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政要》 　　清 章梫 


　　论君道

　　康熙六年，圣祖躬亲大政治谕天下曰：“朕以冲龄，嗣登大宝。辅政臣索尼等，谨遵皇考世祖章皇帝遗诏，辅理政务，殚心效力，七年于此。今屡次奏请，
朕承太皇太后之命，躬理万机。惟天地祖宗，付托之重。海内臣庶，望治方殷。朕以凉德夙夜只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宣力分猷，仍惟辅
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赖。务各殚忠尽职，洁已爱民，任怨任劳，不得辞避。天下利弊，必以上闻。朝廷德意，期於下究。庶政举民安，早臻平治。凡我军民，宜仰体朕心，务本兴行，乐业安生，以迓休宁之庆。政在养民，敢虚天地生成之德？当时亲政，恒念祖宗爱月之心。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是年又谕吏部等衙门曰：“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近闻直隶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颠连，深可悯念。或系官吏贪酷，朘削
穷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业。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应行应革，尔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见毋隐。”

　　宏文院侍读熊赐履奏：“臣备员侍从，遇皇上虚己求言，不敢摭拾浮词，以混宸听，谨因圣谕所及而推本言之。伏读诏书曰：“今闻直隶各省人民，疾苦困
穷，深可悯念，或因官吏朘削，或因法制未便。’此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但国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轸恤，而疮疾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离
琐尾之状，不可胜言。溯厥由来，诚如圣谕所云者，盖小民征终岁勤劳，仅给俯仰之资。而夏税秋粮朝催暮督，私派信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设一旦水旱频仍，饥馑见告。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境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独守令之过也！上之则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有司之职业在地方，上官之激劝在举劾。伏乞皇上将见任督抚大加甄别，贤能者加衔久任，贪污不肖者，立赐罢斥，毋令久居民上。嗣后督抚缺出，不拘内外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优者，敕部院大臣，从公保举，授以兹任。

　　其考课也，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则廉者以劝，贪者以惩。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此圣谕所
已及，而臣详切言之者也。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臣请择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纷更，而法制未
定。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闲者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
伏于其中，朝举夕罢，以至盈廷聚讼，甲令游移，此时事之最急者也。伏乞圣之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将国家法度，详慎会议，凡沿革损益，
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勒成会典，颁示天下，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于无疆之业在此矣。一曰职业日废，而士气日靡。

　　国家之设官也，满汉相制，堂属相维，正欲其同寅协恭，俾责无他卸。近见各衙门大小臣工，大率默缄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甚至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树议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惰，端方者笑为迂腐。间有修身体道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百计诋诽，必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伏乞皇上位振颓风，作养士气，申饬满汉诸臣，虚衰酌理，实意任事，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官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宰执尽心论思，而不必以唯若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而不必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养，官箴整肃矣。一曰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学校为贤才之薮，教化之基，而学术事功之根柢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以为取科名之具，绝不知读书讲学，以求圣贤理道之归。其高名者，又或泛滥百家，沈瀹二氏惑世诬民，莫此为甚。伏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畿辅则现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于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命府州县择士子中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各举一二人，贡之国雍，宽其馆舍，厚其廪饩。又廷臣中择道德高劭之人，俾司成均，日进诸生而陶淑之，其道必本于伦，达乎天德。其教自洒扫应对，以致于义精仁熟，渐摩诱掖，循循有序，三载之后，学成材就，司成次其优劣，汇送吏部，量之材之大小之浅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

　　至于山林隐逸之士，有经明修德，德业完备者，仍请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访，据实奏闻，朝廷优礼延聘，加以褒崇，以为士习人心之劝，则道术以正，学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其有补于国家也，宁浅鲜哉？一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礼者圣王所以节性防淫，而维系人心者也。臣观今日风俗，奢侈陵越，不可殚述，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需，舆隶披贵介之衣，倡优拟命妇之饰，此饥之本寒之源，而盗贼狱讼所由起也。然礼教之行，处贵近始，伏乞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以王公及士庶，凡官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俱之定经制，限以成数，颁亦天下，俾恪为遵守，不许少有逾越。久之俭德日彰，贪风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几于敦庞之治不难矣。虽然，皇躬者又万几所受裁，而万化所从出也。我皇上神明大纵，睿哲性成，今春秋方富，薰陶德生，端在此时，伏乞慎先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使之从容闲，讲论道理，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毋徒事讲幄虚文。若夫《大学衍义》一书，叙千圣之心传，备百王之治统，伏愿皇上朝夕讲贯，证诸公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至于左右近习，必端厥选，内而深宫闲，外而大廷广众，微而起居言动，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所不备。防闲此心者，无所不周，则君志清明，君身强固，坐收礼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二帝三五相传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足虑哉？此又圣谕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疏入，报闻。

