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清 冯桂芬


自序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公黜陟议
汰冗员议
免回避议
厚养廉议
许自陈议
复乡职议
省则例议
易吏胥议
折南漕议
利淮鹾议
改土贡议
罢关征议
节经费议
筹国用议
杜亏空议
复陈诗议
变科举议
改会试议
广取士议
停武试议
减兵额议
严盗课议
制洋器议
善驭夷议
采西学议
重专对议
变捐例议
绘地图议
兴水利议
均赋税议
稽旱潦议
改河道议
重酒酤议
收贫民议
劝树桑议
壹权量议
稽户口议
崇节俭议
复宗法议
重儒官议
跋 

自序 
三代圣人之法，后人多疑为疏阔，疑为繁重，相率芟夷屏弃，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谓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积今二千余年，而荡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挟空言以争之，而势恒不胜，迨乎经历世变，始知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夫而后恍然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试略举数事言之。 
以亿万人自养则有余，以一人养千百人则不足。观于今日，奉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而始知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视古为少；倍蓰而当一，视古转多。观于今日，倍征无艺，浮收累民，而始知圣人百亩而彻之法之善也。土宜出于地而无穷，远物限于地而难致。观于今日，运道阻，天庾空，而始知圣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为谷母，治田先治水。观于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而始知圣人尽力沟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亲睦，百行莫先孝弟。观于今日，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而始知圣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观于今日，谏诤设专官，民隐不上达，而始知圣人悬鞀建铎，庶人传语之法之善也。权所属则末秩亦将逞志，用不赡则中材不能无求。观于今日，俸薄官贪，而始知圣人分田制禄之法之善也。天下有亿万不齐之事端，古今无范围不过之法律。观于今日，则例猥琐，案牍繁多，而始知圣人不铸刑书之法之善也。开边拓土，石田不耕，长驾远驭，鞭长莫及。观于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圣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术业以不专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锢。观于今日，器用苦窳，借资夷裔，而始知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氏之法之善也。 
此类尚多，更仆难数，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无言责，怀欲陈之而未有路。乃者乡居，偶一好事，创大小户均赋之议，辄中佥壬所忌，固宜绝口不挂时政。重以衰病，逡巡无用世之望，惧遂泯没，爰以避地暇日，笔之于书。凡为篇四十，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存之以质同志云尔。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吴县冯桂芬自序。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辛酉岁接奉惠书，猥以诗人所称，方召盛轨，远辱勖勉，祓饰逾量，非所敢承。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旦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是以操笔辄止，不克报命，亦遂不复以一笺相酬答。盖始则过于矜慎，继则益之内疚，冀有道者能亮之也。自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国藩于六月杪驰至金陵，粗举善后事宜，因周览贡院内外，乐其易于修葺，遂定本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其上下江分闱之议，俟闱场既毕，两省贤绅会商定夺。届时务恳台从枉过金陵，藉展良觌，而斯事亦得折衷至当。减漕一节，洎无定论，鄙意常镇十分减一，不在原奏之内，必须遵照谕旨部文，不宜与苏松太牵算，亦不宜另请再减地丁。此自直截简便，易知易从。至于苏松太三属，或普律三分减一，或按科则之轻重，定减赋之多寡，第不敢拘执己见，俟台旌至金陵之日，鬯聆至论，以祛疑滞。 

公黜陟议 
今试泛论取人者，将重文字乎，将重才德乎？则必曰才德重矣。将重一二人之私见乎，将重千百人之公论乎？则必曰公论重矣。然而自汉以来，取人之法，荐剡策试百其途，要不外试之以文字，举之以数大臣，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公论散而无纪，不得不舍之而凭文字、凭私见哉？而不知其断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刘蕡下第，江东不知，为文字之不足凭，夫岂知通籍后之黜陟，乃并不足凭之文字而无之。自枚卜以下，无非取人于容貌语言奔走之间，例举之而例用之，虽公论皆知为斗筲无足算者，年迁岁擢，无何而参鼎铉，无何而拥节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论说，从不闻曰某德可大贵，某才可大贵，但闻曰某命某相可大贵。夫至言命、言相，而效其可睹矣。于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变计，非虚者实之、散者一之不可。 
《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新唐书?赵憬传》：“憬曰：宜采士誉，以誉多先用。”即此意。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又令岁举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应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岁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不与上司以权，而参劾之权则与之。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 
另议通籍后不得再试，又议考官学政皆由公举，即无庸考试差。他知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皆可随事分举，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 

汰冗员议 
《周礼》设官分职，郑注谓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有是官始能举是事，无是官即不能举是事，而后是官不可废，不然者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试备言之。 
一、漕运衙门，夫南漕三百余万石耳，彼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资，致数千里之远，逾山涉渊，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患不达，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脱无漕督以下各官，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莫非王臣，将袖手而听其不达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贾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者，此类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考漕营始于明隆庆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厥后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耶？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不及，将儆备不虞邪？不足以当胠箧探囊之盗，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然则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是为一最大冗官。至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河务衙门。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抢险不使一钱者。夫既不办工，自以并归地方为便。至河兵之制，创自国朝，初设时其人皆谙习水性，持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故办工不调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无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故谚谓之“吃饭官”。至各口监督，税课更少，能如另议概撤各关大善，即不能，尽可归督抚委员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关差，归并地方官。此监督织造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盐务衙门。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义，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或运副一人，为运使之属，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考郡县之始，守令而已。令准古大小侯，守准古方伯连帅，其官重矣。后世始设监临官，守权渐轻，至有道、有司、有督抚，而守令等于舆台，非重亲民官之道也。督抚始于明，不常置，后乃为专官，总督多至十二人，巡抚多至二十九人。国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是督抚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抚，如直隶等省；小省抚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过视成例，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设一员，兼两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以下各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京官，六卿九列，后先奔走，备员品而壮观赡，帝者上仪，固不能概从简陋，且从古已然，宜仍旧贯。惟东宫不设，安用宫属？詹事府可并归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伏马寒蝉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许科甲出身之中书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遗补阙之攸资；无可采耶，亦询事考言之一法。其余闲曹亦减其半，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应大减。康熙二年裁苑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内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为两得之术，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恭考《会典》内外文武官其二万七千余员，其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部、回部官无定员者，不与焉。我朝设官，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雍容揖让，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节费固其小焉者也。 

免回避议 
事有显背三代圣人之制，酿民生无形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沿袭数百年，墨守之为金科玉律而不知变者，莫如官员回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泽，俱任于其国。维楚有材，晋实用之，变也非常也。汉之朱买臣、元魏之毕安敬［《山堂肆考》毕四世为本郡太守］、唐之张汉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选之例，后遂定为回避本省。 
不闻明之治胜于古之治也。为此说者，不过曰官于本地，关说之径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携便而已。不知营私固易，举发亦倍易；阿比固多，责备亦倍多。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孙室家之所托，立身一败，万事瓦裂，非一官传舍之比，乡评之可畏甚于舆论。愚则以为官于本地，较之他乡倍宜自爱自重，亦人情也。 
至于远任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车、驴马、人夫之费，其给之也，非斥产即揭债；其偿之也，非国帑即民膏。到官之后，言语之不通、风土之不谙，利弊则咨访无从，狱讼则词听无术，不得不倚奸胥为耳目，循宿弊以步趋，于国计民生损乎？益乎？况乎关说之径路难通，则转多因缘之辈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则弥无忌惮之心矣；囊橐之取携不易，则更益赍送之费矣。人果贤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无以禁其不肖。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莫此为甚。 
今制惟亲老告近，为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为条目，有年岁之限、有次丁有无之别，稍不合即谓之规避远省。曾亦思国家之设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远乎？傎孰甚焉！且又何以处夫勾通书吏、迁就以求合者乎？窃以为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简者不论外，府厅州县各官，用宋政和无过三十驿之法，三十里为一驿，无论有亲无亲，皆选近省；县丞以下不出省，复古乡亭之职。庶几参古制今，国民交益矣。 

