降，春雨不时，然後蝗得以蠕。水旱绝矣，于蝗复何忧焉！
　　凡水之决，由於洪曲；凡洪之曲，由於沙停。水之大者，其旁必有停沙；停久不治，其沙遂积。沙积於北则洪曲而南；沙积於南则洪曲而北。沙形圆则洪圆曲；沙形锐则洪方曲。沙势逼洪，故洪不得不曲也。水之全力皆在洪首，洪直则行水心；洪曲则啮两岸；洪圆则岸当肩；洪方则岸当首。当肩则刷；当首则决。刷者决之萌；决者刷之极。洪势啮岸，故岸不得不决也。欲其不决，浚其沙，顺其洪，直其曲，圆其方，则沙不逼洪，洪不啮岸矣。
　　凡水之溢，由於泄之不速；泄之不速，由於下流之梗。水之相合也，其势必争，大者疾行则小者见夺；夺则留，留则逆，逆故不决即隘。於其合也浚之，十倍其素之广，则其势得直，其行得舒矣。
　　曰，浚之而塞，奈何？曰，浚而塞者，滞也；通之则不塞矣。
　　凡渠之器莫若龙尾：江南水车五不当一，河北水斗十不当一。龙尾之制，有城有郭，如大辘轳而侧立之；首出於岸，尾没於水，如天南北极然。城内属於轴；轴两端倚以床。城郭之间虚以容水。有墙环城，右转如螺丝然：人持轴而左旋则水循墙而右移，──水自以为已下也，而不知其已上也。
　　凡井之器莫若玉衡：桔槔十不当一，辘轳百不当一。玉衡之制，一腹两足：足在水中，其圆如筒，管通于腹；腹在水外，其圆如瓜，管通於口；口在井上，其圆如盘，管通於田。足之下，户之以纳水；其上，敞之以受楦。楦之大小可满足，竿属于衡；衡之高下可过口，轴属於床。衡有低昂则楦有升降；楦有升降则户有开阖。楦升户开则水入；户阖则水不得出，楦降则水不得不出──水无可如何，则不得不上入於腹矣。腹之下，两户共枢，不能两开，不能两阖。左开受水，则右阖之以禁其出；右亦如是──水又无可如何，则不得不上出於口矣。
　　曰：井之而竭，奈何？曰：井而竭者，浅也；深之则不竭矣。所谓“有愆伏而无水旱”者，此也。
　　○救荒策三
　　所谓备荒者吾知之矣：日常平，曰社仓，曰义仓。昔者晋侯伐楚，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齐景公聚朽蠹而冻馁其三老，则晏婴讥之。然则富民之道在散而不在积也。汉之常平始积於官，然犹不取於民；宋之社仓始取於民，然又不积於官，是以其得犹多於失。今之义仓则取之於民而积之於官矣，其初犹存劝捐之名，其後遂为履亩之税，民纳其十而九入於吏橐，就其一之实於仓者，民亦未尝得食之也。古之利国者化积以为散，後之利国者敛散以为积；古之爱民者损上以益民，後之爱民者啬民以丰官：如是，而欲其民之不死於荒岁，有是理乎？无是理乎？
　　其少知治理者则曰：“积贮之法，当藏富於民，使民三年耕则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则有三年之蓄；凡其粟布器畜财贿之数皆周知之而为之制。”夫藏富於民，诚是也；然一县之户至数万，一府之户至数十万，人人而察之，石石而量之，日亦不足。就令其能如是，其扰於民也必益甚。且夫积贮也者，岂必其名与形云尔哉，亦操乎其势所必然而已。贮其粟於仓而曰“此若干石”，家喻而户晓之曰：“畋尔田，积尔粟，以待凶岁。”──此积贮之形与名，庸人之所见而美，而其实皆不足恃也。昔者梁王移民移粟，而孟子以为无益，不若授之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而民自足也。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而孟子曰不知为政，不若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舆粱而民自不病涉也。天下事固有斤斤焉求其如是而反不如是者，有不必斤斤焉求其如是而自能如是者，势为之而已矣。故粟处乎日增之势，则不待贮之於官、课之於民而其积者自多；粟处乎日减之势，则亦无赖于贮之於官，课之於民而其积者必少，此不可以不察者也。
　　今里巷之间，侈靡征逐日以益甚，优伶之戏街喧巷咽，母呼女，舅招甥，逾数十里而往观之；生子、娶妻、丧葬之事，中人之家常不减百馀筵；加以不肖之徒荡心淫博，废时失事，倾仓倒箧，盖十而六七矣；然後以其余力力田，地利安得而尽！以其馀粟养父母妻子，饔飧安得而给！是以禾未登而麦已尽，麦未至而粟已空。称贷而益犹且不足，而今乃欲课民积贮以备凶荒，呜乎，可谓不情之至者矣！欲民之多入则莫若务专其力；欲民之寡出则莫若务啬其用。且彼民者岂不知侈佚之能贫人而勤俭之可不匮乎哉，彼其习俗皆以此为荣，故强者耻不如人而弱者惧不齿於乡里耳。乡之人入城而见长衣，则相与长之，见短衣，则相与短之，彼岂有所驱迫而然哉！然则欲俗之变亦非难事也，诚能立之标准，树之风声，其不染於俗者，礼之以为民望，而惩其尤甚者，并及其容隐之里长，则弱者有所借口而强者无所竞，力专於田，用啬於家，一岁之粟十入而七出焉求其三之毋积不可得也。
　　抑其事更有要者焉。治国之智与治家异。入於仓则谓之有，出於仓则谓之无，此匹夫匹妇之所谓智也、治府县者必合一府一县而统计之：一岁之获粟几石，食粟几石，则民之贫富无遁情矣；一县之耕者几人，食者几人，则粟之多寡无隐数矣。大抵民之不耕而食者九，而富民、僧、道、盗、丐、游手之民不与焉；其可以减者六，曰官之亲从，曰吏，曰胥，曰工，曰商，曰驵侩；可以去者三，曰优，曰倡，曰博徒。今此九者其数常倍於农夫，并其父母妻子计之，是一人耕之常有数十人食之也，为农夫者安得不冻馁乎！夫河之广也百步，则其润也十里；官贪而护其下，而欲亲从吏胥之不多且富，不可得也。农夫博负百钱则终夜不能寐，以其得之难也。亲从吏胥博一夜之欢，缠头至数十金而不以介意，以其得之易也。亲从吏胥之攫财也易於拾芥，而欲其不起夏屋，罗珍羞，丰裘马，耽歌舞淫博之乐，以富天下之工商驵侩优倡博徒而多其数，不可得也。然则一府县之计可知已。
　　且夫人之不耕，非其生而不能耕也：不耕足以自食则不耕矣，不耕不足以自食则耕矣，使六者之数所获不能逾农，而三者无所得食，则人将不驱而自耕。耕者日增则食者日减：不必求积也，而粟自苦於无所往。
　　所谓“有水旱而无饥馑”者，此也。
　　○救荒策四
　　此皆救於未荒者也。失此不图，至於已荒然後救之，晚矣。虽然，不犹胜於立而视其死者与！是故，救於已荒亦有道焉。一日籴，商贾末业主人宜之。二日借，有田者宜之。三曰役，无田而少壮有力者宜之。四曰赈，无田而文弱老幼废疾者宜之──赈有以粟者，饿未久，病未甚者宜之；有以粥者，饿已久，病已甚者宜之。
　　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籴者不籍，其馀皆籍。其籍必於未事，择近村之耆老若诸生殷实而平善者任之──未事，则欲欺我者计未成而谋未定；平善，则畏法；殷实，则轻赂；其近村也，则知之详；耆老诸生，则不习於欺罔之术，虽有过而易发。籍分为三等，先应赈者，次应役者，次应借者，役者，以壮者一人养老幼二人为率；壮者少而老幼多者，其馀入赈籍。借者，以田口多寡相较为差：有田而佃於人，与佃人田取其半者，以二当一；田少而口多者，其馀入役籍。籍成登於官，然後稽之以编审之籍，则口之多寡，年之壮老可得而知也。参之以地粮实征之籍，则田之有无可得而知也。凡加损赏罚皆视此。
　　乃发粟：借者於仓，役者於役所，皆不为厂；惟赈者为厂。厂欲多；多则民近，民近则不弊。粟厂月一发，民远来者不过十五里。先期示日，榜次其村与户於厂前。至期，亲临视之。村为一牌：炮三鸣，立初牌於门外。受粟者持具蚁附牌下；门启乃入。门阖，乃授粟：左人呼名，右人呼数。受粟毕，门启乃出；有他道则自他道先後出之。凡初牌入然後次牌立；初牌出然後次牌入；至三以下皆然。辰而始；申而毕。粥厂日一发，民远来者不过数里。立一人监之，如料民之任。受粥者皆坐，别以行，行各两列，背外面中，面间隙之以行粥。拆一鸣，行粥。人一器，不得遗；不得复，不得越。毕，柝再鸣，行粥如初；至三乃止。凡坐，内先至者。凡出，先外坐者。凡粟人扬粟於地，粥人注水於粥，皆有罚。
　　夫官之粟有限而民之贫富不均，以民济民者其惠广而遍，则发粟而外，富民大贾皆可捐之以助我也。有劝而捐者，其患在少；有追而捐者，其患在激；有使之八赎罪者，罪轻而赎则所得不多，罪重而赎则坏法──法坏，则天下之害有甚於荒者矣。捐之之道，毋求其能助我赈，求其能助我借与役而已者──赈者，费而不返；借与役者，费焉而未尝费。度其力之所能，即其居之所近，聚其人而告之数，粟不纳官，但八其籍，其借有不偿者官为督之。不如是，罚令助粟以赈。吾知其应之也不待辞之毕矣。其有有服姻族入赈格者，责之赈；有收养子女者，人当粟几何，官书其券，使不得轻去；愿助粟以赈者，视粟多募，免其役以劝之，则民之粟出矣，一县之粟亦有限，而四方之丰歉又不齐，以羡补不足，则舟车驮辇莫非助我籴者，是以富民可捐，外商尤不可不召也。招之之道，先於粟熟之时使人往籴以树之的，及其来也，强籴者有禁，高价者勿抑，市井驵侩不法之徒不得而侵渔抑勒之，则四方之粟至矣。
　　虽然，民有荒於岁者，有荒於人者──吏胥是也。凡吏胥之害；吾固已略言之矣。然在丰岁民犹能供其欲；荒岁何以堪之！且夫人而至於为吏与胥，必非有能读书明理廉洁爱民者亦明矣。其取也不以贤；其养也不以禄。不知礼义，故名不足以劝；朝斥而夕复，故威不足以惩。其所知者，惟赂而已：赂至，则鸱为鸾凤；赂不至，则夷、齐为跖、乔。故其职狱讼者，则舞文鬻狱，颠倒是非；其司赋役者，则盗用官钱，征新代旧，关通赂遗，弛富役贫；其奉差遣者，则因事索贿，计亩科钱，每营一票，费尝至数十缗，苟不十百其利，岂肯为此。至於赈济，弊尤百出，或伪造户口，或阴受请嘱。伪造户口，故粟多中饱而惠不及於民；阴受请嘱，故富者得粟而贫者无救於死。是以凶荒之岁，赈济之年，吏未有不增田，胥未有不建屋者。其在不肖有司，同利为朋，互相倚助，犹不足怪；即有一二爱民之吏，亦但以搏击士类为风烈，而轻视吏胥以为无能为，岂不谬哉！谚云：“不怕官，止怕管。”举贡生员虽有秩而政事不与闻，吏胥虽无秩而文簿票示皆出其手，此孰能为民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宋苏轼论吏卒之害。谓如二十馀万虎狼散在民间。夫岂其害未甚而古人之言乃过激如是！或亦今之君子不履田亩，不询刍荛而未之知耳。率虎狼以食人肉而曰己未尝杀人焉，吾不信也。且夫惩吏胥者岂必事事察之云尔哉，如此者，上且不胜其烦而其弊究亦不能去；要使斯人知吾意之所向而已。吾意以为吏胥不足害民，则受其害者必不敢诉，诉之亦必不察，而吏胥重矣。吾意以为吏胥深足害民，则民无所惮而不诉，诉之而无不杖之革之流之杀之，而吏胥轻矣。
　　吏胥之害除，然後可以有饥馑而无死亡。不然，则虽悉行救荒之政，吾见其徒为具文而已矣！
　　曩余馆於大行之麓，五月未雨，往来道涂间，见诸县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祷神祠，或取水数百里外，或闭南门，开北门，或缸贮壁虎令童子环击之，无法不施，迄无一效。南北开闭之说虽出董子，然屋不露日，故南户向阳，北户向阴。城门内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别，正所谓“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也。阴阳果何属焉？至贮壁虎於缸，则昏沈冤苦之歌昔人已传为笑柄，而不学之人尚诧为奇策，亦可悲矣。余虽布衣，哀民之不聊，伤吏之无术，乃於鞍间枕上殚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馆事少闲，不克成稿。会雨，遂姑置之。去年自七月朔逮霜降无雨，大名府县祷雨者数，皆俟已合後乃祷，略得涓滴，即往谢神。其意欲见祷之有验以美观听。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复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献当路，亦竟未及缮写。今夏复旱，始乘间缮之。而连日阴四合，垂垂欲下，时作微雨，窃幸余言之无用矣。会府属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讼於县，上官命县桎楷而掠之，次日天忽开霁，云敛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应之机其速如此。夫在上之人识虑高远，岂书生之见所能补其万一，用是复秘箧中；志其颠末。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记。
　　余作此策时，余乡风俗尚未甚壤，所患惟在吏胥，故三四两篇所重亦惟在吏胥。其後不数年间，风气大变，诸生多与吏胥相结，表里为奸，以罔厚利；关说词讼，武断乡曲，无所不至，遇荒岁，则与吏胥共分赈济钱米而贫民不得与焉。偶阅旧文，犹自惜其所言之未尽也。然天下大矣，岂可以一县概之；故仍其原文不改而附识其说於後。嘉庆甲戌三月又记。
　　○与杨赞府论漳水情形条议
　　此篇旧本阙，今据目录仅补文题。
　　○气势
　　凡战，义为上，势次之，气又次之，斗为下。奉天讨罪，伐暴救民，是之谓义；义立者王。据山河之险，通馈饷之利，批亢捣虚，以逸侍劳；是之谓势；势利者霸。临陈决机，勇怯并奋，乘骄待敝，使敌自溃，是之谓气；气盈者胜。矢镞剑锷，撞搪搏刺，力尽而後毙，是之谓斗；斗数者伤。《汤》之征也，曰“後我后”，武王之征也，曰“绍我周王”，用义战者也。亚夫坚壁於昌邑，郑艾缒师於阴平，用势战者也。曹刿以一鼓破齐，项羽以沉舟救赵，用气战者也。
　　胜负之道，无众寡，无强弱，气而已。气之既衰，强弩不足以穿鲁缟，贲育不足以抗童子。用兵者用其方锐之气而外察敌气之盛衰，盛则避之，衰则乘之。骤胜者其气骄，新败者其气怯，转斗不食者其气馁，久攻不克者其气弛，闻内有变者其气摇，仓卒遇敌者其气乱，乘而击之，一可以当百，弱可以制强。是故，用斗不如用气。
　　有必取，有不必取，有必胜，有不必胜，势也。项羽百战百克而卒为汉王擒者，羽用气，汉用势也。汉王守成阜以扼天下之吭，使韩信取河以北而羽之右臂断矣，南连英布而羽之左臂断矣，故楚卒灭於汉。汴之於河东也，犹汉之於楚也。克用破黄巢、王行瑜等，所向无敌，然朱温以轻兵袭晋绛，断长蛇之腰，而克用坐视河中之亡而不能救，终克用之世不复能南争中原者，失河中故也。气也者可以决一日之胜负耳，至於定天下之大计者必以势。是故，用气不如用势。
　　可以胜天下而不可以取天下者，不知势故也。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安天下者，不知义故也。汉之於楚，汴之於河东，皆制势以挫其气，然汉逐灭楚，而汴後反灭於河东者，汉有义，汴无义也。汉虽无汤、武之义，然义於楚者三：汉仁，羽暴；羽弑义帝，汉发丧讨之；汉当王关中，羽负约也。克用再造唐室，不失臣节，而温篡唐；克用救温，而温负克用；其见灭焉宜也。
　　故用兵者曰“逆取顺守”，非知兵者也。逆不可胜；逆胜，幸也。义立於素而辅之以气势，则无敌於天下。
　　○轻重
　　用兵之道可一言而尽乎？曰：可，轻重而已。敌得轻势，则我以重势持之；敌得重势，则我以轻势掩之。
　　凡兵之势，客轻，主重；新起者轻，久立者重；乘胜者轻，持援者重；兵精者轻，兵多者重；骑多於步者轻，步多於骑者重。轻欲速；重欲缓。轻欲行；重欲止。轻欲战；重欲守。轻欲致死；重欲万全。轻欲击虚；重欲阻险。轻欲敌之不测；重欲敌之自困。轻欲乘重之未固；重欲待轻之已衰。是故，平原旷野，轻之地也；山高水深，重之地也。因粮於敌，轻之资也；粮饷有馀，转输利便，重之资也。雨雪昏暗，敌不设备，轻之时也；祁寒盛暑，敌劳我逸，重之时也。鼓行而前，遇城不攻，轻之用也；坚壁清野，绝敌粮道，重之用也。
　　韩信之下赵也，汉势轻，赵势重；成安君不守井陉口，故赵败而汉胜。吴、楚之攻昌邑也，吴、楚势轻，汉势重；亚夫坚壁不战，故汉胜而吴、楚败。邓艾缒师於阴平而遂灭汉，得轻势也。慕容超弃大岘不守而遂亡，失重势也。李密之距王世充也，魏徵劝之坚壁勿战，用重也；密不听而与战，故败；世充能用轻而致死以逼之，故胜。窦建德之救郑也，凌敬劝之西出轵关，用轻也；建德不听而攻虎牢，故败；太宗能用重而据虎牢以待之，故胜。徐敬业之讨武氏也，倡义新起，其势轻；不直造东都而还图润州，故败。哥舒翰之距安禄山也，据险自守，其势重；不固守潼关而与崔乾佑战，故败。由此观之，兵之胜败无他术也，轻重而已。
　　《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轻也；“後人有待其衰”，重也。自古以来用兵之势未有能外乎轻重者也。知乎轻重之术，则百战而百胜矣。
　　○释明
　　人有明，有不明，生而然乎？曰：非也。用其明则明矣；不用其明则不明矣。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子不见夫目乎！瞽者，千万人而不一二遇也。上古之时有离朱者，暗室之中能察五色，千万年而不一二遇也。其他有目者皆相似也：或明，或不明，倍焉而已耳；又其甚者，蓰焉什焉而已耳；乌有相干百者哉！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
　　曰，然则何以相远？曰：孟子曰：“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兴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吾幼时至人家，归而问其人之所衣，不知也。此无他，不视之故也。吾尝自芟树，不自决其当芟否也；明日行於途，见树焉则视之，归而数其所见之树。之长短，枝之多寡；历历犹在吾目中也。此无他，视之之故也。故视则明，不视则不明。自掩其目则虽置泰山於其前而不知也。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也；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也；日与其庶民接，则群臣不能欺也。是以先王之世，日有朝，时有省，五截而一巡狩，有大事，朝国人而问之，彼诚用其明也。岂惟人主，虽良吏亦然。其听讼也勤，其接士大夫也数，则吏胥左右之人不能售其奸矣。
　　今之为县者，惮於听讼而疏於接士大夫。讼者或待至数月焉，或待至一岁焉；不然，则委之於宗族乡里之长焉。讼者不得尽其辞，故他人得以抑扬其说，上下其手，而无所忌。流言日入於耳，是以其听之也愈难。向使其讼之始而即坐而听之，讼者无遁情，听者无旁受，数言而立剖矣。有人焉誉之，则以为贤，一县之中皆以为不肖而彼不知也。有人焉毁之，则以为不肖，一县之中皆以为贤而彼不知也。事本曲也而或云直，则疑其果直也。事本直也而或云曲，则疑其果曲也。为所诬者虽有夷、由之行，具仪、秦之舌，抱陈平、第五伦不情之冤，可以一辨而即明，而无如其不见不问何也！呜乎，是自掩其耳目而已矣！
　　如此者，其不明之咎耶？其不用其明之咎耶？夫苟不用其明矣，则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焉！
　　○喻伪
　　磁粉，天下之名藕粉也。自秦、楚、梁、豫来京师者必道磁；道磁，必市磁粉以馈京师士大夫。京师士大夫莫不重磁粉者。然以其名也，故伪多而真少。州中粉肆数十，皆用绿豆若蜀黍粉为之，虽华门广厦皆然。惟南门杜氏及北门外张氏，粉皆以藕，不伪；然肆殊狭陋。又有某氏，居村中，粉尤美；近人或知之。四方来者仓卒不能辨，苟以磁之名焉而已，见华门广厦，争往市之，以故伪者反易售。人竞趋於伪，京师士大夫罕有能食真磁粉者；然磁粉尚名京师不少衰。呜乎，磁粉一口腹之事耳，其藕也必甘而旨，其非藕也必薄而劣，此宜尽人皆能辨之，然受其欺者比比如是，况物之难辨有百倍於磁粉者哉！物之美者往往不辞僻陋，然世之人未有不择通都大邑华门广厦而投足者，宜乎其不能得真者而市之也。
　　有晋中客以识药知名，过内黄，止药肆，或以纸裹羊胎示之，绐曰：“鹿也。”客睨之而笔曰：“是乃羊耳，是区区者而能欺我耶！”其人归过其友，其友裹以帛，囊以锦，贮以箧，复持示之。客两手捧之，谛视良久，曰：“此真鹿也已！此岂曩羊胎之所能伪者！”故均一羊胎也，徒手而示之则掩口而笑，裹以帛，囊以锦，则见者改容而礼之矣。今天下之不改容於帛与锦者几人。而虽持真鹿以求知於世，安在其能遇哉！
　　俗传有人嗜酒，醉即挞骂其妻。一日，妻置米汤釜上；以为酒而饮之，即往挞妻。妻曰：“曩釜上者米汤，非酒也。”其人豁然顿醒，遂止不挞。世之不辫真伪而强作解事者何以异此！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韩退之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余始读之以为有激而言，今始知为常事。呜乎，士君子读书学古，蕲自得乎心而已，勿望世人之必我知也！
　　○甘苦
　　裨谌能谋，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而行人挥应对樽俎之间，沛然有馀。然挥不以所能先裨谌者，才各有短长也。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而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上有所感，辄使赋之。然皋乃自诋其其文谓不如相如者，文固有高下也。嗟乎，美恶之故非智者不能知，而难易之形则众人所共见，无怪乎晋、宋以降遂至以“五官并用”，“击钵成诗”为美谈也！
　　秦始皇将伐楚，问王翦用兵几何，翦曰：“须六十万人。”问李信，信曰：“二十万足矣。”於是使李信为将，将兵伐楚；大败而归。复使王翦，翦曰：“大王必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诺。”翦遂灭楚，虏其王。故不考其事之成败而以兵之多寡较之，则李信贤於王翦远矣。
　　隋麦铁杖在陈为伞户，常下直，行百馀里，夜至京口；比旦牙时复往执伞。沈光缘十馀丈幡竿，直至龙头；系绳毕，陵空而下，人号为肉飞仙。而王韶自并州驰驿入京，竟以劳卒。力之强弱相悬乃至於此。故既为韶则必不能复为铁杖、光者势也。
　　苗之为物也，粪而耕之，种而之，犹有不能生者；又从而耘耨之。至於草，则不种而生，不粪而茂，耘之而犹不能除也。然而农夫不弃苗而取草者，为其为苗也。故以待草之道待苗则无苗矣。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王孙由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彼非其人，故无由而知其人之甘苦。世有裨谌、相如其人者，必不以不病病人之病矣。
　　○读韩子《讳辨》
　　讳始於周，讳其名焉耳；文同而异其指，不讳也。周衰，鲁始以献、武废具、敖。魏、晋至唐，其讳尤严；官爵器用之属音少相似，咸莫敢近。而韩子独考经据律以正其失，可谓明於辨而卓於识矣。然当时反谓为纰缪。今之去韩子远矣、然读者无贤否未有非之者。岂今之人皆智而唐之人皆愚哉！甚矣风俗之移人也！非韩子，其孰能违俗而不顾者乎！呜乎，士之执一说，守一义者，惟其是而已，世俗之臧否岂足为定论哉！
　　○书陈履和《东山诗解》後
　　细观所解，分肌擘理，思曲意深，深为嘉欢。但熟玩此篇，只是室家聚首相乐之词，非有他也。首章自叙途中情形而结之以“车下”、“独宿”，次章代写家中景象而结之以“可畏”、“可怀”，其意了然。三章始言夫妇之聚首，“妇叹于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双承上二章意。此下便当写聚首之乐矣，却忽借瓜开；非瓜也，其人也──瓜犹如此，而况人乎！四章又借新婚之乐以形容之，末只一句打转，言语之妙，令人想像无已。盖聚首之乐最难言，言亦不能尽，故前两章从对面写，後两章为旁敲侧击之词，不言乐，正深於言乐也。读此诗，使人动思家之情，增伉俪之重。
　　鄙意，读《诗》之法当先求其义。如此诗，三年东征不为不久，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卫》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固由周公奉天伐暴，要是文、武遗德在民，周公矜恤有道，是以上下一体如此。即此可见盛世景象。易传所谓“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者，此也。然与《秦风》之《小戎》、《无衣》又不同。彼是一团霸气，与此有欢娱之别。此秦之所以并六国而周之所以卜三十也。自说《诗》者以为劳诗，此意索然矣。
　　次考其事。如此诗，即周公伐奄事，当在《书大诰》之後，《多方》之前。盖商季诸侯互相吞并，东方奄为最大。武庚，亡国之馀，伐之想不大段费力，而伐奄为最久。故孟子云“三年讨其君”，即此事也。
　　次玩其文。如此诗，醇厚和平中有朴茂之气，真盛世之音也。《小雅》、《国风》中，惟《七月》之雄伟深厚在此诗上；若《出车》、《六月》等篇，虽冠冕堂皇，而气味皆不若此醇古。即此可验政事盛衰，世次先後。
　　若诗中语有难解者，不妨姑置之。说皆可通者，不妨两存之。今人觌面问答犹不无错会其意者，况三千年前之言语，世变风移，名殊物异，安能决知其某字何意，某字何意哉！且由古文而隶，而楷书，由竹简而纸，而印本，岂能绝无缺误。是以武侯略观大意，靖节不求甚解。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卷二
　　○封建论上
　　旧本阙
　　○封建论下
　　旧本阙
　　○周平王论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酆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於洛。”苏氏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崔述曰：甚矣，苏氏之诬也！夫国之盛衰在德不在势，周之所以不振由其无贤圣之君，不以迁都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此子朝之谀词耳；考之经传曾无一善可纪。岂得归咎平王哉！
　　且平王初未尝有迁都之事也。周之王畿，号为千里；然当幽王之初，诗人已有“蹙国百里”之伤。至骊山之变，宗周之地尽没於戎，所存者惟郏、辱阝耳；然後晋文侯迎太子宜臼而立於洛，是为平王。非平王本都宗周，无故而弃千里之畿以东迁於洛也。平王遭家国之变，不能尝胆卧薪，修德立政，以恢复文、武、成、康之业，诚不为英主矣；然遂谓其弃岐、酆而东迁，岂不诬哉！
　　卫懿公之败也，狄灭卫，卫人夜出济河，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乃五干人；於是齐桓公立戴公以庐於曹。刘聪既克关洛，虏怀、愍，琅琊王睿乃立於江东。郭威既弑隐帝而篡汉，汉之州镇皆归於威，刘崇乃以河东称帝。此数君者皆未尝以国迁也，彼其故土已丧於先君之手，万不得已而自王於一隅，保境安民以存宗祀，夫亦可谓难矣。固不能与夏少康、汉光武同列中兴之数，亦何至遂与魏、李景，避寇迁都之主，同类而并讥也哉！
　　说者又谓平王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为东迁之证，则又不然。人之情莫不知爱土地，人有土地犹思夺之，况己之所有乎！平王之所以畀秦者，盖其地已尽为戎有，自度其力不能恢复，又惧戎之东侵，而秦有拥戴血战之功，是以因而与之，使之自为职守以卫王室。不然，关中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文武所以成王业也，一旦无故而捐之以与秦，平王虽下，不至若是愚也！自平王之立四十有九年为鲁隐公之元年，又七十馀年而秦穆公始大，则当赐秦以後，秦虽日与戎战犹未能有其地，况平王乎！
　　桓王取邬、刘、、邗之田於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樊、隰成阝、攒茅、向、盟、州、陉、ㄨ、怀凡十二邑；左氏讥之，以为“己弗能有而以与人”。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襄王劳之，复赐之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意与平王正同；盖以其地既弗能有，而名犹隶於畿甸，无宁为此不费之惠焉。但以晋之力能有之，是以左氏无讥。而东莱吕氏乃谓“襄王不许晋隧而赐之田，亦为紊王章而自削弱”。夫使此地果王所有，则王既许之，谁复拒之，亦何待於晋侯围之以兵而後服哉！且左氏“己弗能有”之文吕氏独未之见乎？甚矣宋儒之不考也！
　　自宋以来，儒者皆好为议论以訾前人而不考其事之终始，往往颠倒时代，错误方域；而後之学者识见寡陋，震於其名而不自求之六经诸史，口耳相传，道听途说，遂以为其人之定评者数百年矣。如平王者，何足道！其他贤人志士，乱贼奸臣，或无端而被谤，或无故而窃名者，又岂少也耶！
　　○宋宣公论
　　宋宣公将卒：舍其子与夷而传国於弟和。和将卒，复立与夷而居其子冯於郑。与夷立十年，其臣华督弑之，召冯於郑而立之。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余之意独谓不然。与夷之立也，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不知督有无君之心而以为大宰，又不阴为之备，故督得成其逆谋，不因於宣公之让与不让也。会宣公有让国之事，後世远以为口实；藉令宣公自传之与夷，乌知督之遂不弑君也？春秋之世，宋之见弑者三君，庄公、成公皆未尝让国而其子捷与杵臼亦皆见弑，岂得独罪宣公也哉！
　　若谓督既弑与夷而立冯为宣公有以启之，则又不然。使与夷既立而冯作乱，若王子朝之於猛，卫州吁之於完，以罪宣公，可也；今也冯未尝有是也。督既弑与夷，宋国不可以无主，冯亲先君子，故召而立之耳。藉令无冯，宋岂无诸公子可立者乎？齐光之弑也立杵臼，郑夷之弑也立坚，此又谁实启之？晋州蒲之弑也，栾书召孙周於京师而立之，周之父未尝有国也。岂必宣公传位於和然後冯可立哉！
　　且非独与夷之死宣公不任受过也，即其立也亦不任受功。宣公之所以立和，或与夷幼而不能主社稷，或不肖而不可以主社稷，为宣公者当立和则立和而已矣，和之复立与夷与否宣公不得而知之也。不立其子而立其兄之子，此和之贤；不知与夷之不可为君而立之以致乱，此和之过，於宣公何与焉！观於与夷之终见弑，则宣公之所以立和盖非无见也。和之卒也，与夷之齿长矣，师保之教训夫亦可以习矣，政之得失，民之哀乐夫亦可以备知之矣，然犹不能安其民而制其臣；使宣公之卒而即传之与夷，其见弑之不待於十年可知也。宣公之能知人如是，世不以是贤宣公而反以是罪宣公，甚矣其是非之颠倒也！
　　吾尝观於三代以上之事，而知父子相继非一定之制也。一姓之相传始於禹，而禹孙仲康以弟继兄。商人兄终弟及，见於书者尤多。周孝、定、敬三王皆以别子嗣居天位，盖国家不幸而当其变，则社稷为重，宁割慈忍爱而立弟耳。
　　秦、汉以来，人主各私其子，乃藉口於“君子大居正”之说，神器於婴儿，付生灵於不肖，以至败国亡家覆宗绝祀者盖不可数矣。其尤著者，晋武帝明知其子惠帝之昏愚而其弟齐王攸之贤，乃溺於禽犊之爱，终不肯废子立弟，以致八王、刘、石之乱；周武帝明知其子天元之凶恶而其弟齐公宪之贤，亦蹈晋武覆辙，使之扪痕恨晚，宪以冤死，周亦寻灭：岂不可痛也哉！此皆公羊氏所谓大居正之君子也。然而後世之儒不闻议二武之失，反斤斤焉求宣公之瑕以为传弟之戒；然则为人君者必明知其子之不克负荷而与之国，使之暴虐生民，踣其国，坠其宗，然後得免於後世之清议耶！
　　○鲁隐公不书即位论上
　　鲁隐公之元年，《春秋》不书即位；先儒以为摄。欧阳子曰：“隐实为摄，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苏氏轼曰：“非也。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以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故隐公亦摄主也。”崔述曰；甚矣说经之不可不慎也！摄之义不明，遂至於乱礼而诬圣人，岂天下之细故哉！
　　《礼》曰：“丧有无後，无无主。”是无後则为之立摄主以主丧也。故君薨而世子生，未葬，则卿大夫从慑主，北面於西阶南，太祝裨冕告殡；己葬，则太宰太宗从太祝告於祢庙，不复有摄主。由此观之，则摄主乃丧主，非国主也。今隐公之为鲁侯十一年矣，岂得为摄主乎！礼曰：“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是子虽幼，不复立摄主也。苏氏亦曰：“子生而男也则摄主退。”今惠公之薨，桓公生矣，男也，隐公何得为之摄主乎！国家，重器也，不可以两属；两属则必争。今苏氏欲援一人立之，谓之摄主，俟太子长乃以授之，此二人者，皆尧、舜、夷、齐也则可，不然，是大乱之道也。非摄主杀太子，则太子杀摄主，宁先王之制而有是哉！
　　《洛诰》曰：“朕复子明辟。”复，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蔡传》亦然）。王莽欲窃汉之天下，乃诬周公有践位复辟之事以济其恶；苏氏信之，何耶？且苏氏以周公果称王耶，周公称王则吾不知成王当何称耶：亦称王耶，称太子耶？成王之见周公用何礼耶：如二君耶，抑臣於周公耶？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周公既称王，成王又称王，是民有二王矣。成王既北面以朝周公矣，无何又南面而临之，是“尧帅诸侯而朝舜”也。此在齐东野人或有是语，少知名义者岂得出此言乎！
　　且苏氏知周公何为而摄政耶？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故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记礼之家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附会而为践位复辟之言，岂不诬与！（叶氏梦得说同）不然，周公居东以後，成王既亲政数年矣，亲逆以归，君臣相得，言听计从可矣，何劳於周公之摄之也哉？
　　故凡古人之摄有三：舜，君老而摄者也；伊尹、周公，君谅阴而摄者也；共和，君和，君在外而摄者也──皆不为君，故谓之摄。今也隐既君乎鲁矣，即使果授国乎其弟，亦不过如宋宣公、元武宗焉已耳；即使果自老於菟裘，亦不过如赵武灵、魏献文、宋高宗焉已耳，岂得遂谓之摄也哉！岂得遂不谓之即位也哉！如是而可以为摄，则王莽、张邦昌莫非摄者矣。故摄则不称公，称公则非摄，欧阳子之论不可易也。
　　虽然，先儒之以为摄也亦有故：一日国君必书即位，而隐不书即位；一日相传有是说。此二疑者不破，则虽明知摄之不称公而终不敢谓隐之果非摄。惜乎其论之犹有未尽也！
　　○鲁隐公不书即位论下
　　《春秋》之策；十有二公，书即位者八，不书即位者四。先儒求之而不得其故，因见桓、闵之弑而子般之杀也，遂为之说曰“继弑者不书即位。”而桓、宣皆继弑，又未尝不书即位；则又为之说曰：“与闻乎弑者书即位。”彼数君者既已然矣，则隐公之不书即位，势不得不别为之说以通之，此学者之所以深信其摄而不敢异也。
　　史也者，所以传信也。均之即位也，或书而或不书，是史非实录也。史书之而孔子削之，是圣人之经非实录也。
　　曰：“不忍於先君之见弑也。”夫忍不忍在即位耶？不在即位耶？在即位耶，则彼之即位为忍，孔子当著其实以明其忍，不得私庇之而私削之。不在即位耶，则书不书等耳，何为而削之哉？
　　曰：“古者有即位之礼，先君见弑则不忍行此礼，是以不书，非削之也。”曰：“位，君位也；即位，就君位也；既为君未有不即位者，不即位是不为君也。自天子以至於大夫皆有位，於何日始居此位即於何日谓之即位，不以其礼之繁简也。所谓即位也者，犹後世天子之云登极，百官之云到任也；今曰‘某虽为帝，未尝登极’，‘某虽为官，未尝到任’，可乎？不可乎？晋厉公之弑也，悼公在周；竖牛之杀叔孙仲也，昭子讨而诛之；二人者其不与闻乎弑可知，然皆不废即位之礼。由此观之，虽继弑未有不即位者。庄、闵、僖三君之不书即位，皆不以继弑故，何独至於隐而必疑其摄耶？”
　　曰：“继弑之说本之《公羊》、《梁》，诚如子所云矣。《左氏》庄元年传云：‘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元年传云：‘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元年传云：‘不称即位，公出故也。’然则其皆非与？”曰：“君虽弑，子犹得称即位，岂以夫人故，乱故而不得称乎哉！礼虽不备，其为即位自若也。且《传》以为僖公先即位而後出耶？先出而後即位耶？先即位耶，即位之时史固已书之矣，岂至後日既出而追削之？先出耶，身既在外矣，又何位之即焉？盖左氏亦求之而不得其故，故以意度之而为之辞。不然，君之出入非小事也，僖公出何地，出因何故，既出何以复入，《传》何得不置一言也哉！”
　　曰：“然则何以不书即位？”曰：“《春秋》之策十有二公，其後七君皆书即位，其前五君书者一而不书者四，岂不以其世远而多阙哉！君之即位也以正月，而定公之即位也以六月，即位固无常月也。故旧史失其月日则孔子不复追书；即旧史载其月日而所传异词，又不幸无可考，则孔子亦宁阙之，慎之至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後人耻言不知，务强为之说，故不知圣人有如是之阙疑，反以为别有深意焉者，而不知其过也。隐公之世，大夫卒多不日（唯公子驱卒日），桓、庄之世，大夫卒多不书（唯公子牙卒书），皆远也，皆阙也，皆慎也；乌有如先儒之所谓云云者哉！”
　　曰：“然则相传之说何以故？”曰：“自古篡弑之君往往文饰其说以欺当世。王子朝既败，告於诸侯曰：‘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楚公子围弑郏敖而自立，使赴於郑，伍举问应为後之词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吾恶知非桓既弑隐之後恐国人之议己，伪称其母之贵，其兄之摄，以明己之当立，不幸桓之子孙终有鲁国，遂无有人为辨其诬者乎？学者取信於《经》焉，可矣！”
　　○争论
　　廉颇为赵将，有大功，拜为上卿。蔺相如为赵奉璧於秦，完壁而归，又相赵王会秦王於渑池，亦拜为上卿，位廉颇右。颇羞为之下，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称病不与争；望见颇，引车避匿。颇闻之，肉袒负荆至相如门谢罪，卒相与。世皆多相如之有让。余独以为相如固贤，亦幸而遇廉颇之贤故得成其让也。何者？天下之事，两争然後相争，亦两让然後相让。使相如避而颇不悔，以为畏己而愈肆焉，即已辱之而犹以为未足，相如其奈之何？由是言之，成相如之让者颇也。
　　宋殷景仁为领军将军，荐刘湛於文帝，召为太子詹事，并被任遇。湛以景仁位在己上，乃因彭城王义康以倾之。景仁惧，称疾不出，以避湛者数年。湛犹不肯已，谋使盗杀之。文帝乃与景仁密谋诛湛，然後景仁始免。若此者，岂景仁之不让哉！湛非有颇之功，又因景仁以进，固不当倾景仁；景仁之避湛，其事更难於相如，然卒不能减其怒，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何也？人心无尽，固非让之所能化也。嗟夫，士大夫诵读诗书，谈说礼义，让之犹不足止其争，况於里巷不学之人，市井无赖之辈，尚力而不尚德者乎！虽有好让之人与之处，亦不能保无相争之事。乃世之士见其如此，不复问其曲直，辄从而两罪之，呜乎，过矣！
　　古之时人心淳朴，风俗敦厚，犹有化於让者；後世不可得矣。有让之者，则以为畏己而愈陵之。让之既久，则又以为事固当然而安之。一日少拂其意，则其怒反更甚。且让固有不能率以为常者。人之贪心，遏之则渐止，纵之则益甚。今日欲得其牛，与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车，又与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故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争而不已，势必至於让者不能复让而亦与争，贪者智尽力穷而无所得；然後其争始息。故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周太王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弃其国，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鏖六国，六国争割地以事之，今岁割三城，明岁又割五城；地不尽，秦兵终不止，卒灭六国，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与六国不可谓不让矣，周、秦以上已非让所能化，况後世乎！故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
　　宋之於金也，初割三镇，继割两河，继而又割京东、京西、陕西诸路，求和之使旁午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来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让者也，然而金师南牧未尝为之中止。必待韩、岳、吴、刘屡挫其锋，然後金人始许画淮以和。由是观之，苟力之所能争，虽百让之不止。国家之大，闾里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圣人知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曲则罪之，直则原之，故人竞为直而莫肯为曲。人皆不肯为曲则天下无争矣。然则圣人之不禁争乃所以禁争也。後世之论者则不然，但见其後之争，遂不复问其前之让，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议。曲者以利，犹获助於小人；直者以义，并见弃於君子。人知让之之後之终不免於争，而又不能以其直见谅於人也，故竞为其曲而莫肯为直；与其让而不终，无宁争之於始。俗之益争，夫亦好为高论者之有以驱之也！且论者於南宋之事则以其让为罪，於闾里之间则又以其不让为罪。天下传自祖宗，田宅亦受之先世；势同而论异，事异而罚同。呜呼，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难矣哉！
　　朱仁轨云：“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斯言也，听之甚美。然以余所见乡党之间则大不然。最甚有杨氏者，田百亩，今仅馀四十亩矣，然犹供百亩之税，遂为子孙百世之害。不知古今之殊俗耶？抑四方风气之不同耶？至於不肖之宗族，尤不可以常理论。唯力足以拒之斯已耳，否则必无立锥之地而後不生其心。然亦其初即然乃免於争，若争端已起而後然，则虽垂而人犹不信，悬磬而忿犹不消。故有田宅已捐，自食其力，幸未至於冻馁，而争犹不止者。况其让犹未至於是者耶！
　　曰：然则让不能以化人乎？曰：其人而贤如廉颇也则能；即不然，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让之，彼自知其力之不敌也，亦或有知感者，不可以是概之人人也。是故，以让自勉则可，以不让责人则断不可。夫责人则亦惟论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尝久处闾阎，亲历险阻，而於人情多不谙也！
　　○讼论
　　天下之患莫大乎其名甚美而其实不可行。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曰：“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许行使市贾不贰，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圣人非不知薄取民而一市贾之为美名也，顾以其势断不能行，姑取其美名焉而已，而人心风俗必受其大害，是以其论常不敢过高也。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故《传》曰：“饮食必有讼。”柳子厚曰：“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讼之来也久矣。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鲁叔孙昭子受三命，季平子欲使自贬，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唐、虞之时何时也，诸侯犹不免於讼；昭子，贤大夫也，亦不能以无讼：然则是讼也者；圣人之所不责而亦贤者之所不讳也。两汉之世好言黄、老，始有以不与人讼博长厚之美名者；然亦其时风俗醇古，故得以自安於闾里。唐、宋以降，日以浇矣：乃为士者幸藉门户之荫，不见侮於市井小儿，遂以人之讼者为卑鄙而薄之；而惮於听讼之吏因遂得以是藉口，有讼者，则以为好事，怒之责之而不为理。呜呼，是白圭之取民而许行之治市也！
　　何以言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必此争而彼甘於让斯已耳，苟不甘於让则必讼之矣。故陵人者常不讼，而陵於人者常讼，其大较也。且争而甘於让者，惟贤与孤弱者耳。然理固有当让，有不当让；势固有能让，有不能让。所争者非一人之得失，则不当让。让之而争者不已，让之而争者得逞，人皆从而效之，则亦不能终让。故虽贤与孤弱者亦不能尽无讼也。夫使贤者常受陵於不肖而孤弱者常受陵於豪强而不之讼，上之人犹当察而治之；况自来讼而反可尤之乎！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讼，陵人者反无事而陵於人者反见尤，此不惟赏罚之颠倒也，而势亦不能行。何者？人之所以陵於人而不与角者，以有讼可以自伸也；不许之讼，遂将束手以待毙乎？抑亦与之角力於蓬蒿之下也？吾恐贤者亦将改行而孤弱者势必至於结党，天下之事从此多而天下之俗从此坏矣！
　　余幼时，见乡人有争则讼之县；三十年以来不然，有所争，皆聚党持兵而劫之，曰：“宁使彼讼我，我无讼彼也！”唯单丁懦户，力不能抗者，乃讼之官耳。此无他，知官之恶讼而讼者未必为之理也。民之好斗，岂非欲无讼者使之然乎！逮至近年，风俗尤敝，里巷之间别有是非，反经悖律而自谓公；以斗伤为偶然；以却夺为小事；立後则疏族与同父无殊；争田则盗买与祖业不异。推此而论，不可枚举。至於姑残其媳，弟侮其师，窃田禾，毁墓木，尤恬不以为怪。诉之宗族，宗族以为固然；诉之里党，里党以为固然。彼固不识字，即识字而亦不知律为何物也；不得已而讼之於官，则官以为好事而里党亦共非之。是以豪强愈肆而善良常忍泣而吞声。无讼则无讼矣，吾独以为反不如有讼之犹为善也。
　　昔韩文公为都县，雅重卢仝；仝为比邻恶少所苦，使奴诣县讼之；公不惟不薄仝，反称其贤而自引为己罪。彼韩公者岂独喜人之讼哉？诚少历艰难而悉寒士之苦故也。然则今之君子或亦生富贵之中，席祖父之势，居仁里，处顺境，未尝身杂保佣，目睹横逆，故不知涉世之难而妄为是高论耳；不然，何其不近人情乃至是也？
　　或曰：“子未睹夫讼之害耳。书役之鱼肉，守候之淹滞，案牍之株连，有听一人一朝之讼而荒千日之业，破十家之产者矣；况有讼而诬焉者乎！”曰：“此诚有之。然此谁之过耶？苟官不护其下，书役安得而鱼肉之！讼至而即听，当逮而後逮之，何淹滞株连之有哉！此乃己之不臧，反欲藉口以禁人之讼，可乎！且讼而果诬，反坐之可也；不治诬者而迁怒於他人而禁其讼，是使直者代曲者罹殃也，亻真孰甚焉！”
　　曰：“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然则圣人之言亦非与？”曰：“《大学》释之明矣，曰：‘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然则圣人所谓‘使无讼’者，乃曲者自知其曲而不敢与直者讼，非直者以讼为耻而不肯与曲者讼也。若不论其有情无情而概以讼为罪，不使之得尽其辞，曰吾欲以德化民，是大乱之道也。且无讼之治，圣人犹难之；今之吏岂惟无德且贪莫甚焉，民之相争固其所也，而欲使之无讼，舛矣！”
　　○五行辨
　　旧本阙
　　○稷祭辨
　　稷，五之长，今俗直谓之。祭，黍之别种不粘者是也；或谓之饭黍，关以西谓之糜，河以北谓之祭。
　　韦昭《国语注》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莠正似，绝不似祭，此可知稷之为今而非祭也。《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之苗穗皆与黍同，故糜从黍。古人均谓之黍，《诗》所谓“其饣襄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是也。关以西亦谓黍为黏糜。此可知祭之为黍属而非稷也。稷，入声，子力切。祭，去声，子例切。稷从；祭从祭。其义、其音、其文，无一同者，则二者之非一物明矣。
　　粟者，黍稷末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云粟；数之名则未有及粟者。孟子曰：“有粟米之征”，“米粟非不多也。”《诗》云：“黍、稷、稻、粱。”又云：“黍、稷、重、、禾、麻、菽、麦。”皆不言粟，是也。故米初去粗皮，谓之脱粟；呼稷之粟为粟，非谓稷为粟也。以稷之多也，故但呼以粟而即知为稷；久之，而稷之名遂掩。稷也而粟之，犹今之人之之也，犹於其米而直谓之米也；而不学者遂误以粟为本名，而不知其为稷矣。
　　河北自漳以西舌强，能读入声；以东舌弱，不能读入声，──《中原音韵》所谓“入声作平声，作上去声”者是也，──故读稷与祭之音相似。而乡中人识字不多，秋禾登於场，笔而记其数，有不识祭字者，则书稷字以代之──稷字《四书》、《诗》所有；祭字《四书》、《诗》所无也。犹高粮之或误书为高梁（俗呼蜀黍高粮），金簪之或误书为金针也（俗呼黄花菜为金簪），犹古人之误书弄璋为弄獐也。而不学者不知稷为何物，遂误以祭为稷，反疑其民呼为“子例切”者乃方音之转，而笑书祭者为误字矣。
　　稼书陆子作《黍稷辨》，谓稷乃今之谷而非饭黍，征之书传，详其形状，以纠前人之惑，其事虽小，而不肯沿讹踵谬之心即此亦足见其万一。然谓土人以饭黍为稷，则犹未知北方农夫之所呼者祭而非稷也；由祭而之稷，作《本草群芳谱》者不见《说文》，妄以己意揣度之耳。余故补其未备，作《稷祭辨》；於陆子所已辨者则不复言，从省文，亦不敢掠美也。
　　○《禹贡》田赋九等解
　　《禹贡》九州田赋皆分九等。读者苦其难记，或作《指掌图》，以九等分配於十二辰，按指节历数之；又作《歌诀》，鄙俚不经，既侮圣言，亦无伦理，余深病之。窃谓其所以难记者皆由於不究其故；不究其故，则虽强而记之亦何得於心哉！因第其说如左：
　　雍、徐、青、豫、冀、兖六州皆居北方；而雍居六州上流，土厚水深，虽濒河而无河患，故田居上上。青、徐皆不濒河，故次雍；而徐上中，青上下者，徐土坟而兼埴，青土坟而兼斥故也。冀、豫皆濒河，有河患，故又次徐、青；而豫中上，冀中中者，豫一面濒河，冀三面濒河故也。惟兖当九河之委，土薄水浅，故居中下焉。梁、荆、扬皆居南方，故田皆在下等；而梁居三州上流，故次兖；荆稍东，故次粱；扬最东，当三江之委，故又次荆也。此田分九等之说也。
　　冀为帝畿，土广民众，故赋居上上。豫、荆，东西之中，水陆之会，故赋皆居上等；而豫田中上，荆田下中，故豫次冀，荆次豫也。雍、徐、青、梁、扬五州皆居东西偏，而雍、徐、青田皆上等，故赋亦皆中等；然青次荆，徐次青，雍次徐，与田之上下相反者，东方土狭民稠，西方土广民稀故也。梁、杨田皆下等，故赋亦皆下等；然扬次雍，梁次扬，亦与田之上下相反者，其故亦犹青、徐之加於雍也。惟兖受河患最深，创残之馀，民气未复，不可以赋之常法绳之，故曰：“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此赋分九等之说也。
　　赋言“错”者四州，又各不同。冀州赋重而地广，其赋不可均也，故有“错”焉；不言所错者，赋上上矣，其错必於下可知也。扬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故有错而上者，故其文曰“上错”。粱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山林，故有错而上者，亦有错而下者，兼本等则为三，故其文曰“三错”。豫州，四方之交，土兼坟壤与垆，故其赋错出不均；综而计之，适得上中，故其文曰“错上中”。此四州言错之说也。
　　以是求之，皆有至理，可以得其故。何必区区效星相之术，於指节间定部位，作小儿戏哉！
　　○文说上
　　画，所以貌物；黑白之色，方圆曲直之势皆合焉，谓之画。文，所以载道；是非得失之故，贤人哲士之事实皆合焉，谓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虽殊，其理一也。
　　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无是物也，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讠皮其说，谬其理者也！累朱攒青，曲直杂设，非人，非树，非山，非屋，见者不能名其物，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晦其辞，乱其章，读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画”，世且曰“彼工画”，问其所画之物，则曰“吾工画而已，不知物也”，何以异为文而离乎道，且自负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
　　凡论画之美者，曰“亳毕似”，曰“尺寸千里”；然则为文而能了然於口与手，简而明，约而尽，使读者释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岂不可谓工於文乎！然而世之为画者不求之物而徒册上之横斜疏密是问，此所以无工画者也；为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长短难易逆顺是问，此所以无工文者也。夫匠者不必能画器皿，游者不必能画山水，然未有闭置一室，目不见山川器皿之形而能画者。贤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无牖隙之见而能文者也。
　　悲夫，知画者世或有之而知文者鲜，是文人之智反出画工下也，惜哉！
　　○文说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为情，其於事也为义为势。大之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小之而愚夫愚妇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长，皆道也。文也者，载此者也。其义显，其势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论之，虽大贤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论之，虽百家技艺之书亦各有其道焉，──庄周、韩非是也。譬之博奕；虽非圣人之道，然工於博奕者言博奕之所以胜负较然不诬，是即傅奕之道也。
　　虽然，道有醇驳则文有高下，孟子所谓“讠皮、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无驳於二子者也，不为世所诟病耳。譬诸饮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经》，稻粱之味也。孟与韩，鱼肉之味也。斑、马、欧、柳之言间有膻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饪者也。摭拾《六经》之遗文，剿窃注疏之成说以为明道焉者，食饣壹而饣曷，鱼馁而肉败者也。庄周、韩非非圣人之道而见美於世，犹葱荽椒蒜，獐鹿驴骡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视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则不可谓无物；视世之心无所得而摹拟古人之言以为文者则不可谓无道。余所谓文以载道者，以此。
　　夫韩退之，柳子厚，世所谓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谓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独近代文士则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拟语势为文，以摭拾陈言为道；非文之与道异也，彼所谓文与道者异也。
　　●卷三
　　○上汪韩门先生书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之未故今省之）与董公常书
　　乙酉之秋，得於京邸晨夕过从，畅论书史者数月。岁终握别，至今十有二年。每读书有会心处，辄屈指私计可与语此者惟广平栗太初及我公常先生二人。而太初往矣，先生又无由接坐一谈。兴言及此，真令人读书之兴索然欲尽也！
　　往述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於几前。既澜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於《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日积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汉以来传注之言往往与经抵牾，不足深信。如炎帝本与黄帝同时，太皓在其後，而世以为伏羲即太皓神农即炎帝。稷、契皆在帝喾之後百数十年，而世以为高辛氏之子。周公本因戍王谅阴而摄政，而世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平王本畏楚Τ而戍申、吕，而世以为私其舅家。周本三正并行，而世乃杂取传记夏正之文为周不改月之证。周本郊遂用彻，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虽周亦助”之言谓彻亦画为井，亦以中为公田。推此而求，下可悉举。要皆不肯细读经文，过信传注百家之言，故致舛误。不知先生以为然耶，否耶？旧尝阅一小说，载孔子陈时有采桑女及樵夫诗二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绝句；而世儒谓始於《柏梁》不学之过也。”阅至此，不觉失声大笑。呜呼，今世所传战国、秦、汉之书名於圣人者岂有以异於此乎！特以其传既久学者遂不敢议。而今乃欲据《六经》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以此闭口，不敢与人谈及经史。安得与先生重聚数月而一证其十馀年来之所得哉？
　　今岁偶至郡城数日，行入书院中，得遇胡君名光四者，问之知为及门高弟；因询近况，乃知令郎已长，能读父书，负笈从游者甚众，先生杜门不出，日惟与门人讲诵，不觉欣然为之破颜。士不能展所学於天下，固当成就後学，作如是事。若述者，其学固无可取，而亦绝无人相问难者；少年才俊皆高视阔步，一揖犹以为浼，一问犹以为辱，安得有所谓负笈从游之怪事乎！间有一二来者，皆初学无所解；得一补诸生即都去。读书虽有所得，而环顾四壁茫然无可语者。亦可为之长太息矣！
　　前在京师时，先生方刻印章，文曰“四可堂主人”。问其说，云：“余有亲可养，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害可读，余何为仆仆於京师者！”今尊大人虽捐馆，其三可者固自在。而述本无祖遗田产；又值洪波毁室，先人所遗书荡然无存，至无容膝所？依人庑下。辛卯之春，先君见背；今惟家母在堂，差为康健，而禄养色养又都不能。一二年来，增患目疾，翻阅尽废。年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闻消息；家贫不能畜妾。四者无一可焉。夜中就枕，怛然无生人之乐，不觉其泪之濡衾也。
　　久不与人通书，会此便，不觉一泻欲尽。然书写良艰，落笔时所裁割者街多，幸为心照。如遇北风惠以德音为望。率此亻布候近祉，不宣。晚弟崔述顿首。
　　○送栗太初赴纳任序
　　四川在京师西南五千里外，有剑阁、云栈之险；而自强献忠蹂躏後烟火几绝。国家涵育百年，民稍稍生殖；然惟成都称殷盛，他府州尚多旷土。民朴鲁俭啬，无珠贝珍异之饶，士大夫铨得其地者率以为苦。而叙、泸以南，地近徼外，多瘴疠，以是人尤不乐往。
　　广平栗太初，余同门友也，博学喜著述，读书一遍辄背诵不遗。乾隆己丑，由前进士谒选於吏部，得泸州之纳。询之蜀士大夫宦游於京师者，皆云：“县於蜀最贫；自山水幽胜外无足满意者。”於是识栗君者皆为栗君忧。而余独有以知栗君之不忧也！
　　夫忧，生於欲之不遂。士不能读书求古圣贤之道，欲以仕为贸易，奔走形势间以冀一遇，或弃产称贷然後得注选，其心以为一旦得官可以偿其所费，且求赢焉，若贾人权子母之利然；此其忧贫固情之常，不足异。若栗君者，读书学道人也，其富也奚以喜，其贫也奚以忧乎！且非第不忧而已。其为富也者，方面大吏皆艳而志之，需索之烦，供亿之费少不给，则不得安其位；官虽富，常不敷所出，虽廉吏至此其势不得不贫。其为贫也者，两院以下皆知人之惮而不愿为也，其不幸而值焉者，虽小忤意，辄不肯易置；或垂橐入谒，亦往往获无事；以此反得行其志，即贪吏为之亦有以廉名者。夫栗君之仕欲以行其志也明矣，其於纳溪，喜之不暇，而何忧焉！