　　康熙十一年。圣祖召讲官等至懋勤殿谕曰：“汉官中有请令言官以风闻言事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
人主不察，必至侵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又来曰：“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
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熊赐履奏曰：“皇上此谕，诚千古为治之要道也。”

　　康熙十二年。圣祖御弘德殿，讲官讲讲华，谕进进官等曰：“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当为，近见有寸长片善，便自矜夸，是好名也。”又谕曰：“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必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然赐履奏曰：“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寻又谕讲官等曰：“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

　　熊赐履奏曰：“为政端在得人，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人大权，最当审量者也。”圣祖曰：“知人难，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关于人。朕即欲不尽心不可得也。”又谕讲官等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骤，但须日积月累，久之自在成效。朕平日读方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是诸实行，不徒言耳！”又谕曰：“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错。

　　即有差错，自能省政。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熊赐履奏曰：“圣谕及此，即尧舜兢业之心也。”

　　康熙十六年，讲官喇沙里、陈廷敬等进讲《孟子。一暴十寒》章。圣祖曰：“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暴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

　　又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五修齐治平之道，朕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
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

　　康熙十八年。圣祖谕浙江巡抚李本晟曰：“近来兵多不能调和，尔应尽心料理，每见各省督抚料理事务，所见只在一省，不能通行，凡事应悉心区划，从天下大计起。李本晟奏曰：“目前惟兵最急，民富则国裕，民穷则饷兵无从而办。”圣祖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今不易之理也。”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凡裁决政务，必求致当，故于部院奏章，虽小事亦未尝不尽心详酌。近见户刑二部奏事，至为繁冗，是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丛集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前此奏章，俱三日一送，自今两日一送，又便从容详览。”

　　是年，圣祖幸金山，乘沙船渡扬子江，风浪恬静，舟行甚速。谕待臣曰：“自兵兴以来。恢复岳州，长沙、多得舟楫之力。今海宇承平，昔时战舰，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当思危，治不忘乱，朕乘此舟，未尝不念艰难用武之时，非以游观为乐也。”

　　是年，圣祖谕讲官等曰：“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有草率完结者。

　　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简任督抚之时，又必详加察访，盖一方大吏贤能，自能表率僚属。今贪墨之风，未必尽除，然激劝澄清，正欲使之潜移默化也。”

　　康熙二十八年。大学士、九卿等奏：“近闻山东、河南大雨霑足，直隶大名诸府皆有雨，京城昨晚亦已得雨。皇上于宫中日日虔祷，朝夕儆惕，茹素修省，忧劳过甚，请稍舒睿怀，以颐养圣躬。”圣祖曰：“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致癯弱。

　　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日前祈雨，朕虽未躬往，而每次祈祷，朕皆竭诚斋戒。荷天之眷，得降雨泽，此后雨泽霑足，朕庶解焦劳也。”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詹士、科道曰：“尔等诸臣称雨泽霑足，固当欢悦，但去年大旱，民困未苏。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令主，贾谊犹以处
厝火积薪之上而谓无危为喻，以今较之，可无虑乎？且今虽得雨，不知夏秋若何，其当远虑深思，愈加轸恤，何得称庆？”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部院大臣等曰：“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门耳。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诸大臣，共相谘议。今处宫中，虽日理奏章，未尝废事，而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见题补诸事，恐致壅滞，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宫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进乾清宫启奏。”

　　康熙三十年。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蔡之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奏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

　　先是，康熙四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温达等曰：“顷因刑部汇奏事内有一字错误，朕以硃笔改正发出。内外各衙门奏章，朕皆一一全览。外人谓朕未必通览，故朕一应本章，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繙译不堪者，亦改削之。