厚养廉议 
《左氏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其今日之谓乎？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恬不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吁，可叹也！［注，余友无锡王大令恩绶，尝闻一江苏官论山阳、泰兴之肥瘠。吾苏有三阳酱园、泰兴缎肄，大令素朴愿，误会为此二肆言。时馆林文忠署，语闻文忠，亦为之抚掌］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仅足，不廉者有余，小官则皆不足。不足则揭债，母十岁三其子，子复为母，十年外简，数已巨万，债家相随不去，犹冀其洁清自好乎？选人亦然。选人在部尤无谓。概令在籍候选，于吏治无损毫末，然则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而犹且设为空虚不用之律例，凡俸禄外丝毫有取，皆坐枉法论赃，以综核名实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纵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从田间来，寒士居多，虽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养、妻子之赡，宫室、舆马、衣裘、仆从之需，亲戚故旧之漀恤，官愈大则用愈多。外官体统较尊，加以延幕友吏役，费用数倍于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岁需千金，递加之至一品当万金。外官养廉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数。惟如数以与之，而犹有骫法营私、致于宪典者，斯真贪人矣。于是可设为厉禁，京官取外官一钱，上司取属员一钱，官取所部一钱，杀无赦。夫而后吏治始可讲也。 
或曰，数得毋太多乎？曰，此圣人之法也。《周官》司禄，文佚无可考，《王制》、《孟子》，犹存其略。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之，大国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万二千亩之入也；次国君禄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万四千亩之入也；小国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万六千亩之入也。今之州县，古小侯也，小侯之禄殆不啻万金，何赢之有？汉制太守号二千石，实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食一千石，［注，《王制》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孟子》元士视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禄重于外，汉制则轻于外］视三代已减。唐始薄而终厚，宋给实钱。［注，详《山堂考索》］，陆游诗：年清百万钱，注：祠禄岁计千缗。时游以秘书监奉祠，秩三品，是宋禄不薄也］元初不制禄，世祖时定太师俸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贯，以下有差。禄薄无甚于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钞三百贯，后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国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废折米、折钞之目。雍正二年，耗羡归公，加给养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复三代之旧也？或曰：费得毋不支乎？曰：另议广汰冗员，人数已少，停漕运、减河工，所省千百万，已不患不足。况吏治既肃，百弊皆捐，中饱一除，积欠自少，数年之后，所得必有逾乎所费者矣。 
又《文献通考》俸禄下有职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职官志》：诸路职官皆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即养廉之名所自始。《日知录》称明初尚存。今议厚给养廉，议筹复职田县若干亩，绅士征其租，供本州县养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遗意也。 

许自陈议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称之。《左氏传》以选事为非，后世动以私意度人，遂不许人自择官，非三代圣人开诚布公之道也。夫选事固不可，用违其才亦不可，与其用违其才，不如选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无之，惟进士出身之主事中书许改归班选知县，则又何也？外官自愿内补，自知其不宜于外耳，其中无他，而功令亦无之，至开例则无所不可，又何以说？窃以为进士引见之先，愿就京职者，宜听其陈明，而删去改归班之例。至于难进易退，君子嘉之，概以为恶劳好逸，忘致身之义，不亦过乎？无疾称疾，古人所有，不以为欺罔也。即承平扬历数十年，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为负国家，而自国家言之，则此等恇怯。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贤者路，安用束缚驰骤，坐令竭蹶偾事哉？冠带闲住，不复叙用足矣，法过重尚恐其恋栈误公也；其不许辞者，惟烟瘴及一切苦差，烟瘴宜用地近年壮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为筋力之苦，宜专简年壮者；为匮乏之苦，国家宜赡之使不苦，亦仁至义尽之道矣。 

复乡职议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柳宗元《封建论》云：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此合之说也。封建之合，不如郡县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县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之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说也。 
顾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盖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数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颇少矣。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至令以下各官，非赀选即吏员，流品既杂，志趣多庸，加以间关跋涉、千里万里而来，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马于富民、鱼肉乎贫民，视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则今之小官，如顾氏之说更多其数，患不滋甚耶？不知顾氏之意，固欲复古乡亭之职也。 
考周制：乡大夫之下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大夫之下有县正、鄙师、酇长、里宰、邻长，以乡人为之，皆官也。以今十万户之州县计之，当有乡、遂大夫十，州长、县正五十，闾胥、里宰五千，比长、邻长二万五千，此今日断不可行之事。汉制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亦以乡人为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县计之，当有三老、啬夫、游徼各四十，亭长四百。视周已大减，然犹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罢之，盖亦一时矫枉过正之举，乃遂为万世定制［注：唐六典：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之人］。今州县设佐［注，四五人，拨二三人分治各乡，至都图则有地保、地总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论者亦知其不足为治也］，于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长，百家一保正，一乡一保长，然率视为具文，诏书宪檄络绎旁午而卒不行，间行之而亦无效。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民勇，有图董、有总董，大同小异。顾行之转视保甲为有效，然则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贱役也，甲长等犹之贱役也，皆非官也；团董绅士也，非官而近于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递进之法，不亦买椟而还珠乎？吾甚不解。论保甲者谓得《周官》遗意，则何不径师周公，乃必以隋文为主而周公为辅也？ 
兹为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汉之法，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曲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其不由董而达巡检或县者，皆谓之越诉，［注，今州县门或署越诉笞五十，盖指越里老而诉州县，非谓越州县而诉府，详见《日知录》然则里老听断小事，固旧制矣］不与理。缉捕关正副董指引而不与责成，征收由正副董劝导而不与涉手，满五千家［地广人稀之县量减］设一巡检，全乎为官如今制。惟以邻郡二三百里内无山川间阻之地，诸生幕职荐举者为之，丞簿由巡检升除。丞簿月给养廉三五十金，巡检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见令丞簿尉用绅士礼，文用照会，有罪即与凡民同。如是则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庶几顾氏所谓“小官多”者乎？无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责实之功；有事而行团练，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风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省则例议 
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夫例何以设？曰为治天下也，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试以吏部言之。丁忧服阕，稽核月日是也，命官亲供之不信，乃凭之里邻之结；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驿之文，［注，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部以原籍文未到驳之。特旨准署，近年驿授选人，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以服阕文不到扣选者。不知凡几］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之条，服阕者亦然，其理安在？犹是人也，三年中非骤能衰老，若谓哀毁灭性，举动改常，设有其人，曾、闵之流也，方将旌之以风厉天下，而验看何为者？如有甄别，岂非冤抑？既无甄别，曷取具文？［旗员道府服阕引见，分别内外用之，例同］蒙则以为以礼去官，正宜优加体恤，实缺勿开缺，候补勿扣资，服阕赴官，自递亲供。即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开缺扣资，其余繁文一切可删。 
又如亲老告近是也，顾亲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则年六十四之亲不向隅乎？家无次丁准告近，则有次丁而或笃疾、或远出、或不慧，虽有如无者不向隅乎？而且迎养、在寓有别，迎亲、送亲假有别，告养、告近而服阕者有别，剖晰可谓精矣。而于人情动多窒碍，惟有一切以欺应之，始可无事。设有老病之亲而年岁不合例，又不得无疾称疾，至诚无伪者处此，计无所出，将赍咨涕，以赴官邪？方寸已乱，旷官瘝职，曾何益于国家也？然则非以防其欺，乃以导其欺也；不特导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于治天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惟于胥吏则为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为之也，朝廷为之也，朝廷亦何德于吏，而必为之浚利源哉？偶举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 
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后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若是者，非一编管一秉秆拉杂摧烧之，则天下不治，宜简谙习吏事大小员数人，紬绎《会典》《则例》等书，揽存其要，名之曰简明则例。凡《则例》等书关涉银钱者，尤如牛毛茧丝，令人不可猝瞭，此皆舞弊之经传也，每部不得逾二十万言，旧册存之。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切毁之，以新例颁发大小官员惟遍，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两可者，卿贰督抚以理断之。《传》曰:用人勿疑。卿贰督抚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无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转信吏也，傎孰甚焉。 
至咨移详札，实叙处无可简略，其首尾复述套语皆删之，并颁一成式，无论上下行文书呈状，纸长阔若干寸/格长阔若干寸/叶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装为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报，一类为一册，按行续写，文从极简，以不能损一字为准，连叶用骑缝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创一公事表，仿诸史表式，别类分门，事经月纬，如目录然，使易于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万言不过两帙，纵中材暮齿，不习吏事，亦能通晓。 
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即如苏松重赋，数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尝不载于《赋役全书》.而《赋役全书》具在，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杂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尚书/侍郎起家文史，不习会计，虽遍阅全书，亦不能知其数倍二三十倍者安在，此何理耶？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以大目通晓为主，他可类推。即用吏，吏已无权，况可不用今日之吏也，如后议。 