　　吾又闻文章之事与名山大川相长。曩栗君与余同习业於石屏朱公之署，日以文章相砥砺。既而栗君成进士，多交游，撄世务；而余善病，且羁旅逐衣食，往往废业。今栗君奉省檄，洽百里，逾大河而西，越两崤、函谷，仰蹑三峰，吊秦、汉之都，西度大散，入汉中，观诸葛武侯之遗迹，驰驱於飞梁峭壁间，山鸟异声，秋云幻状，然後登大剑俯长江，其山水之奇秀皆足以发抒其耳目。而县又淳简，栗君游刃治之有馀，鸣琴之暇，计必陟其山，漱其泉，婆娑嘉树之下，极游观之乐，以默证其平日所读之书而悉发之於文，吾知其与曩者习业时必有异也。余方艳羡之不可得，而栗君讵反忧哉！
　　栗君发矣！异日余至京师，遇有自蜀中来者，必将询粟君之政与其文；且问蜀人之敬信栗君能如文翁、少陵否。栗君所得不已多乎？孰与夫横金卧内，德色妻子，穷水陆之珍，极声色之奉，以自鸣善宦者哉！遂书此，以赠栗君之发。
　　○赠陈履和序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之末，故今省之）《武安文昌祠签簿》序
　　武安张子奇昌质所学於余有日矣，一旦持一册来，曰：“此武安文昌祠签簿也。日尝过之，见其毁也，因重录而易之。先生其为之序！”余固辞，而其从叔友唐复力为之请。余曰：“嗟乎，余安能序此簿哉！余少未尝为此学，不知其所由美，而心窃以为非宜。誉之，则失其本心；毁之，又非子之所以谓余序之之意也。余安能序此哉！”
　　且文昌，星也，在紫垣之外。《天官书》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今北斗上六星上曲者是也。而近代所祀，称为梓潼帝君者，则晋、魏间将蜀人张氏，以战殁而血食於蜀者。其後庙祝欲灵其祀，乃诈称梦神谓己‘上帝使我掌人间士子禄籍’，自是士大夫始争事之。沿之既久，遂误以为文昌。合天神人鬼为一祀，舛亦甚矣！”
　　夫文昌，星耶，固不得有言；若梓潼神也耶，将毋亦忠直勇决之气存於天地之间，其肯逐逐然日与斯民谋趋利避害之计，而又效唐、宋以来所谓声病俳偶之文，间杂以鄙俚之言，以示天下耶！且神止一耳，而天下府州县祠有签者无虑数百；尽应其求，力亦不给。理势皆无据而世信之，亦以惑矣！
　　夫利害歧於前则聪明乱於内，是以有非所信而信之者。签语之设不知其所始；然必始於人之热於利害而迷所往，而後无稽之徒得以售其伪也。若夫君子之行惟其义而已矣，进退行止自有法度，是故有知利而不取，有知害而不避。无论签之伪与其利害之必不验也，即令实且验焉，亦奚所用之哉！
　　余之所见如此，是岂可以为序乎哉！然使余弃此不言而谬为美言以悦子，则又非君子忠信不欺之道，《论语》‘各言尔志’之义也。且余所素命为狂澜而力不能回者，今又安能因子之故而反决其流，扬其波哉！然则余之序之无乃不如其弗序矣乎？”
　　既不获辞，遂书此以贻之。
　　○《曹氏家谱》序
　　世近则所闻详；学深则所记多。此必然之理而无可疑者也。然吾尝读《尚书》，孔子之所序也，乃仅断自《尧》典以下。其後五百馀年，有司马迁，其学不逮孔子远甚，而所作《史记》乃始於黄帝。至司马贞，又後於迁者近千年，其学亦益不逮，乃为迁补《本纪》又始於伏羲氏，前於黄帝者千数百年。下至於明，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贞、锺惺辈，学亦益陋，而其所作《纲鉴捷录》等书乃反始於开辟之初，盘古氏之时。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而反益多哉？盖世近则其考之也易，而学深则其辨之也精，夫是故伪者不能以乱正，而其书自不能不略且少。世益远则伪者益多而亦益难辨，学益浅则益不能辨其为正与伪，而视《六经》、《三传》、诸子百家、齐东野语、汉人小说，均之为可信矣；如是，而欲其书之不详且多，其势固不能也。嗟夫，史降而有州县之志，志降而有士大夫之家谱，大小虽殊，其为记事则一。修史者数百年而一人，犹且如是，况志与谱盈海内，作者肩摩趾接，聘者不择人，修者不度己，是恶得不舛哉！
　　吾乡松岩曹先生，前辈中盛德君子也，与吾先君交游。其子叔文、阿周亦与余相善也。先生卒数年，阿周持其《家谱》示余而嘱为序，盖先生之所作而阿周续之者也。余览之，乃始於先生之曾祖；自曾祖以上非不尽知，而所传异词，恐紊世代先後之次，则竟略而不书，且为《辨疑说》以明之，盖恐後人之妄补之也。先生原籍武清，尝往求其疏族，得其远祖之墓，其访之也必周矣；然而终缺之者，盖惟其访之也周，故知其可信者之少。凡轻於纪载而不自疑者，皆其访之不周者也。昔者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自班固误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伏羲氏，而後之作史者耻言不知，务求胜於孔子司马迁，遂列之於黄帝之前，世代颠倒而不自悟。见先生之谱，亦可以少愧矣！
　　余又尝观《通志》、《新唐书表》，其所载得姓之始及其世系皆历历可指；及考之於传记，有一氏而出於数国者，有一国而不止一家者，然则其馀将尽无子孙乎？是皆考之不详，辨之不精，见其一而不知其有十。而後之人作家谱者乃引之为权与，甘於自诬其祖而无所惜，良可叹也！曹之姓，见於《春秋》者，邾与小邾二国；而文王子振铎封於曹，其後亦以国为氏。曹之始未能决知其所出也。不能决知而遂不言，非有识者曷能如是！至於谱中所载先世族人事迹皆纪实无虚美，瑕瑜不相掩，尤为今世所难。然则虽古直笔之史，何以加诸！
　　去岁吾县明府张公修《县志》，开馆延文学士：先生而在，宿学故老无出其右者，必首膺其任无疑也。苟先生以其为谱者移之志，则於旧志之舛误必考订更改之而不肯苟为同，於自汉以来沿革建置必缺其所不知，於县人士之传必无所缘饰避忌以徇人情而伤直道，岂不盛欤！若之何其仅以此谱著也！
　　虽然，使阿周有求胜前人之志，如《索隐》之於《史记》，《前编》之於《通鉴纲目》，先生且奈之何？今兹之续之也，但於其後有所增，而不於其前有所补，先生之视龙门、紫阳不厚幸乎！存此谱以为作志作史者之式，可也。
　　○《雾树诗》序
　　北方寒厉之时，晨起往往见庭树若悬冰雪，日出则消。俗谓之“树稼”。然莫能名其故，或云雪为之；或云霜为之；不知此皆雾之所凝。吾先君与群从兄弟言云尔。余每验之，夜有雾则晓必如是，未尝爽焉。然尝举以示人，人未有韪之者。
　　乾隆三十八年，余馆於御河之阳，十一月十六日归省，大雾隐空，亲见雾为风，凝於物杪，人须马鬣裘毛之末未有免者；又其为物甚粘，愈凝愈粘，至倒悬寸许不能坠。如是三日，雾敛目开，则远村近圃编珠贯玉，弥望无际矣。载阴载哉，阴暗相间，丽景幻态殆不可状。於是益信向说之不诬。
　　盖地液之初升而後降者有三：曰雨、曰露、曰雾。雨露之升也高，其凝之时犹未成乎水也，故霜最轻，雪次之。雾之升也卑，其凝之时成乎水矣，但其点滴微细，故轻於冰而重於雪。其不同一也。雪霜平地为多，枝上虽有雪，然易落不能厚。雾则专凝枝杪及一切纤芥物，虽系缕庭中无不著者；而平广处反泯然无迹。其不同二也。雪霜皆覆物上，不能集其旁下。雾则随风所，栖於枝旁。故自上风视之则如缟带琼丝，下风则枯枝而已；无风处则四面皆著而不盈，或系於下，亦不坠落。其不同三也。
　　按：唐人谚云：“凌树稼，达官怕。”说者谓即《春秋》所书之“雨木冰”；树稼之名疑出於此。然雨木冰者，雨也，非雾也；空中不寒而地上寒，故雨至木乃凝为冰。余尝一见之，其冰与常冰同，不如是之轻白而雕锼也；冰皆附木，如衣然，如甲然，不如是之但悬於枝杪，累累然如缀而如积也。由是言之，树稼固非木冰；说者未见木冰，故臆度之而误以为一也。
　　余妻云：“古人咏雪之章如林；此殆过之，而反寂寂。以意度之，於古必希，不如今之繁也。”余闻吾乡老人云：“六七十年前，间数岁乃一有是。”然则古今异同容或有之矣。不然，博物君子何得无辨其名而详其状者耶？乃为诗以志之。
　　明年冬，余罢馆归漳上。是岁，大雪尺许，既止而雪上蒸，无日不雾，无雾不凝，子悬午坠，日以为常；遇阴寒则经日不落。其物象之妍，镂嵌之巧，晶莹，玲珑，细碎，曲折，较之往年殆逾十倍，似雾之故为此奇以报知己者然。然近县之士非惟不屑和余之诗，亦竟未闻有赏此奇观，顾盼而低徊之者，则乌知古人之不亦如是，而余之所好之独不可解也！崔述序。
　　○《知非集》自序
　　（旧本阙）
　　○《段垣诗订》後序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家学渊源》中，故今省之）
　　○礼贤台新居记
　　礼贤台者，魏之故老相传以为文侯馆段干木之故墟也。南倚郭；北望城。其前则漳水环郭而东折，岸狭流驶，林木蓊蔚。其上则敞亭三楹，矗塔数丈，左右房序庖氵之处悉具。後则湖水回环，周十馀里；城处其中若岛屿然。湖中植荷数顷，夏秋花发，香满亭内。雨後启轩，则太行诸峰蜿蜒起伏，毕列槛外；柴门烟井，历落於芦洲蓼渚间。亦可谓魏城之巨观矣！
　　乾隆丁丑，城没於漳，官舍民庐椽薪壁砾，而台亦就荒。又八年，予始卜居来此，亭榭轩槛已无复有存者，惟孤塔岿然插云及柏下断碑数片而已。若乃清秋雨霁，倚篱极目，则平沙远浦，禾黍上下，昔日之佳花芳树所敷披也。颓垣废屋，荒榛平楚，昔日之楼台廛市所错绣也。牧童樵叟，悲吟呕哑，昔日之游人士女，兰桨桂棹，所歌舞而喧阗也。呜呼，物之盛衰代谢岂非天哉！犹记曩为童子时，从父兄乡先生游憩於此，倚树下瞰，平波万顷，菡苕扬华，红素间映；北望迎宾门，隐隐如洞，行人往来，蠕蠕然若蚁之出入於穴中，悸心骇目，栗栗欲坠；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而盛迹已尽矣！
　　昔粱庾信善赋，其居乃宋玉故宅，形之於文，自以为荣；世亦传以为美。余不肖，乃幸得居贤人之台，其荣与美奚止如信！然今城既墟，台亦童，十馀年间，目之所击，其迁变倚伏已不可知若此，更数百年，吾又安知高者之不忽而为泉，而下者之不忽而为陵也！然则後之人之居此者，且未必知为段干君之台，况能知余之栖息於是乎！因为记，以贻後之居者。
　　○直隶水道记
　　畿内，西北倚山，东滨渤海。倚山则源众，滨海则地卑，是故其利在通，其患在悍与积。悍者由於倚山；积者因乎滨海。积者蓄而有常；悍者迁而无定。是以治积常易，治悍常难。通者凡二：曰御，曰白。悍者凡三：曰永定，曰滹沱，曰漳。积者凡四：曰东西两淀；曰南北二泊。以次条列如左：
　　御河，即南运河，本古淇水，源出河南淇县西山。东会於卫，世遂呼为卫河。又东北会於汤、洹。又东北过大名府城东南。又东北至馆陶，会於漳。又东北至临清，会於会通河。又东北过德州城西。又北过沧州城西。又东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会於白。东入於海河。
　　漳河，源出山西。自潞安府长子县而东者为浊漳，自平定州乐平县而南者为清漳，至涉县而合。逾山而东，出磁州南境。东北过大名府西北境。又东北至馆陶，会於御。
　　南泊，古大陆泽，在顺德府东境。西南受沙、蔡、七里、百泉诸水。东北至赵、冀二州境；入於北泊。水自临关城北，滏水自磁州城南，皆东北来会之。又东北会於滹沱。
　　滹沱，源出山西繁峙。逾山而东，出灵寿境。又东过正定府城南。又东会於泊水。又东北为子牙河。又东北会於淀。
　　西淀，在保定府东境。西南受唐、沙（在新乐，定州境）、曹、雹、一亩、依城（俱在保定府境）诸水。易水自雄县城南，东南来会之；至顺天府南境，入於东淀。子牙河自南来会之；东北会於永定。
　　永定河，即芦沟河，古桑乾水，一名浑河，源出山西马邑。逾山而东，出京城西南拱极城下（即芦构桥）。又东南会於淀水。又东会於白。
　　白河，即北运河，一名潞河，源出宣化府独石口。逾山而南，出密云县境。又南会於潮。又南至通州，会於玉泉河。又东南会於永定；又东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会於御。东入於海河。
　　海河，在天津府城东；上承御、白二河。东至大沽口，入於海。海潮逆上，故名。
　　右川泽十。御最南；白最北，漳与滹沱、永定分流其中，而淀与泊又界居三水间。故凡滹沱以南之水皆入泊；以北皆入淀。自泊而滹沱，而淀，而永定，皆以次北入於白；惟漳南入於御，然後与白会於海河而入於海。
　　此直隶水道之大略也。
　　○鸡腿蘑菇蕈记
　　蘑菇蕈，魏之土产也。其茎长大肥泽而冠小者尤良，名曰鸡腿蘑菇；烹以为羹，鲜美异常品。惟漳之两岸有之。
　　他县缙绅之士耳其名，常苦不能得；偶有得之者，如获拱璧。每岁春秋时，有远方贾人来就市之，摘其冠而食之；独取其茎，载之以如江南，人争贸之，获利常数倍，虽宣化所产号为口蘑者名最噪，犹莫能比焉。
　　然是物在魏人殊不贵重。余幼时，见城中人尚有食之者；县既废，旧族皆零落，遂不复知此味，视之与藜藿等。或鬻之於市，竟日不售。尔後遂无鬻者。贾人之市之也，先以钱假负贩者，货纸、线、针、烟草，担荷之入村墟中；有妇人童子於田间拾得鸡腿蘑菇者，则与之交易所有，小者仅易纸一叶，或线一二缕，乃不值一钱。
　　呜乎！物之美能见贵重於数百千里之外，而居其乡乃无售者，即售或不值一钱，何战？
　　今以他县之贵且重语於魏之人，魏之人必不信；即以魏之轻且贱语於他县之士大夫，他县之士大夫亦必不信也。彼安知己之所谓珍奇有如是之见轻贱於人者哉；必以为过言焉已耳。设使他县之士久居於魏之村市间，亲见其轻且贱，其惋惜而不平，咨嗟而太息，扶持保护而力争之，必也。然世之人徇耳者多，信心者少。今魏俗既轻且贱之矣，吾乌知他县之士至此不始而贵重之，久而饫闻魏人之言亦从而疑之乎？魏人有游江南者，归谓余曰：“鸡腿蘑菇渡江而後味美。”此无他，彼见江南之贵之也，故从而为之辞。然则易地以观亦如是而已矣！吾又乌知江南之人至此见魏之贱之也之下亦从而为之辞，谓是物之在其乡本亦有不美者乎？
　　谚曰：“人离乡贱；物离乡贵。”余之意独谓不然。魏之粉皮鬻於外县而价反廉，外县之至魏者亦然，是何故哉？盖凡物之不足珍者，其乡人阿而好之；非其乡人必不阿而好之也：夫是故离乡而遂贱。物之异常品者，流俗之人不能识也，而又以习见之故轻之，以其不於己而訾之；即有一二知好之者，而不能胜夫轻之訾之者之众；夫是故离乡而後贵。
　　故曰：“无恩无怨，公论乃见。”虽人，亦若是而已矣！夫人岂与物有殊理也哉！
　　○冉氏烹狗记
　　县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辄搏噬之；往往为所伤。伤，则主人躬诣谢罪，出财救疗之。如是者数矣。冉氏以是颇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末忍杀，姑置之。
　　刘位东谓余曰：“余尝夜归，去家门里许，群狗狺狺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横扫之，群狗皆远立，独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几伤者数矣。余且斗且行，过冉氏门而东，且数十武，狗乃止。当是时身惫甚；幸狗渐远，憩道傍良久始去；狗犹望而吠也。既归，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盗夜往劫之，狗拒门而噬，虽数人能入咫尺地哉！闻冉氏颇思患苦此狗，旦若遇之於市，必嘱之使勿杀；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
　　“居数日，冉氏之邻至。问其狗，曰：‘烹之矣！’惊而诘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盗，主人觉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盗惊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应，偏索之无有也。将寝，闻卧床下若有微息者。烛之，则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转侧，垂头闭目，若惟恐人之闻其声息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隐忍而不之杀者为其有仓卒一旦之用也，恶知其搏行人则勇而见盗则怯乎哉！’一以是故遂烹之也。”
　　嗟乎，天下之勇於搏人而怯於见贼者，岂独此狗也哉！今夫市井无赖之徒，平居使气，暴横闾里间，或窜名县胥，或寄身营卒，侮文弱，陵良懦，行於市，人皆遥避之；怒则呼其群，持械圆斫之，一方莫敢谁何，若壮士然。一旦有小劫盗，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百数十人，忽厩马夜惊，以为贼至，手颤颤，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犹震震相击有声；发火器，再四皆不然；闻将出戍地，去贼尚数百里，距家仅一二舍，辄号泣别父母妻子，恐不复相见；其震惧如此，故曰“勇於私斗而怯於公战”。又奚独怪於狗而烹之？嘻，过矣！
　　虽然，畜猫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盗也，苟其职之不举，斯固无所用矣；况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杀石虎，其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其後石氏之宗卒灭於虎。贪牛之快而不顾车之破尚不可，况徒破车而牛实不快乎！然而妇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过人远矣。
　　人之材，有所长则必有所短；惟君子则不然。钟毓与参佐射，魏舒常为画筹；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发无不中，举坐愕然。俞大献与人言，恂恂若儒生；及提桴鼓立军门，勇气百倍，战无不克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醇谨而不足有为者。其次，斥弛而可以集事者。若但能害人而不足济事，则狗而已矣！
　　虽然，吾又尝闻某氏有狗竞夜不吠，吠则主人知有盗至；是狗亦有过人者。然则搏噬行人而不御贼，虽在狗亦下焉者矣！
　　○杨村捕盗记
　　内黄故多盗。盗皆以吏胥为窟宅，炀於官，弹压於乡里，然後得横行无所忌。
　　有刑房吏陈某者，居杨村，以卖棉花为名，窟群盗。乾隆乙酉，盗五人将劫於御河之阳，过楚王镇，食於县隶司声家；声送之渡水。入大名境陈生家，杀生，巷衣出。复至声家，至亭午然後去。
　　陈生子术雷以状白县；县出批严缉。术复广求所识访之，十馀月而贼不得。陈生故所善刘五者，居近於杨村，侦知内有刑房吏之族陈二，今在杨村花房，密以告术。时县中捕役四人在术家，术逐约与同往掩捕之。役欲入城白官，专批往索贼；术不可曰：“今出伊不意，庶贼可得；若待白官始往，贼闻风窜矣，乌能得！”役不得已，从之。
　　术雷复邀其族人陈生霆及卖药人四郎同往；使刘五为导，推车载钱，伪为贩棉花者，憩车杨村外。霆虽文诸生，然素娴武技。乃使霆与五先入，以视棉花为名，默识二状貌。霆议价定，请出召商侣共视之。既出，五以二衣冠状告霆，即径去。时日已将暮，霆乃与其众推车至门，留一役守之；而己先，三役随其後。未毕入，而二已觉，奔而出。县役与二摩肩行，不识二，行且过，霆惶遽恐失贼，自後大呼追之。时术与二顺逆奔，方交臂，闻呼，即以手抱持二。二出刀格之，疾跃出门。而四即手药算刂奔入，二跃急，不及避，着於额而仆。方转侧欲起，雷连斫其项；术亦出，又连斫之：始伏不动。
　　初，霆之呼而追也，刑房吏已鸣铳聚村人；至是，械而集者且百。役向众自白：“我大名县役，奉官命捕贼，非私斗。”众不听，斫击如雨。霆等且斗且逃；夜暗迷罔不辨径，众遂擒二役，送内黄，诬为劫棉花贼。役以捕贼故自申理。县官索其批，顾四役共一批，批已为逃者持去；官遂不听役言，掠之，役备受梏械，卒不承。
　　逃役既归，以实禀於大名县，大名遂行关索陈二。刑房吏为之营救至四五。不发。然二亦以伤重故不能逃。时知大名县事者为秦公学薄，素有风厉名，乃札内黄县，具言其详；且云“若必不肯发，将申於直隶制宪，事且大，勿悔也！”内黄不得已，使二往。霆、雷虑贼党羽多，於路复篡去，乃卫之行；因以刀胁之。二具吐实，供同盗人姓名及典衣处。雷即驰赴典所，脱所著衣为质，请其衣，持至县。由是二不刑而服，而二役亦得释。
　　大名既得二招，即更关四盗及刑房吏。四盗皆陆续就获。惟刑房吏素为县官所信爱，事发，以重赂县仆，卒不至。
　　呜呼，兄弟同心，报雠杀贼，此可以风世之亲所疏而疏所亲者矣！独是盗赋横行，乡里屏息，其故皆由於吏胥，而为州县者尚曲庇之，何也？闻刑房吏既擒二役时，将沈之水，其党以馀人未获难之，乃送之官；又切齿刘五，且尽杀其家，五乘夜率妻子遁去，数年不敢归。吏之横一至於此！然则百姓含冤无所告诉者不可胜言矣！彼吏胥盗贼同类相庇，固无足怪，吾独不知为民上者何以恬然听其所为而不之问乎？余故备记其事以为世鉴焉。
　　内黄之盗，自余十馀岁即有之；至陈生被劫而猖獗益甚。大名屡关内黄索贼而内黄不发，秦公亦尝向余言之，然尚未悉其祥。乾隆癸巳，余馆於胡村店，主人赵生向余言其首尾甚悉；余因笔而记之。赵生所言被劫，捕贼，及刘五事尤详；以无关於大要，故从简也。秦公办此案後，复办来二一案，自是盗风戢者十有馀年。其後为县者多不事事，或规避处分，抑强为窃，由是盗复大炽，环内黄数百里间横行无所顾忌。至六十年，魏城四面每夜火光烛天，居民夜不敢寐。自是盗日益盛。不数年，劫至近京之长新店至廑圣虑，然後方面大员始行捕盗。内黄县官与其门丁度事不可中止，乃劝盗首张标自裁以灭口，而献其尸；大名彰德之民始得安枕而卧。向使为县官者皆如秦公，人岂复敢为盗！故凡治盗者，贵弭其源而不在遏其流。苟非有护盗而分其利者，盗何由炽！惜乎贤令长之不可多得也！此篇於订集时已删去；今二十馀年矣，偶一阅之，以其有关於地方利弊也，因复存之，并志其始末如右。嘉庆壬申，崔述自记。
　　●卷四
　　○上本县先布政公行状
　　先布政公，讳维雅，字大醇，号默斋，先高祖之同产兄也。本保定府新安县人。顺洽丙戌，举於顺天，为县儒学教谕，因家於魏。秩满，授河南仪封知县。
　　仪封滨河，岁苦河决，公躬亲畚插，不避劳暑。北岸三家庄为从来要害地，十四年，水势北注，岸崩五里有馀。公於上游十里故河流处疏使东行，北岸遂安。复与塞封邱大王庙决口。督抚连疏荐之，擢江南淮安府同知；旋改开封府南河同知。十七年，河决祥符之槐疙疸，露宿河上三月，卒塞之。明年，复疏三家庄新河，截旧河筑坝，全河尽东，自是三家庄永无患。
　　康熙元年五月，河决山东曹县石香炉村，总督河道朱公之锡檄公往视。曹人皆欲速塞之以救禾，公持不可。工将成，坝果复决，至冬乃塞，悉如公言。
　　迁浙江宁波府知府。会东南用兵，王师云集城外，公调剂得宜，民以不扰。是时王公光裕奉命安辑浙海，心识公才。未几，王公以副都御史总督河道，遂荐公可用，擢河南通省管河道按察司副使。沿河千有馀里，夹河两岸，险工以数十计。公於冬春先事防之，及伏秋水，奔驰风雨，相度修筑，皆获无事。阳武潭口寺堤直河冲，水势迅急，下扫辄蛰。公预於上游疏引河以待之，是夏埽果不蛰，北堤遂固。虞城县治距河堤仅数里，是已尽没於河；北岸虽有引河而冲刷不利。公预迎河溜挑之至秋，水尽归於新河，旧河遂为平陆。
　　江南桃源县七里沟河决，屡寒厦溃，漕运为梗。十一年夏，王公檄公往视之。公言：“河头深入囊橐中，势不可回。盛夏水张，人力难争。请俟冬月，弃旧坝基，自外迎筑，以避其险。”而粮艘鳞集，事难中止；後果无功。十二月，王公复檄公仕勘。公议以“引河浅狭，故流缓沙停而决口仍冲。河身平衍，故激荡无力而新河不刷。河头不倍加宽阔则不足以引纳全河。开放非乘河水突涨之时则不得建瓴直下之势。储料不广，用柳束不分缓急，则至合尖之际必致停工待料，缺柳误工。且埽外止边埽一层，坝南有旧沟一道，龙门将合，崩溃可虞。此皆事之当预筹者。”乃条列八事以献。其後十日，道中复陈事宜，言“下流数十里已成平陆，而引河仅百丈，节短势蹙，恐不能刷。当接挑二百丈，阔损其十之八而深半之。河将开时，必於河头南岸下埽截河以束水势，然後冲刷有力。”明年正月，又言：“开放机宜当在河头西北，而留近埽之五丈勿开，则河流入口有倒泻之势，其埽亦向西北迎溜下之。此机不可以毫厘误。”王公悉用其言。二月，决口果塞，新河果成，漕舟通行无滞。公复陈善後之策。言：“桃源之河屡塞屡决，皆由河势北徙，去是逼近。当於上游龙窝疏之，导河南行，则北岸永无事。”
　　王公土其绩於朝，累迁江苏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补广西布政使。入为大理寺卿，候补通政使；卒。著有《河防刍议》、《明刑辑要》等书，臧於家。
　　公有经济才，所至皆有政绩；三任河官，於治水功尤著。其按察江南也，□□杨大鹤方以讼事在江宁，以案未结，不得与乡试，入闱之日乞於公。公为之言於总督，不许。公遽提案中人於贡院前讯之，食顷而结，总督无以难。大鹤遂於是科中式，至大官。
　　公子徵麟，举人，以文学名於时。
　　○上本县先曾祖段垣公行状
　　（此篇已载《考信附录》卷一《家学渊源》中，故今省之）
　　○先府君行述
　　先府君既捐馆之期月，不孝孤子述将营窀穸之事，乃和泪濡笔述先君之行以告於当世之大人先生曰，呜呼痛哉！先君平生无所好，声色服玩未尝一寓目，亦未尝与人齿及；独好读书。自不孝述解语後，即教之读书识字；暇则口诏以日数、官名、典制、地理之属，未尝令与群儿戏；蒲博、管弦、斗鹑、猎犬之事未尝令一涉於耳目也。犹忆十馀岁时，检架上吏治书请於先君，先君曰：“吾少有志於世务，故好览此。五试於乡而不中，吾知已矣。故命尔名为述，欲尔之成我志尔。独不见夫崇圣祠诸先儒从祀者耶！是皆以其子故。尔若能然，则吾子也！”而吾母李孺人亦数语之曰：“尔生未逾月，尔父即日抱尔怀中而指谓余曰：‘愿儿他日为理学。’”呜呼，先君之所以望不孝者重且切如是，而不孝碌碌无以异人，非止不能显其亲，扬其名，并不能奉甘旨，承朝夕欢，以至於大故，长为宇宙罪人矣！苫块之中，每一念及，辄悲号欲绝。顾事已无可如何，计惟有条记素行以待贤人之采择，庶几万一不泯。而近世以来，人子自为行述已成故事，凡在人情，莫不归美；纵所言无一不实，岂能动人观听；是以垂涕陈辞；旋复中止。如是者屡矣，然终不能自己。盖窃以为人之遭时居位，有史官述之，可以无述也；居通邑大都，多交游，有文学之士述之，亦可以无述也；不然，虽笃行如董召南，才识如苏云卿，不之简策，更数百年谁复有知其名氏者！且即有贤士大夫思发潜德之光，於何取焉！用是不敢自匿，据所见闻，摘梗概而书之。
　　先君讳元森，字灿若，崔者氏，ウ斋者号也。先君以名字皆取显暴义，恶其文之著，故以ウ名其斋。先世本大宁小兴州人；当明之初，以军功起家，世袭指挥使，奉诏徙保定之新安。至讳向化，入国朝，以子贵，诰赠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於顺治中始迁於大名之魏县。先高祖讳维彦──通议公之季子也──高祖母孙，皆早卒。先曾祖讳缉麟，字振侯，康熙戊午副榜，庚午举人，顺天府大城县学教谕，有集十馀卷。所居宅世传为段干木逾垣之所，因自号段垣云。曾祖母赵生子三人：长讳瀚，字春海；仲讳濂，字周溪；季讳沂，宇鲁南。周溪公前配尚，无子；继配徐，生二子，先君其长也。
　　先君幼侍段垣公读书，明於儒、释之分。年十七，受作文法於法分巡副使泰安赵相国国麟。其冬，补县学生；益自奋励，自理学及经世致用书靡不究览。每夜闭门後，必移灯榻侧，拥衣坐被中看书，至倦极乃眠，以为常。值家贫无灯，则读书月下，或焚残香，逐字映而读之。遇佳书，即无钱，必典衣以买。人见其书非世所恒习而不切於用也，皆笑之；亦不顾。雍正丙午，试於顺天报罢。己酉，壬子，乙卯三试皆报罢。乾隆丙辰又试，仍报罢。自是遂绝意仕进，闭门教授，终不复出应乡试矣。
　　甲子，春海公捐馆；其明年，奉周溪公命，出後春海公。戊辰，周溪公捐馆。初，鲁南公无子，以嫌故，不悦兄子而颇厚族人子。及年高，愈讳立後事；人莫敢言，独先君数从容言之，怒不听。庚午五月疾革，乃属先君立从弟子秉纯为後。而事有不可为者，族人贤者皆引嫌退避，莫敢丝毫与，先君势孤甚。有受鲁南公恩最深者，意必助己，邀之同治丧；亦不至。姻里皆危之，或姗笑以为愚。而先君益慷慨不顾身，固争之，事竟得直。於是乃率秉纯以祭鲁南公之柩，为文以告成事；退，悉诸田宅契券箧笥付之，丝粒无私者。
　　是後，不孝等日益长，门人亦日益进，先君虽授以举业，必为辨别人品之高下，学术之邪正，儒、禅、朱、陆之所以异，尤辟阳明所论良知之失，谓为学必由致知力行博文约礼而入，薛、胡、王、陈必不可以并称。於《经》，则构自明以来诸家诠解盈架上，毫厘之疑必为诸生参号详辨之，务求圣人之意，不拘守时俗所训释。於制义，则以化、治、正、嘉为宗，而间杂以天、崇，发越其才思，不令趋风气，走捷径。读书之暇，则取诸街道书为门人及不孝等解说，神异巫觋不经之事必为指析具谬；而陆清献公《三鱼堂文集》尢爱玩不忍去手。其他嘲风弄月之章，《高唐》、《洛神》之咏，古今所博，家弦而户诵者，悉屏绝不令子弟读。每夜，不孝等侍寝，必命背诵旧所读书，至睡熟乃止。从行道中亦如之。或自戚友家归，必问所见何人，语何事；有不正，必训饬之。家不畜鸟雀，无丝竹之器，而斗牌掷色事尤所不喜；後辈耽之者咸相戒不敢令先君知。每正月之初，比户皆竞睹，小儿尤甚，声常彻庭中，独先君之庭寂如也。
　　丁丑五月，城没於漳，屋尽颓，资用悉沈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数月未有宁居，日惟以扁豆充饥，霜降後犹单衣，冬不能具炉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复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风雨。三月，知县事王公沛生延入书院训士，饣粥始给。十月，县废，并入大名。又三年四月，徐太孺人捐馆。其年七月，水复没城，居村中月馀；复入时，水尚深数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蹙凌水复至，复居村中；俟水尽退然後入，时壬午秋七月也。先君既屡被水患，敷迁徙，家益落，至无隔宿粮。而不孝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县事秦公学溥，破格优待之。是秋，不孝述，不孝迈复同举於乡。然人间以讼事浼先君居间，许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见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无复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数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间水三入城，卒徙於礼贤台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是时以食廪岁满，而先君绝意仕进已久，遂不赴。惟莳花种树以自娱，庭中几无隙地。日登荒台绝顶，眺寒城秋水，锄野蔬，扪残碣，慨然有兴发之感。久之，家益贫，饔餮几不能瞻。先君亦日病，谢人事。室庐隘，寒暑无所辟。戚友皆避水远徙，相过从者绝少。居恒悒悒，无一足当意。独闻讲诵声则喜见颜色。不孝等间学为古文辞以进，则欢偷失所苦者竟日。盖先君生平之所笃好，历数十年之久，涉患难忧虞，至贫且病，而未之有改也。
　　不孝等既才拙，竭筋力不能敷菽水，惟日夜引领以望禄养。而先君亦冀不孝等有尺寸进，得少纾其志。然竟不能一得当於礼部，而先君弃不孝等矣！呜呼，痛哉！以先君之志与学，讵当不遇於世，即通塞有命，而优游於田园砚席之间亦不为过优乃少婴忧患，茹苦含辛者二三十年，中岁苦家贫，奔走流离以长养其二子，晚多疾病，起居不，历溯生平，未尝有一日之逸豫，筋力疲於养子，心血尽於教子，而竟不获其子一日之养也！天乎，天乎，岂不悲哉！岂不恨哉！
　　先君平居含忍退让，人数负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与较，乡人以盛德目之。然临大事必力争是非，未尝少退缩徇人意，屡以此致危困，终不为少改。自奉甚俭，虽疏粝无不饱；力即有馀，亵衣未尝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蜕止用布素。子妇有献，少逾常式，即不免谴责。然义所当费，虽贫未尝吝；遇人有急，辄倾囊助之。少年时，尝谋刻段垣公遗集。节衣食，买梨板数百方；未果刻而没於水，每以此为惜云。
　　捐馆之前一年，预知将终，命家人治後事。未几，果病。病中闻异香满室者三，遂不粒食十馀日而终。
　　先君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卒於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寿六十有三岁。配李孺人，同县李公九经女。初生子Ь庭，年十一而殇。未殇时己能服童仆劳以事先君。先君哀之甚，每祭必食焉。Ь庭既殇，复生子二：长即不孝述，中式乾隆庚辰副榜，壬午举人，吏部拣选知县，娶成氏；次不孝迈，与不孝述同榜举人，拣选知县，娶刘氏。徐太孺人之捐馆也，先君许以不孝迈为弟元鼎後，而未过房。女四：长适成安陈居阝，後先君百十二日而卒；次适磁州张光；次适成安逯纟臣；次适同县刘观成。孙一，龙官，孙女一、并幼。
　　呜呼，先君年三十二而生不孝，自是以前既未睹逢，幼岁愚蒙复鲜省忆，长数客游外县，综计所知不逾十一；加以骨肉多难言之隐，族戚有毁誉之嫌，损之又损，微而愈微，仅能粗具始终；而昏迷颠倒，无复伦理。惟望四方大人先生操人伦鉴，负文章名者，哀此愚诚，俯垂览察。如未信心，不妨访之乡论。傥果不谬，即乞采择一二，登诸汗简，俾异日不至泯没无传，而不孝等得少赎其罪恶之万一。或遂锡之铭词以光泉壤，岂惟微显阐幽，不孝述一人之私感，而表隐德以励清风，未始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云尔！
　　不孝孤子崔述泣血稽颡颈谨述。
　　○先孺人行述（弟迈附载）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吾母李儒人弃不孝等。其明年六月二十八日，弟病没。又明年二月，不孝述将葬母及弟，乃和泪濡笔述先孺人之行曰，呜呼，痛哉！吾母之逝也！母生於诗礼之家，嫔於衣冠之族，事父母舅姑以终天年，与吾父偕老，教两子皆成立，享年七十有五，所得於天者不可谓不厚。而不孝述所最痛伤心者，吾母当中年时遭家多难，忧虞悲愤有人所不知者，既而屡被水患，艰难况瘁，寝食出入於洪波骇浪荆榛泥淖之中，晚岁少宁，而吾父旋弃世，复值家贫岁歉，不孝述数客居於外，而弟迈多病，非但不能显亲扬名，先意承志，即所谓侍起居，养口体者亦茫然不可问，而吾母已弃不孝述去矣！呜呼，痛哉！
　　母之先世，自山西襄垣来迁於魏，世有隐德，为乡人所重。外祖，国学生，讳九经，外祖母徐氏，生三女，先孺人其季也。
　　年十九，归於我父岁贡生ウ斋府君。是时先曾祖段垣公年已高，家无他妯娌，甘旨之需，宾客之供，孺人以一身独肩之，揣子女累累，左啼右牵衣，事不废而悉称堂上意。先府君少多疾，孺人侍汤药按摩，常竟夜不寐；逮中年始健；近六十岁复病，孺人年亦六十矣，犹侍疾不少怠。家常苦贫，先君以授馆为生，子女渐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计算於米盐琐碎间，得以不冻馁。
　　方不孝述之幼也，孺人常於黄昏时口授以《大学》、《中庸》，由是成诵。及少长，与弟迈同笔砚先君每出，必召使读书於内室而自课之，不使与馆中诸童狎。姻族兄弟有戏弄斗訾者，必严禁不孝述不使与之接；虽至，必疏远之。以故不孝等不在父侧则在母侧，市井童稚鄙倍之言不接於耳，陋劣之行不涉於目。至二十以後，出与人交，或戏訾之，亦不知其为訾也。
　　丁丑之夏，城没於漳，孺人从先君六七迁，备涉艰苦，常食扁豆，衣单襦。冬寒甚，藏砖灶中，夜取之以暖被。其明年，复入城，佐先君经营，辟草莱，成室家。凡四年而水再至，复徙於外。自後水落则入，水涨则出者五六载，流离播迁，至无隔宿粮。不孝述每忆之，亦不知吾母之何以具饔餮而不匮也。
　　母性勤慎，好整洁，作苦常无暇时。虽高年有子妇服劳，犹躬理家务，拄杖行视，日十馀次，恐他人不如己之尽心也。饮食务俭约，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则竭力营办无所惜。人讶其备，不敢谓其贫也。
　　不孝等举於乡，亲族多期其仕者。母独不愿，曰：“官不易为，吾望汝等读书作正人而勤俭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禄养也。”
　　初，不孝述久未举子，母甚忧之。三十八生一子，母名之曰天。四岁而殇，四十五年之六月也。母哀怜不自胜，凡四阅月而卒。又八阅月而弟迈殂。期年之间，血属凋残，惊心骇目。室犹是室也，户犹是户也，几席犹是几席也，庭除犹是庭除也。一花一树，非吾母之所眷恋，则吾弟之所浇培者也。一杯一箸，非吾母之所服用，则吾弟之所摩挲者也。母何在乎？弟何在乎？孓然一身，惨惨凄凄。唯弟遗孤三四日在侧，幼者犹啼索果饵。秋夜悲风，春宵明月，身非木石，何以为情？悠悠苍天，痛何有极！
　　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生子女凡九，至成人者男二女四。男长即不孝述，次迈；述以庚辰副榜，壬午与迈同榜中式顺天举人，吏部拣选知县。女长处安廪膳生陈居阝，先孺人九年而卒；次磁州张光；次成安国学生逯纟臣；次同县痒生刘观成，後改名文朴。不孝述取陕西州直隶州州判大名拔贡成公怀祖女，生子女各一，皆殇。弟迈娶同县庠生刘公兰生女，生三男：长应龙，初名龙官，今始十三岁；次梦熊，次跃鲸，皆幼；一女，未字。
　　迈幼而颖慧，十岁能文。年十二，与述同补诸生，名噪一郡中。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读书目力甚页捷，顷刻数过；日览十馀册以为常。尝与述同读《海赋》，述成诵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颇好词赋，拟《上林》、《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者几不能句。尤爱为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渐老，多直抒所见；潮涌澜翻，浩浩汩汩，不自知其所终极。常好究考名人事迹，次其终始，辨其同异。暇则玩弄书翰，流连花树以自娱乐；庭中种花无隙地，不复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远游为恨。
　　初，弟少负才名，二十举於乡，士大夫往往倒屣迎，延入为上宾；里巷人亦多倾慕之者。既而久不第，家益贫，性疏懒，不能匿权要及豪民富贾以自润，袭马不具，人渐轻视之，常落拓不得意。而魏自经水後，旧族多迁去，屠沽倡隶杂处里闾间，咸“夜郎自大”，陵轹方正士。弟素自矜贵，骤为此辈所挫折，不能堪，常旬月足不出庭户；不得已一出，归即怅悒累日。贫不能他徙，竞郁郁而卒。以弟之才，不惟不能仕，乃并不能一扬眉吐气於里间以死，呜呼，其可痛也已！其可痛也己！
　　弟字德皋，自号薜岩，以乾隆八年八月初九日生，卒时三十有九。
　　呜呼，不孝述上不能善事吾母以养遐龄，中不能体吾母之心以抚吾弟而使之勿夭，下不能育吾子以无伤吾母之意，孝友慈三者无一能焉，然视息，不欲生者久矣，而又两柩方营葬，诸孤无所，生既无心，死又不可，而今而後，述真不知其所为矣！倘有喻海文人，如椽史笔，采摭遗事，登之简编，使长逝者有所伸，则偷生者犹可活。用敢忍泣陈词，志其大略。而痛深创钜，不复成文。惟望仁人君子之曲谅其心而已！
　　不孝男崔述泣血稽颡谨述。
　　○永州府知府石屏朱公墓志铭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大名府知府石屏朱公移湖南之永州。将行，郡之士民供张祖道，自郡治达舟次，几筵相属如市廛者十有馀里。其後十有三年，公卒於家。述在京师，缄文於滇以祭公，道公之所以待述与述之所以哀公者。又三年，得公子士琬手书於京师，以公墓志属述。呜呼，公之门生故吏膺显秩者不少，述一布衣，何足以为公重！然不敢辞者，自以应童子试时即受公国士知，既而请业於署八载，公之行事盖尝亲见而熟闻之，则铭公之德以之金石固述之责而不可辞也！
　　公讳英，字临川，号龙坡。先世於明初迁石屏。祖讳孔阳，父讳宏裕，俱以公贵赠中宪大夫。祖母王氏，母许氏，俱赠恭人。
　　公年二十六，举雍正甲辰进士。丁内艰；服阕，授宣化府赤城县知县。会大军西征，上官之檄旁午於道，公应变有法，事集而民不知。总督李公卫奇其才，委摄宣化府事，将不次荐用之。会丁外艰，总督欲留公，公不可，乃奏给十月假归葬。公葬毕，仍不出。及服阕，始补宣化之怀安，调河间之任邱，擢赵州直隶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既去，民立碑驿道侧以志不忘。公自请改曹，遂改广平府同知。复擢大名府知府。
　　大名故患漳，水往往至城下。公塞丽家庄口，而凿渠於下流以待漫溢者，筑叠道四十里，达於魏，以通往来，遏水势，患以稍息。初，公在赤城，以才能显，上官倚重之。及为大名，风气稍变，院司悉更易，而公故廉直，不能随时俯仰。保定知府尝谓公曰：“漳河水一滴不见遗耶？”以故久不迁，公亦不乐与後进争雌雄。
　　会移永州，公捧檄喜曰：“是距滇近，可为归计也。”将行：属吏有请为公立遗爱碑者，公怒之曰：“古之良二千石，吏畏民怀。今吏实怀予，是征予之不德也，碑何为焉！”至永岁馀，卒以与巡抚议事不合，以原官罢归。
　　公兄炜，雍正甲辰举人，性严厉；公事之如父。公为县时，兄常在署，尝怒欲挞公，公绕床哀之；门内事悉以禀焉。兄治家俭，自恭人不得衣帛，曰：“吾家贫而弟性廉直，官不可常恃，脱归田，能无忧冻馁乎！非俭，无以佐吾弟廉也！”公所置田屋皆与兄共之。公恐身後诸子有异议者，欲及己在析之。会兄选为新野知县，公念兄弟皆为吏，贫富均，遂议析产。未及析而兄卒，遂止。及公归，乃与兄子均分之；复别以田与兄长子使奉祖祀，滇俗所谓“长孙租”者也，独公不以与己长子而与兄子为异人耳。
　　公所至以成就人材为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敌之，贫者恤其家使不至徙业。在任邱时得人为最多，前提督山东学政侍讲学士李公中简，今两淮盐运使边公廷抡皆公门下士也。任邱故多士，自是科第遂甲畿南。公试童子悉有常法，贫者得预为计，覆试者不过数十人，人咸便之。独慎於衡文，务拔殊尤材。继公者好以己意立法，朝夕更改，覆试烦数，人咸苦之；而所取反多庸陋士。公之在任邱也有富子行千金求榜首。公曰：“吾书生起家县令，可为是耶！”富子怒，入京师，援例输金为知州，曰：“吾以压朱某也！”
　　公以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六。配吕恭人。子，士琅，国学生，先公卒於京师；士琪，乾隆庚寅举人，拣选知县；士琬，国学生。女二，长杨义钦，次董恩义，皆诸生。孙男四人；孙女八人。
　　铭曰：滇池之南，龙湖之浒，四山环焉，中为平土。穿土得石，厥厚数尺，环十馀里，而平如席。山川灵奇，笃生我师，涉目能诵，操翰为词。匪才斯难，唯行斯励；凡今之人，莫如公弟。维孝与友，施于有政；惠而民怀，教而士竞。不陵不援，难进易退，名臣大节，公可无愧！啬公以位，丰公以年，丹颜白发，杖履林泉。存顺没宁，卜吉永久；铭此数言，以垂不朽。
　　○祭石屏朱公文（此篇已附载《考信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中，故今省之）
　　漳南侠士传
　　漳之南，有村曰紫庄，庄有侠士曰李越寻，少读书，为魏诸生；及壮：苦家贫，弃举子业，以侠闻州里间。常著短衣仅及髂，佩两刀以游，人莫敢忤。
　　紫庄有寡妇，抚一子，不肯嫁。其叔利内黄人侯六金，窃鬻之。及与来逆，乃令潜居侧古祠中，而己绐寡妇出。既出，则数十人突从祠中起。寡妇惊欲入，门已闭。祠中人遂前擒妇，纳舆中。其子闻，奔救，不及；度不可奈何，遂往至越寻所，跪且泣。
　　越寻以妇已往，而六素有勇名，恐仓卒不可得妇，初难之。其子固不肯起，泣愈哀。越寻意不忍，因慨然曰：“是诚在我！当即往！不得妇，吾不生还矣！”遂出召其徒，曰：“吾素以侠闻村中；今人夺吾村妇而不能救，非侠也！鸣於官，皆竖子，知纳贿耳，不足了人事！且事隔省，关移动累月，彼见逼急，且成婚矣，奚归为！不如生劫之、即不可得妇，因缚六归，终当全妇耳。”众应曰：“诺。”遂以二十七人往。
　　侯氏居甘固，去紫庄且二十里；比至，日己暮。越寻挟所佩刀，排闼直入堂上。时贺客且满，酒数行，突见越寻佩刀入，皆大惊；欲共击之，而方燕乐，出不意，腰下无寸刃。越寻张目叱之，皆退走，相践踏；觅兵梃，仓卒不可得。越寻因疾入，趋新妇室。而六已潜匿妇草屋中，欲呼众共迎拒越寻。未及发，越寻已至户，遂以左手把其腕，而右手拔腰下佩刀劫之，厉声叱曰：“尔不闻紫庄有李越寻耶！胡敢入吾村夺妇！今妇何在？”六日：“已逸矣。”越寻怒，叱其徒缚六，反接之。
　　缚始定，而村中少年闻侯氏有暴客，争持兵刃，前格越寻。越寻使二十七人圆立，各持械外向；而已居中，以所佩刀置六项上，大呼曰：“越寻此来非欲生还者也！敢死者前！”因举刀拟六，众惴栗汗出，不敢近。
　　越寻复问六妇所在，六固不肯吐实。越寻怒，曳六出。未及门，闻妇哭声；越寻呼众索之，遂得妇草屋中。於是越寻使二十七人前行卫妇归，而己持刀驱六随其後。莫敢追者。至半道，乃纵六归，谓之日：“紫庄李越寻非畏死者也！如能相报，诘朝当待汝！”六唯唯不敢对。
　　夜将分，越寻始至紫庄，乃以妇畀其子，而散遗其徒归。而其叔先闻子往告越寻，度必祸己，遂潜遁不复归。
　　崔述曰：吾往读史至唐五代之际，见魏之士何其锐也！自田氏据魏以来，牙兵五千人，世为邻镇所惮。及唐庄宗，卒用以灭梁，所谓“银枪效节都”者也。其後李嗣源入洛，郭威入汴，皆以魏兵。三十年中，三立奇功。盖其土厚而旷，负大行，俯大河，其迅鸷劲悍天性然也。今观越寻之侠，岂异於古所云耶！使制而用之，效节於边陲，岂不足奋主威而寒贼瞻！惜乎生不遇纲罗斥弛之人以至於穷而自废也！余惜其材而悲其无以自见於世，因为之作传云。
　　○扶病赞（有序）
　　初，余馆於北皋，为先孺人作杖成，寄之家；而母已得佳杖，遂置之。逾数月，余归，忽病眩晕，遂取而杖之。其冬，先孺人卒，劳且病，不能胜丧，而俗所谓礼杖者短弱不足以扶病，病甚则复用前杖。明年，弟病笃，余为治後事，且哭弟，余亦病旬月，复杖之。又明年春，营葬，惫甚，又杖之。是年六月，病泻痢，愈而复病；既愈；又病寒，几死；幸而愈，尚不任行立，杖之凡三月。凡家人不在侧及深夜起卧所赖以不倾侧者，惟杖。杖之有功於余大矣哉！虽夫妇之亲来若杖之久，虽卑幼之扶持未若杖之稳而健也。然余善怒，罪初不在杖，怒则掷之於地，不自觉；久之，颇自悔。古者名杖曰“扶老”；因师其意，字之曰扶病。病稍愈，为作《扶病赞》其辞曰：
　　北之白挺，南之狼筅，戈戟之长，刀剑之短，其状百出，其类无算，咸杀人以媚人，但济恶而戕善。惟汝一族，与物殊性，不以助暴，而以扶病。悲夫，吾见世之君子，强则比之，弱则弃之，盛则与之，衰则侮之，是何汝之浑浑，独反其道以自处？劳汝而汝不怨，谴汝而汝不怒，此固士君子之所难，而吾初不意其得之於汝！
　　○侍妾丽娥传
　　丽娥周氏，馆陶南鄙人也。父业马医；後迁於朝城之扶翼集买田数十亩，躬耕自给。娥年十六，值岁荒，父贫不能自存，将鬻娥以给食；或偕之至魏。余时他出，妻为媒定之。余归，遂纳焉，时余年四十六矣。
　　初至，蠢蠢无知识，惟余妻言是听。入之，遂识道理，娴女工，解烹调；余因亦爱之。余善病，娥侍药饵颇勤；余素有不寐之症，常中夜怔忡，身如焚，辄呼娥起，闲语良久，心渐安，遂复倦睡。蛾见余睡，则默坐假寐，或屏气潜退，恐惊余之眠也。凡十馀年，皆如是。是以余虽病弱，终不至困剧，以有娥也。余妻待下宽而体恤周至，娥亦殊爱恋女君，不能顷刻离也。
　　余之赴任罗源，娥年二十七矣，余家素俭，虽为吏，娥仍供炊爨，无异家居时，衣饰不求美，饮食取饱而已。以故余为吏得以廉著，娥与有功焉。余为吏，日劳於民事，匆匆无暇日；家政皆妻主之，庖氵琐屑之务不复能兼顾，悉付之娥。娥辛勤给奉，颇能当余意，甚为妻所倚任。在上杭时，余与妻皆年六十，娥计画汤饭务求精美，恐吾两人之不甘食也。
　　初至余家时，家甚窘，或有所触忤，致诟厉，无怨父母鬻己意。其父母後迁於归德，不见十余年，思之甚，每谓余曰：“女子在母家不可为好，好则嫁後父母必思念之。不如顽恶者，父母喜其去，反不致伤其心也。”此言虽激，然其情亦可悲矣。一日，泣谓余曰：“妾祖母殁时，家苦贫，未得与祖合葬，妾父每以为恨。得十馀金寄之，君之德也。”余怜而付之。
　　余在闽日，为归计，上官未之许；娥亦屡劝余解组。余计娥年少，归家後筑室买田，可以同安乐；孰意娥之竟死於闽也！娥素肥多痰，日不晚食，晚食则停胸中。余之解上杭任，由汀赴会城也，携眷属以行，道中屋宇釜甑少，饮食统造於外厨，厨人懒且钝，必至夜分乃具食。娥自早餐後饥甚，及食，尝过饱，遂患积滞。自过清流後日有大风，天骤寒，伤於内复感於外，遂病。憩将乐旅店，苦无良医，病遂日剧。於九月十四日卒於将乐。於乎痛哉，岂非命也耶！卒後，余妻痛之甚，居平常忽忽不乐，而余亦如失左右手也。
　　崔述曰：余阅《虞初新志》，见其所载妾媵之传多矣，然无甚过人者，不过技艺容颜之见长耳。夫妇人以德为贵，女工次之；为妾者能善承事君子女君而佐之理，斯为贤耳，岂在他哉！吾娥朴质无他长，然余病体赖以保全，又能辛勤俭约以佐吾为吏，亦有足多者。余尝谓官之贪而惰也，非尽其人之过，亦其家人共成之；其家人相矜以奢纵则不能不贫，其妻妾相与蛊惑以声色淫乐则不能不惰耳。余家素无玩好之具，自作吏以来，出入赢绌上下之费委之妻，余之饮食居处疾病之给侍委之娥，故能无内顾之忧而得专心以理民事。是以蛾之死余与妻皆痛惜之。余因为之传。不知观者视吾娥与《虞初》所载诸人为何如也？
　　○江西赣县知县鲲池陈公墓碑铭
　　乾隆壬子，余在京师，偶遇滇南举人陈子履和，索余所著书数种观之，即请以师事余，辞之不可，余深异之。夫世所尚者举业耳；何以独好古学，辄自降抑如是，殊不类今人所为？甲寅，复至京师，则履和己出都，见其父鲲池公，温良诚笃，居然古之君子，然後知履和之得於庭训者有素也。嘉庆初，余宦闽中鲲池亦宦於西江，音问时相通也。余归後数年，鲲池亦解官归。甲戌三月得履和书，则公已卒，以墓碑嘱余为之。
　　公讳万里，字飞九，云南临安府石屏州人，鲲池其号也。曾祖讳薪，康熙丁卯举人，鹤庆府学教授，祖讳蕃纟襄，临安府学生，赠文林郎。父讳澎，乾隆甲子举人，湖南临湘县知县。母李，赠孺人。
　　公少而孝谨，自临湘公卒後家綦贫，以授书自给，日恒食粥，从不干与公事；乡人或笑其谋生之拙，公处之恬如也。乾隆庚子与子履和同举於乡。乙巳，母李太儒人卒。乙卯，会试大挑一等，分发江西试用。嘉庆二年，补广丰县知县。
　　公为治宽和简静，而廉介不苟取，与士民若家人父子然。初到任时，义宁州寇作。公以城垣多圮，捐俸修之，民无扰焉。县故有书院，久废不理，公召诸生自教之，捐膏火以资之，由是文风丕变，举於乡者多。有徐君者，於辛未成进士，选入翰林，人以为公功云。县有巨盗数人，大为民患，官莫能捕。公密访其聚饮之夕，亲率兵役往捕之，遂皆就擒。
　　六年十一月，奉调采铜於云南。十年二月，回任。是年冬，值大计、或传上官欲举公卓异，劝公入省；公不肯往，亦不果举也。十二年，调繁赣县，绅士皆为诗文志别，民送至江干者如堵墙焉。
　　赣为省南大道，差使旁午，迎送供备常无虚日，理民事多以夜，公弗乐也。未数月，即以疾辞。顾上官才公，慰留之不令去。然公终不适，又数月，复详请解任；逐於十三年二月卸事。启行之日，士民依恋，与广丰略同。本道寥公至悬诗邮亭送公以风属吏焉。
　　又年馀，归里，时年已七十馀矣，然步履饮食皆无异寻常。至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卒，寿七十有四岁，卒之前一日，犹泛舟异龙湖，登山而眺望也。
　　初，履和以奉文截取，於是年五月由四川入都，以事羁留间，忽闻石屏疫作，且梦不祥，惧二亲有事，奔归省觐，则公固无恙也。逾二日晨餐，公忽患风痰，遂卒。岂鬼神默启之使得父子相见乎？亦异事也已！
　　公为人方直，与人言，是非无所回避；而和平宽厚，人皆乐亲近之。於从父兄弟及其子尤加优恤。其卒也，人皆奔视涕泣，共襄其後事云。
　　配任孺人，早卒。继配为刘孺人。子二：长即履和；次履顺，国学生。女二：长适州庠生罗廷墉；次适廖树堂，皆早寡，以节著。孙三：长周翰，州庠生；次保庆、重庆，尚幼。曾孙一，启曾。
　　铭曰：学以稽古，仕以治民；世俗靡靡，置若罔闻。惟滇僻远，古风犹存；吁嗟陈公，殊异今人！子锐於学，深求经义。士竞於教，联翩科第。庶民相安，不肃而治。非公盛德，曷能如是！不展其用，翻然遂归；高风亮节，今世所稀，表而铭之；以为世规；庶几後学，共继前徽。
　　（刚按：《无闻集》终，旧本误在《侍妾丽娥传》後，《鲲池陈公墓碑》前，今据目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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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东壁先生佚文│顾颉刚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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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案语
　　按：以上文字皆适之先生於九年前所辑集者。先生原辑本从《乾隆大名县志》中录出《水道考》两篇及诗《只当行》一首，从陶梁《畿辅诗传》中录出《感遇》三首（即《知非集》中之第一、第三、第七首。）及《清化镇晚眺》、《磁涧》、《拟古》、《西安》、《离绪》、《卜居》、《早春》、《华州晓行》、《崤关》、《登易州西山》、《宿窦店》、《春暮即事》十二首，已於五年前排印成书矣。不意去年洪煨莲先生忽於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发现写本《知非集》，比对之下，除《西安》、《卜居》二首外皆本集所已备。盖《知非集》之未定本不止吾侪所见之一册，陶氏根据者别一本耳。今既重刊《知非集》，故悉去之，但存陶氏所未录之二首於《知非集》後。《大名县方言》一篇所以列为本帙附录者，盖东壁先生於《只当行》之序曰“只当，魏之方言，已知其误而自恕之词”，与此所云“误而自解曰只当”者甚相类，且《乾隆大名县志》，东壁先生职任编纂，固有出於其手笔之可能也。
　　《水道考》两篇，本在《无闻集》第五卷，未审陈氏何以不刻。又自订全集目录云：“《无闻集》附录之《水道考》曾用活板印出。”则此文尚有活字板本。去年游大名闻崔之桂言在广平韩氏得《大名水陆考》，献之张县长者，疑即此本；言“水陆”者其误记耳。五年前标点此文，以村、集之名不易分截，乞袭子元先生代借《乾隆大名县志》校读一过。《县志》中有《漳卫河图》及说明，取其可与两考相参证，故附录於文後。
　　东壁著述之佚失者，以《五行辨》为最可惜。成孺人诗云：“五行三正细剖分，创论惊天思入。”盖此两问题为东壁所同样致力者；然《三正考》发表最早，刻本甚多，而《五行》之篇乃终焉，可谓大不幸。观《洪范补说》云：“世所传五行之术，非《尚书》意；说详《五行辨》中。”是东壁固有意以此书与《考信录》并行也。《无闻集》第二卷已著《五行辨》之题矣，而注曰“阙”。《自订目》中《存箧书》三种，其一曰“《大怪谈》一卷”，注曰：“《五行辨》、《天问》。”是则当此篇之成，固已编入文集；暮年自订其书，不知有何不惬意处，或自嫌有与世人信仰大冲突处，遂自《无闻集》抽出而置於《存箧书》尔。然陈履和《遗书序》曰：“《五行辨》、《天问》二篇，题为《大怪》，实“大好”也，亦宜刻；余且从存箧之命。”可知东壁虽有是命而陈氏固不欲遵之，又有行世之望。不审以何牵掣，此一卷之书终於未刻，而陈氏亦旋逝世，向之期於存箧者，且作烟之消散矣。是则过於矜慎之过也！倘天壤间尚有副本，复现於他日，得继续辑入《佚文》乎，此固不敢存之奢望而又不忍不妄作万一之希冀者耳。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顾颉刚记。
　　●大名县水道考
　　【漳水】
　　漳水，即《禹贡》之“衡漳”，《周官职方氏》所称“冀州，其川漳”者是也。其源有二。清漳出山西平定州乐平县南少山，南过和顺县辽州界，又东南入河南涉县界，至交漳口而会於浊漳。浊漳出山西潞安府长子县西发鸠山，东过长治县界，又北过屯留，潞城，襄垣县界，又东过黎城，平顺县界，又东入河南涉县界，至交漳口而会於清漳。於是潞安、平定、辽、沁诸府州县之水皆由小溪会於大溪，由大溪会於小川，以达於漳。其自清漳右来者，有和顺石猴岭之水及八赋岭之小漳源；自左来者，有和顺之清河。自浊漳右来者，有高平县丹朱岭之水，长治之淘清河，壶关之石子河；自左来者，有长子之龙泗河、雍水，屯留之兰水、洚水，而沁州漳源镇之水为最大。夏秋霖雨相继，土坚崖峻，势不能留，则二十馀州县之雨毕会於漳；所过崖崩岸刷，其土亦随水而下，为淤为沙，以出於交漳口。自交漳口又东，入直隶磁州界，东过讲武城南，山尽地平，水始奔放涨漫。又东过河南临漳、直隶成安县界，而土始疏，沙始涨，岸始数决。又东入本县界，则地势愈下，水患浸多矣。
　　初，古河自大亻丕北流，距西山仅百里；漳逾山衡流东出，──故《书》谓之“衡漳”，──然後右旋，纵流而北，循西山趾，穿南、北泊而注於河。是故，患常在河而不在漳，而魏史起且凿渠以兴水利。周、汉以降，河日南徙，而漳遂独归於海，其道亦日徙而南。故《水经》云：“漳水东过列入县南，又东北过斥漳县南，又东北过曲周县东，又东北过钜鹿县东。”又云：“东北过平舒县东入海。”自是始独为患。然其道乃在今顺德、广平二府之东南境，虽时迁决入县境，县之受漳患固浅也。
　　明初，漳自临漳、成安东北流，经肥乡、曲周而下，直达天津入海；其支者，自成安东流至馆陶，入御河。永乐中，尝决入魏县。（知县杨文亨筑堤当在此时）未几，流渐湮。正统末，御史林廷举疏请自广平县大留村凿之，使入故渠，分其水以济漕。久之，北流遂塞，漳稍南徙，由成安、吕彪而东（陈所志《疏漳议》云：“成、弘间，漳即流今吕彪。”盖由吕彪而东以达广平也；）魏县往往受水。成化十八年，水至魏县，漂田庐无算。弘治二年，溢羊羔口，魏县大水，宇屋皆倾；知县鲍琦筑护城堤，建长桥以御之。正德初，漳北流合於滏。嘉靖初，南徙魏县城下。九年，徙回隆镇，由大名县城北东北流，而漳益南，两县境皆当漳冲矣。二十七年，漳自虾蟆愈徙而南，入内黄县境，过大名县，至府城北，始入故道。三十年，漳决，平地数尺，溺死者无算。三十二年，漳、御合流，自回隆南至上村，漫衍二十馀里；知府王太平於双井上循新河堤之，开渠於双井之东，导之使复故道。三十四年，决磁州东界北下；磁州知州力挽之，遂复南。三十六年，漳决魏县，县境汇为巨浸。隆庆三年，霖雨四旬，漳水溢平地丈馀，合御河入大名县城，溺死者甚众。万历十六年，漳复徙於魏县南门外。二十一年，漳分为三；魏县知县田大年筑长堤，西起临漳县界，东迄王儿庄（魏县境，今割属元城县）以捍御之；由是遂北徙，复由成安、肥乡、曲周东北达於天津，而大名、魏县始得息肩矣。既而广平诸县渐患苦漳，谋复移之大名。二十八年，给事中王德完疏请塞北流，导使仍由回隆至小滩（元城境），入御河以济运。下所司议，魏县举人陈所志作《疏漳议》驳之，上之当道，德完疏不果行。由是终明世不复南。
　　本朝顺治初，由临漳北流过邯郸、河沙堡，又东北由永年、曲周合於滏。十年，复还故道。康熙初，稍徙而南，由成安入广平县界；数决，田庐悉没，民不能稼者数载。三十八年，巡抚都御史李光地议开支河以杀水势，由广平入魏北境，过义井村、西寺堡（堡之北半，亦名後屯；或称後屯河，即此）、寺庄，复由广平及元城、馆陶境入御河。魏之再患漳，自此始。三十九年，魏县知县王廷栋重修长堤，以护城东南西诸村。四十三年，魏县知县蒋芾筑支河堤，复筑斜堤，障西来漫水以护城北诸村。广平民争之，持械器与魏民相斗伤。芾躬率民役逻守，身当其锋。未几，芾去，斜堤亦废，而漳且南徙入支河矣。
　　雍正五年，漳决成安，由抹疃村东下，至赵三家村，分为二，入魏县境：一由院家堡，白仕望过县城北，东抵罗儿庄、王儿庄；一由马峰头、申家店过县城南礼贤台下，东抵马头东庄，而皆会於元城之西店集，魏县知县来谦鸣筑堤於北河南岸及南河两岸以防之，於是漳自临漳、成安以下改而东流，过魏元城县界，又东至山东馆陶县之南馆陶，会於御河，又北至临清州，会於会通河，又北过直隶清河县界，又东北过山东夏津、武城、恩县界；又东北过直隶故城县界。又东北过山东德州城西，又东北过直隶景州、吴桥、东光、交河、南皮县界，又东北过沧州、青县、静海县界，又东北至天津县之三岔口而後会於白河，以东为海河，至大沽口而入於海，为今日漳水经流之道，而漳自明至是凡再南矣。
　　漳之迁徙虽无定行，故道纵横虽纷不可数，然其大约有三：由临漳、邯郸历永年、曲周北合滏者为北道；由大名若魏东合御河者为南道；由肥乡、广平东北历冀州、河间诸属，直达天津入海者为中道。北道地高，南道地卑，故漳益北则患益轻，益南则患益重。《禹贡》所志，北道也。《水经》所序，中道也。明初以来，出入永年、肥乡、广平、魏、大名五县之间，而今日之所流，则南道也。
　　初，明知县鲍琦所筑魏县护城堤，正德中已增筑为外城濠；外别筑小堤，卑薄不足恃。至是，谦鸣填外城濠，附城包小堤筑之，亦名护城堤；又筑横堤於城西南隅，北迄外城，南迄於南河堤，横截水势，使不得至南门。谦鸣练习水性，能得人死力。方冬寒，民惮不肯入水，谦鸣解履袜自入；民从之。有运钟伤手指者，谦鸣遽自取袖中巾裂裹之。由是人咸尽力。诸堤既成，魏以无患。
　　魏故有丞，康熙中省之。十三年，复设魏县丞，专治漳事。
　　乾隆初，水尽趋於城南，北流涸而临漳以下数决，城南诸村常受水；久之，遂成支河。其自县境行善村南出者，东流过得政、杜儿庄北，又北入元城境，又东北至徐家仓，入於御河。其自临漳境南出者，东流入县西境，至仕望集而分，东至李家口而复合，又东至申桥而复分。其北出者，过韩道西，又北入元城境，会於行善村南出之支河。其东出者，过韩道南，东入府城濠，又东北入元城境，至善乐营而入於御河。每水盛则分流入支河，狭不能容则泛溢入田，没禾稼，为民患；而故道在义井者亦时分流旁出为灾，与城南略同。然漳水浊，挟泥而下，每有决溢，尝喷淤沙十有馀里，不粪而肥，利在获麦；淤沙日久，田亦渐高，水常过而不留，以故近漳者反多不患水。而十馀里以下水清无泥，甚者地卑而水不泄，芦茅相望，斥卤频生，有害而无利，以故远漳反多患水。而李家口以东尤甚，常数十里茫无津岸，或历冬春始涸。民甚苦之。