　　当用兵时，一日有三四百本章，朕悉亲览无遗；今一日中仅四五十本章而已，览之何难？一切事务，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至五十谕大学士等曰：“朕理机务年久，阅本甚速，凡一应奏折及绿头牌，顷刻即能详阅。前尚书穆和伦数次奏事，意朕未加详阅，复行奏请，朕将事内缘由指明，穆和本乃默然无言而退。且朕阅事，不止于速，凡一经目，断不遗忘。一应奏章及汇题案件，无不详阅，有差误字句，朕必硃笔更改发出。”

　　康熙五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钜，豫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所以朕于各省大小事务，惟欲速闻知也。即如各省来京之人，从福来者，朕以浙江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伊系经过之地，必据陈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隐，亦皆能实奏。米价既已悉知，则年岁丰歉，亦可知矣。”

　　是年，又谕大学士等曰：“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程之曰：“人不学不为圣人，皆自弃也。此语亦属太过，尧舜之后岂复有尧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学，须学颜子。此皆务大言不务实践者。朕自幼喜读性理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尝论敬行简曰，观民气之静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观政事之繁简，而治之隆替可知也。上古之世，淳淳闷闷，执契而自平，结绳自治，猗欤盛矣。自禅继相承，创守代见，张弛因革，道非一端，约而举之。其正简者治隆，其政繁者其治替，此古今不易之理，虽百世而可知也。

　　虽然，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若夫宰治之原，则有至要者存焉，使操之无本。而以一简为主，则任法之弊，必尚于综核。省事之渐，必流于丛脞。秦之衡石程书，晋之清言招祸，其所失均也，必也主之以至一，本之以无私，正心以穷理，而是非不得淆其中。虚己以知人，而邪正不得淆其外。夫然后见之措施，清静画一，无为而治，事有不期简而自简者，故曰君子之学大居敬。”

　　是年，圣祖御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王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人，谕曰：“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士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当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

　　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亭上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绪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史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至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贻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古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数也。今朕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赅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仅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此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联于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平？《易》遯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诸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心窃谓不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兼综细务之言乎？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伏为。

　　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年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宜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机，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曰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傥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

　　故豫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辩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死，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堕，至于万事隋坏，而后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冥目，岂不痛恨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髦年，为侯景所偪，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辩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及殿前、天书降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之储分理，此乃虑朕用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撄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血气耗减，勉强支持，脱有误万机，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于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颐养，但全考终之至生，朕之欣喜，岂可言罄？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以乌发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履，视富贵如泥沙也。傥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遣诒，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康熙六十年。圣祖谕近御侍卫等曰：“尔等日侍朕侧，于朕心忧劳之处，差知大概，若百官万民，何从而知？朕日理万机，其他姑置勿论，即每年春时，为雨水田禾，时刻不忘，留心究问，直至秋成，始稍释念。至于冬日，内地常恐雪少，口外地方，又恐雪大，此等苦心，惟身历方能知之。即尔等日侍左右者，也未必悉知也。”

　　圣祖躬尧舜之资，行汤文之政，所以立万年长治之基者，曰行王道。御制王道论曰：治天下必审择所以为治之道，然后运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劳。

　　盖得其道，则一时无赫赫之功，而久大之业，可以永建而不可拔。不得其道，则殚尽敝形，而终无以及于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审也，其要在仁义而已矣。昔三代之盛也，蠲烦去苛，屏饰斥伪，先躬行而后文告，崇礼让而缓刑罚，优游渐渍，不期效于旦夕，迨积之既久，风俗日茂，人心日淳，大化敦庞，号为上理，此行仁义之所至也。秦汉而下，务为一切苟且之政，以检束其民，民生其时，亦皆匿情饰貌以应上其上，上下相蒙，竞趋媮薄，治功之降，远不古若，此则不行仁义之故也。故曰：仁以育之；义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养也；义以正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盖言王道之成，仁义之效也。是以圣王在上，制田里，广树畜，省刑而薄敛，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民，家给人足，有俯仰之乐，而无阽危之患。由是立庠序之制，置慈惠之师，修六礼以节其性，播六乐以淑其情，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禁其非。当是之时，六合之远，一家之积也；四海之广，一身之推也；天下之久安而长治，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其去夫唐虞之治，不亦远平？呜乎！天也重器也，有天下大业也。彼挈瓶之智，犹必厝之于至安，况夫居重器而履大业者哉！盖亦知所择也。

