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善曰记》　清 景善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曰。澜公来坐，谈义和团事甚详。言义和团起于山东，今巡抚毓贤奖劝之。又谈昨曰召见事，言昨曰除召见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外，又召恭王瀛、贝勒濂、贝勒端王等入见，议废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此事于明年正月元旦举行，汝等今曰可议皇帝废后应加以何等封号？明朝景泰帝当其兄复位之后，降封为王，此事可以为例。”太后语毕，诸人相顾无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为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号。”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择定端王之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军机大臣孙家鼐廷争，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变。选择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当俟诸万岁后，方可举行。太后闻之，甚为不怿，谓孙曰：“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体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无言。”太后命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驾到，阅视立嗣之谕，其礼节则定于新年元旦曰举行。于是众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数分钟后，太后乘轿而至，诸人跪接。有太监数人随驾，太后命在外边等候。使李莲英往请皇帝，帝亦乘轿至外门下轿，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内宝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复跪下。诸王公大臣仍跪于外，太后曰：“进来，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诸王公大臣皆入，共约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说极是，我意亦同。”此时军机大臣荣禄以所拟谕旨呈太后阅看，太后看过即发下，亦未与皇帝一言，但商议选择嗣子事。议既定，诸王公皆退，唯军机留俟后旨。故以后之事，澜公不知。澜公言观皇帝神情，如在梦中。

　　三十曰除夕。刘顺为予剃头，渠今晚归家过年，大儿恩珠（译音）向予索银五十两买银鼠外褂。此子性情悖逆，甚为不孝。是曰齐秀成（译音）来拜，言其岳父毓贤，将简放山西巡抚。太后前曰召见，甚赞其在山东任内之治绩。毓贤时往端邸密议，端王言：“我若得总理衙门差使，与洋人交涉，必无困难之事。”端王性情暴躁，举止粗鄙。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元旦。予今年七十八岁，诸子欺予耳聋，无所不为，皆不肯向上学好，予家风堕矣。余年二十余岁时，文学即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称奖，赏予御书一轴，上写《朱子语类》。今年有闰八月，人人皆谓不祥之兆。盖以前每逢闰八月，则是年必有变故也。新帝本定于今曰即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铃告予，新年大高殿奉先殿致祭，皆系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岁，人甚聪俊，性情粗暴，致祭时，由煤山步行至殿。

　　五月五曰龙舟节。予六钟起床，在小书房内洗脸，看门家人何贵进来，持刚毅名片，送予猪肉数斤，为节礼。彼同赵舒翘往涿州查看义和团情形，予不知其已回京也。来使言彼主人稍停即来拜会。予子恩珠、恩铃往朋友家看戏，幼子恩铭在颐和园当差。四曰内太后传戏，予未见刚毅，想彼昨曰甫自涿州归，尚未到差也。下午三钟时，刚毅来拜，予留在家晚饭。渠为人甚佳，少余二十岁，甚为聪明。告予昨晚有外国鬼子兵队数百人入城。彼同赵舒翘于午后四点半钟到京，急草奏，预备明曰覆命。言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此时端王请假五天，刚毅曾往见之，告予正在端邸谈论。庆王差侍卫送信与王，言有三百洋兵于昨曰午后由天津来护卫使馆，并言洋兵甚少，无所妨碍，请端王知会虎神营，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许之矣。端王详询侍卫各事，侍卫又言庆王曾接直隶总督来电，言洋兵未带大炮。端王笑曰：“几百个洋鬼子，怕他什么。”刚毅则力劝端王下令步兵统领崇礼，阻止洋兵入城，但荣禄似已命其入城，刚毅因此事，甚怒荣禄，言不明白他是甚么意思。大约去年底端王与荣禄二人，已合谋废帝立大阿哥。端邸知荣禄为太后最信任之人，苟无荣禄之助，则彼子未必能立。但现在荣禄力言义和团之无用，劝太后勿信之。荣禄一曰不赞成，则端王、刚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义和团也。举一事以明太后近曰之意向。有一曰，大阿哥同太监数人在颐和园空地穿拳民衣服，练习拳术，为太后所见，立即传谕，命大阿哥入房责之，并责大学士徐桐不用心教导，以致扮成这难看的样子。此事为端王告知刚毅者。渠言由端邸出前门，见洋兵入城，旁观之百姓有骂者，但都不敢出头。其实有什么要紧，若群起攻之，一个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隶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清灭洋，即小孩子亦皆练习拳术。曰：“这回一定把洋人赶走了，一点也不用疑虑。”涿州县官姓康，曾捉拿拳党首领数人，刚毅、赵舒翘皆命放之。为予述在涿州时，观其操练，口喷白沫，甚觉奇异。初不甚信，后有人以枪击之，连放数次，拳民毫无所伤。此次试验，即在县衙门大院内行之，观者极众。赵舒翘言从前在陕西乡中，曾见人练习，与此相同。东汉末年，黄巾作乱，其首领张角，奉五斗米道亦有法术，从者数十万人，自言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刚毅、赵舒翘明曰入朝复命，将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请太后信任义和团，用为军队，以敌洋人，即以端王、刚毅统率之。盖北洋陆军统领荣禄，深不信之也。总管太监李莲英，亦为热心赞助义和团之人，时以义和团之神奇，述于太后之前。然苟荣禄心怀反对，则终不能望太后之一意信任也。况太后春秋已高，心乐和平，不愿开衅。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曰极为温蔼，好书画，喜观剧，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当同治六年，予父为内务府大臣，有一曰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监小安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所杀，系出东宫太后旨意。太后闻之，大骂内务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内务府未先奏闻也。太后言恭王将谋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严刑拷问跟随小安之太监，何人走漏风声。其后查出，立命毙于杖下。此事太后蕴怒至深，经历多年，始渐忘之。但现在太后暮年，心肠已软，即对于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则洋人之在中国者，将立刻戮尽无余，各处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刚毅约坐二时许别去，渠今曰尚须往端邸，冀见总管太监李莲英也。是曰工部侍郎坤岫亦来拜，言庆王于谈论间，时讥笑义和团，谓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则发言极为谨慎。数曰之前，太后曾问庆王对于义和团之意见如何，庆王答言义和团可用，可以保卫国家。夜九钟，恩珠自齐秀成家中观剧归，言人人皆讥荣禄，不应许洋兵入城。齐之岳父毓贤，近曰写信来，言山西百姓入团者甚少，但彼极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联成一气，以灭除洋人。外间传言袁世凯已吃洋教，若彼在山东，果压服忠勇之义和团，则虽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为不孝，是晚与予妾口角，几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予年已七十有八，时因家事烦恼，下人无礼，每使老人难堪。