　　先是知县来谦鸣所筑堤日久颇有冲刷，或时决溢，近城诸村亦患水；而漳自城南流，十馀年复移城北，地势北高南下，两河之决多在南岸，城外受水益频。水流既久，沙淤益高；城内地益下。多积水，水居十之八。漳决溢，则环流自垣下浸入城，如泉源然；城内居民庭内自出水，或方爨，自灶内流出，人不保朝夕。二十一年，总督方观承用魏县丞杨骐言，於县上游北岸广平境内开支河十馀里，东北注义井故道以分其势；以骐署广平知县，董其役。二十二年春夏旱，漳浅流几绝，人少懈；而县丞骐既去，即有害，度不至代其任咎，遂不复为水备。五月，突决河下村，遂决横堤，入魏县城。城中民出者半；未出者登楼巅坊脊树杪以待救，室庐财贿悉没。是岁，御河亦决，入大名县城。两县境内皆水。二十三年，总督方观承奏请移大名县治於府城，遂并魏县入焉。二十四年，漳决临漳之丽家庄，循仕望支河而下，故道尽沙，东南徙三十里；环府城十馀里皆水。二十五年，知府朱英筑坝於丽家庄，使归故道。是年，复决临漳之沙家庄，北徙，由成安广平故道东北流；二县共塞之，水复南。二十六年，漳溢，县境大水。是时南河上流巳沙，诸支河上流亦多沙者。然水决溢，皆归於相近之支河，循两岸而下，自旧魏县城而西，至临漳，──北岸决，上则归河沙堡，北流入滏，下则归义井故道，东入御河；南岸决，上则归仕望支河，下则归得政支河，以东入御，──常无宁岁。三十五年，溢南岸，循仕望支河，环府城而北。四十年，决临漳小柏鹤村，突至大名府城下，西境皆水；知府永宁塞之。四十四年，复决小柏鹤村，县西境大水，数昼夜不减。未几，沙庄亦决，漳北徙，分为二：一由成安、广平故道而下，一复南；白院家堡入旧河上游，决者数处，南岸水始渐退。其冬，开新河，挽漳使复故道。四十五年春，北流遂绝；自是秋无积雨，水常安澜。四十八年，决赵三家村，县西境大水；大名、元城、成安三县共塞之。而是岁旱，受水者居十三，禾虽没而麦可播，得失略相准，民不以为患。然雨无定度，冲刷无定形，治於已然则难，而治於未然则易，未雨绸缪，正不可以一息缓也。
　　盖漳之所以数决，以流众而挟沙。然自交漳口以上，两峡束之，地峻流驶，势不可停。及至平地，水稍阔，流稍怠，水盛则沙随水而涨，水落则沙傍水而停。停则水滞，滞则溜（土人谓之洪）徙，溜徙则沙愈停；三者相寻无已，其溜必曲。曲则啮岸，啮岸则决；决不甚则灾，决甚则徙。故自明以来，常不逾数年而决，不逾数十年而徙，其水势然也。而决口之上下，则视水之盛衰。雨甚，水盛，急不能泄，怒不能待，则决多在上游。水少杀，则势舒怒浅而上游不能决，待少下土疏而後决。又杀，则又下而後决。决弥下则弥轻；决弥上则弥重。故漳之徙多自於临漳境内，而成安次之，其地势然也。自南馆陶以下，去山益远，水益平，流益缓，水盛则先泄於上游，势分力薄而漕堤亦多坚固，故其为患亦少；而惟临漳以下五县患为甚。然临漳成安水较急，患在决，而地少高，其留不久；元城、馆陶地较卑，患在留，而水少缓，其决不数；惟县境居其中，兼决与留二患，西为临漳、成安，受其委，东为元城、馆陶，当其锋，故其苦漳尤甚。《易》曰：“思患而预防之。”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苟得其故，及其未有事而思所以转之，虽千载安澜可也。
　　又按：大名旧志云：“明初，漳西注魏县，北历元城、西店，东注山东馆陶县入卫。”下次以“正德初”云云。按：《明史河渠志》：“洪、永间，漳由正定（即今冀州诸属，旧隶正定）河间趋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东馆陶西南，与卫河合。”是至馆陶者乃分流，非经流也。故自洪武至於正统，漳多决於顺德、广平之境。若果在魏县、元城，何得乃决於彼二府境内乎？《河渠志》又言“元时分支，流入卫河；永乐间堙塞”，是并分流亦不久堙塞也。故《魏县志》有永乐间知县杨文亨筑堤之事，自是至於天顺无闻焉。若漳果久流於魏县、元城，何得魏县三志及明代诸前辈文集皆无一言及之乎？故今皆不从。
　　又按：《河渠志》不言分流所过州县；而御史林廷举疏中云：“旧迹去广平大留村十八里。”观其语意，似在广平东境。然漳之果由魏县与否，盖不可考。且漳东流而云“西注”，云“北历”，亦非是。故今亦缺之。
　　又府旧志云：“弘治二年，漳水溢魏县羊羔口；十四年，漳水溢魏县。”似成、弘间即自魏县流者。按李岳《鲍公堤桥记》云：“往年虽或浸涨入境，岁但一至；成化壬寅，水荐至；弘治戊申，水大至。”则是漳不在魏县，浸涨乃入魏也。陈所志《疏漳议》云：“成、弘间，漳即流今吕彪，以故广平郡名即云漳川。”则是成、弘间漳由吕彪东入广平境也。盖其初但开支流於广平，其後漳遂尽趋支流而北道塞焉。《府志》但因魏受漳患，遂疑此时漳在魏县，误矣。且羊羔口乃临漳境，非魏境。故今不从。
　　又旧府志大名县旧志皆云：“正德初，漳徙府南阎家渡入卫。又十馀年，自双井入卫。嘉靖初，自回隆镇入卫。”按：《明史河渠志》：“英宗时，漳已通卫；弘治初，益徙入御河；正德元年，浚滏阳河，自是漳、滏汇流而入卫之道渐堙”，是正德中漳入滏，不入御河也。而陈所志《疏漳议》中亦言“肥、曲之人指嘉、隆年在回隆小屯，万历年在魏县西郭者为故道。”若果正德初漳已自府南入御河，肥、曲之人何以独指嘉、隆以後为故道耶？且《府志年纪》卷中，载成化、弘治时，魏县屡被漳患，而正德中两县皆无；嘉靖中叶以後乃复有之。若果正德初漳已徙府南，又何得历四十馀年而绝不被漳患乎！历考县中前辈文集，皆无正德初徙府南之事，亦无一语及正德时之水患者。然则《明史》入滏之说确乎不误，而府县旧志之误无疑也。又按：回隆在双井上游，双井在府南上游；漳至回隆必至双井，至双井必至府南，今之故道犹历历可指。然则回隆、双井、府南，乃一道，非三道也。回隆去御河二十馀里，双井去御河十五里，两地皆不滨御河，漳安得由此处入卫耶！盖修府志者皆他县之人，又修於漳已北徙之後，不知其详，但相传为回隆、双井府南皆有漳故道，未暇细考，而遂误以为三，臆度而为之说；而《县志》则又沿《府志》而误者也。今皆不从。
　　【御河】
　　御河，即《卫风》之淇水，《汉书》之白沟；或亦谓之卫水，非也。源出河南彰德府林县西山，东南流过淇县界。又东南至县淇门镇，卫水入焉。又东北至内黄县界，汤水、洹水入焉。又东北至张儿庄，入本县界，经旧县城南，东抵龙王庙，北至曹家道口，出县境。又东北过元城县界，至山东馆陶县之南馆陶，会於漳。又东北至临清州，会於会通河。（以下详漳水下，不再举）又东北至直隶天津，入於海。
　　初，汉建安中，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遏使入於白沟，以便粮运，由是淇口以上谓之淇水，而淇口以下谓之白沟。故《水经》云：“淇水东过内黄县，为白沟。”至隋大业中，引白沟为永济渠，名曰御河，由是淇口以下，人但谓之御河；间有知其为白沟者，而绝不复知其为淇水矣。故《通鉴》云：“田悦遗其将康出城，西与马燧战於御河上。”注云：“御河在魏州魏县，炀帝引白沟水为永济渠，即此。”然则御河即白沟之改号，而白沟实淇水之别名，此水之为淇而非卫，确矣，不待言也。
　　卫水者，泉水之俗称，本小水也；源出河南卫辉府辉县苏门山，而东注於淇。《卫风》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邶风》曰“毖彼泉水，亦流於淇”，是也。洹水经安阳县城下，而人遂呼之为安阳河；滏水经故滏阳县城下（即今磁州）而人遂呼之为滏阳河；泉水经故卫州（即今卫辉府）卫县（今废，在卫辉府东北）城下，而人遂呼之为卫河。其初盖缘行道之人不知其名，故以其地名之；其後里巷相沿，遂习为常，本无足怪。而文学之士亦遂从而卫之，则误矣。然卫自卫，御自御，自淇门以上以卫呼之，自淇门以下固未尝以卫呼之也。至元、明间，建都燕、蓟，会通河未开，言漕运者多谓自黄河陆运至卫，可以达天津。盖卫距河近，淇距河远，故必由卫乃入御河；而言者但举其始，未详其终，由是遂有并浚以下千馀里之御河亦概称之为卫水者。然自嘉、隆以前，犹以卫与御河互举。其後吏斯土，客斯地者不知水名改易之由，遂误以御河为俚俗之号而卫为文雅之称；甚有误以此水为即《禹贡》“恒、卫既从”之卫者。於是四方之士莫不从而卫之。然大名土著之民则固仍以御河呼之，不知其为卫也。
　　明初，漳水北流，御河源近流弱，不甚为害。成化中，漳稍南徙，知府李瓒附御河筑堤，自新镇达馆陶三百馀里；日久渐圮。嘉靖中，漳益南徙，过大名县城北，遂往往挟御以决。三十年，漳、御决，水平地数尺。三十二年，复大水，与漳相接，漫衍二十馀里。三十六年，又决，县境汇为巨浸。隆庆三年，与漳共决护城堤，遂入大名县城，溺死者甚众。四年，知县李本意增筑护城堤。五年，增筑附河堤之在县境者。万历十六年，漳北徙，御河势始衰。二十年，知府涂时相开支河十馀里於县城西，由艾家口入漳故道。是年，支河决而东，围县三月。自後支河频决，为县境患。三十九年，知县赵一鹤乃塞支河口，增筑附河堤。而是时漳益北徙，御河自是不复大为患矣。
　　本朝雍正初，漳复南徙，由魏县城下至馆陶，入御河；而漳水势盛，御河弱不敌。夏秋漳涨则横截河口，御河水不能下；及漳落，则沙塞河口以南，御河不能冲刷，水常倒泻，由是上流数决。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漳决，没魏县城。六月，御河亦决，与漳接，复坏护城堤，入大名县城；居民皆出。其明年，总督方观承乃奏移县治於府城中，复并魏县入焉。二十四年，漳决；旬日後御河亦决，复与漳接，环府十馀里皆水，往来者皆以舟。二十六年，漳溢；未几，御河亦溢，县东境复大水。初，濒御河地多卑，夏秋雨甚，泺水由内黄而下，往往害稼，乃开沟引水，使入御河，──有刘固、长兴、楼底等沟。然或泺水不至而御河骤涨，反由沟倒泻入诸村，没禾稼，乃甚於泺水。有诸生尝议设闸於沟口而启闭之，不果行。自三十年以後，御河多决於元城、馆陶之境，决县境中者不二三，大名稍稍宁息。然南馆陶距府治仅九十里，河口数涨数沙，不预有以防之，大名未可以安枕卧也。
　　初，会通河既开，江、淮漕运皆自山东达京师，至临清始入御河，不由县境；惟河南漕舟於小滩镇兑运，或在馆陶，然其地皆居大名下流，漕舟亦不由县境也。及我朝，移兑运於彰德、卫辉水次。乾隆五十三年，移兑於内黄之楚汪，於是河南诸府漕舟必由县境乃达小滩。临清故御河，自临清以上亦名西运粮河，而商舟盐楫贸易往来，上自卫辉、新镇，下达临清、天津，亦咸鳞次鹜逐於县境中，而龙王庙实为泊所焉。
　　县境又有宋洹水县故墟，即元之魏县治，今为旧魏县村。盖自唐宋以前，洹水皆东北流，经县西境而下，故以名县。至明徙而东南，由内黄、汤水入於御河，县境不复有洹矣。
　　右（下）图漳、卫河。（缺图）
　　漳水自成安县界赵三家村东流，至马峰头村北，入县界。又东过院家堡北。又北过北来庄西。又东过马於村、魏於村北。又南至二郎庙村北。又东至白仕望村西。又北过梁河下村西。又东北过河里村西。又东北过黄小庄北，疃上村南。又东过旧魏县城北。又东过连小庄北。又北过氵小庄西，环庄而南。又东过房小庄东，代固村北。又东北过罗儿庄北。又东北至邵村，入元城县界。迤逦东北，至山东馆陶县之南馆陶，会於卫。
　　卫水自内黄县界菜园村东流，至张儿庄南，入县境。又东北过军寨北。又东北至刘固村西。又北过中烟村东。又东北过田教村西。又东北过长兴村东。又东北过楼底村。又东北过寺南村、楼子头东。又东北过淡疃，又东北过白水潭东。又东北过樊儿庄南，庄北三里即旧大名县城。又东过五里铺。又东过逯家堤南。又东南过范胜堤、高村北。又北过龙王庙镇西。又北过曹家道口村西。又北至小王家庄，入元城县界。迤逦北流，至山东馆陶县之南馆陶、会於漳。
　　○附：吕游文
　　【衡漳考】（《光绪临漳县志》卷一《疆域志》）吕游
　　乾隆二年，大名府同知彭奉总河顾差查漳河源流。时有大名人崔广有字丰年随行，分查浊漳，归而记其说如此。予既录其原文，又质以目之所见，数年来又几更变矣，故不可为图。即在山中者，亦不能无古今之异。昔人所谓人之血脉且有老少之不同，是也。故即今日之水以记其大略云尔。
　　漳水发源有二：一名清漳，一名浊漳，俱在山西境内。
　　一，清漳发源於山西平定州乐平县南二十五里少山，上有圣寿寺一所。泉水北流折西复南流四十里至和顺县界紫罗村；又东南流五十四里至瑶村；折而南流五十里至辽州界骆驼村；又南流三十里至上交漳；又折而东南流七十里至涉县界云头岭；又东南流四十里至河南店；又东南七十里至交漳口，会入浊漳合流。
　　其泉水自右来者一，和顺县西南六十里石猴岭有泉水一道，东南流八十里，由骆驼村南入焉。
　　又和顺县西南八十里八赋岭上有泉水一道名小漳源，水自石缝流出，积水一洼，周广约有二十馀丈。东南流六十里至辽州界长城镇；又东南流绕辽州南关下流六十里至上交漳，会入清漳。
　　其自左来者，和顺县东南有圈马平山，上有海眼寺一所，泉水流出名清河，西南流十六里至骆驼村入焉。其馀小泉小沟无关漳水紧要者不可胜记，俱会上交漳而入清漳。《水经注》有梁榆水、水古今同异不可考也。
　　一，浊漳发源於山西潞安府长子县西五十里发鸠山，有灵湫庙一所，泉水一道，周广丈馀。东流七十里至长治县界高河镇；折而东流三十三里至屯留界上韩村；北流一里至潞城县界起云台；西北流三十九里至襄垣县界武扬村；折而东北，复折而东南，流六十里至黎城界枢村；又东南七十里至平顺界王曲村；又折而东北流一百零六里至涉县界张家口；东北流三十三里至交漳口，会入清漳。
　　其泉水自右来者一，长子县南六十里高平县界丹朱岭有泉水一道，东北流五十馀里入焉。
　　又长治县西南有淘清河，北流四十馀里入焉。又壶关县北有石子河，西北流五十馀里入焉。或云：此水无泉，天旱则竭。
　　其自左来者一，长子县西七十里方山有龙泗河，流四十馀里至石折镇入焉。
　　又长子县西北三十里有雍水，东流六十里入焉。
　　又屯留县西南六十里盘秀山有兰水河，东流一百里入焉。（屯留县南有兰桥，相传为尾生抱桥处。）
　　又屯留县西北有洚水河，东流五十里入焉。此水最浊，故与漳水合流之後可通名洚水，《禹贡》“北过洚水”是也。
　　又沁州西北三十五里漳源镇，有泉水一道，东南流四十里至沁州西关；又六十里至襄垣县亭驿，折而正东；又转东南流至襄城县北入焉。
　　又沁州西北三十五里伏牛山，上有显济王庙一所，宋元敕封。下有泉水，东南流四十里入漳源镇合流。其馀小泉小沟甚多，俱归浊漳，由交漳口会入清漳合流。涉县交漳口，清、浊二漳相并一处。东流穿太行山五十里至磁州界吴家河；东流七十里有西门闸，自闸以西，河中有文石可磨砚。又东三十里为铜雀台，属河南临漳县，河滨多碎瓦可磨砚。（後赵石虎建武二年作东西宫，以漆灌瓦，是其遗也。世人多以为曹魏之瓦，故予诗有“石赵、高齐曾再修，台名终是曹家物”之句。）
　　又东北六十里至成安县界；又东北十五里至魏县界；又东四十里至元城县界；又东北三十六里至山东馆陶县界；又东北四十里至孙儿寨，会入卫河。
　　《水经注》：浊漳初出，左则阳泉水注之，右则散盖水入焉。东过尧水、梁水；又东北过陶水；又东过壶关县北，有洚水注之。又过铜水，即晋大夫羊舌赤铜伯华之邑也。县有上亭、下聚。会专池水，出八特山。又会女谏水。北则苇池水与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则榆交水与皇后水合而左入焉。迳下聚至襄垣县入於漳，旁流附入之。水惟此最大，盖即今伏牛山之水也。又东过潞县，为潞水；过五会之泉；有洹水、汤溪水、涅水、武乡水、隐空水。又东经阳城北，仓石水入焉。
　　【开渠说一】（同上卷十六《艺文志》）吕游
　　西门闸为天地自然之利。前贤创之，後人不能守之者，邑绅士之过也。又非邑绅士之过，邑乘之过也。後（疑是“从”字）来人心有觉而典籍无为，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今乃薄责绅士而厚诛邑乘者，何也？古之立言者与立德立功同垂不朽，为其皆有益於後人也。输辕饰而人弗庸，弗庸者信有罪矣；若乃车折其辐，本不足以载物，亦将归罪於弗庸之人乎！
　　漳邑僻壤，无古圣先贤生於其地。自铜雀建台之後，七才子流风未坠，故邑乘所载多风月露之词。其有关一邑之利病，如所谓文以载道者，则绝不之见。其注西门渠，不过曰“今废”而已。至於渠虽废而闸存，则未尝言也。是以漳邑八景，事多附会，连篇累牍，刺刺不休，而西门旧闸未有见於诗歌者。既为邑绅士所不知，宰斯邑者何由而知之。是以虽有贤父母访求民间利病，亦苦於前无所因也。
　　请得以开渠之便者详陈之，庶几当事者少留意焉。
　　创始者百计经营，心力俱瘁；我得以因其成功，以常年之故道为今日之支流，则不劳而事举。其便一也。
　　斯闸也，南至洹，北至滏，各三十里，皆有分渠，此人之所共见也；而滏之闸更多。方水之分也则利农而商不通，及水之合也则通商而农不利，故农商之构讼者每数年而一见焉。若漳水则止有截流横渡之舟，并无顺水行船之事，知永无农商之相争。其便二也。
　　濒河数郡之苦於筑堤也，每疾首蹙额而相告。试问筑堤何为乎，为水力之猛为民害也。夫水之为灾数十年而一见，而堤之为灾则岁岁不免。今若分而为二，则水之力必减其半矣。若分而为十，则水之力必减其九矣。水力既减则不能为害，何用筑堤。若是则下可以省小民之力，上可以省国家之费。其便三也。
　　分水灌田则收获必多，不劳里老之催科而国赋自办，竖守令不更觉安逸乎！其便四也。
　　民情之刁诈多讼也，生於俗之渐染者半，生於家之贫穷者半。既分水以灌田，又无筑堤之费，则菽粟可以如水火，不且“富岁多赖”乎！其便五也。
　　临邑南至回隆，北至广府，皆有漳河故道。西门闸一开，则相地形之高下，铜雀台之南可再分一支，显王之东可再分一支，而河之北岸自讲武城之东亦可相其高下而分疏之；若是则南北百馀里间可以成数万顷之沃壤，禾易长亩，田至喜，《豳风》、《豳雅》见於今日矣！其便六也。
　　漳水至馆陶始入运河，而漳滨漕粮多半在楚王交纳。西门闸一通，则水之南支经韩陵之北，下同洹水入运河，且出楚王之上流矣，是於国家漕运不无涓埃之补助。其便七也。
　　漳滨坟墓多被冲决，贫乏者任其漂流，富厚者迁徙靡定，此仁人君子所尤痛心者也。水既弱小，则死者各有宁宇，泽及枯骨矣！其便八也。
　　丁亥七月县试前一日，应考者争舟，溺死三十馀人，於是有子寻父尸者，号哭之声累日不绝，然竟不可得。水既分疏则永无此患，救将来无穷之性命，阴德真可格天矣！其便九也。
　　己丑十月，近闸口之北百馀步，有安水磨者，予乍见之而喜，徐察之而忧心生焉。喜者，善斯民之得利也。忧者，为春夏之交忽遭阴雨，或被漂冲，後人将引以为戒，则利永不兴矣。若分疏之後，则沿河上下皆可为之，有利无害。其便十也。
　　有此十便，既不得见诸行事，又不得载诸邑乘，此区区之心所以不能释也。尝读孙学使诗，有云：“南阳治陂杜母绩；漳水引溉西门为。”今诗虽传播人口，而闸则废而不修，不几“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乎！此闸既通，则有以触诗人之逸思，百姓殷富而颂声必作，恍如置身於西门公之世矣。
　　【开渠说二】（同上）吕游
　　古人论为政者曰：“如保赤子。”盖言爱民当如是耳，非必其实能之也。借曰能之，父母之爱子终不如子之自爱，则良有司之爱民其不如民之自爱也明矣。又曰：“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既诚求矣，犹有不中者何也？父母之知子终不如子之自知，则良有司之知民其不如民之自知也又明矣。
　　幸也，赤子不能言而民能自言也！是以西门君之为政也必问民之疾苦，民皆曰：“无过於河伯娶妇者矣。”使西门君不问之民而谋之吏胥，彼吏胥者方以河伯娶妇为利，岂肯言其害哉。於是西门君深思而熟计之曰：“斯害不难除也！然吾能必山右之不雨乎？使水再为灾之岁，彼乱政者必将曰‘是不为河伯娶妇之故也’。则莫若分渠以杀其势，使水永不为灾而已矣。”今者，筑堤之害人人能言之，惜当事者之不肯下问耳。即有能爱民如子，欲除斯害者，又计及於水再为灾之岁，彼乱政者必将曰“是不筑堤之故也”。故必开渠而後河伯娶妇之害可除，不开渠而筑堤之害终不能除也。
　　今试以筑堤之不可解者略言之：
　　直隶、河南皆是朝廷之赤子。今堤筑於河北，则水必南迁矣。岂河北之民当生而河南之民则当死乎！其不可解一也。
　　漳水出太行山，即横流至馆陶入运河，二百馀里间皆能泛溢为灾。今堤之长不过三里，仅百分之一耳，而为河之上下流皆不为灾，有是理乎！其不可解二也。
　　水之来也，或远或近，迁徙靡定。以有定之堤防无定之水，何异刻舟而求剑，徒竭万姓之脂膏以饱吏胥之囊橐。其不可解三也。
　　即使水流有定，而河水一石，其泥数斗，堤外之地日淤日高，数年之後，水流自上而下，其为灾也或相倍蓰而无算矣。何必遗害後人乎！其不可解四也。
　　大凡无堤之处，水皆四散分流，随来随去，故水虽大不能为灾，但见为利而不见为害。惟有堤束之，岁旱则水利绝不可得，至於堤溃之时，水皆聚於一处。夫水之性散之则其力弱，聚之则其势猛，此岂必待智者而後知乎！其不可解五也。
　　沙庄一堤，成安、广平两县之民已将累死；至戊子、庚寅两次水灾，沙庄之堤毫无用也。不分疏其下流，使水有所归，但壅遏其上流，使水激而愈猛，其不可解六也。
　　且成安果欲筑堤，即当为久远之计。筑堤於成安境内，去河渐远，水至堤则其力缓，可以免岁岁修补之劳。今奈何筑堤於河滨，民甚利堤之成，而吏则甚幸堤之决。然则筑堤果为民乎，为吏乎？其不可解七也。
　　即以临邑言之，止此人工物力；分之则见少，合之则见其多。若专用力於护城之堤，其工必倍。今既分之於河侧，则护城之力必减矣。然则城郭衙署府库仓廒皆不足重乎？其不可解八也。
　　临邑钱粮所以甲於邻封诸县者，以滨漳河，二麦收成有自然之利也。今堤北之地水利绝不可得，果能减临邑之赋税乎？其不可解九也。
　　国家维正之供，不愿丝毫累民。今堤旁取土皆成坑坎，谁敢阻拦，是堤占一分，所坏之地且五六倍堤也。是皆有地不许民耕，催征赋税，焉得不施鞭朴，焉得不累里长。贤有司亦曾念及此乎？其不可解十也。
　　然则筑堤果无利乎？曰：有利也。督工之史胥，漳滨之包户，相通为一，盖无日不醉饱矣。青楼酒肆，为所欲为，虽不必其家之果富，然亦可云享尽人间之乐矣。盖堤一决而相庆贺也，亦思所敛之怨皆归何人乎？
　　继之，民穷财尽之後，万苦千辛，难更仆数。或有能考西、史之遗迹，为一劳永逸之计者，则不能无望於今之贤士大夫矣！
　　【开渠说三】（同上）吕游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反治者，在乎人之断而已矣。
　　凡利民之事，其始行之，人未必不怨也。如子产称众人之母，曷至有未信而劳民之事；衣冠田畴，亦必待行之既久而人始安之。
　　凡害民之事，其始行之，人未必即怨也。如河伯娶妇，其首事之人亦未可厚非也。河水一决，万顷茫然，以一弱女子而救数万之生灵，所得固已多矣。况於鬼神之事，儿女子信之为尤笃。闻有党将军者，因没於河工而得配食於河神之庙，至今河滨夫役犹有欣之不置者。况妇人女子生於钗荆群布之家，死得为河伯之妻，享万人之俎豆，生平志愿固已满矣。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也。师巫三老虽视为奇货可居，然亦必有女之家不惑於鬼神者而後可以取其利。夫女子之入选者，大抵十五岁以上，不过四五年之间耳。即此四五年中，或因残疾，或因貌陋，其断不可以入选者，又往往有焉。若家本无当嫁之女，虽吏胥狠如饿豺，一钱亦不可得。即使有女当嫁，而笃信鬼神者十家之中常得二三焉，此二三人者又非肯行贿赂者也。由斯言之，则当时之受其害者盖甚有限。且每年不过一娶，既娶之後，小民各安其生。水之流也，任其自行自止，不劳民也，不伤财也。岁旱之时，水利固自若也。沙压之地，可以望其更变也。所伤者仅一弱女子而万姓安枕，是以当日之为政者虽明知其说之荒唐而隐忍不能断也。以视今日筑堤之害，其劳民为何如？其伤财为何如？其岁旱之时水利绝不可得为何如？凡堤占沙压者永无望其更变为何如？
　　夫被灾之後，正当与民休息，培养元气，奈何复继之以大役！是以富者贫而贫者愈贫。呜呼，今之百姓何辜，视河伯娶妇之时其治乱为何如哉！夫杀一无罪之女以救万人之命，西门君犹耻焉。必继之以开渠，使斯害永不复作而後已。今也伤万民之财，劳万民之力，使之劳苦饥饿而死，若令西门君见此，其伤痛不知又当何如也！
　　夫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谋始。西门君所以决志开渠，行之而不疑者，以既除河伯娶妇之害，所谓“信而後劳其民”也。今若能除筑堤之害，则百姓既解倒悬之厄，即以此人工物力为开渠之费，所谓“悦以先民，民忘其劳，因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其有不欢欣鼓舞而从上之令者必非人情也。但一那移间而转祸为福，“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西、史之後二大夫可并列为三矣，人何惮而不为哉！
　　【漳滨筑堤论一】（同上）吕游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无事者何也？顺水之性而不与水争也。物各有性。草木之性有寒热温凉，惟老於岐、黄者知之。若水性之刚柔缓急，宜疏宜防，不问之土人而与远方之人谋之，是问耕於婢，问织於奴也。然则禹之治水，其必不使雍、梁之人治青、徐，荆、扬之人治兖、豫也明矣。
　　漳之为水也，当其弱，可褰裳而涉也；当其盛也，则万顷茫然，而陵谷为之变迁。然亦有时硗瘠变为沃壤，濒河之民因以致富。且冀州之地高燥，大约十年九旱，水之为灾，偶然一见耳，则漳河之利民也常多而害民也常少。是故西门豹、史起之为政也，则见为利而不见为害。迨乎西、史既没，二千年来，任其自行自止，则利与害皆有之。自庚辰、癸未两次筑堤，乃全乎害而不见其利矣。
　　夫水之为灾也，为其占田也。试问筑堤将筑於天上乎？且水之占田，水去则仍还民间；而堤之占田，则近堤之一草一木皆属之官，是一堤而为阱於国中也。又况督工有差，守堤有役，贪残暴横常出情理之外，民敢怒而不敢言哉！是则二千年相安於无事者，而焉用此扰扰也！
　　夫庚辰之为南堤也，大名为之也；癸未之为北堤也，广平为之也；是皆被灾之处救死不赡之民，竭膏脂，勤手足，疾苦转移而奉之者也。试问南堤果足以卫大名，北堤果足以卫广平乎？癸未之兼为西堤也，则漳邑为之也。甲申而後，连年大旱，民思漳水之利而绝不可得，堤隔之也。戊子之岁，水涨堤决，环漳邑之四旁，下至成安、广平及东昌之北境，被灾者且数百里，然则堤果何用乎？
　　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其理甚明。欲为堤以御水，是掩目而捕燕雀也。既为南堤以防之，又为北堤以障之，不使之南，又不使之北，使水而有知，未必能尽如吾意，无怪乎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也。今若出筑堤之费以赈被灾之民，则贫民可以转而为富户，此可以济一时之急；亦若出筑堤之费多开沟渠以分杀水怒，则可以成数十年之利。惜无有任其事者。
　　或者难之曰：“其人亡则其政息。”西、史既亡矣，开渠必滋讼端，吏胥中饱在所不免。然独不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乎？若得一廉能之吏，统漳滨数郡而总理之，先出一令曰：“治水者宜疏而不宜防。”则由一而二，由四而八，如阴阳仪象之剖分。水性就下，既顺其性而不与之争，则西、史之功无难再见。禹之尽力乎沟洫者盖如此。若恐任事者之难其人，则漳滨之堤尽行停止，涝虽少受其害，旱则大获其利，亦庶乎其可也。
　　【漳滨筑堤论二】（同上）吕游
　　贾让《治河》三策，千古脍炙人口。其言曰：“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而塞其口，非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然则筑堤可尽废乎？曰：何可尽废也！《周礼》言水利者，备於稻人一官。“以潴畜水”，畜之以待用也。“以防止水”，防者潴旁堤也，恐潴不足以畜水，故为防以止之也。“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是三者由大而小，欲水之均也。“以浍写水”者，有馀无用之水则写之使去也。盖三代以上，水利为第一急务，故舜命九官，先平水土；孔子称禹之无间，曰“尽力乎沟洫”。大之而决九河距四海，小之而浚畎浍距川，天下无不兴之水利，则天下无为堤以御水者，此虞、夏、殷、周之所同也。东迁而後，列国分争，或有利己以病邻，其名曰“曲防”。桓公恶之，见於葵邱之会。是故为防以御水，五伯之所必不为也。孟子曰：“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然则所谓“无曲防”者，孟子盖未尝亲见其盛也，况至今又二千馀年哉！
　　故为今之计，欲兴天下之水利，当与宰相谋之；欲兴数百里之水利，当与郡守谋之。今欲为临漳一邑之计，则数十里以外即为异境，虽有爱民如子者欲兴利以除害，动辄掣肘。水之利既不能尽兴，则水之害不得不防，此筑堤之所以不容已也。虽然，不得为而自有其得为者。四境之内，凡有自然之沟可以疏者疏之；水力既分，则城郭可以免其害。若欲预防不测，则护城之堤增之可也。所谓堤之不可尽废者惟此而已。但使城郭衙署府库仓廒沦入於洪波巨浪之中，守斯土者复可憾焉。夫合一县之民力以筑护城之堤，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民虽劳而不怨。若究其极而言之，水之迁徙靡定，或值运会之穷而人力不足以胜水，则自邺镇而旧县，自旧县而今邑，人之不与水争者已见於前事矣。
　　今者城外之地日淤日高，在城内者亦不可不早为之计。惟将四达通衢培之使高，凡富厚之家必自高其基址，富民者贫人依以为命者也，即有非常之灾，民亦有所恃而不恐。或曰：城内居民满矣，欲取城外之土以修城内之路，其工程浩大，毋乃倍难於筑堤乎？曰，无难也。四门之内皆为浮桥，使城内四角之水皆可以相通，水必取其尤下者而归焉，则地之不甚卑者水必涸而土可用矣。既取其土而水返归焉，则向之水深者今反浅矣。
　　总之，冀土高燥，旱多而涝少，当岁旱之时而为预防水灾之计固易易耳，又何必竭万姓之膏脂为无益之劳费哉！若此者，虽非圣贤法，然河滨之筑堤可废，亦今日小补之一术也。
　　【漳滨筑堤论三】（同上）吕游
　　古之用人也，将欲明试以功，必先敷奏以言；谓即其言之得失可以知其人之邪正也。自刘ナ下第之後，应试者多以直言为戒；其有一二特出之英，又往往终身无成。如侯朝宗少负高才，自期科第唾手可得，究之主司恶其试策太直，竟摈弃不录；其载在《壮悔堂集》者可考也。其言曰：“今天下一家，两岸之地皆朝廷之地也，两岸之民皆朝廷之民也。南徙则吾避而北焉，北徙则吾避而南焉，计其财力所费，不敌治河十分之一，而固已无事矣。皇帝轸念民艰，正供之额概从俭薄，而治河之竭民财者，倍正供而五之，其以耗民之力，则又父老子弟终岁於嗟风泣雨剜肉补疮之中而不得休息也。故今日之河，朝廷即欲行其无事，而治河官吏借河以为溪壑者，终不肯以为然也。”斯言也，斯文也，岂非经铸史而出之者哉！
　　其他，如在周有王子晋之谏论谷、洛也，在汉有贾让之策论黄河也。至若《礼》所谓“鲧障洪水而殛死”，《书》所谓“汨陈五行，帝乃震怒”，则通言天下之水也。
　　历稽经史子集，堤之为害，无智愚皆当晓然矣。而漳滨之堤，高不过六尺而下广七丈，欲何为哉？晋士筑蒲与屈不慎，薪焉，欲速其坏也。今漳滨之堤，必使柳枝与土层层相间，又何为哉？孟子曰：“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不知筑堤一事，为高乎？为下乎？今乃就洼下之地多阡椿稍草於其下，真所谓为高必因川泽者矣。凡此三者，不过欲多占民田，多劳民力，多费民财，吏胥得以乘机科敛耳。堤既不可已，如取土於河滨犹可望其填淤肥美，不致遗害於无穷也。今漳滨之堤，必取土於堤内，又何为哉？夫水之性好流而恶止，故流则苦者亦甘，止则甘者亦苦。今堤内坑坎，雨水停聚，烈日暴之，尽成斥卤，转相延引，无有穷极，是堤占一分，所坏之地且将百倍於堤。务本堤北之地，一望无际，皆成盐碱，非其明验乎？
　　夫天下事有始则必有终，今日者筑堤一事既有始之者矣，吾不知终之者何人也？安得有如王子晋、贾让、侯朝宗其人者一除其害，岂不与西门豹、史起同享千秋俎豆哉！
　　【《衡漳考》杂载】（同上）吕游
　　予家烟落寨，在县西南二里许。我生之初，在康熙甲午。至辛丑，八岁矣；八月，河自县北移於县南。壬寅七月初二日戌时，水入城，时予寄居城内；初三日居民尽逃出城，在西南城角依亲居住数日，归家已不隔河矣。问何故，曰：“河又返城北矣。”癸卯雍正元年七夕，大雨，河又徙城南。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河无岁不徙。
　　戊申冬，知县陈公大新莅政，访问漳水利病，时有陈端进《治漳策》，大约以不治为主。陈公采用其言，载其文於邑乘，因於县考特拔取以风多士。明年春，以首卷入府庠。夫以少年童生之文，县父母采而用之，真从善如流者矣。不有陈公，筑堤之害宁待今日哉！公善政极多，辛亥设立书院，予犹得蒙其教泽。乙卯，内升中书科，太和门考履历时，奏减漳邑漕米四千三百馀石，此人所共知者也。曾不得占名宦一席，不知漳邑绅士有能念及此者否？
　　【漳滨杂记】（同上）吕游
　　查《明史》及新旧县志，河滨之堤甚多；不但堤之遗址丝毫无存，即旧县城池曾见有些微踪迹否？总之，竭数十年之人工物力，不足以敌三五日之洪波巨浪，此漳滨之老少男女所共知者也。
　　我生之初，不闻有堤；有之，自庚辰年厉家村始。既防其南，则决於北，故癸未年沙家庄又继之。乙未之夏，河决小柏鹤。六月二十四日，决朱家庄。是时盛暑兴工，合县骚扰，凡坟墓有近堤者，田禾将成者，尽皆发掘，其践踏伤毁更无论矣。予乃以《衡漳考》一本呈送本县父母周公；公遂向巡抚徐中丞禀启；中丞乃移咨直隶总督，深言筑堤之害。小柏鹤所以不筑堤者，徐中丞之力也。然而朱家庄堤，丙申、丁酉又於农忙时动工，绝不可解。究之小柏鹤河口，临、魏两县蒙恩多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西门闸记】（光绪《临漳县志》卷十三《艺文志》）吕游
　　西门闸於铜雀台西，可三十里，其南为漳河故道，其下流则投巫之处也。闸之东南约十馀里，有村名稻田净渠：盖河伯娶妇之害既除，引渠灌田，可以种稻，至今犹啧啧在人口也。
　　予生平好古，每见前贤遗迹辄徘徊不能去，况漳滨乃桑梓之乡，水之利害最为详悉，西门君事业尤所寤寐不忘者，因沿渠而上，溯之至於闸口，不禁喟然曰：“思深哉，圣贤之用心固如此乎！历年虽多而无少损坏，有以也夫！”盖相其高下，度其土宜，厥土惟刚也，故可以久而不溃也；南流之水既少，则不能为害也；分之而北，则临漳、成安等处之田皆可以获其利也。为水门者二，则其流不至於太急也；建梁於其上，则人行可通也；两旁各砌以大石，则虽有激湍，於闸无损也。而又恐历年既久，冲决靡定，不能无唇齿之忧也，於是大石之外附以小石，用灰涂之，盖为夏月水势暴发，石子或被冲决，则随时修补，而大石可以安然不动也。“善为沟者水漱之，善为防者水淫之。”观於此皆有所不足言矣！
　　呜呼，西门君之为此也，岂非欲一劳永逸，使後之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哉！孰意功难成而易废，水变迁而无常，任其自行自止，数年之後，将合者不可复分矣。迨至曹魏之时，为元武池以练习水军，则惟恐其不合也。极合流之害，至於伐大木，彻墙屋，毁城郭，禾稼为之一空。当事者忧之，於是筑堤以捍之。或以至柔之土御至刚之水，而堤为必坏之堤。或堤筑於此，河迁於彼，而堤为无用之堤，劳民伤财，动以万计，至於水大冲决，当事者束手无策，焚香默祷，曾何补哉！幸也，西门闸依然无恙也！但一反手之劳，可以分而疏之，则水之势必弱矣，此虽至愚者可明也；较之筑堤之费，其利害不大相悬殊乎！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是以每携友朋来观斯闸，未尝不神游於其世也。安知後人无闻风而兴起者乎！今而後，知西门君之庙食百世非偶然也。
　　颉刚案：吕游与东壁，论学之友也。《考信录》中，数引其《戊申记疑》等书以为己证，知於论史为同调。水利亦然，故吕氏有《衡漳考》、《开渠说》、《筑堤论》诸篇，而东壁有《大名水道考》、《漳河源流利弊策》，且有《与吕乐天论漳水事宜书》焉：其声气相应非偶然事矣。
　　●知非集
　　○顾颉刚案语
　　案：四年前得《二馀集》，已诧为意外之获，孰料去年洪煨莲先生又从燕京大学图书馆破书堆中检得是集，为东壁之稿本，且容有一部分为东壁所手书者，其可矜宝为何如！展卷之初，几不信为实事，亦几疑东壁先生於冥冥之中呵护百年而特以授我辈者。世间之事乃有巧遇如此者乎？是知人苦不求耳，否则精诚所至，鬼神来告，固非异事也。
　　东壁《自订全集目》，列《知非集》三卷於《文集正编》中，固志在刊行者。其後陈履和刻《无闻集》而未及此，或绌於赀，或困於病，皆未可知；而定本三卷则即以陈君之没而散失。此本为未定之稿，观其有原编，有续入，有再续可知。且《雾树》诗为东壁所欣欣自喜者，乃不见於此，亦可证也。
　　吾侪於《考信录》，见其理知之锐；於此集，见其情感之强。如《负薪行》、《秋夜独坐》、《寄酬韩州》诸篇，牢骚抑郁，殆不可堪。至《心绪》一篇，其声更哀厉欲绝；末云：“若非黄卷能宽解，此日多应到夜台”，则彼之受生活压迫，不至自杀者几希，其坎坷之实事虽不可知，然观《水调歌头》云：“一日风尘失足，几处交游下石，惟恐死灰燃。袖手看成败，相较尚为贤。”於世途险之情言之深切如此，知固饱受人侮矣。
　　东壁伉俪能诗，故多倡和之作。《雾树》诗之相和，《序》中已道之。《白燕》两诗，题同韵同，成孺人录入《绣馀吟》，则是州结後作，不知谁倡与谁和也。孺人《九日赠良人》云：“今朝且醉菊花丛。”而此集《将至馆舍得句》亦有“犹堪下酒菊丛花”之语，是亦互酬之作也。此集《水调歌头》云：“多少不平事，抚剑冲冠。”又云，“时势一朝变，霜翮起秋天。”而孺人《赠君子》诗云：“一朝飞腾遂厥志，平尽人间不平事。”则用其言以慰之也。此集《答细君寄衣》诗云：“明年准拟攀乔木，款语妆台莫怆神，”然竟不第，孺人赠之诗云：“岂必上林无树借，知君性本爱山峦。”则反其言以慰之也。当其任县令於闽，夫妇年六十矣，东壁以事离邑，孺人为诗以寄之云：“老去更添恩爱重。”又云：“暂时小别还成忆。”其敦笃犹如此。嗟乎，彼之所以穷厄颠连而不死者，岂仅得黄卷之宽解耶！
　　集中如《牛女行》之辟神仙故事，《只当行》之辟浑沌思想，《金缕曲》之辟荒渺古迹皆与《考信录》诸文异曲同工，可作《考信录》之补充材料者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顾颉刚记。
　　○《弱弄集》旧序
　　士人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学问；有真学问而後有真文章。诗与文胥此道，而求之近今则尤难。
　　自《三百》亡而《离骚》歇，七言滥觞於《柏梁》，五古权舆於苏、李，要皆慷慨悲歌，各言其志，非不欢而笑，不痛而哭，徒为风容色泽已也。
　　唐以帖括取士，而李、杜擅场千古；然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壮浪恣肆摆脱拘束者，往往见於乐府歌行长篇大作之内。说者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岂区区在近体绳尺中哉！
　　昌黎韩子、东坡髯公，学博力厚，识超气雄，为能高挹群言，俯瞰一切，远绍衣钵，不坠宗风。究其所以骀宕排，光怪陆离者，必有真气以行乎其间。
　　後世士不嗜古，往往以一生精力沉埋於四橛八股之中；即间有安章妥韵，自号风雅者，率攻近体学邯郸之步而效西施之颦，所谓不欢而笑，不痛而哭，徒为风月露之辞章而已，恶睹所谓真性情，真学问，万丈光焰者耶？
　　东壁先生，天雄名士也。妙龄驰誉，二陆齐名。余私心窃慕之，而恨未即觏。丙戌春仲，乃识荆州於都下，见其伯仲翩翩，真是神仙中人，盖自是弥殷饥渴矣。岁戊子，余与东壁俱馆於武，相得甚欢，时或杯酒相往来，索其所为古文者，首出《封建论》二，《治漳策》一：纟丽々数千言，如海如潮，具征实济，深服其为古文圣手。最後出诗稿一册，五七言，长短句？古体居多。余读之，如望衡山之，如观沧海之水，缈冥变幻，不可名状。既乃喟然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吾乃知东壁之不薄今而爱古者有故矣！”
　　以东壁之才情豪迈，岂六韵八韵所能拘；天马行空，知不可以羁勺絷也。以东壁之识议卓越，岂平平仄仄之所能缚；神龙变化，知不可以尺泽困也。其体高龙门之桐，其气雄黄河之水也；其神洁玉壶之冰，其色古太庙之鼎也；其声宏黄钟之音，其笔健太阿之锋也。故其为诗也：浑浩流转，疏落磅礴，沉郁痛快，蕴藉风流，无体不备，无美不具；虽不曰“得屈、宋作衙官”，已乎登李、杜、韩、苏之堂而咀其矣。而要东壁自陶写其性情，发抒其学问，非斤斤焉蕲合於古而留摩古之迹也。以视夫不欢而笑，不痛而哭者之学步效颦也，岂特《雅》、《郑》之分，抑有人鬼之辨矣。
　　来春大魁天下，射策金门与翔步玉堂，以所为文者施之政事，以所为诗者播之讴歌，的称国朝一大著作才；振衰起靡，於是乎在矣。
　　虽然，文章有神，光焰难掩，亟当公之同人，不宜久秘箧中。不尔，或恐为神龙攫去！
　　──乾隆三十三年，岁次戊子，秋仲朔六日，黄池弟纪闻歌顿首拜撰。
　　○自序
　　诗自唐虞至今，凡几变矣；要其升降之故，大略有三：
　　《雅》、《颂》以纪盛德，告成功；而《风》以观政治风俗之得失，故可以经世，可以感人，诗之用也。周衰，楚人始纵其荒唐悠谬之词；汉兴，扬、马、班、张竞陈繁丽；建安以降，益沉溺於风月露之中；於是诗为浮靡绮丽之词，无适於用，而诗一变。然其言虽无物，犹各自成其为言也。
　　自沈约始调四声；陈、隋之际，竞尚徘偶；永徽、神龙以後，稳顺声势，谓之律诗遂驱意以就词；於是诗为矫揉造作之物，不畅其情，而诗又一变。其中虽有豪杰之士间出於时，然希古常不胜其从众，其专为古而不为律者，自三唐已不数人；至欲求适於用如《风》、《雅》者，则每名人集中仅十之一二耳。甚矣，风俗移人，虽贤者有所不免也！
　　然自宋、元以前，虽有高下巧拙之殊，要皆自写其意，自琢其词。自明前後七子出，始揣摩唐人之音响以为诗；钟、谭、钱、吴、王、朱之伦相继而起，其体迭相改易，论亦迭相訾毁，要其大旨皆不出於剿窃，依仿以求工於语言；於是诗为假设伪造之言，无涉於我，而诗又一变，而诗几於亡矣。
　　余幼奉先人之教，即以达意为诗，不求佳於声音笑貌之间；顾时方尚律，犹未知肆志於古，间一为之，亦不得其蹊径。年二十五，始致力於古诗。馆武安时，尝自选其古唐体诗若干首，题曰《弱弄集》，内黄纪东川为序之。三十以後，渐知究心经学，兼以人事纷赜，疾病循生，不能沉思苦索，颇悔少年所为；然於无聊赖中辄复借诗遣之。馆北皋时，复自订其四十以前诗，题曰《乐饥集》。由是辍吟数年。其後间为时势所激，景物所触，见猎心喜，不能自坚，然仅仅矣。
　　每自念生平德不进，学不成，徒劳心於区区无用之诗，一何可鄙，而余年已五十，乃合其前後所为诗赋，重删而再录之，凡为赋三首，为诗二百首，题之曰《知非集》。综计少时所作，存者不及十三。时馆於西山之乞伏村也。
　　嗟夫！世之谈诗者众矣，其高者争於体格之升降，其下者争於面貌之仿佛；贵唐，贵宋，贵初盛，贵中晚，贵建安、正始，贵元嘉、永明，其言不可车载而斗量，然皆非余所知。余独爱顾宁人之言，谓诗当求有用於世，为最得风雅之指归。
　　昔尝有以文寿人者，受者以之糊壁。作者见之，诉於其乡先达。先达笑曰：“君之文不以糊壁，竟复何用？”呜乎！信斯言也，自汉以来，其诗之不必作，不必存者，盖不可悉数，而况於余乎！以故屡欲焚其稿。顾又自念生平之所阅历，忧乐之情，离合之变，居游之所，往往见之於诗，时一览观，如逢故物，因复踌躇，不忍遽弃。乃於暇日又删其三十首，而区别为三等。择其言情感事，义近於讽谕者，二十有八首，首列之，曰《近古编》。其次抒怀，赠答，游览之作，无足为重轻者，三十有八首，曰《遣兴编》。又其次则声病徘偶之言，大雅所不屑道；其中虽亦间有取义，然以其体既卑，不足复为区别，统列之於一等，凡九十有二首，曰《谐俗编》。而又附以咏物等诗十二首，曰《谐俗附编》。
　　嗟夫！余之诗既不足为诗，而又无子，异日谁爱惜之者，必将供人之糊壁耳。然以无用之诗，以之糊壁固当。此乃吾曩者误用其心之非，而不得以咎夫弃掷之者也！
　　──乾隆癸丑仲冬，魏人崔述自序。
　　●知非集赋
　　【惜赋】
　　原夫虑多偶失，事罕万全；探隋珠以弹雀，吝一篑於山巅。天与不取，前功尽捐，侮之无及，比比而然。於是仆本多情，怛焉惋惜，拍案欷，掩卷不怿！若深痛乎予怀，神不宁者累夕。
　　有如乐生提旅，深入齐都，弹丸两邑，指日成诛；谗人交构，惧罪逃逋，降城尽叛，遂失海隅。至若张良发愤，欲雪韩耻，东游沧海，阴求力士，博浪潜踪，狙击天子；误中副车，大索不止。若乃武侯出师，祁山乘胜，三郡来归，关中响应；任违律之参军，失街亭之要径，陇西之地尽亡，偏安之势遂定。又如鄂王北征，朱仙大捷，太子宵奔，幽、燕震慑，义士争迎，临河欲涉；忽奉诏以班师，降金牌之重叠。此皆义关宗社，事系生民，大功垂就，一跌不振；哀九京之不作，能勿痛惜夫古人！
　　若夫贤为人望，善乃国纪，或应运会而後生，或培百年而後起；况夫贾谊学期王佐，士元才非百里，道济乃万里长城，宾王亦一时才子，张元三辅之奇材，邓弼关中之壮士，均宜宝此善人，勿令失所者矣。而乃鸟空赋；骥足难舒；人主生其疑贰；宰相吝其吹嘘；石上题诗，反逃身於异国；市中舞剑，终槁死於蓬庐。数奇不遇，可胜惜欤！
　　别有宠姬易带；爱妾换马；老侯氏於宫中；弃昭君於塞下；鸦远打凤，恨大中之粗豪；粪解开花，怜国香之艳冶。此其人皆丽质芳姿，窈窕淡雅，遇人不淑，负兹娇姹；怅佳人兮难再得，堕泪珠兮如洒。所以令千古蛾眉短气者也。
　　至於池荷并蒂，清姿如雪；夜半萍开，一枝忽折。大宛竹杖，天下所稀；削而圆之，以漆为衣，使绝世之奇种，竟埋没其芳菲。更有兰香馥郁，桂影婆娑；凄凉空谷，寂寞山阿；草木有知，伤如之何？而况醅覆左思之词赋；火焚李贺之诗歌。又何怪乎幽人逸士，凭吊山阿，怅世界之缺陷，不禁涕泗而滂沱。
　　吁嗟乎！天意久渺茫，人事多错误；岂成功之取忌，亦全美之招妒。恶草能长茂；好花不久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叹已往之不可追兮，又何贵乎悲歌慷慨而惜之也哉！
　　【怀旧赋】
　　倚棂槛以凝睇兮，感秋华之摇落。悲日月之易兮，嗟余生其焉？身蓬转而萍飘兮，情纡轸而不乐。慨勋名之未立兮，徒追叹於曩昨。
　　忆余之方总角兮，渺人事之未知；进弦诵於庭帏兮，退嬉於阶墀。岂幼稚之易怜兮，曾膝下之未暂离。兄弟合业而同方兮，情愉悦而奚疑？嗟衡漳之肆虐兮，故里忽湮为泽国。家室颓而无复存兮，依昏姻而苟食。霜雪纷以交集兮，涉塞流而未息。慨流离之备尝兮，泪纵横而沾臆。
　　遂衣食於奔走兮，桑与梓而屡违。初犹翱翔於州郡兮，渐留滞而罕归。揽征辔而西来兮，登山而欷。故乡远而难见兮，魂依依而欲飞。
　　梦少年之往事兮，睹乔木其犹未朽。入西园以游目兮，偕幼弟而握手。步逍遥於三径兮，攀依依之杨柳。若姊妹其皆幼兮，婴儿戏而相友。亲左顾而颜霁兮，进霞觞之春酒。忽目眩而心悸兮，恍惊起而何有。
　　窗黯黯而未明兮，鼠剥啄而群走。风细细而无声兮，月沉沉而当酉。悟此身之犹客兮，怅归期之未定。心惆怅而不宁兮，身辗转而如病。迨薄曙而不寐兮，思绵绵而靡竟。恨韶华之不再兮，聊优游以待命。
　　乱曰：陟屺岵兮东望，思旧游兮神伤。何日兮微禄，买薄田兮归故乡，葺茅屋兮艺稻梁，偕昆弟兮奉兕觞，承色笑兮无央？
　　【玫瑰露赋】
　　原夫玫瑰之为物也：其色则深红浅紫，花艳美；其态则娇媚柔和，宛转婆娑；而其臭也<香奇><香尼><香力><香孛>，侵人入骨，尤能丽清虚而常存，随风而汩没。此其所以异於众香之销歇者也。
　　尔乃攀条折荣，弃蕊取英；金盘贮之，玉杵捣成。又恐杂於浊者失其清，滞於形者遗其精；欲袭花气之香；无如朝露之零。盖惟质清故不染其艳丽，而惟性虚乃克受其芳馨。尔乃贮之清壶，取其冽也；置之书案，资其洁也；淡泊无尘，水澄澈也；<香奄><香覃>纟奄绕香萦结也；<香今>々骤至，遇风而初泄也；<旁香><香孛>渐甚，往来而不绝也。斯诚胜於木兰之所坠，与五明之所撷矣。
　　盖在露也，不为如饴之甘，而为有饣必之香；而在玫瑰也，不为拂地之红，而为著水之素。是香固附露而长生，而露亦缘香而愈著；虽各异其本来，实变化而合於度。岂若兴歌软障，徒致赏於名花；濯立金茎，惟营情於仙露。
　　若夫居闲无事，密室<香分>ξ，清香徐来，郁郁纷纷，馥如兰佩，<香曷>若檀焚；染指而三日不灭，启盖而一室皆闻；注之砚则馨香满纸，点之茶则齿颊生芬；能不心旷而神怡，气清而意欣也哉！
　　且夫露降乎天，於五行也属水；玫瑰产乎地，於五才也属木；固聚天地之精华，而合水木之芳馥。故其为气也若隐若见，而其入人也不疾而速。
　　然非有荀令之香，则玫瑰且羞其臭；苟无叔宝之清，则露亦厌其浊。吾赏其臭之如兰，吾爱其人之如玉！
　　●知非集五言诗
　　【感遇】
　　髫年爱《诗书》，发愤观四库。读史耻记诵；穷经薄章句。弱冠游四方，慨然识时务。虽未登霄，经纶及时具。岂为夸浮名，兼济本吾素。一朝功业成，高寻赤松去。
　　南山有元豹，七日无所食。岂不尝饥饿，泽身可华国。文成出深林，万物皆避匿。人生富与贵，忽如空中色。所患少不学，老大兴叹息。挑灯绝韦编，此意竟谁识？
　　鲲鹏生北溟，一飞可万里。如何待培风，双翼不能起？岂不困泥沙，雁鸿非我拟。欲奋垂天，六月暂相。蜩鸠虽同笑，何足病君子！
　　黄莺出幽谷，悲鸣求其俦。乔木岂无鸟，振翮自远游。人情久淡薄，谁可结绸缪？一饭且望报，况复同车裘。雷陈既已矣，归来息交游。
　　秦王求赵璧，厥价十五城。相如上大夫，乃以生死争。宁知在楚时，再献未知名。空山怀至宝，雨泪落纵横。岁寒识松柏，区区何足荣。
　　右军书之圣，而拂村妪意。大瓠置市井，不如斗筲器。哀哉英雄人，用武苦无地！太宗书御碑，金钱易一字。从来异代宝，多为世所弃。
　　洪钟所以贵，不叩则不鸣。不叩而自鸣，叩之将无声。夜光无因至，按剑或相轻。奈何炫己长，以取当世名！尚口易招妒，多言乃摇精。不如守吾素，逍遥待连城。
　　桃李下成蹊，富贵人所欲。何为冥寂士，入山自抱犊。所宝良不同，岂必皆荣禄。曾皙嗜羊枣；公都美粱肉。谁为知味人，千古难相服。人生贵意，安知世所逐！
　　田畴应州辟，间道行万里。归来致君命，义不戴仇耻。岂尝食其禄，所感在知己。五月被羊裘，见疑延陵子。悠悠何足论，贤者尚如此！安得齐鲍叔，甘心为一死？
　　琵琶发艳曲，满座皆欢醉。琴瑟扬清操，听者倦欲寐。淫声易悦人，雅音久断坠。律吕有真传，安能取世媚！留待知音人。临弦共一试。
　　【都中送舍弟南归】
　　与汝同北来，送汝独南去。可怜滹沱水，不得同时渡。双影自此分，孤舟泊何处？临歧草草别，此情对谁诉？
　　汝归侍亲侧，吾留依帝城。遥知後夜月，不似此时情。向晚宿野店，征队萧萧鸣。惟有思乡梦，与汝同南行。
　　相亲复何人？同胞惟予汝。忍见灯前影，南北忽分处。欲泣已无泪；欲立竟何语。不知此时肠，断作几万缕！
　　【清化镇晚眺书事寄朱松田】
　　随山西南行，未暮憩客馆。乘暇眺晓色，丛篁互疆畎。
　　大行翠屏列；淇水玉带展。绿柳夹清渠；春城倚翠。
　　拥泉溉陇亩，下田变沃衍。雪浪激飞轮；石如雷转。
　　河曲野径迷，云起暮山断。细雨催人归，然忘近远。
　　惜君未同游，寄此代书柬。
　　【磁涧】
　　际晓发洛阳，亭午出磁涧。水流砂石间，青山夹两岸。
　　突兀摩霓，一径自中断。诘曲随山行，十步不相见。
　　入谷天忽小；上坂山复乱。迤逦循水涯，倏忽登天半。
　　山合疑无路，将近势复变。忽闻重霄中，人声若相唤。
　　仰见穴处民，午烟起炊爨。群羊如蚤虱，蠕蠕略可辨。
　　极目欢幽情，登临遂忘倦。更欲凌绝顶，乘风扪河汉。
　　【州步月】
　　秋晚碧天净，日暮步高阔。川原旷远目，层吐皎月。
　　烟消寒潭清，千里镜中澈。水气浮苍雾；山光烂白雪。
　　下望平沙处，草树疏行列。旅雁空中鸣，素影淡欲灭。
　　西风吹夜凉，冷冷浸心骨。高谈忘久立，微霜忽已结。
　　佳期未能还，惆怅不可说。觅径赴归路，苍茫月亦没。
　　【雪後登州城】
　　北风敲海冰，万里纷积玉。晓色破馀寒，高城一登瞩。
　　群峰乱远近；两仪混清浊。川原平若水，依微辨寒木。
　　石梁拖虬龙；苍崖衣绡。雪岸响冰澌；野水暗通谷。
　　一樽对寒，清冷荡远目。落笔成短韵，苍茫失五岳。
　　【拟古】
　　仗剑出交河，北风寒堕指。白日草中没；黄沙天际起。
　　丈夫生有为，岂得顾妻子！节旄麾三军；便宜制万里。
　　感君不相疑，甘心为君死！
　　【读杜诗】
　　自从仰大华，天下无奇山。自从俯黄河，九州无洪川。山川无虑万，眼大不足观。大哉少陵诗，上下三千年：建安何足道；王孟宁比肩。韩欧难为後；屈宋难为前。自从有诗来，无公之诗篇。《图畴》垂万古；河汉悬中天。我少未知学，读公诗最先。初不识其妙，但谓言当然。厥後览诸家，琐细不足宣。昵昵儿女语；啾啾虫鸟喧。披之不终卷，兀兀取欲眠。乃知大历後，其诗尽可删。惜後无真赏，徒耳盛名传。掇拾昆仑石，球琳反弃捐。低昂效笑；分裂窃语言。譬如持寻丈，妄量天地宽。黄钟与《郑卫》，所辨宁一弦？悠悠千载来，知音何其难！
　　【晚春自都门抵易州，秦苞文邀同仰瞻行殿】
　　乍别嚣尘地，息肩山水州。主人重夙好，胜境相偕游。杨花密雪布；槐影疏流。嵯峨仰行殿，清秀谢雕锼。大行列作屏；易水环为沟。泉声引风雨，石势盘螭虬。奇峰断忽起；密径寻转幽。阴洞雾细，凄凄如深秋。小憩朱栏外，清茗尽数瓯。拟作《上林赋》，愧非相如俦。
　　【村僧】
　　村僧居村中，所见惟农牧。朝出刈青茭；暮归饭黄犊。芸田烈日下，胼手胝其足。尽日无休闲，《法华》从不读。问以因与缘，茫然舌如木。自云“有弟子，授书入乡塾。《大学》与《中庸》，经年犹未熟。每愁食指众，田少仓无粟。那堪度牒钱，县隶复来促。”我闻僧此语，不觉笑捧腹。佛教人出家，出家果何欲？方期离六尘，况乃计盈肉。儒者辟异端，谓佛害最酷。今且读儒书，力耕艺禾菽。观其所行为，何以异凡俗？然犹名为僧，但以其头秃。若令发勿，娶妻入禅屋：即此同齐民，何烦汰且逐。
　　【杂诗】
　　孔子慎钓戈；孟子远庖厨；圣贤用禽兽，有节不可逾。
　　太古餐毛血，未有犁与锄。礼乐既已兴，此事当踌躇。
　　佛氏戒杀生，其说虽近愚；要之过於厚，仁者之心与？
　　佛之为异端，不在此区区；所以害名教，乃因虚与无。
　　後儒学识浅，自谓圣人徒；唐虞道渐微，不能一补苴。
　　《六经》踵讹谬，谁敢异注疏？甚乃言心性，掇拾佛之余！
　　独此稍近理，胡为苦揶扌俞？乃知耳食者，徒得古人粗。
　　面牲诚可戒；敝帷亦有须。此言世不信，留以待真儒。
　　【清明晚眺】
　　到山仅十日，凭眺已三度。初观崖下泉，汩汩清流注。
　　继登白羊城，俯瞰漳东骛。群岭各杈牙，数行迭交互。
　　值兹清明辰，桃林复信步。朱英虽未繁，艳芷已先吐。
　　夹岸尽苍崖，西山远盘踞。隔山见遥岑，苍茫若烟雾；
　　云是大行脊，悬岩最高处。却亿少年时，胜游昔曾屡。
　　壮岁反悬车，经年萦俗务。常恨无佳境，为我诵读助。
　　常恨无幽人，同领《诗书》趣。今年来山隈，悠然感吾素。
　　赏心或不远，隐者倘可遇。夙愿庶几偿，便欲溯流去。
　　【九日登烂石山】
　　积雨当新晴，山川可眺玩。况值重九晨，秋深物已换。
　　摄衣升崔巍，从游备童冠。丹柿耀林间；白草明溪畔。
　　北顾衡漳流，蜿蜒绕匹练。远树渐苍茫，洪波半隐见。
　　西山生白，青翠忽中判；截然横两重，遥天互一线。
　　登临畅幽怀，留连遂忘倦。黄花虽未开，此乐亦足羡。
　　归来自倾倒，景物犹在眄。还胜杜少陵，霜鬓徒悲叹。
　　【自东水度响石岭】
　　适从山上来，回首不相识。山势须臾变，行人迷物色。
　　岭峻石嵯峨；屋峭径逼仄。控辔不敢瞬，况乃暇喘息。
　　登高群峦来；下坡众峰匿。升降无了时，乱山何所极。
　　前山隙忽开，平原蓦在即。莫嗟行路难，白日幸未昃。
　　【观《华山图》】
　　昔闻太华山，高出诸山外。头戴天为笠；腰绕虹作带。
　　常思浚绝顶，一与白帝会。濯足天河流；引手星晨队。
　　匏瓜一系身，此意久茫昧。岂知丹青手，力与造化配。
　　竟将西岳尊，移来与我对。仙掌何がテ，桃林连楚塞。
　　崎岖陡盘路；砰氵訇飞急濑。峰插霄汉心；壁立霞背。
　　十年旷观志，此日始觉快。出门视城府，藐如芥与蒂。
　　何必问真源，方知天地大？
　　【京邸岁暮】
　　霜雪催岁暮，北风吹衣巾。游子何所思？鹤堂上亲。
　　两儿各出外，衾枕畴为温？况复忧家事，晨夕自苦辛。
　　我闻古人言，有时仕为贫。但得抱关禄，敢辞击柝勤。
　　不然弃《诗书》，俯首事耕耘。莫笑江上贾，洗腆亦足珍。
　　甘旨聊可供，荣辱谁复论！
　　【九日与纪东川登儒山，兼以志别】
　　久识儒山胜，无因共跻攀。秩风肃原野，携手何辞艰，
　　系马古槐下，觅径乱石间。不惜谢公屐，宁论孟嘉冠。
　　渐升云木上，顿觉天地宽。四山豁如退，蜿蜒遥相环。
　　危桥跨水，水落平无澜。日晶长空回；沙白孤村寒。
　　山风高转急，凛冽难久观。归心浩莫遏，欲去仍盘桓。
　　佳节古所重，别离况无端。遥知同乐处，他日梦中山！
　　【梦中送别李翰林琪园，因成短韵寄之】
　　别意已如梦，梦中仍送别。琪园从此去，泪尽不忍诀。
　　世事尚周旋，而我性独拙。感君重故旧，不肯遗蹇劣。
　　贵贱交乃见；升沉情愈热。忽云归海上，使我肝肠裂。
　　我时新坠车，扶杖痛欲折。握手问後期，相视未敢说。
　　放声尽一哭，幻影瞥然灭。乃知身在床，独卧秋窗月。
　　愿君长自爱，相期追前哲。尤宜惜此躯，欢乐不可竭。
　　富贵君自有，无为羞一蹶。安知非黄金，百炼始奇绝！
　　耿耿怀此心，无由自陈列。因风寄远情，以诗代喉舌。
　　【庚寅仲夏书事】
　　去年龙昼眠，三秋乾不雨。禾稼既瘠收，种麦百无五。
　　春日复愆阳，四月始播黍。农夫忧如焚，秋禾远难许。
　　且幸麦将登，饥腹暂可鼓。平明入野田，腰镰呼亚旅。
　　来来何处人？千百不可数。弱者乘时窃，强者公然取。
　　大言通姓名，其猛如狼虎。顷刻茎穗尽，一粒不得煮。
　　始信为盗乐，不似为农苦。方今太平时，岂宜纵狐鼠。
　　况乃近城市，非有山泽阻。县令不行法，我为嗟何补！
　　【宿青石滚】
　　暮投青石村，村小乏逆旅。有屋陋且狭，再三请乃许。入屋惟灰尘，其深寸四五。扫除一席地，税驾暂兹处。出门问居民，饼肆设何所？皆云“旧有之，门闭因天暑。”温言白主人：“为我暂炊煮；但求得粗粝，不敢论鸡黍。”主人摇手言：“妻病室无女。”踌躇良久时，乃为倩邻父。坐久杳无声，徨见河鼓。饥肠枵欲鸣，渴舌焦难语。食至更已深，草草充肺腑。解衣就枕欹，无床代以户。饱蚤跃被中；饥马喧檐下。竟夜眠未成，迟明天复雨。雷电势交加，滂沱泽应普。屋漏坠泥多，纷纭污蓝缕。推枕起披衣，中庭浩无浒。前途辽水深，何以能达府？我闻昔晋重，乞食五鹿野：在外十九年，历历尝险阻。夫丈多艰难，安知非玉汝？自念生平来，如此众难数。避水登空台；操舟出荒渚。半年七徒家，至今为酸楚！此後数浪游，往往亦龃龉。岁月忽已非，辛勤复奚补。腰痛劳即伸；眼昏字难睹。百病相纠缠，壮心渐已腐。初困後必亨，兹念久黄土。此身非少年，谁堪复此苦！有儿甫弥月，何时可继武？天命当忧劳，人力岂能去。且将枕上怀，细向诗中谱。写寄殷广文，牢骚恐不取。
　　【黄鹂】
　　余尝读少陵诗，其《杜鹃篇》首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叙地气之殊，以开下文意耳。後人不识文体，求其字句之工而不可得，遂谓此本诗序而误合之；或又从而为辞，以为其古在此；皆谬论也。古人论诗，但观通篇命意所在，及其顿挫结构之奇，原不以三四语判工拙也。浅学之士求新奇於字句，其於论诗下矣，况欲以此绳少陵乎！余居河之北，未尝见黄鹂；游关中始遇之。及来邺西，此鸟颇多，乃知河北固自有之。喜之，为吟一篇，而不觉其句势之与少陵同也。高下殊科，由才之异；而词旨相犯，则境之同。古今事原有极相类者，此何足怪，且其工拙亦不在是。然论少陵诗者，使见余作，又必以为袭少陵矣。
　　关中有黄鹂；河北无黄鹂。邺东无黄鹂；濒山有黄鹂。我昔游秦川，豳原初结。青山绕官舍，好音发幽枝。乍洗风尘耳，顿忘身为羁。归来多株守，遂与清景辞。结庐近市井，混迹事委蛇。盈耳者何声？群鸦噪阶墀。不然风雨夜，屋後号枭鸱（舍後有鸱巢）。可怜廿五载，烦嚣少宁时。岂知今年春，西来山之陲。重闻见声，使我心再怡。知与故人别，江海复相携。乃知地气殊，遂使物情移。出谷能求友；止隅不履危。尔声良足爱，尔智尤可思。微物多兴怀，从古皆如斯。不见《杜陵集》，中有《杜鹃诗》？
　　●知非集七言诗
　　【忆旧游诗寄朱松田】
　　忆我与君惜年少，把酒晚香（堂名，在郡署东偏）乘夜凉。池中洗手弄明月，珍珠洒落盈莲塘，晓来却看草亭雨，玉团迸碎声玎。自谓与君有仙骨，世人未许同翱翔。秋深老菊尤奇绝，三峰（堂东北隅有假山，上有三峰）俱戴黄金妆。“十八学士”争索句，（是时有菊一本而十八花，花皆美盛；观察公题之以“十八学士”云）笔墨浸渍东篱香。年年此时共欢乐，岂知一旦成参商。惆怅清原分手去，湘水茫茫苍梧暮。湖南已恨信音稀，何况雁飞不到处。我亦漂泊风尘间，数年未得开心颜。回首旧游如天上，惟有梦中时往还。青槐依旧当窗倚，携手同行百花里。共怜久别乍相逢，命仆开樽颜色喜。秋风吹寒梦易觉，觉後始知人万里。古寺惟闻落叶声，青灯终夜凉如水。问君南归何日来？流光冉冉春花开；应须共醉三百杯。胸中无限鬼语，留待松田来时吐。
　　【送董公常南归】
　　董公不乐居长安，飘然乘风归故山。一杯两杯清夜醉；千里万里明月寒。雪埋马兮北风起，滹沱冰坚兮不闻流水。甯不知冰坚雪重行路难，为念老亲思稚子。与君同乡更同客；欲共君归归未得。为君今夜发清歌，明日君归奈我何？
　　【雪後寄成自堂】
　　玉龙昨日战旷野，纷纷鳞甲自空下。阶前数寸扫还积，须臾埋尽庭中石。
　　是时崔生方闭门，虚窗砚冻炉火温。来朝风定拔关视，冰壶浴出乾与坤。
　　青陂紫陌香何有，粉勾几点林中村。四围渐远益浩荡，上混天色无线痕。
　　廓然引望意未足，缓控霜蹄踏琼玉、道凹陇突了不分，岸合川平水潜伏。
　　厚者为风所摺皱，势若江湖浪相逐。薄者经日面破穿，窍纹细碎如绮。
　　侵晨雾重林更妍，条条玉带垂马前。花纤叶密削不就，空明洞彻琉璃寒。
　　亭午雾消冰渐坠，窠间曲处留三四。浑是江南溪上梅，冷蕊疏枝写幽思。
　　贪奇嗜怪轻寒威，须结为冰不自知。直疑身在瑶台住，肌骨清灵欲仙去。
　　忽怜城市人几许，楼馆重遮竟谁睹。惟有街头三尺泥，朝蹂暮蹴深埋股。
　　羊羔美酒饮者乐，锦帐佳人笑相谑。终身不愿知外事，况兹清景更索莫。
　　郡城中人成自堂。曾共逍遥山水傍。紫薇踏雪冰澌滑，至今此意忘未忘？
　　吟成寄去廿馀韵，和否由君都不问。丁宁莫向外人语，笑落唇中齿四五。
　　【酬同年殷兰亭见赠】
　　我家旧住漳河曲，家传数卷残书簏。有时携书河上读，不识书中有金屋。十八衡漳没吾县，单衣御冬豆充饭。始知禄仕因家贫，素衣奔走长安尘。买得新来好花样，午夜寒灯到鸡唱。磨龙豪气逐时趋，有亲不敢言高尚。可怜点额终无己，自负锄给甘旨。椿堂白日沉西山，从此功名淡如水。
　　无聊且读簏中书，偶然有得还踌躇。漫向晴窗污故纸，岂有文章追《左史》君不见围棋客，呼卢人，夜忘倦，昼忘食，亦不过破除岁月而何足为贤者陈！近来愁多病日积，已都却去不复惜。感君贻我金玉言，读之再四心豁然。不辞结束学年少，但恐颜色非从前。会当攘臂作冯妇，安得春风马上随君鞭！
　　【赠东明沈铭亭】