　　圣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机务之余，犹有日课，其宫中日课记曰：尝读商《颂》之成汤也，曰圣敬日跻。周《诗》之文武也，曰：缉熙，曰执兢；其成王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而史亦称大禹惜寸阴，色而起，则命讲官捧书而入，讨论义理，是典学者为一时。出御宫门，则群工循序奏事。

　　朕亲加咨度，是听政者为一时。已而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诹军国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务，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决焉。既事竟，罢朝。宫中图藉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辩报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濡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烛，玉漏初下，则省一日所进章疏，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

　　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旭是者岁率以为常。夫禹、汤、文、武、成王之德，自揣乌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几焉，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盤铭之义云。

　　圣祖综理万机，在位数十年，恒如一日，尝作《无逸》，以致寿论曰：三代盛时，民风沕穆，政令淳简，天下诸候，分治其国。为之君者，可以优游坐治矣。乃圣君处此，必兢兢业业，宵旰不遑。以自劳其神力，然卒获享遐福，而成令名，秦汉而降，废封建而为郡县，凡事之有关于宫府者，无不奏请于天子，其机务之众，千百倍于三代。宜为之君者，日给且不暇。乃或自图便安，至信神仙为可学、辄为方士所误，曾不之返者，何哉？朕尝观于商、周、汉、唐诸往事，而得其故矣，人君之所无逸者，莫如商之中宗与高宗。及周之文王，中宗则严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则作其即位，不敢荒宁；文王则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而考其享国之年，此三君者，最为悠久。迄今《无逸》一篇，班班可观也。人君之好逸乐者，莫如秦之始皇，汉之武帝，唐之宪宗。始皇既并天下，方士争言不死之药，于是遣使访三山，神仙之药卒不可得。武帝敬鬼神之事，祠太乙，建飞廉馆，作柏梁台，以招天神之属。

　　游心芒思者数年，究天左验，乃自叹愚惑。宪宗招求方士，用柳泌为刺史，求仙药，以服之日益燥渴。夫中宗、高宗、文王之敬修其德而享福者若此，始皇、武帝、宪宗云博养其生而寡效者若彼，然则帝王致寿道，从可识矣。

　　宋儒吕祖谦曰：敬之方，寿之理也。盖无逸则主敬，主敬则无欲，无欲者仁也。孔子曰：仁者寿，又仁则有德。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寿，舜年百有十岁是也。则寿之理，亦视其德之盛衰为何如耳！朕愿后世之为君者，无惑于神仙之说，而第求之无逸之旨，则身与天下皆蒙其福矣。

　　圣祖阅史至司马光上宋仁宗札子曰：司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只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其论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要言至理。可书丹座右，万世不易也。

　　圣祖阅史至宋高宗作损《齐论》曰：宋高宗以损《齐论》，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当其时，正宜奋励有为，非仅淡泊谦，可以恢复大业，即此一端观之，知其优游苟且，而无振作之志矣。

　　圣祖讲筵绪论曰：尝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术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制耳。

　　论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见之不广？

　　观舜以好问好察而称大智，则知自用则小者，正与之相反矣。

　　论曰：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礼记》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终皆言谨慎。大抵诚与敬，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

　　论曰：古人有言，反经合道谓之权：先儒已有论其非者，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权衡轻重，随时斟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此即所谓权也，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

　　论曰：古人纪一事，当观其要旨所在。如郭隗市骏之语，见求士不可以不诚。甘茂投杼之言，见任人不可以不信。此要领处，尤不可不知也。

　　论曰：今人沿于明季陋习，积渐日深，清操洁已。难言之矣。职守亦多至旷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即为丛弊之也。常欲化道转移，每患积习之难去也。

　　圣祖庭训曰：人惟一心起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之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自不至离道之远。《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之微，静以存之，动则察之，必使俯仰无愧，方是实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于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

　　训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甚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

　　训曰：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诸已而后非诸人。特为身先而言也。

　　训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诚为政之至要。朕居位六十余年，何政未行？看来凡有益于人之事，我知之确，即当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侥幸，而不念日后久远之计也。凡圣人一言一语，皆至道存言。

　　训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处。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处。若此等事，在以义理揆之，决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