易吏胥议 
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于奴隶矣；后世权势又莫贵于吏，至今日而驾于公卿矣。《册府元龟》：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与亏礼教被科罚，皆谓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吏之贱旧矣。至近日，江苏州县，漕书阍人更迭为之，衣冠不与齿，其贱也如彼，而权势之盛则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汉书》云：所欲生则与生比，所欲死则与死比。专指廷尉言，今则转于吏、户、兵、工四部为甚。无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监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无足怪，独怪国家之必养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已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明矣。 
考《周礼?太宰》：陈其殷，置其辅，郑注：“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辅非贱简之名，又与士同列，知古不以吏为贱役。汉武帝时，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诏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宜通经，古之道也。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钟为郡，尤有贤名。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非初制也。钱氏大昕曰：“元时士人皆乐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于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而吏遂无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贱中于人心，骤尊之清流犹不就也。窃以为既如前议改例之后，案牍减大半，外官可并其事于幕，而名之曰幕职，略仿唐制，与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为之。由郡县学山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式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倅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尤上之。今制惟军机处不设吏，以章京治文书，苏拉仅供无走之役，故流弊较少，亦部院可以幕职代书吏之证也。此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惟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示区别，其余迁擢无稍轩轾。又荐举可不由诸生，而幕职不得不由诸生。著为令，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黩货之风庶几少衰息乎。 

折南漕议 
《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闲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 
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槽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也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注，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贰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是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苫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肆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部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粜陈籴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 
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盖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寝其议，意外之幸也。 

利淮鹾议 
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洎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 
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灶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署，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傎乎？ 
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两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 
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薮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入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谕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轇轕。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 
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僦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 
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改土贡议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蠹国不蠹民，官吏转率民以蠹国者，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诸色人等也。有专蠹民不蠹国者，钱粮也。［近苏省年年灾缓，正供减而浮费转增，则亦兼蠹国］有国与民交蠹者，关也，贡也。而关之弊难除，贡之弊易除。 
夫任土作贡，古之制也。《禹贡》《周官》所纪详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诏蠲除故明各道额解物产，户、工二部则例，称岁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购解，不责之民间，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国，蠹民而归于中饱者，所宜亟为变通矣。 
夫贡之弊，大抵藩库给有余之价，内外书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则敛众商钱以济之，谓之“贴差”。其有例价本不足者，亦令众商赔贴，或令著名脂膏之员赔贴。然赔贴于本务者微，赔贴于中饱者巨，此其大较也。而自监督织造承办者，兼以扰民，其弊倍甚。试以一事言之。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逾江淮则民风悍，稍敛迹。值水涸，舍舟而陆，则尽弃仪卫，捆载小车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则前之铺张扬厉，何为者邪？又余往岁典广西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属寄抚吏与部吏书一，元宝一。询之则曰：广西土贡面粉，岁额数斤，质下致远辄霉变，但致印纸，属吏购京面封完进之，以元宝充各费，岁以为常。余闻之喟然曰：一细事而欺罔贿赂无不至，大者、远者何如也？ 
今议变通之法。京师为万商渊薮，发价购采，何物不有？考《会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贡，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苏之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马及米，广西之马之类。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由其地进纳。可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阕各官带解。尚何前弊之有哉？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傔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曰拉纤］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阍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 
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犹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节经费议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寝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孽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间田，仿照乾嘉间伊犁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孽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蕾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行钞令下，闽省发银若干万，立官店以司出纳，凡以钞支钱者无折无扣，钞遂通行，兵饷数十万，皆领钞不支银，他款亦然。藩库充仞，一旦寇警，支银者踵至，不给即汹汹滋事，乃倾库与之，仅以无事，此亦行钞币之一鉴］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注，明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者，田临濠，凡四千余户，给牛种资粮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续徙者亦如是，当是时徙民最多］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土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杜亏空议 
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无开除，惟所指挥，莫敢过问，迨上司知之而亏空久矣。于是因亏空而清查，清查一次，亏空又增多一次，徒费笔墨，无益帑藏。 
欲杜亏空，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清查之后，删去摊赔弊政，力能弥补者，以一年为限，即以限满日实在之数为定，各员论罪，视常例未减，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大吏宜用汉高驰入赵壁夺张耳，韩信印符之法，非时遣员飞骑察之，有弊者论如法。至地方公款，如义仓之类，以绅富领之而州县登其数，富民无侵蚀之理，而官绅水火成积习，必无庇护，且可节州县句稽之烦。此杜亏空之法也。 
虽然，必前议十倍养廉之法行，此说始可行。不然者，终不行，强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于亏空者，可畏也。 

复陈诗议 
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味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左传》：师旷引夏诗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康成曰“陈诸国之诗，将以知其缺失”。圣人盖惧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诗通之。旁考传记，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矣。春秋时，晋文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风俗通》曰：“周秦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方言，还奏之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无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迂阔而废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积不能通也。 
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议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亦为通上下之情起见。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果有甚苦之政、甚恶之人，宜必有长言咏叹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结习，感时触事，莫或使之，犹将矢口成吟。今有赏以动其奋兴，无罚以绝其顾忌，不显主名，使无丛怨之虑；不讳姓名，使无告密之嫌，导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乎？ 
顾或谓：何不径复有明举贡生监许上书故事？则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汉王咸举幡太学下，上书救鲍宣；陈蕃率诸生入承明门，白大将军无罪；晋嵇康将刑，太学生请以为师；唐鲁傥等诣阙留阳城，宋陈东率诸生请用李纲杀蔡京等。百世下犹称之。然柳宗元与诸生书，论留阳城事，极言向时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恶言斗讼诸习。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以为时异人异。周密《癸辛杂识》称：景定之末，三学横恣，至与人主抗权，动以坑儒恶声加之。贾似道作相亦无如何，惟以恩结之，为之加餐钱，宽科场恩例。及贾去，上书赞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时太学，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时，脱稍假以权，有不为唐、宋之为者几希。今仅许其陈诗，不令呼群引类以启党援，不令投匦击鼓以近讦讼，庶几无流弊乎。 
又今制：民有冤亦许叩阍京控，顾愿民不敢为，骜民不知为，大率奸民始为之，故虚者十之九，实者十之一。迨交原审衙门复谳，则并其一而虚之，坐诬而已，加等而已，而沉冤遂以终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乡冤，浸假而一境冤，于是乎骜民倡，奸民从，愿民为所胁，而大乱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陈诗之法行，即有一人一家之冤，断无一乡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实切，似闲实要，似小实大者，此类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虽然，此犹言乎僻远之难知者也，民隐之难见者也。上下不通之故，更有其至近至显，不待陈诗而通者，如京师之内要路私书也，职官挟优也，科场关节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间或数年兴一大狱，罹此者居然论如法。夫圣人之治天下曰平，两人同罪而异罚也已不平，况千人同罪而独罚乎？此宰相大臣以下无不知，所不使知者皇上而已。一似数年中骫法者不过此数人，近者、显者如是，远者、隐者可知，然则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久矣。 