　　少年意气凌青，秋风走马长安尘。结交天下豪杰士，酒杯诗卷同逡巡。龙门点额十五载，故交升沈复谁在？石渠、天禄位已高；绾符分郡情应改。敝衣黧面归故乡，乡人见之走相藏。经年不识邻与里，况复天涯书一纸。已甘落魄为人弃，不待人嫌先自避。短衣操作混佣奴，新诗题向空山寺。岂知负笈郡城游，犹有沈郎同应求。倾盖如故不足异，百遍相过无厌意。清才逸思自无敌，迂拙何由得君惜？乃知自有嗜痂人，不须和峤方为癖。沈郎沈郎且自爱，恐被旁人笑君怪！长风波浪须臾间，而我宁堪值一钱！
　　【《迂歌》赠别王懋勤】
　　十六游府宅，同学笑迂僻。至今二十有四载，须长短迂犹在。少年虽迂迂可说，中年因迂与世绝。高轩飞盖各逡巡，白月寒山自怡悦。凤台王子何翩翩：正定相逢正少年。别来六七载，风度仍清鲜。聪明溢眉宇，心细如丝缕。察言观色世无二，不语已能知人意。自言“智慧无须书，白头黄卷多迂儒。平生不解有疑事，周爱咨谋胡为乎？”每与我言常微笑，笑迂疏，弹古调；“古来俊杰无不识时，君今持此将奚为？”然犹胡为乎不相弃，殷然与我缔交谊？围炉长恨不三更，洗盏从来只半醉。不迂重迂世所稀，迂已为君分半归。不然岂有宿缘在，与君前世同双飞（古诗：“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月穷岁暮吾将转，此别未知相逢之近远！烦君记取迂何如，他日还看加损无。
　　【牛女行】
　　文人好奇口如簧，牛女之说何荒唐。天高星远听不到，一任凡庸谈短长。古人制名但以象，岂有夫妇如鸾凰。《小雅》偶然曾并举，牛女喻履霜。众星杂列非有意，不见天毕西长庚。後世因之遂附会，谓“女为妇牛为郎。天孙下嫁惰於织，帝命隔之以河梁。盈盈一水不得语，札札无由成报章。”何人妄撰《博物志》，浮槎乃至天河傍！丈夫饮牛妇与石，客星犯斗尤渺茫。自此相传为佳话，谁复沿流穷滥觞？姑妄言之姑妄听，聊资谈尘添诗囊。闺中女儿竞慧巧，祷之於神亦寻常。春宵织女尚在地，初昏未睡空徨。五月六月星渐高，炎风烦热如沸汤。初秋庭院气稍爽，此星正在天中央。近朔数日苦夜暗，陈瓜设酒昏无光。近望数日嫌月明，碧天万里星掩藏。不明不暗烦斟酌，曰维七夕辰最良。日数月数两符合，後则重九前端阳。沿之日久习不察，遂谓此夕同兰房。乌鹊填河乘夜度，五更分手难为肠。方朔上天竟谁问？张仪舌在凭低昂。自缘世人喜为媒；彭郎小姑亦拜堂。人亦有言鬼易画，为其不见人难详。《离骚天问》皆如是，寓言岂但推蒙庄。近世儒生读书少，乃至以博相夸扬，杂家小说齐东语，遂与经传同缥缃。羲和驱车犹可说，常仪（读作娥）无端红粉妆，缪公囊枣岂足辨，仰天一笑诗成行。
　　【只当行】
　　“只当”魏之方言，已知其误而自恕之词，犹云“只以为”也。野之夫好以意度人，怪怪奇奇，匪夷所思。所行事具在目前。了不一观；聒而与之语，亦终不信。幸而情状终露，诘之，则曰：“我只当云云耳。”若其料本属意中，而其事反出意外者然。作《只当行》。
　　“只当，只当”，水炎，火涨，日自西升，鱼游树上。英雄气短冤难伸，泣尽鲛珠人不闻。夷齐让国采薇蕨，“只当”西山来行窃。盗跖日日生食人，“只当”闭户安清贫。黔娄万锺“只当”取；杨朱一毫“只当”与。“只当”娄公惯骂座；“只当”灌夫不拭唾。不视所以观所行，“只当”二字胸中横。仪秦辨口如悬河，技穷其如“只当”何？前者“只当”已知误，後者“只当”仍不悟。世间万病皆可医，惟有“只当”无法施。“只当，只当”何所极！忠臣孝子无颜色。天生“只当”困圣贤，莫怪世人昧不识。
　　【春花行】
　　君不见春花渥如少年容，风雨摇落似老翁。花落有开时，少年一别无还期，花开花落人已老，愁时常多乐时少。如何此身非金石，百忧交攻头不白！劝君酒，君莫辞，智者乐，愚者悲。生前不肯花下醉，死後荣名竟谁知？
　　【病起题庭中桃花】
　　累朝寒疾不窥户，桃花烂熳庭中吐。隔窗惟识花蕊香，艳色争春无由睹。病起小立轩楹间，已见此花坠红雨。三分春色二分归，一分枝头能几许！自恨芳辰等闲过，不为此花葬尘土。年年有花似今日，双鬓渐凋无计阻。今年兴已非往年，明年知复如今否？且浮大白花枝前，对此不饮愁何补！
　　【为成陟庭题《浮图》】
　　浮先生知足早，弱冠已看万事小。虫肝鼠臂随所为，蜗角蝇头破除了。至今逍遥四十年，更无些事萦心田。欲传此意谁能传？龙眠画家夏樽子，貌得先生青山里。回头看在空，乍舒乍卷随天风。甯知上下西与东，取此为号非偶同。嗟馀少年竞文战，名流倾倒相钦羡。但看骐骥上青；慢想驽骀追紫电。白凫黄鹄须臾变，又不能趑趄谒州县。盛衰之理原逐时为转移，复何怪乎里人之相贱。豪气消磨壮志灰，移家欲住西山隈，清溪绕舍无尘埃。前山暗人踪杳，门外落花深不扫。孤稚相依去未能，手把此圆自颠倒！
　　【望京楼】
　　有明百战得海内，要使龙孙同富贵。神宗爱弟穆宗儿，封以潞王国於卫。亲王岁禄自有常，庄田日请不可量。金珠币帛溢府库，常苦钱财无用处。危台上起望京楼，台尽巨石修。数去方知高百尺；曳时应是毙千牛。看花楼在此楼东，其高相亚制略同。楼外假山尽怪石，八卦危亭倚削壁。山南水绕桥相连，梳妆之楼当桥前。处处崔嵬拟帝阙；朝朝欢笑傲神仙。仙尊属近无人问，惆怅繁华如转瞬。鼙鼓无情匝地起，一朝宫殿生荆杞。我来吊古春城隈，望京楼尽惟荒台。美人歌舞安在哉？西山苍翠依然来！废沼耕为圃，剩土范为坏。军人火药洞中贮；营将教场宫内开。盛衰常事不足异，可惜潞王仅一世。当时空自矜豪奢，岂知身後已无家。武王昔日封康叔，遗诰犹存但相勖；不闻起楼台，不闻作山谷。其後享国一千载，百姓思慕永不改。君不见武公祠，べ竹如箦淇之涯；南距卫城且百里，卫人每岁正月往拜之。望京楼，在城内，无人思。胡为乎越近而贵远？非盛德感人，乌能若斯！
　　【负薪行】
　　岁不能有春而无秋；人不能有少年而无白头。古来多少智勇士，到此无所用其力与谋。中年日月常苦疾，一月不敌少年之一日。功名未立已华，二十馀年转头失。世人重新还轻旧，当时後进称先生，此日时髦欺老叟。绰约识时务，妖冶衣冠媚当路。酣歌恒舞兼樗υ，到处逢迎侈豪富。而我块坐漳之涯，杜门不与通往来。文侯故馆空徘徊，魏成翟璜安在哉？惟有逾垣之人留此台。人生盛衰各有尽；何不携妻负薪学老莱？
　　【寄酬韩州】
　　丈夫意气凌雾，千金万金掷弗顾。独有平生知己人，常在心头不能去！昔馀少年犹未婚，妇翁监州永兴路。看山怀古西入关，执雁迎亲之署。当此之时公守，吐握曾蒙国士誉。逢人说项不啻口，华筵为我开者屡。《豳风》九月寒授衣，塞关月争入句。千言立就飞相守，舆台传送走若骛。州中较试多士集，委馀甲乙持衡度。黄堂开宴穷珍鲜，舞袖歌喉侑举箸。病辞不兀“无伤，健即来观倦即住。”时来时往随所之，不责苛礼公之恕。偶然腹疾却荤肉，别造嘉蔬十二具。好士如公古所希，毛遂侯赢见应妒。春风催别杨柳新，扁舟东渡咸阳渡。荆山再献名未闻，从此归来事农圃。短衣持畚自筑垣，胼手操作每至暮。不然奔走村墟间，夜犯霜雪晓犯露。故交一纸抵万金，况乃车马江干驻。少年新进意气豪，一揖不屑恐相污。更兼市井游侠多，探丸斫人吁可怖。窜名卒隶倚官势，杜门犹恐触其怒。荒田二亩半已侵，茅屋数椽知难据。穷乡隶尊寒士卑，视为固然向谁诉。当日空惊刺史筵，此时却出淮阴胯。岂知物产近即轻，或者时有遇不遇。今年二月赴礼闱，再到南柳巷南寓。闻公官罢归大都，九陌相寻几回误。欢然一见罗酒浆，别久不觉语言絮。“且喜有子继家学，宦橐萧然本吾素。”新诗示我情何深，旅邸烦嚣韵未步。春官放榜桃李开，江上芙蓉不在数。清宵一醉天明行，见何尔难别尔遽！燕山辽远易水阔，雁下寒沙日已除。曾云“五月改卜宅”，有梦未知向何处。聊将长句寄北风，月落空城暗秋树！
　　【题妇翁成北樵先生《爱莲图》】
　　丈人文穆公之後，早传一经发二酉。看花独爱周濂溪；作吏不薄陶五柳。昔年监州古公城，再陈《风》献羔韭（公著有《志续笔》二卷）。边村文誉动幕府，檄向平沙战场走。黑水寒日草际没；天山怒风雪中吼。戎衣吟缺关山月；诗脾浇尽穷庐酒（公从制府西征，著有《塞上草》一卷）。倚剑跃马竟何意？一笑非贪印系肘。偶登原看归鸿，忽忆烟霞别钓叟。一声长啸归去来，世人妄说时不偶。牡丹之爱宜乎众，富贵浮吾何有？别有会心命画图，图者凝神几搔首。灵台一点笔难状，却写江南莲半亩。秋水潋滟濯锦绣，初日晶莹照琼玖。而公危坐涟漪中，别有精神蜕泥垢。元方季方亦可怜，风味如公侍左右。忆我亲迎西入关；君子之光始窥牖。论诗从此得津梁；饮酒宁须计石斗。当时自负青云望，岂谓归来尚株守。东还马首再拜时，碧衣未改愧颜厚。季方持卷邀我题，岂有文章燕许手。不辞才薄由恩重，世上知公复谁某。感此遂题莲叶间，就问元方花否？
　　【秋夜独坐】
　　天河斜挂南斗欹，秋轩独坐有所思。二十五年废食寝，读书谁料今如斯！自从捉笔弄文字，文坛曾夺万人气。七入京华战未休，铁砚磨穿黑裘敝。归来生理何凉薄，万言书贱一钱贵，高堂父母多隐忧，白首食贫谁之罪？此时有泪空沾臆，此怀无语竟谁识？富贵功名非我亟，八口嗷嗷兮无以为食！毛义之檄何时来？白日西驰兮待不得。苏秦若有负郭二顷田，何必腰佩黄金相六国。
　　【登黄华至王母殿】
　　太行之山何崔嵬？鲁班之豁天半开。豁南黄华号胜地，传有王母挂镜之妆台。流泉汩汩声盈耳，引惹游人兴未已。攀崖蹑磴凌虚空，百盘始到王母宫。绝壁四围何所见？惟见苍苍天一片。黄华虽著殊未奇，石粗地褊无丰姿。从此以上路更险，一失足为石上泥！既非天下奇绝境，何必拚命升其顶。黄华黄华名何噪，万事从来以名好。回首忽觉归思浓，挂镜虽高不欲到。
　　●知非集五言唐体诗
　　【八韵诗六首西师奏捷恭赋】
　　西域违声教，张皇整六师。捷传金殿日；凯奏玉关时。
　　平减千城戍；横飞万里旗。地开唐节度；人仰汉威仪。
　　吐谷功犹浅；高昌岁尚迟。赏勋颁铁券；纪绩勒铜碑。
　　马散连峰下；军田弱水湄。从兹青海外，正朔奉靡遗。
　　【八韵诗六首顺天试赋得】“平秩西成”（得“成”字）
　　圣主勒民事，治西畀上卿。甲兵销作耜；师旅散为氓。
　　疏密分禾黍；高低长稻粳。发荣曾藉雨；颖栗转宜晴。
　　秩序因天道；均平省岁成。四封遗秉穗；千亩奉粢盛。
　　已著三登瑞；还征百室盈。年丰人尽乐，万寿共称觥。
　　【八韵诗六首顺天试赋得】“月中桂树”（得“香”字）
　　丹桂何年植？扶疏碧汉旁。月中微露影；外远飘香。
　　根借金波润；枝横玉宇长。婆娑依冤魄；旖旎澹蟾光。
　　输满全舒芷；秋深不陨霜。九霄柯独秀；万古叶还苍。
　　柳宿同高洁；榆星异苦良；圣朝群物茂？天上亦含芳。
　　【八韵诗六首礼部试赋得】“河海不择流”（得“虚”字）
　　沧海三山外，洪河曲九初。源从星宿发，槎接斗牛居。
　　洋溢波虽阔；包涵量有馀。江淮遥灌注；渭洛各纡徐。
　　巨细流无择；萦回势正舒。千峰奔涧谷；万里引沟渠。
　　受益功何限；鸣谦意自如。始知深不测，容纳但缘虚。
　　【八韵诗六首礼部试赋得】“灯右观书”（得“风”字）
　　开卷能收益，焚膏最有功。骋怀秦汉上，娱目《典坟》中。
　　藜杖何须授；萤囊可使空。书题千帙碧；灯射一窗红。
　　久坐花频结；高吟漏未终。三冬文足用；四库学宜充。
　　月向疏帘瞰；心从静夜通。右文逢圣世，披阅仰皇风。
　　【八韵诗六首礼部试赋得】“春服既成”（得“鲜”字）
　　沂水春光晚，临风意洒然。垂杨迎暖日；细草弄晴烟。
　　绕砌萦新带；缘堤脱旧绵。衣轻堪觅胜；褐解欲登仙。
　　漫惜裘将敝；偏宜服正鲜。襟披芳树下；袖染落花前。
　　修禊邀嘉客；流觞傍野泉。欢游逢盛世，歌咏乐尧天。
　　○四韵诗二十五首（颉刚案：後多六韵诗一首）
　　【离绪】
　　离绪向谁收？萍踪暂此留。夜寒徐稚榻，秋老仲宣楼。
　　引镜方知瘦；衔杯不解愁。为贫兼为养，此意两悠悠。
　　【将赴州次韵留别舍弟】
　　同归才数月，此日复东西。分袂暮云暗；回头春草迷。
　　花临河水发；鸟傍华山啼。明夜知何处？临歧手暂携。
　　【北邙山晓行】
　　万古北邙坂，苍茫双岭平。岚深迷曙日；雾重夫春城。
　　残梦随风断；新愁逐晓生。乡园重回首，千里大河横。
　　【新安道中】
　　古戍马嘶风，雄关接大东。生青嶂合；岭断碧流通。
　　岸柳侵衣绿；山花照水红。醉吟欹客帽，人在画图中。
　　【崤关】
　　崤坂高无极，崎岖欲到天。中低岭树；水际俯村烟。
　　古戍馀秦垒；残碑记汉年。二陵风雨地，驱马意茫然。
　　【永寿县】
　　县僻戍楼稀，春寒鸟不飞。山风侵瘦骨；岚气湿征衣。
　　雨细石磴滑；深村径微。异乡风景别，惆怅旧渔矶！
　　【早春】
　　绿意催新柳，芳时独闭开。病多成性懒；交寡得身闲。
　　明月惊春梦；清风破醉颜。自能消好夜，何事买深山！
　　【梦归漳上，寻故居不见，成首二句，因续成之】
　　天下无家客，关山任转蓬。孤城千嶂黑；残夜一炉红。
　　燕厦栖何处；鱼书远未通。数行离别泪，空洒梦魂中。
　　【冬夜对月】
　　千峰明霁雪，百里见纤毫。水落平沙白；天空紫塞高。
　　虚窗穿竹影；凉砌走松涛。空有南楼兴，何时遂大刀？
　　【华州晓行】
　　晓色开林表，鸡声隔水闻。清溪随路曲；官柳到桥分。
　　雾气朝含雨；山痕远入。却怜刘梦得，此地惜离群。
　　青山斜不断，迢递亘秦川。宿雾初消日；高峰欲隐天。
　　车声破残梦；草色入新年。千古关中道，临风独黯然！
　　【武安雨夜】
　　斋阁和愁卧，山城入夜清。骤雷惊客梦；寒雨暗归程。
　　多病思家室；长贫望友生。怜才无复古，高枕独伤情。
　　【贾氏废园】
　　何年歌舞地，亭榭未全ㄨ？游客不到处，野花春自开。
　　泉声流复咽；山势拱如来。回首思乡县，苍茫感劫灰！
　　【登易州西山】
　　平生爱山癖，况乃久风沙。石润苔痕滑；溪回柳势斜。
　　两峰双抱寺；一水暗随车。应去桃源近，临流见落花。
　　【出都道中】
　　落尽嗣宗泪，谁怜原宪贫？饥寒低七尺；文学误双亲。
　　命蹇都成拙；交深转似新。他年封楚後，莫忘有恩人。
　　【雨行】
　　细雨斜风里，书生匹马行。饥寒离骨肉；贫病误功名。
　　远树笼烟暗；遥天透日明。穷途羞一哭，总付与诗情。
　　【送人秋试】
　　柳岸看鸣棹，槐花正拂衣。关心千里别；极目五飞。
　　月落水势阔；日高帆影微。秋风方破浪，壮志莫怀归。
　　【待月】
　　待月梧桐院，新秋露气清。轻数行白；高树一枝明。
　　暗入疏帘冷；频移曲槛横。遥怜青海塞，千里夜沙平。
　　【中秋】
　　乡居为世弃，农圃作生涯。阶植忘忧草；庭栽蠲忿花。
　　病多诗懒做；贫久酒难赊。空负中秋月，来穿竹影斜。
　　【夜坐】
　　病多人不寐，秋夜坐何长！犬吠荒村静；蛩吟短砌凉。
　　月光窥户白；花气入帘香。赖此风光好，愁怀一半忘。
　　【黄滨杂咏】
　　愁见新来事，携家作舌耕。依栖唐夹寨；怅望宋罗城。
　　堤断河无迹；碑磨字欲平。凄然感身世，不独为羁情！
　　何处居堪卜？萍踪暂此淹，庄孤犹近郭；地硷独饶盐。
　　架板为长几；编芦作小帘。还愁窗太暗，难见字纤纤。
　　风景虽殊地，依然绿绕村。苇生新雨箭；柽发旧年根。
　　遣闷惟锄草；嫌嚣且闭门。地偏心未远，惆怅共谁论！
　　院狭墙遮屋，虚窗月到难。事烦书任废；花少鸟还残。
　　夏韭昂难买；秋茄老始餐。晚凉何处好？时步断桥看。
　　【送门人李庄入都】
　　此去程千里，扶摇望汝抟。选言须雅洁；制胜在波澜。
　　易水秋多涨；燕山气早寒。此身还爱惜，莫但记弹冠。
　　【夜明柴】
　　（颉刚案：此上当标“六韵诗一首”）
　　毓秀由深谷，浮沉路已长。泥中惟养晦；泽畔且含章。
　　日晚辉初发；时昏德更光。映川珠减色；结佩玉同良。
　　疑月穿虚壁；如萤满素囊。欲知身显处，众影正潜藏。
　　●知非集七言唐体诗
　　○原编四韵诗十九首
　　【旧宅新筑】
　　渐剪荆榛辟草莱，茅斋新葺少尘埃。墙低不碍观天眼；院小犹容看月台。
　　帘幕迎风晨自卷；轩窗临水夜常开。莫言地僻无人到，昨日催租县吏来！
　　焚香扫地无馀事，茅舍春幽似蜀江。因爱鸟声勤插柳；为贫月色懒糊窗。
　　篱疏好过蜂儿队；帘破宜穿燕子双。向夜忽疑身待漏，卧闻屋隙雨淙淙！
　　溪水流回旧岁春，人情物态两同新。知时鸿雁寻芳草；乐水凫戏绿苹。
　　尚可吟诗非甚病；犹能酿酒不为贫。偷闲自酌酬佳景，共此心情有几人！
　　【朱公子兄弟枉驾见过】
　　巨卿克日到蓬庐，文举忘年拜纪初。有甚留宾三白饭；无他下酒一床书。
　　随风庭户香应遍，映月丰姿玉不如。从此夷门添气色，夜来新驻信陵车。
　　【宿窦店】
　　征马长嘶出凤城，少年作客为浮名。已无东ト留人住，惟见西山送我行。
　　经济有怀还入梦；乡园多难独关情，月斜门外频催起，愁听晨鸡四五声。
　　【元夕感旧】
　　长记儿时经此夜，春城遍处踏华灯。笙歌雷沸成千队；烟火星飞近万层。
　　市上彩龙当月舞；街头竹马看人乘。十年回首成兴废，残雪连天满地冰。
　　【孟津】
　　两岸青山相对起，大河中断暮天开。惊涛浸日如追电；怒浪乘风自吼雷。□垒沙平埋折戟；荒林烟断有沉灰。《黍离》、《麦秀》都何处？惆怅东流水不回！
　　【函谷关】
　　绝壁连霄一径通，黄河春涨接山红。仰驱征马登天上；遥见行人入洞中。
　　惆怅一丸封陕右；仓皇六国困关东。於今四海无争战，草绿沙场古戍空。
　　【登庆善寺豳风阁】
　　接天石磴千寻起，趺地金身百丈开。山骨破残成栋宇；云根吞吐入楼台。
　　平芜不尽连青塞；翠嶂无端落玉杯。援笔欲题流火句，恐随风雨蚀苍苔。
　　【秋思】
　　低垣短砌卧苔痕，秋老山城似野村。万里星霜催白日；一窗风雨逼黄昏。
　　惯尝滋味惟离别；常傍乡关有梦魂。无那更逢重九近，登高客思共谁论？
　　【岁暮即事】
　　寒林隐日冬将尽，宿雾笼城晓未分。皇涧野烟青欲雨；紫薇晴雪白如。
　　草枯秦卒烧山数；穴暖豳民塞向勤。独有客游惊岁晚，不堪惆怅更离群！
　　【留别韩州】
　　画熊几省授衣秋，锁钥秦中镇上游。自许骑驴逢吏部；不烦仗剑谒荆州。
　　驿临渭水冰初绽；马出函关梦尚留。回首青山迷远望，梅花片片促离愁。
　　【赵北口】
　　烟迷洲渚水迷天，万顷平湖一径悬。隔岸燕山露头角；缘堤赵戍列星缠。
　　三关晓日开金钥；两淀秋波浸画船。欲问宋辽征战事，鱼帆几片草芊芊！
　　【送同年李旭亭令石城】
　　新膺黄绶壮心生，南下征帆一叶轻。锦似士元宁待制；琴缘毛义且须鸣。
　　疆分梅岭成花县；山接金精号石城。独有故人心重别，梦随寒月渡江明。
　　【客馆书怀】
　　生抛骨肉缘蜗角，独立关山逐马蹄。肯构自怜黄卷在；倚门应恨白低。
　　雪埋驿路书难至；月暗空城梦易迷。岁晚游人归未得，凭轩极目羡乌栖。
　　【临坛岗】
　　立马临坛思渺然，乱峰无路碧迷天。春深滏水涨新雨；日落鼓山生暮烟。
　　离别自怜长似梦；文章虽好不逢年。马蹄明夜未知处，满地野花心共然！
　　【春暮即事】
　　惆怅盐车困太行，破除无策是思乡。白千里暮回首；明月满楼春断肠。
　　山气袭人衣袂湿；泉声入梦枕函凉；经年漂泊浑将惯，且觅神农却病方。
　　【山行】
　　牛象嵯峨足下生，一家谋重一身轻。乱峰深谷日将落；瘦马远天人独行。
　　山势断时荒庙在；泉声落处野桥横。极知行路非佳事，八口无田待笔耕。
　　【重五】
　　五月五日沙河店，敝衣黧面归乡时。乱韬日不成雨；高柳斗风空织丝。
　　车中驷马无此命；日下五色谁复知？佳晨未至心烦惋，肠断千门艾叶旗。
　　○续入四韵诗七首
　　【楚王镇怀古】
　　将军事业轩天地，百战无如救赵时。钜鹿不缘烧甬道；关岂得竖降旗。
　　霸图已尽乌江畔；故垒空传卫水涯。惟有遗民思旧德，至今犹拜项王祠。
　　【礼部试归夜坐】
　　罢试归来昼渐长，雨馀庭院散微凉。浅深影移平野；上下蝉声噪夕阳。
　　坐待露风侵袂湿；卧闻花气入帘香。此身已分林泉老，有梦无因到玉堂。
　　【自咏】
　　家贫身病两相牵，不望寒儒到木天。穷巷车来将十载；故人书断已三年。
　　花怜寂寞秋犹放；月伴凄凉夜不眠。独有文章缘未绝，愁时开卷即欣然。
　　【绿添】
　　次第春风染旧枝，千条争傍大堤垂。惯遮天外离人眼；早动楼头少妇思。
　　向日渐添张绪影；临流初展太真眉。啼莺漫喜藏身密，怕见飞绵满路歧。
　　【红减】
　　一番风雨度前溪，粉坠脂消满大堤。几处绮窗飞锦片；半庭芳草湿香泥。
　　攀时已惜枝头少；折得休辞帽影低。未便尽随流水去，留教词客彩毫题。
　　【和广平孙学师寄赠原韵】
　　十年踪迹隐牛耕，征迈空劳赋《脊令》。抛已输新进贵；赠绨休倚故人情。
　　春来陋巷看花笑；午趁浓阴听鸟鸣。何处好风吹好句，有人犹解惜狂生！
　　【邯郸七夕】（是岁闰六月）
　　天上乍逢欢好夜，人间初别怅新秋。闰迟乌鹊三旬会；贫折鸳鸯两地愁。
　　酒酹丛台空对月；云迷漳水漫登楼。吕翁仙枕如容借，愿入黄梁梦里游。
　　【再续四韵诗三首心绪】
　　少岁流离志未摧，中年心绪转多哀。千番回避闲仍到；百计驱除醒即来。
　　旧恨已成胸膈痞，新愁惟恐笑颜开。若非黄卷能宽解，此日多应到夜台！
　　【再续四韵诗三首登西山白寺】（在矿窟村东，俗名矿窟山）
　　一上高峰见万山，屏围带绕白间。嶂痕差互层层翠；岭势纡回处处弯。
　　古刹无人花自艳；幽崖多洞石常斑。直西更有奇岩在，应待秋风试一攀。
　　【再续四韵诗三首戊申除夕，明晨五十】
　　儿时曾记戏庭闱，转眼风光鬓已稀。才薄敢言将眼政；过多犹恐未知非。
　　痴凯久惯何须卖；家室漂摇不羡归。但使有男绵祖德，此身甘老钓鱼矶！
　　○附录四韵诗八首（颉刚案：实十首）
　　【乡试後赋秋雁】
　　引吭北去同依日；振翼南来独冒寒。满地秋霜孤影落；半天夜月一声残。
　　江迷衰草衔芦远；水落平沙集泽难。最恨年年空往复，忍教踪迹似纲官。
　　【中副榜後戏作】
　　应是天怜失意频，秋来暂许住成均。蓝衫已觉开箱旧；黄顶都惊入眼新。
　　半喜半忧今日意；欲歌欲泣此时身。乡邻未识长安事，问是生员是举人？
　　【白燕】
　　拂水衔泥淡月中，霜毛玉羽素心同。弄春不觉穿云幕；听语方知到雪宫。
　　楼锁梨花香带雨；帘开柳絮梦随风。回头却笑乌衣客，野草斜阳滓太空。
　　【纱窗】
　　半遮半露得人怜，薄雾轻绕帐前。满径花香春暗透；一庭月影夜偷穿。
　　黄梅欲过闻疏雨；绿草长留染细烟。只有幽人偏隔断，朱棂咫尺恨长天。
　　【雪弥陀】
　　一尘不染坐墙阴，翠竹寒风响梵音。身化三千浑似玉；庭飞丈六漫疑金。
　　团成衣钵空中色；炼就冰霜世外心。莫怪日高寻不见，本来无我又谁寻。
　　【秋燕垒和韩州韵】
　　惆怅乌衣草半凋，疏帘无复污书瓢。丰城月冷迷双剑；邺水风高失二乔。
　　笼竹草堂怜往事；石榴华屋忆芳朝。谁吟随客空梁句，落尽残泥故国遥。
　　【细君寄衣并诗至，赋此答之】
　　读罢回文泪满巾，鸳帏刚是一年新。不嫌德曜如卿丑；却惜粱鸿似我贫。
　　客馆病迟归去梦；征衣瘦称别来身。明年准拟攀乔木；款语妆台莫怆神。
　　【赠内】
　　潦倒牛衣病後啼，携家暂寓紫山西。安贫大爱梁鸿妇；好德何妨许允妻。
　　晓爨疏烟经雨湿；夜吟斜月入帘低。但教相敬如宾友，宋玉登徒理亦齐。
　　【晚秋清流道中】
　　年来多病怯登程，强著征衫起晓行。红叶一林秋欲老；苍山满眼雨初晴。
　　绕村暗烟浮色；隔岸雷喧水弄声。风景犹堪资眺望，敢将辛苦怅离情。
　　【将至馆舍得句】
　　鞍离髀尽几年华，书剑飘零岁已赊。回首半生惟有泪；伤心四海更无家。
　　秋风满树鸣黄叶；落日长河带白沙。多恨且拚今夕醉，犹堪下酒菊丛花！
　　●知非集五七言绝句
　　○五言绝句十首
　　【古意】
　　午梦人初觉，迟迟出绣帏。梁间双燕在。不忍更惊飞。
　　【自警】
　　才睡便有梦，才醒便有思。不知一日中，何时是静时？
　　【一片】
　　一片玉无瑕，爱护惜磨砺。非无温润姿，何时始成器？
　　【春日】
　　昼长垂柳处，门掩落花时。但觉肠都断，焉知断为谁？
　　【乙酉除夕】
　　一身辞故园。千里度新岁。不如田舍翁，骨肉同一醉。
　　【论诗】
　　常恨谢灵运，不见李太白。妄谓“古今才，於人止一石。”
　　【对酒】
　　万事不如意，一身只自怜。对酒莫斫地，携诗聊问天。
　　【独坐】
　　烟气如气，帘纹似水纹。昼长人独坐，花径雨纷纷。
　　【春日】（回文）
　　细雨春濡柳，轻风晚落花。砌幽生草碧，城古带烟斜。
　　【拟游西山，至新店不果行】
　　未遂看山志，空怀访友心。惟堪临绿水，独自洗尘襟。
　　○七言绝句三十二首（颉刚案：实三十四首）
　　【公子词】
　　银灯尽後玉漏促，独入芙蓉帐中宿。春意恼人眠不成，闷呼童子唱新曲。
　　【秋燕词】
　　甲第连未许依，萧条独趁晚秋归。人间何处无门户，莫向乌衣巷口飞。
　　【春暮】
　　眼见林花大半开，壶中有酒莫停杯。等闲放得春归去，满地榆钱买不回。
　　【出都】
　　堤柳青青绕旆旌，归途何事不伤情？春风未信《长杨赋》，吹落人间尚有声。
　　【新丰市】
　　满目青山巷陌斜，垂杨深处暂停车。新丰门户於今改，鸡犬多应不识家。
　　【咸阳渡】
　　汉殿秦宫尽绿苔，咸阳渡口鸟声哀。古今无限兴亡恨，渭水东流自不回。
　　【京邸有怀】
　　冷雨疏窗欲夜时，秋深古寺独牵思。人生好事谁兼得，小宋文章道韫诗。
　　暗雪打窗灯烬落，明河垂地月华凉。可能入梦人千里，惟有归家字数行。
　　【无题】
　　垂杨何处不停车，十里红楼隔槛呼。惆怅郢中无宋玉，风流从此属登徒！
　　玉腕殷勤捧玉卮，主人如梦客如痴。麻衣瘦马不自觉，正是心中无妓时。
　　【惆怅】
　　惆怅明珠几暗投，世无知己便应休。龙泉宝剑埋尘土，自有塞光射斗牛。
　　【偶至故巷，见瓦砾为沙埋尽，漫兴】
　　楼台瓦砾莽然平，极目寒沙际古城。惟有石坊依旧在，半埋尘土半纵横。
　　【春夜】
　　山城夜静锁千峰，小院无人花影重。归梦欲回天未晓，半窗斜月五更钟。
　　○和张卿《花间杂咏》之二
　　【蓼花】
　　礼贤台下记残红，十里斜阳两岸风。自入山城寻白石，故园秋老水烟中。
　　【老少年】
　　角齿盈虚不两全，莫羞ウ淡度芳年。樽前留取惊人色，次第秋风倚暮天。
　　【访李琪园同年，适值午睡，因眠客榻】
　　不惯缁尘陌上行，闲寻供奉谱《清平》。主人未觉客亦睡，满地绿阴春鸟鸣。
　　【酬吕东山】
　　荆山三献未知名，六载离群自课耕。已分此生田畔老，梦魂飞不到春明。
　　柳色催人重北来，老僧心死已如灰。同乡谐子多英杰，珠玉相形愧不才。
　　野人性喜无拘束，乍入都门众眼惊。不履不衫何处客？漳南卫北一狂生。
　　渐增马齿人同弃，久伴鸥群我自哀。感尔故人犹念旧，新诗吟写向金台。
　　【过河南村，题隆天都土地祠】（祠中有碑，云即唐昌黎韩退之）
　　深沉寝殿碧檐垂，金像庄严画壁奇。多少梵宫过景福，此乡独重社公祠。
　　韩公学行冠三唐，一表回澜万古香；犹向村为土地，此身敢惜钓沧浪。
　　【送高赞府玉符北旋】
　　作吏漳干二十年，归时两袖尚依然。长安相识休相问，种种凄凉尽可怜！
　　盛名题柱艳同僚，屈指鹏程路不遥。漫想河阳花满县，微官并付与春潮。（公以卓异记名，未选而病，因病罢官）
　　典尽冬衣又夏衣，罢官长是断晨炊。破窗漏屋阴寒夜，廉吏方知未可为！
　　翻书独坐镇经秋，一病龙锺不自由。偶尔天晴风色好，倩人扶掖看街头。（公罢官後，留滞一载有馀，贫不能归里，病不能出户）
　　揽辔南来共几人，妻孥亡尽剩单身。止馀堤畔累累冢，赢得行人泪满巾。
　　添得文姬慰暮年，中郎情绪一欣然。岂知官罢妻亡後，四顾无依倍可怜！（公来时眷属六七口，悉没於任所，葬之城东堤畔。惟存一女，系在任时所生，欲之人，无可依者）
　　雁行情重不辞贫，嫂侄相依度几春。身病囊空浑小事，至今官罢为何人？
　　记得华堂宴客时，衣冠满座品燕丝。只今试数桥头柳，折向离筵共几枝！
　　【率笔】
　　魏晋文章尚屏除，（韩文公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宋元诗见欲何如？（王贻上诗云：“几人曾见宋元诗。”）可怜看得《临清志》，便笑韩门不读书！（韩门，汪侍讲师韩号也。侍讲与余言次，偶及明季始有烟草，其姻家某在坐争曰：“烟草始於生公说法，非明季也。”侍讲不答。其人不平，遽曰：“此出《临清州志》，人未见耳。”侍讲一笑而已）
　　【大名秋晓】
　　轻寒漠漠透窗纱，客梦惊残未到家。细雨酿秋人不觉，满庭飞尽石榴花。（此诗在访李琪园诗後）
　　【游羊城山】
　　两岸青山夹水长，半山一径入苍茫。偏怜眩目惊心处，满岸黄花十里香。
　　层峦曲曲失西东，骇浪惊涛雪卷空。立马羊城山半望，一川红树水声中。
　　●知非集桂窗乐府选
　　【水龙吟】（登华阴岳庙後阁望华山）
　　凭栏日极秦川，桃花零落春将暮。云横烟断，三峰如削，亭亭可数。玉箸悬空，青萍插汉，翠微深处。算登临胜境，无如此阁，将秀色平分取。
　　回首故乡不见，最伤心少年羁旅。客游倦矣，不堪更是斜风细雨！流水光阴，恼人天气，愁肠万缕。到何时许向青天，仰首问，惊人句？
　　【又】（菊影）
　　梦回月透窗纱，隐囊寒枕添秋意。迷离院落，晚风吹堕，冷香流砌。偷过疏篱，倦眠苍藓，夜阑人醉。问婆娑日下，横斜水畔。谁堪共芳魂倚？
　　暗上珠帘不觉，立西风几多憔悴。故园何处？惟同泪眼模糊相对。仔细新诗，参差认是，飘零满地。忆秋容老圃重游，甚日踏，幽香碎？
　　【木兰花慢】（京邸送客）
　　记燕山同客，风雨夜，几经秋。正茅店孤灯，霜林落木，无限离愁。那堪故人还别，送飞鸿天际去悠悠。落日马嘶衰草，残星人渡寨流。
　　烟波遥隔晚稠，望远怯凝眸。纵湿透征衫，把残征袖，也则难留。今宵一杯清酒，且高歌畅饮共绸缪。後夜相思何处？凄风凉月空楼。
　　【百字令】
　　征鸿归尽，问如何不唤燕山游子？夜雨萧萧茅店冷，人似黄花憔悴。梦里乡关，心头驿路，动是千馀里。西风不定，扁舟欲倩谁系？
　　惟有灯下《离骚》，窗前《周易》，常伴刘伶醉。痛饮狂歌人不识，都道少年情味。逐柳随花，求田问舍，肯损平生气！鲲鹏毕竟，一朝飞入际。
　　【满江红】
　　春惜谁来？人只管惜春不住。思量起，从前事事都教春误。弱柳几曾知雨困；娇花自不嫌风妒。枉多情，写尽断肠诗，伤心句。
　　餐不得桐花乳；穿不得杨花絮。纵为春病也，春还无语。有恨几杯田舍酒；无聊一首《闲居赋》。是庄周蝴蝶梦初回，蘧然悟。
　　【又】（初秋寄秦苞文）
　　临水登山，送不尽萧条秋气。树外故人何在？暮天无际，贫久望穿毛义檄；病多拭尽王章泪。最伤心一馆似官难，穷如此。
　　饱不得千年史；卖不得千金字。甚经纶满腹，文章满笥？城下不逢韩信饭；人前莫乞周瑜米！到而今青眼望何人？唯吾子。
　　【蝶恋花】
　　雨气苍茫吞远树。小院轻寒，暗向疏帘度。梦断故乡无觅处，青山遮却来时路。
　　滴尽珍珠山欲暮。斜倚阑干。谁会闲情绪？明日准将花细数，归期还恐花难据。
　　【忆秦娥】
　　秋何处？梧桐院落冥雨。冥雨。一川衰草，四山红树。珠帘不卷西风暮，悲秋况是吟秋赋。吟秋赋，重阳过也，塞鸿无数？
　　【花非花】
　　花非花，是风絮。逐暖来，随春去。舞逢绣幕更吹开，飞著游丝还绊住。
　　【又】
　　花非花，是轻雪。素自怜，寒偏发。满庭玉芷蝶无踪，几树梅英人不折。
　　【又】
　　花非花，是灯芷。结艳红，凝轻紫。落时常使梦魂惊，开处先傅明日喜。
　　【又】
　　花非花，是花影。折去无，看来冷。乱铺阶砌不关残，暗上帘栊谁复省？
　　【水调歌头】
　　多少不平事！抚剑冲冠。少年慷慨犭旬世，援手不辞艰。一日风尘失足，几处交游下石，惟恐死灰燃。袖手看成败，相较尚为贤。飞腾志，今老矣，复奚言！让他英俊当路，拂袖入青山！辛苦蓬茅任我；打叠精神看汝，得意到何年。时势一朝变，霜翮起秋天。
　　【金缕曲】（自彰德游苏门，道经古迹颇多，漫题）
　　妓女年庚小。更无凭牙行斗秤，媒人道好。野老村中谈国政；巫觋许教神保。尤可恨春闱试草。区出心肝成底事？便孩儿绷去何妨倒。圈与抹，任房考。
　　齐东野语从来巧。漫讥评，《离骚》屈子，《南华》庄老。太史文章千古重，舛谬依然不少。还未算全无分晓。最是而今谈古迹，试推求人地皆荒渺。堪一笑，问囊枣！
　　附佚诗
　　【西安】（陶梁《畿辅诗传》卷四十四，下同）
　　马蹄行不息，迢遥度西都。气乍离合；山光时有无。雪消秦岭出；山落灞陵孤。惆怅春风里，经年怨客涂。
　　【卜居】
　　卜居烟火外，扫径薛罗间。地僻柴为壁；庭幽雪作山。白心自静；落日昼常闲。薄暮无他事，焚香待鹤归。
　　●二馀集
　　○顾颉刚案语
　　予读《东壁先生行略》，知成孺人著有《爨馀诗文》二卷，然《自订目》则作《细君诗文稿》一卷，书名与卷数皆不同，而其兼有诗文则同。一九二八年居粤，得识李仲九先生（一非），大名人也，叩其有无东壁箸述不见於《遗书》者，仲九允为访之。越一月而以《二馀集》见示，则即《爨馀诗》也，为之大喜。书凡二卷，《爨馀吟》为嫁後作，《绣馀吟》为在室时作。然观《晓》一诗云：“遥忆天涯双白，归宁何日泪千重。”盖适东壁後同出陕西之诗。则《绣馀吟》中固不尽在室之作。又《白燕》之题。《知非集》中亦有之，又与此同韵，疑东壁就婚州时夫妇倡和之作也。其书有诗无文，当非完帙。然即此残存者观之，什六七为伤离别，致慰藉之辞，其伉俪之敦笃盖有大过人者。东壁处境虽至坎坷，犹得一编，终成其学，是必闺房敬爱之情足以调和其生活，而消释其牢愁，乃有以致此。至其《赠君子》诗云：“近来学古益成癖，独坐搔首常寂寂，唤之不应如木石。忽然绝叫起狂喜，数千馀言齐落纸。”写形写声，使吾侪得於百载之下想见东壁先生治学时精力专注之容态，讵非一快事乎？《行略》谓孺人既卒，“先生为之传，系於诗後”，今此本亦无之，盖彼乃定本而此为孺人生存时所传钞者。安得他日发见其文，并得其传，而重刊之！此本，仲九得自王守真先生，王先生又得自姚晋檠先生；一九三一年秋，姚先生又从范廉泉先生处假一与《针馀吟》合钞之本见示，遂得一校。敬对於四君致无尽之感意！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顾颉刚记
　　又案：此书既以大名两钞本合校，择其善者从之，将发印矣，忽得袁洪铭先生自广东东莞来书，谓有家藏《二馀集》钞本，可写寄。闻之狂喜，乞其手写以贻。念此本不知如何流传岭外，或与大名本有多少同异，可资考核，颇涉悬猜。一九三二年五月中，邮至；拆视之，乃与大名单钞本一律。如《九日赠良人》，“寂寥”亦误作“寂寂”；《送三兄归里》，“故国”亦误作“故归”，实不及合钞本之善。故今仍依合钞本写定。然非袁先生之见示，亦无由知此单钞本曾传钞而至於粤东也。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颉刚再记
　　○爨馀吟序
　　余从先大人宦关中，时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识字，读唐人诗数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时命与兄姊为偶语。暨年十四五，侍先君侧，见人有以诗呈裁者则喜动颜色。辄不自揣，遂学弄韵，欲承一日之欢。然先孺人课女红严，无暇读书，亦未知讲求声律，是故所作多小儿语，亦有不成章者。
　　於归後，家綦贫，无人代操井臼，诸劳苦琐事无不身亲，是（以）更无暇学诗。然舅姑喜读书，因未尽弃旧业。舅多病，每呈诗至，则为一破颜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声律，常唱和於针线刀尺间。顾所作多率意，过即弃之，所存无几也。
　　其後数年，随良人设帐於外，颇有暇时，而客中亦多感触，故诗多异乡之作。
　　近岁从良人宦於闽之罗源，署中少暇，因集旧稿为一帙，题曰《爨馀吟》。又阁中所作，未忍尽弃，另为一帙，题曰《绣馀吟》，附於其後，未忍忘初也。
　　夫女子以德为贵，诗非所宜；况余诗无所长，又何足为轻重。但心有所感，景有所触，不能自己，聊以记事言情，非敢言诗也。
　　──大名崔氏妇成静兰自序。
　　●二馀集爨馀吟〔大名成静兰著〕
　　【怀远】
　　深闺兮寂寂，独坐兮徨。登崇台兮远眺，见下来之牛羊。
　　春鸟兮双飞，和鸣兮翱翔。怀远人兮何及，步踟蹰兮入房。
　　意萧条兮就枕，梦君子之仪光。故衣兮谁补？见之兮心伤！
　　兮未言，复远去兮他乡。风飒飒兮透户、月皎皎兮照梁。
　　夜漫漫兮不寐。泪凄凄兮沾裳！
　　【送君子入都】
　　悲兮生别离，况是新相知。从此似春蚕，日日添愁丝。
　　青簟夜不眠，残灯心俱然。离情可与共，此别恨经年。
　　别离非不苦。所苦甚别离。萤窗须努力，春色莫教迟。
　　八口沟隍里。双亲望眼穿。敢将儿女泪，沾洒向君前！
　　【怀远】
　　惆怅连宵风雨频，征衣制就寄无因。
　　遥怜卧病长安客，谁解绋袍赠故人？
　　【水後九日呈姑】
　　野水犹环屋，荒城三两家。又看归白雁；不复对黄花。
　　爨罢吟新句；针馀奉晚茶。曾闻敬姜语，劳亦不须嗟。
　　【魏台晚眺】
　　野水绕孤台，月明旷远目。缘堤绿树斜，参差见茅屋。
　　双棹何处来？渔歌断复续。雨过暑全消；尽天新沐。
　　星月落水中，微风碎珠玉。只此可忘机，何须觅林麓！
　　【春日新居即事奉赠君子】
　　数家寥落不成烟，惆怅从君几度迁。小院花多妨踏月，闲门客少好参禅。
　　夭桃坠露红沾袖；弱柳牵风翠拂肩。只此堪为偕隐处，柴桑应不羡平泉！
　　【武安即事】
　　蓬门书迥野花香，自卷重帘对夕阳。山色入庭青似黛；泉声过雨沸於汤。
　　尘中踪迹凭谁识？庑下萧条已共尝。从此不须施绛帐，与君归去伴沧浪。
　　【夜坐赠君子】
　　小院微凉夜，疏帘不上钩。山风欺袖薄，溪月下庭幽。
　　废学怜君病，常贫讵妾愁。乡关何处是？醉後莫登楼。
　　【闻雁】
　　万里来秋塞，关山夜度难。月中孤影落，天外数声残。
　　思妇停砧听，征人和泪看。年年愁见汝，乡思正无端。
　　【再送君子入都】
　　又向长安去，临歧泪暗倾。敝衣羞把袂；瘦马怯登程。
　　捧檄应须喜，怀书岂为名。杏林春正好，早慰依闾情。
　　【赠君子】
　　崔郎卓荦志不群，胸藏经济人莫闻。
　　有时慷慨论时务，沛如黄河向东注。
　　近来学古益成癖，独坐搔首常寂寂。
　　唤之不应如木石，忽然绝叫起狂喜。
　　数千馀言齐落纸，“五行”、“三正”细剖分。
　　创论惊天思入，直欲扫除千载惑。
　　岂效小儿弄笔墨，半生辛苦文几篇。
　　才高可惜无人识，长安虽去每空还。
　　十年憔悴长途间；且同煮酒开心颜。
　　一嘲飞腾遂厥志，平尽人间不平事。
　　【雾树】
　　双扉破晓开，满目飞雾雪。庭树玉雕锼；砌草珠攒结。
　　望远不分明，迷离光皎洁。天地造化顷刻成，瑶草琪花不可名。
　　蓬莱瀛洲竟何处？恍疑身在玉京住。须臾雾尽白日见，满庭无路花零乱。
　　【寄张夫人】
　　知己真难得，深闺何处求？别来将十载；离思欲千秋。
　　落落空回首；星星已上头。何年重握手，洒泪话新愁？
　　【哭天佑】
　　四十始有子，娇弱不离怀。三年不能行，一旦归草莱。独坐空庭雨，使我心如摧。柔肠千百折，点滴欲成灰。安能学佛老，清静寂无为！
　　自尔归山邱，使我常悲辛。举箸思尔食；闻声思尔呻；拂枕思尔睡；睹器思尔陈。推之不能去，辗转泪沾巾。此身岂我有，上有垂老亲。挥泪强出户，安可不自珍！
　　【遥题陟庭叔《浮图》】
　　谁为叔写《浮图》？伯仲题咏如联珠。又见君子《浮诗》，移家欲住陌西山陲。岂为女子不解事，几番开图不我示？浮之图虽未瞩，浮之意亦已熟。但图富贵等浮，未写芝兰如水流。嗟予四十苦无子，终日凄凄不能已！虽无富贵萦心曲，犹有忧愁来梦里。安能如叔万事不关怀，流水浮任去来？
　　【雨後】
　　川原雨过客情酣，涤尽尘氛见远岚。落岸水声喧似瀑；隔溪山色碧於蓝。
　　浊醪藏得恰一斗；野菜挑来刚半篮。且喜晨餐犹可供，不须惆怅乐高谈。
　　【夏日山村即事】
　　小院独踟蹰，下窥见幽壑。山鸟任去来；野花自开落。
　　睡觉北窗下，日高帘影疏。爨馀容我懒；闲课侍儿书。
　　棋声出洞口；茗色浮碗面。长夏漫消除，小鬟问针线。
　　虚窗少人迹，心静梦亦闲。鸟声深树里，细碎落庭间。
　　头白未有子，寄居山之隅。辛苦教娇妾；殷勤侍病夫。
　　洞里人初起，窗前日尚低。黄莺未全懒，犹趁晓凉啼。
　　妆罢对明镜，白发已盈头。犹有少年心，问郎花开不？
　　貌丑羞临镜，才疏怕见人。只宜山谷里，岚峰自为邻。
　　【溪上】
　　雨晴天气爽，约伴采青芹。细草香侵袜；微波绿漾裙。
　　泉声如漱玉；峰势似奇。共憩桐阴下，罗衣染汗芬。
　　【九日赠良人】
　　寂寥孤馆逢重九，坐对黄花伴客寒。短萧骚羞落帽；壮怀磨灭懒弹冠。
　　文经百炼终须达；家已三迁尚未安。岂必上林无树借，知君性本爱山峦。
　　频年南北复西东，闷里登临眼暂空。两岸苍苔微雨後；半林红叶夕阳中。
　　新来有恨惟浇酒；老去无家尚转蓬。莫使繁霜侵客鬓，今朝且醉菊花丛。
　　【雨中有感】（时久客於外，梦熊新亡，归家为应龙完亲）
　　春阴漠漠雨丝丝，独坐深闺愁锁眉。客久归家翻似客；悲多逢喜转添悲。
　　夭桃堤外红将绽；弱柳门前绿欲垂。对此不堪思往事，小窗强读少陵诗。
　　【山村苦寂，门人杜谠言送菊至，喜成二律】
　　寂寥蓬户秋将尽，闷里欣闻送菊来。乍见黄英开笑口；急呼小婢破莓苔。
　　香侵冷袖身亲灌；影拂幽裙手自栽。从此东篱添逸韵，恰逢家酿熟新酷。
　　暂停刀尺饮疏篱，时觉寒香落酒卮。冷艳乍添新体态；幽芳不减旧丰姿。
　　能经岁月缘开晚；要耐风霜故放迟。怪得此花无俗骨，仙根原自少陵移。
　　【山行误人小道】
　　（行次谓从者曰：“此山有虎。”险峻绝少人迹，意必有虎；今竟不然。及出山，闻土人言，旬日前虎食数人，方知幸免，亦信馀言非过也）
　　峥嵘插霄汉，误入可如何？冲草缘山转；悬车跨水过。
　　壑深气重；林密虎踪多。出险惊魂定，堪怜鬓欲皤。
　　【寄从子应龙】
　　艰难绝不数仙霞，别汝南来到海涯。觉後涕痕双袖湿，梦魂畏险不归家。
　　【寄侄作肃】
　　艰辛历尽暂时安，万里相从侍伯鸾。官舍环山朝雾重；女墙临海夜潮寒。
　　才疏事简亲操易；德薄民蛮佐化难。若问罗源近消息，新诗寄与阿咸看。
　　【苦雨】
　　一自入春来，十日九阴雨。幸有一日晴，朝雾直至午。
　　阴气袭衣裾，湿潮浸肺腑。我本河北人，何能堪此苦。
　　君子久欲归，宦橐乏资斧。凄凄何时已，廉吏可为否？
　　【寄良人】
　　怜君客里重为客，使我愁侵复病侵。老去更添恩爱重；闷来不觉酒杯深。
　　暂时小别还成忆，如许离情已不禁。何日方归冰署内，齐眉举案两相斟？
　　【戏成口号】
　　只缘欲积且休钱，裙布钗荆似昔年。为问且休何处是？洋洋满纸派匀捐。
　　【黄莺儿四首】
　　一自到罗源：地当冲，百姓蛮，才疏最怕差难办。酒席怎添？公馆怎安？长随乌合难驱遣！苦无边，制差才过，又接道传单。
　　一自到罗源：送降人，备站尖，百般需索心无厌。鱼肉不鲜，使费要添，解官软弱谁能劝？苦无边，这番刚过，那起又来全。（颉刚案：疑是“缠”字）
　　一自到罗源：吏胥疲，册籍繁，差提饬锁真无遍。谁说你冤，那管你贤，文来总是言参办。苦无边，早知如此，後悔杀从前。
　　一自到罗源：仆思归，友欲还，清贫难过频兴叹。债主催钱，典衣过年，万民争颂中何干。苦无边，急来拍案，“谁教做清官”！
　　●二馀集附绣馀吟〔大名成静兰著〕
　　【春寒】
　　翠袖临风怯，虚窗晚乍晴。山深常积雪；春老尚无莺。
　　映日萝阴薄；穿篱蝶粉轻。锄花课小婢，书带逐阶生。
　　【中秋对月忆故园女伴】
　　佳节更新晴，开筵月倍明。碧梧流有影；玉露坠无声。
　　砧杵一时急；榆千里情。故园诸女伴，何日遂欢迎！
　　【春雨】
　　梁燕回残梦，深闺倦绣时。开窗香满屋，花径雨丝丝。
　　【送三兄归里】
　　又送三兄去，迢遥故国情。十年经几别；千里复孤征。
　　班马嘶残月；村鸡下五更。家园春正好，花柳逼清明。
　　【霁望】
　　雨声尽夜晓风轻，柳翠花妍倍有情。一抹岚光山似画，白断处野人耕。
　　【白燕】
　　又向雕梁觅旧踪，衔泥轻掠曲阑红。差池别院梨花影；下上疏帘柳絮风。
　　玉翦碎愁香梦断；霓裳罢舞画楼空。倦怀藉尔浑消脱，白璧光摇绣幕中。
　　【晓发】
　　埋古戍驿楼空，回首秦川失旧踪。双眼望迷千里月；寸心敲断五更钟。
　　车迎晓露征衣湿；马踏春溪野草茸。遥忆天涯双白，归宁何日泪千重！
　　●针馀吟稿（魏县崔幼兰）
　　〔顾颉刚案语：
　　去岁予等游大名，得识姚晋檠先生（谕）。秋间晋檠来平，出此书见示，盖假自范廉泉先生者。东壁有妹适刘观成，昔在《考信附录》中知之。刘家藏有成孺人画菊一帧，直至五年前始被焚，亦闻崔衍随先生言之。独至其妹之名字及其才调则绝无所闻见。今忽睹此，为之拊掌。成孺人《爨馀吟序》云：“舅多病，每呈诗至，则为一破颜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声律，常唱和於针线刀尺间。”所谓小娘，即指幼兰。崔氏一门能诗，习而俱化，故幼兰亦喜吟咏，且以“针馀”题其稿，示取法於其嫂之“绣馀”焉。晋檠所得於范先生者有二本：其与《二馀集》合钞者凡四十八首，迄“丁丑年六月亢旱，京都大雪，因而有感”止；其单钞者又有“七旬自叹”以下十篇。然溢出者多不类。如“忠肝义胆在闺门”，犹可解也；至於“志气冲霄汉，常怀报国心”、“空怀治国志，不得定乾坤”，似非昔之妇人所应出。东壁常谓古书篇末多後人附羼之语，此例得毋亦用於此书乎？诗以嫁前所作为多，风格虽嫌平弱，而婉娈清扬，合少女身分。及其既嫁，则质直乾枯，叹才尽矣，环境移人，一至於此。是知成孺人垂老作《黄莺儿》，尚以滑稽之语自相嘲谑，盖由於夫妇之交相抚慰，故处境虽难堪，犹得不改其乐，而幼兰则未有是也。卷末附《妇女奇谈论》，述其长妇杨氏事，惜下半缺失。此题殊不显豁，或指夭亡之次女附於妇之身而作之谈话乎？予辑东壁亲友文字及其故实为一编，幼兰之作原当入之。惟以其独成一书，非出钞辑，且夙与《二馀集》合订，不欲变其旧，故仍置之《二馀集》後。谚有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之乌”，今录此书毋乃类是。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顾颉刚记〕
　　【雨霁】
　　雨後天初霁，停针倚画栊。萋萋芳草碧；淡淡野花红。
　　入坐茶香薄；穿帘日气融。闺中同阿姊。携手笑东风。
　　【病起偶作】
　　年来多病懒裁缝，翠幕轻开野草茸。新柳拂楼烟漠漠；碧波映日水溶溶。
　　风前宛啭莺声滑；雨後朦胧蝶睡浓。彩笔慵拈书未就。半窗明月夜闻钟。
　　【新秋雨夜】
　　风飘桐叶入雕栏，冷雨潇潇阵阵寒。停针女伴谁相问，独自吟诗到夜间！（颉刚案：疑是“兰”字）
　　【九日】
　　对酒看花怅雨蒙，荒城那复惹秋风！每逢佳节思诸姊。不把茱萸插坐中！
　　【和次兄赴馆高儿寨原韵送大兄入关】
　　同归方半载，雁侣又东西。辘辘征车远；萧萧班马迷。
　　孤村风俗异；长路燕莺啼。去去难为别，一樽清酒携。
　　【上巳怀张氏堂姊】
　　寒食思君处，春归满院芳。何时重会面，携手看春光？
　　【书怀】
　　芊芊绿草又春天，日暖风和倍可怜。花下鸣琴常自乐，年年惟愿笑尊前。
　　【即事】
　　云浓窗自黑；院静雨初霏。花落一枝瘦；苔生三径微。
　　【其二】
　　纱窗听雨时，滴滴细如丝。只为吟诗苦，翻忘刺绣迟。
　　【寄张氏三姊】
　　（随任贵州，八年始归宁一面。别又六年，有怀奉寄磁州）
　　八年离别乍相亲，西望云山又六春。何日归宁同绣阁，窗前携手笑声频？
　　【雨夜书怀和大嫂韵】
　　飒飒西风吹薄裳，更烦苦雨送秋凉。寂寥旅馆愁孤客；迢递关山思故乡。
　　蟋蟀声中催夜漏；春飞处忆行装。埙篪孺慕谁同我，问视晨昏慰北堂？
　　【忆逯氏四姊成安】
　　新柳依依触我愁，登楼闲看水中鸥。可怜独立窗前影，转瞬韶光忆旧游。
　　【秋雨步家大人原韵，时大兄在北都】
　　风雨潇潇湿碧苔，绣馀闲自绕楼台。已怜满目秋将暮，无限离愁雁送来。
　　【和二兄归城中故居原韵】
　　蟋蟀灯前促补衣，杏梁又见燕南归。水馀破屋犹容膝；风过闲庭忽掩扉。
　　三姊於归鱼信杳；长兄出外雁书稀。双亲独累吹篪客，幼妹痴愚未识机。
　　【重九】
　　何处登高赏？闭门王谢家。几人同白酒；独我插黄花。
　　罢绣方裁句；呼鬟为煮茶。龙山已往事；今古不须嗟。
　　【家大人赏菊代作】
　　落帽谁家兴？闲来就菊花。东篱人未醉，邻酒可能赊？
　　【纺车同长嫂赋】
　　弦正轮圆运不穷，丝抽万丈疾如风。谁知无限经纬意，却出闺人织手中。
　　【寄陈氏大姊】
　　砧杵遥闻怯倚楼，黄昏望里暮收。萧条小院桐阴瘦；惆怅寒庭玉露秋。
　　远水连天明月冷；荒城匝地野烟浮。埙篪对处心如醉，欲向征鸿寄别愁。
　　【送二兄会试，时大兄先已在都】
　　草绿瀛洲暖，莺啼上苑春。联飞双凤客，同作看花人。
　　【除夕以病不得与家宴】
　　年年椒柏酒，岁岁我先尝。可怜今夜酒，不得侍高堂。
　　但为身多病，非关孝思凉。早晨承色笑，阖室乐无央。
　　【八春诗】
　　春还春色美，春日倚春台。春鸟啼春树，春去复春来。
　　春草春方动，春花春月开。春暖寻春伴，春酒饮春杯。
　　【戏赠二婢】
　　著柳东风景正妍，双鬟争笑倚秋千。彩绳低拂裙拖地，月入斜窗未肯眠。
　　【夜坐怀三姊西及长嫂东】
　　独拥薰炉火正红，绣针初罢夜方中。光穿朱户一轮满；影度重楼几点鸿。
　　弱体清癯人寂寞；寸心牵扰梦西东。凭谁说与无穷意，写向新诗诉北风！
　　【夏日偶兴】
　　绣罢看窗午；吟馀觉昼长。帘开来燕语；人困厌莺簧。
　　柳色侵衣碧；花风过枕香。重楼幽静地，随意到羲皇。
　　【长嫂偕兄馆武安】
　　一行雁字几何曾，地岂衡阳到不能。应是左芬新有赋，武安纸价一时增。
　　【其二】
　　残灯独对小窗幽，寂寂虫声欲替愁。多少襟怀无计写，一行雁字正横秋。
　　【春晴】
　　东风著意到帘帷，细雨才收添绿肥。烟柳枝头莺乍啭；露桃花底蝶初飞。
　　闲烹雀舌偕兄语；醉染貂毫倩嫂挥。放眼春田芳草外，青莎短笛牧童归。
　　【闻笛】
　　落梅何处起？宛转出重城。可惜今宵梦，何能诉别情！
　　【梦中作寄大嫂大名成氏】
　　飒飒寒风画阁幽，清宵夜雨泪双流。遥怜黹绣谁同伴，两地相思一样愁！
　　【月夜登重台】
　　极目漳川上，荒城似画图。月明人语寂；烟静夜村孤。
　　啸听蛙声聒；金看鱼泪呼。微凉多病怯，风露冷罗襦。
　　【其二】
　　寂寞空斋里，登临晚乍晴。柳阴依浪转；波影澹沙明。
　　雨过蝉声乱；风来蝶粉轻。遥看新月上，绮阁夜弹争。
　　【拟仙子洞中怀晨】
　　岚重迷仙径，胡麻可共浆。水清花自艳；风Й草含香。
　　乍会乾坤别；离思日月长。百年空有梦，无路访刘郎。
　　【二兄在都，梦中寄二兄】
　　千里驰驱只一身，离家数月傍风尘。遥怜秦市单衣客，有几绨袍赠故人！
　　【赋得“好雨知时节”】
　　雨暗芸窗黑；风高石燕轻。王孙归怨湿；父老悦春耕。
　　卷帘看细线；隔幔听微声。明朝甘雨足，岚带绕孤城。
　　【感怀】
　　独坐残灯夜，凄然心俱灰。自嗟新旧事，何若在天台。
　　【不寐有感】
　　开卷窗前夜已深，空阶点滴冷难禁。自怜薄命愁如许，写向新诗泪满襟。
　　【送女伴归里】
　　忆汝初来时，宛若如┶。爱尔卫夫人，素与成兰契。
　　相聚五六年，倏尔忽分袂。今行虽不远，後会茫无际。
　　明年雁归来，莫使空相忆。
　　【题画菊】
　　醉後杨妃别样妆，裁成婀娜玉肌香。生前不与群花比，留取芳魂独傲霜。
　　【夫子就学，二日即归，因感乐羊子而作】
　　君乃乐羊子，愧妾未断机。所以学不成，相对空嘘唏。
　　【慈母命咏金雀、丁香、桃花三事】
　　小院花如锦，春深二月时。雨润黄金嫩；风翻白玉脂。
　　左右芬芳茂；上下影参差。遥知洛阳处，更有一株奇。
　　【秋雨怀夫子在外】
　　雨湿苔初嫩，秋声老碧梧。可知窗下客，杨窃馀书？
　　【其二】
　　金风飘败叶，四处起寒砧。欲寄回文锦，劳君动别心。
　　【自悼】
　　拜佛常求寿，吟诗慰北堂。课儿思曹母；举案愧孟光。
　　昔时比翼鸟，倏忽参与商。众人同炊食；取妇各分浆。
　　泉水儿女饮，藜藿欢成粮。新妇为饿鬼，次女葬路傍。
　　夜寐缺毡被，日出无完裳。险衅成疲病，颠沛方寸狂。
　　追思父母言，何可衷肠。仰天惟叹息，嗟乎空自伤！
　　【感怀二首】
　　薄命从来缺五伦，广寒宫内谪仙真。闺中弱质如男子，黧黑羸膝（颉刚案：“膝”字疑误）何处陈？
　　生男育女已成空，五十馀年一梦中。少米无柴随夫主，夫荣子贵付东风。
　　【成氏长嫂寄侄原韵】
　　曾闻闽地有仙霞，不许闺人赴海涯。贫苦只因儿女累，饥寒冻馁向谁家！
　　【秋日哭王氏姑母灵座前】
　　日月光辉性格慈，柔肠欲断永离思。窗下蘩勤教女；几前阅史（颉刚按：“阅”疑当作“经”）自传儿。锦帐乍空人寂寞；妆台仍设魄迁移。西归鹤驾诚遐逝，无限伤怀寄万枝。
　　【丁丑年六月亢旱，京都大雪，因而有感】
　　六月飞霜雪为雨，怒恼穹苍旱乾土。只因世人多鸱类，不重爷娘重儿女。
　　【七旬自叹】
　　忠肝义胆在闺门，一生碌碌似浮。旧时女伴多为鬼，只有饥寒丐乞存。
　　【偶兴】
　　志气冲霄汉，常怀报国心。闷来寻知己，南窗一曲琴。
　　【言性】
　　刚烈丈夫性，忠义心自存。空怀治国志，不得定乾坤。
　　○悲痛三首
　　力尽马牛婢子身，蓬头赤足敝衣人。三餐炊爨犹嫌懒，不念劬劳多苦辛。
　　一生辛苦无人晓，屡逢谤突何时了。愧我贫穷天地间，不如走兽与飞鸟。
　　遍体疼痛少人知，井臼亲操泪暗垂。满腹愁恨思往世，真心耿耿独自悲。
　　【翁姑弃逝】
　　三十馀年几变更，耳终朝不可听。但得树窠安寐室，沧浪之水濯吾缨。
　　【望雪】
　　四野茫无际，梨花风乱舞。飞来衣袂湿，穿窗更穿户。
　　【风雨夜坐，忽忆旧日此时长妇杨氏夜送绵衣】
　　暮雨纷纷涕泪潸，朔风折骨敝衣寒。室中只有痴儿女，膝下空存伴夜阑。
　　【贫妇】
　　生成辛苦命，智拙更痴庸。伏蜡常炊爨，春秋衣敝同。
　　摩锅兼洗镬，曷汗并补缝。吾乃儒家子。不能争雌雄。
　　【附文一篇】
　　【妇女奇谈论】
　　孝妇者，乃魏邑杨氏讳源之长女也。生於乾隆壬辰九月二十一日子时。妇周岁，其母段氏即卒；父鞠育成人。继母王氏亦贤。既长，约媒氏聘与长子永宁为妻。
　　妇性纯孝，善侍其父。父患呕血之疾，期年不愈。妇寝食俱废，衣不解带，药必亲尝，不离左右。
　　因其祖葬，余其家，见妇举止端庄，可谓窃窕淑女焉。余顾谓人曰：“子宁不肖，然有此妇可承吾家宗嗣矣，余志亦足矣！”时年乾隆辛亥，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即成婚礼。
　　妇既於归，果能侍舅姑无异父母，小姑小叔如同胞姊妹也。取妇廿馀日，忽各分爨，妇即亲操井臼，昏定而晨省，进膳奉姑。宁好顽狎邪逆，妇昼夜苦劝读书而宁终不听，反被秽言污触；妇怏怏不乐。常痛其父，夜则泪透其枕，日则不能下咽。嗟乎，刘氏祚户将衰，有此贞静贤孝之妇安能存乎！
　　余之次女聪慧俊异出众，余素爱之。授之以诗，过目不忘。女四五岁时，余有采薪之忧，女便撮土为香而祝。祝曰：“勿使我母病、我长孝母！”腊月廿七日忽发痘，即死於元旦矣。余悲伤不食，妇亦不食，相对而泣。余每出，妇必尾其後，归必问与何人言，言之何事，惟恐在僻野处涕哭。又作斑衣频戏以开姑之颜。
　　余有疾，妇扶持坐以待旦。宁有私畜，必藏以待姑至而发。妇勤纺绩，宁恶之，遂不谐伉俪之欢；妇郁郁成疾。
　　是年夏月，妇食藜藿，未尝见於齿。
　　秋九月初十日，生一女。十一月廿三日，妇即卧床褥矣。夜作亡女言：“吾乃母之次女七岁鬼魂也，腊月十九被次兄所害；在嫂之身日久矣。”人皆（下缺）
　　●{艹收}田笔残稿
　　○顾颉刚案语
　　〔此残稿一册，前年范廉泉先生发见於大名，去岁姚晋檠先生持以来，洪煨连先生为之考，考定为《{艹收}田笔》之初稿及《{艹收}田缀语》之一部，其说缜密而可信。东壁先生之私人生活，尤为宦闽六年中之生活、观此益可明白。其与人书札，於作令时所屡屡慨叹者不外数端：吏玩民蛮，事多掣肘，一也；地系冲途，差使络绎，二也；前任亏空，时虑赔累，三也。此既成孺人？《黄莺儿》之所咏者也。至其与朱松田、陈海楼之书，一往情深，足为师友矜式。与海楼书更可与《考信附录》中海楼来书合看，於以知《考信录》与《王政三大典考》之刊改次第。《知非集拾遗》缺失虽多，而可知今存之本，先生由旧本删去者之题目为何，其今本虽存而终被删於定本者又为何，斯固一快事。《杂说》推阐人情，以明率意论古者之非，疑为《考信录释例》之前身。噫，先生定稿未刊者皆焚於滇南矣，何意丛残弃掷之稿转得保存於河北，而吾侪亦得赖之以识先生之墨迹，岂非艺林之大幸耶！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记於苏州〕
　　○《知非集》拾遗
　　《扪虱歌》，乃余未学为古诗时戏作。《赠栗上林》三首，因其体涉应酬，故皆不以入稿。《题画》三首，则偶未存稿，而後遂忘之者。其馀三首，皆订集时所删，因有所戚，不欲尽弃，并取而附於此。（此段原文为“《题画》三首，以岁久不省忆，而遗之。《赠栗上林》三首，则以体涉应酬，原未入稿，而遗之。其四首者，则订集时所删，而後复拾之者。井取而附於此。”经涂改，乃如上。）
　　【梦中送别李琪园，因成短韵寄之】
　　琪园与余乡试同年，交相善也。以癸未进士入翰林，时方以检讨授知县，尚未谒选。
　　□□已如梦，梦中仍送别。琪园从此去，泪尽不忍□。□□□□旋，而我性独拙。感君重故旧，不肯遗（下阙。以上叶一上。）
　　【附摘句】
　　（原为“《弱弄集》摘句”，後於“弱”字上贴“附”字，涂去“弄集”二字。此行书眉有朱笔“一”字。）
　　余少喜为诗。三十岁後，曾自订《弱弄集》，删去者近半。及订《知非集》时，删去者十之六七矣。暇中偶忆及之，间有一二语足解颐者，未忍悉弃，聊摘录之如左。想不足当大方一笑也。（“曾自订”下原有“之曰”二字，後涂去。“删去者近半”，原无，後所加。“偶忆及之”，原作“偶取阅之”，涂去“取阅”二字，改“忆及”。）
　　【古体】
　　（原为“五言古体”，涂去上三字，复於“五”字旁作“古”字。）
　　四岁读门联，解辨平与仄。五龄授经书，便知质疑惑。观叔读《周易》，从旁画奇扌力。听父讲《春秋》，背面说故实。○“县侯赏骏才，金盘赐果食。”从此更发愤，旦夕务学殖。夜寝常五更，朝餐每日昃。携书拾薪刍，带经摘萝菔。○时会终难料，天心未可测。泰山参天高，半日巅可陟。北辰万里远，举头见紫极。不然事耕耘，壮怀寄稼穑。不然学著述，为世开茅塞。“文章苟表见，名山永不蚀。”（《述怀》“昃”字原作“晨”，涂改。）
　　乍别嚣尘地，息肩山水州。“主人重夙好，胜境相携游。”杨花密雪布，槐影疏流。○“大行列作屏，易（原作“易”，涂改。）水环为沟。”泉声引风雨，石势盘螭虬。奇峰断忽起，密径（原作“经”，涂改）寻转幽。（此下原有双行夹注云：晚春自都门抵易州，秦苞文邀同仰瞻“行殿”。“晚春自都”四字，适居一行之末，以朱笔钩去，馀文上贴纸条蔽之，纸条上所书，见下。）
　　【律句】
　　（此书纸条上，原为“五言律句”，涂去上三字，而於“五”字旁书“律”字）。
　　未夜（原作“但”，涂改。）先愁暗，当冬转爱凉。看书嗔字小，写赋恨篇长。《眼疾》（以上叶二。凡钩去符号，“”，皆以朱笔为之。“乍别”上，书眉有朱笔“三”字。“律句”上，书眉有“五”字。）
　　与花同岁月，以笔作生涯。识药缘多病，甘贫为少才。（《春日傲进退格）月明新雨後，山断暮中。
　　雾含关月小，雪压塞低。
　　塞柝随风断，边城入夜寒。
　　清夜月千里，平沙天四垂。
　　气乍离合，山光时有无。雪清秦岭出，日落霸陵孤。（《西安府途中》）今夜长安月，如何只独看？天清闻笛远，梦冷到家难。（《京邸对月》）
　　【七言律句】
　　（钩号以朱笔为之。）
　　村从隐隐林中出，人在青青陌土行。（《清明日郊行》）回首暮将万叠，伤心秋雁正双飞。（《秋夜怀舍弟》）高文直与斗星齐，应笑嬴秦烈焰低。润笔幸能亲雨露，画灰今已隔泥。（《雁字》“嬴”原作“赢”途改。）
　　飞如飞白中写，行似行书月下排。一字常思补衮职，人文会见贲天阶。（同上）（“下”原脱去：先误加於“排”字下；後涂去，复加於“月”字下。）
　　字耀金光春日暖，笔穿纸背暮开。（同上，以上叶三）
　　兄弟相依聊若一，主宾有分亦同人。（同上，叶四只此一行，馀空白）
　　【惜赋】
　　（此赋书眉有“□吊古今口心人别口”等字。）
　　原夫虑多偶失，事罕万全，探隋珠以弹雀，吝一篑於山巅。天与不取，前功尽捐，（原作“损”，涂改。）悔之无及，比比而然。於是仆（原作“朴”涂改）。本多情，怛焉惋惜，拍案欷，掩卷不怿。若深痛乎予怀，神不宁者累夕。有如乐生提旅，深入齐都，弹丸两邑，指日（以上叶五之後五行，其前四行，井纸阙）成诛；谗人交构，惧罪逃逋，降城尽叛，遂失海隅。至若张良发愤，欲雪韩耻，东游沧海，阴求力士，博浪潜踪，狙击天子；（“子”字原脱，後加。）误中副车，大索不止。若乃武侯出师，祁山乘胜，三郡来归，关中响应；任违律之参军，失街亭之要径，陇西之地尽亡，偏安之势遂定。又如鄂王北征，朱仙大捷，太子宵（原作霄，涂改。）奔，幽燕震慑，义士争迎，临河欲涉；忽奉诏以班师，降金牌之重叠。此皆义关宗社，（原作杜，涂改。）事系生民。（原作“民生”，涂改。）大功垂就，一跌不振，哀九京之不作，能勿痛惜夫古人。若夫贤为民望，善乃国纪，或应运会而後生，或培百年而後起。况夫贾（以上叶五）谊学期王佐，士元才非百里，道济乃万里长城，宾王亦一时才子，张元三辅之奇材，邓弼阙中之壮士，均宜宝此善人，勿舍失所者矣。而乃《鹏鸟》空赋，骥足难舒，人主生其疑贰，宰相吝其吹嘘，石上题诗，反逃身於异国，市中舞剑，终槁死於蓬庐；数奇不遇，可胜惜欤！“别有宠姬易带，爱妾换马，老侯氏於宫中，弃昭君於塞下，亚还打凤，恨大中之粗豪，粪鲜开花，怜国香之艳冶，此其人皆丽质芳姿，窈窕淡雅，遇人不淑，负兹娇姹，怅佳人兮难再得，堕泪珠兮如洒，所以令千古蛾眉短气者也。”至於池荷并蒂，清姿如雪，夜半萍开，一枝忽折，大宛竹杖，天下所稀，削而圆之，以漆为衣，使绝世之奇种，竟埋没其芳菲。更有兰香馥（原作馥，涂改）。郁，桂影婆娑，凄凉空谷，寂寞山阿，草木有知，伤如之何。“而况醅覆左思之词赋，火焚李贺之诗歌。”又何怪乎幽人逸士，凭吊（原作吊，涂改）山河，怅世界之缺陷，不禁涕泗而滂沱。嗟乎，天意久渺茫，人事多错误；岂成功之取忌，亦全美之招妒。恶草能长茂，好花不久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叹已往之不可追兮，又何贵乎悲歌慷慨而惜之也哉！（以上叶六）
　　【杂说五则】
　　（原为“为难”，後涂改）
　　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子贡问：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曰：“其恕乎？”盖（原为“今夫”，後改“盖”字）人之为言，苟欲自顾其行，则必讷然有所不敢尽。其於古人也，详其时势人情，位之所值，才之所堪，与（此处有“夫”字，涂去）年月之先後，这里之远近，毫厘不失，然後敢为论说。一有未悉，则惟恐吾一旦处古人之地，而亦不能自行其所言也。今之（此处有“为”字，後涂去）论者，则不然。不考时势，不察人情，不问其位与才，年月道里之先後远近，斤斤焉求古人之瑕，惟恐其弗得，此其意但欲成我之言而已，岂真有顾行之心（此处有“也”字，後涂去）哉？慕容绍宗之讨侯景也，兵久不决，高澄使诸将往助之。诸将皆尤绍宗，绍宗曰：“来日，君等自与战，当知之。”来日果战，皆大败，几死；赖绍宗救，乃免。故责人则易，自尽则难。谚曰：“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想更郎当舞袖长。”多大言而少成事，岂非古今之通患乎？凡此之类，不可悉数，姑举其著者一事明之。苏氏（此处原有“之”字，後涂去）论汉昭烈（原作“刘备”，後涂改为“汉昭烈”）罪其不当弃荆州而入蜀。岂不谓荆州者，据汉、沔，连吴、会（此处原有“通巴蜀”三字，後涂去）进窥许、洛而有馀乎？“果如是，虽吾亦将罪备，岂但苏氏已哉！”不知此乃刘表之荆州，非刘备之荆州也。汉（下阙。以上叶七。钩号用墨笔）
　　○尺牍
　　【与朱松田】
　　（此札书眉有红圈一。又朱笔“一”字）丁巳年罗源寄（“丁巳”二字旁有“二年”二字）
　　接读手札，得悉近况，并荷眷眷旧雨之情。但不知系何年所寄，目下又在何处；道远鸿稀，消息茫茫，亦可伤矣。弟於丙春（“丙春”二字旁有“元年”二字）选调闽之罗源，於七月间到任。闽中风气，全异他省，吏玩民蛮，事烦缺苦。传讯则不到案，催粮常亲下乡。兼以权不自由，动多掣肘。“无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此处原有“惩”字，涂去）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顿，固已尸位素餐矣。兼以文书旁午，而吏胥常不在衙，地系冲途，差使络绎。又承前任废弛之後，积弊累累，稽察不易，事事皆须亲督。每日卯起，亥眠，无一刻之暇，又足悲矣。且当清查之後，县小而贫，捐赔种种，入不敷出。粗衣素食，犹不能给。欲归，则无路费。欲留，则惧入於清查案中。未知将来作何结果。亦不复望吾兄之辱临也。回思舌耕之日，竟是神仙境界，何况晚香堂畔耶。因便肃泐数行，奉候起居，亦不知何日寄至滇南也。（钩号用墨笔）