　　训曰：天下事物之来不同，而人之识见亦异。有事理当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学所至，不待拟议而后得之，此素定一识也。有事变攸来，一时未能骤为，必待深思而后得之，此徐出之识也。有虽深思不能得，合众人之心思，其间必有一当者，择其是而用之，此取资之识也。此三者，虽圣人亦然。故周公有断日之思。而尧舜亦曰：畴咨稽众，惟能竭其心思，能取于众，所以为圣人耳。

　　训曰：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

　　训曰：孟子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朕即位多年，虽一时一刻，此心不放，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

　　训曰：国家赏罚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转移人心，维持风仕。善者知劝，恶者知惩。所以代天宣教，时亮天工也。故爵曰天职，刑曰天罚。明乎赏罚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韩非子》曰：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当，乃能生功止过也。《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盖言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训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内中有言当迁者，有言不可迁者。然在当日之势，迁之亦叛，即不迁亦叛，遂定迁藩之议。三逆既叛，大学士索额图奏曰，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国法。朕曰，不可。廷议之时，言三藩当迁者，朕实主之。今事至此，岂可归过于他人？

　　时在廷诸臣，一闻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朕从来诸事不肯委罪于人，矧军国大事，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

论俭约

我朝起自东陲，尊尚朴质，历传以来，继序不忘。用能宫府服御，无侈饰、无冗费，昭俭德以示子孙。顺治八年，以督催织造官役，骚扰驿迁，罢之。停陕西织造羢羯粧蟒。却江西造进龙盌，十一年以江浙连年水旱，停织造二年。

圣祖常论本朝自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康熙二十九年，上以前明宫殿楼亭门名，并慈宁宫、宁寿宫、乾清宫及老媪目，宣示外廷，谕天旱欲减宫人。及所用器物，因自来未尝有余，故不能再减。饬群臣将故明宫中用度察阅。寻廷臣奏查故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余两，今悉充饷，光禄寺送内用二十四万两，今止三万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余万斤，今止七八百万斤。红螺灰一千二百余万斤，今百余万斤。各宫床帐舆轿花毯之属二万余两，俱不用。故明宫殿楼亭门名七百八十六座，今不及十分之三。至各宫殿其祉墙垣，砖用临清，木用楠木。今禁中修造出于断不得己，第用常瓦松木而已，我皇上樽节俭约，至矣极矣。是光禄寺年用银十万两，工部二三十万两，较前朝省十之九，而上犹以工部每月辄用数万两。谕以内廷除赏赐外，一应工作费用，月不及千两。

四十九年，又谕曰：万历以后，内临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明季事迹，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工作亦广，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数百万两，世祖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铺地瓦，横竖七层，工作俱派民间。今器用仆素，工作皆见钱雇觅。明季宫人九千人，内监十万人，饿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己。先是，光禄寺岁用六七十万，工部百余万，世祖末年，光禄寺年用四五万，工部十五万余，是以部库有五千余万之积。

圣祖尝曰：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自是恭俭相承，累代传为家法矣。

康熙八年，圣祖谕工部曰：前奉太皇后谕，谓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朽坏，宜撤旧重建，以为朕宫，慈命谆复，朕不敢违。但陶唐茅茨不剪，夏禹宫殿是卑。其毋事华丽，止令朴质坚固，以称太皇太后倦倦至意。