变科举议 
昔年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谩曰：“君为明祖所绐矣。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传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论，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 
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词。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书、监生擢布政使，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抵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莽为之。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 
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辈出，莫能轩轾。论者谓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曰：“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谓通论。何以言之？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 
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颠倒，亦难之效也。 
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注，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则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场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军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届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简，多拟以备简，以绝流弊；不拟者勿简，以示大公。扃试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视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视原额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贡、增贡、附贡。次科副贡得一优，廪增附贡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盖专精与兼长也足相抵。会试一切如乡试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并计。殿试亦分三场，而删复试。朝考仍得相准，惟减其篇数，令穷日之力足办。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胪传授职如旧仪，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复试，以归简易。学政试三场，皆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并计。 
生员则于新章初试后，即序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试，皆并计优之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贡，遇有拔、优、恩、岁贡及廪增阙，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贡考试皆省之。经岁科十试，各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许并计原资，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国家进贤，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俦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诸朝矣，试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经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赓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题扃试，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系眼镜、习楷书，甚无谓也。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政等试，可一切停罢矣。 

改会试议 
国家将收养士之报，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贵，亦最贫。商贾无论已，农工勤力，类能自给，独安分读书之士，修羊所入，辄不足以赡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应试则舟车、庐舍、糗粮，以及代馆事、备试卷，随在需费，其苦又甚焉。省试途较远，时较久，其苦倍甚焉。至会试，则必弃置平日佣书之地，聚粮治装，间关跋涉数千里，经时逾年，劳费十倍，其苦益甚焉。计集阙下数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产往往为之中落，况寒素乎？谚谓：“举人为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举人老，盘川少”，不虚也。借贷不足，继以典质；典质不足，继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怜，丐富贵之润；强者乡曲武断，分官吏之肥。寡廉鲜耻，坏法乱纪，习为固然。得志则移以莅官，安望其为国为民乎？不得志则益纵恣无所不为，黄巢、李岩辈，特其尤甚者耳。其间循分自爱者，裹足不前而已。远省举人一试不中，或毕生不能望国门，虽有皋、夔、伊、旦之才，不且终身屏弃者哉？此事有害于士，无利于国，其究也大害仍归于国，在上者所宜动心也。 
窃意生监骤得举人，论其进阶，在举人得贡士之上，功令可畀乡试考官以举人之权，何不可以贡士之权并畀之？应请乡试榜发后一月，即于省闱借地会试，定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乡试法。中式者始令进京殿试，是亦恤士之一道也。 

广取士议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并用，科目也、吏员也、荐举也，可谓广矣。独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专重时文，用科举之未善也；流品不别，用吏员之未善也；至于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历代用人，大都宰相举百僚，长官举属吏，夫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贤才，遗固十八九，滥亦十二三。至属吏则其途至狭隘，其事至寻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县各置大中正，似乎用众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独也。大中正不得纠举，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欲于科目之外，推广取士之法，幕职已具前议。又宜令各州县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各举才德出众者一人，皆取数奇不遇。公论称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学中下者，间及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奇材异能、别有绝技者，州县核其得举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会同学政、山长，博采舆论，简其尤，列入荐牍。诸生赏举人，举人赏贡士，一体会试、殿试。三年一行。是则荐举之权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停武试议 
天下有优劣高下显然为众目共知共见，虽亲爱不能阿私，虽仇雠不能沮抑，无可幸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强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艺之无定评比也。自顺治十二年复行武殿试，遂与文科一一相准，视汉六郡、良家、羽林、期门，唐翘关、负重之选，殆于过之。选举之法不可谓不备，宜乎网罗天下豪俊而无或遗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则以右文左武之见太重，而循名责实之道不讲也。承平日久，文吏视武弁如奴仆。郭隗曰：“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与，一也。力士多出藜藿，而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二也。武职有教师垄断，非其素识无门可入，穷乡僻壤不得与，三也。所取之途既狭，故所得之才不真。试以常人之有文学者十人与十文生校，其胜文生者究少；以常人之有勇力者十人与十武生校，其胜武生者比比皆是矣。虽举人、进士亦然。 
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故武职以行伍为正途，而科甲不与，显与国家设科之意不合，而沿袭具文何为者？夫优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数，何取乎一日之短长，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关防之琐碎，何取乎考试之劳费？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仍存进士、举人、生员为出身之名，专以膂力为高下，不与选阶，而绿营之迁擢必由之。法由兵部明定一格，举若干斤者中生员选，若干斤者中举人选，若干斤者中进士选，无论满汉，直省一律遴选，无定额。令各州县于书烟户门牌时，凡有成童以上力能举若干等斤者，造册由县而府，而督抚、学政，考验符合，皆登之册，礼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报名等例。其中进士选者，给咨送部引见授职，内用者留京营学习，外用者回省营学习，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皆留营学习，序补弁兵额。其不愿留营，愿仍就士农工商旧业者，虽状元授职后亦听，逾时愿至者亦听。三年一举，著为令，嗣后绿营弁兵无出身者不得补。凡以武改文者，武生作为佾生，举人以上作为附生，一体肄业，皆仍其章服。 
或曰：专以膂力为高下何也？曰：此就其易见而难强者用之也，旁涉于马步弓刀，即有一日之短长，即有幸有不幸，不如专凭膂力为一定不可易。或又曰：不与选阶何也？曰：专凭膂力，可为兵不可为将，可为裨将不可为大将，或凶悍，或贪黩，或胆不足临阵，或智不足制敌，或才不足驭下，虽有膂力，犹之不可用也。归营学习，令上司廉察之，昭其慎也。或又曰：不分省分又无定额何也？曰：文试之就地定额，无定评也。显然有定评而颠倒高下，此何理也？余尝遇顺德府一武童，百人之敌，以射中不及数，三黜于小试，而吾吴与试即取中，犹不及额。圣人之治天下曰平，若是者平乎，不平乎？或又曰：听其以武改文何也？曰：宋嘉定十年，始定武举不得应文试，是武举应文试，古之道也。庶几有文武全才出其间，渐可复文武不分之旧。或又曰：听其来去自如何也？曰：此牢笼天下勇士之术也。骁雄悍鸷之徒，辄多不喜束缚，故不肯就我。又其人往往不事生产，至他日迫饥寒流而为匪，虽欲就我而不能。今于弱冠之初，以举人、进士之荣名为招，明示以无所束缚，必欣然就我。迨饥寒既至，更无不就我之理。是有余者以虚文縻之，不足者以实惠抚之。始有余而继不足者，则又预为之地以待之。吾知甘于为匪者少矣，一转移间举前三弊而一空之。有科目之荣，无武夫之辱，衣冠何至不屑？一也。按户而求，不遗僻远，二也。不经教师，无所浮费，三也。如此则罗致既广，不特干城腹心之选可收实效，兼可以清伏莽之源，而弭无形之患矣。 

减兵额议 
减兵额而增兵粮，前人持此论者颇多。有谓不可减者，当时或以为老成持重之见，夫固谓一旦有事，冀幸得力于万一也，至今日而其效可睹矣。粤贼所到，完城才百中之一二，皆得力于勇。天下大营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营不及万。然则平日所谓养兵百万者安在？虽至愚亦知其必当减矣。天下兵凡百万，其守汛者二十万，十十五五，零星散处，不便操演，而有缉捕，防守之责，然为数既少，实亦不能缉捕，不能防守，是宜全汰者也。各营大都虚额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十之一，炊爨洒扫之夫十一，实可备行阵者不及半。另议以武生充兵有数善焉，人有名籍、有年貌，虚额老弱不能冒，而又不肯为炊爨洒扫之役，诸弊不绝而自绝。应请无论大小官弁，水陆马步，大加并省，以三分存一为准，而口粮则三倍其旧，示朝廷非为省啬起见，有不三军挟纩哉？且夫分文武、分兵农，后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陆，陋之陋者也。当合而一之，分则见少，合则见多。又如别议仿造洋船，计十八省最远之程，两月可达，援应既速，即人数可减。且行军以练胆为先，而安坐无事，无以试之，惟风波之险与战阵之际正等。造船之后，宜令各弁兵轮流驾驶，报聘西洋各国，其有畏缩不前及仓皇失措者汰之，正练胆之一法也。夫英、法两国兵三十万，已横行七八万里外。俄罗斯地窄而长，需兵宜多，亦无过六十万。然则中国兵三四十万不为少矣。 