　　【与朱松田】
　　（原作“第二札”。此四字乃书纸条上，贴盖之。又此札书眉有朱圈一，其下有朱笔“八”字）戊午松田行後十一月罗源寄（“戊午”二字旁有“三年”二字）
　　数月谈心，得慰三十馀年饥渴之怀，幸何如之！乃翩然遽返，无计挽留，转多一番消魂别况。不知三哥亦同（以上叶八）此情否也。昨因制差初过，囊橐拮据，又闻不日旋省，然後往浙；内顾多忧，不能厚赠。（原作“增”字，後涂改）一壮行色，心殊慊仄。别後，每一念及，辄为怅惘。兹闻制宪拟由福宁赴浙。因念三哥归後，滇万里，继见难期，欲尽此心，遥遥莫必。窃料广丰署内亦当有旬日之盘桓，用特差，再具银一封（此处有“八字”，涂去）“十两库平”赍赶前途投送，望为察收，见覆是荷。抵家之後，倘以所余少加经理，使可长为娱老之资，则善矣。舟车劳顿，诸惟珍重。专此布悃，并候旅安，统希心照，不尽愿言。（钩号用墨笔）
　　【第三札辛酉十二月省城寄】
　　（“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二字）
　　辛酉十二月初六日，在福建会城，值前遗赴广丰役回，接奉吾兄三月内手书，备悉近况艰辛，且慰且怆。来札言弟宦况太清，是以不能久留。此殊不然。凡人遇合皆有数在，而财尤甚，惟耐心者能待时耳。吾兄曩到罗时，逢弟调帘归後，又值大差往返，所费已多，且弟方谋告病，计算请咨之费，归途之用，惟恐不给，是以不能多赠。致於吾兄无救於困，而弟亦常留馀憾也。若稍宁耐，岂无从容之时。弟在上杭时，盖无日不为兄惜之。今（以上叶九）弟已於十月十二日卸事，将及两月，现在省中守候咨文，归途舟车之费，虽可约略计算，而请咨之需索，守候之岁月，实不能以预决。且现亦无妥人能送至广丰者。若邀天之幸，使弟得早领咨文，明春至浦城时，定当专送广丰署中，尚不知吾两人之际会何如耳。恐廑尊怀，先此奉覆，并候近祉不宣。
　　【第四札壬戌二月初八日归至清湖寄】
　　（“壬戌”二字旁有“七年”二字）
　　岁前曾具一函，由广丰寄上，未知已寄滇否。今弟已於新正十二日得咨，十七日启行。拟既迂道广丰，面交陈介存转寄微赀。不意二月初二日至浦城，而介存已於正月念五日赴省。不得已，人赶送省会二百金，嘱其到滇面交，以为修建之用。因已卸事，并无妥役可信，是以迟延至今，非敢为出纳之吝也。此布，并候近棋。余详前字，不赘。（以上叶十）
　　【与陈介存履和】
　　（书眉有红圈一，又朱笔“二”字）丁巳五月十一日罗源寄（“丁巳”二字旁有“二年”二字）
　　丙辰七（些三字旁有“嘉庆元年”四字）月抵罗源任，民蛮吏玩，事杂途冲，“绝无能事官”“亲代理，一切俱系亲办。”兼之前任交代不敷，款目纠缠，经三任监盘而未结。敝精劳力，卯起亥眠，无一刻之闲。以故前两接手书，并读尊大人函谕，俱未暇裁覆。何况文墨一道，高阁尤不待言。古人云：“一行作吏，此事遂废。”每一念及，悔不可言。至於缺之寒苦，差之赔累，仅免亏空，而自奉无异舌耕之日，犹不在愚意中者也。且此地风气，回异北方，非惟号令不行，并传人亦不能到案。政府掣肘，旧俗难更，平生志愿，至此毫无所施，（原作“旋”，後涂改）尸位素餐，归兴浓於山色矣。兹於五月初十日复接手札，乃以循吏儒林相期。岂知其已为簿书俗吏耶！愚（“愚”字原脱，後加）虽素好考核，然常不敢自信。今岁所为，明岁辄复窜易。《补上古》及《洙泗》两考信录，近已多所更定；乃吾介存竟以旧本梓，令人骇绝。是彰吾过於天下耳，岂爱我乎！朱子将易箦时，犹改《诚意章注》，何况吾辈庸人。王右军一点一画失所，辄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介存何不相谅也！（此处有“既”字，涂去）“如是则《尧舜》以下诸录安敢复令介存见。”望介存於已（以上叶十一）刊者，勿（原作“而”字，後涂改）印；未刊者，停刊。“已印送人者，索还；未送人者，弃”（此处原有“之”字，涂去）俟有定本，再行奉寄，亦不为迟也。“不然，俟吾终身以後，尽以吾介存刊之，又何患焉。”家眷系同来，熊罢尚未兆，亦不敢望也。事忙，不暇缕述，惟略陈大概。容俟政暇，细寄一切。此覆，并问近祺，临池惘（此处有“之”字，涂去）惘。
　　《洙泗录》备览一句，移之甚是。（此处有“但此书”三字，涂去）前因吾介存言，不当立杂录一门，又《周南》二则不当列入《除泽篇》，暇中因复改定。别出《考终》、《遗型》二篇，而删《馀泽》、《杂录》、《总论》三篇名。“其三篇中所引辨，或分入《考终》、《遗型》二篇，或竟删去。”其详俱写书中，阅之自知。“但未记其次第”（此处有“耳”字，涂去）《补上古录》初本，凡特书提纲者，加补字；详志其事者，从传例。故刳木二节，凤鸟一节，皆无补字。然其义例，近已大加改正。虽未成书，而胸中（此二字原脱，加於旁）别有一部《补上古录》在，亦不较此区区也。重刻，少刻，依愚见，皆不必增减。重刻，即削为空白；少刻，则添注一字，无碍也。其馀目下皆不暇览，俟览过再寄闻可也。又及。（此札钩号皆朱笔）
　　【第二札丁巳八月罗源寄】
　　月前接手书，及书样数纸，既裁覆，并力阻刻书之事；从（以上叶十二）令亲棠村先生处转寄西江矣。不料鱼雁相左，前字未达，而书已（二字原颠倒，涂改）送至。接阅手书，深为骇叹。以未成之书遽尔问世，贻人笑柄，奈何奈何！《祀》、《三正》二考，尚略可自信；至《考信录》二种，则犹大须改正。乃今既亦如此，更无方计。惟望介存於未送人者，中止；已送人者，取回，悉行焚去。如必不肯焚，或於总分标题处悉加“未定稿”三字，其中大可议者易一叶，既爱（“爱”字原脱，後加）我之至矣。顷问来役，知尊大人先生到省二载，并未一扌耳县篆。虽西江与闽贫富不同，然省邸终属清苦，何用此不急之费，亦非所望於介存（此处有“闻广”二字，涂去）者也。闻广丰缺颇平善，前任亦无亏缺；可喜之至。尊大人古貌古心，德厚福长，固当有此际遇耳。若夫闽省情形，回异他省。簿书烦碎，吏玩民蛮，而罗源又系冲途苦缺。兼承前任亏空废弛之後，徽输日扰，整顿无方。不但尸位素餐，一毫不能兴革；仍复晨起夜眠，刻无宁晷，竟将诗书一道付之高阁，亦殊贻笑於大方矣。到任已及一载，结犹未出。自念敝衣蔬食，（此处有“不”字，涂去）一钱不敢浪用，然犹仅免亏缺。县贫如此，既在任十年，亦不能代弥前任之缺。清查以後，法令甚严，身家讵宜轻掷。以故常有（以上叶十三）去志。少待积数百金，敷归途之费，既当苦求上宪，容其旋里。异时或纡道广丰，盘桓旬日，亦未可知。要之，亦莫非定数也。介存既有宿恙，宜自爱惜。好学固是佳事，然较之身，则身为本而学为末。当为父母重此身，为天下重此身，不可徇一日之好，致婴疾病。如晋皇甫谧，可为股鉴。倘因（“因”原脱後加）苦学致疾，与好色贫口腹者亦不甚相远也。余书虽都携来，然殊不敢自信。前在都时，作有《经界考》，俟稍暇当抄寄。然恐又付之梓，则不如其已耳。此覆，并问近好，不一。
　　【与陈介存履和】
　　（此写纸条上。原作“第三札”。书眉有红圈一。又朱笔“七”字）戊午（“戊午”二字旁，有“三年”二字。）九（原作“十”字，涂改）
　　【月罗源寄】
　　松翁在署，日订行期，催促作札。固是簿书碌碌，然每一提笔，千头万绪，竟不知当从何处说起。罗源小县，事本不多，无如当冲沿海，（原作“河”字，後涂改）刻无宁晷。抑且事多掣肘，经理为难。非惟书史遂废，而因劳致疾，与吾介存略同。是以今秋调帘入省闱，竣後，既以乞归之意面白上宪。未蒙允许。窃念闽中作吏，赔累多端，今幸仓库无亏，可以脱身，岂宜久恋。意欲迟两月後，再（原有“赴”字，涂去）行赴省苦求，未知能遂愿否。若更因循，则明岁当大计，例不得病免，归期尚遥（以上叶十四）遥也。闻广丰缺尚平善，盖天留此以待贤人君子者，殊为忻慰。寄去《唐虞考信录》稿四卷，《三代经界通考》稿一册，此考与前《三代正朔通考》（原名《三正异同通考》）、《经传祀通考》共为一书（原为“二卷题”三字，涂改为“一书”二字）日《王政三大典考》。此俱已成稿者。其《三代考信绿》，尚多缺漏及应改之处，未便寄览。当俟身轻日，从容订正，再寄可也。倘能克遂鄙愿，归途当纡道广丰，作旬日之聚，畅谈一切，此不能尽言也。外寄佛手、茶叶二种，希查收。此问近好，余不一。
　　【第四札己未】（二字旁有“四年”二字）七月二十四日上杭稿，八月十二日寄
　　去岁役回时，闻吾介（“在”字涂去）存尚卧床间，不知近日已全愈，行动如常否也。道涂赊远，音信难通，令人怏闷。松翁别时，值调帘初归，大差过境，赠遗殊薄。後虽遗役补送，然终未满此心，至今歉然。愚自去（“去”字原脱，後加）腊赴省，面禀各宪，以病乞归。未蒙允许，而抚台语尤决。竟不得已，复归罗源。今春调署上杭，愚又赴省，再四面辞。不允。又不得已，於三月八日卸事，四月二十五日
　　接上杭印矣。簿书讼狱，碌碌终朝，何时复得阖户摊书，享神仙福也。言之长叹。上杭密迩江西，以为可常通消息；乃到任来，询之土人。（以上叶十五）俱莫知广丰何所。大抵上杭偏南，颇近会昌、瑞金。闻直北八站，有白水，有水路可至建昌。不知建昌至广丰有无水路，可几许里也。今特专差往候，并令探查路径。若可通舟，将来告病得允时，既可从此过常、玉（原作“至”字，涂改）山，未尝（原作“常”字，涂改）非相聚之一机会也。暑气熏蒸，统维自爱。书不尽言。松翁何时离江西，何时可至滇，并寄知之。余不一。
　　“外附寄图章一副，画一幅。”（钩用朱笔）
　　【与陈介存履和】（写只条上。原作“第五札”。书眉有红圈一。又朱笔“九字”）庚申（此二字旁有“五年”二字）七月初上杭寄
　　客岁接吾介存手书，以尊翁大庆，嘱馀一言。顾簿书录录，非惟无一刻之暇，而意烦心碎，亦无由强牵入文字一途也。庚申元旦，辰巳间，新正事毕，得半日暇。即屏人，坐小阁构思，甫漫草一稿，未及点窜，而仆人已告席具。即着衣冠，延幕客，方逊坐饮酒间，忽外禀本府有手书至。折视，则系钦案，制台已委粮台星夜来矣。自此拘人下乡，办差点解，复有命盗各案，陆续纷沓。上府者，两度。过道台差者，又两度。直至五月，夏公始至上杭，於二十二日接印。以为可以少闲，而二十三日即（有“春”字，涂去）奉藩台札调，连夜赶赴行辕。旋随还上杭，辨查抄事。至初六（以上叶十六）日往送藩台回，又因交代限迫，宵画赶办、逮十三日始送各项册於新任。越次日，乃能寻得前稿而改窜之。言之可叹，亦可笑（有“矣”字，涂去）也。交代幸无欠缺，但监盘未委，仓未盘，回任尚需时日，又不知能免调帘与否。俟赴省时，当苦口恳於上宪，俾得归里。然未知命竟何如也。倘如所愿，当於启行後迂道广丰，作旬日之聚。不知介存於何日赴公车。望先寄一信，以便临期酌定，不至相左，则善矣。此问近好，不一。
　　【第六札庚申十一月初十日回罗源寄】
　　（“庚申”二字旁，有“五年”二字）
　　使来得接手书，知於近日赴京。此亦大佳事，况出之父命乎。但宦途艰（原作“难”字，涂改）阻，作吏不易；而以弱体跋涉长涂，亦宜善自爱也。愚於八月十五日，自上杭起程，沿途担搁，至九月二十三日始进省垣。本期早赋归来，而时会未至。竟不到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回罗源任。前所云迂道过丰者，亦不知为何年事矣。久事簿书，经史悉置高阁。虽有旧作一二，都不暇厘正。上杭卸事後，颇将《上古》、《洙泗》两录更定。《上古录》已抄有另本，捡出送阅。《洙泗录》尚未抄毕，俟异日再寄可也。《唐虞录》前已寄阅，今虽小有更（以上叶十七）定，无大异也。其馀都未敢自信。而自中秋後，碌碌道途，悉针箱箧，今虽履任，尚未移入署内，行李都未开视；匆匆遗人，亦不及细检也。此候近好，并望高标，余不一。
　　【又】
　　（写纸条上，原作“第七札”书眉红圈一，又朱笔“十”字）辛酉十一月初十日罗源卸事後寄（“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二字）
　　客冬接来书，已具函裁答。今春遣价赴都，复寄一札，至今未接回音。春闱失意，自属时命未至，但不知赴挑何如，现在已回丰署，当复留京，或赴他省也。海娇地僻，音信茫然，令人郁闷。愚归心久迫，解组无由。九月间，离任部文始到闽省，业已委员接署，於十月十二日交篆矣。交册虽经早送，但盘仓请咨，皆需时日。未知年前能起身否。迟则在正二月间矣。介存明春北上，当於何日，望寄知一信，俟临期酌量。如尚及一晤，当由浦城迂道广丰快聚旬月；否则自衢州北去矣。《洙泗考信录》今已抄有另本。前所寄已刻数十部，因未慊意，尚不敢轻示人。然既已刷印，又未便弃置。因於暇时，抽去二十馀页，另易十馀页，补刻之。虽较定本尚未尽符，然或无大疵累矣。今特人去二部，并将抄出稿本统寄去。（此本亦尚有未惬意处，因簿书历碌，未及细酌；俟归里後履行磨勘，再另付梓可也）。明春倘至广丰，当将（以上叶十八）十馀页之版留之丰署，以便补刷也。《三正》、《祀》二考，本系三种，因壬冬相晤时，《经界考》尚未脱稿；今已补行刻出，当共为一部，统名《王政三大典考》。兹寄去二部，并将新刻者另寄十部，以便合订，祈为检收。尊大人福履想应康健，宦况想应遂意，祈为请安。朱松老来罗时，值大差往来，又方图告病，预筹归途之费，以致未能厚赠，至今为之不乐。惜乎其命驾太早，不於署上杭时来也。不知近日亦有信到否。率笔询问近好。纸短情长，馀言不尽。
　　【第八札辛酉十二月省城寄】
　　（“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二字）
　　役回，接阅手书，得悉近况，并知尊大人委办铜斤，殊为萦挂。宦途不易，得失无常，愚所以决志辞归也。然尊大人既精神甚健，处之泰然，既亦无可虑者。至於赔累（“有”字涂去）一节，据愚闻关中王棠（原作“堂”涂改）所言：其乃翁运京铜时，俱系亲自经理，不委他人，俭於自奉，所领路费亦足敷用，并未赔累一毫。又前在京师时，有新例：斤两责之厂员，块数责之解员。此虽为京铜而言，然外省恐亦当依仿此也。惟愿尊大人善於颐养，不为道途勤劳所累，吉（原作“及”字涂改）人天相，（以上叶十九）早回原任，是所祷祝耳。所索文稿，现留罗署。他种亦俱未及改定。且介存行色匆匆，已送者尚不暇披览，又何以多为？旧板既不能携，新板十馀页亦似不必赍去。如有机缘，可以早领咨文，统俟至浦城时面行商酌可也。朱松老叔侄，理应帮助。但闽省请咨最难，所费不赀，卸事以後，有出无入，咨文一日未发，则有馀不足一日不敢定。曾有同寅告病，因请咨，致资斧俱罄，流落闽省者。自度或不至此。然现在亦无妥人可送。曩上杭卸事後，曾差衙役进京，银绪俱被拐（“拐”字原脱，後加）逃。莫若亦於至浦城时，送至丰署，较为稳妥。然未知天意如何也。兹因使回，率笔致覆，馀不一。
　　【与陈介存履和】
　　（写纸条上。原作“第九札”。书眉红圈一，又朱笔“十二”二字）壬戌二月初八日归至清湖寄（“壬戌”二字旁有“七年”二字）
　　前接手书，当即具札付来役赍回，思已入览矣。愚於正月十七（原作“二十六”，涂去“二”字，改“六”为“七”）日自福省起程，因雨过多，脚夫迟延，至二十六日始抵建宁。即遣役星夜前赴广丰，约於月初相聚，并面致朱松老之项，不料去役於初二日至丰，尊大人已於二十五日起程赴省。数年离思，止因旬日之迟，不得畅淡一切，以慰别怀，时也，数也，夫复何言！朱（“朱”字原脱，後加）松老遭此（以上叶二十）艰难，恐其悬待甚切，而愚路费之外，亦尚幸有馀财可推。不得已，役送赴省会二百金，祈（此四字原无，後加。）面为收明，亲交松老，毋致参差，是望。（此处有“至”字，涂去）道远人单，财物未便多带，且（以上十一字原无，後加）朱笏山业已挑发邻省，想亦（“亦”字原无，後加）无待於远水之救也（原作“而”，涂改）“道远人单，亦未便於多带。”专此达知，并问近履，余不一。（钩号用墨笔。以上叶二十二）
　　【与广平王亲家以下五首并嘉庆二年五月内寄】
　　（“五首”之“五”字旁有朱笔“三”字。此行书眉有红圈一，又朱笔“三”字。此行前另有一行曰“闽中与故乡亲友札”，而书眉贴纸条曰，“头行不写”）夏景舒迟，绿阴绕舍，想老亲家先生课耕树下，摊卷（原作“书”字，涂改）窗前，清闲快乐，何羡如之！弟於六月抵福省，七月到任。民蛮吏玩，缺苦地冲，兼之前任亏缺颇多，交代难办，卯起亥眠，常无暇刻，每自笑多此一来也。舍侄年少，诸事全无主意；去家五千里，无由管束教诲。所望老亲家时加训戒，并喻令爱不惮烦琐劝谏於闺阃中，庶可不致流荡。子之与婿，分虽异而理同。总宜爱之以德，不当姑息。若纵其所为，将来流荡，必至冻饿，反所以害之耳。丈人乃有服尊长，女胥谓之半子，督责戒饬，不得谓之过也。妇人爱夫，不在日用小节，惟能劝之以正，使能自立，乃为善爱其夫；非徒爱夫，即是自爱。舍侄果能守分读书，令爱必不至於失所。设其吃酒赌钱，亲近匪类，将来令爱岂能平安度日？但观杜令胥，便是前车之鉴。纸短思长，笔难尽意。惟望老亲家怜此苦衷，代为舍侄令爱谋永远之计，是所祷切。
　　【与逯懋如】
　　（以上叶二十二。此行书眉有红圈一，又朱笔“四”字）
　　久不相见，想兴居定康吉（原作“去”，涂改）也。弟本命穷之人，处馆常不过数十金，仅给朝夕。出任又得苦缺，复遇苦年。去岁免粮，兼连办大差，菲食恶衣，尚（原作“常”字，涂改）赔累千馀金，今春始能完补。乃知命有一定，即为官亦无益也。先姊没已十年，窀穸未卜。前者犹恃有甥在，岁岁催葬。今甥又亡矣，此非三哥之责而谁责。《春秋》责备贤者，况三哥分则家长，情则至亲，岂容坐视。若待重甥长而後葬，则亡人之得安遥遥无期矣。伏望三哥慨然自任，使令兄与先姊均得早归泉壤。不但幽冥衔感，既姻友亦必共称义举。人之爱其同胞，谁不如我。弟不能忍於先姊，想三哥亦必不能忍於姊夫也。闻棺椁惧已漆成，此外不过酒席杂费，尽可从省。度西院之力，不难以办，但少人为董理之耳。万里寄书，情殷词苦。万望三哥怜而勉之，幸甚。
　　【与刘从龙】
　　（书眉残破，然尚留朱笔“五”字之半）
　　别後，东至台庄登舟，南历淮、扬、苏、杭，泛钱塘江，逾仙霞岭，於七月十三日抵罗源任。罗源民蛮吏玩，缺苦地冲，文移烦多，兼前任有亏空，屡次核算交代，卯起亥眠，常不暇食。虽有山水松竹之胜，竟无暇时得以观览，甚悔（以上叶二十三）有此一来也。且去岁免粮，又值连过大差，赔累甚多，一钱不敢浪用，今春始免亏空之卢，然亦苦矣。
　　【与徐融川】
　　忆昔都门需次，朝夕谈心，并承戚谊关情，照料一切。飞光如驶，别来一载於兹。梁月帘风，谅同兹缝卷也。愚於七月到罗源任。山城蕞尔，吏玩民蛮。且地当浙、闽南北之冲，送往迎来，几无虚日。一行作吏，卯起亥眠。以视村居教读，闭户著书，此境渺不可追，深悔多此一来也。倘积有盘费，即当速图归去，则晤言聚首，为期正不远耳。附上土宜二色，聊展芹私，希哂存是幸。
　　【与杜承考】
　　不见数年矣。京师千里之隔，闽中两月之程。每忆山房握手，黄华偕游，不胜今昔之感。巽五入学，闻之甚喜。更当从此勉力，勿ㄨ初心。弟自正月选授罗源，三月归家，即拟赴府面别，而事烦限迫，不克如愿。旋於六月抵闽，七月十三日到罗源任矣。福建民蛮吏玩，全与中原不同，平生志愿，一毫莫展；而缺又贫苦，即以利言，亦无可贪者。虽有山溪泉石松竹之胜，而簿书鞅掌，竟无观玩（以上叶二十四）之暇。回思在西山时，闭门著书，真神仙之乐也。官兴索然，归期在迩。久欲卜居西山，不知究以何村为善。便中望为留神是祷。署中苦无办事官亲，诸事皆须亲理。如此远道，能者不来，愿来者又不能，求如自新、讠刃言辈，竟不可得，奈何！
　　【与王端植三年二月寄】
　　（书眉墨笔四行曰：“端植名楷，魏邑柏庄人，乾隆中恩贡，法书极为人重”）
　　前者仓卒遣吏，未克札候，乃蒙手翰下颁，愧感奚似！闽省风气，迥异北方，非惟寒暖不同，而民蛮吏玩，权（“权”字原脱，後加）不自由，竟使平素读书之愿，一毫莫展，亦可叹矣！本拟即以病辞，因前任亏缺太多，上宪难於措置，迫弟代垫千金。县小缺贫，一（“一”字原脱，後加）时难楚，以故未得如愿。少（“少”字原脱，後加）待事有端绪，即当归休耳。古人（“古人”二字旁，有“之”字，涂去）云：（“云”字原脱，後加）“一行作吏，此事遂废。”碌碌簿书，原非豪杰之所自命。念吾端植先生，闲居弦诵，书翰消怀，真何啻神仙也。（“也”字原脱，後加）因便布候近安。附致土物数种，希为哂留。临池神溯。
　　【与族弟荧五年正月寄】
　　（书眉墨笔二行曰：“崔荧，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副榜”）
　　戊午岁於罗源接吾弟手书，得悉近况平安，为慰。闽中事琐，罗源地冲，苦无暇时；兼之家乡远隔，以致音信多疏，良可叹也。愚素性迂拘，不耐世务，屡欲退休，未蒙（有“允”字，涂去。以上叶二十五）允许。去夏复调署上杭，事益繁而民益难理。不知何时得返家园，赋《归去来》也。乃吾弟反以为苦尽甘来，亦未知闽中之情形耳。但显吾弟拣，勿至闽中，即是万幸。
　　【道中与门人张自新七年四月寄】
　　（书眉墨笔二行曰：“张乡学人，乾隆五十四年钦赐副榜”）
　　辛酉腊尽，谠言至闽中，得接汝字，并悉近况平安，慰甚。所言岭南诸处田房，具见留心，又喜甚也。我於十月十二日卸事，十一月半交代已清。因到省领咨时，需索过多，是以延至正月十七日始得起身。又因路途阁，至三月初九日始自杭州北行，过黄河後尚须进京，大约五月半方能到家也。花园庄、卢村二处皆好。我作宦不爱饯，所以宦囊甚薄，止可如此打算。若大产业，则力所不能矣。所说府城之房，尤为良策，然总须到家一看，当面酌定也。但我又有虑者，人情风土非一过所能知，住之数月，然後可见。且即使乡俗淳良，而既无宗族，又无亲戚，若非有二三东家学生相与维持，亦未免於孤而难立。所以我意仍欲往西处馆，但可有馆有房，不必计其束修。富者随其自便，愿送柴米者，听之，不拘数；送银钱者，一概不收；贫者（有“饮”字，涂去）银米俱免送。若汝与谠言来（以上叶二十六）者，并不须自备火食，与我同食可也。惟幼学则断断不收，虽千金亦不（有“敢”字，涂去）肯教也。我虽曾出仕，然自奉无异在家时。切不可谓如今局面大，与前不同。我若爱大局面，又何必辞官归家乎！便中汝可先为留意，待我归後，面商可也。（以上叶二十七）
　　【骈语间存】（原作“摘录”，涂改“间存”）
　　余自经水以後，移居礼贤台前，护城堤上。堤傍外城之址，而宅背城外向。门前狭不容车。其台则魏人相传以为段干木之遗迹也。余弟迈得首句，余代对之。
　　负郭陈平巷，诛茅庾信居。
　　附额：山不在高，可以栖迟。
　　不望如人富贵，但求与我清闲。
　　无求於世方为贵。惟有文章堪慰我。
　　有得於心未是贫。不因贫贱妄求人。
　　“惟有文章堪慰我，不因贫贱妄求人。”
　　惟大英雄能蠖曲，岂有文章惊海内。（杜少陵句）
　　有真学问定鹏飞，要留清白在人间。（於忠肃句）
　　“岂有文章惊海内，要留清白在人间。”集前人句
　　（以上叶二十八。钩号皆用朱笔）
　　映雪囊萤，稽古羞为干禄地。
　　袍脱粟，传家幸有疗贫方。
　　家务虽劳，未费啸歌犹足乐。
　　吾庐诚小，尚容卷轴不为贫。
　　蔬食味偏馨，岂为家贫乏刍豢。
　　闲居情最，非因命薄谢簪缨。
　　新晴山，微雨树，侵晓烟，薄暮，深春花，高秋月，吟啸其间，微躯复何求哉。
　　紫阳经，涑水史，昌黎文，少陵诗，南阳表，彭泽词，典型犹（以上叶二十九之前半叶，其後半叶误订於叶三十之後）在，丈夫当如此矣。
　　附额：何陋之有。自有乐地。别有天。尚志。
　　【先慈及弟服除後题】
　　北堂日暖思萱草，南浦春回忆棣华。
　　【新纳侍妾，兼有迁居之谋】
　　日暖香（原作“深”字，涂改）闺双梦燕。
　　春深乔木早迁莺。
　　【余年五旬以外多病，无子，书以自勉】
　　（以上叶三十一，谨存後半叶。实为叶二十九之後半叶）
　　欲绵世泽须修德，要享遐龄在养生。
　　【连岁苦旱，饿者载道，漫题】
　　传僻书痴，甘把逢迎输俊杰。
　　敝衣粗食，得无冻馁即神仙。
　　【乞伏馆中】
　　山添新岁寿。收拾江山诗卷上。
　　春似故乡多。消磨岁月药炉中。
　　“收拾江山诗卷上，消磨岁月药炉中。”
　　“传僻书痴，家中旧聊也。至乞伏，颇闲，地亦清雅，漫改其对句书之。”
　　传僻书痴，甘把逢迎输俊杰。（乞伏地颇清雅，因取）
　　棋声诗韵；犹堪溪壑作神仙。〔前传僻联改而书之。（此二行小字写纸条上。又条上第三行以朱笔书日：“小字旁注俊杰神仙两行下。”）〕
　　附额：风景不殊。
　　【嘉庆改元，京邸候选】
　　欣逢初载。一年经始日。
　　恭祝万年。千里欲归人。（以上叶三十。钩号用朱笔。末三行另纸，糊续於前十五行之後）
　　“一年经始日。千里欲归人。”
　　才见早春莺出谷，
　　更逢晴日柳含烟。〔集前人句。（此下贴纸条一，失去）〕
　　【罗源卸事後志喜】
　　向山野藏其迂拙，
　　把功名付与英豪。
　　福建，危地也，仕宦者视为畏涂。仙霞岭（浙、福交界之地）之半有关帝庙，庙柱题一联云：“进来福地非为福，出得仙霞即是仙。”余解组北归，至庙前，具酒教自庆，因为续其下云：
　　进来福地非为福，当自种福，以脱危机。
　　出得仙霞即是仙，莫更求仙，致生妄想。
　　【自罗源归里後苦无居宅，次年春蹴居西山孟村，漫题】
　　山林地僻堪藏拙。何处卜居非逆旅。
　　名利心灰只爱闲。有时摊卷即康庄。
　　“何处卜居非逆旅。（以上叶三十二。钩号用朱笔）
　　有时摊卷即康庄。”
　　邻汤庙而居，慨八迁之自古。
　　卜孟村而宅，知三徙之非多。（以上叶三十三。钩号用朱笔）
　　○崔东壁《{艹收}田笔》残稿（洪业）
　　大名崔东壁（述）以四十年之力，著书三十四种，共八十八卷。其弟子滇南陈介存（履和）以刻师书为毕生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後已。然书之未曾刻者，尚十五种，共三十三卷；未刻之定稿尚存霄壤中否，不可得知。一九二九年，大名王守真（证）先生得《二馀集》抄本以寄顾颉删先生。此东壁妻成孺人之诗集也，聊可以当东壁《自订目录》中之《细君诗文稿》一卷。二十年一月，业於燕京大学图书馆破书堆中发见东壁《知非集》一册，旋断其为《知非集》定本三卷未成前之过渡稿本。四月，颉刚先生与业亲至大名及旧魏县访东壁故里，（参颉刚先生与业合撰之《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冀於东壁旧稿或有新发见也。当时虽无所得，然曾敦请大名士人随时留意查访。今年四月，颉刚先生从大名姚野浣（谕）先生得东壁残稿一册；据野浣先生云，得自大名范廉泉（鉴古）先生，而廉泉先生则得之於崔氏某也。
　　残稿书竹纸上，共三十三叶。其中叶一阙後半叶，叶五阙前半叶之前半，叶二十九阙後半叶，叶三十一阙前半叶；然叶二十九叶三十一之两半叶，文相接续，盖误订而然耳。本高营造尺八寸四分半，宽五寸七分半。眉端左角纸多残缺，似为鼠所啮者。本中每半叶九行，宽共四寸三分半；行二十一字，高共六寸二分半。文字内容，大约可分三类：诗文拾遗为一类，多残阙；函稿为一类，共二十一通；骈语为一类，共二十五联，附题额七语。兹以原文披露於左。其标点，皆业所加；唯单引（‘’）本原文所有，标钩销也。方括弧（【】）亦业所加，用以详原文中涂改，钩撤，签贴，删易之痕迹而已。
　　
　　┌───────┐
　　│崔德皋先生遗书│清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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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颉刚案
　　〔十馀年来，予以辑录《东壁遗书》，遂得与大名人士相交游。赖其热心搜访，几於每年必有新材料发见；然皆诗文书牍之类，固得藉此以深悉崔氏一门之生活，而与学术思想犹无直接关系也。前年辗转传闻，知尚有东壁之弟德皋先生所作《尚书辨伪》藏於广平县某家。喜其为学术著作，谆嘱大名友人探询，卒未觅得。予遍检《东壁遗书》及其他传状，先生所作仅有《讷庵笔谈》等数种，其《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亦已录入东壁书中，他无所谓《尚书辨伪》者；意传者之非真也，亦置之矣。去冬在北平，接张文炳先生自成安漳河店贻书，书曰：“数年前，曾闻先生不辞劳苦，访东壁先生遗事於大名，辙恨不能为先生助。今乃於广平别有发现，德皋先生全集之原钞本已寻得，不但《讷庵笔谈》一种而己。如愿为表章，乞示知。某诚不忍使德皋先生之心血精力湮没无闻，必许付印始肯寄也。”读之乐不自胜，亟覆书请寄；谓《东壁遗书》尚未出版，当可附刊。今年二月在杭，得平寓转寄张先生函，发之，分量之重远出我想像，凡书四种，综七万言，是诚一大创获也！《笔谈》之上卷为《书经辨说》，皆驳辨《书序》、《伪古文》与宋人经说者，既列册首，览者易见，其有《尚书辨伪》之传讹，宜矣。此一卷与文集中之大半，考辨古史，其持论之廉悍与乃兄同，其历史见解之透澈亦至相似，於以知《考信录》一书虽写成於东壁晚年，而早已定型於昆季同学之时代；然则此书自必为读东壁书者所不敢废。又两书互勘之下，《考信录》中固多明引弟说以证成己说，然袭用其言而未揭之者亦不在少。推此而论，必有先生於坐谈之顷直抒其疑古之见，而未著於书，遂为东壁所采撷者，惜其事不可详耳。东壁年七十七而先生仅三十九，学之成与不成岂非天哉！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记於杭州。
　　又案：德皋先生著作，据《考信附录》中“附记弟所著书”，其诗文为《寸心知集》二卷，文集一卷，词为《梦窗呓语》一卷，笔记为《讷庵笔谈》二卷，论诗者为《尚友堂说诗》一卷：其搜集乡土文献者：於文有《大名文存》三册，於诗有《大名诗存》三册，於故实有《魏墟杂志》四卷、《魏郡琐谈》三卷、《魏郡丛谈》、《金石遗文记略》、《杂记》三种。在杨静庵先生所作传中，有《梓乡文献》二卷，疑即上数书中某种之异名。今所见者，其自身著作，舍词一卷外皆已备。《大名文存》等书，未为陈海楼携以南行，他日容有发见之望也。张先生寄来四种，云系借自静庵先生者，先生，清举人，广平耆宿；十馀年前初见是书即欲付诸剞劂，详见其所作序文中。今取与东壁书同刊，有若符节之重合，当必闻而拊掌。书凡二册，纸已脆绝，几触手而碎。其中“宁”字尚不避讳。足证为道光以前钞本。然观诗集字体劲挺。墨非一色，文又颇有改窜，意者其独为稿本耶？苟其信然，则尤可珍已。前年洪煨莲先生发见《知非集》，对於写生笔迹有至密之讨论。今予独处南方，匆匆付印，不得呈师友一鉴定之，其怅恨为何如也！四月廿五日，记於苏州。〕
　　●杨序
　　古者异端在儒之外；後世异端在儒之中。异说横於门墙之外，而能拒之排之者，则有孟子。异说混於经传之中，而能疏之剔之者，则有崔氏两先生。先生者，洹水人，ウ斋公之子：长曰述，字东壁；次曰迈，字德皋。乾隆壬午，同举孝廉、俱不得志於礼闱，以著述阐道为己任。时去吾生仅百年；地距吾乡仅一舍。洼自为童子时耳先生之名甚熟；及稍长，求读其书，不可得也。三十年来，留心搜访，得东壁所著《考信录》、《王政三大典考》数种。其於唐、虞、三代之传文，下迄秦、汉、唐、宋以来之著作，凡说之有戾圣经者，靡不辨而删削之，不使相混以误来兹。山阳汪文端公称“其书为古今不可无之书，其功为世儒不可及之功”，诚非虚誉。
　　顾东壁之书，得石屏陈氏为之表章，一刻於江西，再刻於山右，祯刻於京师，至今犹有传者；若德皋之书，则仍未之见焉。其《讷笔谈》数条，仅见於《考信录》之所引；《诗集》一卷，《几辅艺文志》亦但载其目。访之魏人，无知之者；求诸崔氏之族，亦无存矣。久而不获，深以为憾。戊午夏，与同邑王芳斋先生锦堂话及，言渠为先生之外曾孙，家藏钞本，有其全集六卷，尚不甚残缺，计《讷笔谈》二卷、《文集》一卷、《尚友堂说诗》一卷、《寸心知诗集》二卷。余闻言之下，不禁狂喜，亟借观之。其文闳肆如昌黎；其诗醇正似子美；其《说诗》主乎性情，力挽当时声调委靡之习；其《笔谈》则精於考据，足证历代诸儒相沿之谬，有功经传，与乃兄《考信录》一书并堪不朽。若不亟付剞劂以广其传，恐数十年後并此残编断简亦不可得。使先生疏剔异端之功自我而随，则余滋惧矣！
　　民国七年，广平後学杨荫陆谨序
　　●讷笔谈
　　○颉刚案
　　〔《笔谈》之名，闻之旧矣。若“禹伐三苗”、“羲和湎淫”、“敷虐万方”诸条，并为《考信录》所转载。既辨“六府三事”之文，亦撷取数语入录。彼时推其全文，当是解经笔记。自得此帙；方知其半论《书经》，半载杂说，而尚有拟作之《读书疑》焉。以考证与文辞合为一编，颇讶其体例之不类。东壁先生於《考信附录》曰：“《讷笔谈》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未成。”於以知此为先生随笔所记，原非定本，苟天假以年，积成钜稿，则经说必与杂记相离可知也。先生治学，集其精力於《尚书》，此既有《书经辨说》，文集中又有《古文尚书考》及《朱子彭蠡辨疑》诸篇，东壁《古文尚书辨伪》中复录其《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其见解证论，宛然百诗、定宇，後之作《尚书学史》者所必不当遗也。且其中尚有极勇敢之创说，虽同志如其兄亦不敢信，而至今日乃审知为事实者。彼斥伪书《大禹谟》“龟筮协从”之语，以为筮後於卜，不但非虞、夏之际所有，且於殷亦未闻。东壁於《商考信录》云：“《吕贤》曰：‘巫咸作筮。’余按《易传》，卦画於伏羲氏，不容历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系後人之所附会。”则固信虞、夏之前已有之矣。其《洪范补说》於“谋及卜筮”“龟从筮逆”之文无所考辨，则亦信卜与筮并行於商世矣。然迩来出土甲骨以万计，当时卜礼皆可钩索而知，固未尝有筮仪也，亦未尝有既卜且筮之文也。是知筮实周人之法；所谓伏羲氏画卦者，但後出之《易传》如是云耳。又彼辨《说命》，摈郑玄“亮阴”凶庐之解，且曰“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是直以孔子之“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之释为非是。《商考信绿》於武丁一篇但辨“象梦”、“赍弼”之言，不录《笔谈》此条一字。自廖平、康有为以来，“古改制”之义大显，而三年之丧即为儒家改制中最要之一事，《论语》解释迥非《无逸》文义乃不复可以辨护。而孰意德皋先生於百五十年以前已发其端乎！呜呼，使《考信录》而成於先生之手，吾知其必有进於是者矣！既为补目，更略论之如此。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讷笔谈卷一
　　○《书经》辨说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则是司马迁之时已有之矣。故《史记》多采《书序》入本纪世家。然伏生《书》二十八篇无之。後世因孔安国《尚书序》言之，遂谓得之壁中，实不知果否。孔壁所出十六篇，人皆不见，而独传此序耶？今《史记注》所引马融、郑康成之说，盖皆解《序》者也。
　　△今本《虞》、《夏》、《商书》之分不知何本
　　今《虞书》、《夏书》、《商书》之分，不知本之伏生所藏耶？抑本之孔壁耶？抑自东晋梅赜上《古文尚书》始若是耶？与古书所引不同。或谓孔子所定。然《说文》所引亦以《周书》为《商书》，则是後汉时尚非如今书所定也。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合舜於尧者，尧举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尧之天下，二帝一体也。史臣叙事，正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其事相因，不假强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叙尧治天下之事；“帝曰钦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举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记舜摄位之事；“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则尧崩而舜摄位之事终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则记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脉联贯，如人之形体，不可增减移动。姚方兴分而为二，以二十八字强增入之，如支蔓赘瘤；梁武帝驳之，最为有理。而後世终用之，使《尧典》无尾，岂复成文体乎！《史记五帝本纪》全载今《尧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会见古文而所载如此，则古文《尧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无所本可知也。况《孟子》所引，尤其明证。
　　△《尧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书序》之可疑者，无若《尧典》、《舜典》二序。本系一篇，何以二序？其辞语亦浅率遗漏。吾宁信经，不敢信《序》也。
　　△由“异哉”之解可见《孔传》之伪
　　“异哉”，《孔传》、孔《疏》俱解异为退，谓异从“巳”也。不知此字乃从“[C053]”；[C053]，用也。故蔡《传》谓为强举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为凭，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见《孔传》之伪，必叹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达四聪”，俱系叙事；而“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明系告谕之词，当属错简。（明杨守陈有是说）
　　△《大禹谟》掇拾《左传》缺语作经文
　　《左传》缺引《夏书》，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四句。“九功”以下皆解《书》之辞。而今《大禹谟》乃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明系掇拾缺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经》若果说明，缺又何必费解？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
　　△《大禹谟》钞袭《论语尧曰篇》使有韵者无韵
　　《论语尧曰篇》尧命舜数言系韵语。今《大禹谟》抄袭之，却又离而为三，用他语增饰之，使有韵者无韵，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迟，“龟筮协从”乃後世语
　　画卦虽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见於《洪范》。虞、夏之际未有言筮者。《世本》谓巫咸始作筮，虽未必然，然“大龟”见於《禹贡》，“卜稽”见於《盘庚》，“元龟”见於《西伯戡黎》，而筮无闻焉。“龟筮协从”，乃後世语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驯。（《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
　　△“受命於神宗”语谬
　　《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是时已殁，则禹安得受命於尧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与《尚书》他篇所言不类
　　《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与《皋陶谟》不可强分为二
　　《益稷》与《皋陶谟》本一篇，而强分为二。蔡氏从而为之辞，谓“古者简册以竹为之，而所编之简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范》、《禹贡》字数皆多於《皋陶谟》，而《康诰》、《吕刑》字数与《皋陶谟》相埒，皆未尝以简多而分也。独分《皋陶谟》，何欤？
　　△《禹贡》九州之赋不以所入总数定高下
　　三山林氏谓“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贡》有九等之差者，盖州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此说大误；而马端临《文献通考》采之，盖以为然矣。余谓果以九州所入之总数而分为九等，则其数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谓“上上错”，“下上上错”，“错上中”，“下中三错”者乎？田有肥瘠，定赋者必视其田以为赋；若不论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制，盖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乡遂都鄙之异，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况《禹贡》乃尧、舜之时之制，岂得以三代为比哉！且“厥赋”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为九等，而赋岂不分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当言上中下而当言多寡也。且“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为此支离之说也。
　　△《禹贡》三江必有南江，与北、中两江为三，非震泽下流之三江
　　《禹贡》曰：“三江既入”。又曰：“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则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义甚阴，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郑康成谓“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始得称中也。孔口口、苏子瞻实遵其说。然以经文“东为北江”，“东为中江”，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别为沱”文势证之，则自“汇泽为彭蠡”，“会於汇”以东，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为三水；非果如所云，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也。朱子云：“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谓震泽自有三江，则浔阳不有九江乎？何浔阳之九江非《禹贡》之九江，而震泽之三江独即《禹贡》之三江乎？说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泽底定”也。夫《禹贡》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尝必相蒙也。“震泽底定”岂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属之震泽耶！且震泽下流之三江，当明归有光议开松江时，己言“东江、娄江之迹灭没不见，而松江亦与支流无别。”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间，三江已几於皆不可见；而况《禹贡》之三江，数千年来安知其不灭没而改易也？蔡氏之说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执郡阳为彭蠡。至参校不合，遂谓“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又云：“‘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属往视，而是时三苗方负固，往视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说甚为可笑。不可解则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为衍文乎！止见今日一江入海，遂谓《禹贡》时必非三江入海，《导河条》云：“播为九河”。而今亦已无九河，则又何不可谓阿自大亻丕以下止为一河入海，而“播为九河”亦系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为衍文，於《导江》亦不可通。若不云“东汇泽为彭蠡”，则“会於汇”何说？不云“东为北江”，则亦不当云“东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当云“东迤北会於汇”也。是又必以“会於汇，东为中江”七字为衍文，而直以“东迤北入於海”为一句，方合今之形势。夫己不能解，而遂疑圣人之不亲见，官属之以不知为知，经文之错误；浅视圣贤，余不敢以为然也。
　　△彭蠡非即鄱阳
　　彭蠡即鄙阳，无确据，而与经文不合，则彭蠡或非鄙阳也。《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而蔡《注》云：“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泽县东。”谓在彭泽县东，则鄱阳可以为彭蠡；既曰“在西”，则鄱阳未必为彭蠡矣。《汉志》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汉一水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则湖汉似即今鄱阳湖，与彭蠡泽各为一地。故以《地里志》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阳也。朱子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余则谓班固去古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当深疵其说也。
　　△归有光三江说之矛盾
　　有中江则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则必有南，书法自明，文义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归震川乃谓“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失之泥。”夫谓“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为近。”又言：“先儒谓‘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而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於此，经文简略不详耳。”此说尤自相矛盾。既谓震泽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则不当以浙江、岷江、松江为三江。既谓三者为三江，则於“江既入，震泽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谓经文简略不详。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经书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简略不详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凿，其亦异矣！
　　△陈大猷三江说能阙疑
　　论三江者，惟大猷陈氏之言为能阙疑。其说曰：“古有九河，後合为一。古有荣泽，後堙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时不有三江，而後或合为一乎！郦道元谓‘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经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异以为说者，以论後世之地理则可，以论禹迹之旧则难也。”然彭蠡终可疑。
　　△南江之名由来已久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既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余按《南史王侩辨传》“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即赣水也。郑氏所谓“右合彭蠡为南江”，苏氏所谓“豫章江为南江”，皆指此也。可见南江之名，其来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馀波未有名号，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属之荆州，则岂入海亦在荆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为此异说也。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通鉴》所言当另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负芥”者，原未尝言为《禹贡》之弱水。其云“西海有水”，固谓在西域也。若指删丹弱水，则他所言“闽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当弱水独作浮廓语也。吐蕃造藤桥，年馀而後成，其不能载物有明征矣。蔡《传》因“弱”字相同，遂误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诗》云：“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则可行舟，一则不负芥。胡为共此流，强弱不相贷？折枝投清流，载浮了无碍。理岂今昔殊，书每辞意害。驱车过桥头，惟颂禹功大。”此为蔡《注》所误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与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说大误
　　“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四海者，类言之也。古之疆域惟东至於海，无论西北二方去海辽远，既南境亦不过衡山，未尝至於海也。闽中、南越之地，在尧、舜之时不通中国；圣人不务远略，非如秦皇、汉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长驾远驭为快也。侯、绥、要、荒之服，禹当时盖已尽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东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声教之所被也。四海云者，极言之也，犹《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也，犹後世所谓“天涯地角”也；盖古有其语，相承以为言耳。《益稷》云：“予决九川距四海。”《孟子》云：“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是皆岂真至於四海哉！《春秋传》云：“寡人处南海。”楚岂真在南海哉！《礼记王制》云：“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大约尧、舜、三代方域所及不过此耳。宋林之奇谓“扬州曰‘淮、海惟扬州’，是扬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夹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则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连下文而互见也。”此说大误。北海仅青州之北，冀州之东，一隅之水耳；亦谓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别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齐人言之则谓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兖、冀三州之间，则谓之渤海。汉之二郡，因相近以为名。冀州东西二千里，北海不在其北，仅处於东北一隅，未可云“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且所谓“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东西数千里，而以区区之北海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扬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贡》所叙山水，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蛮荒险阻，不通於上国，禹未之至也。故“荆及衡阳惟荆州”者，北至荆山，南至衡阳也。“淮、海惟扬州”者，西北至淮，东南至海也。或疑扬州之境，其南辽远，不当不言其所至。不知圣人於蛮荒之国，视同鸟兽，未尝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羁縻勿绝，不肯明弃之於声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犹之衡山以南，皆为衡阳，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阳”，则语有蕴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灵，远者亦不疑圣人之弃掷。此正帝王抚驭之方，亦禹贡书法之妙。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为当时之境，则粤西之地属荆州（《钦定书经地里今释》，荆州、扬州之境无今广东、广西），且将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为州境广阔，则北方穷荒沙漠不毛之地，乌桓、匈奴之国，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谓“闽、越虽上古未通，亦当在要、荒之服；禹会诸侯於涂山，会稽又禹迹之所至矣。”既云“上古未通”，又云“亦当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会涂山，不在会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胤征序》六可疑
　　《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度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胤征》之伪即一首一尾可见
　　《胤征》之伪，既一首一尾可见。“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时夏方微弱，太康失国在外，仲康继之，譬如主人居宅为奴仆所据，主人寄居别业，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时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书法如此，是欲张大之而以彰其耻也。“胤侯命掌六师”，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与“惟说命总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见《说命》、《毕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为篇名则可，以之为文则不通矣。至《书序》“吕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阙文，不可以为比也。“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炼句正晋以後文章；两汉尚无之，而谓夏之时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汤誓》有“不从誓言，孥戮汝”之语；《牧誓》告之以坐作击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罴之勇；《费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训之以糗粮刍茭之备；皆誓体也。“火炎昆冈”八句，乃告敌人语，後世檄文之体，非所以誓军士也。即“威克厥爱，爱克厥威”之语，或临事告诫服官之大夫，或行师训谕统军之将帅，亦非所以誓军士也。但见《左传》有“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之语，遂剿袭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则《胤征》一篇，当叙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书经》多偶语，且语气稚弱
　　晋人尚排偶，故《古文书经》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今文尚书》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之气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语气稚弱，望而知为汉以後人语也。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伪《汤诰》、《泰誓》皆疏妄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尔惟德罔小”数语贪作对待，遂不可通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对待语，而其实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为之解，可谓善为说辞矣。
　　△《盘庚》首一段系述民言
　　《盘庚》首一段，自“曰我王来”至“底绥四方”，先儒谓皆盘庚之言。按下文云：“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次篇云：“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三篇云：“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於朕志。”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记者文法亦明白无疑也。首段若果系盘庚告民者，不当独作鹘突语；况在篇首而记者反不详明耶！今玩其文势语意，曰“民不适有居，率答吁众，出矢言”，则“率吁众出矢言”者，当就“不有居”之民说，言民领率呼吁众忧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爱我民，不忍尽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则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迁都，惟卜是稽，而云‘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谨天命，然犹不能安宁，天犹降以灾祸，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谨天命者，不能继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迁都从先王之烈乎！”意谓存亡安危不在迁都；今若不能恪谨天命，虽迁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将断绝我命，而乃欲恃迁都为安，若大木已颠而欲恃由蘖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兹新邑，而复先王之业以绥四方乎？”不敢必之辞也。下文所谓“聒聒起信险肤”，“动以浮言”，皆指此而言。盖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语势文法皆无遗憾也。
　　△“兹新邑”一名，民与盘庚所指不必一处