康熙十六年，给事中徐旭龄奏请力行节俭疏曰：近以亢旱修省，仰见我皇上敬天勤民至矣。日前雨泽虽降，而旱魃既久，难免灾荒，臣思古之圣君贤相，一食而知天下之饥，一衣而思天下之寒。故能上下一德，而天休协应。皇上轸念民艰，躬崇简朴，而大小臣工、未能仰体，尚竞为奢华，横取罔用，全不思西北亢旱，东南水灾。天下百姓，方有饥寒穷苦之患，臣愚以今日戒饬诸臣共图安治者，无如节俭。夫八旗者，国家之根本也，披甲究丁，衣食不给。而大家臣族，婚娶则多用锦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至若汉宫谒选，则揭债京师，莅任有馈遗督抚。鲜衣骏马，毕侈相高，舞女歌儿，奢淫相尚。未到地方，先筹利薮，以充官用，固成必贪之势。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数倍。此等财务，何从得来。非舞弄国法而多纳赃私，即酷虐小民，而巧通贿赂。一家之锦衣玉食，一路之卖男鬻女也。虽征贪罪在不赦，而彼通于费用，走死地如鹜矣。近者会议官员服饰，奉有禁止太过之旨。在皇上宽于用法，无非使人易遵之意，实则奢侈已论于骨髓。僭越反视为故常。若非严立法程，谁肯改弦易辙。伏祈敕下诸王大臣再加酌议。凡官员有房舍中中踰制，严以没入之条，报饰僭拟者，处以降革之例。一切婚葬，皆严限等级，不许过度。如此则官省一分之费用，民即省一分之诛求，朝廷即存一分之法度矣。如各处镇定王公将军，朝廷之心膂也，建牙树纛，岁费饷银不下千有余万。往者酌行节省，或议兵屯，或议裁汰，究竟兵难多裁，屯难聚举，协饷稍迟，即扰兵匮。惟有各藩镇力行俭约，俾营伍充实，兵力有余，始克建威。乃王公将军，势处崇高，糜费难省，而子弟亲属，尚竞豪华。或广集优伶，或多置台榭，用尤不赀。论催饷或似甚穷，而视糜费，又似甚富。臣思各藩镇额设俸禄有限，近又不许与民争利，禁止贸易，财用益无所出。若再多侈费，则将军之甲第珍奇，皆士卒之刍粮膏血也。藩镇为动旧老成，当以封疆为休戚，其以财而徒纵子弟之淫乐，何如以财而厚资士马之饱腾。伏祈敕下各省王公将军，凡车服宅舍，各遵规制，一切优妓亭台，采各省置造别地者，严行查禁。不惟克己厚军，可与士卒同甘苦，抑且养廉率属，可为国家杜浮冒矣。今天下大患，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武臣剋兵以肥家。故莫如严立制防，尽归朴俭。图治之源，无切于此。抑臣有请焉，古之圣王卑宫室，恶衣服，身示撙节，感功臣民也
况今水旱荐臻，臣愿皇上益修恭俭，为天下先。减田猎之费，酌土木之工。江浙三织造，量行归并，期于省事省官。内库各项本色，量行改折，归于缓征缓解。一切度支，力追祖宗淳朴之风，俾天下晓然。知皇上节爱至意，大小臣工，痛加改悔，以奢侈不烦刑制法禁，而回心问道。将见治并唐虞，而嘉祥可立致也。

康熙二十四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服色久经定例禁止，近见习俗奢靡，服用僭滥，皆由所司各官，视为具文，并未实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后必切实奉行，时加申饬，务期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节俭之意。

是年，圣祖又谕掌膳等官曰：天下之物力有限，当为天下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给有余，尔等会同庆丰可酌量收取，足用则己，不可过多。蒙古甚穷乏，取者减少，则彼贫人日用，可以恒足矣。三十三年，户部题乌喇解送貂鼠缺额，应将该管官议罪，圣祖曰：数年来因捕貂者众，故不足额，以此议处，是无辜获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关紧要。且貂价其贵，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康熙三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给事中穆和伦条奏服用奢侈本章，尔等拟票申饬，朕意言官专任耳目之职，若图言而罪之，谁复敢言。但此本内容顺治以来至康熙十年，尚为俭朴，自后渐至奢僭等语，殊属错谬。朕知之甚悉。自辅臣摄政十年以前，凡器用服食等物，甚为奢侈，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然笔贴式护军庶人等服用，未必不少有奢侈，朕岁岁赏赉，更给官马，而生计尚未充裕，谓非奢侈之故乎。朕阅载籍，历代以来，皆由朴而渐至于奢，未有由奢而渐至于朴者，不可以不禁也。当
此之时，惟以大开言路为要务，况设立科道，专为求言，所言当则行之，不当但将原本发还，如此则内外臣僚，亦俱知所儆戒矣。朕听政三十年，言官有为人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此等条奏，朕无不知，至于丧祭时恐其僭用，朕屡经传谕族长，著不时查察，今日久渐弛，容或有之，亦当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饬。