严盗课议 
从来天下之乱，每自多盗始。涓涓不绝，流为江河，为虺不摧，为蛇若何？粤匪、捻匪，其明证已。盗贼之课，可不严乎？一县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耳，其当冲要者尤少，文武足以联其势，民人足以助其力，商贾足以济其费。清查保甲以绝其巢窟，训练丁壮以作其声威，多耳目以防之，厚赏劳以购之，勤护送以伺之，时或聘技勇作贾装以诱之，但使中材之吏尽心尽力，何盗不可治？宜严其课，所治期年内盗发至再而三不获者，文武皆褫职，禁锢终身，讳盗者杀无赦，盗风其少息乎？或曰：今课非不严，正以过严故讳盗。汉沉命法，群盗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吏畏诛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盖自汉时已然，不如宽其课使不必讳，则发觉多而盗可少。不知此眉睫之论也。境有无盗，万目昭彰，此而可讳，即其时之政教可知。噫，三代以下，君民隔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其流弊非一端矣。道又在反其本。 

制洋器议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或云二百里，或云二百三十里］如圆周积计之，大海三分去一，实为方一里者十三亿五千万。我大清国北自兴安岭，南至崖州，距四十三度，计万七百余里；东自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距七十七度，计万九千余里。截赢补缩，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万一千里，为方一里者八千八百万，是一国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据英人《地里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但就本国言，属部不与，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而今顾靦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人非倛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人又奚不如？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 
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夷人练兵首重行步，先较定远近若干丈尺，行若干步，又较定钟表若干分秒，行若干步，千人一律，行军时两胯齐举，其间虽流矢洞穿，无碍阵法之整，实胜于我。然岂我不能为之事乎？《书》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古法本如是，亦礼失求野之一证，又以《左传》“视其辙乱”之说言之，则古时车战，虽乘马之步亦齐也］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北兵亦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然即良将劲兵，因械于敌，如天之福，十战十胜，而彼能来我不能往，犁庭扫闾固无其事，后患正无已时，而况乎胜负未可知也。得三与得二有半，究有间也，何如全乎其为得三之相当也。果全乎其为得三，不特主客异形，劳逸异势，且我有可以穷追之道，彼有惧我报复之心，殆不啻相当焉，斯百战百胜之术矣。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夫九州之人，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倕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道在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帖、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帖、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安南、暹罗等国，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又以敌国外患同于法家、拂士。尹铎曰：“委土可以为师保。”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闲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邾用夷礼，《春秋》贬之。今之所议，毋乃非圣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为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憍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趍文，拙趍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经费言之，军械之价常十倍，然利钝所分，胜败系之，固当别论。轮船亦然。然彼则一年而一运，此则一年而一二十运，移往时盐船、粮船费用改造轮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无事可以运盐转粟，有事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无不捷，岂特十倍之利哉？ 
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而购值不赀、岁修不赀、赏犒不赀、使令之不便、驾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未如借兵雇船之为愈也，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 
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米之为虑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 

善驭夷议 
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耳属于垣，钟闻于外，无益事机，适启瑕衅。子贡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语略同，盖本子贡］以今日行之，直所谓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愚正以为曲从其外、猜疑嫌忌其中之非计也。 
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见《重专对议》］即能为理屈之明证。然则和可久恃乎？曰：难言也，盖尝博采旁咨，而知诸夷不能无异志，而目前数年中则未也。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年来遍绘地图，辙迹及乎滇、黔、川、陕，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无事者，则以俄、英、法、米四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发也。俄与英、法讲和未久，［注，咸丰三年，俄伐土耳其，欲灭之。英、法及奥地利萨丁邪救之。至六年三月始议和，凡连兵四年，大小数十战，阵亡及黑海遭飓风、冬冻夏疫死者，俄数十万人，英、法十万人。为近今泰西一大事。］米尝大困于英，［注，米本英属部，乾隆中，英与法构兵久，敛饷苛急，米人不能堪，众推华盛顿为帅拒英，英不支乃议和。嘉庆十七年，英人又入米都］英、法亦世构兵，［嘉庆二十年，法主拿破仑死之后始和］其于他国亦无岁无战争，要其终，讲和多而兼并少。故诸夷多千年，数百年旧国，［注，诸夷惟米新造外，俄禄利哥开国当唐懿宗时，英威廉开国当宋英宗时，法路易开国当宋理宗时。诸小国亦多久长。至日本自周惠王时至今不易姓，与西夷无涉］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何则？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即我国将弱之心，故一国有急难，无论远近辄助之，盖不仅辅车唇齿之说，［注，英尝助俄伐土耳其、埃及，后悔之。英志云：坐令土弱俄疆，至今为梗。其意可见］其识见远出乎秦时六国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腊，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法救之，汔归于和。彼于小国犹尔，况敢觊觎一大国哉？ 
津门戊午之事，发端于英，辄牵率三国而来者，无他，不敢专其利也，惧三国之议其后也。庚申之事，得当即已者，亦惧俄、米之议其后也。可取而忽舍，可进而忽退，夫安有兴师动众、间关跋涉八万里之远，无端而去、无端而复来哉？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故曰目前必无事也，可以坦然无疑也。将来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自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雠，胜于雠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为日必不远，可虑也。 
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虑也。俄境东自兴安岭，西至科布多，毗连者数千里，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然则前议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 

采西学议 
《传》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诗》列十五国之风，康成《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以观之。”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顾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纪》等书已入中国，顾氏或未见，或见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昔郑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晋国实沈、台骀之故，列国犹有其人，可以中华大一统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 
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如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辈，特设义学，招贫苦童稚，兼习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竖，颖悟者绝少。［余尝于吾乡村塾、义塾中物色异敏之士，数十年无所得］而又渐染于夷场习气。故所得仍与若辈等。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转辗传述，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此国家之隐忧也。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注，《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亦于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见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绥靖边陲，道又在是。如谓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封故见而限咫闻，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 

重专对议 
春秋时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若臧文仲、子产之类，代有其人。夫子论士品，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当时专对之重。列国以后，此学遂废，间有如富弼、曹利用诸人，止一人一事，艳为美谈。盖不为专才久矣。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如吉尔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注，官军攻刘丽川于上海，军洋泾西营，卒戏洋泾，杀夷女二，卒亦伤二人。其明日夷从贼攻我，八营溃。馀布政使吉尔杭阿公十有一营未动，抵暮，一赫蹄来，略言弁兵某等百许人犯吾界杀人，尽今夕缚以来，不者诘朝且踹若十有一营。百许人者皆我良将劲兵也，公以示刘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见是不可战，吾欲法汾阳单骑见虏事，以理争之。彼平日相见动辄称理，宜得当万一。不然，君能帅偏师毁夷场，吾死不恨。刘君曰：能。次晨公从四骑抵理事官阿里国门，阿里国拒不见，强之而后出，便申前语。公曰：安有我大皇帝兵勇，而可无故杀之者乎？独杀吉某则可，吾戴吾头来矣。延颈作就杀状。阿里国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勇犯若界，曲在我。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敢不从命？今与逆贼比而攻我，曲在若矣。贵国不惟曲直之是讲，天实鉴之。非吉某所畏也，有战而已。胜负何常之有？阿里国无以对，卒定约通好而还。咸丰四年三月十日事也］佥曰是役也，大军获全，苏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也。通商二十年来，善驭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门之议，有一吉公，必不至是。是专对得人之效也。昔汉武帝诏察茂才异等可使绝国者，于古有征，于今尤亟。应请特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有口辩胆气、机牙肆应之人，时赐召对以验之，量予差遣以试之，用备他日通商大臣之选。庶几折冲樽俎，毋致陨越贻羞矣。 