　　《史记》，祖乙迁於耿，九世而盘庚始迁；而自耿以上止四迁，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传》谓“盘庚之前当自有五迁”也。今按《盘庚》三篇，反复论说，未见其为自耿而迁；或盘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迁，未可知也。“天将永我命於兹新邑”，此新邑指现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盖民以迁此未久，意不欲迁，故尚谓之“兹新邑”；而盘庚已择居於殷，故自以殷为“兹新邑”也。民之意谓“先王既迁於兹，若颠木之有由蘖，有死而复生之势；若能恪谨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兹新邑，使绍先王之烈以绥四方乎？”盖能保天命则现在之地亦可长治而久安，不必以迁都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虽迁无益；此言若能事天，虽不迁亦可；反覆两端，以明其不必迁也。
　　△《说命》首节已有不能掩其伪之三证，郑玄亮阴说亦不确
　　《国语》，白公子张谓楚灵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乎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得傅说，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知之不疚也，犹自谓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亡，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予，无予弃也！’”今《书经说命》全本之此。然《孟子》证之，则《国语》或即本之《书经》，而今不可得见。今之《说命》掇拾群书，人为所欺，而首一节已有不能掩其伪者三焉。“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之事，一见於《周书无逸》，一见於《国语》，而《礼记》引《书》者三，《论语》引《书》者一，皆未言其为居丧不言；惟孔子及作《礼记》者乃释为居丧不言也。“亮阴”亦作“谅ウ”，古之说者皆云“信默”；惟郑氏以为凶庐。若果如今《说命》及郑氏之说，则既云“宅忧”，而亮阴又即居庐，子张岂不解其故而尚以为问乎？《国语》无“亮阴”之语，《礼记》、《论语》所引盖皆《无逸篇》语；无论与今《说命》不同，亦未必为古《说命》语。而伪作者采拾成文，又妄加“宅忧”二字，不见其陋乎！一也。《无逸篇》云“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说命》亦云“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无逸》所云若作此解，则既云“三年不言”，而又云“其惟不言”，文义岂不重复，而周公之语岂不赘乎！夫所谓“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犹云“不言则已，言必和”也。谅ウ不言，三年之久岂遂一言不发哉！偶发一言必当於理，即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伪作者不解其义，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辞；禀本从禾，今俗从示，音凛，与也，给也。《国语》云：“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发命令也。伪作者不解禀字之义，妄改云：“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伪孔传》遂解禀为“受”，而《唐韵》、《集韵》遂有“笔锦切”一音，“受命曰禀”一解矣。而不知实误改《国语》也。三也。至郑氏亮阴之说，实亦不确。《无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乃或”云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阴，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阴也。盖即位之後而亮阴不言，与《国语》可互证。且不言者，止亮阴之三年，而今《说命》乃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亦背异之一端也。但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
　　●讷笔谈卷二
　　○杂说
　　△唐、宋士大夫舍宅为寺之非
　　唐、宋士大夫往往於将没时舍宅为寺，已没之後犹求福利耶！天下贫士无居者甚多，或奔走道路，或赁居庑下；若以宅与之，岂不强於佞佛哉！凡舍为寺之宅，其宅必大，一宅可以为数十人之宅，其功德非小小也。且佛以济人为心，佛有宅将以与人矣；是与人乃善於事佛者也。不知求慰其心，而但以奉土木偶人及无所不为之秃子，如是而获福利，吾不信也。昔王摩诘辋川为最佳胜，而舍为清源寺；同时之杜少陵寄居蜀寺，方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之句。摩诘少年抱琵琶游贵人之门，不知寒士之苦。若少陵则日无宁晷，奔走不遑，深知其况味，故其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此胸怀，宜其诗之独步千古也。
　　△晋人不以政事为重，宋人好论度量亦非
　　陶渊明为孟嘉作传，只叙其度量风韵，闲情逸致，而於政事无一言及之。当时不以政事为重，而诸所谓名士者俱不长於政事也。篇终述刘耽之言云：“此本是三司人。”嗟乎，三司人但取风度哉！此与“深源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无异。晋人好尚识见如此，安得不亡！五胡乱华，天之以浊溷其清也久矣。东晋相业，惟谢安差强人意，然亦有天幸焉。宋人文章理学政事俱优於晋，然亦好论度量，终是一病。吕夷简观诸子孰可为相，独许公著；虽观人必於其微，然岂不责婢碎茶瓯一事遂可为宰相哉！君子不能为相，而後小人得以乘其隙，此王安石之所以得君也。
　　△晏子御者之妻不可及
　　晏子御者之妻有言：“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显名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长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龃龋子曰：此御者之妻少所见而多所怪也！天下惟仆御皂隶负贩牧竖之类乃常自足耳！苟有知识者，皆知其有所不足而有以自下；惟庸愚小人少得所欲，遂自以为足，皆然也。非特足而已，且视人皆不己若，愚乃益诈，诈乃益愚，而彼方意气扬扬，自以为得计也。御者之妻止见其夫若是耳；然他人妇皆随其夫而自足者，非但不薄其夫，且将曰吾何幸而为若人妻也！此御者之妻之所以不可及也。
　　△苏轼为陈公弼作传示悔
　　陈公弼知凤翔日，苏子瞻为判官，不相得；为公弼作《陵虚台记》，因发其肮脏郁懑之气。其後为公弼作传，言公弼“面目严冷，语言确讠刃，好面折人”。又言“官凤翔，从公二年，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大抵子瞻之性与谨厚严毅者皆不能合，其於公弼亦与於伊川略同。然自言平生不为行状墓志，；而独为此文者，盖子瞻之侮出於真情，而公弼之行事有以深服之也。新城王大司寇作《秦淮》绝句，以纪阿男入诗；其兄映锺以为言；後司寇竟闻其节於朝，曰“以忏悔少年绮语之过”。子瞻之为公弼作传，亦以救其作记之轻薄也。
　　△朱淑真与刘令娴之艳体诗
　　朱淑其遇人不淑，其本传云“时牵情於才子。”而所作《生查子》词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後。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则固有外交矣。刘孝绰之妹徐悱之妻刘令娴者，其门望遭遇非淑真比也；然《玉台新咏》载其数诗，若有可疑。《光宅寺》诗云：“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则有所睹而情荡矣。《题甘蕉叶示人》诗云：“夕泣似非疏，梦啼太真数；惟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则寄怨之诗也。《有期不至诗》云：“黄昏使信断，街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暗中啼。”则明有所约矣。《梦见故人》诗云：“觉罢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谁能对角枕，长夜一边空？”则亦怨诗也。三娘中年而寡，遂至此乎！悱有《赠内》诗云：“日暮想青阳，蹑履出椒房。网虫生锦荐；游尘掩玉床。不见可怜影，空馀黼帐香。彼美情多乐，挟瑟坐高堂。岂忘离忧者，向隅心独伤？聊因一书札，以代九回肠。”三娘负此拳拳之情矣。然观“彼美情多乐”之句，则知令娴固薄情人也。越礼之端，实兆於此。
　　△唐寅集外诗
　　袁中郎刻《唐伯虎集》，有《题画诗》数十首。而吾邑徐聘三先生所藏伯虎山水轴，有自题诗云：“石径荒凉一寸苔，骚人独步炼诗才。相逢若有忙人问，远向山僧乞火来。”集中无之。又《坚瓠集》引其诗云：“五陵鞍马少时年，三策经纶圣主前。零落而今转萧索，月明胥口一蓑烟。”亦集中所无也。《桐下听然》载伯虎与华学士鸿山饮酒，华有少姬，隔帘窥之；伯虎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今集中妩《娇女篇》，有《娇女赋》，而赋非为此作也。然《桐下听然》所载似为近实；而配秋香事，袁中郎附之集中，人遂信为实事矣。
　　△藉杨君谦《题书橱诗》自述读书之难
　　杨君谦《题书橱》诗云：“吾家木市人，南濠居有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坚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货财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余家自先曾王父始自新安居於魏，未暇多置书。先君子虽甚好，而家贫多事，所收亦未富。乾隆丁丑，漳水入城，则书尽归波涛中矣。自是以後，贫益甚，流离迁徙，日无宁晷，愈不能买。惟郡守朱公去任时遗书数十卷，而又苦鲜佳者。余既有书癖，每借之戚友之家；然地僻人俗，苦无藏书。旧时仕宦之家，其书既皆散落，而现在之士君子则无以买书为事者，故借亦难言也。而余又顽钝不能记诵，欲手自抄录，则又苦病不能为，是以《十三经》家中止有其半，而《廿一史》犹未能遍观也，他可知矣！余虽有君谦之好而无其力，让其诗每用自愧；而至“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之句，则又未尝不流连慨叹，而冀生平一遇如君谦其人者也。
　　△陆游出妻之传说
　　陆务观初娶唐氏，於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於其姑，因出之；改同郡宗子。尝春日出游，相遇於沈氏园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放翁怅然，为赋《钗头凤》词，题园壁云：“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间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莫莫莫！”唐氏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未几，唐快怏而卒。此《坚瓠集》所载也。而《文献通考》载放翁沈《园》二诗云：“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引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字必误）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二书所载不同，而严君督过竟至仳离之事，揆之情理亦似不然。但刘後村、马贵与俱宋人，似宜得其实，而《坚瓠集》又不载所引何书。以情理而论，似迫於母命为近之，且事较後村所言为详。又他书有言“放翁前妻贤，於母为亲，而竟被逐；后妻不贤，而母喜之”，与此说相合。恨余家书少，不能为之细考也。
　　○读书疑一则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当为思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字当作“思”字。“休”字与下“求”字协韵。若作息字，既非如“只”、“且”、“之”、“兮”为语助字，又与下韵不协。若以休字为韵，则《诗经》又无此体。息字近思字，当为传写之误。
　　●尚友堂文集
　　○颉刚案
　　〔右文凡二十九篇，原不分卷，亦不分类。初意其分年，细检之亦非是（如《枝人》、《蠹人》两文相去十二年而骈列），盖随手裒集者。今次为二卷，以论学议古者为卷上，记事抒情者为卷下。虑原次之或有意义存焉，故注之於目以俟考。其书本无名题，称文集；杨静庵先生以《说诗》之名转名之，故今遂从而题曰《尚友堂文集》，谅亦九原所默许也。先生思想既锐，文笔尤肆，使其克享中寿，稍广交游，必将树赤帜於文坛。至其论古诸作，不啻一《考信录》之缩影。观其《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曰：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经出於圣人，不幸而为异说所乱，後人不能辨其伪，而相传为圣人之言，信而不疑。”又曰：“欧阳公自谓“哀学者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为说以辍之，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信可谓豪杰之士矣！余之为说多与之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呜呼，何其似《考信录释例》之甚也！若其《书苏子瞻乐毅论後》云：“苏子瞻……言多不衷於理，……然不过见之偏而已；未有如《乐毅论》考据之不详也！……乐毅岂以百万之众，五年之久，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当是时，闵王在莒，田单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单又能将，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此岂非《释例》中近视者读扁上字之喻所由取证者乎！其他若《朱子彭蠡辨疑》、《生民诗集傅办》，《三代考信录》中并承其说而不著其名，是知东壁著书，所接受於其弟者实不少，而惜夫零缣碎璧，未睹其全，弗获一证成之耳。惟《古文尚书考》一篇，东壁於《尚书辨伪》中云：“余弟……驳《孔氏经传》之伪，较顾、李两先生之说尤详。……《尚书考》中所征之书，所持之论，则余《源流真伪通考》中已悉备之。”未没其美。又《卦变辨》中，直斥卦变为穿凿支离之说，非《易》之本义；而东壁於《读易琐说》（《易卦图说》附）曰：“卦变之说，世多疑之。余谓朱子卦变之图所推或不尽合则有之矣，若谓无卦变之说则误也。”是为其兄弟二人立说之相违者。又《封建论》之目，《无闻集》中亦有之而阙其文，不审二人之言有异同否。至其辑大名诗文，记录魏郡故实，则《修梓乡文献引》及《与友人书》皆详哉言之，读者得以识其著作之苦心。而其抑郁傺之情，以文字代痛哭者，悉置於後方；读者与诗集比而观之，可知其悲之深矣。夫以先生之笃学，又沈潜於甲部，顾据《讷庵笔谈》所载，《十三经》家中仅有其半。东壁记弟事，谓其“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以先生足迹不出乡里，魏县又遭漂没，其读书之难可见，而尚有此成就，虽不称其志，要已大足愧今之人享受十分之便利，迄不获一分之成绩者，先生亦可以瞑目矣夫！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尚友堂文集卷上
　　【卦变辨】
　　朱子《易本义》有卦变之说，盖因《彖传》“刚来而得中”，“柔进而上行”之类为之解。予以为不然。夫所谓卦变者，言本卦自某卦而来；然卦有六画，较他卦皆变也，而独以一二画为说，虽与《彖传》相合，乃因《彖传》而求他卦之合者以为证，其理非确然也。且六十四卦自《乾》、《坤》而外无不可谓之变者，而孔子乃独於此十馀卦著其变，而又有自一卦变而来者，自两卦三卦变而来者，参错不伦，必非孔子意也。夫卦变苟有其例，孔子《系辞》、《说卦》之论《易》义例详矣，而独无一语及之，乃忽於《彖传》中为其说，文义不明，茫无根据，孔子之言必不若是也。
　　然则所谓“刚来而得中”，“柔进而上行”者，其义何也？曰：此仍以卦体言而不可以谓之变也。盖孔子之意谓三阴三阳各自为体，阴与阴为类，阳与阳为类。其有一画不此之比而错入於阴阳之中，或本卦所以成者，则往往为之说，理本易晓。朱子不求之於本卦六画而求之於他卦，其亦过矣！
　　予请为悉数而条辨之。
　　《讼彖传》曰：“刚来而得中也”，谓二爻一阳不与上三阳相比，而独陷於二阴，为下卦中也。《本义》谓“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者，是也；谓“自《Т》而来”者，非也。
　　《随彖传》曰：“刚来而下柔。”谓初爻之阳不与四五两阳爻相比，而居二阴之下，所谓“随”也。《本义》谓“卦变自《困》九来居初，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之”者，非也。
　　《蛊彖传》曰：“刚上而柔下。”谓上爻一阳不与下二阳爻相比而居上，初爻一阴不与上二阴爻相比而居下也。《本义》引或谓“卦变自《贲》初上二下，自《井》五上上下，而自《既济》来者兼之”者，非也。
　　《噬嗑彖传》曰：“柔得中而上行。”谓五爻之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居五。《本义》谓“柔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谓“自《益卦》来”者，非也。
　　《贲彖傅》曰：“柔来而文刚”谓二爻之阴不与四五二阴相比，而错居二阳爻之中也。又曰：“分刚上而文柔。”谓上爻之阳不居下卦二阳之中，而错居上二阴爻之上，如三阳，自中分其一以居於上，故谓之分也。《本义》谓“卦自《攒》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是分字无说也。
　　《无妄彖传》曰：“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谓初爻一阳不与上三阳相比而居於初，故曰“自外来”也。《本义》谓“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於初”者，非也。
　　《大畜彖传》曰：“刚上而尚贤。”谓上爻一阳不与下三阳相比而居於上也。《本义》谓“自《需》而变，九自五而上”者，非也。
　　《咸彖传》曰：“柔上而刚下。”谓上爻一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居上，三爻之阳不居上而居三，去上卦而来为下卦之上也。《本义》引或谓“《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者，非也。
　　《恒彖传》曰：“刚上而柔下。”谓四爻一阳不居初而居四，去下卦而为上卦，初爻一阴不与上二阴相比而来层初也。《本义》引或谓《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者，非也。
　　《晋彖传》曰：“柔进而上行。”谓五爻一阴不与下三阴相比，而错居二阳之间也。《本义》谓“柔进而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谓“自《观》而来”者，非也。
　　《睫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谓五爻一阴不与三爻之阴相比而居於五也。《本义》谓“自《离》来者柔进居上，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者，非也。
　　《蹇彖传》曰：“往得中也。”谓五爻一阳不与三爻之阳相比而居於五也。《本义》谓“阳进居五而得中”者，是也；谓“自《小过》来”者，非也。
　　《解彖传》曰：“利西南，往得众也。”谓四爻一阳不与二爻之阳相比而往居於四也。又曰：“其来复古，乃得中也。”谓二爻一阳不与四爻之阳相比而来居於二也。《本义》谓“卦自《升》来，三往居四，而入於《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者，非也。
　　《鼎彖传》曰：“柔进而上行。”谓五爻一阴不与初爻之阴相比，而上居於五也。《本义》谓“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者，非也。
　　《渐彖传》曰：“进得位，往有功也。”谓四爻之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上居於四，以下卦之一阴而上入於乾体，所谓“渐”也，所以为女归之象也，犹之《归妹》以阴而居於三而为“归妹”，《彖传》所谓“征凶，位不当也”。《本义》不得所以名《渐》之故，而谓“自《涣》来者，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者，非也。
　　至《涣》与《升》与此似觉小异，然亦非卦变也。
　　《升彖传》曰：“柔以时升。”《本义》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说似可信矣，然而非也。《升》与《萃》反对：《萃》者聚三阴於内也，《升》者升三阴於上也。《易》之道常欲阴在上而阳在下，故《坤》体在上：若《泰》、《谦》、《临》、《复》之类多吉卦，而《巽》下《坤》上者遂谓之《升》，馀一阴於下而升三阴於上。《升》者，积於上而其下升而不已之象，故曰“柔以时升”，《大象》曰：“君子以慎德积小以高大。”谓其日升日积而不已也。初六爻辞曰：“允升，大吉。”《小象》曰：“上合志也。”谓升者已多而在下者终亦必升也。皆本卦画之象以为言。而《本义》不解所以名《升》之故，於“柔以时升”注云：“以卦变释卦名，是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一爻之升而即可以名卦，若是则卦之名《升》者亦多矣！
　　《涣彖传》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义》谓“自《渐》而变，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层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说似可信矣；然而亦非也。《涣》之所以为《涣》者，非止风行水上而已也，亦有其卦画焉。以《乾》体之一阳而下入於《坤》体，以《坤》体之一阴而上入於《乾》体，阴阳解散，所谓“涣”也；而尤以六四为主，排阳之一爻而使之下，故爻词曰：“涣其群也。”然则所谓“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谓二爻之阳不与上二阳相比，而居二四爻之阴，入於外阴卦，得位而上同於五也。（“上同”犹之“不穷”，字无深意，犹曰“上入於乾体”云尔。）《本义》不求之卦画，得其所以名《涣》之故，而牵引卦变，於《涣》毫无所发明，乃谓“《彖传》以卦变释卦词”，何其误也！且谓“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则误之尤者也。（近代有吴世尚者，更定朱子《本义》，於此节下云：“以卦变卦体释卦辞，谓‘刚来而不穷’为卦变，‘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卦体，而日以六居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盖又本之朱子《语类》也。）
　　他若《泰》、《否彖辞》“大往小来”，“小往大来”，尤不可以卦变言。阳大阴小，此即《彖传》内阳外阴，内阴外阳之旨；不曰阴阳健顺而曰大小者，为占者言也。而《本义》乃谓“《泰》自《归妹》来，六往居四，九来居三；《否》自《渐》来，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不亦赘乎！
　　要之《彖传》之词，凡朱子所谓卦变者，实与《剥》之“柔变刚”，《谦》之“天道下济，地道上行”，《损》之“其道上行”，《益》之“自上下下”，《节》之“刚柔分而刚得中”，同类。自上而下者曰“来”，曰“下”，自下而上者曰“进”，曰“往”，曰“上”，皆即本卦六画之体言之，而非所谓卦变也。
　　夫卦变者，穿凿支离之说也。予所谓本卦者，明白易直之说也。朱子解书众矣，不喜为穿凿支离之说，而於卦变独不免焉，盖本先儒之说而未觉其失也。朱子又有《卦变图》，谓“《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今作此图以明之。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木指也。”夫卦变之说由於後人误解，《彖传》何尝有一言及卦变乎！而曰“《彖传》以卦变为说”，是近於诬圣矣！且纳甲飞伏之类，《易》之说夥矣；推而广之，皆可谓《易》中之一义，而皆圣人所不道。朱子於纳甲飞伏之类不取以注《易》，而独取卦变者，何也？盖未知《彖传》之自有所谓也。呜呼，惜其不於本卦六画求之也！
　　【附杂说二条】
　　苏子瞻曰：”凡《易》之所谓刚柔往来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於《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於《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愚按：此言甚巧，近似有理，颇得其仿佛，而实不然也。《彖传》之词皆谓自本卦升降，但非自他卦而变耳。子瞻知卦变之不足信，遂以为如此，不知孔子所谓“来往，上下”，皆实有所以然。果如其说，则三子皆自《乾》来，三女皆自《坤》来，止一来字足矣，何必又用进往上下也！且谓最著者《贲》之《彖传》，则止言“刚来而文柔”足矣，何以言“分刚上”也？孔子用字不已赘乎？又如“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外”者《坤》耶《乾》耶？何以他卦皆不言外，而此独言外耶？惜不得起子瞻而问之也。
　　伊川亦不取卦变之说，其言曰：“如‘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居下，损於上，益於下，据成卦而言；非谓自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愚按：刚上柔下，以成卦言之，不知所言与孔颖达同否。颖达谓“刚卦在上，柔卦在下，为刚上柔下；柔卦在上，刚卦在下，为柔上刚下”，虽与《咸》、《恒》数卦相合，而其理不可通之於“柔进上行”，“刚自外来”之语。揆程子之意，则又似以“刚爻居上，柔爻居下”为言；然於《咸》、《恒》则不可通矣。《损》、《益》二卦则又因卦名为言，非他卦比也。《讼》舆《无妄》皆自上而来，《无妄》固明言“刚自外来”也。故朱子谓“程子牵强解了”，固不足以服言卦变者之心也。至谓柔层尊位即为“进而上行”，则柔居尊位者三十二卦，何以他皆不言，而独《噬嗑》、《晋》、《睽》、《鼎》四卦，皆《离》在上者。言之耶？又《大有》亦《离》在上，何以又不言耶？此其中具有所以然，而程子未之知也。
　　【《古文尚书》考】
　　《书经》蔡《注》每篇序所云“今文古文”，解者曰：“今文，伏生所授，马、郑等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国所傅，”是说相沿久矣。以予考之，有可疑者。
　　《後汉书儒林传》云：“中兴，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傅》，郑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据此，是马、郑所注非伏生之《尚书》而《古文尚书》也。考《古文尚书》，当前汉时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潭，谭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及平陵涂恽，恽授河南桑钦，平帝时立於学官。後汉习《古文尚书》，见於《儒林传》者，南阳尹敏初受《欧阳尚书》，後受《古文》；汝南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鲁国孔僖世传《古文尚书》；东昏杨偷师事丁鸿，习《古文尚书》；东海卫宏从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济阴孙期习《古文尚书》。又《贾逵传》云：“父徽，受《古文尚书》於涂恽。逵传父业。肃宗立，特好《古文尚书》，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达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二卷，帝善之。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又刘陶学《古文尚书》，张楷通《古文尚书》，刘学《古文尚书》。此《古文尚书》之传习於两汉者班班可考也。其後不知何以不传於世。
　　至东晋时，梅赜之《古文尚书》出，人遂以伪为真。自是众说纷纭，若伪孔安国《尚害序》，孔颖达之类，其说皆不足信。而世人贵耳贱目，信近说而灭旧闻，两汉之《古文尚书》遂无复考其源流者矣。《伪古文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学士解散，我先人藏其家书於屋壁。汉室隆兴，旁求儒雅；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而《前汉书》则曰：“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孝文时，使晁错往受之。”《序》又云：“鲁共王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状生二十五篇。其馀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而《前汉书》则曰“《书》十六篇，孔安国献之”，曰“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盖《尚书》兹多馀是矣”，曰“《鲁共王》得古文坏壁之中，《书》十六篇”，篇数不同，亦绝无“错乱磨灭，不复可知”之说。又《汉书》只言“遭巫蛊之事，未立馀学官”，亦无“为五十九篇作《传》”之文。《史记》藏书之说及篇数，并同《汉书》。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及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後，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说亦与《史记》、《汉书》同。是《伪尚书序》不足信也。（口授之说本之卫宏，宏，东汉时人，不若太史公、刘歆去伏生差近，为得其真；而《汉书以备一代之史，说必不诬。）
　　孔颖达云：“孔君作《傅》，值巫蛊不行，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以下二十四篇，并伏生二十八篇，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及《秦誓》，共三十四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数。刘向、班固、刘歆、贾达、马融、郑康成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按《前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书。”是张霸之书凡百二篇，非五十八篇也。《儒林传》既明言“刘向校之非是，遂黜其书”，何得云刘向、班固诸人误以为《古文尚书》乎？此说他无所见，不知颖达何所据而云然？且既云“伪作《舜典》、《益稷》”，而又云“复出《舜典》、《益稷》”，岂有二《舜典》二《益稷》乎？颖达又云：“郑康成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夫既云“郑康成误以张霸五十八篇为真古文”，而又云“郑《注》并与三家同”，自相矛盾，此孔颖达之说不足信也。
　　馀若《隋经籍志》、陆德明之类，其说亦大概不出乎此。此皆後人之所遵信传说而不疑其非者也。
　　以余观之，马、郑所注为《古文尚书》，《後汉书》既有明文，而篇数乃与伏生同者，盖汉时世所诵说者止伏生二十八篇，而孔安国虽得古文，亦多以二十八篇为学者传说。其所上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行，当时人罕见者，故刘歆云：“藏於秘府，伏而未发。”成帝时校理旧文，乃得之，而未大传於民间。王莽之乱，遂复不存。及杜林於丙州得《古文尚书》，亦止二十八篇。自是贾达为作训，马融作《传》，郑康成作《注》，篇数虽与伏生同，而文字多异，故杜林谓“古文虽不合时务，愿诸生无悔所学”；贾达谓“《古文尚书》与经傅《尔雅》训诂相应”，撰集三家《尚书》及《古文》同异三卷；而刘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书》；皆所争在文字同异，而未尝言篇数之多寡也。是以《汉书艺文志》，《逸书》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出；而晋秘府所有《古文尚书》，当时若束皙、杜预诸人，岂无一人见之，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其所著书岂无一言及之，而尽以书传所引为《逸书》耶？（《隋经籍志》：“晋世秘府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又按《隋经籍志》云：“贾逵、马融、郑氏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则是杂以今文耳，非既今文可知也。夫使马、郑所注果为今文，则范蔚宗不当误也。微独蔚宗不当误而已，蔚宗作《後汉书》本之《东观馀论》及袁山崧、谢承诸人，岂尽不知马、郑所注为今文耶？所载诸习《古文尚书》者，岂尽妄说耶？故吾谓马、郑所注既孔壁古文，无可疑也。
　　然而以为今文者何也？盖永嘉之乱，欧阳、夏侯三家《尚书》并亡，惟存伏生《大传》，而马、郑所注《古文》尚行於世。及梅赜上《伪古文》，自是孔、郑并行。此後南北分争，天下日乱，而士大夫又务於诗赋，经学遂无师承。至隋、唐之际，李延寿、孔颖达辈止见马、郑所注与伏生篇数同，逐误谓古文为今文。然颖达言“郑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何意郑《注》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盖亦疑之矣。今文止有伏生《大传》，《崇文总目》谓“伏胜撰，郑康成注”。康成既注古文，复注此耶？晁公武谓“胜终之後，诺从学者所作”。陈振孙谓“当是其徒杂记所闻，亦未必是当时本书”。故叶梦得谓“其言不雅驯；而《隋经籍志》谓为四十一篇，《书录解题》谓为八十三篇，篇数亦不同”，则其书之真伪不可得而知也。安知非见郑康成所注《古文》而伪作者乎？
　　至於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其伪妄不能逃有识者之鉴别，故儒者多疑之。而《晋书》载其传受渊源，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粱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不知伪作欺人者未有不假所自以售其欺者也。故未几而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云“於大行头买得上之”，以师其故智矣。陆德明又言“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不知此乃伪作《孔传》者窃王肃之《注》也。姚方兴亦采马、王之注以作《孔传舜典》矣。梅赜所上《古文尚书》本无《舜典》，但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方兴伪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梁武帝时为博士，议谓“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黜而不用。故陆德明《释文》仍用王肃《注》，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而《隋经籍志》谓“姚方兴得《舜典》奏上，多二十八字，列於国学”，宋林之奇、陈振孙又谓“隋开皇中始得《舜典》”，皆与德明说异。德明，唐人，若隋时已行方兴《舜典》，又何以云“仍用王肃《注》，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乎？可见诸说亦不足信也。
　　要之自有孔安国《尚书序》之後，人局於所见，以先入之言为主，递相传说；未有能虚心博考，探其源流，辨其同异者。故相传为今文，则谓之今文；相传为古文，则谓之古文而已。不知古人之说亦未必尽可信，其学亦未必皆过於後人。既如孔传《尚书》之伪，至宋始多疑之者，而隋、唐无闻焉。岂非章句训诂之功多，而辨别之识，考据之学，有所不足舆？呜呼，昔之人去古未远，遗书犹有存者，考其是非常易，而人不为或不能；今之人虽欲考之，而去古已远，传书益少，其考之益难：此古说之所以难明，而有志者用为太息也！
　　【朱子《彭蠡辨》疑】
　　彭蠡之名，始见《禹贡》，而《禹贡》所记彭蠡似在江之北也。吴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固未详其所在。《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其西”，语亦不详；然未尝言在江之南，既今鄱阳湖也。至郑康成始有“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之言，似谓彭蠡在江之南矣；犹未明言既鄱阳湖也。以鄱阳为彭蠡者，不知始自何人。後世相沿为说，而朱子《彭蠡辨》遂据以驳《禹贡》，谓“彭蠡在大江之南，以方言之，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独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愚按：以後世地形与《禹贡》较，诚有可疑，然只当疑後世地有改易，而不当疑经为衍文也。鄱阳之为彭蠡，书无确据。《地志》言“彭蠡在彭泽县西”，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後汉书地里志》云：“鄱阳县有鄱水。”以此观之，湖汉似即鄱阳湖，而彭蠡与鄱阳非一地也。大概彭蠡在江北而少西，鄱阳在江南，其势遥相联接；後彭蠡淤塞无迹，而鄱阳逐冒彭蠢之名也。
　　蔡氏以鄱阳不合，欲以巢湖当之，又谓“不应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谓舍此录彼，记小遗大，亦有不必然者。盖《禹贡》所记山水，皆以其致力者言之；视今之地形，则为详於西北而略於东南；荆州之境，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扬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条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条之南山止於敷浅原。导河则氵水、大陆、九河、逆河，所叙甚详；导江、汉则止於中江、北江，东南以往，记考略矣。意当时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缓，患害不深，兼以蛮荒负固，地险且远，禹不至其地，未尝致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阳，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且荆、扬、徐、兖之境，为湖者众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即以山论，庐山高且大於敷浅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然则鄱阳不及，亦无疑於“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阳县以番水而名。番者，播也，犹“播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为数水，故名之曰番水。今之洞庭，在当时为九江，而在今为湖独深广盛大，非鄱阳、太湖所能敌，则安知鄱阳湖在禹时不亦为数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趋於南，北乃益高。黄河迁於宿迁，南遏淮水，而淮、扬之间遂成巨浸，群湖连蔓，则又安知非江、汉之汇本在北，其後江迁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为平地，南江遂遏而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数条江水在其中”，则是鄱阳与洞庭正同。洞庭在当时谓为九江而不谓之泽，则鄱阳亦必不谓之泽也。此《汉志》所以鄱阳县有鄱水而无彭蠡而《禹贡》所谓“汇泽为彭蠡”者知必非鄱阳矣。
　　盖尝以《汉志》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泽”，亦不曰“彭蠡泽在其西”，而曰“《禹贡》彭蠡泽在其西”，必举”《禹贯》”者，见时当已无彭蠡，而古地名相传可识也。余按地形，必当在今武昌以东，蕲州、广济以南，浔阳、宿松以西，考之地图，证之记载，其地亦多潴水，而九江为尤近之；别於鄂陵，会於江口，上下三百馀里。大约自浔阳江以西既古彭蠡泽，其地望既合於《禹贡》，亦合於《汉志》。夫古之九江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泽为县，去鄱阳湖远而浔阳江近，是古之名县以此不以彼，故《汉志》不曰“彭蠡泽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浔阳江中有彭郎矶，“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误。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诸名，记者谓“九江有井如盆，故名”。夫一井岂可谓之水，而以之为地名江名乎！（今地志及图，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与古《九江记》异。）湓者，彭之音讹也。《真》、《文》、《庚》、《青》数韵之字，相传而讹者多矣。
　　或谓彭蠡既江、汉所汇，不应塞为平地，则亦不然。泽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约其地洼下，水盛则聚，水杀则涸，易於潴水，亦易於湮塞。《禹贡》所言诸泽，若大陆、梦，则当时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荣波、菏泽、孟猪、猪野，则皆塞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亿度，人自为说。彭蠡亦泽也，独不可塞为平地乎！今现有鄱阳湖与江相连，而地颇相近，遂必指为彭蠡；若无鄱阳，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谓塞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证者。浔阳九江，昔所谓“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无九江之迹。九江可变为一江，彭蠡泽独不可变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证者。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无知其极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吴起所谓“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後世谓洞庭者乃《禹贡》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九江之洞庭相远，而洞庭自若，犹且冒其名；况鄱阳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势既遥相联接，而彭蠡又无形迹，其以鄱阳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确信鄱阳为彭蠡，既谓经为衍文，又谓禹遗官属致误，又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禹与班固皆误，而朱子独不误乎！疑经畔古，非余之所敢安也。昔郦道元有言：“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故《禹贡》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阙疑可矣。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证古人之是非，几何其不疑黄河未至於氵水、大陆；而岳阳、荆州之境，其与太原相远耶！
　　【《生民》诗《集传》辨】
　　朱子注《生民》诗，载张子之言，谓：“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又载苏氏说，谓：“凡物之异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气常多，故其生也或异。麒麟之生异於犬羊，蛟龙之生异於鱼鳌，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异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谓斯言得之，而余则以为非也。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高辛之世，岂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见於经可信者，有颛顼、少吴，黄帝、神农、伏羲氏矣，其前虽荒远不可详，然未必遂为天地始也。夫自化而生之时，至於高辛，不知几百年或千年，或万年，或数万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农、黄帝之世，胡不闻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尧、舜、禹、汤之世，胡不闻化而生？而独高辛氏之子有稷复有契，一家得两化生乎？盖天地之始，以理揆之，诚有化而生者。草昧既开，万物既定，则胎卵化湿，其生有常；若有异於常者，是妖也，而以诬圣人乎！如曰圣人之生与常人不同，取天地之气常多，则古之圣人不少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何以不化而生，岂其得於天地之气者又少欤？书传所载，若褒姒、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其取天地之气既多，则宜亦为圣人，何以或为淫後，或为蛮夷君长，而不得与稷、契并称也？至於麒麟蚊龙之生，多人所不能见。既曰麒麟无定种而蛟龙皆出於变化，彼无定种与变化，是即其有定者也。故不闻麒麟皆麟生，而此一麟独牛生也。又不闻蛟龙皆卵生，而此一蛟一龙独化生也。是乌可为比乎，天地间化生之物，若蜃蛤蝉蚋之类，皆古今有常而不变，不以为异，犹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苟无人道之感，而履巨迹可生，吞卵可生，则生子綦易而妇人亦危矣。”
　　然则稷、契何以生，而《生民》、《元鸟》之诗何说也？曰：履巨迹，吞卵，此事之未有者也。即有其事，亦姜螈履巨迹而适生稷，简狄吞卵而适生契，其人道之感自在也。使不履巨迹，不吞卵，而亦生稷，亦生契也。且予观《生民》之诗，未尝见其确为履巨人之迹；无人道之感也。所谓“履帝武敏”者，谓高辛亲往郊而姜原踵其迹耳。所谓“不康祀，居然生子”者，谓上帝宁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即“无无害”之谓，“居然”犹安然也。盖近世说《诗》有如此者，此亦理明辞顺，何必遵汉人无识怪诞之说以曲为之解乎！至於《元鸟》之诗，则尤未明言其何若，阙疑可矣。
　　大抵人情，子孙於其先世？往往表其奇异以为夸诩震耀之端；而後世诞妄者则又好因近似之语，造事以惑人。若夔一人已足而曰“夔一足”，牵牛、织女二星而曰“天帝嫁为夫妇”之类，皆诞妄不足道。而张子、苏氏乃巧为说以实其事，朱子亦误载之《集注》，其诬圣惑人，儒者不得辞其过也！
　　《伪泰誓》之言曰：“白鱼入於王舟，有火复於王屋，流为乌。”司马迁截之《史记》，而董仲舒亦引其语，以为王者受命之符。幸而已黜其书；使其书至今存，而无今书《泰誓》，则亦将旁引曲说，同於巨迹卵之事矣。
　　【《春秋》论】
　　圣人之作事也，固有冒天下之大恶，犯天下之大忌，而公为之者矣。圣人非不知大恶不可冒，大忌不可犯，而敢为无忌惮之行也；彼见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乱也，不有人起而救之，则其祸将不可胜穷。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固非令其安衣坐食，同於庸众无能之人已也。彼庸众无能者不能为善，亦不能为不善，其避大恶，畏大忌，固宜。而圣人承天之意，以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乱，较量於经权轻重之间，卒然振发，甘心得罪於人而独求合於天，虽冒大恶，犯大忌，而不自疑。故尧、舜不惜以天下与人，而汤、武至以臣弑君。何者？其心之安也。
　　昔者孔子，大夫也，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其赏罚进退皆非一人所得私；而孔子行之不顾者，亦其心之所安也。当是时，纲纽废弛，民人涂炭，诸侯互相攻灭，而弑君弑父之祸复公行而无所忌，使当禹、汤、文、武之时，皆所诛讨夷灭而不赦者；而周天子暗弱无权，拥天王之虚器而一不敢问，其势将无所底止。故天生德於孔子，而孔子亦知非己不能定天下之乱，是以周流於七十二国而应佛、公山畔臣之召，汲汲以求一日之用；意谓苟能反天下於正，其权不必自周出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不幸卒无所遇，无所发其救时之心，不得已而作《春秋》，借天子之权以赏罚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盖得位则见诸行事，不得位则诸空言，其事虽异，其道则同；要使天理有一线之存，而乱臣贼子得以稍敛其迹，则虽被僭之名而不辞也。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推孔子之心，虽汤、武之事亦可为之，而况於《春秋》。而论者不识圣人之心，谓以天子之权与鲁，呜乎，何其谬也！
　　子贡言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且又相之，以为未仁，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左衽！非若匹夫匹妇之谅，自经於沟渎之中，而人不知。”则是匹夫匹妇之谅，孔子所鄙不为，而深有取於管仲者，岂非以有志於天下，则小节不足以夺之与！孟子生於战国，其语齐、梁之君，皆以行王政安天下为急；彼其时周天子固在也，而不以为嫌者，盖其心即孔子作《春秋》之心，故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夫《春秋》作而後乱臣贼子惧，则《春秋》不可不作也。使孔子不安於心，亦避大恶，畏大忌，而不敢作，则乱臣贼子必无所惧，是孔子亦庸众无能之人而无益於天下者也，岂天之生圣人之心也哉！
　　因读苏明允《春秋论》而作。
　　【正统论上】
　　论正统者众矣，自宋欧阳修以至国朝魏禧，予所未见者不论，所已见者予皆有以识其说之非也。夫统有分合而无正伪，而正不正不关於其统。论者泥於其名，每曲为之说，又或以爱憎为褒贬，故其是非不当而予夺不公。
　　今夫“正统”之名何乎？非古圣人悬此格以待後之君也；其说起於後世之学士大夫。彼见历代之事势各殊也，於是正统之名兴焉。有正统而後有“偏统”，由是而又有“僭统”、“窃统”；此皆强立名字，以古人就己之私说，皆予之所不取。
　　且彼所谓“统”者果何谓耶？谓合於一者为统乎，则凡合於一者皆是而不合者皆非也，一言而决矣。谓历代相传之绪为统乎？则合古今皆不离乎统，何得有正偏僭窃之名？
　　盖天下有势有义：正者义也，统者势也。言正不可言统，言统不可言正，然後其理明而其说定。试言统之说。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天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所得私。当其时归於一，则统有专属；及其分也，则统亦随而分矣。今夫一物而数十百人分之，虽出於劫夺焉，不可谓非共此物也。统之说何以异是！自古以来，虽世变纷然，而统无一日之绝也，不过时有分合而巳。盖自唐、虞、夏、商、周皆合也，至战国始分；至秦、汉而又合，三国又分；晋又合，又分於东晋；历南北朝而後合於隋、唐，而又分於五代；至宋又合，而又分於南宋；然後合於元，以迄於今。四千馀年以来，忽分忽合，譬如一缕之丝，寸寸而分合之，其绪固相属也。然则历代虽多，安见其统为正为偏为僭窃也哉？
　　如曰得国之迹不同，故其名亦异，是论正不正也，非论统也。如以正而已矣，则吾又有说。
　　【正统论下】
　　予於商、周，犹窃有疑焉。何疑尔？桀、纣虽暴，汤、武之君也。汤、武虽仁，桀、纣之臣也。臣弑其君，可乎？且夫汤、武之德盛矣，其功大矣，然考其得天下之迹而律以後世之名，则终不免於篡。张横渠之论纣曰：“天命一日未去则为天子，一日既去则为独夫。”予盖迂其说而不信也。夫武王之兴师也，以十三年一月壬辰。假令武王兴师於前一年前一日，将武王不得为圣乎？抑兴师何日，即天命於何日去乎？使观兵之日即伐纣之日，天命去乎未去乎？使武王亦如文王之事纣，将天命终於不去乎？天命不可见也，人何自而知之？世之论汤、武者，不过曰心非利天下也，应天顺人。伐暴救民而已。夫心藏於深微不测之地，其亦至难知矣。即心果无他，而终不可以掩其迹；心非篡则当恕其心，迹实篡则当严其迹。然《诗》曰“至於大王，实始翦商”，《书》曰“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亦安见其无利天下之心也哉？且幸而汤、武有此事也，故唐、宋之君虽以臣位得天下而皆以恕辞予之；假使古无汤、武而三代以後诸侯有暴行此事者，人以为篡乎非篡乎？吾知必以为篡也。然则汤、武幸而生於三代之前，而後世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也。
　　昔者孔子，商人也，而生於周，为尊亲者讳，故不肯斥言其非；然亦尝微见其意於论乐论德矣。而人专以孟子之言为定；不知孟子生於战国之际，以周室衰微，百姓涂炭，急於救民劝世，主以为言耳，乌足以为定论乎！
　　或曰：如子之言，则汤、武非矣，而子以为正，何与？予曰：汤、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则不可，行於当时则可。古者人情质朴，其君臣之义非如後世之明也。当其时各自为国，势不能相属也。有有功德与力者，则天下群起而奉之，非必制其予夺之权而设为贵贱之等也，不过势之所归而已。其人死而子孙犹足以系天下之心者，则天下亦不别求君也。不幸而恣为暴虐，则必又有有功德与力者而攻之灭之。所奉之国既灭，则天下又以昔者之奉奉其灭所奉者盖其君臣之势既无大异，而服事之文又必简且易也。其所奉者既无翘然自异之心，而奉之者亦不过以意向之。譬如一邑之中必有豪杰，一乡之中必有望人，善则归之，不善则去之，大恶则除之，理所当然，亦势之所必至。伊尹之放太甲，孟子论贵戚之卿，皆是类也。虽夏、商而後君臣之分渐严，而去古未远，则其事犹有相近者。故曰汤、武之事行於当时则可，其所以不见黜於正者此也。然汤、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则终不可，盖古今时异势殊，後之君臣非若古之君臣矣。处女之奔也，鲁男子拒而不纳，曰：“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後之圣人不幸而遇桀、纣之君者，必以吾之不可学汤、武之可，而後不为汤、武之罪人也。
　　【正统辨】
　　正统之名，其来久矣，然未有释其义者。自宋欧阳修始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作论七篇以等历代，自後论者皆沿其说。予盖考於古而知其说之不合也。
　　古所谓正者，“三正”之正而非偏正之正也；所谓统者，“三统”之统而非统会之统也。其说载於《汉书律历志》。《律历志》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於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锤於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於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之於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故《太族》为人统。是为三统。其於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此《律历志》之文也。由是观之，是正自正，统自统，各为一事；後人合二字以成文耳，非如论者所谓均此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三正”之名见於《夏书》；“三统”云者言以三者为总纪也。盖三统本以律吕言，故《黄钟》九寸为天统，《林钟》六寸为地统，《太族》八寸为人统，三者皆全寸而无馀分，所以总诺律之不齐者，使有纪纲也，故谓之“统”。通其义於十二辰，则《黄钟》子为天统，《林钟》未冲丑为地统，《太族》寅为人统。天统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统受之於丑；人统受之於寅。周建子，用天统也；商建丑用地统也；夏建寅，用人统也。其说犹之三正也，不过以十二律言之则为三统，以十二辰言之则为三正耳。统不离乎正，正不离乎统，故连类而及之曰“正统”。