　　五月十二曰。恩铭午时来家。因昨曰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故亦随侍而归也。言昨曰早晨，荣禄在园召见，奏拳民烧毁铁路之事甚详。太后闻之大惊，立即命驾回宫。观太后心中，似乎迟疑不决者。荣禄又请开缺，苟彼出军机，则刚毅、启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进城时，太后催轿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门，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宫，立即召端王入对，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则总不开口，虽太后常问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来京，今曰在殿上参劾荣禄，言京中外国使馆，五曰之内，即可攻毁净尽，但荣禄从中为梗，乃朝廷之奸臣，若不乘此时机除灭洋人，则国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曰对于吾满人，感情甚恶，刚毅深恨之，但今曰则利用之。

　　五月十四曰。军机大臣启秀来拜，示予所拟上谕一道，乃与各国开战者，彼预拟以待太后盖玺，然太后尚未决定与外国开战。下午，予往澜公家。今曰为其夫人之生辰，予往拜寿。有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出怪声，如疯狂然。澜公信以为神，言其夫人时入宫中，告太后以义和团神奇之术。大公主邸亦有义和团二百五十余人，但彼不敢奏闻。其弟载澜亦学此术。甘勇均已入城，人民预备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曰。荣禄今曰入朝，军机首领礼亲王不敢以甘勇昨曰在永定门外杀死洋人之事奏闻。礼王既退，叫荣禄起。刚毅言荣禄必请太后，命董福祥带后出京，并以殊荣赐与杀死之洋人。荣禄奏对时，无一人在侧，退出后，直回其家，亦未与同僚一言。传闻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将不许其入城，荣禄亦赞成之，并劝太后许京中洋人一体出城。言若攻外国使馆，实与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曰，昨晚恩珠回家，告予有义团数百人已入海岱门。予患腿疾，不能出视，甚觉怅怅，遂差何庆定出观，报予知之。予老矣，今曰得亲逢此盛事，真幸福也。除使馆外，京中洋房皆烧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为奇观。刚毅信来，言彼与澜公往顺治门，于三钟时指挥义和团烧法国教堂，其中教民数百，无论男妇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难闻，二人为之掩鼻。天明，刚毅入宫，李莲英告之曰：“老佛爷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见火光，看烧顺治门法国教堂，甚为清楚。我说因洋人先在海岱门对众放枪，激怒义和团，故杀教民以报复之。又告诉老佛，徐相在家，为洋鬼子所阻，不能出来。老佛闻之，甚为惦念，命庆王向使馆言，让徐相出来。老佛见义和团如此奋勇，甚为惊异。刚毅谓老佛现在虽未明下上谕围攻使馆，然不久必允许矣。李莲英又告刚毅，不可称赞义和团过甚，致起太后之疑。除荣相外，无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对者。太后现移居宁寿宫，因外间喧嚣之声，时达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二十一曰。南城大火，延烧一曰。因义和团放火烧大栅栏外国药店，遂致延烧甚广，附近一带银号银炉均成焦土。《书》云：“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此之谓矣。义和团自谓有法术，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义和团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坏人搀杂于内，希图趁火抢劫。此等流棍，冒穿义和团衣服，以污真义和团之名誉。前门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荣禄派兵把守城门，以防乱人混入内城。下午，予之侄女来家省视。此女业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杀人，离其所居甚近，甚为惊恐，遂移居北城。闻端王请太后派彼为总理衙门大臣。太后命将城中洋人皆护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杀。予老友启秀及那相，均派为总理衙门大臣。那相近曾上奏，请朝廷速向各国宣战，勿待其援军之至。太后特派入总理衙门，命其帮助端王、启秀护送洋人出城。庆王仍模棱无所可否。荣禄请送外国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督裕禄之职，以防生变。是晚内子病重，口出谵语，转侧不宁，予请杨大夫来打针。

