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进退志 宋 李纲
    ●卷一
    靖康元年秋，余罢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以言者，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云安。二年春，行次长沙，蒙恩复旧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时金寇再犯阙，都城围闭，道路阻绝久之。闻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启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帅府檄，方审都城破，二圣播迁，号恸几绝。次太平州，睹今上登宝位赦书，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等所据，囚帅臣宇文粹中，杀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胜数，劫掠官府、士民，财物为之一空。虽受发运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杀戮恣横如故。余遣使臣，赍文檄谕之，令听禀节制勤王，乃肯释甲，然犹桀傲，不以时登舟，擅驱不当行士卒，欲乘间遁去。次金陵，因与转运判官、权安抚使李弥逊谋，尽诛其首恶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余人，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因奉表诣行在，贺登极，且辞领开封府事之命，上书谕时事，并具奏：金陵东南形胜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择帅以镇抚之。次宝应，闻已降麻，告廷除正议大大、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加食邑实封。荷上特达之知，感极而继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浅涸，舍舟陆行。是时，四方勤王之师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于泗，奏取指挥，独取数百人防护以往。次虹县，始被受尚书省札子，有旨趣召，盖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来，遣使赍赐御书并降诏，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札报新除，有召旨也。因奉表札以辞恩命。次会亭，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赐茶、药各一银合。奉表以谢。次谷熟，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台印。开视之，乃论余不当为相章疏，其大意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以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余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罢之，以为中太一宫使兼讲筵官，置之闲地。前后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进也。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而外廷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益以感惧。或劝余不若遂留，余曰：“国家艰危至此，极矣！岂臣子事形迹，避嫌疑日，爱惜之时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陈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会复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命中书侍郎黄潜善押宴，尚书右丞吕好问、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同与，即具奏辞免。次金果园，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傅上旨，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往迓卿，书中有“学穷天人，忠贯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之语，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执政南都门外，告以已具辞免御筵。乃归馆所，时以城北钤辖司为府第。少顷，上遣使趣见，进对于内殿。见上叙致，不觉涕泗之横流，上亦感动，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而朝廷不悟，一切堕其计中。既登城矣，犹假和议已定之说，以款四方勤王之师。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舆、服御、历代所传宝器、下至百工技艺，无不毕取，然后劫迁二圣、东宫后妃、嫔御、亲王、宗室，凡系于属籍者，悉驱以行。遣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莫有死节者。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赖天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坠绪、继绝统，此非人力，乃天授也。兴衰拨乱，持危扶颠，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抚万邦，以还二圣，皆责在陛下与宰相。宜得有大过人之材者，相与图治，以成中兴。而考爰之际，首及微臣，自视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达知遇之意。伏望圣慈，迫寝成命，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宣力为多，特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国，而国家有祸故如此。朕常进言于渊圣，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托于士民之上，赖卿左右扶持以济艰难，此志已定，卿其勿辞。”余顿首泣谢，且道董耘所传圣语，荷知如此，虽糜捐不足以报德。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固宜为其所恶。然岐之论臣，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且为赵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为相，则自古卖国以与人者，皆为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断自渊衷，而岐之论如此。如臣迂疏，自知不足以当重任，但愿一望清光，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上笑曰：“岐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无辞而退，此不足恤。”佘奏曰：“陛下天纵睿圣，固不难察此，然臣材力绵薄，实不足以胜任。”因出札子，再拜力辞。上慰谕久之，遗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执政聚于都堂，即上马归，日已暮矣。时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对于内殿。同执政奏事讫，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举。相非其人，则朝廷乱而天下之事废。方承平无事之时，犹当考论其相，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譬如负重致远，力只足以胜百斤，而使之荷千钧之重，则必颠踣于道路矣。以今日国势观之，外则强敌陵侮，二圣在其掌握。内则兵力单弱，盗贼窃发，破州县者不可胜数。朝廷之上，僭伪之臣，方且保崇信任，与闻国政。州县官吏，顾望进退，视朝廷号令，如罔闻知。当此之时，虽圣贤驰骛，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疏，独任其责，虽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难也。伏望圣慈，博选天下之有材智者为相，仰佐陛下，共济艰难。而臣忧患余生，得以退藏于深渺，不胜幸甚！”上曰：“卿素以忠义自许，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闲？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其无辞。”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颠，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语齐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方靖康之初，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而金人退师之后，渐谓无事，不能分别邪正，进君子退小人，而贤否混淆，是非杂揉，且和且战，初无定议。至其晚节，专用奸佞，而黜忠良，虏骑再来，遂有宗社不守之变。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自度不足以任责，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谗谮，窜逐远方，必欲杀之而后已。赖渊圣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复召用。然已无及矣。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初无左右先容之助，徒采虚声，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臣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有不初，鲜克有终，如臣孤立寡与，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志毕虑，图报涓埃，虽死无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说，皆中一时之病，类多施行，后世美之。臣常慕其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愿赐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圣意者，愿赐折难，臣得以尽其说。”上可之，余因出札子奏陈。其一，曰议国是。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其三，曰议赦令。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身处宫禁，南面以朝，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为三公、真王，参与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万世。其五，曰议伪命。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鲜伏节死义之士，而奉贼旨、受伪官、屈膝于其廷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仿之，以励士风。