　　昔者三代之盛，历法修阴，王者之政令被於天下，岁颁朔於诸侯，诸侯奉若而不敢违，故其时无不遵天子之正统者。至春秋、战国之际，史官失纪，畴人子弟分散，兼以王室衰微，天下分争，或不能尽遵天子之正统，故其时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孔子作《春秋》，亦谨书曰“春王正月”，明其正为王之正，意若曰此方为天子之正而天下之所当遵者，故公羊氏释之曰“大一统”也。秦之改正朔也，以亥为正月，汉初因之，已不在三正三统之中。然以天下奉其正朔，故《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云“天下一统”，言天下归於一统也。其後改用夏时，历代因之，虽天下有分合，而正朔不改，则其正即夏之正，其统即夏之统，不可曰各有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至於或以秦为闰者，则以亥非正统，故曰“闰”；闰者对正而为言也？後人误加统字，谓为“闰统”，已失统字之义。自宋以来，又有“偏统”、“僭统”、“窃统”、“王统”、“霸统”之名，则并正字之义而失之者也。故予谓其说皆不合於古。
　　又按：欧阳修之论曰：“世人溺於非圣之学，以为五行有休王，一以此衰，一以彼胜，故其统有正有不正；此历官术家之事，非儒者所宜言。”予谓休王之说诚为诞妄，然与三正三统之义固自有别，不可以是并废其正说。况乎“正统”二字实本於《汉书律历志》，其所言甚详，若非其说则不当借其名，若用其名则不当异其义。如必曰後世之正统不用《律历志》之说而自立义例，则吾不得而知矣！
　　予初作《正统论》三篇，亦本宋人之说以立论。既而思“正统”二字所由起，因忆《汉书律历志》有三正三统之说；细释其解，始知正统二字实缘於此。盖《汉书》分而解之，而後人连而及之耳。遂复作此辨。
　　【封建论】
　　法久则必弊，弊则变。法之始皆因其势之所趋，虽圣人不能立法，虽非圣人可以立法。
　　古何以封建？秦何以郡县？偶也。偶之云者，言因其势所固然，无成心焉耳。方古之封建也，不知後世之复为郡县也，亦不知封建之外之更有郡县也。当其时大有所统，小有所属，各私其土而子其民。有圣人者立，因其势之所宜，俾世其国，而封建成焉。由尧、舜而更禹、汤、文、武，非善之也，封建之法未弊也。然其势则日趋於弊矣。盖建国之初以万计，未几而以千计，又未几而以百计，以递至於十二，复合而为七，乱亡相继，篡夺相仍，盖至战国之时而弊已极矣，虽有圣人，不能复其故也。而适以暴秦当其际，故指摘生焉。秦之为郡县也，非必欲改古先圣王之法也，彼其时古先圣王之法盖荡然无存者矣。汤、武之灭夏、商也，诛其君，夷其都而已，天下诸侯自在也。秦之攻六国也，今日取一县，明日取一郡，取之不已，六国遂亡，天下固已无诸侯矣。故秦之郡县，秦不自为也，皆因六国之旧而第易以秦之名。六国之外，无非郡县。天下既安於郡县矣，势不可以再封建。广六以为万，虽封建之初不若是之多事也。盖势之所趋，人不能变。古之封建，势之趋於封建也。秦之郡县，势之趋於郡县也。反而行之，天下必乱。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封建之验也。使尧、舜之时而遂郡县天下，天下之平亦必不可得矣。故丁其时者，圣与暴皆无容心，因其势之所趋而立法已耳。
　　然则封建与郡县孰优劣？曰，无优劣，得明主则治而延，得暴主则乱而促，其理同也。且封建之时有黜陟之典，有巡狩述职之礼，有车服之赏，有贬削夷之罚，有方伯连帅之统率举察，有造选进士之用人，安在其不如郡县也？郡县而後，汉光尝中兴矣，不必晋、郑之翊戴也。唐之郭、李，宋之韩、岳，亦再造矣，不必擅土地，位侯伯也。召信臣、文翁、龚、黄之伦，历代有循吏矣，不必其私之子孙也。安在其不如封建也？盖二者皆偶也；古岂必不郡县，秦岂必不封建，其势异，故其法亦异。德虽不同，易地则皆然，故曰偶也。而论者不察，常偏举其利害，或即末世陵迟之奖以议其得失，故二说相持而不下。夫论事者必合二端而互观之，其情乃见。而一代之中，其初必治，其末必乱，岂一法之先後优劣固殊耶？盖治乱在人事，不可尽诿之於法也。
　　然则郡县之制何以历唐、宋、元、明而不变？曰：封建之设不知所起，其可考者自黄帝迄周二千四百馀年而後废。始非不可废也，弊未极也。自秦以来二千年，郡县之法日弊矣，安知後世不复为封建也？然天下世变多端矣：封建，一变也；郡县，一变也；群雄割据，南北分治，藩镇拒命，皆变也。变故之来，前者不必有，而後起者无穷。封建之时，不知有郡县。後世或更有出於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乌知郡县极弊之日，其势何所趋也？
　　【明论】
　　魏忠贤用事，士大夫争附之；称“儿”，称“孙”，称“走狗”者，自宰相以下，恬不为耻。至称忠贤为“九千岁”；建生祠满天下；颂谀之词比之於尧、舜，孔子；诰命皆拟《九锡文》；宗室勋戚下至武夫贾竖，无不称功颂德者。崔子曰：自古以来，宦官众矣，未有如忠贤、之盛也。汉之宦官盛矣，然不过招权纳贿，干预政事，多用子弟私人，戮辱士大夫已耳。唐之宦官又盛於汉矣，然亦不过握兵权，废立自己，敢於弑逆已耳。皆未如忠贤举天下士大夫之心之翊戴甚於天子也！
　　自古以人臣而为天下所翊戴者，无过於王莽。当时上书颂莽功德者至四十八万人，而忠贤又为过之。使忠贤当日不以宦官自嫌；敢於盗神器，岂复有能枝拄牾者哉！不惟朝廷之上而已，翟义、徐敬业之师吾惧其不见於天下也。忠贤之不篡者幸也，是宦官之效也。
　　余尝以为士气日以衰。汉、唐之宦官虽横，而士大夫皆与水火，以清流自居，其不敢为异者无几人。王莽之时，人争附之矣，然莽初以折节为恭俭，力行要誉而致之。至於宋，奸相既多，士大夫附之者亦益众？然犹非宦官也。夫以宦官而士大夫附之者满天下，且甘心为狗为子孙而不辞？自古以来士气未有若是之萎靡而卑屈也！
　　世之君子谓明太监之盛，成祖实启其端。余以为太祖亦与有过焉。宰相者，天子以下一人而已，其体尊，其权重，於事无所不统，而於人无所不当问；即内臣窃柄，其体统自如，犹可以势均力敌也。即不然，而忤之，不过逐使去；要结之，不过使为援而已。自太祖废宰相，而成祖以翰林入阁预机务；是时内臣已用事，而入阁者不越编检讲读之官，位卑资浅，其视内臣盖已重。其後入阁者，虽权位渐隆，而内臣亦益尊；而且内阁之票拟必决於太监之批红，是内阁且寄权於太监矣。盖天下虽以宰相待阁臣，而宰相之上又有司礼秉笔太监以承上而临下，阁臣视以为固然而不怪；沿之既久，而阁臣遂为太监之私人。宰相者百僚之望也，宰相且谄附之，而天下有不随风而靡者哉！而其端实由於太祖之废真宰相。譬如势家巨族，以宗族戚友代理其家事，而病其不能为下也，召市井小儿而任之。方其始至也，视主人之奴仆盖已几几乎主人之尊严，不可狎而近也；受颐指气使而不羞，何足怪耶！太祖因噎废食，而不知流弊之一至於此也。呜乎，天下之事变亦何所不至哉！
　　【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
　　甚矣世之好怪也！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经》出於圣人，不幸而为异说所乱，後人不能辨其伪，而相传为圣人之言，信而不疑，犹之可也。释、老之说，《十洲》、《神异》之书，以及後世术数占验之法，鬼神果报之记载，其书既不出於圣人，而於理又倍诞胶碍，其不足信至明，而举天下信之不疑，何说也？自宋以来，儒者辈出，往往能辨古书之真伪，剖理之是非，道少明於世。然儒者多，而敢为异说以乱真，伪淆是非者其人亦益众。若宋张九成、陆九渊、明陈献章、王守仁，皆以高才绝学，甘为异教，别立宗门，簧鼓世人；而士大夫造诞幻，记怪异，推行邪说，日甚一日。岂理在天下原无是非欤？抑宇宙之大，邪正杂居，果出於天道欤？将厌常丑正，而索隐行怪以为高欤？抑识见卑陋，囿於世俗，轻信而无辨别欤？何淆乱信是也？
　　欧阳公自谓“哀学者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为说以辍之，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信可谓豪杰之士矣！余之为说多与之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然公在当时，说与人异者，无如《濮议》。若司马温公、程正公，皆一时大儒，而皆背异不能合；则是父子伦理之间已有不可强同者。而况怪妄之说，尤举世所信服；公虽谓不待千世而有同者，而一人明之，百人乱之，其亦何所补於世耶！
　　虽然，君子之心不能强其所不合，而待於世者无穷。天下之大，无一人不与吾同者，不为多；既如彼矣，有一人独存其是，不为少。呜乎，此余之所以茫然长思而不知自愧也！
　　【书苏子瞻《乐毅论》後】
　　苏子瞻以纵横权术之学，发为文章，言多不衷於理，故所作诸论皆以强词私意讥议古人得失。然不过见之偏而已；未有如《乐毅论》考据之不详也！
　　按《史记》列传：燕昭王使乐毅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而诸侯兵罢归。乐毅将燕兵独追至临；齐闵王亡走莒，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留齐，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狗齐五岁而下七十馀城，惟莒、即墨尚未服，而燕昭王死，惠王立。於是田单纵反间於燕，而惠王使骑劫代乐毅，遂终以失齐。固未尝言乐毅欲以仁义服齐民也。
　　仁义之说，本於夏侯泰初；泰初以己意妄推尊耳。子瞻遂据以为乐毅罪，而曰“以百万之众，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此欲以仁义服齐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噫，谬矣！乐毅岂以百万之众，五年之久，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当是时，闵王在莒，田单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单又能将，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向使昭王迟数年之命，而田单之间不行，困之以长围，二城食尽援绝，安在其终不下也！
　　嗟夫，古人戮力以立功名，不幸不成，後人读书论世，当设身处地，谅其难为而剖白其心迹；而乃以无根之言妄议其是非，此在世俗无知之人固宜；子瞻学问盖世，博极群书，乃亦不考其详而猥以成败论天下士，致读者爱其文而遂信其说以为诚然，乱古人之事迹，误後学之闻见，子瞻不得辞其过也！自宋至今六七百年矣，读《史记》与读《苏文》者迹接於天下也，而无一人觉其谬，世之人如是其惑也！不为之辨，吾惧误人无已也；故笔之如此。
　　予尝怪世之君子读书之法日以坏，自《六经》以下皆有选本，子史尤甚，割裂乖谬。使後人忘其陋而乐其简，故问学日趋於浅薄。然此白真西山《文章正宗》而後始争为之，岂北宋之时已有如近世摘本《史记》，而子瞻未睹其全欤？不然，何考之不详也！
　　【书方正学《庞统论》後】
　　呜呼，观先生之言，征诸行事，其迂疏寡效可谓儒者，而愈以知司马徽之言为名言也！何则？三代圣贤本天德为王道，故以学术为治功，而不患於迂。泊三代以降，气运渐薄，而教化学力又不及於古，於是天德王道不能不分为二：儒者多迂疏寡效；而济大业，弭世变者，大约出於豪杰高明磊落之人。盖二者皆艰钜难能，而非圣人则不能兼之。故人常各得其一偏，而终以豪杰为有用於世。夫所谓儒者，大无不该，细无所遗，近不以为易而不举，远不以为迂而不为者，其道则然。宏斯道者，惟孔子一人，而颜、孟庶几焉。三代而下之儒者有能此者乎？章句训诂谓之儒；醇谨和雅谓之儒；高谈性命谓之儒。
　　今其言曰：“未有不达乎世务而可为儒者也。其不达世务者，谓之非儒可也。”夫果必达乎世务而後谓之儒，则孔、孟而外无儒者矣；而犹不绝之於儒，则吾未见其达乎世务也。且他人不具论，先生当建文帝时，建议者屡矣，干戈扰攘之际，方以改官更制为事；至於措置兵事者，欲与燕王报书，懈将士心，既又欲间其父子，又欲以割地稽时日，待援兵；盖其计无一效者。先生之自以为儒也素矣，而其达於世务者如此，亦将何以自解乎？
　　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儒者之长，在於蹈规矩，立名行，著书以发明古圣贤之道。国家当太平无事时，畀之以位，假之以权，优之以岁月，使以其所学施之政事，固可以正君德而培国脉；而临事变，际艰难，则其迂缓拘执必不若豪杰之恢拓有为。盖其应事也必不执，而临变也必不迂；高明之识，磊落之概，立谈之顷可以弭大变，旬日之间可以立大纲。当此之时，所谓儒生者直将束之高阁耳，而奚必诚意正心之斤斤乎哉！
　　今夫儒者之盛莫过於宋，而人才之不振亦莫过於宋。周、程、张、朱诸儒皆於天德为近，而王道不足焉。试使与寇准、张咏、李纲、宗泽诸人易地而为之，其济否成败不待明者而知。而况徽以前原无真儒，其所云不过如匡、张、孔、马而止乎！故吾谓其为名言而未可非也。
　　先生又讥庞统：“其言皆矫诈功利之习，不足为豪杰，不当与孔明并称。”予谓统才诚不若孔明，徽亦未尝言其才如孔明也，但其地有才者无逾二人，故并称之。而先生当靖难时，欲使燕王父子内自相图，其矫诈功利亦何以异於统也？
　　【书屠隆《鸿苞集》後】
　　昔朱子不喜苏子瞻，而曰“吾宁取王介甫”。予初疑其说，以为子瞻文章气节皆见重一时，而介甫性情学术偏僻执拗，其设施至於蠹国殃民，子瞻何劣焉？及见子瞻全集，而後知其说之不谬。何也，士以识为贵。今夫世之贵智而贱愚者，谓智有知而愚无知也。然而愚者皆不自知其愚，肆然妄说而不以为非；醉而生，梦而死，不以为愧。智者则不然，言必依乎理而炯然知其所以生死，愚者之所昧皆其所明，而所言皆其所不屑出诸口。此无他，识为之也。是故学而无识，虽工文章，负气节如子瞻者，犹君子所不取也。
　　天下之理，譬如味然。有才者能造为饮食者也，有学者能食者也，此皆不必为知味；惟有识者乃能别之。是故人不知味，虽能造为饮食而不必为正味，虽能食且多而不必皆食所当食；语以至味，亦未必信。而自知味者观之，彼昧昧然无所辨别，极其弊虽与以粪秽而不辞，而乃沾沾焉自以为得天下之正味，不亦哀乎！
　　明鄞人屠隆，予始於《明史文苑传》见之，以为多读书，工著作，一博雅士也。及见《鸿苞集》，所言鄙倍荒诞，皆二氏唾馀而君子所不道，乃掩卷而叹，以为人之无识有如此者；其记诵才致，适足以为鄙倍荒诞之资耳。《鸿苞》者，谓无所不有也，其所造所食盖广收博取而无所择者；呜乎，可知也已！苏子瞻兄弟常哓哓然自以为知道，而隆亦自称曰“道民”。昌黎韩氏所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者乎？
　　●尚友堂文集卷下
　　【征乡先生事迹遗文修《梓乡文献》引】
　　迈尝怪魏邑自汉至今，历千有九百馀年而後废，必多有名臣，伟士，负才能，工文章者出於其中；而考之史传，自盖宽饶、杜正伦父子诸人而外，了不可多得。岂果无其人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魏地虽平壤，无山川之奇，然县属大名久，大名於唐为雄镇，於宋为陪京，魏与接壤，相距数十里，度其时奇才异能，卓然可表见者，必不当如此少也。意其人泯没而不传者多耶？明之王永寿、申┸、刘瑭，当时颇负重名，号为“三杰”，窃料其气节行谊，邑之人无不知之；而今称道者绝鲜，即文亦不必尽传。由三人推之，其不幸而无闻者岂少也哉！岂非以後起者莫有深识远志，无所纪载而然与？
　　夫人偶闻一善，偶知一才，虽数千里外，尚必访其行事，购其文辞，以遂其仰慕倾倒之怀。而况乡先生为一邑模楷，幸得生同地，沐其馀光，尤当考究其生平文行以明著之简编；既藉手以自附於乡先君子之後，而後生小子闻其风，诵其文者，亦得以感慕兴起，有所据依以自拔於习俗。乃竟事迹湮没，遗文散亡，使有志者无所考证；而久远之馀，子孙或不自知其宗祖，此亦前人之遗憾也。然则今之仕宦陵夷，人才堕壤，亦何怪其然哉！
　　迈生也晚，不获亲炙於乡先生间；尝欲考其文行，而稽之县志，筒略不详，其馀纪截阙如，无以征一邑文献之全。因妄不自揣，欲罗纪次，勒为《梓乡文献》一书，以补前人之憾；分其卷为二，一以载事，一以载文。用告同邑诸君子：凡家有藏书者，或先世家传，或先达文集，及他书所载有关於邑之人物文章者，并求借览，俾得荟萃考订，以成此书，庶较县志稍为广备；则前代之可传者更有所藉以传之永世，而後进之士览此书，亦得有所观感焉。不然，邑今废矣，数世之後将复不知有魏，又何有於千百年以上之人，是千有九百馀年而魏曾无数人传也，岂非一邑之耻哉！
　　【明考功郎申┸传】
　　申┸，字仪卿，双井镇人。少警敏；为诸生时，与同邑王永寿、刘礻唐（颉刚案：礻唐与上篇瑭字异，俟考正）以文章气节相砥砺，乡人称为“三杰”。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固始县知县，以治闻；迁刑部主事。
　　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得罪，吏部左侍郎王襄毅公邦瑞摄兵部尚书事，兼督京营兵；以营制久弛，极陈其弊，遂罢十二团营，复为三大营，以咸宁侯仇鸾总督之。邦瑞亦改兵部，协理京营戎政；因荐┸知兵，改兵部职方司主事，分理京营事，┸上《明职守疏》，大略言：“陛下允吏部拟臣专管营务之请，自刑部改臣今职。臣当殚心竭力，凡有裨於营务者，必告於总督协理。总督协理宜同寅协恭，忘己为国；苟有补於营务，则采而用之；若事关利害，告而不听者，许臣得以疏闻。如此，则陛下用臣於营务，非惟可以备帷幄之咨，且隐然有耳目之寄。”又言：“军务久废，不乘此更新之初，先从见在者而整齐之，乃远待於清勾逃亡，补足原额，然後行事，则动经年月，逃亡者未至而见在之锐气销矣。整齐之法，大要不过三事，先点验，次拣选，次操练。宜急布号令，严行立法，必躬必亲，痛革积弊，鼓舞以赏罚而严惩其玩忄曷。”时鸾方专横，见疏，深忌之；阴中以事，被杖四十，谲莱州推官，督收泰山香钱，声名大著。鸾败，复官车驾司；改职方，署员外事。
　　┸无他兄弟，父乾素有风疾，年已七十六，┸疏请归养；奏下，而继母周氏凶问至，时三十二年也。归七年不出。四十年七月，以原官起，┸仍不出；迫於父命，至京供职，时当防秋，职方司事也。既毕，即上疏请终养，不报；自是屡请不能得。
　　初，┸之补官也，当事者皆重其才望，吏部尚书欧阳必进欲用之吏部，兵部尚书杨博欲用之兵部。竟由兵部起本官；迁吏部验封司郎中，转考功司。时尚书为严文靖公讷，承严嵩当国之後，吏道杂，讷雅意振刷，慎择曹郎，遂与陆庄简公光祖俱自他部改吏部。故事，官吏部者锁其私门，避嫌谢客。┸大开其门，语人曰：“他人锁门不锁心；予锁心不锁门。”交际若常，而风采赫然，人不敢干以私。京师因为语曰：“异哉申铨君，锁心不锁门！”武官诰命，吏得贿而後与，多贫不能给，诰命积司中甚多。┸出示，令武职官躬诣部以取，不费一钱。武官大感悦，称为吏部官第一。竟以父忧归。未几，亦卒。
　　┸以清直自许，性刚负气。在考功日，与文选郎南轩争坐位，至以拳相殴。怜才，爱士，县卢仲木冉初未知名，尝自太学归，过┸大哭；问其故，曰：“太学，贤士渊薮，虚无人焉。”众讶其狂；┸命赋《紫骝马》，冉操笔立就。┸待以上客，为之延誉。
　　┸先世山西潞城县石流里人，因号潞石以示不忘云。
　　【淡然陈君墓志铭】
　　君讳廷章，字焕文，号淡然，姓陈氏。其上世当明初以军功世袭千户，代有显仕；入国朝，家始微。君生十岁而孤；母沈守节以教子，君亦励志於学。既壮，北游京师，图功名；数年无所遇。已而以奔丧南归。君笃於至性，学以行谊为先，不屑屑究心举业。於数学最精，研究《周易》、《河洛》之旨，蹑根探窟，洞彻理奥；旁通奇门、遁甲、星历、卜筮、阴阳、堪舆诸家，上穷天事，下监人物，推断无不应验。然以不切於干时，故人不能用，而君复不急於求用，遂终不克用以卒。君先世居於闽；後以军事分屯浙江之馀姚，因家焉。君之居北方也，安其风土；既归葬母，遂迁居於保定，今为保定清苑人。
　　君既号淡然，貌亦冲淡，居平默然，不见其喜愠之色，意趣浑浑，若万事无足置念者。与人交，不能作翕翕热，然其中甚燠，急於济人，遇有急难或贫困者，无不极力绸给之；虽路人无休戚，必使得所济乃已。尝客游藁城，民有逋粮者，吏追之急，将鬻妻以偿；君在旅舍闻墙外痛哭声，询知其故，即倾囊金保全其夫妇。友人妻孀居，抚一男二女，而贫不能自存；君给以衣食婚嫁之资，俾遂其志节。萧山某，於君为中表；君既北迁，闻其殁後子复失明，穷无所依赖，即自保定岁寄金以养赡之，无阙者。有周某自通判宦归，窘於事，需金甚急，无所措，因自立券贷於君；君焚券而与，如其数。其周济人类如此。呜呼！人惟淡於交人而後能济人之急。今世所称善交者，遇素不相知人，一识面间即抵掌接膝，倾肝胆，誓死生，视其辞语，气色慷爽激扬，若慨然真如古豪侠人有缓急足恃者。然果使有困濒於死者，求其一举手之援，则摇首而不应；虽平日情浃意洽，较亲兄弟不若者，亦不能得其一钱之赠。盖存於中者既薄，故不得不以忠厚欺人；迨世故日深，则真情日漓，於是乎貌愈厚，言愈甘，而情愈薄。而世之浅丈夫方且即貌信心，谓真可宗者在此不在彼；至求之不应，然後知其人不足信，遂以为天下人皆不古若；而不知冷於面者乃独热於中，有如君者也！
　　君自负甚高，不能与时俯仰，以求升斗之禄，取苟且之名，故於名利益淡。初亦欲得一命以为母荣；既丧母，遂不复求仕进。有故霸州知州以堪舆出入布政使门下，然其人实无所知识，一皆取决於君。既其人以君名告布政使，因劝君往一见。君不可，曰：“吾有其实，君成其名，足矣，何必使知出自吾耶！吾岂借是以博当道之知者哉！”终不往。此岂仆仆奔走薰心於富贵者所敢望哉！
　　君年七十五，以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清苑县某乡之新茔。祖讳某，父讳某，皆不仕。配周氏，男四人：长恕，次忠，皆先君卒；次惠壬午科举人；次立纲。女一人：适诸生冯绍元。孙六人：镛，铨，皆恕出，铨新补县诸生；锦、钅广，皆惠出；铣、镇，皆立纲出。曾孙二人：某，某，皆镛出，俱幼。
　　君既卒之八月，其孤子惠乞铭於同年生大名崔迈。迈为作铭曰：“君之德淡而弥章；君之室既藏，君之後必昌，吾於其子孙是望！”
　　【二从母传】
　　二从母者，吾外王父之长女次女也。长适崔氏，为余远房伯母；次适仇氏。二从母皆以节著云。
　　伯母年十七而归於从伯有三君；二十五岁而寡，生子再周矣。先是继姑韩氏亦少寡，不能理家政，赀粮不食用而尽；未几，卒。既而有三君亦卒。伯母守遗产，抚弱弧，外和亲姻，内束婢仆，条理井然。而仇氏从母，适人十载而寡，时年甫二十九。夫名国祚，亦世家。从母之归，家已落。既寡，与一婢纺绩以给衣食。岁馀，婢亦亡，贫益甚。
　　伯母家故饶裕：性复俭啬，善经理，田增於旧，乃改建室宅为楼以居，富甲崔氏；俾孤子礼亭从伯叔行以读。而仇氏从母无所出；独居五年，夫兄天祚举次子元龙，则乞为嗣。又九年，卒。
　　是时伯母子礼亭已补县诺生，与长吏交游，以母节闻於当道，得旌於朝。母生日，亲族宾客举觞上寿，为文书之屏，称“崔母李太孺人”。而仇氏从母独以守节未及三十年，例不得与旌典。自卒後，元龙废学游荡，春秋伏腊无为祭神扫墓者。
　　伯母晚年亦丧子；然孙成立，为选拔贡生，复善治生，益富於前，曾孙女、曾孙亦长矣，始卒。卒之日，不及八十岁者两月耳。
　　嗟乎，人各有幸有不幸，何二从母守节同，而遭遇苦乐之殊耶？富者有子且寿又表扬其节，以荣於乡族；而贫者无子，且早死，虽苦节，然不得旌异，至於一坏之土亦无所，天之报施善人何其异哉？伯母承因循之後，以一孀妇经纪收拾，使家日隆不替，提携孤子，树立门户，卒之身荣名著，其才亦有不易及者；独是有子且富，无所苦於守。而仇氏从母无子女，无衣食，至一婢亦不存，忍死以待嗣子，然无一日之乐。守虽同，其难易岂可同日语哉！此尤扶持世教者所宜留意也。
　　乾隆己卯，余兄以仇氏从母事闻於郡守朱公，载名《府志》，而始末不详。丁酉，摄守谢清问使州县举节孝，余复胪其事实，清问为书“贞节”二字。然伯母以被旨旌表，得入祠建坊；而魏自漳水入城後，仇氏无家，元龙无迹，虽得“贞节”字，亦表见无所也。余姑类次其事，以贻後之人云尔。
　　【故太仓州知州徐历山像赞】（有引）
　　己丑夏，余在京师，寓同年友李君振文处。时余姚徐云帆亦客於此；既久而欢，以间询其家世。云帆因请曰：“先君子历山公滞京师十馀年，始得一官以出，职繁而危，虽小蹶，幸无有大颠越。其後获以才擢，既勤且仁，尚克有能名惠声於上下。终以辨民冤被吏议。事白待任，一夕卒。潢时以幼弱，善政不能多记忆；惟闻清铜弊防水灾诸事，诚尽厥心力者，不幸所施不究。潢恐後之不光也，子为我赞於像，以垂永久！”维余少且贱，何足以为君重。然古文辞余固乐为之不辞。君讳良模，字尔交，自号历山，康熙辛卯举人；通判苏州、松江二府，转知太仓州。云帆和朴士，潢其名也。赞曰：维历山徐公，余识其嗣君，交人以和，质温而气醇。何以育之？必有其先。不愆不替，遗像之珍。余不克见其面貌而想见其精神。盖凛然以严毅者，明於义方，必期於有子；而端然若忧虑者，劳於官事，不自爱其身。惜所施之不竟，遘谬语以投闲；事大白以待用，倏其躬之不存。名不於灭，永永斯文！
　　【《海山集》序】
　　韩退之言：“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而欧阳永叔亦谓“诗必穷而後工。”余尝验之於今，盖穷者易工，而工者不必皆穷。然不穷者之工，亦必以一时之穷激之，故其工也无不在於感触慨叹羁旅行役之际。今夫水，发之平原，泻之旷土，洼而流，坎而止，纡徐委蛇之状非不可爱也；然而动心骇目，则不若长江、大河高涌而深注，激之以石，荡之以风，汹涌澎湃之势，可以使文人学士探奇爱险之俦，流连观玩而不能置。人之为诗也，犹水也，出之者平则观之者厌，故必有戚触慨叹羁旅行役以激荡之，然後其词始工。
　　寿光李振文，富甲其邑，生二十一年而入翰林，此宜若不必有诗者。乾隆己丑，余在京师，振文出其《海山集》以示；读之，语壮而景真，绝不类志得意满者铺陈软媚之作。盖是时振文已改外职，不肯就，居京邸无聊，因归家省坟墓；既而出古北口，有事於热河，沿山并海，往返数千里；故其诗见於戚触慨叹羁旅行役之际而工若是也。
　　夫士幸而富贵，则必逐於声色之好，役於世务之烦，故鲜不废学；学矣而无以激之，亦不足以见长。振文既好学不倦，而又以一时之穷激之，宜乎其工。外职之改，振文所不乐；然使振文今为翰林自若，吾乌知其诗不亦出於铺陈软媚也？然则不幸之幸，振文又何以戚戚为！
　　余为振文同年友，而穷独以久，窃自幸其诗可以工。今观振文之诗之所以工，余因以一时之穷为振文幸，而愈以穷自幸。顾予之诗所以得力於穷者，今尚未知何如；而振文以一时之穷，工已若此，则由《海山集》而进之，岂可量其所至耶！虽然，诗犹水也，必激之而後工，则感触慨叹羁旅行役之况，为诗者不可一日无，而振文福泽未艾，其感触慨叹羁旅行役必不若余之久也。穷达工拙之间，振文将何所取哉？
　　【《太初遗稿》序】
　　昔云南龙坡朱公仕畿辅，所至遇异才，辄奖拔成就之，或俾入署，同诸子诵读。其登甲乙第者，在任邱则李学士中简、边运使廷抡、庞知县淑{敬心}；在大名则余兄弟；而在广平则得栗太初。太初十五岁应童子试；时公以广平同知摄府事，得太初，拔置榜首，遂读书署中。明年，公擢知大名府，而太初实从；成乾隆辛巳进士。公量移永州致仕，而太初选四川纳县知县以卒。
　　太初与余居隔一舍，既同出朱公门，遂相与为文字交。其为人聪颖能记诵，广搜博览，於书无所不窥；下至小说传奇，以及子平堪舆杂占验之害，皆评抄而究心焉。工为骈体杂文。其为诗警敏流畅，无艰难晦涩之态；至或限字限韵，集古句，用故事，人所视为险绝不可为者，太初操笔立成，皆有巧思，而归於妥贴。其後复学为古文辞，亦有可观者焉。
　　太初之卒，年仅三十三。既卒，其诗文已有散失。岁丙申，太初弟魁上林寄其遗稿於馀，而属为选订。余少时喜为词曲骈俪之学，而吾邑无可以文字往来者；每有所作，用质之太初，辄叹赏不置是，太初知余也。然则太初之文，固宜选订於余欤？
　　呜乎，朱公所拔士类，皆仕进，或至高位，惟太初甫入仕即卒，太初卒而朱公亦卒；而余犹潦倒於乡科，其顽钝自废无以副公一日之知；顾以穷愁之故，得日从事於笔砚间，以删定亡友遗文，亦足悲矣！然以年视太初，则亦有可自慰者。故余每览其书，未尝不有感於怀也。既选录其诗文若干首，因题於简端。
　　【与友人书】
　　去岁两次到馆，不获一见。今移馆益远，见面当愈难。仆与足下同邑人耳，辄一二年不得相见，可叹也！
　　前曾与足下言，欲修《梓乡文献》一书，因作一引；以征乡先生事迹文章。既恐搜辑艰难，卷帙少，不足以自成一书，而大名一州六县，其人文皆无後进者为之裒集，散逸之患实与魏同，乃复欲修《大名文存》。甲午之夏，颇事抄录，已而中辍。近复以此为事，检阅颇勤，而无人代为抄写。以久病之身，躬此烦劳，甚以为苦。然不敢辞也。仆身以前，无肯为此事者；身以後，当亦可知。事虽於天下无补，然表章先达以兴起後生向慕效法之意，则於一郡一县未尽无益也。故愚意不成是书不止。
　　然辑则诚有不易者。北方藏书家至少；藏书者多不乐借人；而魏之遗书故籍则大半没於漳水。北人不好名，诗文多不存稿；存稿者又未必发刻；子孙不能世其业，则用以饱蠹鱼，糊窗裹物，无所不至。大都存者少，不存者多。而仆方名位卑下，言语不足取重於人；数年来告人者屡矣，皆掉头不为意。仆又苦家贫，无车马资用，身多疾病，兼以家务为累，不能躬至各乡县购访。是以有此志已七八年，而辑未及十之一二，又深虑此书之难成也。
　　吾乡先达著作，知之而未见者，隋杜正元《白鹦鹉赋》及诸杂文，杜正藏诗赋百馀篇；唐公乘亿《朱林集》；宋郭申锡《边鄙守御策》，李青臣《韩魏公行状》，刘安世《尽言集》；明朱师恕《纠选法疏》，刘礻唐《蛩昔小稿》，张应福《论十事疏》，郑国仕《游艺堂集》，李养正《中州疏稿》、《漕抚奏议》，徐楠《岫蕃集》、《消长疏略》，郑师元《明天正论》、《兵论》、《四以草》，刘永锡《洹水遗诗》；国朝李慎行《べ竹堂诗草》，先方伯公《护抚疏稿》。而郑仰元、刘绍璇、张愿、路遵制、牛耀台、刘体仁诸人，县志称其有文名或能诗者，今一字一句亦未之见。
　　仆尝念昔人著书，类皆有同志之友佐助之，故其书易成，今书中凡例往往列其人之姓名，如朱彝尊《词综》至二十馀人。以仆之寡陋，尤不能无需乎此。足下好读书，志识超乎流俗。前与足下言此事，似不以为无用为者。故敢望足下於知交间代为搜访，如前所列，或此外有关於大名一府人物文章者，并为寄示，以便抄录，使仆得成此书，则佐助之功岂直仆不敢忘而已，实乡先生之所赖以不朽者！惟留意焉，不宣。
　　【与李振文书】
　　振文大兄足下：前岁留滞京师，辱吾兄眷顾，依止饮食者两月有馀，复蒙假以行资；友谊所及，感愧交至。别来忽忽及岁，居僻鲜人便，不得时一通书问，心中甚忄良々也。比闻有事天津，得非所意，代为太息者累日。然传闻不得其详，未知目下定局何似？穷达贵贱皆有一定，似当听其自然。古人有言：“但恐富贵逼臣来，臣无心求富贵也！”以足下材能，自不当如今所得而止。然不可强求，求之过急则往往有意外之虞，如所闻今日之事是也。倘能镇之以静，藏器待时，既不愧古人难进易退之节，亦犹缘木求鱼，必无後虑。以此颐无急急！
　　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大丈夫生於世，必不肯以利禄自安也，必别有所树立以为百世之计。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诚不易，至於功也，言也，皆吾党分内之事，非若利禄仅为身外物而已。得其位则立功，不得其位则立言，柳子所谓“贤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贵於後”者也。今仕宦既不得意，非言之求立而何求焉！去年与足下周旋甚熟，观足下天资超悟，甚留意於学问之事；第年少气锐，於仕途未免热中耳。然身外物似不宜恋恋，恐非丈夫所以自期待之意。自古文人学士赋性恬澹者，大都慕简静，外荣利，故闲居自得，谓之“清福”；而宋、元以来则又多以文史书画鼎彝为乐，此虽未足为知道，然其贤於奔走乾没辈必也。足下好读书，工吟诗，多蓄古名迹器物，家又素封，不迫於禄养，夫岂有所不足於己而尚为此郁郁也！传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今何不暂为闲人，享世间清福，著书立言，以追踪古丈夫之事？至他日学积而名流，其乐孰与为官轻重？此既不为世用，已足自得而无所恨，又况时有兼得者耶！为彼为此，孰得孰失，愿足下留意，幸察！
　　然足下之事，以告者不详，实不知果如所闻否。目下想已有定局，亦不知进退之机复能自足下决之否。迈与足下以文章气谊相交，胸有所见，不敢自外，窃效古人忠告之义，言过切直，皆世俗朋友所讳者。足下不以世俗自处，知必不怪斯言矣。
　　迈自归家後，穷窘益甚，米盐琐屑之务扰扰方寸中，学业日就荒弃，惟待一官作生计，所言於足下者皆不得身试之，以为大戚。然区区之志，虽贫困幸终无衰堕；家事之暇，偶亲书卷，便自觉浩浩落落，不知终能有所得否也。所作《海山集序》，匆匆未及点窜，中多未安者。今另写一本寄去，前稿幸无示人也！草草不宣。
　　【答秦太瞻书】
　　五月辱手翰，慰诲殷至，深感故人情意重厚，悯其困穷而不弃其愚陋。然所言“无以命途蹇涩，遂思自弃”，若专以科第得失为愚虑，此不知愚之心也。愚今家方贫困，无仰事俯蓄之资，不得不以一官为急。然生平志愿，岂以一官终哉！屈子曰：“民生各有所乐兮，予独好修以为常。”贾子曰：“贪夫狗财，烈士犭旬名。”夫士之志之殊也，若寒暑之异宜，若舟车之不可相假，必不能出於一途也。故最上为道德，其次经济，次文章，递降其等而後及於利禄。世人各行其志，然贤否则必有分矣。愚虽不肖，诚不敢以庸众自待，科第之得失尚不以分荣辱於胸中也。
　　昔韩退之苦家贫，急於求仕，三以书自通於宰相，後人讥其躁进。然当是时，退之家累三十口，衣食无所资，故不得不出於此。夫饥之求贪，寒之求衣，虽圣贤与庸众同；其高自位置则必别有寄焉。故曰：其小得，盖欲以具袭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计已熟，诚不待人而後知。退之上书虽多，皆非其真面目；其真面目在答崔立之一书。足下试求取观之，必有以知愚矣。
　　今世士大夫不识文章，以举业为文章；不识经济，以簿书期会为经济；愚皆心非之，故窃有以自处。既与世殊趋，世之见者往往不喜，其穷且困未必不以此。然本志不可改。今家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亦不敢矫情言吾能安贫乐道，遂绝意富贵。然所谓文章经济者，则固讲求之矣。遇不遇，命也，终吾身焉已耳。不有得於世，必有得於已；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又安能舍吾之所乐而从世俗之好以为工也！然则命途虽蹇，岂自弃哉！岂自弃哉！迂阔之见，蓄之已久，聊向足下一吐之。以为然乎，否乎？其亦有合於屈、贾、韩三子之所云乎？复之教之，幸甚，且藉以观足下之志。
　　古人书问往还，类不作今世浮泛语，私窃慕之，故敢以所学为覆，亦将以古人期足下也。言虽狂，毋以为怪。书到，便思一答；以无便人，故迟至数月，罪甚，不宣。
　　【枝人说】
　　凡手皆五指，而枝者独六。五者不必其废於事也，六者不必其便於事也，则将留之乎，则将去之乎？留之无所用，去之则伤於手而痛於心。指而无知也；指而有知，为无用之物，附於人身而见恶焉，不将以为大戚乎！
　　天之生予也，若有意，若无意，若漠然不知有是人而任其遭遇也者，若故生之使穷极人世之苦也者。历二十五年，卒卒然无一刻之欢，既无所用於世，又不能安其身，年愈长而身愈困。爱者无以全其爱，而恶者亦无道以去之；欲存不可，欲亡不可。呜呼，是亦“枝人”而已矣！
　　五指而去一焉，则非手也，如人之不可缺者也。指而枝，必手所不乐有，亦如人之见恶於世也，其有也无为，其无也罔缺，人与指同其情，则亦惟指知人之苦；指与人同其遇，则人亦可以冒指之名：故曰“枝人”。
　　然枝指不言动，不衣食，无求於人，人亦不我用，始虽恶之，久则相忘於无事矣；人则不能也。是又枝人之所慕於枝指者也！
　　【蠹人说】
　　余少时心志广侈，尝独层自念，谓丈夫生而以弧矢射天地四方，长而业《诗》、《书》，则必功业昭於时，言语垂於後，学为世师而仕宦至於建牙开府。春时风景丽和，人意骀荡，则携二三朋好，乘扁舟，著芒╂，游大江之南，登涉山水，访奇吊古，啸傲於烟杏霭花柳明媚之间。及秋高风厉，人亦气劲志壮，则率幽、燕健儿，凋弓大羽，驰马出塞外，校猎於古中、五原之地，如曹景宗生啖黄獐，犹赋《竞病诗》故事：斯雄心之一逞也。及长而屡踬棘闱，不能得一第，家日益贫，因贫日益病；年已三十六，往来不得一文字交，登乡科十馀年，未致身於一官一邑，日颠倒於米盐琐屑中，不能作跬步游：盖昔时之志无一得者。惟贫病之暇，从事於典籍文章者为专且久。然质本钝弱，又以病之故，心虚烦不可用，神志凋落，昏毛遗忘，虽专且久亦无得焉。
　　夫天下之专且久於书而不他及者，无蠹鱼若也；其日在书之中而无所得者，亦无蠹鱼若也。余生六岁受书，三十年於其间，而鲜所得，与蠹鱼何异！宋儒谓人生而无补於世，徒衣服饮食，耗天下物力者，为世之蠹。余居家而无所裨，日衣服饮食而不能干谒耕殖，博资财以仰事俯蓄，处世而无所用，耗天下之物力而不能利益於人，呜乎，岂非一“蠹人”也哉！
　　鱼而蠹，物也，世不之责也。人而蠢，人也，世岂能以恕物者恕人哉！故蠹鱼无知而不自愧也；人，有知者也，虽为蠹，其情必不甘。不甘为蠹而不能免於蠹，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因为歌曰：“与蠹异形而有同情。既有其实，不辞其名。其行茕茕，其知芒芒。伤乎伤乎，其竟以蠹而毕其生乎！”
　　【多愁赋】
　　事皆不得意；人无可与言。处愁城而困顿；向苦海以盘桓。遭逢百千万端，未尽毕生之苦；阅历二十六载，曾无一日之欢。
　　若夫春景方和，气华竞媚。对鸟语与花容；值山巅而水ㄛ。居客襟怡；游人心醉。原同视听，偏伤一寸之心；岂异登临，独洒千行之泪。
　　又如红烛争辉，华筵竞乐。词客有怀；才人善谑。谊哗抵掌之声；激昂赏心之作。谈非无柄，悬河之口如缄；赋亦有才，生花之笔独阁。
　　又或摊书求古，觅句吟情。开卷而心偏惘惘；伸纸而泪已盈盈。前人之苦乐殊形，无事而不成可叹；当景之惨舒异致，有呜则不得其平。古有同心，惜唐衢之不见；今无具眼，知东野之犹生。
　　所以醉不成乡，乐何能国。徒闻思妇之萱；无益将军之食。肠回万结，借剑割而无；眉压千钧，倩风吹而无力。塞默低头之状，竟似生成；频繁开口之声，无非叹息。
　　嗟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岂异人，愁多不已。只枯菀之分途，遂戚欣之异轨。天实为之，谁能遗此。但恐忧不永年；敢云痛则思死。
　　【观优赋】
　　若夫时当正月，节值元宵。徵歌北里；选地东郊。闪酒旗之缥缈；叠戏鼓之喧嚣。奏歌舞於梨园，彷佛太平之点缀；假衣冠於优孟，招邀世俗之游遨。
　　於是举国若狂，游人如骛。家家村妇，提男负女而来；处处乡愚，耸袂轩眉而赴。浓脂厚粉，光照耀於大堤；啸侣呼俦，迹纵横於长路。或兀兀而坐观；亦遥遥而立顾。
　　场开三面；人集四周。优伶竞其百伎；士女注其双眸。鼓竞锣喧，才登场之伊始；波翻岳震，已喝采之无休。
　　态以丑而为妍；曲以哇而为雅。《巴人》是奏，固知听者之多；《白雪》无闻，岂为和人之寡。因端傅会，则三兄弟之盟；彻底虚空，则两亲家之打。语尽出於齐东；事难考於柱下。
　　尔乃爱情形之谑浪，嘉事迹之新奇。送枕捎书，群夸正旦小旦；喊桥打棍，争说唐时宋时。千百年往行前言，无非是时迁盗甲；《廿一史》提纲举要，不过如李渊祭盔。顿觉胸襟之扩，且知筋力之疲。
　　独有人焉，於斯时也，想元虚於老、庄，咀英华於屈、贾。身未填夫沟壑，杜甫之歌自豪；意有感於文章，唐衢之泪又洒。掩雅耳於呜蛙；制放心於奔马。任门外之纷纭，曾何足以累其灵台者！
　　【淡巴菰戒辞】
　　西南海中，国曰淡巴。有草生焉，厥名为菰。
　　素花绰约，绿叶扶疏。土人采叶，暴如乾蔬。
　　层叠缕切，如丝如麻。以铜为筒，端如仰盂。
　　实以是物，弹丸之多。微火灼之，口吸气呵。
　　喷烟氤氲，雾蒙遮。其气酷烈，香臭相和。
　　毒瘴外辟，暖燠内舒。食之而甘，人不能祛。
　　有明季世，初入中华。始於闽、越，蔓延北区。
　　人争嗜之，甘如醍醐。日计百筒，不离口牙。
　　贵贱一致，男妇不殊。有不能者，谓为怪迂。
　　揆之物理，见闻不诬。匪曰无益，害如之何！
　　人之脏腑，平和乃嘉。不寒不燥，用健无虞。
　　火日焚灼，气耗血枯。丹田内乏，动而喘吁。
　　胃管槁氵啬；舌根不濡。面生蓓蕾；眼如观花。
　　壮者生疾；弱者增疴。始不觉害，以渐而加。
　　筒刺咽喉；火焚衣裾。伤财失物，其小者欤！
　　余自弱冠，始与俗俱。虽学食之，好不敢过。
　　如是十年，病而弃诸。今年之夏，忽若相须。
　　因复为之，弥月不除。痼疾骤动，忧悔无涯。
　　乃叹乃奋，自审自诛。天地有意，覆吾载吾。
　　守先待後，谓之曰儒。而乃为此，以祸其躯！
　　与俗同好，何为者乎？损以窒欲，岂其不图。
　　决弃此物，永矢不他！何以为警？是用作歌。
　　●尚友堂说诗
　　论文详而文壤；说诗多而诗亡。天资既卑，学识又浅。前人谬立宗门，後生误为附和，无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优其所优，劣其所劣。诗学至今，如荆棘满野，不复知何者为涂径矣。余不能随人俯仰，聊复以其所见著之简编；非敢果於自信，亦不过是非其所是非，优劣其所优劣而已。然不可不传诸其人。
　　茫茫九州，悠悠千载，岂无杨子云乎！
　　读书好古，穷理养气，志识高广，胸眼阔大者，诗之源泉根柢也。性情、境地、时事、景物者，诗之质也。意者，诗之骨也。词者，诗之肉也。章法者，诗之形体也。顿挫者，诗之动作也。承接、转折、呼应、开阖者，诗之血脉也。安雅、婉约、豪放、凌厉者，诗之神气态度也。才情者，所以鼓铸也。笔力者，所以锤链也。故实者，诗之器具也。学问者，诗之府藏也。温柔敦厚者，诗之品也。高古雅正者，诗之格也。阔大纤细、典雅朴质、闲澹浓丽、敷腴寒瘦者，诗之面貌肤革也。
　　本之以性情，出之以本色，之以学力，运之以真气；四者不备，不可言诗。王贻上之诗无性情；朱锡鬯之诗无本色。
　　《渔洋诗话》三卷，无一语及性情者；只如赏名花，评美人，矜夸其声容丰度而已。然名花美人，犹天然去雕饰者。其所赏，乃缯花，矜剪枝缀叶之巧；所评，乃时妓，夸梳头缠足之工；於真诗毫无涉也。
　　仇沧柱注《杜》，记明季萧云从作《杜律细》，平仄用转音，改拗从顺，於“北城击柝复欲罢”一诗全载其说；乃知人之无识有如此者。读书虽多，只以供其卑陋耳。沧柱谓“虽考证详洽，但恐多此转折”，其说是矣。然沧柱亦有近此者。“与子避地西康州”一诗，谓“与远久一”皆作平声读；“此生任春草”，谓“任”字平声，“春”字上声；“细草偏称坐”，“称”字义从去声，读作平声之类，皆属可笑。然此皆自吴才老《叶韵》始，作俑之罪乌可逭也！
　　俗人无诗；伪人无诗；不读书人无诗。
　　杜之排律，往往重韵。韩、白用韵，亦多出入。虽系大家，不可学也。
　　凡事皆有化工，有画工；惟诗亦然。当为化工，不当为画工。化工可以兼画工，昼工不能兼化工也。
　　谢茂秦《诗说》得失相半。“想头”一语，茂秦自言其得力所在。然是语有病，近於释氏灵明作用及姚江良知之旨。人未有不多读书，广识见，浸淫於古，而作诗想头可以超拔者也。若概以是语之，必堕汗漫支离之病，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才士之诗，不患无本色真气，而患於无学力，故其诗多不入格。然较之摹仿者，与其不逊也宁固。
　　今人之诗，下者无论已，高者总不离乎摹仿二字。其一摹杜，所主在格，而无杜之才气，故常失於平庸，而甚者不知所云。其一摹王、孟，所主在丰韵，而无王、孟之才气，故常失於短弱，而甚者至於幽僻。摹格者如乡原学圣人，不知其有经天纬地神明变化之才，而但以规行矩步为圣人。摹丰韵者如清客学名士，不知其有通今博古经济文章之学，而但以清谈痛饮为名士。均为识者笑而已。
　　史家三长，曰才，曰识，曰学。非止作史为然也，诗文无不然。三者识为最难。不知作诗者不知论格，无诫者也。论格而止求其貌，不求其所以然，犹之乎无识也。王渔洋才学皆万人敌，於古人之格亦能学之，而止得其貌，不求其所以然，正坐识不足也。
　　谢茂秦《诗说》有云：“当取初唐、盛唐十四家，选其集中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谲仙而画少陵也。”此语自妙。至其所载“天灯”诸句，亦不过广於搜索情景，钅追链字句耳；何得自诧神奇，至谓想头落於不可测处，支离其说以惑人耶！
　　炼想头固不可少，然想头出自心，则炼心更为第一层工夫。心为诗心，则想头自不远於诗。心为浸淫稔熟十四家之诗之心，则想头自近於十四家。心为笼盖古今包含宇宙之心，则想头自落於不可测处。茂秦又云：“作诗别有想头，能暗合古人妙处，法在其中矣。如为将者当熟读兵书，又不可执泥，神奇自从裹许来。”此语自较亲切，然亦不明备。
　　余尝观黄山谷《大雅堂记》、《石刻杜诗记》，此老为善言《杜诗》者。及见元好问《杜诗学引》云：“近世惟山谷最知子美，而山谷未尝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则知此翁注《杜》已竟。”乃知豪杰所见，大略相同。
　　黄山谷善言《杜诗》，而自作诗殊不见其佳。余数年前曾见其集，谓此老为不能诗文者。及观《大雅堂记》，又恐余枉此老，因欲复求其集，而一时不可得。家中止《仇注杜诗》，载其《题杜子美浣花溪图》一诗。急取观之，格调卑弱，尚不及陆，何逮於苏！人以苏、黄并称，殊不可解。
　　山谷《大雅堂记》云：“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语略而意晦，恐开後世师心自用之端，使浅率者得以藉口；不如元好问所言，语详而意明也。今载於此。“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於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如祥光庆，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今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彷佛其馀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谓其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於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可谓古今论《杜诗》者第一耳。然犹若有未尽者在。
　　韩文公《题杜子美坟诗》，词意浅俗，气格卑靡，系元、明以来人伪作，断非韩之真笔。仇沧柱谓“似非後人伪”，亦可谓无目力者。此诗与韩诗如黑白之异，一望而知；中惟“天光晴射”二语较佳耳。沧柱又引《容斋随笔》所载昌黎窦牟韦河南《寻刘师不遇分韵得寻字》诗甚佳，的系中唐人手笔也。
　　《谈笼录》言：“尝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於王阮亭，阮亭曰：‘余所不解。’”余谓阮亭非不解二句也，并不知诗为何物。阮亭之於诗，犹释氏之於心也。心之虚灵，具众理而应万事，至广大也；而释氏小用之，所谓“止作一番光景玩弄过”者也。诗之为道，咏歌舞蹈以发之，温柔敦厚以本之，其为物大可以笼天地，小可以入毫芒，而其要归於吟咏性情，长於讽谕；其极也，至於美教化，移风俗，动天地，咸鬼神，非徒以文彩风流相夸尚而已也。阮亭之於诗，止用出雕镂修饰以为玩好之物而已；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书，发乎情，止乎礼义”者，阮亭固不知也。赋且不解，而况於比兴乎！
　　文有议论叙事，诗亦有议论叙事，视一时所当用耳。王阮亭作诗，如小学生学作对联，止求其精工可听，於议论叙事固茫然不解也。余因忆刘梦得上牛僧孺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馀老病身。早见相如成赋日；後为丞相扫门人。因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语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麈。”若使阮亭当此，必无所措手矣。何也？譬若富贵人子弟，终日安坐，惟事修容饰貌，讲求威仪，学习言语，为一便利美俊之人；而忽欲使之理烦治剧，折冲御侮，必不能也。
　　“诗以道性情”一语，今人视为老生常谈矣。余谓作诗必本於性情，犹为国必以仁义也。虽是极平常道理，然当邪说误人之际，此即为对症要药。孟子当战国时，以仁义劝齐、梁之君，为其君皆骛於功利也。诗道自王阮亭之後，人不复知有性情矣。故今日必以“诗以道性情”一语为标的。
　　《杜诗存没口号》二首，每首二人对起，亦以二人对收；非章法当然，乃文义必如此方清晰也。注杜者引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泪古藤州。”为学杜此体。然山谷诗後二句竟似一人之事，则以不解文义故也。
　　余最爱杜少陵“吾宗老孙子”一首，乃近体中之汉、魏也。字字常，句句真，而风韵气骨无美不备；极意雕琢，而元气浑涵；此五言律中第一首也。馀诗视此，非剑拔弩张则涂朱抹粉矣。
　　少陵赞太白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偶举所长，非谓太白之诗尽於此，亦非谓诗必当如是也。後人以出自少陵、太白二大家，遂以清新俊逸为诗之标准。不知刻意清新，必失纤弱；刻意俊逸，必失轻滑；美未必臻而累随之矣。赵饴山有言：“清新俊逸，老杜所重。要是气味神采，非可涂饰。”愚谓清新俊逸必当於沉雄稳老中见之。
　　韩文公识高一代，於唐人诗独推李、杜，他人则不置论。《调张籍诗》一首，推之至矣。至《荐士》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後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虽语属兼及，而分寸自在。後人井娃之见，何不以韩文公之言为折衷耶？
　　少陵於当时人，多推许其诗。於孔巢父则云：“诗卷长留天地间。”於李白则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傻逸鲍参军。”於毕曜则云：“才大今诗伯。”於薛华则云：“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於许十一则云：“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呜镝。精微穿溟氵幸，飞动摧露雳。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於郑谏议则云：“思飘物外，律中鬼神惊。毫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於阮隐居则云：“清诗近道要。”於孟浩然则云：“赋诗何必多，往往凌谢、鲍。”於严武则云：“新诗句句好。”於高适、岑参则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於张彪则云：“诗兴不无神。”於郑审、李之芳则云：“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风流俱善价；惬当久忘筌。”於刘伯华则云：“神融蹑飞动；战胜洗浸陵。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於薛璩则云：“曹、刘不待薛郎中。”於孟卿则云：“数篇今见古人诗。”於王维则云：“最传秀句寰区满。”如斯之类，未可悉数，几於家探骊珠，人怀和璧矣。然他日诗又云：“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却看翡翠苕上；末掣鲸鱼碧海中。”则举当时能诗之士又一洗而空之。乃知此老许可之馀，另有皮裹阳秋耳。
　　●寸心知诗集
　　○颉刚案
　　〔右诗两卷，古近体凡二百五十首。录出其目，以便观览。陶梁《畿辅诗传》卷四十四载先生《杂诗》一首，《薄命辞》一首，皆此册所未有，则知陶氏未见此书，而先生之诗实不止於是也。东壁先生於《考信附录》中谓其“少年颇好词赋，凝《上沐》、《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书几不能句。尤爱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又记其所著书曰：自订其诗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词曰《梦窗呓语》，凡一卷。”《步柳集》与《梦窗呓语》，当为一书之异名。今其赋之存於文集者仅二篇，而词乃不存一首。然即此遗诗，已足见先生一生之经历与心情，其颠连憔悴於贫病之间，欲读书而不得，欲仕宦而不能，困之以顽童，厄之以猾吏，百感交侵，呻吟待尽，较之乃兄之遭遇，痛苦奚止十倍。然後知一文人或一学者之成就，虽云穷而益工，淡可养志，要必具有维持生活之最低限度，方可言之；苟并此而不存，则惟有以哀伤折其天年，又安所望於著述乎！先生秉卓荦之才华，副之以锐敏之观察，为文为学，两可成功。不幸赋性绝俗，遂寡交游，名场失志，横逆频来，年未三十，已婴痼疾；自後以底於亡，长为病废之人。然己病，而家中大小十六口，蓄养之责萃於一身，何有养息之望；身既陷於绝境，是以虽谙医理，曾不得自疗也。此中悲愤，岂丰衣足食者所可识知乎！後之读此书者，苟其境尚不如先生之厄尽，必当有以自释其牢愁，而努力於其所蕲向之业矣！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又案：以此集与《知非》、《二馀》、《针馀》诸稿合读，得稍稍识其消息。卷一有《和家兄秋兴原韵》，检《知非集》，知是《秋思》之误。又有《和嫂氏书怀原韵》，今原作不见於《二馀集》，知已亡失。成孺人自序云：“所作多率意，过即弃之，所存无几也，”可证其不虚。卷二《雾树》诗二首，为和东壁者；惜原作不存；不克一较高下。其《小庭中丁香桃花金雀三种盛开漫成》一题，适与《针馀吟稿》中《慈母命咏金雀丁香桃花三事》合，意者亦山於母命乎？《步韵酬广平学博孙子明》一诗，与《知非集和广平孙学师寄赠原韵》为一事。又《红瘦》、《绿肥》二首，与《知非集》中《绿添》，《红减》遥相应和，虽非同韵而为同体，意者亦埙篪之酬倡乎？独是东壁夫妇诗篇赠答，彼此列於集中，而德皋夫人刘氏，据《野纪便览》，亦颇能诗，今《寸心知集》二卷中乃不睹其一字，何也？同日记。〕
　　●寸心知诗集自序
　　吾之诗何作？作吾诗也。吾有诗乎？吾有性情，则安得无诗。古之作诗者众矣，其品格高下将何学？吾无学也。世之论诗者众矣，其优劣去取将何从？吾无从也。吾自作吾诗云尔。马祖曰：“即心是佛。”吾於吾诗亦云。
　　吾之诗与古今同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吾之诗与古今异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吾之诗为汉、魏乎？六朝乎？李、杜、韩、白乎？欧、黄、苏、陆乎？吾皆不得而知之也。非特不知也，吾亦不问。是与非，悉听之人。吾自作吾诗云尔。庄子曰：“呼我为马者，应之以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以为牛。”吾於吾诗亦云。
　　吾初作诗，皆不存。自庚辰始存诗，其间忽作忽辍，以至於戊子之冬，凡九年矣；合之得若干首，录为一卷。有吾索者，吾与之观。有吾爱者，吾与之观。否则吾秘之。索与否吾亦不强也；爱与否吾亦不求也。吾自作之，则吾自存之云尔。扬子曰：“後世复有子，则知子霎矣。”吾於吾诗亦云。
　　──乾隆戊子十二月初三日，枝人书。
　　●寸心知诗集卷一
　　○五言古体
　　【春日晓起】
　　我生懒成性，况复春宵短。晓梦觉苦迟，日高不知晚。
　　起来出庭院，两目春光满。语燕穿天低；微风弄树软。
　　万物何欣欣，会心不在远。大哉造化机，胸中暗流转！
　　【古意】（三首）
　　君层山之巅；我居水之曲。茅屋各数间，幽清隔尘俗。
　　愿同君来往，此外休置足；君有琴一张；我有剑双股。
　　君应为我弹；我应为君舞。试问风尘中，更有知己否？
　　君有一斗酒；我有双尾鱼。有鱼复有酒，不乐将何如？
　　去去共沉醉，携手返太初！
　　【旅合偶成】
　　梦中故乡近；梦觉故乡远。故乡本不远，铜壶漏自短。
　　【苦寒吟】
　　惨日月冷；风悲天地鸣。愁人亦切切，浩歌心不平。
　　入骨皆寒气；出口成寒声。悲鸟牛空立，和歌韵亦清。
　　与君不相知，何为如友生？回看华檐雀，一粟群相争。
　　【不寐】（二首）
　　九月二十七日夜，崔子读书既倦，乃灭烛而寝，拥布被，倚角枕，敞罔徙倚，营营至曙，目终不可得合。斯时於耳，则为水增波，为树叶落，为大风仆物，为人语，为犬吠，为人呼犬，为栖鸡振翼，为归鸿叫群，为蛩鸣，为鼠斗，为鼠入橐中，不得出：众声繁会，胥人所不愿闻者。於身，则为乍塞乍热，为右股麻木，为腹胀，为胃脘痛，为肠鸣幽々，为蚤啮痒不可支，为搔多肤破，血满指甲。於口，则为消渴，为嗳噫，为喘，为叹。苦状丛Ш，胥人所不能受者。变态杂出，不可究诘，然皆总汇於心。心故多愁，酒不得而驱；多思，禅不得而伏。今乃愁益甚，思益深，欲以梦辟除之，梦居无何有之乡，闻予有烦於彼，去而益远；使者冠盖相望，而卒不可招致。不得已，勉强收心定志，遗弃一切，游思骋神，赋诗二章。吟甫毕，而日光融融射目矣。
　　秋风入我骨；秋月照我颜。对景不能寐，枕衾如水寒。一身集百忧，梦短心不闲。贫病交相侵，亲知谁相关？虫鸟而情物，中宵伴长叹。
　　当昼日偏疾；入夜日独迟。知我不慊夜，相虐故尔为。古人欲夜长，打杀长鸣鸡。我今反其意，长昼无夜时。无夜天何晓，鸡亦不须啼！
　　【夜闻风雪】
　　入夜窗不黑，疏帘动有声。
　　犹覆昨日衾，微觉轻寒生。
　　梦回闻簌簌，方知风雪并。
　　【馆中书怀】
　　结根不得地，栓柏同椿樗。抱才无人识，骥骥为蹇驴。
　　平生负奇气，郁郁无时舒。今春别家室，授徒来村墟。
　　荆棘满地生；鹿豕盈村居。村童十馀人，顽然皆狂且。
　　只可事耕凿，而乃来读书。颜面积灰尘；衣裳无襟裾。
　　惟知爱嬉戏，不知惜居诸。提撕复鞭朴，童心难暂除。
　　善诱虽有方，蒙昧吾莫如。有如石田耕，手足空拮据。
　　茅屋两三间，庭院五尺馀。柴扉日长闭；十朝头一梳。
　　无人共往来，形影自相於。花开映阶戚，月光照庭闾。
　　对此时独酌，顽然卧、孤鹤立鸡群；清荷生污渠。
　　只因贫所累，遂负心之初。泽中非可猎；山头非可渔。
　　微利向此觅，贫室。胡不一审详，而遽登征车？
　　既来难即去，譬彼涸辙鱼。一身集百忧，临风向谁摅？
　　时於深夜中，面壁长欷。高堂有椿萱，深闺有茹{艹虑}。
　　骨肉轻别离，终为计之疏。“归与”赋应早，去去莫徐徐！
　　【天久不雨，一夕喜见阴】
　　弥月不得雨，我忧心如焚。微风东南来，矫首见氤氲。
　　长官畏荒歉，祈祷将浃旬。诚意果感格，自由天公仁。
　　不忍久赫炎，坐令饥馑臻。所以泰山中，触石生密。
　　旱魃已就戮，神龙来效勤。伫望顷刻间，滂沱遍坤垠。
　　【馆中对月】
　　称坐不觉暮，矫首见明月。斜光入低廊，照耀愁人。
　　小楼初徽平，高天渐能抹。今昔此一规：悲欢共圆缺。
　　往当童稚时，知识未开豁，良夜长徘徊，光辉爱清绝。
　　嬉戏父兄前；往来子弟列。吟玩不知疲，每欲高飞掇。
　　幼小倏成长，世事渐改辙。阳侯肆猖狂，狼狈逃水厄。
　　甲第委波涛；图书就沉没。阖家五六口，性命仅能活。
　　四处寄踪迹，一身独萧瑟。露宿大堤头，两耳波声聒。
　　四顾何茫茫，月夜自呜咽。转辗六七年，阅历多曲折。
　　浮迹几飘流，清晖数明灭。奔走足生胝；旷望眼流血。
　　贫贱身何底，功名志难夺。读书恨无成，从师自愤发。
　　朋友四五人，时时共欢悦。乐饮醉无归；清谈夜不歇。
　　靓妆妒霓裳；高居羡瑶阙。晨夕送迎间，朔南分手别。
　　零陵迫行舟，秋风五两疾。南望楚天长；北征卫水阔。
　　往者射策初，霜蹄曾一蹶。璞玉终须剖，忍便老蓬摹！
　　再作长安游，丹桂问月窟。战艺棘闱中，斗大室。
　　搴帘肠乍回，伏枕心如结。月色何苍凉，旅情共凄切。
　　高堂在故乡，客子独天末。举目无亲知，惨澹向谁说。
　　归来为饥驱，村塾帐偶设。顽童勤嬉游，终日费嗔喝。
　　茅屋两三间，未能避风雪。六月炎蒸时，晚照烁肌热。
　　况此村居人，性情尽恍惚。酬酢懒々；朝夕甘兀兀。
　　每於深夜中，皓月沁肌骨。对此心不怡，浩歌声激烈。
　　浮生事无常，嘉会欢易竭。日月隙中驹；繁华水中沫。
　　胜地弹指变；佳筵转头失。昔日周旅人，或化为异物。
　　即今在乡曲，偃蹇未超越。後遇知何如，回思已骚屑。
　　二纪年未至，百境值将毕。万事梦中过，梦醒知何日？
　　却羡天边轮，千秋长皎洁。
　　【杂诗二首】
　　贫为士之常，乐天心不忧。高堂有老亲，禄仕终必求。
　　怀奇赴京阙，再献乃一收。仕路限资格，家食归故邱。
　　小得竟何益，不足梁稻谋。郁郁奇士心；戚戚贫子羞。
　　会将笔砚焚，努力服田畴。养亲贵养志，岂必在宦游！
　　著作归传世，操觚念身後。德艰功在时，立言亦不朽。
　　早年慕古人，高怀欲尚友。纸笔随地置，苦吟赠辍口。
　　冥心狂搜索，忄然如木偶。吐词神鬼惊；落笔蛟龙吼。
　　闭门造古车，新辙不可走。问世亦有心？持赠更缩手。
　　名山且珍藏，无令覆酱瓿。
　　【客夜秋雨】
　　扰扰愁千斛；盈盈泪万缕。今夕最凄凉，凄凉在何许？
　　远道久客夜，孤眠听秋雨。
　　【不寐二首】
　　尘世多苦心，睡乡颇适性。秉烛游何为，高眠夜必竟。
　　迩来事多忤，不寐为我病。夜长梦不长；身定魂未定。
　　倚枕忧万族，纷来不可罄。渺哉陈希夷，千古睡之圣！
　　震雷破我梦；暴雨清我神；惊电照我眼；疾风吹我身。
　　众蚊肆长喙；呜蛙声纷纭。遐哉北窗下，高卧羲皇人！
　　【遥送朱松田自永州归南二十韵】
　　相识已十年，相处才五月。相别卫水长；相思楚天阔。
　　我昔年一纪，甲子君与同，而我应府试，识君官署中。
　　八哉家兄交，还往余偶尔。岁在壬之春，始克同砚几。
　　我生鲜青眼，对君不自知。君意不可见，颖脱余未期。
　　怜才今古殊，肝胆谁相闻？零陵去舟迫，双袂无言分。
　　别来三年强，诗筒识精进。我亦投俗好，鹏翮偶一奋。
　　去年我书往，意气慨以慷。今年君书来，规劝理亦长。
　　性命期深交，愧谢还自许。相知同席时，异地复何取？
　　君今归南，此去何日返？所嗟会面难，不惜去益远。
　　闻君启行日，临风遥送君。凭将河北泪，洒向荆南！
　　（以上少作焚馀）。
　　【馆中杂诗四首】
　　四顾寂无人，蟋蟀鸣虚堂。秋风渐萧瑟，衣带生微凉。
　　抚时怀往事，俯首心徨。逢秋自生悲，非关在他乡。
　　三春全盛时，桃李争芬芳。时序一朝易，草木成萎黄。
　　人物理不殊，曷云身无伤！况乃有知识，所遇多锋。