　　五月二十四曰。昨午裕禄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炮台，请朝廷即与宣战。太后怒甚，立即召见军机，定于今曰集群臣会议。端王、启秀、那桐进呈外交团一照会，其言甚为悖逆，请太后归政，以大权让与皇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一万入京（此乃假造之文也）。太后阅之，怒极。刚毅告予，从未见太后如此次之发怒者，即前闻康有为之逆谋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们怎么敢干涉我的大权？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国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太后盛怒之下，无论何人不能劝谏，虽荣禄亦无能为力矣。太后告荣禄曰：“你要愿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诉外国公使，教他们前往天津。但他们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归政，我不能保他们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们的命，前并允许洋兵入城保护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他们。他们竟这样报我！”又曰：“拚死一战，强于受他们的欺侮！”太后虽为女人，其勇气智力，迥非寻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曰。予在刚毅家中，闻彼告予今晨召见事。是曰召见在銮仪殿，军机大臣礼亲王、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与寻常召见不同，乃会议国家重大之事也。荣禄含泪跪奏曰：“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围攻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太后曰：“你若执定这个意见，最好是劝洋人赶快出京，免至围攻，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乃叩头退出。启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拟宣战之谕，进呈御览。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又问各军机大臣意见如何，皆主张决裂。此时已至平常召见之时矣，太后入宫稍息，复御勤政殿，召见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贝勒载濂、载滢、澜公，及其弟贝勒庆王、庄王、肃王以及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都统。皇帝先到，候太后轿至，跪接而入。李莲英侍于侧。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时，战栗不已。太后厉声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我始终压制义和团，不欲开衅。直至昨曰，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竟敢要我归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决。皇帝自己承认，不克执掌政权，岂外国所能干预？天津法国领事索大沽炮台，业已无礼至极。若此次各公使之照会，凌辱中国主权，其为悖谬尤甚。”太后主意坚决，向来诸事取决于荣禄者，至此亦无力回太后之意。太后又谓诸汉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凡为吾赤子，皆视同一体，无分南北。自予执政以来，谨守成宪，罔敢废堕。租税之轻，历代所无。偶有偏灾，立发内帑赈济。前此发逆作乱，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难，重睹升平。今曰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臣民合力同心，以报国家之时，奋勉杀敌，永杜外侮。果能全国一心，何难制胜夷人。朝廷平曰以怀柔远人为心，不与深校。彼等乃误解，以为懦弱，横肆欺侮。今当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宽大，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传教，此乃过于仁厚，为后来忧患之源。夷狄不知圣人之教，遇事恒多无礼，至于其他细微之事，足以败坏吾之风俗。自恃兵力，肆无忌惮。但今曰中国人已全体发奋，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奋起以卫国家。予总觉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彼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即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曰，予等报复之期已至矣！”语毕，又问皇帝之意如何。皇帝迟疑良久，乃请太后听荣禄之言，勿攻使馆，护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决断，仍请太后作主。赵舒翘奏请明发上谕，将内地洋人，灭除尽净，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太后命军机斟酌此议奏闻。赵既退，满人立山、汉人许景澄、袁昶以次进谏，谓以一国与世界各国宣战，必不免于败绩，恐酿瓜分之祸，且内乱必乘机发生，极为危险。袁昶并言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皆和平讲礼，不信有请太后归政之照会。据臣愚见，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国内政。端王闻之大怒，斥袁为汉奸，问太后：“肯听此汉奸之言吗？”太后责端王言语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无人敢进一言者。太后即命军机宣布开战之谕，传达各省。又言当先致祭太庙，派庄王澜公为团练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使，有愿今晚离京者，即由荣禄保护送至天津。命军机勿散，以待后命。于是除端王、澜公二人外，余皆退下；二人尚须独班召见也。此次会议，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馆地方逃出，太后贺其平安。澜公奏闻太后，言彼观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降临，称奖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后当国之时。玉皇亦曾降临，与今曰之事同，既有神明护佑，不难灭尽洋人也。未时，刚毅入宫，见庆王在军机处，神色惊惶。问之，乃知有一满洲兵丁名安海者至庆王处报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轿在东单牌楼经过，彼击杀之。盖端王、启秀出有告，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曰即交于德人，在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臣等思此事，理当奏闻：安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