其六，曰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其七，曰议守。大略谓：贼情狡猾，势须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其八，曰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其九，曰议久任。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审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其十，曰议修德。大略谓：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每札读讫，又敷陈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详观，有当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札，余皆留中。次日，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进呈议国是札子。上曰：“今日之策，正当如此，可付中书省遵守。”次进呈议巡幸札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备车驾还阙，款谒宗庙。诏永兴军、襄阳府、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次进呈议赦令札子，佥谓艺祖登位，曾赦恶逆，今已行难追。有旨，选人惟有职者循资，谪降罪废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复。次进呈议战、议守札子，有旨，令讨论修举军政，措置控御，条件以间。奏事讫，执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已蒙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处分。”上曰：“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无可疑者，天下皆谓邦昌处虏中岁余，厚结虏酋，得其欢心，故破都城，迁二圣东宫，尽取亲王、宗室以行，邦昌盖与其谋，此固不可知。然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几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奉使虏中。方国家祸难之时，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虏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当之，正位号、处宫禁者，月有余日。虏骑既退，四方勤王之师集，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赵野翁、彦国等，皆赍空名告身数百道以行。迨彦国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师日进，邦昌知天下之不与也，不得已，乃请元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若都城之人，则谓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银而德之。若元帅府，则谓邦昌不待征讨，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则谓邦昌建号易姓，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愤嫉之。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贼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其罪为何如？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只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于盆子，不得已以身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为三公、真王，参与国政，此何理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不为无功，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无邦昌，则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为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盗，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而其仆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迫于众议，不得已而归所有，乃欲遂以为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于札子中论之详矣。方国家艰危，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岂敢复言。”上许之，乃令小黄门宣令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而潜善主之甚力，大概不出前所陈。诘难数四，乃屈服，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余曰：“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潜善不能对。上顾吕好问，曰：“卿在城中，知其详，谓当如何？”好问对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Г行，后以为悔，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余曰：“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且援朱Г以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Г盖未反也，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恐资以为变，请挟以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今邦昌已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上颇感动，而汪伯彦亦曰：“李纲气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处置？”余曰：“邦昌之罪，理当诛夷，陛下以其尝自归，贷其死而远窜之，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札子，来日将上取旨。”余拜谢，既退，窃思若邦昌之事，顺逆晓然，而犹费力如此，其他岂可不忧。是夕，札子果降出。翌日，同执政进呈，潜善犹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进呈议伪命札子，上曰：“国家颠覆，士大夫不闻死节，往往因以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者王，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敦尚名节，故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余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必得其实。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传道意旨，往返数四，京师人谓之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结保，不得容隐。以衣袂联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后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伪命，皆为执政。此四人者，当为罪首。”上以询吕好问，而好问以为有之。得旨，皆散官、广南远恶州军安置。余以次谪降。内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陈冲等，以赃滥系御史台，候结案日取旨。李若水赠官外，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又进呈颜岐待罪章疏，执政赞上，欲令依旧供职。有旨，令除待制与宫观。执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谢，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纵，岂能决断如此，天下不胜幸甚！臣虽愚陋，敢不黾勉自力，以图报称。”因为上言，今日国势，比之创业为尤难，盖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犹或易为。今日当国势委靡不振之时，夷狄、盗贼凭陵扰攘之后，士风偷惰、人情畏怯、府库空虚、郡县残破，百度废弛，而欲夺厉整顿，以成中兴之功，正犹大厦之倾，持颠扶危，须一一修葺，而材料鲜少，此所以为尤难也。正赖陛下刚健不息，以至诚侧怛之意加之，不为群议之所动摇。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缓者徐图之。信任而责成功，臣乃得以竭尽思虑，以裨补万一。臣窃观自古创业、中兴之主，莫如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故能决大事，成大功，戡定祸乱，身致太平。臣常取其行事大节，编为一书，便于观览，欲缮写进呈，以备乙夜之观。应今日之变，诚以数君为法，中兴之功亦不难致。”上可之，因论高祖、光武、太宗数事，合于今日者，上皆以为然。复奏上曰：“人主莫大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达四聪而天下治。今艰难之际，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闻。而士民之愿效其智虑尤多，陛下即大位已逾月，而简鼓院犹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者。”上曰：“屡诏执政，犹未措置，卿可便与施行。”余退，因批旨，置登闻鼓院于行在便门之外，差官吏权摄。又请置看详官两员，于侍从职事官中选用。应士民上封事、陈献利害，候降出，并付看详官签拟。可施行者，将上取旨。又于省门置司，以受词诉、公状。至是，已三具表札辞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乃诣阁门受告，有旨兼充御营使。以覃恩，告廷转正奉大夫，加食邑，实封，时六月六日也。
    ●卷二