　　愁肠为之断，弱体为之创。贫病何日已，悲愤盈空囊。
　　辗转不能寐，泪与秋夜长。闭门独悲秋，俗尘不能侵。
　　寒蝉响欲歇，时感幽人心。清露凝百草，悲风鸣树林。
　　秋光逼人来，勉强为开襟。有酒自斟酌，抗首抒清吟。
　　歌罢再三叹，伤哉无知昔！
　　渥洼有神骏，往来同众马。只眼识不凡，以术致厩下。
　　斯马遇何奇；斯人今已寡。盐车困骐骥，有泪向谁洒？
　　松柏廊庙材，结根贵得处。挺节深山中，工人过谁顾？
　　樗栋有先容，散材栋梁具。沦落自甘心，羞争凡木遇。
　　【狂风】
　　狂风有馀怒，鼓荡力不竭。飞尘塞天地，日月光欲灭。
　　万物生有时，当春尽萌柝。大块噫不止，恐令气太泄。
　　彼苍仁爱心，胡不稍敛节？而乃纵飞廉，作兹狂暴孽！
　　吾欲代万物，问天计何拙？天路无阶梯；大门有扃。
　　惜哉不得往，矫首意空切！
　　【晚归】
　　夕阳势渐低，新月生微光。耕人各归去，野色争苍茫。
　　我时乘蹇驴，揽辔悲途长。高歌激汉，肃肃零秋霜。
　　劳役非所辞，遭遇何苍黄？忆昔少年日，浩气不可量。
　　忽忽逾二纪，悲愤盈肝肠。投足无一枝；抚心抱千创。
　　樊笼困鸷鸟，有翼安能翔！骅骝服盐车，偃蹇登大行。
　　何当脱缰系，奋然游八方？
　　【途中】
　　长贫叹家食，伏剑事远游。岂无儿女情，慷慨不可留。
　　揽襟起行日，时序当深秋。霜林若丹红，落叶随风浮。
　　浩然即长路，四顾心悠悠。畴昔少知旧，东西安所投？
　　双亲筋力衰，念远添新愁。家事日陵替，一兄谁分忧？
　　北望燕山高，南望滏水流。故乡不得见，泪下谁能收？
　　【道中苦寒】
　　亥年节候早，立春冬之季。其前寒尚微；其後寒乃肆。
　　我时客异国，油然起归思。皑皑霜雪满；惨惨北风利。
　　阴蔽羲和；寒光塞天地。慷慨戒归装，傲骨聊一试。
　　嗟余本贫士，未能狐貉备。重寒即长路，透骨猛於刺。
　　面目冻成疮；肌肤裂欲碎。指直结袜难；唾出成冰易。
　　挟纩竟何术，村醪取一醉。归囊苦羞涩，此志竟不遂。
　　因思汉袁安，大雪独僵睡。又闻宋陈三，却衣致不讳。
　　前贤何为者，遇寒节乃厉？余独负何德，而能不憔？
　　风霜寒固宜；冰玉清不愧。岂为阮嗣宗，漫洒穷途泪！
　　（颉刚案：此下原有《咏怀》三章，以其复见卷二之首，故删之。考《诗集自序》作於戊子冬十二月，云“录为一卷”；此诗在卷一五古之末〈下《拟妾薄命》五首系另叶书〉，疑作於己丑者，故旋又改列卷二也。）
　　【拟《妾薄命》五首】
　　桃李无返花；江河无回波。此理自今古，薄命感慨多。
　　与君初结婚，同心誓偕老。春华犹未歇，中途不自保。
　　恩爱宁不念，何期忽暌乖！欲去更踯躅，留待郎心回。
　　妾如恋林鸟；郎如不转石。如石岂不佳，所嗟在今日！
　　男儿恩情薄，娶妻易见弃。寄言後来人，努力事夫婿！
　　○七言古体
　　【苦昼短】
　　飞光飞光，尔何为灵？苦行一何疾，终日不暂宁？去如隙中之奔马；来如天上之流星。君不见风流文士清狂客，觅句联吟共闲；击钵逡巡声未停，晚阴黯黯遥相迫！又不见五陵公子楚王孙，华堂高宴酣金樽；琵琶斜抱扬州伎，一曲《霓裳》红日昏！百年三万六千日，满眼风光转头失。自古生年满百难；即今七十谁能必！呜呼，安得手持虞公之剑向中天，指住红轮不得前；终古长释羲和辔，一日直如千万年！
　　【大雪歌】
　　阴<费>色如漆，曜灵藏形不敢出。朔风飒飒摇天关；海冰吹碎飞人间。
　　乍疑天妃掩面泣，粉泪凝成珠粒粒。又如丹山白凤凰，霜毛斗落纷飘扬。
　　百千园林春一色，缺尽蟾规夜不黑。敲冰作糜煮不开；鸟兽半死雪为埋。
　　此时有客方高卧，柴门径灭无人过。起来峰顶赤脚行，大声一呼天地惊。
　　【宝剑行】
　　直如矢，曲如月，精芒照耀光越越；手持杀人不见血。一朝零落黄泉中，尘渍霜锋匣欲裂。张华不生雷焕死，万古千年埋狱底。
　　【浩歌】
　　骑折丹山凤凰翼，谪居尘世无人识。天上言语人不知，向天自吟天上词。题成鬼神泣啾啷，金声敲响玻黎日。狂歌目短卢玉川；奇句心轻李长吉。
　　嫦娥厌听《羽衣曲》，纤阿为住辚辚毂，偷遣仙人向空读。老兔彷徨玉杵停，寒蟾侧耳听不足。不辞上达蕊珠宫，莫教零落人寰中！
　　【醉歌】
　　有客悲秋吟不彻，傲人骨棱棱仙骨洁。早年俯首业《诗》、《书》，乐事关心醉花月。可怜贫贱身无暇；况值风尘足屡刖。米盐琐屑方累人，文字纵横谁击节？半生窒阂无坦途，方枘圆凿殊相竦。出门独作高世态，儿童拍手争揶揄。人生称意不必在低首，安能勉强俯仰随庸奴！功名富贵从有无，且可衔杯作酒徒。醉乡安稳无避忌，愁城不敌酒兵锐。高歌大笑豪士欢；求田问舍奇男累。当年阮籍亦爱酒，白眼对人终日醉。堪笑世人常苦辛，碌碌名利徒纷纭！石崇死後自金谷；李斯老去伤东门。到头万事不得力，身没惟有枯骨存。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生前慎勿抛樽俎！
　　【可叹】
　　文物风流更无主，满城只解耽歌舞。仕宦凋零近百年，繁华输与青楼女。
　　青楼家在苎萝东，宋玉墙头人不同。自有登徒偏好色，缠头裙赠石榴红。
　　早暮相依不相弃，鸳鸯比目朝朝誓。买笑黄金一旦空，绿杨马有他人系。
　　【晚归】
　　空林日暮鸦欲栖，我行自乡徒步归。秋风凄怆透人骨；落叶萧索拂我衣。
　　此身长病久无力，数里已觉双足胝。裘马翩翩行如骛，少年富豪知是谁？
　　世俗荣贵非所慕，筋柔骨脆何能支！大块劳我固有意，胡不竟与行路资？
　　人生苫乐每偏得，富者健壮贫者衰。俯首感激不自，崎岖归路忘所为。
　　天光漠漠就昏黑，暗行适与柴门期。入室上床脱双履，茫然身在雾驰。
　　夜半神魂就安定，高眠一枕来朝曦。
　　【自成安返鸡泽】
　　我自成安返鸡泽，百二十里一日间。六月大热铄金石，弱体奔驰如等闲。
　　君不见贵人安坐高堂下，挥扇餐冰恨炎夏？人生赋命有穷达，得失苦乐谁知者？
　　○五言律诗
　　【春城晚眺】
　　春城闲骋目，独立对斜曛。雨过垂杨重；风来瘦竹分。
　　绮霞明远树；飞燕点晴。幽兴何曾倦，钟声野寺闻。
　　【秋月】
　　秋月小於镜，一输天地明。关山随处影；鸿雁过来声。
　　薄不知度；风微相与清。应怜同坐客，愿共一杯倾。
　　【冬日怀周新斋】
　　同郡不相识，异乡携手初。订交千里外；握别二年馀。
　　冰劲鱼游少；风高雁过疏。一行书不寄，何以慰离居？
　　【客邸秋雨】
　　客邸闻寒雨，悲秋意转深。迷茫千里目；惨淡一时心。
　　梦破梧桐叶；魂伤枫树林。可能沽酒去？泥泞欲沾襟。
　　【冰】
　　四围方荡漾，一夜结於风。冷色连白；寒光夺日红。
　　路通深浅处；月照有无中。皎洁尘何染，居心正与同！
　　【下第後作】
　　趋世原无术，归来卧草堂。地偏忻客少；性懒笑人忙。
　　病是闲身诀；愁为避谷方。参芪并曲蘖，应得两相忘。
　　【漫赋】
　　永日身耽卧，经年眼倦开。病从无妄得；愁逐有生来。
　　傲骨终难屈；芳心不可灰。何当家襄熟，一吸尽千杯？
　　【雨中赴馆作】（时家兄西行有期）
　　缘贫作累，兄弟各东西。径滑征车慢；深客路迷。
　　春风因别惨；细雨替人啼。多少农家子；田间手正携。
　　【馆中对雨】
　　孤馆坐寂寞，数声风雨来。耳惟闻鸟语；眼似待花开。
　　泥径难沽酒；村翁不爱才，闲愁不可极，搔首意迟回。
　　【村童】
　　村童慵诵读，书室等闲来。得隙还偷出；嫌拘愿早回。
　　罢嬉泥在手；学爨面留灰。费尽提撕力，童心不肯开！
　　【夜立】
　　抱膝孤吟客，更深独倚门。百愁消永书；一醉度黄昏。
　　地俗心方僻；人轻道自尊。新诗吟赏处，犬吠满荒村。
　　【柳】
　　嫩已争春色，浓还作晚阴。枝随风上下；花任水浮沉。
　　带雨添妖态；经霜改素心。道傍骑马客，攀折意何深？
　　【蝉】
　　底事鸣如故，年年恨不平？低枝凄已足；清露饮谁争？
　　薄翼终何用；徽躯空尔成。秋风重起处，顷刻笑浮生。
　　翼薄谁知惜；声清自怜。高枝长避俗；晓露且随缘。
　　生死从天地；歌吟自岁年。蜕皮应有日，未必限鸣蝉。
　　【登尊经阁】
　　不辞今古恨，高阁又登临。比屋人民少；环城草木深。
　　天穷孤鸟没；沙远夕阳沉。几树无知柳，当时旧晚阴。
　　【何处难忘酒】（四首）
　　何处难忘酒？飘零水後家。波涛争第宅；书籍葬泥沙。
　　粗蛎双亲禄；逢茅八口衙。此时无一盏，魂梦足咨嗟！
　　何处难忘酒？功名志未酬。玉堂犹旷望；银榜竟迟留。
　　瘦骨虚宛马；寒光厌斗牛。此时无一盏，浩气激清秋！
　　何处难忘酒？金兰绝素交。寻常避珠玉；富贵薄蓬茅。
　　古调琴从奏；清吟句自敲。此时无一盏，惭愧“盍簪”爻！
　　何处难忘酒？胸中鬼尘多。侧身天地小；入梦古今过。
　　见树嗟如此；闻歌唤“奈何”。此时无一盏，清泪溢江波！
　　【春望】
　　春望双眸回，晴光一径遥。花明人面艳；泥硬马蹄骄。
　　草送天迢递；尘浮野动摇。兴多奚背重，归路晚烟招。
　　【送灶二首】
　　媚灶依心法，朝天值旧时。有求斟酒满；多诉送神迟。
　　奠为长贫薄；心缘久困痴。尽情传近况，好使玉皇知！
　　（酒）果铺陈夜，冠裳拜跪时。影低烧烛短；烟细散香迟。
　　幽思终身恨；高情半世痴。生成弧僻性，不要玉皇知！
　　【长安春暮二首】
　　尽日心如噎，春归客未归。待看鹏北徙；先送雁南飞。
　　地俗园林少；交疏宴会稀。无聊惟酒；有泪足沾衣。
　　闻说前贤训，家贫不仕非。捧求毛义檄；舞旷老莱衣。
　　望到白住；梦随鸿雁归。门闾长倚望，何以报春晖？
　　【下第归途中作】
　　春明不得意，归去更何言！又洒英雄泪；空思国士恩。
　　征轺输梦疾；落絮伴愁繁。千里谁相送？风尘到故园。
　　【三家店早发】
　　旅况悲千里；伤心计五更。晓鸡冲梦起；残月逆人明。
　　衣重征尘满；车安古道平。前途谙久客，笑语识新城。
　　【不寐】
　　永夜千忧集；危魂一睡难。家贫空颐醉；人瘦独知寒。
　　隐雾文犹泽；巢林枝未安。剑光应似旧，频向斗牛看。
　　【九日自邯郸晓发】
　　客里逢佳节：飘然马上身。菊开孤店泪；酒醉异乡春。
　　晓日明歧路；秋风送渡人。家园已百里，回首氵蜀漳滨。
　　【旅舍二首】
　　旅店孤眠夜，心旌不自由。异乡身寂寞；故国梦迟留。
　　月暗重绵薄；风悲两鬓秋。满怀游子恨，无语独搔头。
　　挥手真无策，回头尚有思。客囊孤剑笑；心事短檠知。
　　梦稳三更後；愁空一醉时。雁行声起处，悲切恨分离。
　　【偶成，时在鸡泽】
　　地僻难佳景；入贫少胜游。从来春易误，况是客为愁。
　　丝竹喧花径；秋千出画楼。芳情空怅望，向卷中求！
　　【闻说三首】
　　闻说金陵好，繁华六代遗。庭常开玉树；井亦带胭脂。
　　女学宫妃步；人传狎客词。何当吊陈迹，兴废问黄鹂？
　　闻说姑苏好，口口景不群。歌萦吴苑水；人布虎邱。
　　石发西施迹；山头范相坟。何当一吊古，杯酒酪江溃？
　　闻说馀杭好，风光满一湖。岸晴花簇锦；波朗月抛珠，
　　地势连吴越；堤名记白苏。何当学灵鹫，飞去访林逋？
　　【春暮感遇】
　　愁思连天发，凄凉昼夜同。梦归芳草外；春尽落花中。
　　日暖欢飞絮；风高速去鸿。独怜踪迹误，弧馆泣秋蓬！
　　【馆中】
　　交疏无过客，孤馆独支颐。卧病春归後；怀人月上时。
　　一贫求世拙，百里到家迟。生计真鸡肋，灯前泪暗垂。
　　○七言律诗
　　【览镜戏成】
　　青镜闲来偶一窥，昔年容貌是耶非？骚人泽畔三年放；说客秦中十上归。
　　沈约半因多病瘦；陈平不为食糠肥。羊车莫更游街市，枣栗从今掷者稀！
　　【楼望】
　　壤堞当楼列翠屏，晚烟楼势接青冥。凭栏直尽南湖水；倚壁遥瞻北斗星。
　　醉眼几回窥月窟；壮怀何日天庭？几年奔走艰衣食，羞见青衿困一经。
　　【阅《西湖志馀》赋】
　　馀杭佳丽久驰神，胜地寻游未有因。曲院风荷空艳色；画桥烟柳自青春。
　　利名缰锁何由释；图籍流传总不真。逸兴几回归想像，风流怅望白苏尘。
　　【题陈氏园林】
　　园林幽静径无尘，万种名花次第春。重荫覆阶擎翠盖；落英铺地藉红ブ。
　　临池嫩萼妆窥镜；带雨斜柯醉泥人。惆怅桃源容易别，重来难觅武陵津。
　　【荒城二首】
　　满城佳丽百年雄，水逝烟销一夜中。麦种当衢游野雉；芦生废沼落春鸿。
　　荒祠有壁留孤月；枯木无枝任朔风。开尽瓮城砖百万，夕阳映土坡红。
　　满目萧条春可怜，晴光黯淡水潺。园荒雨後闲生草；宅废人来学种田。
　　梁燕迷巢栖不定；野花无主艳徒然。儿时记得疏狂甚，踏遍春城万井烟。
　　○余兄归自，囊中有诗一纸，乃与嫂氏及成四兄自堂唱和之作，为题者三，为诗者九；人各一唱，和者倍之。馀暇中戏为拈笔，一韵三押，共得九章，适与原数相合。然自写其怀，非敢云和；珠玉在前，当不谓後来居上也。（存三首）
　　【家兄《秋兴》原韵】
　　几幅春衫积泪痕，那堪踪迹寄孤村！花如中酒飞春暮；鸟似怀人叫月昏。
　　怨极心灰千里梦；痴多情系隔年魂。等闲莺燕谁相识，题作新诗纸上论。
　　【成自堂《九日》原韵】
　　寂寞生涯判似幽，每凭黄卷一青眸。心原抱恨非关别；性自多悲不为秋。闹处消除闲里思；醉中р酿醒时愁。伤春惯作年年病，满院花枝懒掉头。
　　【嫂氏《书怀》原韵】
　　济胜奇资付卧游，等闲榴酒一浇愁。眼收潋滟三春景；身住がテ百尺楼。
　　车马稀疏真僻宅；陂池围绕竟深秋。自从谪後留仙骨，想像蓬山最上头。
　　【归城中故居】
　　料峭秋风欲授衣，空城人又逐寒归。一庭泥嫩犹缘木；满院墙颓不掩扉。
　　病体樵苏生计薄；雅怀歌啸识人稀，固穷尚抱风尘恨，几度低头愧息机！
　　【偶成】
　　酿花天气半阴晴，新暖馀寒递重轻。宿麦笼烟千亩碧；绿阳迎日一堤明。
　　身才中酒怜诗瘦；人到伤春望梦成。多少闲情浑未减，羞将心事儒生，
　　【喜春雪】
　　一夜浓阴飞五出，三更晓色耀双眸。纸窗风定声犹续；翠被寒生暖欲收。
　　天意有时回盛怒；麦苗垂死荷洪庥。共知仁爱关丰歉，想见春农尽解愁。
　　【自叹】
　　上林空望一枝栖，佳士凭谁得品题？敢谓玉成天意邈；可怜金尽士颜低。
　　十年灯火劳鸡骨；千里风尘足马蹄。今日穷愁仍故我，凄凉踪迹魏城堤！
　　【漫兴】
　　穷愁自古恨难平；疏懒从来世共轻。贫借清吟酬岁月；傲羞闲梦到公卿。
　　心缘觅句全无力；眼为看书渐不明。莫怪新来偏爱静；《南华》读後悟无生。
　　【雪夜过赵州】
　　朔风吹雪满平畴，一夜冲寒过赵州。冷透衣绵仍傲骨；暖舒村酒暂轻裘。
　　马嫌蹄嘶乡梦；雁趁行低叫客愁。辗转车轮停不得，寸心知共几千周？
　　【馆中夜雨】
　　夜寒轻减睡初宜，雨过西窗客枕知。隔岁敝裘新典後；故园芳草又生时。
　　离愁碎滴心千点；春病长悬气一丝。零落杏花人不觉，暗移春到绿杨枝。
　　【春柳】
　　一夜阳和入柳枝，乍含春意欲舒眉。嫩经晓雨真无力；倦倚东风似有思。
　　歧路影分愁折後；画楼烟绕忆眠时。风流张绪还如此，谁向灵和殿内移？
　　【感怀】
　　百年心事误儒冠，尘里青萍气自寒。骐骥足虚千里逸；鹪鹩身愧一枝安。
　　头风谁信陈琳愈；眼白原非阮籍看。一自杜陵人寂寞，怜才长恨较才难。
　　【馆中杂兴六首】
　　鹿闭深严鹤闭巢，更无踪迹到青郊。招邀吟兴周窗草；点缀春光宋宅茅。借去书皆归蠹腹；觅来琴尽待鸾胶。（鸡泽士大夫家旧颇有藏书，今则无矣。间有蓄琴者，皆弦断不可弹）何堪寂寞空斋里，芳意华只暗抛！
　　俗子生涯诗兴少；愁城踪迹病魔侵。才非用世真堪弃；语不惊人亦枉吟。药物因循缘地僻；梦魂飘漾又春深。客中无镜窥潘鬓，但觉休文瘦不任。
　　深春孤馆昼恹恹，困倚书床百不恢。尘惯飞来慵洗砚；香思去待钩帘。谩抽锦轴心如醉；闲拨冰弦手自谦。坐对杏梁惭睡燕，芳魂何处梦初甜？
　　贫里生涯不自由，惯从孤馆任萍浮。残杯冷炙穆生醴；败屋颓垣王粲楼。地僻喜无花惹恨；春深怕见柳牵愁。客中佳节又寒食，归计不成双泪流。
　　清明又向异乡抛，孤馆牢愁叹系匏。莺唤诗魂归柳陌；蝶招春梦到花梢。闲挑窗纸看蜂出；虚掩柴扉待客敲。勉强尘中作幽事，暂将回首笑浮泡。
　　病中高卧生涯懒；客里酣歌醉兴狂。长把酒杯遗世法；暂抛书卷养心方。日永神游广莫野；月明人到黑甜乡。交疏新结忘形友，安处凭虚共一堂。
　　【漫兴】
　　几年辛苦学书淫，逐日虽勤力未任。早遇江淹还锦梦；长辜董子下帷心。
　　贫中岁月劳生计；病里情怀怯苦吟。便可从兹焚笔砚，不关琴碎为知音。
　　【诸生二首】
　　久游黉序不知名，惯捻髭须剩几茎。冠服常存旧时样；功名犹有少年情。
　　十分志气终三等；八股文章过一生。何事门墙多受业，犹将衣钵误聪明？
　　自辞乡塾入黉宫，戚族同声唤“相公”。（魏邑乡俗，有补诸生者。宗族戚友皆以伯公呼之）满架图书堆制义；一门桃李列村童。胥徒恨不尊头上；经史甘无到眼中。莫怪犁锄常在手，由来耕读是家风。
　　【有怀】
　　醉摇青辔逐秋鸿；卧拥红云咽草虫。这却一生孤馆里；收将万恨寸心中。
　　纱窗不掩中天月；罗幌长开尽夜风。满眼云山愁不极，梦魂何处问西东。
　　【题扇上菊花】
　　几年陶令植篱东，移入齐纟丸翠一丛。为爱韩公标“晚节”；莫随班女怨“秋风”。眼看秀色餐何极；手发幽香送不穷。须信秋英原未落，怪他介甫笑文忠。
　　【入都道中】
　　古道崎岖逐晓行，征车渐近范阳城。云争捧日趋东海；山为朝天拱北京。
　　驿路尘高迷柳色；塞垣寒近咽鸿声。乡关回首真千里，怆尽天涯客子情。
　　○五言长律
　　【病中作】
　　二竖苦相依，秋风又中肌。神清缘体瘦；梦短自更迟。
　　耳目娇雏闹；呻吟病妇随。参芪闻圣药；和缓忆良医。
　　乌几尘盈久；青编蠹饱时。头风孔璋檄；秋疟杜陵诗。
　　古语应难信；今人不可欺。但知颐养术，乐命更何疑！
　　【题曲周尉汤美《涉园图》三十六韵】
　　豹隐频回首；鸾栖暂折腰。功名归仕宦；心事在渔樵。
　　往者幽人癖，萧然野鹤僚。诛茅追庚信；巢树乐唐尧。
　　地僻园何小；林深境不嚣。未须轻绂冕；且用傲松乔。
　　筠满千竿竹；心舒一寸蕉。鸣蛙喧鼓吹；啼鸟奏笙箫。
　　春草浮新翠；塞松挺後凋。溪声茶鼎和；云影石床飘。
　　衣制荷长足；篱编杜自绕。书香看子读；花渴课童浇。
　　荡漾琴歌兴；留连风月朝。一邱身洒落；三径客游遨。
　　乐志《闲居赋》；开襟《独酌谣》。赏心终日醉；清福几年消。
　　捧檄萱堂养；输赀汉代招。自然能制锦；无乃笑题桥？
　　高足乘时奋；循声到处昭。从兹征利器；无事赋归桡。
　　霄汉将游骋；烟霞暂寂寥。网蛛萦道帙；泥燕ネ诗瓢。
　　吏隐纡黄绶；山居素绡。卧游仍远志；图画见清标。
　　遍满群贤咏；殷勤倦客邀。抚胸惭锦绣；何句答琼瑶？
　　我素深情抱，年来壮志销。文章真有用；踪迹竟无聊。
　　设帐常如马；栖林尚愧鹪。半生官旷望；五亩宅萧条。
　　进退悲藩触；绸缪怅室摇。迂疏求世拙；贫贱向人骄。
　　飞动驰情远；清闲入梦遥。披图心艳艳；作吏意萧萧。
　　隐见神俱静；行藏迹总超。不时应渐木；有地待悬轺。
　　支遁宁须买；王维且自描。岂知操翰客，对此恨萍漂！
　　○七言长律
　　【春日偶赋长律十四韵】
　　春光澹沲可人时，深巷幽栖乐遁肥。室有琴书堪破寂；门无车马且忘机。
　　花经细雨红方润；柳洗轻尘绿正菲。小麦葱茏初有浪；雏莺婀娜渐於飞。
　　应酬景物惟凭酒；吟赏风光不掩扉。庑下萧条栖异宅；道旁慷慨忆前徽。
　　阳侯肆虐生涯薄；苍帝施仁乐事归。会见双驰东野马；且看频戏老莱衣。
　　椿萱郁郁堂前茂；子妇嘻嘻膝下围。几缕祥烟盈院落；一团和气溢庭闱。
　　清贫不碍休风播；富贵常随晓露。寄迹醉乡甘落拓；埋头尘世慢欷。
　　桓荣久笑矜稽古；罗隐何劳羡赐绯。偶尔联珠似泉涌，不缘<韦р>玉岂山辉！
　　○五言绝句
　　【古别离】
　　君去不可挽，问君何日归？明年春信早，莫待燕双飞！
　　【孤村不寐】
　　帘透霜华白，窗摇烛焰青。谁怜羁客梦，一夜百回醒？
　　○七言绝句
　　【归城中故居漫成】
　　河伯驱人似转蓬，归来林下起秋风。庭前半亩莳花处，不见新栽月月红。
　　【叠字口号】
　　悠悠忽忽三杯酒；寂寂寥寥一卷书。碌碌庸庸终此世；生生死死总成虚。
　　【漫作二首】
　　学书学剑总无成，杯酒犹图後世名。二十年来成底事？多愁多病一儒生。
　　豪气纵横二十春，磨成霜刃欲生尘。只今燕赵依然在，慷慨悲歌得几人？
　　【空城春望】
　　雪尽草抽前月烧，冻销泥润隔年淤。春情不此世情薄，犹有馀光到废墟。
　　【魏城竹枝词七首】
　　连甲第几多年，卖尽残砖竟是田。春种高粱秋种麦，时时耕出旧钗钿。
　　仡仡崇墉已尽ㄨ，沧桑更变实堪哀。城百万砖开尽，剩土如今又作坏。
　　败屋低垣渐次颓，残砖几许土中堆。春风暖透泥初软，日日人人荷插来。
　　野蔬春到尽抽尖，挑菜村姑各带篮。也自踏青人不少，只应佳丽让江南！
　　学宫房舍寂寥寥，卖得钱来各下腰。留却文昌高阁在，偷儿犹彀几冬烧。
　　斗鸡走狗竞奢华，击鼓撞钟闹晚衙。四百年来繁盛地，城头人住两三家。
　　家资水逝书生困；第宅波流宦裔贫。闻说偷将砖木卖，年来新富几家人。
　　【《秋夜》，和秦大瞻韵】
　　一枕秋清梦未成，绵衣添尽觉寒轻。离愁几许无人识，自数窗前落叶声。
　　【和店壁韵】
　　征鞍日日厌风尘，小憩荒园意暂新。旅况离情诗满壁，可怜俱是倦游人！
　　【店中不寐，集句题壁，时他客多狎妓者】
　　挑尽寒灯梦不成，西峰半夜鹤来声。轮他双枕鸳鸯睡，遮莫邻鸡下五更？
　　【题《小青传》後】
　　扬州不合琼花死，幻取花魂作小青。花貌花心花态度，早随风雨又飘零。
　　●寸心知诗集卷二（贫病愁吟壮怀偶寄）
　　○五言古体
　　【咏怀】（三首）
　　忽忽不能寐，寸肠百忧并。岂徒为衣食，终日心营营！丈夫生世间，抗首怀高情。所希有用才，尤贵没世称。虽为饥寒迫，岂傍庸众行！惭彼悠悠人，徒为草木荣！
　　世人善奔竞，我性懒更疏。所嗟走衣食，勉希世人趋。奔竞各有媒，我独无所俱。言词既蹇，容貌复凋枯。所恃文与学，文学今谁誉？劳劳竟年岁，抚心惭所图。贫穷日益甚，不如还读书。丈夫别有志，岂必为区区！
　　抗心希古人，古人渺难作。俯首随今人，今人复我薄。独立一世间，影形何寥廓？寒风振天地，万象俱萧索。块然守吾庐，寸心浩无着。勿为阮生悲，且寻庄子乐。遥遥身後名，百年别有。
　　【春雨】（二首）
　　和风转长空，细雨不成雪。萌芽半出土，新青洗逾洁。万物各自私，生机喜潜泄。宿麦蒙沾濡，苗叶觉暗别。三冬涓滴无，或疑阴气结，佳哉太平雨，润物得其节！群情期颖栗，望望宽肠热。饿瘠尤欣然，再生颇白决。感彼造化功，势穷一改辙。
　　薪米春更艰，贫家晴亦忧。况当春雨急，泥泞不可求。借问里巷间，悲叹胡啁啾？富人尽闭籴，岁饥为身谋。爨烟何茫茫，薪湿焰不浮。三冬亦已寒，饥饿何时休？居人皆如此，我亦抱穷愁。无聊发此曲，此曲声悠悠。
　　【哭平儿】（二首）
　　我归自鸡泽，汝生已弥旬。啼声似英物，骨相亦可观。吾兄喜有侄；吾父喜有孙。吾亦颇慰意，借奉高堂欢。孰知寿不长，命只八月存！汝疾初起时，谓当数日安。吾忝谙医理，疗治竟因循。汝生尚无知，亡亦无悲欣。所恨吾负汝，早使魂魄捐。哀情结肺腑，痛觉双眼昏。为诗当一哭，汝岂泉下闻！
　　我身故多疾，生汝质颇壮。谓当少呻吟，成长殊可望。岂期强易折，一病竟云丧！文葆未周ㄧ，神魂遽飘荡。我方鉴前车，只忧夏令王。秋气已高爽，脾疾起无妄。调和枉药力，祈禳艰神贶。自愧作父人，不良为汝妨。蒙庄寿殇子，达观语终诳。有命虽自天，谁能不凄怆！穿坎及三尺，浅土封小圹。送汝入黄泉，吾归剩惆怅。耳边声杂Ш，啼笑宛无恙。生时未有知，死後理难量。何当来梦中，一现平生状。
　　【永年刘母节孝诗】
　　世运相迁流，气化日以薄。节义几人能，况复在闺阁！
　　卓哉刘氏母，秉志何磊落！觏闵毒若荼；誓贞皓如鹤。
　　早年施苫席，孤影甘寂寞。上奉高堂欢；下任遗孤。
　　肃然洁氵氵随，白有馀乐。教子一何勤！家声恐萧索。
　　淑范耀乡族，高风振寥廓。生长本儒家，大义幸无怍。
　　魂入夜台远，恩纶照冥漠。千载有聪山，芳声共磅礴。
　　【寄同年李振文】
　　振文负俊才，脱然与我友。三年穷达别，相见意弥厚。然灯深夜谈，滚滚悬河口。说诗有根柢，论古得八九。遂出囊中编，觅途问蒙瞍。初读《玉堂集》，醉人若卯酒，璀璨三春花，鲜新少年妇。近作名《海山》，立言渐不苟，雕琢入深稳，摆腾出泥垢。由来长爪郎，不惜心肝呕。想见惨淡时，苦志羞覆瓿。忆昔初相识，棘闱大如斗，片语得素交，邱山倚培娄。幸同鹿鸣宴，分作南宫偶，并翼升天衢，联翩逐左右。明春乃独奋，瞠然余在後。鸾凤翔霄；鸾鸠困林薮。金门遂阔步；茅屋或低首。从此判升沉，不敢窥篱牖。邂逅自嫌身，愀然一怩忸。金良须再炼；木贵乃遭揉。忽闻仙客谪，我时在田亩。逾年至京师，寻君速趋走。故人苦契阔，失翅忍相负。萧萧门罗雀；忽忽柳生肘。英雄一洒泪，慰藉两握手。因下豫章榻；旋折青门柳。归成千里遥；别遽一年久。近闻赴津门，非意遭击掊。屈伸寻常事，进退复何取？古人重三立，富贵心无有。所争身後名，永世不能朽。况君璋器，判不同瓦缶。登用自有时，而今亦何丑。且当崇令德，岂必恋组绶！文章共砥砺，身世一抖擞。寄此迂疏言，莫如枘凿否？
　　【偶成】
　　僻性无深谈，幽情耽独坐。尽日掩松关，喜无俗客过。花放只自看；诗成不须和。兴来何所为？对月斟芳糯。
　　【夜坐】
　　良夜寂无俦，闲庭坐孤暝。残月有寒色；秋无定影。落叶时一闻，微风过逾静。夜深人不知，所觉衣袖冷。
　　【贫病交迫，晓起独坐自伤，强吟排闷】
　　朔风起新寒，终夜苫旧病。俗务早相迫，晓眠何能定。
　　披衣坐虚堂，欲动力不竞。幽々流水声，肠鸣自相应。
　　买薪已数日，妇云今无剩。入市岂惮劳，囊中钱久罄。
　　晨炊即不举；生死终有命！黄菊已放花，相看一歌咏。
　　【以事出门，借车马不得，漫成】
　　十年多病身，三里不能步。以兹慵出门，庆吊鲜所预。
　　外侮无端至，忧心迫路。寸函屡迁移；一仆几来去。
　　向人借车马，如乞千金赂。掩耳如不闻，摇首谁复顾。
　　人情厌贫贱，富贵亲戚惧。致位实无才，炎凉何足怒！
　　市侩原多朋；书生独寡助。踪迹由来殊，谁能情愫！
　　【秋雨】（四首）
　　久旱得雨艰，既雨亦难住。浓疑泼墨，三日散还聚。秋霖势舒缓，初起细如雾。风里游蛛丝，空中堕玉筋。连昏晓，万里势谁布？檐溜声淙淙，庭渠窦争赴。花垂半开菊；叶坠将凋树。漏痕满书床；寒威入袍絮。阶前苦泥淖，有足不能步。独坐思无聊，穷愁赋新句。三伏苦骄阳，逮秋雨未足。种麦半生死，十无一亩绿。季秋已下旬，始觉天地肃。一夜初同；三朝雨如沐。农夫惜物力，晚种恐难熟。收获终在天，丰凶谁能卜！
　　九月未授衣，寸心已忄丙々。朔风送秋雨，愈觉寒威劲。大儿年七龄，怯冷自天性。小儿始孩抱，触寒嗽方盛。以兹多忧思，未及老夫病。
　　病体怯樵苏，买薪十年强。九月薪已贵，雨中价愈翔。遗仆走墟市，归来色不扬。湿薪不能然，有妇泪盈眶。我亦何所为，翘首观彼苍！
　　【忧旱】
　　阴气藏何所，孤阳亢为厉。名山无灵；厚地失天意。
　　焦枯物不苏；烦熟人生疠。深井涸难汲；长川浅可揭。
　　宿麦如晨星，薄收不偿费。秋禾半未种，种者生死际。
　　吾乡旧风俗，祷雨岁有事。丰登逾十年，久逸劳自废。
　　上天虽示警，陈粟众所恃。徒增老夫忧，苍皇夜少睡！
　　【橙枕】
　　买此自长安，棘闱出入共。千里远携归，微物必有用。
　　炎天苦烦促，长日倦讽诵。高枕得清凉；逍遥蝴蝶梦。
　　吾闻王介甫，方枕独珍重。有此亦可怜，录功为之颂。
　　【苦雨祈晴】
　　秋苦沉沉；秋雨常萧萧。彼苍何为尔，贫士惨不骄！
　　终岁桂为薪，泥中何所要？岂无数升，尚待脱粟劳。
　　况兼秋禾熟，黄穗垂四郊。所忧委泥淖，弃掷同蓬蒿。
　　我愿苍者天，飒然起凉飚，吹归空际，送日来青霄。
　　有得春治，无薪或可樵。农夫各获刈，钱及时操。
　　庶慰老夫忧，谁云天听高！
　　【可叹】
　　我生苦不学，十六尚游戏。有悔实明年，幡然爱文艺。
　　读书如啖蔗，早暮自淬砺。博览无精粗，惟求饱腹笥。
　　当时作骈体，辞赋颇流丽。後知为文章，且复学经济。
　　考古贱章句，观书览大义。读史推兴衰；穷经索精粹。
　　勤苦四寒暑，胸中浩然异。为文汨汨来，议论有根柢。
　　抵掌谈千载；奋髯二氏。颇先天下忧，欲任儒者事。
　　掉臂游文苑，韩欧亦吾辈。无何一病缠，遂使二竖恣。
　　精销气力乏；痰动胸膈滞。思乱旧业荒；神昏宿根昧。
　　时时亲书卷，茫不知所谓有口不能读；有心不能记。
　　回忆十年前，恍然如梦寐。况兼家事繁，俗务苦相累，
　　庆吊走远近，米盐计琐碎。囊空惜锱铢；食少爱秉穗。
　　俯首入田亩；汗颜过市肆。书室坐无时，往来但屠侩。
　　文字当长别，身名分永废。今秋心微清，稍稍萌旧志。
　　殷勤理前业，觊幸偿夙嗜。抄书忘烦劳；闭户任讥谇。
　　百端委婢仆，不问省与费。病久力不任，数旬辄废弃。
　　人生七十稀，君子疾没世。我今三十六，未足传後代。
　　四十转瞬间，无闻不足畏。十年逃水厄；十年营家计。
　　岁华病里过；精力忙中退。壮志终无成，岂其有天意？
　　三复叔孙言，抚心长叹喟！
　　【感秋】
　　酷暑有馀力，太阳骄不休。一夜风萧萧，飒然天地秋。
　　清商遂用事；祝融已回。玉绳直两偶；大火星西流。
　　四序自回斡，我生何所求？如何气高爽，翻觉生百忧？
　　乃知悲秋人，感慨不自由。
　　○七言古体
　　【乾隆己丑夏，余在都门，寓同年李振文处，时馀姚徐潢帆亦客焉；霖雨弥旬，并兴归思，李君遂以诗戏；君有如夫人，宠爱之极，珍藏弥甚，因用戏酬，勿嫌过虐。】
　　长安霖雨声簌簌，历乱檐前响修竹。滴玉跳珠无日无，恼乱客情眠不熟。归期未卜已惆怅，有梦不成漳水曲。千里故乡泪两眸；五月孤客愁万斛。是时江左徐帆，五年京邸著征衫，客囊羞归不得，羁愁旅思纷莫芟。有时与我同静坐，共商归计相讠南々。少年作客自古有如此，况复残杯冷冶炙愁酸咸！有主人日开宴，佳客留连情不倦。无钱便欲典春衣；有美由来闭深院。几回笑我苦思乡，复言徐生游未惯。爱客频叨玳瑁筵；佐欢何惜芙蓉面。雷声隐隐西南来，急雨倾洒争喧う。吾辈壮怀若风雨，感慨况在黄金台；儿女之泪何为哉！解衣脱帽且为乐，高歌大笑休徘徊；便可一倾三百杯！
　　【永年刘母节孝诗】
　　永年刘氏之贤母，淑范贞心两不朽。育德原自儒家生，秉义能将姆训守。早鸣珩佩相夫子，郁有贤名曰佳妇。庆光复苦不常？称“未亡人”甫十九。秋风惨淡摧兰蕙；寒月苍茫暗窗牖。存留身命几踌躇，下有遗孤上姑舅。夜台偕逝寻常事，勉为其难死不苟。养亲以敬葬以礼，妇德子职两无咎。藐孤怙恃在一人，不为始息废教诱。辛勤俯仰四十年，在耳成言几回首。死者不悔生不愧，地下庶几告无负。毕生茹苦松柏心，五夜医贫纟光手。复闻治家和且肃，秩然而亲可以久。至今婺女归九天，遗烈犹在乡族口。世间大义明者谁，节概乃於巾帼有。圣朝政教重彝则，树之风声以励後。千载而下钦芳型，读歌应知作者某。
　　【戏吟遣兴】
　　三十六年辛卯春，正月四日为良辰。贾人早起开肆门，千声万声爆竹喧。我在睡乡方昏昏，惊回晓梦如波奔。开眼已见红朝暾，牵衣欲起还逡巡。年来自叹清且贫，饔殓不继著破。输彼市井盈仓，美酒大肉饱且醺。养成意气何轩轩，古人有言“生在勤”。慵懒自废何所怨，市门逐争多苦辛。高眠晏起躬不烦，人生苦乐原相均。且当暂作羲皇人，得此失彼亦足珍，何必碌碌劳吾身！
　　【雾树】
　　雾树，即古所谓“树稼”也，每冬月雪後逢务多有之；万树争辉，百里一色，洵奇观也。雪压树梢，了无生致；霜益不足道矣。余兄首作是题，兼有序以道其详。戚好中和者数人，余亦补作。
　　长空霏微堕元雾，三日冥冥失朝暮。万木凌晨忽一色，垂垂皎洁皆珠树。柴门乍出何晃耀，倦眼初抬更惊顾。寸条尺蔓共形质，倒缀斜粘各丰度。想见鬼工并力时，搏酥搓粉争相傅。凌空皓色递阴暗，如洗清标绝尘污。姑射仙人驭气游，洛水神女凌波步。高枝娇困扶不起，静影亭亭立清曙。美人欲睡体力慵，释子无言性灵悟。密芷未愁鸟雀啄；冷香应被蝶蜂妒。微风斜过落无声，轻於梨花重於絮。三冬景物苦萧索，奇卉谁烦化工铸。江南老梅江北希，得此真堪傲素。琪花瑶草徒闻名，诞语无征此足据。助幽最宜月竞爽；惜美应希日回驭。枯肠搜尽笔屡呵，为尔沈吟雾花句。
　　【既作《雾树》诗，间一二日，其景益奇，因复题数句】
　　连朝晓林斗妍洁，雾花此日尤奇绝。细瓣纷披密芷攒，大枝小枝无分别。碎剪冰绡缀异葩；琼株有种玉生芽。梅李桃杏不复数，天公亦厌寻常花。
　　【小庭中丁香桃花金雀三种盛开，漫成】
　　空城萧索人意俗，但有桑麻少花竹。先生小院何芳菲，烂熳春光照庭屋。丁香妍洁桃花丽，红颊玉颜争妩媚。金雀疏野亦可怜，依稀莱妇庐仝婢。去年却忆游京华，日日满面飞尘沙。三春何曾见桃李，归来惟怅绿阴赊。今年爱花益成癖，日事栽花靡朝夕。花神似识主人心，故逞娇容倩人惜。先生善病已六年，废书止酒百无缘。但愿此身共花在，年年岁岁相周旋。
　　【自遣】
　　生不能负心与屈膝，入世谋生苦无术。男儿事业在《诗》、《书》，饥来万卷囊空溢。迂疏无能世俗笑；钝拙难得友朋恤。面目可憎常闭门；心事谁论懒入室。长安往来十五年，好恶有司自心出。豹隐元雾文虽泽，骥服盐车足空逸。忄亢慨欲请终军缨；柔弱难投班超笔。漳滨抱病只自怜，生计驱人卧无日。履亩刈麦炎威酷；入市买薪晓寒栗。舌耕犹复觊斗升，拂耳骚心苦啾唧。愁思如何；忧端与山共西。忽念古人旷达胸，万事空虚一无实。驹隙光阴贵意，回首已恨东隅失。我生原自太虚来，身世纠缠亦何必。为铜且当随造化；失马谁能判凶吉。抱琴荣启何逍遥；乞食陶潜自超轶。君不见富贵多少争夺人，九原白草同萧瑟？
　　【重九感旧】
　　二十年前遇重九，登高每登礼贤台。外瞰原野内潴水，堂室上峙老柏栽。浊漳东流形如带；大行西矗山崔嵬。万家鳞次一目尽；游人如织纷往来。我时亦从父兄後，来拾柏子坐莓苔。瞻仰笔峰共叹息；抚摩石碣相徘徊。虽无酒肴与丝竹，凭吊今古亦快哉。其东有台曰迓旭；童冠往往三五偕。沽酒席地作俚语，我亦和韵同诙俳。秋光怡人暮始返，是谓佳节情亦佳。一朝洪波事荡涤，无端内外生蒿莱。漳水迁移积水涸；屋宇毁废高城ㄨ。十年蓬转绝游览，踪迹久与胜地乖。其後定居魏台下，徒存售址馀灰。回忆往事如隔世，少年豪健今虺颓。每过佳节如嚼蜡，独坐希心斋。虽有小门面台辟，索然无兴何曾开。今年重九更不怿，百忧如麻相攻摧。秋禾枯槁未收获，无米豆厨无柴。天气凉冷授衣迫，囊中不有钱一枚。况兼外侮苦见逼，积羽折轴难差排。登临岂复有佳意，鸣呼一任寒鸦哀！醉乡何处欲投止，六截痼疾抛尊。庭中黄菊旱几死，花开憔悴如病娃。闭门抱膝觉日永，无聊拈笔句勉裁。长歌大叫天感动，西风飒飒生黄埃。
　　○丁酉戊戌间，吾乡大荒，诸所见闻足可慨叹；偶成数首，以待采风者
　　【推鹿车】
　　推鹿车，妇人前挽夫後趋。车声轧轧载何物？寝食朝暮器用俱。复有数月儿，在上常呱呱。老妪力薄不足用，拄杖勉强随征途。征途遥遥何所？行人欲言泪如雨。“终岁枯旱无甘霖，数十年来此年苦。五月小麦半枯茎，八月收谷亩升许。种麦已待至深冬，四境萧条犹赤土。俗薄民愚竞酒肉，从来此地无积蓄。一年荒歉遂难支，十家绝粮九家哭。田产鬻卖谁复买，牛马强半入人腹。居人到此更无聊，几多束手转沟渎。闻道东南禾黍丰，人家充裕无哀鸿。斗米百钱食易觅，邻里争往为人佣。亦携母妻乐土，不惜十月当寒风。沿途乞食不足耻，且免浑家俱饿死。一犁春雨待明年，复可推车归田里。”我闻人生重故乡，胡为掉臂无徨？糊口四方非得已，无奈饥饿煎中肠。牧民有人享天禄，谁绘《流民图》上告？年年安食民脂膏，忍见境内逃亡屋？
　　【珠团团】
　　珠团团，玉皎皎，妇女佩戴颜色好。丰登已久人心奢，家家解事爱珍宝。前年阿翁嫁女时，购买不惜增高赀。入门便得舅姑喜，左右俯仰生光仪。陡逢大旱苦无食，鹄形鸠面无颜色。眼看珠玉虽可怜，欲疗饥肠疗不得。街头商贩何处人？买珠买玉呼声频。晨炊无米火不举，珠玉无用何足珍！手持向客不知价，约略索值值已下。摇首故说物低微，欲去还留不厌诈。十减五六方成交，得钱换米米价高。闺中少妇亦自惜，无奈饥火相煎熬。乡人乡人听我语，“饥饿今年亦自取。习俗僭侈不自知，丰年买玉凶年苦。天意警尔重俭德，为问将来知足否？”
　　【舂槐豆】
　　舂槐豆，舂槐豆；南邻北里几人忙，隐隐杵声声辐凑。我问槐豆舂何为，乡人欲言先嗟咨。“连年田亩收丰沃，但知食肉不积谷。何期遇旱田不收，八口嗷嗷食无粥。今年种豆豆不成，却喜槐豆满树生。天意不教人饿死，多生此物救饥氓。此物不但味苦，清水频浸火熟煮。盛来略用微盐调，亦可下咽充饥腑。虽然不如五谷良，犹胜枵腹徒徨。有人更食棉花子，可怜苦尤难当。”吁嗟乎，“我业《诗》、《书》作贫士，一年食肉日无几；汝为田舍轻我贫，今年汝亦贫如此！劝汝以後无相轻，人生贫富偶然耳！”
　　【借门牌】
　　借门牌，去复回。欲何往？旧城隈。（戊戌四月，官於旧城平粜）平粜米，官仓开。每升制钱十有八，贱於市价胡不来？广借门牌向戚友，论丁给米添丁口。多多益善人岂知，一牌五升十五斗。（时令人持门牌籴米，无门牌者不准籴；论丁给米，十口者五升，以下递减，至二口者一升，人皆私改丁数）接牌者谁曾相识；递牌者谁强有力。递牌容易得米多，市头贵粜利可得。此时老弱真可怜，远者近者来纷然。竟日守候不得米，买饭还须多费钱。登屋逾墙千百状，吏缚送官官与棒。满街詈骂如不闻，怯弱书生更何望！从来古语相传闻，不贵治法贵治人。假手胥吏不过问，良法美政徒纷纭。君不见平粜原因济贫弱，或登龙断填溪壑；平民沾丐无几家，独有酒肉得大嚼？人生苦乐原不同，谁令若此官聋。我今扶抑苦无力，为作新诗待采风。
　　【秋霖叹】
　　隔年大旱地如赭，禾黍今秋始盈野。万人鼓舞歌丰年，八月拟将新谷打。秋无端布满空，黯黯三日不生风。酝酿愁霖势不止，连朝竟夜声丁东。藁秸登场尚无几，露积强半生黄耳。田中未刈刈未收，半委泥涂半入水。我闻天意无偏颇，昔雨何少今何多？秋禾大熟不得食，天乎天乎将奈何！
　　【郭氏《双节歌》代徐涞作】
　　魏城之北漳水曲，绰楔乌头高於屋。太原旧系今清门，世节峥嵘耀乡族。当年淑媛被兰芳，鸣玉来登君子堂。结誓拟同终始，岂期比翼成分张！是时忍泪权生死，勉为其难抱有子。教儿似续大君门，不愧九原人再起。素帷孤影自徘徊，佳儿长成佳妇来。丸熊截发情何极；埋玉摧兰事可哀。白再为文伯哭，少妇茹荼泪相续。霜寒对绩乌夜啼，一灯荧荧照双柚。阿姑秉义留芳规，阿妇遵志礼无违。堂上欢颜儿秀起，一门双节闺中师。即今宝婺归天上，肃肃清风犹竞爽。兔颖翻飞文士歌，笼章炳焕天书奖。苍松孤高翠柏寒，蟠根下有青琅。梓里菲才苦好事，吟成自愧词ょ斓。
　　○五言律诗
　　【听雨戏呈李振文】（二首）
　　最怪阶前雨，偏惊客里心。有声皆傍枕；与泪共г襟。
　　归梦疲征马；浮踪愧倦禽。九旬千里外，离恨一时深。
　　滞雨通宵急，闲庭五月秋。人悲孤帐冷；草忆故乡稠。
　　感慨真燕客；幽沈竟楚囚。清狂君最爱，斗酒为沽不？
　　【己丑岁苦旱，麦禾并歉，是秋种麦者十无二三，苗亦枯黄欲死；十月朔乃雨，虽未г足，亦可晚种，枯者尚有生意也，喜而成咏】
　　天怒初消日，人心暂慰时。荒田返疆畎；病麦起疮痍。
　　（颉刚按：此间为五律，不容此首独为四句，以适当骑缝处，疑原文脱去一叶。）
　　【礼贤台暮望】
　　落日回馀影，遥村出晚烟。横天山岫；风起乱沙田。
　　城汇留台古；家贫得地偏。礼贤思往事，搔首意茫然！
　　【雨夜，时在枣林村收获秋禾，将以明日重九归家】
　　竟夜听秋雨，空斋独卧时。有声惊梦早；何意阻归迟？
　　瘦体新寒怯；高情俗务悲。年年贫病客，此地一凄其！
　　【重过院家堡观音堂，乙酉岁馀授徒於此】
　　野寺谈经地，郊行又一过。闭门梁燕少；寻径野花多。
　　斜日澹篱落；晚风吹薜萝。从游人不见，凄绝牧童歌！
　　【晚归】
　　落日归途晚，遥天瞑色来。暮千嶂合；新月一弓开。
　　傍岸渔人宿；投林倦鸟回。自怜犹踯躅，急为渡舟催。
　　【正月初三日新月】
　　斜阳始天末，新月已端。此夕初三是；今年第一看。
　　输残形未稳；春早色犹寒。几日抬明镜，山河见影团？
　　【礼贤台怀古】
　　礼贤式干木，曾说魏文侯。士气今犹壮；古风谁与修？
　　一台存旧迹；孤影照寒流。卜宅吾来此，喜同仁里求。
　　【伤魏县】
　　万家歌哭地，此县旧知名。一夜成陈迹；千秋有恨声。
　　晚风吹积水；落日澹孤城。剩有寒鸦在，哀哀向客鸣。
　　【读王阮亭诗集】
　　艺苑惟吾辈；骚坛尽尔曹。一时争附尾；没世已吹毛。
　　故实真无忝；丰神只自高。如教遇何李，犹未数诗豪。
　　【读朱竹诗集】
　　诗岂雕虫技，古人真气垂。如何求貌合，不复惜神离？
　　学富性情隐，才多氵亭蓄奇。（下阙）
　　【辛巳秋，余乘舟落水没顶，一跃扳舟，幸得不死，忆而成咏】
　　堕水惊非意；登舟幸有身。死生天地力；顷刻古今人。
　　病体仍当世；馀年又十春，即今无恙在，何以答苍？
　　【题画马】
　　纸土看神骏，高堂奔驷来。向人心惨澹；顾影意徘徊。
　　想像渥洼种；生成骐骥材。何当奋绝足，千里一尘开？
　　【雪】
　　向晚风逾急，凌空雪尚飞。龙蛇应惨潜；天地共光辉。
　　愁思翻嗔酒；寒威不避衣。明朝如僵卧，谁与辟柴扉？
　　【闭门】
　　生世逾三十，依然贫贱身。一官长旷望；百亩自艰辛。
　　久困亲知厌；为儒里巷嗔。闭门聊守拙，寂寞对松筠。
　　【雨望】
　　雨势混青冥，凭轩接远。过林俱润叶；入水乍开萍。
　　地气通无碍；山出有灵。为农扶杖望，处处醉苗醒。
　　【苦熟】（三首）
　　到处阳光烈，深居火气炎。如焚心不定；似洗汗常г。
　　挥扇难辞倦；移床未觉タ。时时窥早晚，翘首祝冰蟾。
　　吹面风还热；浇胸水未凉。从嗔须袒跣；欲食恶腥香。
　　床几身愁即；琴书事任妨。时时转方枕，席地觅羲皇。
　　僧服心应羡；山居志未销。地高深积雪；寺古得凉飙。
　　叵耐喧卑甚；仍兼疾病饶。新居来十载，岁岁苦炎。
　　【吾乡】
　　吾乡称善俗，近岁不堪论。商富青衿贱；官庸皂隶尊。
　　人情轻义气；风俗媚淫昏。自愿真迂拙，甘心独闭门。
　　【雨中同徐融川涞坐谈】
　　浓书室暗；雨湿布帘明。草洗千株色；蕉传一叶声。（时植芭蕉，始放一叶）深谈留客久；高兴得诗清。幽闷凭谁豁？如君慰我情。
　　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是年四月，叹燥殊甚，初夏已热不可当，入夜不凉；雷轰电激，时洒雨数点，辄暴风起，吹而去；终日大风扬尘，黯如黄雾：睹斯旱象，殊益忧煎，漫成斯咏
　　首夏阳光烈，通宵阴气微。雷轰带雨落；风急妒归。白日苍茫度；黄尘Е洞飞。何时诛旱魃，明决奋天威？
　　【五月杪得雨，至六月遂霪雨弥旬，始不忧旱，遂复忧水，又成】
　　风伯威才敛，云师势已张。遂疑天遽漏；不忿日频藏。几处愁潴水；何人有宿粮？死生关万户，造物意茫茫！
　　【秋月】（三首）
　　秋月明如此，闲庭独望时。乍穿花影乱；久坐树阴移。
　　人健金风爽；思清玉露垂。洒然吟兴发，欲忘二毛衰。
　　十年婴痼疾，此月任迁移。吟望当今夕；襟怀似旧时。
　　气清天皓皓；人静夜迟迟。有妇惭苏子，曾无酒一卮！
　　清光尔不；良夜我能抛。厚贶疑知己；遥襟素交。
　　明能照衰朽；高不弃蓬茅。何日乘往，尘寰付水泡？
　　【杂诗】（十首）
　　龃龉子负非常之才，怀非常之志，而遭非常之贫，遘非常之病，谋生居业，靡所从，顾影抚躬，惟馀悲愤；乃更事愈多，故吾可惜，识日以定，气日以平，前後吟咏，得诗十首，虽不免愤激之辞，而动心忍性之功亦彷佛见一斑焉。诗不一时，意多近复，总命之《杂诗》云尔。
　　搔首嗟今尔；回头惜故吾。心劳营桂玉；舌彻较锱铢。
　　锐志销磨矣；高才困顿乎？百忧无定，培覆任洪炉。
　　地僻文章贱；家贫学业疏。何人来问字；连月废观书。
　　心事迷巢鸟；生涯涸辙鱼。可怜今日士，不敢避怀居！
　　惨澹高情改；苍茫旧业沈。一贫成俗士；百计废文心。
　　衣食怀农圃；琴书罢古今。昌黎伤变化，中夜泪如霖！
　　寡交人共嗤；多病百难为。乞米成何往；蕉薪困不支。
　　壮怀空负气；薄命已低眉。中馈人摧我，家贫有所思。
　　入室有交谪；出门无素心。长贫疏卷帙；抱病废讴吟。
　　深狱犹埋剑；高山莫奏琴。牛生飞动意，夫老已销沉。
　　疗饥竟何益，世不重儒林。问字曾无酒；求文孰有金。
　　徒劳身似仆；未饱腹如覃。一艺能糊口，文章枉用心！
　　贫极命相争，愁多志不平。无聊歌梦梦；何益悔营营。
　　积德回天意；收心远俗情。好存真面目，迂僻是平生。
　　（《诗经》“视天梦梦”读平声，然与梦寐之梦系一义，不可作二义，仍读去声）
　　郊居虽有宅；负郭竟无田。贾儿心喜；舂炊女手胼。
　　瘦妻嗔补缀；老仆厌回旋。书味惟吾得，何能向若传！
　　如梦终乌有；为铜任太虚。暂闲惟养病；偶健一观书。
　　酿酒巾能漉；栽花手自锄。新来厌劳攘，幽事亦消疏。
　　安贫缘有得；耐辱为无能。自顾看翔鸟；人欺被冻蝇。
　　萧条同旅客；懒病似山僧。况味真堪笑，长吟对一灯。
　　【闻鹊漫成，时将度岁】
　　野鹊何为者，鸣呼不厌烦？僻居稀好客；当路弃闲人。
　　遗褥应惭杜；听车不到陈。惟余旧春色，隔岁一相亲。
　　○七言律诗
　　【将附栗太初车旋里，留别杨鹤然、曹秋皋、王有孙】
　　遥天影望清漳，燕市羁栖惹梦长。秋色雁回归有伴；上林花尽折无方。
　　满梁月冷陈蕃榻；千里尘盈季子囊。傲语长安同客辈：较君应是早还乡！
　　【遥送李振文之官江西】
　　忽惊仙客谲炎方，绾绶初登单父堂。天近斗牛瞻气色；地多山水得文章。
　　风帆饱送江船远；树悲看驿路长。此後相思一回首，檐花夜落雨灯凉；
　　（己丑夏，予在都，寓振文处，雨夜往往坐至四更）
　　【守拙】
　　守拙原甘卧敞庐，十年多病友朋疏。频避市肆缘赊药；偶到人家为借书。
　　生计萧条惭负贩；壮怀慷慨付樵渔。身名已分同樗栎，白酒黄花且自如。
　　【登礼贤台】
　　无事不见柴门开，今辰偶遇登高台。白日苍茫起後；西风萧飒雨飞来。
　　惊沙卷地行人绝；积水连天去雁哀。酒醉不辞双眼倦，诗成斗觉寸心灰。
　　【闻李振文调官南昌】（二首）
　　故人东观旧仙郎，墨绶铜符作吏忙。花县移栽仍百里；琴堂再鼓已三霜。
　　诗当有句题滕阁；榻为何人下豫章？忆否长安文赋客，即今贫病卧清漳？
　　故人作吏近如何？记得廉公《五歌》。大邑难为勤出入；小民易虐省催科。
　　清风好听庭罗雀；美政须传虎渡河。学术迂疏官苟且，待君一为挽颓波！
　　【连岁苦病已成废人因事栽花以乐馀年自伤壮志之无成也漫吟四首】
　　连年抱病减心情，拟学园翁过此生。满架图书寻竹谱；一襟风月续花评。
　　文章竟负当年志；农圃何论异代名。从此烟霞真有癖，已同鸥鹭结新盟。
　　分将邱壑老荷衣，幽事关心愧息机。种树不生疑土恶；栽花未稳祝风微。
　　地偏喜见黄鹂啭；昼永闲看粉蝶飞。几见清贫来俗客，已经三日掩柴扉。
　　小圃如何得地宽！家贫真觉买花难。忧思合栽萱草；富贵还嫌植牡丹。
　　水面新荷四五叶；雨馀弱竹两三竿。几时俗累全抛却，扶病犹能尽日看？
　　抱病始知生有涯；闲居忽觉幽意赊。无朋可开蒋诩径；有地不种东陵瓜。
　　门垂杨柳幽人宅；庭植蒲葵野老家。自分此身成弃掷，为亲鱼鸟送年华！
　　【雪晓即事】
　　苍茫平野接天垠，遍染空林净远村。行客全迷开鸟道；层人半起辟柴门。
　　街头奇货薪增贵；室里寒威火退温。自笑书生无别况，清吟惟庆麦宜根。
　　【步韵酬广平学博孙子明】
　　闲居无计代躬耕，乐志何曾足使令？作苦已成司马病；长贫自减伯舆情。
　　迂疏到处轻三拜；钝拙逢时愧一呜。珍重邮筒传锦句，不禁飞动忆平生。
　　【附原诗】
　　寄迹微员只代耕，折腰久已愧陶冷。驰驱升斗终非计；散遗生徒尚有情。
　　旧友音书稽雁足；新知寥落少嘤鸣。欣闻有道标芳躅，安得联床话此生？
　　【红瘦】
　　忽惊春事已阑珊，数点疏花掩映间。画槛风多无计避；锦屏人远更谁攀。
　　愁来几日销红颊；老去何方驻绛颜？吟赏莫嫌憔悴甚，醉眠犹趁地斑斑。
　　【绿肥】
　　雨横风狂花乱飞，一庭春尽绿添肥。映人已恨红颜去；拂户初疑翠幛围。
　　吟傍池塘波影暗；步当轩砌月光稀。从兹蜂蝶无情思，密叶深枝任鸟归。
　　【自笑】
　　余以贫故，勉学授徒；二三年间，来者复去，若以余为无知者。夫圣人且自居於无知，而鄙夫来问，必竭两端以告之；余之无知，亦何足怪。况耳提面命，非不尽心，但邑多英杰，鲜空空之鄙夫耳。此余所以不知自愧也。余性好古学，而学者专学举业，余即以举业教之。盖常忆吕东莱语：“若不以举业教人，门前草深一丈矣。”然犹不足以招徕後学，岂非以所授举业亦先辈冷淡生涯，未能以时世所爱尚导以先路欤？此又余不能不愧也。闲中自嘲，兼以自解，漫成七言诗一首。
　　病躯无力怯樵渔，生计萧条学授书。化雨沾濡青草长；春风飘荡绛帷虚。
　　心传一任迁乔木；耳食何嫌入异闾。自笑不才真弃物，残编独拥闭门居。
　　【狂言（二首）】
　　（僻居陋邑，交无友，读无书，郁积之怀，形诸悲叹，以自慨，非敢示人）
　　艺林搔首涕阑干，何事孤怀久郁盘？文献凋零同志少；邑居偏僻借书难。
　　抱残岂独讥冯道；乘兴何能访戴安。我欲弃儒甘习静，终朝趺坐向蒲团。
　　一无分此相於，抑志关门赋索层。名士惟甘亲小吏，故家谁许借遗书？
　　襟期方欲讥鹏鸟；典籍还留饱蠹鱼。果是方圆殊枘凿，几令豪俊笑迂疏！
　　【自伤】
　　抑郁胸怀寂寞身，半生无事不。名场家难长卿病；水厄年荒原宪贫。
　　未必他才皆似我；深知吾命不如人！几回愤欲依僧去，满眼亲人总不亲。
　　【九日登高】
　　朔风凌厉送寒威，响振平林落叶飞。秋日暖多新麦盛；晓霜零早晚禾稀。（是年霜早）十年身病慵赊酒；九月囊空苦授衣。佳节虚逢聊骋目：啼鸦绕树雁南归。
　　【秋兴】（十二首）
　　我生多病，感於秋为甚，情绪纷来，不能自己。每欲见之吟咏，披写胸怀，而迩年多病，心烦思钝，有作辄止。今年秋偶成诗十二首，因以《秋兴》为目。昔少陵《秋兴》八首，雄视古今，其才力固有馀，亦尔时之情与景有以助之。吾既家贫，未获承乏一官，亦未尝久居京邸，游览他邦；而魏邑既无山川之奇，自漳水入城，吏裁县废，愈不过平壤荒村，衰林白草而已。情拘则思滞，景常则语平，岂其有诗！然余多感人也，生於魏而心不止於魏；惟其心能不止於魏也，故於魏之废兴今昔，山水景物，人民风俗，先贤古迹，无日不低徊於心而不能己；而况遭遇之艰难，胸怀之抑郁，有迫之使出者哉！所以诗虽不及古人，而数乃多於古人也。倘博雅君子不鄙我而知我，是所愿也！
　　西风凄紧雁飞声，漠漠黄绕废城。大地霜凝秋野净；寥天气肃浊流平。空林叶堕愁人泪；幽菊花含玻客情。时序又逢双杵急，头颅真见二毛生。
　　少年豪气逐秋生，头戴儒冠喜侠名。风急霜郊闲纵马；夜长楸局寓淡兵。百年寄兴惟诗酒；九日登高有弟兄。故我蹉跎今老大，穷愁吟望不胜情！
　　芦荻花明枫树红，登临何处哭秋风？侧身天地能蛇蛰；矫首山虎豹空。清梦变迁书剑外；壮怀零落米盐中。年华无计回流水，皮骨谁怜逐转蓬？
　　荒台小筑得鹪栖，（自丁丑岁漳水入城，余流离迁徙者九年，丙戌始定居於礼贤台下；台为邑令陵陆柬所筑，以魏文侯式段干木而名，在外城上，城下即护城堤；水後人居堤上，夷城与堤等）踪迹伶俜到大堤。故宅萧条种禾黍；（旧居在城中，今发为田）新居Τ侧远涂泥。（狭陋不堪居，仅取避水。）陈平负郭车谁驻；庾信诛茅赋自题。怅望风期千载隔，逡巡颜色十年低。
　　郊居回首旧蓬庐，深巷幽斋世泽馀。鸟语花香千日酒；风朝月夕一床书。寻朋宅近乘无马；荐客盘充食有鱼。（城中多水，产鱼甚夥）午夜惊涛翻渤，废兴弹指一华胥。重城百雉带漳流，（魏邑有内外二城；漳水在城南，倚城而流；今在城北，去城亦不过二三里）积水潺匝四周。（内城之）外皆水，莲花甚盛，城内亦多潴水）莲艇翩翩红夹棹：鱼杆弱々碧沉钩。（人多以钓鱼为业）礼贤倚郭重开馆；（相传礼贤台原在漳滨，圮於水；明县令某筑馆於县治内；後陆柬乃移建外城上）览胜临波别建楼。（康熙间，邑令金协广建奎楼内城上，内外皆临水，高峻为一城臣观）满眼风华图画地，黄沙白草可怜秋。
　　地交齐晋魏偏都；（魏邑当春秋时在齐晋之交，当战国时为邺县地，魏文侯之别都也）小邑分封自漠图。（漠时始分邺县置魏县）西倚大行山{山列}{山施}；南临清卫水萦纡。（卫水旧在县境，今始出境）膏腴万亩田如绮；烟火千村米似珠。为问琴堂谁抚字，年来里巷赋“无孺”！
　　龙潭曾此驻鸾舆；（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幸魏县，遂幸邑西白龙潭）天保遗碑字有无。（沙口镇石佛寺有齐天保元年碑）葛筑城迷馀鸟雀；（在县西南二十里，战国赵成王与魏惠王相遇於葛筑，即些，今无迹）宽饶墓圮宿<鼠生>鼯。（盖公墓，志云：在德政村，今无迹。李家口有盖公墓，志云：系伪冢）长桥几里横波卧，（唐马燧讨田悦，屯军漳滨，悦筑月城以守长桥。胡三省注《通鉴》，长桥在漳水上。又明邑令鲍琦於城东南筑长桥，逶迤几十里）西井何时与塔俱？我欲驱车问陈迹，寒烟衰草满平芜。（旧魏县北有井，自口至底，一片琉璃，中镶方石，刻“东塔西井”四字）
　　平沙广远气苍茫，落月寒古战场。隋贼北趋曾僭帝；唐兵东讨不来王。（隋宇文化及自东郡北趋魏县，即帝位，国号许；淮安王神通击走之。魏博节度使田悦反，德宗命马燧率诸军讨之，屡战於洹水魏县之地）骄儿肆虐身为﹃：（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泰，子从训聚亡命为暴，军士愤怨，杀彦祯；从训时在相州，引兵来薄城，战败，壁於洹水，罗宏信击靳之）亚子寻仇国再昌。（李克用与梁为仇，攻魏州，败梁兵於洹水。子存勖，与梁将刘战於魏县洹水之间，遂取魏州；自是逾河灭梁称帝）今日太平生聚久，万家歌舞乐耕桑。
　　司隶清刚志不移；（盖宽饶为司隶校尉，以清刚取怨；王生谏，不听）一门三秀重当时。（杜正元、正藏、正伦皆举秀才，隋世重举秀才，终始举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门三秀才，皆高第）雄文淇水千秋业；（李清臣有《淇水集》八十卷；欧阳公爱其文，以比苏子赡）间气元城百世师。（刘忠定公世称元城先生；然考诸书，或云魏县人，或云魏郡人，无作元城人者）高士《易》传康节数；（王豫独受邵子《易》学之传，虽伯温亦不及也）孝廉《春兴》少陵诗。（陈所志，明时邑之名孝廉也，尝在京作《春兴》八首，脍炙一时，人以比少陵《秋兴》八首）仰怀前哲生何晚，慷慨长吟後知。
　　城郭丘墟但有村，昔年文献更无存。地稀阀阅乡人贵；俗贱《诗》、《书》县吏尊。
　　狐袖翩跹新上客；牛衣冷落旧清门。自知迂拙难逢世，闭户传经遗子孙。
　　年投四十尚田间，贫贱逢人一惨颜。几度风尘鸡有肋；半生书卷豹无斑。愁繁才尽思焚笔；命薄心微想抱关。搔首苍天万馀里，不知何地置疏顽？
　　○五言长律
　　【涿州谒张桓侯庙】
　　屠贩遭英主，风起布衣。艰难图霸业；沉勇合兵机。
　　夷险心如一；君臣志不违。人功虽渐拓，大命竟难归。
　　姜尾樽前忽；鱼肠帐下挥。崎岖双骏蹶；惨澹五飞。
　　故里留祠庙，行人仰武威。鼎分遗恨在，瞻对一欷！
　　【余自迁居体贤台下，若无书室；己丑冬，买邻地数弓，有敝屋两间，暂为书室，坐吟之暇：喜成十二韵】
　　几年居Τ仄，买地得东邻。茅屋因人旧；书斋到眼新。
　　户除关後网；梁扫爨馀尘、泥壁烟痕减；糊窗日色匀。
　　盖穿新补葺；椽蠹旧因循。欹案枝撑设；残书次第陈，
　　帘疏常透月；室暖早知春。久苦烦嚣地；初为洒落人。
　　坐深常至夜；来早不逾晨。有兴开书帙；无为养病身。
　　沉酣儒氏学；爱惜道家神。暂比陶元亮，羲皇以上民。
　　【秋雨连绵，艰於薪米，即事戏为俳体】
　　凶荒不饿死，秋稔转无聊。（前半年荒旱异常，秋则大热）有粟胡能食；多柴未许烧。（先收稷子数石，不能磨碾，柴苦湿，不可烧）浓日澹薄；天漏雨漂摇。（是秋多雨，少晴霁）泥淖艰舂簸；淫霖罢采樵，（雨多，无卖薪者）晒薪嗟抱病；（天晴则晒薪，余以病体躬为之）ソ穗惜垂髫。（家人止食稷米，多病热，乃令儿女绥高食谷穗以给食）谷贱钱难得；（一石值制钱三百文；粜两石止换布一疋）丁繁米易销。（时家中大小十六口）郁蒸勤布席；（雨多稷湿，皆霉坏，晴则晒之席。）狼戾独持笤。（ソ晒皆抛弃满院，予自扫之）寒早衣何授；（雨多寒早，花缺布贵）烟迟腹半枵。（家人皆常苦饥）偏摧声聒聒；请问羽谯谯？离菊甘芜没；庭花共寂寥。（雨多事繁，不暇修治，菊既荒芜，余花亦皆寥落）营求心计拙，乞假土风浇。人富马牛贵；（迩年魏邑人富、马牛贵甚；今年因荒，乃贱。既有秋，益复贵，买既不能，借又不得）岁丰僮仆骄。（雇工人，至秋麦丰稔之际，则思去，骄不为用；历年如此，不止今年为然也）一贫身肮脏；百虑飘萧。道味何由饫，书林己任凋。徒然思负贩；悔不事刍尧。且幸家醪熟，开眉醉一瓢。
　　【哭致仕永州府知府石屏龙坡朱公五十韵】
　　灵气分南纪；循声茂北疆。归田赴箕尾；怀旧哭门墙。家世游文囿；平生乐性汤。乡书年齿少；（公年二十二魁乡榜）春榜姓名香。（登雍正甲辰进士）未几分符去，从兹作吏忙。赤城当僻小；（公初任赤城县）花县始芬芳。帘掩山阴署；琴鸣单父堂。应烦民不扰，行简事无妨。（值大师西征，军需旁午，公办草数万束，及骆驼鞍屉七百副，事敏而民不扰）计日将高足；看倏钜创。给期虽十月，守礼必三霜。（公父在赤城署风土不相宜，因归；既而没，制府李公知公不可强留，题定给假十月归葬。公葬毕，遂终制不出）再绾边城绶，（服阕补怀安县）频邀制府章。莫亭初展布，（公受知制府孙公懿斋，题公调繁任邱县）刺史遂翱翔。（制府高公疏题，升赵州直隶州知州）先事筹灾敏；（在任邱，值岁旱，已奉旨蠲赈，而部文未至；公先以便宜发库金，赴天津采买，及文至而谷已在县，赈得以早）求情决狱良。（赵州属多疑狱，公提讯无不得其情）丰碑人爱戴；（公去任邱，去赵，民皆立去思碑）丽彩帝褒扬。（公以卓异入觐，赐蟒服等物）偶佐州理，（升广平府同知）旋操魏郡纲。（迁大名府知府）单车先奏绩，五马遂生光。（公在广平，值大名有水患，制府方公调公协办灾务；既奏绩，遂题授大名府）饮水期留犊；行春课种桑。孟尝来合浦；汲黯卧淮阳。流冗收鸿雁；追呼慑虎狼。多方救决水；（漳水决入魏县城，公闻报即往视，檄元城县速调各渡口舟至魏，移府城中饼肆之半於魏城外；民未能出者，得舟以出，出者得饼肆，以不饥。未几，卫水亦决入大名县城，环府而北，公自履闾阎，核实灾户请赈）尽力扑飞蝗。（蝗大作，公冒暑督捕者数月）僚属俱清节，闾阎得小康。御河春潋滟，宋相乐徜徉。（旧大名府临御河，宋韩魏公吕申公皆尝为留守，雅好园林游览之乐，故有“此日倾城乐御河”，“三月三来御水涯，古亭春色偶相遮”之句）旧治虽芜没，前徽足仰望。池亭疏筑好；宾客识游长。（新治在明时王叔杲为守，以韩公“黄花晚节”之句，筑晚香堂，外复有挹芬亭，亭前後有池；公公馀无事、以花草自娱，稍葺治旧池亭，植菊种莲，与宾客宴游）涤暑千荷绿；怡秋万菊黄。倦怀思故国；归计就炎方。移换深心合；登临夙颐偿。扁舟过吴越，纡道赴潇湘。遽罢陈蕃榻；轻移陆绩装。（公量移永州府，买舟纡道，自椎、扬而南，历苏、杭、彭蠡，搜奇搅胜者半载；至永二年，遂休致去）波涛离宦海；图史列山房。清俸周三族；高风动一乡。弄孙娱晚暮；杖国幸康强。尚系苍生念，俄惊一老亡！龙湖惨淡；秀岭色苍凉。（异龙湖、镇秀山，俱石屏山水）何日飞丹；千秋响白杨。作人为嗜好；爱士异寻常。员氏风施古；文翁教化详。抡材收杞梓；辨玉爱琳琅。根壅孤生竹；锋脐百炼钢。品题歌郢曲；指点入时妆。令子同灯火；夫人赐药汤。（公所至以成就人才为事，其俊异而贫寒无力读书者，多召入署，令与诸於同笔砚。夫人亦体恤甚至，有疾至亲视服药）单寒怀煦妪；蒙昧识津梁。经笥边韶腹；（谓今盐连使边君廷抡）仙才李白肠。（谓原任翰林侍讲学士李君中简。二人皆公所造就）登龙鱼变化；附骥马腾骧。愧迈微材耳，承公一顾尝。以愚蒙教诲，如瞽得扶将。卫水随征棹；清源送去航。（公移任永州，买舟南下，余附公舟至临清入都）绛帷嗟隔别；む帐飒飘扬。报德身贫贱；凭棺路渺茫。为诗当一奠，南望泪г裳！
　　○七言绝句
　　【以事早过李振文，时尚在梦中，戏题】
　　陇西公子醉温柔，梦入阳台晓未休。赢得长安孤客妒，故将闲事恼风流。
　　【早秋感怀】
　　连朝急雨收残暑，一夜微风送早凉。看偏傍人休苦热，独馀之子赋“无裳”。
　　【酬吕恒直东山《京师迟友》】（四首）
　　三十头颅贫病身，谁将青眼照风尘？年来已绝怜才望，忽向天涯得故人。
　　少时豪气欲飞扬；中岁灰心罢激昂。早是二毛年已过，莫从掷果认潘郎！（时余年三十三）
　　落拓行踪常自笑，清狂意态喜君同。由来感慨悲歌士，不在高车驷马中。
　　满眼琳琅席上珍，会将腾奋出埃尘。愿同努力光桑梓，甘作看鸿送骥人。（时同郡会试在都者十四人）
　　【附原诗】
　　高冠长斗新妆，春满皇州日正长。纵有清歌谁解误？一声檀板忆周郎。（谓周启运新斋也）
　　双凤齐鸣古所闻，博陵昆季更超群。中原才子属英妙，赤帜高标振北军。
　　金台雪色映骅留，青眼高歌念旧游。魏郡由来多国士，就中小陆最风流。
　　巍峨醉态侣张颠，燕市悲歌对酒眠。非是客窗多感兴，故人相别已三年。
　　【无题诗】（四首）
　　郡城闺秀某，某氏女也，能吟咏，善丹青，玉貌兰心，盖系出王、谢，固崔、卢之匹也。适乡间一富人，武生而年且四十矣。闻其抑郁不乐，终日楼居不肯下。嗟乎，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连城之玉自有卞和，何至与无目人支床砌厕哉！吾郡如此女盖不数数观，而乃遭逢不偶如此，岂果犯造物之忌耶！漫成数首，以志恨事云尔。
　　珠玉都从咳唾成，清如天上步虚聋。前身应是瑶池伴，试向飞琼认小名。
　　脉脉深情欲泥谁，灵犀一点个人知。东风不识名花品，狼藉无端任富儿。
　　五楼阁拟三山，东望仙踪缥缈间。闻说玉容颦蹙後，高居下易到尘寰。
　　青天搔首问空频，花叶遭逢梦幻身。莫怪吟诗近哀怨，此生原是断肠人！
　　【北方春寒花晚，常苦多风，而魏自废县後无城郭宫室，予居於堤上，地高而燥，低垣漏屋，风尤甚，盖无日不在尘沙簸荡中也，戏成一绝遣闷】
　　弹指光阴二月中：郊原不见一花红。由来景色人知否，终日南风与北风。
　　【自叹】
　　少年多病壮年衰，万事无缘志尽隳。验取迩来心力短，髭须捻断不成诗。
　　【戏示侄】
　　亭亭玉树植阶除，破浪长风志有无？卿叔虽痴还不死，竹林他日好相俱。
　　○杂言
　　【黄孝子诗】
　　湘之水，驶以清。衡山高，神必灵。气磅礴，奇人生。维黄君，以孝名。黄君孝，孝何如？常与变，至性俱。贼兵起，何犭皮猖！肆劫杀，如豺狼。楚粤间，沸如汤。维黄君，有父母；弃妻子，扶以走。贼获之，欲与手。君大恸，泪如縻。白刃，前致辞：“人老瘦，杀何为！释二亲，身代之！”盗惊顾，“此孝子！纵之去，无一死！”逃山中，食无米。孰遗金，天所使。君得之，奉甘旨。君失恃，在早龄；事继母，如所生。善居丧，无饰情。终身悲，风不宁。山径辟，溪桥成：强为善，贻令名。君之孝，信於乡。大吏闻，阐幽芳。告之帝，帝褒扬。树风声；维纲常。百年来，名益光。我作歌，志不忘。人师之，勿徨！
　　【五杂组】（二首）
　　五杂组，锦绣文。往复还，千里身。不得已，且安贫！五杂组，百结儒。往复还；长安车。不得已，还读书！
　　【逐雀】
　　雀，汝其归！汝，鸟之微！汝何为然，入室而飞？吾书满几，汝遗以矢。吾酒盈樽，汝播以尘。汝穴吾壁，吾不汝责。汝巢吾檐，吾不汝嫌。不安其分，不量其身，以区区者，而虐大人！汝去无阻，有牖有户。吾心不甘，人禽杂处！
　　【何为歌】
　　天高高，赤土厚，吾生其间独无偶。秋风萧萧壁夜吼，百感苍茫寸心有。昼不食，宵不眠：自问何为，不知其然。惘然如病酒，起来霜满天。夜悄悄；人不多：吾不少。低檐斜月鸡鸣早，千古愁人鬓空老。
　　●附佚诗
　　【杂诗】（《畿辅诗传》卷四十四，下同）
　　癖性耽孤介，俗士多所忤。闭门稀出游，狡隘迫於路。往者游长安，求名不终遇。幡然归故林，颇得隐居趣。入室酒满尊。挂壁琴一具。虽无牺牛乐，且免神龟惧。啸傲《招隐》诗，吟咏《归田》赋。却怜世间人，醉梦几时寤！
　　【薄命辞】
　　宋戴石屏薄游江西，有富家翁怜其才，妻以女。居二三年：告妻以曾娶，欲作归计。妻白之父，父怒；妻宛转解释，尽以奁具赠行，作《祝英台近》以饯。石屏既别，遂赴水死。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如何诉，便教缘断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萝中语。後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余哀其志，为赋《薄命词》。
　　惜多才，才多情未多。松柏不可见，兔系附女萝。怜薄命，命似君心薄。杨花失故枝，风中自零落。君来见说身茕茕，绸缪为结同心盟。解道良缘千载合，争知别泪一朝零！知音误认弹琴偶，使君自有家中妇。恩情总付道傍花，行踪遽折亭前柳。故人恩义重新人，忍抛新特思旧姻。闺中已负娉婷质，客里宁怜憔悴身。高堂爱女心难忍，当时苦恨情相隐。愧非嘉耦与郎偕，自合红颜为君尽。君归无计可留君，封君肠断写回文。他年到此不相弃，浊酒一杯浇妾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