变捐例议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凤鸣，叩阍进所为尚书题论，上温诏褒之。其任官惟贤一论，颇传诵京师，有曰：“国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参半也，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义为招，特假以为名；下以利市三倍为券，将务求其赏。”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部吏必护持。”又曰：“与其开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开捐则将为贫民亿万家之勒派，其害普。与其开捐，不如加赋。有形有限之加赋，其害近；开捐则将为无形无限之加赋，其害远。”抉开捐之弊，可谓至矣。平心论之，实苛论也。国朝捐班，亦有李公世杰、傅公鼐诸人，安得谓专用小人乎？顾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于千百中难矣。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 
国朝自招民知县以来，时开捐例，皆暂行而非常行。道光、咸丰两朝，御极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后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请，始又举行，固知开捐非列圣意也。顾今军务未蒇，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赐民爵，为轻名器之渐。汉晁错从而鬻爵，甚于鞅矣。至入赀补吏，创于汉武，滥于东汉及晋，绵延于唐、宋、元，而几绝于明。景泰元年，始命输纳者给冠带，二年令世袭武职，四年令生员纳粟补国子生，如是而已。然则必欲为权宜之计，无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贫者得卖与人，汉时亦有民得卖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今捐输之推广，无孔不入，独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奖有卖与人之实，而必设为中表至戚之限，明导以欺，何为者？至郎中，道员之贵，一县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礼哉？是亦一间也。 
应请留封典、虚衔二者，倍蓰其捐数，许于若干年内，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与，更仿令丞抗礼之制，明定礼节以荣之。韩氏菼曾有此议。实行之无弊者，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而绝无入仕之路，一犯法则朝为坐上客，夕为阶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礼无弊之一证。其实职升衔加级及贡监一切停止，现任有政绩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皆视原输银数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晓然，知非往时甫停复开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无所冀幸，无所需待，将群然淬厉鼓舞于正途，斯官方可以澄叙，人材可以奋兴矣。 

绘地图议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固王政之先务也。《史记?萧何传》：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令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此言都图之始。《嘉定县志》：图即里也，以每图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都图之宜有图旧矣，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犹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大抵不审乎偏东西经度、北极高下纬度，不可以绘千里、万里之大图；不审乎罗经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绘百里、十里之小图。而绘小图视绘大图更难，以无显然之天度可据，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设有差忒，便不能钩心斗角。［阳湖李氏兆洛制定向尺一十八枚，图绘颇准，犹嫌其繁重］今定一简易之法如后，请下之各直省州县如法绘画：任取本州县一城门，左旁立一石柱为主柱，即为起数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纵横线，以一里三百六十步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内为一图，容田五百四十亩，各图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为本柱。以千字文为号，勒于其上，柱径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识，适当山水市舍则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补之，绘图则用约方二尺之纸。十步为一格，纵横各三十六格。则一里内阡陌，庐舍织悉可毕具。如是而地之广袤著矣，更用水平测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门之石槛为地平起数之根，以絜各图石柱，而得各图立柱之地高下于城槛之数。又遍测本柱前后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内高下于本图之数。又遍测东西南北毗连州县城槛之高下，而得各城槛高下于本城槛之数。以之入图，则以著色为识别。凡高下于城槛在一尺内者不著色，其余分数色，以一尺为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则概为一色，高山土阜又别为一色，仍识若干尺于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图既成，为用甚大，一用以均赋税，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兴水利，一用以改河道。详后议。 
（附，绘地图法： 
法造反罗经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线［注，两线空隙亦可作一线看，是七十二向实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转易舛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馀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 
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圆盘，即正罗经。边分若干线，与反罗经相准，中作十字线，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钉合于尺上，仍令活动，可以旋转。尺上作中线，如甲乙，尺边任刻细分，如丙丁。又造图纸，用朱丝作正方格，格之大小准定向尺细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罗经，居子向午，对所欲量之地，视针头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罗经之巧。用软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转湾处止，即簿录某向共若干步，是为一节。嗣转他向，皆如之。凡一转为一节。清丈田亩，逐丘四面皆用此法驭之。 
其简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计步，先较准本人行步若干当弓步丈尺若干，即计行步之数为准。一曰车行计轮，先量准轮周若干尺，任于轮之一幅作识，但以轮行若干周计之。［三法中此为最的］一曰舟行计橹，先较准行若干橹当若干步，惟风水顺逆所差甚多，宜随时消息之。［注，此法止能御直线，不能御弧线。遇弧形之地，宜于弧旁标识作直线纵横成句股形，入以算术，此不具载］大抵止绘地图，三法已足。 
清丈田亩，则必以弓步实量得数，始密至画图之法。先于图纸上占位，作一定点为起手之地，复于定向尺首圆盘上取所记某向线移指中线甲乙，并将尺边丙位移就定点上，仍审上层十字线，上子下午，地图本上北下南，与纸格勿稍偏斜，乃循尺边于定点上丙位起按分绘画，甲乙为向线，丙丁线既与甲乙平行，亦即向线矣，是为一节。续绘次节，即于前线之末接起后线，以下皆如之，即图成矣。） 

兴水利议 
曷言乎绘图以兴水利也？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箧，大焉斩木揭竿矣。客或语余曰：英吉利纵横数百里国耳，惟能涉重洋，不远万里，垦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国用愈足。中华无是，故贫。其言韪矣。虽然，近将弃之，奚论乎远？ 
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十亩之粱若麦亦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余万顷，［注，《会典》乾隆四十三年数，《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为数转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亩法无确据，未可遽加比较。至汉以下，历代垦田数多少悬殊，杜氏谓史失实者近之］种稻之田半焉，其余岂尽不宜稻哉？职方氏宜稻之州七，今仅存荆、扬，亦后世百度废弛之确证也。西北地脉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而所种止粱麦，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然则地之弃也多矣，吾民之夭阏也亦多矣。 
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指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注，稿云：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丘濬、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郏亶、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须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樽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绝，更无调剂旗丁之苦。我朝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云：“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窃独以为不然。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诚如前议绘图，则源流脉络偻指可数，然后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麦亦倍收矣。［湘阴郭中丞嵩焘言，天津水咸，岁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说前人所未及，宜参］又不独此也。即以东南言之，同一高区，近水者易戽，远水者难戽，［注，吾乡西郊贞山麓先大夫茔左侧有田数十顷，地高而远水。有旧河久塞，余庐居时相度得之，遂于乙卯冬劝乡人浚复其旧。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异。甚有所谓“镬底潭”者，洼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滥，一不雨即干涸，皆沟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硗瘠之变为膏腴者多矣。 

均赋税议 
曷言乎绘图以均赋税也？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其来久矣。宋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税。［《宋史?食货志》，又《王洙传》］明万历八年，度民田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截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员诣河南，山东履亩清丈，山东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为亩，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缩之禁，部议惟直隶，奉天遵部弓尺，并无参差，至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之举仍属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为亩，倘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须履亩加征，一时骤难更张，应无庸议。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遵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大清会典》］不特朝廷宽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有如此。惟是旧田，新田截然为二，终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吴田一亩，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盖自宋以来，所谓清丈者，无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之法为之范围。有零数无都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或隐匿，百弊丛生，［注，丈书泥于梯田阔狭折半之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巉山宜用圆锥求面术，亦丈书所未必知，《苏州府志》载吴县办清丈，久之以山多难丈中寝，可为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若网在网，必至治丝而棼。 
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然后明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垧，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亦应删除］用顾氏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之谕旨，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又旧例各县税则至数十等之多，于国无益，于民非徒无益，而于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犁然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绝弊之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外即邻境者，有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者，按图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谓平天下，是之谓天下国家可均。 