    是日，同执政对于内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国势而视靖康间，其不逮远矣，然而有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而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革靖康之风，而中兴可图。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规模之大略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东两路。夫河北、河东者，国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弃置两路，不复料理，而欲自安于东南，譬犹外有寇盗，不为之藩篱，而欲安于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河东，虽为金人残破，而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其余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为帅，怀以折彦质遁去，卫以朝廷遣使交割，浚以无城郭之故。其余中山、河间、庆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沼、磁、相、信安、广信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在州郡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结山寨以为固，皆推豪杰以为头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为金人所迫，粮尽力困，坐受其毙。强壮而狡狯者从贼，其次者为盗，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于敌，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且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复可待借兵于他国哉？驱之以扰中原而将之以酋首，中国之兵，亦将望风奔溃，未易御也。臣愚以谓，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谕陛下德意，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者，措置经营，结连其豪杰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复州县。朝廷应副钱粮、告敕，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复一郡，随其高下，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特绝其从贼之心，又可资其力以御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此最今日之先务也。”佥议亦颇以为然，上曰：“谁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傥采用臣策，臣当询访其人，续具闻奏。”既退，询于士大夫间，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傅亮可以经制河东，而余亦颇闻其为人。张所者，山东人，以进士擢第，有材气谋略，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阙，欲割弃河北，既遣使矣，虏骑薄城，京师围闭。所在围城中，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渊圣许之。蜡书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犹有一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应募者凡十七万人，故所之声满河北。部勒既定，会都城破，谋弗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见上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合措置事件以闻。朝廷欲以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留之，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是时，余尚未至行在也。故众谓招抚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尝论潜善之故，颇难之。事既迫，他无可使者，不得已一日过潜善阁子中，相与款语曰：“吾辈蒙上委任，以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责，而四方士大夫号召未有来者。前日，议置河北招抚司，搜访殊无人可以承当，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追，不得已，势须收试用之。如用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似无嫌。第未知于公意何如？倘能先国事，后私怨，为古人之所难，不亦美乎？”潜善欣然许诺，乃荐之于上，且道潜善意。上悦，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龙图阁，充河北招抚使。是时，所已赴谪所，遣使臣赍子召之，二十余日而后至。上召对，摹画称旨，锡五品服，内府赐缗钱百万，以备募兵半年钱粮，给空名告千余道，以京畿兵千人为卫，将佐、官属，听自辟置，一切许以便宜从事。有朝请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众数万保西山，屡胜金贼，闻上登极，自山寨间道来献其所谋，正与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详，有旨，除直秘阁、招抚司参谋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余日而后行。傅亮者，陕西人，以边功得官，谙练兵事。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请以亲王为元帅，治兵于河朔。渊圣不喜，令押出门。其冬，复有荐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陕右、京西勤王兵三万人首至城下，屡立功，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斩斩整一，无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诣行在，召对，除通直郎、直秘阁。而亮之为人，气劲直，议论不能屈折，执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两经残破，无城壁，亮上疏自陈曰：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执政摘其语，以为悖傲不逊，降通判河阳府，亮愤懑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来，与语连日，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欲且试之，乃荐于上，以为河东经制副使，而以观察使王燮为使。燮，亦陕西人，累立边功，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谕亮前疏中语，余广上意而奏曰：人臣论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动人主。激切，则近谤讪。故昔之听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于谤讪，何所逃罪？至于有所激而云，则必恕之以来谠言。如周昌之对高祖，刘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难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归京师耳，非有他故，愿圣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难得，而将帅之材为尤难，如亮者，今未见其比，异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气劲言直，乃关陕气俗之常，不足深责。上乃许如所请，并召对，赐燮袍带，赐亮五品服，与兵万人，告敕、银绢与川纲之在陕西者，诏京西、陕西漕臣应副粮草，余如张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余既建议以料理河北、河东为所当先者，适后宫降诞皇子，率执政入贺。余奏上曰：“皇子降诞，考之祖宗故事，当肆赦。陛下登宝位赦已旷荡，独遗河北、河东而不及勤王之师，天下尚觖望。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劳矣，病疾死亡者不可胜数，恩恤不及，后日复有急难，何以使人？愿因今赦，该载德意。”上嘉纳，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详。又请降诏，褒慰两路守臣、将佐、军民，谕以朝廷措置，救援不弃之意。守臣各转两官进职，余具职位、姓名以闻。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显著者，并除本处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依方镇法。又诏两路军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虑擅杀官吏。又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又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遣使赍送两路州郡。又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东路、陕西路漕司，广籴应副两路。又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椿管，川纲、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椿管，以待两路支。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蜡书日至。间有破贼捷报，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应招抚经制司募者甚众。又择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阳抵滨沧，凡六处，各有地分，以为斥堠。而潜善建议，令马忠将所部兵，会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万人，捣虚入界，虑必释诸郡之围以自救。余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扌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马忠者，在靖康初虽尝宣力，其后官崇志满，自爱惜，不肯决战，屡败衄，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与张所协力，先复浚、卫、怀三州，士气既振，乘势鼓行而北，则诸郡之围必解，而真、定可复，河北可以得无事矣。事固有因事而制宜者，此也。”是时，金人留兵三州，只数千人，余皆驱虏吾民，剃剪用之。张所遣间与之结连，多愿为内应者，以官军、民兵相表里而图之，功可指日面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潜善坚执其议，上可之，余不欲力争，乃以忠为河北经制使，而以张换副之。换者，陕西人，质朴有谋而善战，其材远胜于忠。既使副忠，又令与张所相应援，而换亦以余之策为然。进呈谏官邓肃论伪命臣僚札子，多已行遣，而肃曾在围城中知之为尤详，有未及者数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类，令留守询访姓名以闻。其言颇及吕好问，好问者，申公夷简曾孙，以元党籍，久困州县，士大夫颇推其恬于仕进。靖康初，余荐于渊圣，以为谏官。其后为侍从，邦昌僭逆，以为执政。而好问尝以蜡书至元帅府，故上即位，首擢为右丞。肃论之颇恕，而侍御史王宾亦上疏，极言好问在围城中，方渊圣拘于虏，言宜以蜡书至元帅府，督进师，而反劝进，为怀贰而挟奸，无大臣节。况尝污伪命，不可以立新朝。