是年，工部奏杂项修理钱粮，圣祖曰：一月内杂项修理，即用银至三四万两，殊觉浮多，明代宫中一日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只六七百两，并合一应赏赐之物，亦不过千金。从前光禄寺一年所用银两，亦甚浮多，朕节减大半。工部情弊甚多，自后凡有修理之处，将司官笔贴式俱奏请派出，每月支用钱粮，分析细数，造册具奏，若三数内有塌坏者，著赔修。如此则工程坚固，钱粮亦不至妄费也。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谕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参领佐领等曰：朕为官民生计，不时念。前已屡施大泽，今年诏款内复特沛鸿恩，不惜数百万帑金，遍行赏赐，嗣后军卒人等，应人人务立生计，清偿逋欠，丰裕度日。尚有不肖之辈，不思撙节俭约，惟知纵酒酣饮，鲜衣肥马，过于费用，则不数日间，仍如未沛恩泽时。尔等俱有督率之责，不当徒以督率为名，亦当诱之向善，使人人以孝悌为本，各知自守，爱惜产业，则不特风俗可致淳朴，而朕惜兵之心，亦不致徒劳矣。可将此旨刊刻，编示军卒人等。受朕重恩如此，仍行赌博，行止不端，朕断不轻贷，必将为首者立正典型。朕念切兵民生计，是以亲书谕旨。钦哉。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驻跸扬州茱萸湾行宫。御制述怀诗序曰：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靡不赏玩移时也。虽身居九五，东桂山水之情，与众何异，但不至旷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即过者，亦恐后日错借口实，而不知所以然也。至于茱萸湾行官，乃系盐商百姓感恩之诚而建起。虽不与地方官吏，但工介不下数千。尝览汉书，文帝惜露台百金，后世称之。况为三宿，此费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怀近体一首以自警，又粘之壁间以示维扬之众。

康熙四十九年，九卿等议覆佥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一疏。圣祖谕大学士等曰：禁止奢僭而崇尚节俭，极当于理。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止需八万两矣。户工两部，前此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今十日一次奏闻，用过数目，所需钱粮，已极少矣。朕用钱粮节省如是。因臣民僭用妄费，从前屡有禁约，今若又行禁约，徒有法令滋繁而已，究无补于事也。盖法令非不详尽，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地方该管官员，果实心遵行，何至如此乎。

圣祖崇尚勤俭；尝著勤俭论以自警，论曰：“尝观尧以执中之旨授舜，舜以执中之旨授禹，而孔子称禹日无闲然，舜以羡其勤邦俭家。盖以禹之奉已简薄，而于天地祖宗生民数大事，克备夫道以至其厚，有合于中之旨焉。夫崇宫室、丰饮食、美衣服，此皆人心也，其几易溺。敬天地、孝祖宗、拯生民、此道心也，其几易怠。溺则侈，侈则嗜欲日荒。怠则逸，逸则理道日远。发于一心，见于天下，而盛衰治乱之途叛矣。傅曰：私欲宏多，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远者距违。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至书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言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试和万民，伊尹之告太甲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噫，俭与勤之道尽之矣。朕检身省心，常恐弗及。故万机日御，以自砥励。而宫中府中之用，刻意损抑，较之前代，每岁所需，十不及一。虽不敢以于大禹文王之为君，而兢兢勿侈勿逸之念，恒欲化雕返朴，祛肆崇敬，以务几道乎。忽人心危而道心微。苟侈泰之心，中于几微，势必形于国家，其弊有不可遏者。则慎修思永，尤执中之要道也欤。

圣祖庭训曰：朕此居殿，见铺氈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便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

训曰：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至于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若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祖，亦可以致寿。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祖，亦可以致寿。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流欲广，不贪何从给之。与其寡廉，孰若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者。

训曰：古人尝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积，此先事预防之至计，所当讲求于平日者。近见小民蓄积匮乏，一遇水旱，遂致难支。比皆丰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储备之故也。国计若是家计亦然。故凡家有田畴足以赡给者，亦当量入为出，然后用度有难，丰俭得中，安分养福；子孙常守。

训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者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奈何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饭者，固自乐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虽贵为天子，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

训曰：世之财物，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人若节用，自可有余，奢用则顷刻尽耳。何处得增益耶。朕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服，毫无过费。所以然者，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财而惜之也。

圣祖讲筵绪论曰：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樽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每见明季诸君，奢侈无度，宫中服食及创造寺观，动到数十万，我朝崇尚朴质，较之当时仅百之一二耳。