稽旱潦议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改河道议 
曷言乎绘图以改河道也？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庳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数语以为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国病而民亦病，为万世计者，奚忍安此？呜呼，以催科听讼为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坏，以增庳培薄为治河之道而河坏，庸人误国，一而已矣。 
近者十年三决，前所未闻，盖由云梯关淤浅，入海不畅，自近一二十年来为甚，吾乡王司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时侍吾父兰仪同知署，署濒河，堤高于槛一二尺，髫龀之事如目前耳。后三十年而予摄是职，署门外东西来，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巍峨踞绰楔上，准此逆推国初，岂水田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岁高三寸，递加至今，岁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征者，盖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缮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万不可用，计必出于改道。既欲改道，当求一劳永逸之道而改之决矣。癸丑以来，决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夺济也。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间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盖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而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称河也。在今日则土人以为谶，谓河流自此定，不必别求改道，然亦宜审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与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栋，率多纸上空谈，难资实用。夫为下必因川泽，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审高下始者。诸书间及测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从未有普遍测量之说，亦由不知其法尔。应请下前议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遍测各州县高下，缩为一图，乃择其洼下远城郭之地，联为一线以达于海，诚数百年之利也。 
近世论治河者，靳氏辅、夏氏骃诸人，痛诋让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为此说？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陂，然则禹又一鲧也。考《说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诗》“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泽障即沱，盖水旁浅滩，故蒲荷生之，岂堤之谓邪？至高平曰原，与治水尤无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塾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不传。元郭守敬，算学名家，史称其习水利，巧思绝人，陈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门而东循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又不传，然亦可见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重酒酤议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馀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且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辩。 

收贫民议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慑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二事皆见米人祎理哲所著《地球说略》中，余又属及门管生嗣复询之夷士，益得其详。於乎，善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其是之谓乎？以三代圣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资之之法，州党有相赒相救之谊，国家有赈穷恤贫之令，乞人之名，见于春秋以后，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党、庠、术、序遍于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学问，安所得不学之人而刑之？二国之事犹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后世而言，则可谓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另议推广义庄，更宜饬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乃已。 
夫民穷为匪，亦不教不养使然耳，及陷于刑辟，治之者尽法而止，不复过问，而为匪者如故也。坐窃贼以流徙，即为远地之窃贼，逐娼妓使出境，即为邻县之娼妓，何如养之教之，使不窃不妓之为尽善也！堂堂礼义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强民入塾，中国所难行，惟责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读书、十五以上不习业者，称其有无而罚之，仍令入善堂读书习业，亦善法也。或曰贫民且麇至，何以给之？是不然，此举实禁锢耳。衣食之瑟缩，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缩、苛暴之不畏，可怜悯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弃也，且吾知其为数之必不甚多矣。 

劝树桑议 
西北稻田之利，前议详矣。顾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简至易之事，则蚕桑是。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后圃有桑数株，岁饲蚕数簇，缫丝与南中无二。盖西北地脉深厚，外燥而内润，故梨桃蔬果之属转胜于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弃地多矣。天下事本难于创时，蚩蚩者尤甚。十年树木，利在日后而费在目前。吾吴西郊，山地亩值钱数百，桑园亩值钱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尽为桑园者，亦以人情狃于近利，劙地栽桑，必三五年无利有费之故。东南犹尔，况西北乎？ 
劝种之法，宜官为倡导。令编检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发帑买地种桑，募其乡善饲蚕者为之师，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后，招土著承买，归其帑，永为世业。民间有能仿行者，呈明给照，永不许王公府，八旗争夺，并永不加赋，使安其业。十年之后，桑阴满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 
夫经传所言蚕桑之利，未尝及吴越，［注，郭子章《蚕论》云：《七月》爰求柔桑，则豳可蚕。《将仲子》无折我树桑，则郑可蚕。《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卫可蚕。《十亩》桑者闲闲兮，则晋可蚕。《皇矣》其檿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则周可蚕。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桑土既蚕。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元纤缟，扬州厥篚织贝，则齐鲁可蚕。荆州厥篚元纁玑组，豫州厥贡漆臬絺纻、厥篚纤纩，则楚可蚕。《孟子》树墙下以桑，则齐梁可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则蜀可蚕］不知何时利独归于吴越？视宜稻七州之仅存荆、扬，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于大贤乎？［注，又宋秦观《蚕书》云：“戎治，唐史载于阗蚕蛾飞尽，治茧可为丝。”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胜计，是亦当留意访求者。］ 

壹权量议 
《虞书》曰：“同律度量衡。”《论语》曰：“谨权量。”古帝王皆视为开国成务之大端，即商君治秦，尚知平斗桶权衡丈尺。嬴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为兢兢。今度则有工部尺、匠尺之别，衡则有库平、曹平、二两平等之别，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见上均赋税议］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颁铁尺、铁斤、铁斛，通行各直省，从前诸名目不得复用，用者以违制论。凡内外官上下行文书之外，如一切试卷尺寸，行数、字数，咸宜一律，以示整齐，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稽户口议 
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数，意在均其役而已。盖田则税之，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汉高初为算赋，为后世地丁银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赋，二十而傅，给徭役，是既税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于田赋，南省徭役亦并于田赋，取诸民也简，不可谓非今胜于古。于是烟户门牌则以意造之，遂无从周知户口之数，其弊也民轻去其乡，五方杂处，逋逃为薮，名捕关提，十不获一，是谓有利即有弊。另议复宗法、复乡职，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数，以乡董而周知本乡人数，事必不难。宜由部颁一照式，人与一照，乡董造册，州县钤印，男女一律，贵贱一律，［如淳曰：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令藏弆之，若贡单、捐照然。滋生物故关乡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极，老死不相往来。孟子曰：死徙无出乡。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乡可执禁以讥奸宄，游民庶几少衰息乎？或疑案牍之烦，曰：蒙诸议所省案牍不知凡几，所增亦仅耳，且古法也，无可疑也。 

崇节俭议 
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从古无以奢昌而以俭败者。《诗》葛屦、蟋蟀，刺俭不中礼。《礼》曰：晏子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皆有为言之也，非通论也。乃适以藉好奢者之口，贻害于风俗人心甚大。善乎，《论语》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好奢者可无辞矣。全盛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凋残？承平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兵革？ 
比者军兴十年，戒严遍天下，征调供亿，赋车籍马，行赍居送，远近骚然，农桑废于征呼，膏血竭于转饟，饿殍在衢，菜色在室，天下之贫，于兹极矣。欲有以保黎民苏元气，变醨养瘠，惟有一于俭而已。《礼》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於乎，此何时乎？岂仅靡敝之谓乎？惟是骄淫矜夸，习与性成，间有一省、一郡、一县完善之区，俗尚即如故，残破之区稍稍安辑，亦渐即如故，非有以挽回之不可。然而其法实难，将劝导之邪？必不从。将惩创之邪？扰民之害大。梁武帝所谓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者，未始非确论。且奢亦无甚大罪，法穷而汔于不从，计惟有躬行以化之。 
奢俭之端，无过宫室、车马、饮食、衣服四者。宫室、车马逾制者尚少，饮食无可禁，是禁奢以衣服为第一义。帝尧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韩非子》］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汉文帝身衣弋绨。［《汉书?文帝纪》，《东方朔传》同。又《贾谊传》“今帝之身自衣皂绨”，文既屡见，自是实事］我朝世崇俭德，度越前代，上方服御，不能更为抑损。今议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概衣布，锦绣纂组，或为亵衣，或为贱者之服，不得为公服。或曰：得无升国体乎？夫卫文国君犹布衣，廷臣何害？汉文天子仅弋绨，廷臣可知。贵人衣布则俗必重布，重布则一切文饰皆不称，不言俭而自归于俭矣。又衣之可奢莫裘若，千金万金无底止，宜禁反裘，《玉藻》“表裘不入公门”，疏言表裘在衣外可鄙亵。《诗》“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诗意乃一望而见之词，皆古反裘之证。然秦、汉以下即无之，似可禁断，并貂裘之制亦从删。此亦崇俭一善术也。 