好问惭，求去甚力，乃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又进呈肃论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误渊圣，罪天下共知，朕尝欲手剑击之，夫复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岭南，而其子延禧落龙图阁学士，令随侍。又进呈王宾论范讷、赵野、乏襄总师逗留不进，而纵其下暴掠甚于寇盗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宾论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论京西、湖北为金人盗贼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贼末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谓宜褒黜，以明功罪。如赵子崧之守陈，赵子栎之守汝，阎孝忠之守蔡，黄叔敖之守襄阳，李彦卿之守汉阳、鄂ヘ，赵令裨之应援黄州，县令陈规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赏。有旨，转两官，或与职名。而以令裨知黄州，规知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陆德先之弃随州，邓雍之弃荆南，舒舜举之弃郢州，赵纵之弃复州，皆宜黜罚。有旨，降两官，落职，有类此者，言事官条具以闻。又论折彦质为宣抚副使，而逃亡入川峡。钱盖为陕西置制使，而逃至湖北。许高、许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惩戒，则后孰肯以死任责者。有旨，彦质散官安置，高、亢编管岭南，盖落职，降官分司。会南康军奏，高、亢寓其境，欲谋变，守ヘ以便宜诛之而待罪。众谓擅杀，为非是。余曰：“渊圣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将甚众，贼将至而先走，以铁骑五百，自颍昌挈家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ヘ敢诛之，必健吏也。使后日受命捍贼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当赏。”上亦以余言为然，乃命各转一官。是时，范讷、王襄罢，而开封府与留守阙官。余荐宗泽于上，以为留守非泽不可。泽，浙东人，自为小官，即卓荦有气节，敢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靖康间，知磁州。上以康邸持节使虏中时，金人已再犯河北，泽力挽留，以为不可行。其后有元帅之命，遂即大位，泽之功为多。同列忌之，谮毁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阳府。余到行在，泽适至，与语，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荐之。上笑曰：“泽在磁，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镇抚之，不独外寇为患，亦有内变可虞。使泽当职，必有可观。”上许之，乃除延康殿学士、知开封府，兼留守。泽至京师，果能弹压抚循，军民畏爱，修治城池、楼橹，不劳而办，屡出师以挫贼锋，虽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处仁死，余荐杜充代之，而以刘锡代充守沧州。又颇易置诸路帅臣、监司，及京东西守臣，然常患帅材之难得也。一日，上批出，迁汪伯彦知枢密院事，而除张悫同知。悫，是时方自河北都转运使除户部尚书，初至行在。余因对，奏上曰：“悫以财利强干称，以为户部尚书，乃其任也。今才供职，遽除执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户部财计赖悫措置，乞少缓之，候悫措置财计稍就绪日除擢，未为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与至执政，臣当闻，敢以为请。”上乃止，令迁伯彦，而以潜善迁门下侍郎兼中书。后二十余日，竟除悫，盖潜善主之也。余因对，复奏曰：“臣前欲少缓张悫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户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悫，乞且以户部事委之。”乃命悫兼总领户部财用。上又令以许景衡为中丞，王宾除谏议大夫。时景衡以给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为中丞，诚得其入，然故事，中丞无自外除者。王宾迁，则台中无长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处分。”上许之。是时，除侍从卿监郎官馆职，以补班列之阙。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围城中者，多求东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诏以戒谕之，其后许翰至，余荐之于上，谓翰外柔内刚，学行纯美，谋议明决，宜在左右，参与大政。上亦喜其论事，乃以为尚书右丞，然翰之来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闭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两京乏粮，米价腾踊。朝廷责降都水使者陈求道荣嶷皆为散官，依旧领监事。又命提举京城所陈良弼同其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乃令三分留一于行在，每纲到，即间拨入。京师粮始足，米价始平。又择使臣八员为沿汴巡简，每两员将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认地分，至西水门，分布防察，乃免滥决之患。又于两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置巡简，商贾始通，人情始渐复旧。命进奏院邸吏分两番赴行在，增给食钱，朝廷差除，镂板传报外路，增置马递铺，添给钱粮，命令始通州郡。命纲运入京者，还载诸部公案、图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盖行在草创，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类此也。
    ●卷三
    一日，同执政奏事内殿，余留身，进呈三札子：一日募兵，二日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余奏上曰：“国家以兵为重，方熙、丰盛时，内外禁旅合九十五万人。至崇、观间，而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阅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间，金贼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师集于都城侧者，三十余万人。其间多系召募民兵，倘择正兵之可用者，留十余万，分屯要害州郡，运粮给之，以为后图，亦足以壮声势而备缓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东、河北之兵在元帅府者，又皆援例以归。遂使行在禁旅单弱，虽旋搜裒，其势不多，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复追，而东南之人其性轻剽，不可使之远战，耐劳苦，习战阵。惟西北之人可使。为今日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时，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乘此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夫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不修，骑兵鲜少，乃以步军当其驰突，宜乎溃散。盖祖宗朝养马于监牧，孳生蕃盛，所在云布，故军旅之用足。至崇、观间，监牧废而为给地牧马，有其名而无其实，既无孳生，马益消耗。其后燕山陷没，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胜数。金人初犯阙，河北、京畿之马为之一空。其后破都城，旨下令括马，而京师之马入于贼者万有余匹。今行在骑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马既无，独陕西、京东西诸路，尚有私马。宜降指挥，立格尺，以善价买之，可以济一时之乏。民间养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无马可养，取之既不厉民。而旬月间，马遂可集。朝廷讨论监牧之制，修复马政，命四川茶马司益市马，责效在年岁之外，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国家新罹寇难，京师帑藏，悉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调发勤王之师，财用为之一空。今又募兵、买马、招捉盗贼、措置边事、应副残破州县，振举百度，以图中兴，非常赋之所能供办。又不可横赋暴敛，科取于民。如免夫钱，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余之家，可行劝诱，使斥其赢余以佐国用，而以官告、度牒之类偿之，使朝廷军马精强，措置边事就绪，盗贼衰息，彼乃得保其财产。不然，虽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财产哉？宜命州县委曲，喻以德意，必有乐输从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然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全藉州县官吏体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骚扰者，重置于法。奉行有叙，不扰而办者，量加旌赏。令诸路监司保明按察以闻。则三者，可以指日而办。”上皆以为然，命以子付中书省条具取旨。乃与黄潜善商议，于陕西、河北募兵各三万人，于京东、西募兵各二万人，合为十万。许召募白身，于诸色厢军中拣选，招收溃散兵卒，改刺，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武、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静边，凡十军，每号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给，依上禁军法，量增分数，余给半。许用诸路阙额禁军钱、常平司钱，不足，即自朝廷应副。每募及一军，就本路选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将官，部队将押赴行在。内京东、西，委两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抚司，陕西委经制司，而以钱盖依旧为陕西经制使。初，盖在靖康间，尝建议河外湟、鄯之地于朝廷无毫发利，而岁费不赀，为中国患。不若求青唐之后而立之，使抚有其旧部，以为藩臣。朝廷省费，而新边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内，以备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为国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为使，赍告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议买马，分为三等，格尺价直，除命官、将校见养马不许括买外，余并籍记，赴官拣选，及格尺、中披带者，即时给还价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员，管押赴行在。隐寄妄冒，有马不籍，及无马而抑勒令置买者，并科违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总之。又议募民出财，宜降诏晓谕，俾州县劝诱，有能出财助国者，籍记姓名、多寡，申朝廷给降度牒偿之。入财多者，取旨推恩，应劝诱到钱物，并别项椿管，听候朝廷指挥，专充募兵、买马、缘边事支用。若有敢科配骚扰者，命官窜责，吏人决配，委监司按察。凡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奉行有叙，保明推赏，中书条具进呈，有旨从之。又议措置控御、修举军政，余谓唐之方镇，当时实赖其力以定患难，第措置失宜，而其后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权，一切委以文吏。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盗贼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势，减上供钱谷，使之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观察、团练、防御。今既以为阶官，不可复改，宜于沿河、河淮、沿江诸路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使带总管、钤辖、都监，以寓方镇之法，许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属、将佐，以治兵。不数年间，必有可观。昔马燧之镇太原也，承鲍防之后，兵力衰单，燧募厮役，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居一年，辟广场，集兵三万，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镇泽潞也，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旅雕元刂，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比偶习射，岁终大较，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成卒一万，遂雄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此方镇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宽其衔勒以责成功，而诛赏废置之柄，悉在朝廷，使无不掉之患。则今日控御之策，宜无大于此者。至于军政，当法古揆今而更张之。古者，自伍、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为师，又积而至于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于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而臂使指，无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御敌而成功也。国朝之制，惟以五十人为一队，五百人为一指挥，而有故出师始命将佐，取具临时兵将，初不相识，而欲其临患难而用命指挥如意，盖亦难矣。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间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足以相服，驱之行阵，益多益。治此，韩信多多益办之术也。夫用兵，以赏罚为劝沮，而自崇观以来，有功者赏逾期，败衄者罚不及，用命死敌者，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无赠恤，遇敌奔溃者，以转山迷道为辞，而反招收。赏罚如此，岂复有军政哉？宜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而将之败衄、卒之逃溃者，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将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赠恤之。庶几士气犹可作也。且祖宗严禁军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犯阶级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离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失主将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若此之类，皆宜申明约束，增重法制。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当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之类，宜命将帅保明，全军推赏。余又具札子，于上前论之甚详。佥谓帅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措置军政，当先施行于御营司。及招置新军，乃命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帅府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要郡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皆以武臣为之副。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许以便宜行军马事。辟置寮属，依帅卧法。屯兵聚粮，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正官。愿行者，听转运使、副一员，随军一员，留本路。而提刑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则量敌多寡，出兵会合，以相应援。本路帅臣，当职官措置兵马先就绪者，当优议施赏之。命招置新军及御管司兵，并依新法团结，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三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置籍以受功状。三日不简举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行军法，许人告。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敕榜通衢。将士观者，皆奋厉。余又具札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盗贼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金人盗贼所至，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御敌之具不备使然。宜诏诸路州郡以渐修葺城池，缮治器械，朝廷量行应副。有能葺治备具者，当旌赏一二，以劝之。”有旨依奏，应州县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给降祠部应副。又奏金人专以突骑取胜，而中国骑少步多，固宜多致溃散。夫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战，多以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刚车自环而依以为固也。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制为战车，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制冲冒也。后世徒见房尝以车战败，遂不复用，殊不知制御突骑，非车不可，顾所以用之如何耳？但当以革冒之，以备火攻。故古之兵车，谓之革车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制车简易轻捷，数人可推，运行、进退、旋转、曲折皆如人意，每车用卒二十五人，行则为行阵，止则为营垒。平原可以驰逐，险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铁骑不得以奔冲，其制甚精。凡造数百两，教阅月余，士卒皆习熟。会臣罢，不果用。今宜颁其制于京东西，俱制造而教阅之，其详具子中，因绘图进呈。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诸将皆以为可用，乃颁降两路，委提刑司总领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设之险，帝王所恃以守其国者也。然须措置控扼，以人绩加之，乃为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复措置，虽大河奔湍，虏骑潜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中，范仲淹请于河阳上流置战舰、水军，习水战以备契丹之深入，当时不从其议。至于靖康间，金人渡河如入无人之境，盖无水军战舰以击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临江表，周瑜以舟师破之赤壁，而操终身不敢窥吴。由是观之，使有水军、战舰因其济而击之，得一胜则敌人破胆矣。且虏人便于骑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长，攻彼所短，其胜万全。但有其备，使彼不敢轻济，为利已博，况胜之哉？为今日计，莫若于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战舰，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军，凡习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记其姓名，平居许其自便，有故则纠习而用之。逐时教阅，量行给赏，不年岁问，皆为精兵，则所以固吾圉者，莫要于此，其详亦具子中。有旨如所请，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赍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余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又奏上，既于河北、陕西、京东西四路募兵，而军器、衲袄、旗帜之类，经靖康之变，类多散失，内库甲胄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胜，乞降指挥条具军器、衲袄阙数，下诸路转运司制造，于行在置司，取内库甲改为大小三等之制，及图画式样、制造旗帜之属，上皆可之。又询访陕西、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余人，乞召审察，以备将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余日，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余奏上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渊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使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朝迎暮请，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为然。命余草表，并致书二虏酋，及以周望、傅{万}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赍表及书以往。又奏上曰：“陛下当艰难之时，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统。