复宗法议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废不可复。后人颇有议复之者，窃以为复井田、封建，不如复宗法。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养教之责，所谓养，不能解衣推食；所谓教，不能家至户到。尊而不亲，广而不切。父兄亲矣、切矣，或无父无兄，或父兄不才，民于是乎失所依，惟立为宗子以养之、教之，则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从宽而宗子可从严也。宗法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诗》曰：君之宗之。公刘立国之始，即以君与宗并重，《左氏传》晋执戎蛮子以畀楚，楚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正与公刘诗相表里。盖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嬴政并天下，始与井田。封建俱废。秦亡之后，叔孙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灭不可复，故汉初知徙大姓，借其财力实边实陵邑，而不知复宗法。魏晋知立图谱局，而不知复宗法。唐重门第，至以宰相领图谱事，而不知复宗法。惟宋范文正创为义庄，今世踵行者列于旌典。又令甲，长子没必立承重孙，二事颇得宗法遗意，自可因势利导，为推广义庄之令。 
有一姓即立一庄，为荐飨、合食、治事之地，庄制分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族之寡孤独入焉。读书室，无力从师者入焉。养疴室，笃疾者入焉。又立严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复古礼。宗子死，族人为之服齐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妇死，夫虽母在为之禫，宗子之长子死为之斩衰三年，则骇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约，［注，桂林陈文恭公议。公于乾隆中年抚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继之者以他狱连及祠户，遂一律毁祠追谱，与公意正相及］族正以贵贵为主，［安阳许三礼议］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如今义庄主奉法无力建庄者，假庙寺为之。嫁娶丧葬以告，入塾习业以告，应试以告，游学经商以告，分居徙居、置产斥产以告，有孝弟节烈或败行以告，一切有事于官府以告。无力者随事资之，一庄以千人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庄，增一族约。单门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许立庄，无力者择所附，如吴则同出泰伯之类。又如昌黎所谓何与韩同姓为近之类。无可附者则合数百人为一总庄，亦领以庄正、庄约，期于亿万户皆有所隶而止，《周礼》宗以族得民，赅词也。有谓庶人无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庄之后，敦劝集资，令经费充赡。另议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为奖励立庄之用。 
夫宗法既为养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于国家甚大，膺兹上赏，不为过也。窃以为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 
一，宗法行而盗贼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耻，孰不畏刑罚？盗贼之甘于扞法网者，迫于饥寒而已。宗法既行，民无饥寒，自重犯法。《大传》云：爱百姓故刑罚中。顾氏炎武为之说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财用足。顾氏曰：“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物此志也。 
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窃此二语，以聚无赖之民，始则济其不足，终则括其有余。乡愚无知，狃目前之利，陷于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谁不愿以其从教主者从宗子哉？ 
一，宗法行而争讼械斗之事可不作。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结党呼群，横行乡里。小则纠讼，［注，乾隆中，江西诸大族多互讼，辄酿大狱。巡抚辅德至疏请禁止，毁祠追谱，可谓因噎废食］大则械斗，［闽、广最多，近来尤甚］为害甚巨。皆其族之不肖者号召之。夫一族中岂无贤者？无权无责，闭户不与闻而已。宗法既行，则贤者有权有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难以家法治之哉？ 
一，宗法行而保甲、社仓、团练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隶为主，是亿万户固已若网在纲，条分缕析，于是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常则社仓易于醵资，变则团练易于合力。论者谓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于家，然后可聚之于国。宗法为先者，聚之于家也。保甲为后者，聚之于国也。彼商鞅什伍连坐之法，亦其时同井未尽离，宗法未尽坏之证。如后世之民无常居，五方杂处，比邻或不相识，顾欲与以连坐，鞅虽酷亦势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废宗法，小人举动往往如此。今保甲诸法之不行者，以无宗法为之先也。《尚书》“黎民于变时雍”，始于亲九族。《诗》以关雎、麟趾为王化之始，《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大学》“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齐其一家，为治平之始。亿万姓各齐其亿万家，为治平之终而已矣。 

重儒官议 
先儒言师道立则善人多，师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师。诸生以百数，仅识面者廪生耳，增附皆陌路。岁时敛学租，候伺学使者按部，争新生之贽。诸生获谴，为州县典守如狱掾。此外无事，绝无所谓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师道之不讲久矣。无他，位既卑权亦微，流品近益杂。汉成帝诏所谓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者也。 
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宾礼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而楚南多才，往往发迹其中，矧能由是而进于经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盖书院也。厥后因其制为学校，然则学校之初固如是，后乃陵夷衰微以汔于今也。朱子曰：“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陆氏世仪曰：“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常品，惟德是视。”顾氏炎武曰：“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又曰：“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昔贤论说如彼，今时情事如此。愚以为惟合书院、学校为一，而后师道可尊，人材可振也。 
移书院于明伦堂侧，建精庐可容一二百人，郡县主之。省会则督抚、学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学政，试事归州县。出纳琐屑，领以城绅，合通学之人而教之。举贡愿至者与焉，同其甲乙。童生则简其尤者与焉，异其甲乙。择师之法，勿由官定，令诸生各推本郡及邻郡乡先生，有经师、人师之望者一人，官核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论官大小，皆与大吏抗礼，示尊师也。厚诸生廪饩，居院者为内课，使足以代训蒙。不能居院者为外课，半之。月官课一，亲诣以重其典，有事则改日。师大课一，小课一，家远又不能居院者，为附课。季一课，不给饩。非游学连三季不至者，山长告于学政而黜之。有败行亦然。小过降童舍，期而复之。笃疾给冠带，愈而复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变通之。法以大课名次并计，以得数少多为先后，造积分册，随课升降，岁终简其积分居最而品行亦优者数人，送学政参定之，以次贡入太学。经岁科十试，凡十五年而出书院，愿留者仍听。行之数年，文风不日上，士习不丕变者，未之闻也。 
或曰：文风固进矣，士习何与焉？曰：亦在择师得人而已。师得其人，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芳臭气泽之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夫闻风犹将兴起，况同堂乎？且夫观人之法，不惟暂惟常，不惟显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见于常、于微、于忽，独有朝夕与居之人，责之以保举，其有滥焉、幸焉者鲜矣。岂与夫一人之荐牍、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语哉？于是太学中人皆天下之选，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诸职必极天下之选，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诸生公推翰林官请简，列屋以容千人为率，廪之如郡县，居监读书，三年与之官。所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彬彬乎盛矣哉！ 

跋 
余与景亭先生虽同里闬，未得一见。逮先生归自京华，予居海上，管君小异，时为予称道。先生不置，屡以予平日所论议邮寄吴门，如致周弢甫徵君诸书，俱蒙先生许可，谓可当洋务嚆矢。余亦时以欧洲近事转告先生。赭寇南窜，江浙沦陷，先生避居冲山，旋来沪渎，宜可昕夕过从，获闻绪论，人事羁纤，未遑抠衣进谒，修弟子仪。盖严主政驭涛师先生之高足也，余幼曾执经问字，宜以小门生礼见，然不敢无事轻造也。同治初元，余作粤游，一去不返者廿年。一代大儒，千秋硕学，遂至失之交臂。惜哉，然读其书，思其人，无异晤对于一堂之上。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憍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贾长沙、陈同甫逊此剀切矣。今日知先生者尚有人，而行先生之言者恐无其人矣。此余之臆谭，所以覆瓿而不出也。乡后学王韬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