宜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养海内之深，金贼不道，屠戮生灵之酷，社稷艰危之急，二圣播迁之痛，今日所以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保守以致中兴者，凡所告谕，必尽诚意，明白言之，无有隐讳。使读而闻之者，虽武夫悍卒，知所激励。然后按其所言，次第行之，无为虚文，务施实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转危为安有不难也。昔陆贽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不可以常理谕。”又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正今日之谓。”上乃命余撰拟诏文进呈颁降，又具札子，以谓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广，内自朝廷，外至州县、监司，宜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条具，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复开封府旧制，减学官员额，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复幕职曹官旧制，非万户县，不置丞，罢吏员三分之一。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不得过朝请大夫。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应前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侍御以上，并罢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有旨从之。是时，四方溃兵为盗，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余谓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券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而其头领，皆命以官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于是，无叛去者。独淮南剧贼杜用、山东李昱、丁顺、杨进，皆拥众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皆有溃兵数千人作过。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乘间窃发，扰吾郡县，其势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上以为然，乃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阳，扰京西、湖北。余建议，遣范琼讨之。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执孝忠，招安其余以赴行在。一日，与执政奏事便殿，上出绢背心一，宣谕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赍来，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余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道君远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尽驽钝，措置边事，以副陛下圣孝思慕之意。”执政退，余留身论及靖康问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之所惑，故卒误大事。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不然，虽衡石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上以为然。余因论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禅，一也。渊圣固守，二也。使其后更得一策，中国可以无事，而和与战两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方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譬犹医者治病，证候既明而不投药，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机会，尤不可失，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以应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其势不同，条目甚多，臣请论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国虚实，亦无必犯京阙之意，特中国失备，无兵以御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来，两路并进，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贼至城下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来，贼已围城，始以蜡书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贼寨于西北隅，而行营司出兵屯子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问络绎不绝，勤王之兵既集，贼遂敛兵不敢复出。其后再来，朝廷自决水以淹浸京城西北，弥漫数十里，而东南不屯兵，使贼反得以据之，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进，此其不同者三也。渊圣即位之初，将士奋励用命，其后赏罚失当，人心稍解体，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围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号令严肃，昼夜抚循，未尝少休，闻其后无任其责者，贼至，造桥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数人登城，将士遂溃，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大半。盖朝廷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势不同而祸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与金人约和、用兵次第札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兵章疏进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谕曰：宣抚司官属靖康间迫逐非辜，可并与差遣。乃条具进呈。有旨，曾任郎官、监司人与知州军差遣，曾任馆职以上人与通判差遣，余并升一等，选人与优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乃纳札子，劝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与执政同进呈臣僚论宋齐愈事，初，齐愈为右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除谏议大夫。至是，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按据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伪楚之议，震怒，命付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众颇为之救解，上曰：“齐愈奸恶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众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断，仍榜其罪于通衢。又进呈御史台鞫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己。上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测，众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鞫治承华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退归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宁殿，李氏尝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之妇入禁中，乃留其亲随人，而易以陈氏归府第。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窃位号，此乃细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状。余奏曰：“人臣不能仗节死义，而不顾君父，一至于此，虽犬彘有所不若。盖天下所同愤嫉，姑俟边事就绪，徐议再行遣，末为晚也。”因纳札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又请于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置制置使，使以远近相应援。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进呈取旨。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而余事以余罢政皆不果行。
    ●卷四
    初，余尝从容奏上曰：“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罚，皆渐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余再拜，赞上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因言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将兵，披甲胄，冒矢石，于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车驾不去中原，则将士思奋，人百其勇，盗贼不敢觊觎，两河易为经略。虽少劳苦，而后享安逸。倘偷取一时目前之安，如后患何？中外未知陛下圣意，乞降诏以告渝之。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榜之两京，读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太后，津遣六宫。以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为提举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苟统兵扈卫，余令有司排办。后半月，上忽降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余留之，因具札子，极论不可。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晋元帝是也。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而中兴之上，拨乱定功，以兵马为先。一失西北，则二者无自得之形格势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华倘或南幸，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吾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反以遗贼。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阙，有不可得，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关中可召将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粮饷，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暂议驻跸，自冬徂春，两河措画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上乃取还巡幸东南手诏，令与执政商议。翌日，再具札子，援楚汉荥阳、成皋间，曹操、袁绍官渡事，论天下形势甚详。又与执政议于上前，余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愿断自渊衷，以定大计。”上乃许幸南阳，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委以修治城池、缮葺宫室官府，朝廷降盐钞钱帛，委转运使范之才等储峙粮草。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由襄江通漕，命四川变转轻货，陆路自陕西，江路自归峡以入南阳。以黄潜厚为提举一行事务，以郎官陈衮、李俦干办角递，以发运使李为随行转运使，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而潜善、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其议颇传于外，客或谓余曰：“士论汹汹，咸谓密有建议者，东幸已决，南阳聊复尔耳，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余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当以去就争之。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然，吾可贪冒宠禄为保身计，虚受天下之责哉？”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挥。如批买马，只令每州买马百匹。余奏上曰：“元降买马指挥，不立额数，只令有马及格尺者，依等第给价买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无马去处，必须科配，却反成骚扰。”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军，有害军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挥，许改刺者，只谓溃散兵卒、无营房可归者，即非以见在营房兵卒许之改刺。”因以中书元批旨进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经渊圣责降宫观，今又责之，为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围城中，渊圣委令提举京城南壁，实守陈州门一带。金人造桥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责降宫观。其后，竟自所造桥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后，渊圣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为轻典，倘犹以为重，何以戒失守，使后来者任责。”潜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彦国、吴骚扰东南，并落职与宫观，令学土院降诏慰抚。初，余未至行在，彦国已除知江宁府，委令修城及缮治宫室，朝廷给盐钞十万贯，彦国具札子，以为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观间，赐臣僚一第，费百万。今委彦国以修城，又新经兵火之余，令其治宫室，只给钱十万贯，诚为太寡。”有旨，拨两浙淮南盐钞四十万贯付之，为五十万。且降指挥，令其因陋就简，不事华壮。上一日忽宣谕，彦国修城等骚扰。余奏上曰：“创修宫室，一新城池，鸠工聚材，计置砖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势不得无扰。莫若明降指挥，令其掇移诸州神霄宫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拆旧修盖，城壁亦因旧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则费用省，而骚扰之患自息。”乃命尚书省札下，既而复批出，责降且命降沼。盖潜善以彦国于余为姻家，故密启之，以为谮诉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适同日得江宁府奏状，彦国已死。又吴无职名，可落。佥谓宫观大优，将上取旨。上曰：“彦国已死，不须行遣。”乃令放罢吴，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诏慰抚东南。如此之类，批出者颇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从容论治体，及有所规谏，虽苦言逆耳，上皆嘉纳。至是，奏陈当世急务，拟进指挥，多不降出。余因知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对内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误蒙圣慈，使待罪宰相，当国家艰难之时，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黾勉，虽久患┲疾，亦不敢在假将理，思竭驽钝以报称知遇之万一。近日屡烦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据辩明，幸蒙圣察。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顾臣孤拙寡与，独荷陛下特达之知，忌娟者多，恐必阴有谮诉而离间臣者。书言时则勿有间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参之为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札子，极论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间渊圣听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渊圣之心，移易是非，变乱白黑，卒谮罢徐处仁、吴敏而夺之相，其后遂致祸。故方陛下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振起中兴之功，诚不愿蹈覆车之辙也。夫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愿致察于此。上慰谕曰：“无此，但朕思虑偶及之耳。其余章疏见省览，非晚降出。”余拜谢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迂余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食邑实封，而除潜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命两相，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余以去就争之，遂定进退。虽知堕潜善策中，盖势不得不然也。初，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内结陷虏兵民，复怀、卫、浚三州，解邢、、磁、相、中山之围，以图收复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师，招集将佐，措置钱粮，而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盖张悫久为河北都运，与益谦善，悫以余尝沮其执政，故附潜善、伯彦，相与谋，使益谦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而言不当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京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钤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尚书省既札下矣，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凡千余言，痛诋招抚司，令北京行下州县出榜。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余始见之。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指挥同将上进呈，与伯彦、悫争于上前。余奏曰：“张益谦所奏，皆细故，情涉观望，尚书省已得旨行下，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以细故而害大计，沮抑张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张所以招抚，因兵民、盗贼之力以捍强敌而复故地。今措置甫就绪，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县、将士，知朝廷议论不同，安肯协力。弃事功于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于张所，欲其成邪？欲其败邪？欲其成，则不当沮抑之如此。欲其败，则不若罢去之。无使挟私害公，而不为国家虑也。沮抑一张所，有何所难，致误国家之大计，使河北兵民尽为金人之所得，河北州县尽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将谁任其责。靖康间，惟朝廷议论不同，无以公灭私之意，遂及祸，故今岂可复蹈覆车之辙耶？”伯彦、悫无以对，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上乃令枢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挥施行。既不得逞，即为傅亮之事。初，王燮、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即具画一申朝廷，以谓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至与陕西连接如河中府、解州亦为所据，与陕府相对，以河为界。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皆乌合之众，其间多招安盗贼及溃散之兵，未经训练拊循，难以取胜。乞于陕府置司训练措置，召募陕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间不出者，及将家子弟，不旬月间，可得二万人。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贯总兵，赏罚不明，皆藏于民间不出，每应点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燮、亮欲厚资给以募之，皆一可以当百也。与正兵相为表里，其胜可必。且一面结连河东山寨豪杰，度州县可复，即复之。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以收复河阳、河中、解州沿河一带，据险以扼其冲，渐议深入，以复泽、潞、太原，愿当方面之寄。有旨从之，拨川纲之在陕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陕西、京西转运司悉力应副。燮、亮行才十余日，枢密院复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即日过河。亮申朝廷，以与前议及元降指挥不同，今欲即令过河，无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绪，既过河后，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误国事。余将上进呈，奏曰：“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所失不过数郡，其余皆为朝廷守，王师渡河，犹有驻泊、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大半陷没，沿河一带自解州、河中至河阳、怀、卫，皆为金人所据。今经制司军旅未集，遽违前议，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将佐士卒，当此一道而经略之。古者，将帅不从中御，愿且如前议，尽将帅之智虑，而责成。俟其淹旷时月而无功，则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驱之若是之遽。”而潜善、伯彦皆谓，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机会。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见有机会可乘，但当委任将帅，使择利而动耳。今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正所以为贼饵，不见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余日，申明朝廷前后所降指挥不同，乃将帅之职，岂可便以为逗留。如赵充国坚执屯田之议，不闻宣帝以为罪也。臣以谓，不若只依前降指挥为便。”上以潜善、伯彦执议，圣意颇惑，依违不决者累日。余留身，极论其理，且言潜善、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赖圣度鉴察，不得行其志，又极力以沮傅亮。盖招抚河北、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职。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谓二人乃设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愿陛下虚心以观之，则情状自见。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挥，于陕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盖潜善留身，密启之也。余留御批将上，奏曰：“臣昨日论傅亮事，已蒙宣渝，俟批出依元降指挥。继奉御批，乃罢亮经制使，不知圣意所谓。”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佘奏曰：“臣论傅亮乞降指挥，非谓不使之渡河，缘亮昨乞于陕府置司，与金人对垒，募兵训练，择利过河，收复州县，朝廷已从其请，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泽节制，即令过河。臣谓不可者有三，事从中御，不尽将帅之虑，一也。军旅未集，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必为金人之所溃，二也。军溃之后，朝廷未有将佐、士卒可以当河东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为非是，当依前降指挥，以责成功。今乃缘臣争论之故，并与经制司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阴有以荧惑圣听，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达之知，起自罪谪，付以国柄，方艰难之秋，但知一意以为国家，苟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庶几仰副委任之万一。诚以傅亮经制河东，乃今日所当为之大者，潜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罢之，此而可沮，则其他孰可为者？今御批犹未施行，愿陛下致察于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图报称。不然，臣岂敢尸禄、贪冒宠荣以虚负天下之责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岂难得？”余奏曰：“臣尝与亮款语，观其谋略、智勇，真可以为大将。询之士大夫，亦以为然。今以为经制副使，姑试之耳，假以时月，必有可观。使亮如其所请，临敌退挠而无成功，臣愿受误国之罪。今未尝用而遂罢之，则不可。古之御将帅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尝自知韩信，但以萧何荐之，为大将，设坛场，择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屡与之语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将韩信，则何亦必不敢当相位。今人材难得，而将帅之材尤为难，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辍那人兵，应副钱粮、器甲者，种种办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启行未几，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孰不解体。此臣所以深为陛下惜也。且潜善所以必欲罢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则臣亦何敢安职，恐终无以助陛下致中兴之功。”上无语，余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傅亮，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臣非敢轻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孰思之，使亮不罢，则臣何敢决去。”因再拜榻前，上犹慰谕，谓不须如此。余既退，闻亮竟罢，乃入表札求去。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复上马归，再入第二表札，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药宣押赴后殿起居，随宰执奏事。讫，余留身，上曰：“卿所争事小，何须便为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职，在论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材。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以为小，臣以去就争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复奏曰：“臣以愚蠢，仰荷眷知，初无左右先容之助，龙飞之初首命为相，潜善、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乃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及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车驾巡幸宜留中原，皆与之不同，而独蒙陛下嘉纳听从，固宜为其娟嫉无所不至。方潜善未相，所以谮诉指摘臣者，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犹沮抑不已，以是为非，变白为黑，此不过欲臣去耳。臣立于群枉之中，独赖陛下察之，得以尽区区之愚。如傅亮之事，晓然无可疑者，又不蒙圣察，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议论国事不足采，其失职大矣。岂敢复任宰相哉？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禄备员以冒宠荣；今艰难多故之秋，当惜分阴。人主以其相为不足任，则当亟罢。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则当亟去之。臣自度，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敢久居此妨贤路哉？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故力沮张所、傅亮而去臣。臣，东南人，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顾车驾巡幸，实天下人心之所系，中国形势之所在，一去中原，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故不敢雷同众说以误大事，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虽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因泣辞而退，遂上第三表札。客或谓余曰：“公决于进退之义得矣，顾谗者不止，将有患祸不测，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患祸非所恤也。畏患祸而不去，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翌日，降麻，告廷除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加食邑实封，时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兵、买马、劝民出财为罪，又谓行遣伪命臣寮为报私怨，纳御批除目为慢君命，不责彦国为党庇姻戚，争议傅亮渡河为沮格王师，如此类十数事，皆潜善密以付词臣。余具表札，辞免不敢当观文殿大学士，降诏不允。是时，尚未受左仆射之命，有旨令阁门并赐两告。不得已，拜受，陈谢即行，以九月半抵镇江府，间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继闻其掠毗陵、焚丹阳，遂以客舟由外江归梁溪。而言者再论麻制中所指以为罪者，又言余倾家赀以犒叛卒，为绯巾数千顶与之，遣弟迎贼，阴与之通，朝廷不复究问其实，有旨落职，令鄂州居住。谗谤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见其无他，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也？闻命即由江东西以抵武昌，适江上盗贼纷扰，权寓居于属邑之崇阳僧舍中。暇日，阅建炎初备位宰司日记，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国事，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竟以谗罢。曾无涓埃之补，而罪衅之积有逾丘山，尚窃廪禄饱食而逸居，惭赧深矣。然余既罢之后，张所亦以罪去，傅亮辞以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招抚经制司皆废。车驾遂东巡，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深入关辅，残破尤甚，此岂人力也哉。因取进退之大概，次第而总叙之，与夫制诰、诏命、书疏、表札编纂附著，合为十卷，目之曰《建炎进退志》，庶几览者有所考焉。至于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陈请，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书之，此不复录。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纲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